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月4 日，隨著川普第二任期《國家安全戰略》（NSS）的正式公佈，美國的外交戰略風向標發生了明顯的偏轉。這份僅33 頁的檔案打破了以往冗長的官僚敘事，以一種近乎直白的現實主義語調，使川普的「美國優先」政策含義更加清晰——特別是其高調宣稱的「門羅主義川普推論」。 這一對冷戰後美國外交共識的顛覆性重建在政策界與全球盟友間激起的劇烈震盪仍在發酵。然而，受各界矚目、對美國乃至世界格局影響如此之大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其歷史才不過短短的38 年。「國家安全戰略」的制度化起源1947 年，國會通過了《國家安全法》。美國依據此法設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NSC）、中央情報局（CIA）以及國防部（DoD）等部門，但尚未要求美國總統需要向國會和公眾提交成文的「國家安全戰略」。在冷戰的大部分時間裡，美國並沒有一份公開的、法定的外交大戰略綱領性檔案。當時的戰略往往隱藏在絕密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備忘錄中，或是散見於總統的零星演說和公告裡。1950 年，著名的NSC-68 號檔案就是應杜魯門重新評估國家戰略的要求，由時任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保羅·尼采起草的一份66 頁絕密報告。它徹底改變了喬治·凱南早期的有限遏制理論，主張美國必須進行大規模軍事擴張，將冷戰視為針對共產主義的全球性零和遊戲。1983 年，雷根制定了第75 號國家安全決策指令（NSDD-75），這同樣是一份機密的檔案，事實上充當了旨在擊垮蘇聯的國家安全戰略。該指令明確提出要利用蘇聯體制的內部弱點，透過經濟戰、軍備競賽和支援反共力量來對蘇聯施壓，旨在改變蘇聯的行為甚至導致其體系崩潰。這與先前尋求「緩和」的策略截然不同。誠然，許多人辯護稱，在冷戰的特定歷史時期，國家安全戰略的非制度化是與蘇競爭的必要。目的在於以一種不透明、秘密戰的形式尋求敵人弱點以求最終擊潰。然而，這種模糊性也為美國自己帶來了極大成本。最直接的體現就是高昂的國防開支與混亂的美軍指揮系統，最終導致美軍行動與外交目標相互脫節。擁有「錢袋子權」的國會眾議院發現，五角大廈每年要求巨額預算，卻無法提供一個清晰的頂層策略來說明這些錢將如何服務於國家目標。同時，行政部門呈現國務院負責外交、國防部負責準備的現象，兩者往往會脫節。促使改變發生的更直接原因是，1983 年美軍入侵格瑞那達時，各軍種互不通氣。陸軍士兵甚至因通訊不暢需使用投幣電話聯絡指揮部，暴露了美軍山頭林立的頑疾。於是，1986 年，《戈德華特-尼科爾斯國防部重組法案》通過，旨在加強文職監督，明確軍事指揮鏈，並透過提升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作為總統主要軍事顧問的角色，促進軍種間的更大整合以及國防部長，同時將主席從作戰指揮鏈中移除。▲ 前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巴裡·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和前法案協商委員會主席威廉·尼科爾斯（William Nichols）本法案的另一項重要舉措是修訂了1947 年的《國家安全法》，插入了「年度國家安全戰略」規定，要求總統每年向國會提交機密和非機密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以闡釋當前美國的外交戰略與外交能力。從此，「國家安全戰略」才成為制度化檔案，使外界得以瞭解當前美國政府的外交大戰略。「國家安全戰略」的制定過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起草是一個高度集中化、由白宮主導的過程，其核心樞紐是國家安全委員會。