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月 15 日，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部（CBS News）刊發了一篇意義重大的獨家報導。它拿到了照片，顯示伊朗無人機和導彈對美國飛機及美軍基地造成了極其嚴重的破壞。
這些照片令人震驚。我自己隨軍部署期間，曾在科威特的比林營地待過很多天，如今，這座佔地廣闊的基地已有部分區域淪為廢墟。我認得的那些地方，被炸得粉碎。而看到沙烏地阿拉伯蘇丹王子空軍基地里美軍飛機被摧毀後的殘骸，尤其令人心驚。
這樣的景象，在我們這場漫長反恐戰爭的以往階段，是難以想像的。
我們無疑重創了伊朗的常規軍事力量，比如，伊朗的空軍和海軍已近乎不復存在，但這場戰爭並沒有本屆政府宣稱的那麼一邊倒。這樣的事本不該發生，因為我們本不該如此脆弱。我強烈建議讀一讀同事 W.J. 亨尼根（W.J. Hennigan）分析伊朗襲擊所造成軍事影響的文章，以便更好地理解：伊朗在多大程度上暴露了美國的軍事弱點。這種弱點源於我們對現代戰爭本質的理解，而這種理解或許已經過時。
不過，我想談的是另一件事，CBS 那篇報導的第二段揭示了它：“這些照片由現役軍人傳送給 CBS 新聞部。由於軍方對接觸媒體有嚴格限制，他們要求匿名。”
正如一名正在執行部署任務的軍人對 CBS 新聞部所說：“我們的基地遭到了嚴重破壞，可美國公眾一直沒有被告知。我們就像閉著眼睛站在那裡，任人一拳拳打在臉上。”
這些照片是由現役軍人洩露出來的，這一點意義重大，比許多讀者可能意識到的還要重大。
首先，有幾點值得注意。川普政府發動和進行這場戰爭的方式，有別於歷任總統形成的慣例。它不僅在沒有任何真正的公眾討論、沒有國會授權、也沒有聯合國安理會決議的情況下襲擊了伊朗，而且開戰之際，它還在對媒體展開一場美國近年未曾見過的打壓。
正如《哥倫比亞新聞評論》今年夏天報導的那樣：“記者會寥寥無幾。所謂的戰爭部長皮特·赫格塞思（Pete Hegseth），只回答友好媒體的提問。沒有一家主流新聞機構記者隨駐中東的美軍部隊採訪。五角大樓的消息人士因為害怕遭到本屆政府報復，越來越不願與記者交談。”
結果，在戰爭最初的幾周裡，除了交戰雙方針鋒相對的新聞稿和聲明，美國人被剝奪了一切評估戰事進展的途徑。而考慮到本屆政府慣於撒謊，我們根本無從辨明戰況。
戰爭迷霧向來濃重，而為掩護作戰行動所必需的保密，又使迷霧更加濃重。然而，在這場衝突中，保密、欺騙和赤裸裸的宣傳到了幾乎讓人不可能獲知真相的程度。直到最後，洩露的資訊加上商業衛星照片，才終於讓政府無法再維持那套粉飾之詞。
有時，感覺雙方彷彿都雇了個“巴格達鮑勃”。他是薩達姆·侯賽因政權垂死之際那名臭名昭著的發言人；即使美軍已經在伊拉克長驅直入，他仍在吹噓憑空捏造的軍事勝利。
對政府新聞稿和赫格塞思的自吹自擂不滿意的美國人，只能追著傳聞跑，在社交媒體上觀看零星的視訊片段。看著那些片段，你會疑惑：我們在巴林的海軍基地是不是著火了？伊朗是不是摧毀了好幾架停在地面的美國飛機？伊朗的導彈和無人機真的突破了防禦嗎？如果我們的軍事行動如此成功，為什麼伊朗還能繼續發射那麼多導彈、出動那麼多無人機？
這個政府在發動戰爭時違反憲法、逃避民主問責，如今又在戰爭的實施過程中逃避民主問責。即使你支援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也很難說，它繞過國會開戰的決定，或它極端的欺瞞與保密，有利於這場戰爭的進行。
