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rebras 聯合創始人兼 CEO最新深度對話全文:挑戰輝達的底層邏輯與硬體創業的殘酷真相

RexAA
•
AI速讀
Cerebras CEO Andrew Feldman 指出,挑戰 AI 巨頭必須具備 100 倍的性能優勢才能生存。他分享了公司經歷 18 個月造不出晶片、每月燒錢 800 萬美元的「死亡之谷」經驗,強調硬體創業需極致韌性與全鏈條掌控。訪談揭示 AI 基建瓶頸已移至電力與資料中心建設,並提出「每瓦 token 數」將成為核心指標。Feldman 認為輝達真正的護城河在於十年的絕境蟄伏所淬煉的韌性。目前 Cerebras 戰略已從訓練轉向推理,致力於透過架構顛覆在速度與吞吐量上建立差異化競爭力。

Cerebras Systems CEO Andrew Feldman 與 Benchmark General Partner Eric Vishria 在 Uncapped with Jack Altman 頻道的進行了專訪。 Andrew Feldman講述的Cerebras 的故事,是用架構級顛覆、全鏈條掌控、路由器式決策和極致韌性,在輝達主導的 AI 計算世界中撕開一道 100 倍性能優勢的口子。

核心結論

這場對話的核心邏輯可歸納為:

  1. 挑戰輝達必須架構級顛覆,性能目標100倍起步,漸進改良沒有意義。
  2. 硬體創業是長周期、高依賴、高失敗的殘酷遊戲,需要耐心資本、全鏈條掌控和“只犯新錯誤”的工程文化。
  3. AI基建瓶頸正從晶片擴展到電力、施工、供應鏈和社區溝通,算力稀缺使“每瓦token數”成為核心指標。
  4. 輝達的真正護城河不是CUDA,而是十年絕境中淬煉出的組織韌性。
  5. Cerebras 的戰略是路由器思維:逐跳決策,加速底層代數運算,從訓練轉向推理,並在速度與吞吐量上建立差異化。
  6. 硬體與軟體創業本質不同:硬體決策後果以年計,供應鏈複雜幾十倍,收入集中且周期漫長。

Feldman 最後說:“投身硬體創業,意味著要與投資人深度繫結十年,因此務必慎選良伴。”這或許是整場對話最凝練的註腳。

一、核心命題:挑戰“歌利亞”必須100倍性能,而非漸進改良

Andrew Feldman 開篇即點明 Cerebras 創立時的根本判斷:當一種新工作負載出現時,成熟計算市場才有被切入的機會。2016 年 AI 尚不火熱,但他們看到 AI 是高度計算密集型負載,且當時業界架構多是從既有體系改造拼接而來,完全可以從頭設計更優架構。

關鍵戰略原則是:挑戰輝達這類巨頭,“好10%”毫無意義,必須好100倍、500倍甚至1000倍。因為巨頭擁有極高利潤率,可以降價、捆綁、擠壓管道;只有強到“對手把產品白送也無法競爭”,才能形成顛覆性差異。Eric Vishria 補充了數學邏輯:在高活力市場,在位者每年性能可能翻倍,新公司從成立到量產至少五年,五年就是32倍,還需再乘3倍優勢,因此約100倍性能優勢是入場券。這決定了不能小修小補,底層必須有重大架構變革。

二、創業與投資:為何2016年創立,Benchmark為何敢投

Feldman 是第五次晶片創業,核心團隊此前長期合作。他們選擇把最難技術全部留在公司內部攻克,掌控從晶片、封裝、電路板、系統、軟體到API的全鏈條。代價是成本高、周期長、失敗點多,但副作用是培養出非凡專業能力——例如 Cerebras 今天已是全球封裝能力最強的團隊之一。

Eric Vishria 從投資人視角坦言:投這類公司需要一點“天真”和“人定勝天”的態度。風險投資最可怕的是積累“心理創傷”,理智說該投,情感未必敢。他承認,若當初清楚要面對多少科學與技術難題,可能不會投。Feldman 的幽默總結是:“把苦水嚥下去,死死壓住,千萬別說。”

三、死亡之谷:18個月、每月800萬美元,只匯報“依然造不出來”

Cerebras 經歷過嚴重的“瀕死體驗”。在長達18個月裡,他們造不出晶圓級晶片,每月燒掉約800萬美元。董事會每六周開一次,唯一能匯報的就是“依然造不出來”。董事會問“我們能幫忙嗎?”答案是“不能,完全無能為力”。

支撐他們的是:思路沒有枯竭,每次失敗都做嚴格故障分析,確保只犯全新的錯誤。最初晶圓幾秒就碎,後來能堅持幾分鐘,再後來運行一小時又碎裂。直到2019年7月,系統持續運行、溫度穩定。他們站在小辦公室改成的實驗室裡,盯著伺服器,激動地說:“我們攻克了計算領域75年來無人能解的難題。”