根據美國戰略傳播體系的研究，國家安全委員會作為總統直屬的最高國家安全決策協調機構,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起草過程中扮演著核心角色。一般而言，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授權國家安全委員會內部的戰略規劃部門高級主任組成跨部門工作小組，負責檔案的實際起草工作。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統籌協調下，多個聯邦部門參與NSS 報告的起草過程,各自提供專業領域的政策輸入。一般涵蓋：國務院、國防部、財政部、商務部和情報界。國務院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起草過程中扮演關鍵的外交政策協調角色。其中，戰略規劃辦公室負責提供外交政策視角，確保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與國務院的聯合戰略計畫保持一致。▲ 2025 年美國國務院組織架構圖國防部則從軍事能力和威懾戰略角度提供意見。國防部的政策辦公室將評估軍事資源配置、全球軍事存在調整以及與盟友的國防合作等議題，並將這些考量納入國安戰略的框架中。財政部提供經濟安全、制裁政策和國際金融體系相關的戰略建議。在2025年版報告中，財政部的影響尤其明顯。報告強調經濟安全是國家安全的基礎，要求重新平衡全球貿易關係,強化美國能源主導和金融主導。商務部聚焦供應鏈韌性、關鍵技術出口管制與產業政策。報告提出擴大美國對全球關鍵礦產和材料的獲取，監控全球關鍵供應鏈和技術進步，透過策略性關稅和新技術應用推動美國再工業化。情報界由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協調，提供威脅評估和戰略預警。情報界的輸入確保報告是基於對全球安全環境的精準判斷,而非完全基於意識形態偏見或政治偏好。國土安全部在邊境安全、移民政策和國內反恐等議題上提供專業意見。2025 年版NSS 報告宣稱邊境安全是國家安全首要要素，這顯然反映了國土安全部在該版報告起草過程中的強勢介入。雖然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撰寫應當充分反映技術官僚的專業化努力，但2025 年版報告的橫空出世昭告著川普意志對行政部門完全的統治力。與其說這是一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不如說它更像是川普的演講稿——其中誇張、戲劇性表述比比皆是，完全背離了過往極具學術性、專業化和戰略性的國家安全戰略制定傳統。「國家安全戰略」的使命「國家安全戰略」誕生之初有兩個版本：機密版和非機密版。前者的設定很容易理解，但一定程度可以被視為機密的外交策略，為何需要公開示人？這就不得不聊到這份報告所肩負的三重使命。使命之一，向國會爭取預算撥款。根據1986年《戈德華特-尼科爾斯法》的制度設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發佈時間被強制要求與總統預算提案的提交時間保持同步（儘管執行過程中常有滯後），其核心邏輯在於確立戰略引導預算的原則。行政部門必須通過這份公開檔案，向國會系統性地闡述國家面臨的威脅優先順序，從而為國防部、國務院及情報界的巨額預算申請提供合法性依據。如果沒有這份宏觀戰略背書，五角大廈的軍備採購計畫和國務院的對外援助計畫將在國會聽證會上失去頂層設計的支撐，面臨被預算委員會質詢甚至削減的風險。因此，NSS 本質上是行政當局交給立法機構的預算申請說明書。使命之二，使行政部門內部口徑一致。美國國家安全機器涉及國防部、國務院、國土安全部、財政部及17 個情報機構，這些部門往往擁有獨立的組織利益和運作慣性，甚至在歷史上出現相互排斥、部門不和現象。