我們的世界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結構性轉變——從相互依存的地球村，轉向一個多中心、多規則、多聯盟的碎片化時代。
川普就是那個闖入房間的大象，從對盟友“背信棄義”到覬覦他國領土，從突發奇想要建立“和平委員會”到對聯合國體系口誅筆伐，在在顯示當今世界正面臨國際秩序的崩潰。
但結束往往醞釀於開始，是開始在另外一個時段的最終表現形式。精準解讀戰後秩序便成為關鍵。對戰後秩序為何建構、由誰建構、如何建構的“現場”回溯，直接關係對當前美國川普政府作為和世界局勢的認識。
國際秩序的底色是權力。邁克爾·曼（Michael Mann）認為經濟、政治、軍事和意識形態四種權力的擴張推動了全球化，也是國際秩序的內在基礎。喬萬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指出，現代國際體系的重要特徵，一直表現為資本主義和領土主權統治的權力邏輯之間恆定不變的對立，以及由當時最重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周期性地通過重組世界政治-經濟空間來解決它們的矛盾。
巴裡·布贊（Barry Buzan）、喬治·勞森（George Lawson）則提出，在工業化、理性國家建設和“進步的意識形態”這三個關鍵要素作用下，19世紀的世界經歷了一次“全球轉型”（Global Transformation），以往處於離散狀態的“無中心的多元世界”（polycentric world），轉向了一個高度關聯而又等級化的“中心-邊緣”（core-periphery）全球性國際體系，西方是這一秩序的中心。
曼、阿瑞吉和布贊等人的研究，揭示了近代以來的歷史結構，尤其是包含在其中的權力結構。“二戰”結束後的世界，仍然是這種歷史結構和權力結構的延伸。
戰後秩序的建構者是“戰勝國”，但並非每個“戰勝國”在戰後秩序建構中，都有均等的發言權。在決定戰後秩序的德黑蘭會議、波茨坦會議上，美國總統羅斯福、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斯大林和英國首相丘吉爾組成“三巨頭”，他們共同商定了包括聯合國建立在內的諸多戰後政治性事務。
時間撥回到1945年7月17日到1945年8月2日，還原更加具有決定意義的波茨坦會議的場景，“三巨頭”當時討論最多的，其實是各自的應得份額即對“戰利品”的瓜分，這無非就是以其他國家的受損和服從為代價。
比如，當時中國政府的首腦雖然也曾受邀參加了1943年11月23日至26日中美英三國首腦的開羅會議，但在隨後的德黑蘭會議上，美蘇兩國卻背著中國達成了一項有損中國主權的協議，並在雅爾塔會議中進一步明確。戰後秩序安排中的權力等級和利益優先性，由此可見一斑。
戰後的國際經濟和金融規則，主要是由美國和英國商定的，在美國“懷特方案”與英國“凱恩斯方案”的討價還價中，最終前者勝出，這體現阿瑞吉所說的“最重要的資本主義國家”當時完成了由英國到美國的轉換和替代。在美英協議的基礎上，布列敦森林體系形成。
當然，在戰後秩序建構中，其他國家的意見，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吸納，比如，在1944年9月底到10月上旬的敦巴頓橡樹園會議上，中國代表團提出國際組織應適當考慮正義和國際法，不應該只顧及政治的便利，這條建議得到了美蘇英三國的同意並被納入《聯合國憲章》。
從戰後秩序的建構主體、建構過程、建構內容來看，有著共同和差別的兩面。共同的一面是，在聯合國範疇內，所有國家及其主權在紙面上一律平等，在一起享有和平的同時也有可能實現一定的共同發展，此即今天中國一再強調的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差別的一面是，戰後秩序仍然是一種權力秩序，歐洲霸權被降維為一般性的國際權力，新的霸權國家乃是美國和蘇聯；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是戰後遊戲規則的主要制定者，在國際秩序中仍享有突出的權力優勢，在國際體系中處在明顯的中心位置。
以戰後兩個重要國際組織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例，其行長和總裁長期以來分別被美國人和歐洲人所壟斷，世行行長甚至可以認為是由美國總統“任命”，這並非基於各國認可的紙面規則，而是不成文規矩。