道理其實很簡單：如果一場戰爭在缺乏公眾支援的情況下發動，國家就更難凝聚起堅持到底、贏得勝利的意志；如果戰爭還在秘密和謊言的掩蓋下進行，就更是如此。川普總統或許很快就會在這個11月明白這一點。
打贏戰爭需要犧牲。如果你沒有讓人民做好犧牲的準備，更遑論讓他們相信這些犧牲有其必要，就可能讓這場戰爭變得根本無法打贏。
但赫格塞思的保密暴露了一個更大的問題：他正在辜負那些自願從軍的男女軍人的信任。他剝奪了他們向全國和全世界講述自身故事的機會，不只是讓他們噤聲，更讓軍隊與它所服務的平民社會愈發隔絕。
對於媒體如何報導軍隊，我有直接的經驗。我親歷過戰爭，也報導過戰爭。我知道，優秀記者與軍人之間的關係，互相依存遠多於彼此對立。優秀記者想報導真相，而關鍵在於，優秀軍人也希望公眾知道真相。事實上，別人是否知道真相、是否瞭解他們的故事，對他們來說極為重要。
當然，透明也必須有界限。2003 年，赫拉爾多·裡韋拉（Geraldo Rivera）在電視直播中談論伊拉克戰場上一場即將發動的進攻，披露了可能危及美國人生命的細節，因而受到批評。這些批評完全在理。
我自己隨軍部署期間，我們不允許士兵在社交媒體上發佈遭炸彈損毀的悍馬軍車的照片，儘管他們非常想這麼做，因為損毀的具體細節會幫助基地組織更精準地調整路邊炸彈的布設位置和威力。至於車輛被毀、軍人受傷這些事實，我們當然沒有隱瞞。
但在許多重大行動中，都有記者隨我們採訪，我們也能講述自己的故事。事實上，我的一項工作就是帶領媒體人員穿行於戰場。我是唯一有過與媒體打交道經驗的軍官，於是這份差事就落到了我頭上。這意味著，我常常一連幾個小時，看著年輕士兵與世界各地新聞機構的記者交流。我們的小型基地接待過《洛杉磯時報》、路透社、法新社、倫敦《泰晤士報》和《星條旗報》的記者。
容我暫且停一下，再多談談美國士兵。聽皮特·赫格塞思描述理想中的士兵，你腦海裡大概會浮現出這樣一個形象：一名戴著 MAGA 帽子的特種作戰隊員，比如海豹突擊隊或三角洲部隊的成員。他是個“睾酮旺盛”的大鬍子男人，穿著工裝褲和小了一號的 T 恤，越能顯出他的文身和肱二頭肌越好。而且，這傢伙對媒體深惡痛絕。在他眼裡，媒體軟弱，又滿腦子“覺醒”思想。
軍中當然有這樣的人，但依我的經驗，即便在特種部隊裡，他們也是少數。當你接觸普通的陸軍、海軍、空軍和海軍陸戰隊軍人時，最讓你吃驚的，往往是大家竟然如此平常。我們來自各個族裔，體形高矮胖瘦各不相同，性格更是千差萬別。
理解美國軍人，最好的方式是把他們看作被要求去做不平凡之事的平凡人。即使他們往往不願誇耀個人功績，也確實希望美國知道他們正在做什麼。他們希望自己的同胞瞭解，從軍究竟是一種怎樣的經歷。
因此，與我一同服役的士兵都很樂意分享自己的故事。我們主要的問題不是心存戒備，反倒是他們說得太多了，其中甚至包括個人生活裡一些，嗯，頗為“精彩”的細節。
而作為公民，我們需要聽見軍人的故事。我們需要儘可能瞭解，巡邏時不知道下一次爆炸會不會發生、又會在什麼時候發生，是怎樣一種滋味。或者，在導彈襲擊之下，盼望並祈禱攔截彈能夠命中目標，或掩體足夠堅固、能扛住直接命中，又是怎樣一種滋味。