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起草過程本身就是一場激烈的跨部門博弈與協調過程，它迫使各部門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統籌下，將分散的部門利益統一成一個口徑。這次川普政府的報告制定中就曾爆出財政部長貝森熱要求緩和對華表態的說法。一旦報告經總統簽署發佈，它即成為聯邦政府外交與軍事戰略的行動指南。後期無論是國防部的《國防戰略報告》（NDS）或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國家軍事戰略報告》（NMS），都必須在邏輯和措辭上與其保持嚴格的一致性。使命之三，管理盟友的預期。在此次公佈的「國家安全戰略」中，明確要求盟友分擔防務成本、甚至警告歐洲面臨「文明消亡」風險。這雖與川普及其副總統范斯長期以來呈現出的對歐洲的不滿態度一脈相承，但卻是首次被正式寫入戰略檔案中，進一步衝擊了跨大西洋夥伴關係。先前被視為「自由基石」的歐洲盟友此時被視為美國的淨負擔，如學者所言，此次國安戰略報告是跨大西洋關係的主要分水嶺。在明確表達對歐洲及其他盟友的態度後，川普政府希望消除盟友的搭便車心理，負擔更多防務開支與盟友責任，並通過將其寫入國安戰略再一次宣告各方“我很認真”。結語2025 年版國安戰略報告標誌著美國外交戰略的深刻轉型。透過梳理國安報告的制度化歷程，我們更能清楚地感知到川普政府設定的以西半球為主的同心圓格局多麼具有顛覆性。它既是美國力量收縮的坦白，也是其戰略適應的開端——在多極化世界中，美國正從「蒼穹支撐者」轉變為「眾多大國中最強的一員」。這項轉變或將深刻重塑全球秩序，其影響力甚至遠超過國安戰略制度與其文字本身。 （民智國際研究院）

美國似乎不想以平等參與者的身份加入全球數位資產市場，而是要以霸主的身份出現，將美元和美國的監管體系作為全球預設標準。多年來，美國以外的數位資產愛好者一直感到沮喪。在拜登總統執政期間，他們認為時任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加里·根斯勒（ Gary Gensler）對數位資產採取「執法優先」的做法是在「對加密貨幣開戰」。鑑於美國在全球經濟和監管領域的巨大影響力，他們認為這種敵對態度正在扼殺整個產業的發展。如果美國能夠擁抱加密貨幣，全球數位資產社群都將從中受益。他們的願望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川普總統在他的第二個任期內發佈和進行了許多對加密貨幣友好的行政命令和任命。然而，這種新放寬的法律和監管環境，並不是向國際加密貨幣交易者拋出的橄欖枝。它只是美國用來鞏固全球主導地位的另一個工具。加密貨幣政策是川普「美國優先」重商主義議程的關鍵組成部分。透過確保美元在國際交易中的持續主導地位，並建立一個由美國規則和監管主導的全球加密貨幣體系，川普正確保隨著加密資產在全球發展，美國仍能維持其經濟霸主地位。以川普六月簽署成為法律的《天才法案》（ Genius Act）為例。該法案確立了對穩定幣——即旨在用作支付或結算手段的數位資產——的監管框架。這項法案背後的核心動機，就是確保美元在全球的主導地位。根據法案要求，非美國發行方若要在美國銷售穩定幣，必須在美國金融機構持有足以滿足美國客戶流動性需求的儲備金——而這些儲備金必然會以美國國債的形式存在。推動《天才法案》的核心動機之一是鞏固美國的貨幣和監管權力，這從未被刻意隱瞞。川普關於該立法的官方說明中明確表示：「穩定幣將在確保美元繼續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方面發揮關鍵作用。」法案透過強制穩定幣與美元資產掛鉤，以提升對美國國債的需求，進而實現這一目標。當然，絕大多數穩定幣原本就是以美元計價的，但很明顯，川普政府的目的是確保這個局面能夠持續下去。美國政府在加密貨幣監管方面，關注的不只是美元的主導地位，也包括對全球監管權的控制。依照《天才法案》，非美國的穩定幣發行方若想向美國使用者銷售穩定幣，必須大幅接受美國法律體系的監管。他們需要在美國相關監管機構進行註冊。同時，這些發行方在本國也必須擁有一個被美國財政部長認為「合適且與美國相當」的監管制度。