戰後秩序因此是“共同而有差別”的，包含了明規則與潛規則，顯在秩序與隱秩序共存，明規則和顯秩序主張平等公正共享，但潛規則和隱秩序仍在構築中心-邊緣權力關係，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它們之間存在本質性的緊張。
在戰後一段時間，這種結構性的緊張並沒有顯現為不可調和的衝突，原因在於經歷兩次世界大戰，所有國家都疲憊了，都有意願尋求妥協；那些處於邊緣地帶的國家，當時還很弱小，也無力反抗隱秩序的權力安排；同時，邊緣國家有些剛剛從殖民秩序中解脫出來，有些還在解脫過程中，它們的處境相比以往殖民秩序下的絕對等級關係和被壓迫地位，還是有所改善。
追求平等公正與營造權力優勢，一同被打包進了戰後秩序安排中，這決定了戰後秩序有內在矛盾、是“對立中的統一”，中心國家會致力於鞏固和擴展權力優勢，這是它們維護戰後秩序的動力所在；但邊緣國家不可能不去推動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這會弱化中心國家的權力優勢。
在戰後秩序安排中，和平與發展都是可能的，但都有前提條件和瓶頸，只要邊緣國家的實力增長沒有威脅到中心國家的權力優勢，後者就不必刻意阻滯前者的發展，甚至可以帶動前者共同發展。這使戰後秩序有其政治限度，那就是當中心國家的權力優勢受到衝擊時，它們會更加在意維護戰後秩序中的潛規則而弱化對明規則的支援。
這也意味著對“戰後秩序崩潰”，可能會有兩種敘述方式：一種是邊緣國家所說的中心國家不再堅持以聯合國和國際法為核心而行事，另一種是中心國家所說的邊緣國家不再接受戰後隱秩序安排。美國以往所強調的“基於規則的秩序”，實際上是基於它不便明言的潛規則的隱秩序。
從“二戰”結束到20世紀九十年代，美國和蘇聯長期針鋒相對，今天人們對這一段時間的印象，往往是“冷戰”、“兩極對立”或“兩種制度間的競爭”，卻忘記了在美蘇之外，還有亞非拉第三世界，它們同樣能動地參與到了20世紀下半葉的歷史處理程序之中。
以1955年萬隆會議的“亞非合作”為標誌，戰後以來，邊緣國家從沒有停止抗爭，要求最佳化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提高其平等性和公正性。由於跨越了全球廣大空間而且相互合作呈現出一定的組織形態，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的彼此聲援幫助，也在戰後以來形成了一種有別於中心國家的多邊主義經驗和傳統。
近年以來，面對美國打壓中國的種種行為，中國反覆提出應該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但要看到，由於戰後秩序在開始時刻就包含了歧異和對立，從戰後秩序中派生出不同的多邊主義是必然的，它們服務於不同的國家目標和政治訴求。中心國家的多邊主義會致力於鞏固中心－邊緣秩序，邊緣國家的多邊主義恰恰要改造中心－邊緣秩序。
美國所求是權力優勢，但也要看到，在戰後秩序重建時刻，美國主要應對的並不是第三世界想要“翻身解放”的壓力，而是以往歐洲的殖民秩序，包括美國和蘇聯在內，過去都曾在歐洲所建構的中心－邊緣秩序的外圍，是法國社會學家布林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說的“統治階級中的被統治者”，因此兩國都有意打破歐洲霸權。
以聯合國和國際法為中心的國際秩序，對美蘇從歐洲手中拿走權力優勢是有利的，只不過當美國在戰後秩序中的權力優勢確立、歐洲不再可能東山再起後，以聯合國和國際法為中心的國際秩序中對平等公正的追求，才在相當程度上轉變為美國霸權的羈絆。
時至今日，全球南方國家在聯合國體系中的權重顯著加大，國際秩序的平等性也得以強化，國際秩序中的潛規則和隱秩序也日益難以為繼，但這顯然不符合美國參與建構戰後秩序的“初心”。當前川普政府的“美國優先”意識形態，注意力已更多轉移至美國自身及其周邊，而對諸多國際事務則選擇撤離，包括從多個國際組織中退出，無論在思想還是行為上，都表現出減少對國際公共產品供給的趨向。川普政府的行為特徵並非無跡可循，其實早就醞釀於戰後秩序的建構時刻。 (觀察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