我擔心，長達25年的反恐戰爭帶來的一個副作用，是美國社會中進一步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軍人群體。他們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與其他人隔開：他們越來越遠離平民生活，正如平民越來越不瞭解軍旅經歷一樣。曾被派往伊拉克或阿富汗執行任務的美國人不到總人口的1%；其中許多人深陷戰事，按軍人的說法，年復一年地待在“戰區”，幾乎完全與美國國內的日常生活脫節。
這種隔絕帶來的副作用是，無論我們給予他們多少尊重和榮譽，我們都不瞭解他們作出了怎樣的犧牲，因為我們根本無法體會他們的經歷。
這就是優秀記者為何重要。不僅因為他們能擺脫政府宣傳的束縛，告訴我們軍事行動的真相，也因為他們把軍人與平民聯絡起來，讓我們能夠相互理解。赫格塞思切斷軍人與記者的聯絡時，他不只是在讓記者噤聲，也是在讓軍人噤聲。他壓下不讓人講述的，是他們一生中那些最有意義、最危險、也最令人心靈受創的時刻。
陸軍裡有句俗話：“外行談戰術，內行研究後勤。”換句話說，戰術，也就是戰鬥中兵力的部署，或許最受關注，但決定戰爭勝負的，往往是把最多的兵員和裝備送到戰場這一遠沒那麼光彩奪目的過程。用另一句俗話說，就是“帶著最多的人馬，趕在最前頭”。
政治中也該有句類似的話：“外行談結果，內行研究程序。”照這種說法，我們如何做一件事，可能比希望達成什麼更重要；“怎麼做”，能夠決定“要做的事”能否成功。
川普不懂這個道理。他竭盡全力繞過程序，企圖直接用一道命令規定結果。在他看來，程序就是“覺醒”那一套。既然簽一紙行政令就行，為什麼還要跟國會妥協？既然能直接命令軍隊開戰，為什麼還要去找國會，更不用說北約或聯合國？借用新右翼的話，為什麼不乾脆“做事”？
眼看著川普四處碰壁、屢屢受挫，以行政令代替立法的施政方式，其弊端已昭然若揭。他沒有留下任何持久的立法成果，許多最重要的政策主張在法律層面無異於"空頭支票"：只要新總統一上任，就會被立刻廢止。
他的戰爭同樣舉步維艱、屢遭失敗，而這至少部分恰恰是因為他跳過了憲法規定的程序。這場戰爭在任何情況下都會很難打，川普卻讓它變得更難了。滿腹怨氣的國民，以及同樣滿腹怨氣的盟友，不願為一場自己未曾要求、也未經自己同意就被強加於身的戰爭承擔重負。
透明是民主治理程序的一部分。它讓領導人煩惱，卻是民主制度不可或缺的，也是公民軍隊不可或缺的。正是透明，讓選民，也就是我們國家真正的統治者，能夠瞭解那些要求他們支援、要求他們投身其中的戰爭的真相。
也正是透明，把人民與為他們服務的軍隊聯絡在一起。
我想起了百老匯音樂劇《漢密爾頓》（Hamilton）的最後一首歌，歌中問道：“誰來講述你的故事？”看到 CBS 那篇報導時，我聽見了那些身著軍裝、希望自己的故事為人所知的男男女女的聲音。他們希望我們看見並瞭解他們承受過什麼，那怕這些經歷會讓派他們上戰場的政府難堪，甚至讓他們自己難堪。
我們已經看到了一些好故事。上周，《60 分鐘》播出了美軍機組人員在飛機被擊落後從伊朗腹地獲救的故事。這是一個非凡的故事，展現了勇氣與卓越的專業素養。
但這遠非伊朗戰爭唯一的故事。每當我看到基地淪為廢墟、飛機被摧毀的照片，我就知道，另一些美國人的經歷截然不同，我們也需要聽見他們的故事。這理應是我們極為關切的事；而對那些服役的人來說，它的重要性，遠超我們的想像。(一半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