那麼，這項標準如何判定呢？根據《天才法案》，財政部將推出更細緻的規則，建立一套標準，用以判斷非美國家的監管體系是否與美國相當。實際上，這賦予了美國政府對其他國家相關監管框架的否決權。其他國家的監管體系，必須依照美國的要求調整建立。加密經濟在美國以外的地區正經歷顯著成長，尤其是在那些金融體系尚不完善的法域。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資料，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去年加密貨幣的採用成長最為迅速，遠超美國。而且，大約60%的加密貨幣投資者都生活在亞洲。如果美國國內的擔憂促使相關國家修改其法律架構，該怎麼辦？美國當局是否需要重新審查這些國家？答案是肯定的：這項要求正明確寫在該法案之中。《天才法案》明確要求持續審查。財政部的批准並不是永久性的，如果財政部長認定某外國的監管體制不再與本法案規定的要求相當，則該批準可以被撤銷。那些曾經寄望在根斯勒所謂的「加密戰爭」結束後能夠迎來一個更加開放和平等體系的外國加密愛好者，可能會感到失望。他們或許會對美國監管機構的監管主權感到不滿，尤其是在其他司法轄區正試圖打造自己為加密中心的背景下。事實上，無論是阿聯酋的「支付代幣服務」監管，還是歐盟的「加密資產市場」計畫，其出台時間都早於Genius法案。美國似乎不想以平等參與者的身份加入全球數位資產市場，而是要以霸主的身份出現，將美元和美國的監管體系作為全球預設標準。川普已經明確表示，希望讓美國市場在全球經濟的每個層面都居於核心位置。加密貨幣領域也不例外。 （Barrons巴倫）

當華盛頓的智囊團還在爭論 “美國是否衰落” 時，一個更殘酷的現實正在上演：美國頂級國際問題專家約瑟夫・奈在美媒撰文發出警報，川普上任短短 5 個月，對美國根基的破壞程度已堪比第一任期，而這種瓦解竟是 “不可逆” 的。此刻的國際舞台，一邊是美國用 “退群”“制裁” 親手砸毀 70 年積累的軟實力根基，另一邊是中國以 “基建換信任”“合作贏認同” 的方式悄然重塑全球影響力 —— 這場此消彼長的博弈，正在將世界推向一個權力格局劇變的臨界點。一、川普式 “破壞狂潮”：從規則顛覆到盟友背離，軟實力崩塌的三重暴擊川普政府的辦公桌上，彷彿擺著一本 “毀滅手冊”。上任第三天，TPP 協議被撕毀；半年內，《巴黎氣候協定》《伊核協議》相繼成為 “退群” 清單上的註腳，甚至連 WTO 都被揚言 “退出”。這些由美國主導建立的國際機制，曾是其價值觀輸出的核心載體，如今卻成了川普 “美國優先” 政策下的犧牲品。歐洲外交官私下感慨：“當美國連自己制定的規則都棄如敝履，誰還會相信‘美式承諾’？” 更荒誕的是 “購買格陵蘭島” 的鬧劇，以及逼迫北約盟友 “多交保護費” 的脅迫，硬生生將盟友關係異化為 “商業交易”—— 最新民調顯示，歐盟國家對美國的信任度已跌至 1945 年以來的最低點。比 “退群” 更致命的，是對軟實力邏輯的徹底顛覆。美國二戰後建立的霸權，本質是 “硬實力威懾 + 軟實力吸引” 的組合拳：通過好萊塢電影、高校體系、國際援助輸出價值觀，讓他國 “主動追隨”。但川普信奉的 “零和博弈”，卻把這套邏輯砸得粉碎 —— 貿易戰大棒無差別揮向中國、歐盟甚至加拿大，用 “關稅威脅” 替代 “規則引領”，將 “美國優先” 變成了 “美國孤立”。史丹佛大學國際問題專家指出：“軟實力的核心是‘讓別人願意跟你走’，而川普用‘你不跟我走就揍你’的邏輯，等於把 70 年積累的國際信譽當成了廢紙。”科研領域的 “自斷經脈” 則更顯短視。馬薩諸塞州州長希利的痛批並非危言聳聽：川普削減 NIH 經費、叫停癌症臨床試驗，甚至對哈佛大學 “開刀”，直接導致美國頂尖科研人員加速流失。2024 年歸國的華裔頂級科學家已超 20 人，數學、物理等核心領域的 “回流潮” 愈演愈烈。一位矽谷華裔工程師的話頗具代表性：“當實驗室的經費申請屢屢被以‘國家安全’為由駁回，而中國正以‘綠卡直通車’歡迎我們時，選擇並不困難。”二、中國 “潤物細無聲” 的崛起：當發展奇蹟成為最強 “吸引力法則”在川普忙著 “退群” 的同時，中國正以 “入場” 的姿態重構國際信任。非洲大陸的基建工地上，蒙內鐵路通車後讓肯尼亞 GDP 年增 1.5%，當地工人指著鐵軌說：“中國修鐵路不附加政治條件，不像西方總提‘民主清單’。” 這種 “務實合作” 的吸引力，讓 “一帶一路” 合作國家突破 150 個，亞吉鐵路、中老鐵路等項目，正把 “中國方案” 變成開發中國家眼中的 “可行範本”。世界銀行資料顯示，過去 40 年中國 8 億人脫貧，佔全球同期減貧人口的 70% 以上 —— 當非洲國家在 “西方援助附帶政治條件” 與 “中國基建合作不干涉內政” 間做選擇時，用腳投票的結果早已清晰。更深刻的變化發生在全球治理層面。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專家在疫情期間不得不承認：“當美國向中國學習防疫經驗時，就意味著全球治理的話語權正在轉移。” 對位元朗普政府削減世衛組織經費，中國不僅足額繳納會費，更向 120 多個國家提供疫苗援助；當美國退出 TPP 後，中國推動 RCEP 生效，與東盟的貿易額年增 12%。這種 “規則塑造者” 的角色躍遷，本質是 “發展示範效應” 的延伸 —— 不輸出價值觀，只展示 “如何把日子過好”，用高鐵里程超 4 萬公里、5G 基站佔全球 60% 的硬成果，讓世界看到另一種發展可能。“人類命運共同體” 的理念，正在後冷戰時代的亂局中顯現生命力。美國用 “陣營對抗” 思維建構 “印太戰略”，中國則以 “上合組織”“金磚國家” 等多邊機制踐行 “非排他性” 合作。一位東南亞外交官坦言：“我們不想在中美之間選邊站，但中國‘平等對話’的姿態，顯然比美國‘必須站隊’的脅迫更有吸引力。” 這種 “非擴張性軟實力” 的獨特之處在於：不依賴軍事威懾，卻能通過 “基建 + 民生” 的務實合作，讓信任在日積月累中紮根。三、此消彼長的終局：美國 “時間不多了” 的警報，意味著什麼？歐洲智庫的最新報告揭示了一個殘酷現實：2025 年全球對 “美式價值觀” 的認同度較 2016 年下降 42%，而 “中國發展模式” 的認可度上升 35%。約瑟夫・奈口中 “所剩無幾的時間”，本質是美國軟實力崩塌的速度 —— 當盟友不再信任、規則不再奏效、人才不再匯聚，即便軍事科技優勢仍在，也難以維繫 “單極霸權” 的幻象。更危險的是，川普式的 “破壞慣性” 正在形成惡性循環：每一次 “退群” 都削弱國際影響力，每一次脅迫都讓盟友離心，最終可能導致美國陷入 “硬實力撐不起霸權，軟實力又蕩然無存” 的尷尬境地。對中國而言，這既是機遇，更是警示。美國的教訓在於：軟實力不是霸權的 “附屬品”，而是源於持續的 “合作共贏” 實踐。當中國用 “一帶一路” 基建換取信任，用 “疫苗外交” 傳遞擔當，本質是在走一條與美國不同的崛起路徑 —— 不搞 “價值觀輸出”，不搞 “顏色革命”，只靠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來贏得認同。這種 “慢功夫” 或許不如軍事威懾來得 “立竿見影”，但卻更符合後冷戰時代國家間 “求發展、求穩定” 的核心訴求。四、當 “美國優先” 變成 “美國孤立”，世界需要新的敘事邏輯華盛頓的政客們或許還沒意識到，川普政府用四年任期證明了一個真理：單極霸權的思維早已過時。在全球化深度融合的今天，試圖用 “退群”“脫鉤” 來維繫霸權，無異於抱薪救火。而中國的崛起，本質是對 “另一種可能” 的驗證 —— 不依賴武力擴張，不搞意識形態對抗，僅憑 “務實合作” 和 “發展示範”，就能在國際舞台上贏得話語權。此刻的世界，正站在權力重組的十字路口。美國若繼續沉迷於 “自我摧毀”，終將加速霸權的衰落；而中國能否把握 “此消彼長” 的歷史機遇，關鍵在於能否堅守 “合作共贏” 的初心。正如約瑟夫・奈所言：“時間的指針正在滴答作響，但機會，永遠屬於有準備的一方。” 當美國的 “世界警察” 角色逐漸褪色，一個更多元、更均衡的國際秩序，或許正在悄然成型。 (放眼觀天下)

4月23日，一段演講，美股大漲，中概股狂拉。道瓊漲超1000點，納指漲超4%，納斯達克中國金龍指數漲超4%。在美國，誰說話有這麼大的影響力，除了美國總統川普和聯準會主席鮑爾之外，還有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美國財長貝森特周三在國際金融研究所（IIF）發表了主旨演講，他開篇就說，二戰末期，西方各國領導人在新罕布什爾州群山中的一處幽靜的度假勝地，締造了戰後的布列敦森林體系，為之後的經濟全球化奠定了貨幣基礎。國際金融機構創立的使命為促進和保障全球協作，他們還創立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IMF和世界銀行的成立宗旨在於更好地協調各國利益與國際秩序，為動盪不安的世界帶來穩定與秩序。歸根結底，這些國際金融機構的核心使命就是恢復並維持世界的平衡。然而，經過數十年的發展，當前的國際金融體系，幾乎都處在失衡狀態。貝森特作為曾經的金融政策制定旁觀者，現在以制定者身份置身其中，更能體會到助力國際金融體系重歸有序的重要性和緊迫性。貝森特說：“但要實現這個目標，首先我們得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回歸它們最初的創立使命，IMF和世界銀行一直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價值，但它們的職能跑偏了，已經偏離了原本的軌道。”要讓全球金融體系恢復平衡，IMF必鬚髮揮清醒果斷的領導力，世界銀行也是如此。貝森特演講中的一個亮點是他鄭重聲明：「美國優先」不是「美國孤軍奮戰」。「美國優先」政策並不是退縮，反而要強化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的領導地位，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這樣的國際機構。透過積極承擔更強的領導角色，「美國優先」政策希望透過更強有力的領導，重塑國際經濟體系的公平性。貝森特認為，歷屆美國政府多年都陷入了一個誤區：認為美國的貿易夥伴會主動採取措施，讓全球經濟實現平衡。但現實是，美國長期面臨巨額且持續的貿易逆差。而這些長期出現的巨額貿易逆差，正是因為貿易體系存在不公平。貝森特說：“其他國家通過有意為之的政策，導致美國製造業逐步被空心化，還削弱了我們的關鍵供應鏈，讓美國的國家安全和經濟安全都面臨威脅。”他認為，長期存在的巨額貿易失衡，這種狀態是無法持續下去的。這不僅對美國來說無法持續下去，對世界其他經濟體也是如此。所以川普政府已經採取了果斷行動，對世界各國實行對等關稅。他說，在川普宣佈關稅政策後，已經有上百個國家主動與美國聯絡，希望能一同推動全球貿易走向再平衡。在世界經濟再平衡的的觀點中，他著重強調了中國。貝森特說：「最新資料顯示，中國的經濟結構正越來越偏向製造業，消費佔比則在不斷下降，中國依靠製造業出口拉動增長的經濟模式只會帶來更多與貿易夥伴之間的嚴重失衡，如果任由現狀持續下去，中國目前的經濟模式，就是靠出口來應對自身的經濟難題。這種模式不可持續，不僅傷害了中國自身利益，也影響全世界，中國必須改變。 」他認為,中國可以從減少出口型經濟的產能過剩入手，調整經濟結構，同時應增強對本國消費者和內需的支援。中國的這種轉型有助於實現全球急需的經濟再平衡。有些國家推出政策，鼓勵過度儲蓄，這反而阻礙了私營部門的經濟成長，還有些國家認為壓低工資水平，也抑制了經濟成長，這些做法讓全球不得不依賴美國市場來推動經濟成長。2024年，全球商品貿易總額為26億美元，而美國商品進口額為3.3億美元，美國商品進口額佔全球商品貿易總額的比例約為12.69%，是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而且美國進口商品基本上都是全球貿易中優質的中高端產品。貝森特認為，全球貿易對美國需求的長期過度依賴，讓全球經濟變得越來越失衡，同時也讓全球經濟變得比應有的更加脆弱和疲軟。在川普政府的政策努力下，歐洲率先增加財政和國防開支，開始在安全領域主動擔當，證明了川普政府的政策行之有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篇IMF和世界銀行在全球體系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只要他們能夠堅守自身使命，川普政府就樂於與其合作。IMF的使命是促進國際貨幣合作，推動國際貿易的均衡發展，鼓勵經濟成長，制止競爭性匯率貶值等有害政策。但貝森特說：就目前來看，他們並未達到預期目標。實際上，IMF已經出現了職能漂移的問題。現在，IMF把大量時間和資源都投入在氣候變遷、性別和社會等議題上，這些並不是IMF的本職工作。IMF還對嚴重問題視而不見，IMF2024年對外部門報告是《失衡正在消退》，這種盲目樂觀的態度反映出IMF更關心維持現狀，而不是直面艱難的問題。美國政府要讓IMF回歸本職，做回它該做的事，因為這些職能對美國和全球經濟都至關重要。拜登政府讓美國在和平時期背負了史上最大財政赤字，而川普政府決心解決這個問題。美國歡迎批評，但美國不會容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真正需要被批評的國家和政府視而不見。貝森特認為，最值得批評的是長期貿易順差國家，IMF應該直接點名批評中國。同時，美國希望IMF能直接批評個別債權國的不負責任貸款行為，主動促使雙邊債權國及早參與協商，及時和借款國合作，減少債務危機持續時間。IMF必須把貸款重點放回國際收支問題，IMF的貸款也應當只是臨時措施，負責任的IMF貸款，正是其對全球經濟做出最大貢獻的核心所在。市場失靈時，IMF應該出手，提供所需資源。貝森特在演講中例舉了阿根廷的例子，在4月初他訪問了阿根廷，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堅定支援下，協助阿根廷實現財政重整。他認為，阿根廷理應獲得IMF的支援，因為阿根廷確實在實現財政指標方面取得了實質性進展，在達到財政目標方面取得了實質性進步。但是，對於那些不落實改革的國家，IMF完全沒有放貸的義務。 IMF必須督促各國落實經濟改革，有時還需要果斷拒絕個別國家的請求。世界銀行篇世界銀行的創立目標是幫助開發中國家發展經濟、減少貧窮、吸引私人投資、創造私營部門就業，並減少對外援助的依賴。它為各國自身的發展重點提供透明、可負擔的長期融資支援。但現實是，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樣，世界銀行在某些方面也偏離了初衷。世界銀行應該把更多貸款資源用於最貧窮、信用等級最低的開發中國家。然而現實中，世界銀行至今每年仍向那些已經走出貧困的國家提供貸款，這種持續放貸缺乏正當理由，它擠佔了那些高優先順序項目的資源。未來，世銀必須為那些走出貧困的國家設定明確的退出時間表。貝森特認為，繼續將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視為「開發中國家」是荒謬的。他的言下之意就是，如果世界銀行繼續向中國這樣的富裕國家發放貸款是不合理的。貝森特說：「世界銀行應該推進基於「最優價值」的透明採購政策，而不是單純以「最低價」中標為導向的採購模式。「唯低價」採購往往鼓勵那些依賴補貼、扭曲市場的產業政策；它可能壓制私營企業發展，助長腐敗和串通，最終抬高整體成本。相較之下，「最優價值」導向的採購政策，無論從效率或發展角度，都是更優的選擇；而其強力執行也將令世銀及其股東國家真正受益。 」貝森特也強調：任何曾為俄羅斯提供軍事資助或物資​​的機構，一律無資格參與烏克蘭重建基金的資金申請，無論是誰。問答環節在隨後的問答環節中，貝森特回答了國際金融研究所（IIF）首席執行官蒂姆·亞當斯關於中國的問題。貝森特說，在上世紀90年代，他去過剛經歷經濟泡沫破裂的日本，但在安倍晉三擔任日本領導人後，通過推行“安倍經濟學”，日本用十年的時間讓經濟顯著恢復。他相信中國同行一樣也會認識到這一點。貝森特還描繪了一個美中之間的未來大協作：美國通過加強製造業來重塑貿易平衡，中國則減少對出口的依賴，更多走“國內消費”，提振消費市場。但目前的當務之急是解決美國的財政赤字問題，背負龐大的負債不是長久之計。IMF和世界銀行是時候回歸本源，回歸創立的初衷。因為，泡沫終歸有一天會破滅。金融偏離軌道，世界將誤入歧途。 （南文觀世界）

據路透社3月11日報導，韓國代總統崔相穆11日表示，美國總統川普的“美國優先”政策已經開始針對韓國。 報導說，崔相穆稱，在4月2日“對等關稅”正式生效前，將開始與美國圍繞關稅措施和加強能源與造船業合作展開磋商。 川普威脅將從4月2日開始，在全球範圍內向美國所有貿易夥伴徵收“對等關稅”。 韓國代總統崔相穆（美聯社）

國家主席習近平近日在與國內頂尖民營企業家舉行座談會時表達了對民營經濟克服困難並取得成就的信心。 中國國家領導人和國家技術領軍企業共同的信心，甚至必勝信念，是基於近年來該行業發展的事實。中國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進步，成功克服了美國阻礙其技術進步的企圖。過去幾個月，總部位於杭州的深度求索公司推出了兩款低成本、高性能的人工智慧模型，進一步推動了這種樂觀情緒。 儘管對科技競爭加劇的擔憂仍然存在——白宮上周末發佈的《美國優先投資政策》備忘錄向中國發出了新的警告——但這些擔憂主要是針對特定行業和暫時性的影響，而不是中國科技生態系統的系統性失敗。 華盛頓限制中國獲取半導體和人工智慧等特定美國技術的所謂“小院高牆”政策基本上失敗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限制措施促進了中國公共和私營部門的共同努力，以解決瓶頸問題，減少對外國技術的依賴。這同時也增強了中國對自己的人才、供應鏈和組織能力的信心。

外媒：川普關稅威脅在達沃斯遭抵制 參考消息網1月24日報導據美國《華爾街日報》網站1月23日報導，美國總統川普23日利用世界經濟論壇年會向全球精英發出警告：他打算兌現「美國優先」的競選承諾，必要時會拋棄盟友。 川普在視訊演講中表示：「我對世界上所有企業傳達的訊息很簡單：來美國生產你的產品吧，我們會給你世界上最低的稅額。如果你不在美國生產產品，當然這是你的特權，那麼很簡單，你就必須支付關稅。 報導稱，他的言論向美國盟友和各家公司發出了保護主義警告。幾天來，在滑雪小鎮達沃斯，盟國官員對川普不斷威脅要對友好國家徵收關稅、奪取其他國家的領土感到困惑。美國一些最親密的盟友在達沃斯一再表示他們希望更自由的貿易。官員說，如果川普堅持加征關稅，大西洋兩岸的經濟可能會遭受打擊。

據美國媒體報導，川普就職在即，他表示正在考慮宣佈美國進入「國家經濟緊急狀態」，從而為對他國大範圍徵收高額關稅提供法律依據。如果中美貿易衝突已是前奏，那麼川普入主白宮前的這一步「不分敵我」的戰略性預熱，則意在挑動全球的緊張神經，進一步貫徹「美國優先」的原則。 在此背景下，美國重要科技政策智庫「資訊科技與創新基金會（ITIF）」推出的「川普風險指數」尤其耐人尋味。透過評估國防開支、對美貿易順差、反美政策以及對華立場四個指標，報告盤點了美國近40個盟友在川普上台後面臨的關稅風險。本文認為，冷戰以來，美國優先考慮地緣政治和國家安全目標，貿易和經濟利益被置於次要。川普的「美國優先」打破了這個傳統，轉向競爭現實主義理念：結束單邊貿易協定，並對那些「損害美國經濟利益」的盟國採取報復措施，並動用關稅作為重要工具。 根據報告的排名，墨西哥、泰國、斯洛維尼亞、奧地利和加拿大可能是美國出擊關稅重拳的高風險國家：他們的國防開支佔GDP比例低於平均水平，對美貿易順差較大，且被認為對華立場軟弱，不願與美全面結盟對抗中國。因對美存在貿易逆差，且在對抗中國方面表現積極，立陶宛、愛沙尼亞、波蘭、拉脫維亞和澳洲等國則相對安全。 如果川普在第一任期內的大肆「退群」行為，給國際社會，尤其給美國盟友帶來了極大震盪，那麼當下美國的智囊團不但開始默認這一立場，同時也積極協助造勢。這份報告可視為提前給美國盟友打的預防針，進而轉變盟友的對中合作立場，例如透過法律限制來自中國的外商投資，與美國分享商業反情報，共同實施出口管制等。為尋求對美合作機會，盟國可能還需折損部分本國企業的利益為對美貿易讓步，例如放棄數位服務稅和限制性反壟斷法等，以適應川普政府的要求。可以預見的是，如果川普的計畫付諸實施，這將改寫幾十年來的全球貿易秩序，並進一步拉高各國的生活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