四、技術路線:計算、記憶體、I/O 三條戰線同時推進

Feldman 將電腦拆為三部分:計算、記憶體、把結果傳送到能發揮作用的地方。Cerebras 在三條戰線同時推進:

  • 計算:讓核心更快,針對AI調優,同時保持足夠通用性,以應對AI領域持續出現的新創新。
  • 記憶體:兼顧容量與頻寬。正與美國政府合作,研究如何把 HBM 整合到基於 SRAM 的晶圓上,使 HBM 呈現接近 SRAM 的特性——既有大容量,又有高速度。
  • I/O:研究光學晶圓堆疊,把光交換整合到晶圓上。Jack Dongarra 曾說,大規模計算一直更擅長製造 FLOPS,而不擅長移動 FLOPS。I/O 要解決的正是這個問題。

必須變得更快;必須記憶體更多資料、更快訪問記憶體;還必須把結果以10倍、100倍乃至1000倍的速度送到需要的地方。

五、供應鏈真相:從沙子到晶片,台積電與ASML的雙重壟斷

Feldman 用通俗語言解釋了供應鏈:

  • 台積電是一個黑盒,由另一個黑盒 ASML 驅動。ASML 製造光刻機,每台約50-60英呎長、20英呎高,造價約5億美元。目前只有 ASML 能造,這是真正的硬核技術壟斷,不是靠控制供應製造的壟斷。
  • 先進晶圓廠像現代金字塔,建造需400億到500億美元,使用壽命僅四到五年。三星在德州建廠時先建發電廠專門生產混凝土,數百輛攪拌車7×24小時連續作業數年。
  • 晶片設計交給台積電,進入耗資四五百億美元、耗時數年建成的工廠,最後出來的晶片只賣22美元;而在舊金山米申區買一個墨西哥卷餅要23美元。
  • 瓶頸不在光刻機,而在需求變化極快。輝達需求指數級增長,但建晶圓廠需要五年。資料中心同樣:AI以軟體速度狂飆,資料中心卻以房地產速度爬行。
  • 美國約三十年的糟糕政策把晶圓廠、裝置供應商、封裝環節趕走。Feldman 呼籲與格芯、台積電、三星制定二十年規劃,建立美國本土晶圓廠產能。

六、戰略轉向:從訓練到推理,路由器思維而非專線思維

Cerebras 最初作為訓練系統起步,判斷訓練因反向傳播是更難難題,推理則分佈式發生在各種裝置上。到2022-2024年,公司全面轉向推理。

Feldman 用兩種思維比喻:老式電話電路是鋪設從家直達紐約的專線,意味著對遙遠未來有清晰構想;路由器是網際網路工作方式,逐跳前進,先到克利夫蘭,再決定下一跳最佳路徑。Cerebras 是後者:知道遠方有金子,但路徑不可預知,每翻過一座山峰就環顧四周重新決策。

關鍵決策是:沒有嵌入專門加速摺積網路的技術,而是加速支撐所有已知AI的底層代數運算。當 Transformer 出現時,Cerebras 處理這類模型也是最快的,儘管確立架構時 Transformer 尚未被發明。

七、AI基建與資料中心:GDP等級資本開支,瓶頸在電力、施工與社區溝通

Jack 提到一張圖表:美國每年 GDP 的1%用於高速公路和電信,2%用於鐵路,而AI基建佔GDP的3.5%。Feldman 說,唯一看準指數級增長的人是 Sam Altman,當時所有人都覺得他瘋了。星際之門初始規模現在看來小得令人遺憾。

資料中心成為市場瓶頸,暴露美國一系列弱點:

  • 電網基本還建立在20世紀40或50年代技術之上,核能研發被停止。若AI促使回歸核能,將是諷刺。
  • 發電機、燃料電池、電池備用電源等領域創新突然湧現。Bloom Energy 想把噴氣式飛機技術用於資料中心供電。
  • 資料中心建設從動土到完工,50兆瓦設施約需18個月。棕地項目(舊工廠改造)因已有電力許可而受歡迎。發電機和輸電開關是長交期裝置,關鍵瓶頸。
  • 行業初期做蠢事:試圖把成本轉嫁給當地社區,佔市政機構便宜。資料中心完全有能力自行承擔成本。用水問題也是偽命題:美國所有資料中心用水量加起來,還不如加州杏仁種植者,後者是資料中心的四到七倍。
  • 科技行業在AI公眾溝通上做得“糟透了”。

Eric 提出:如果算力受限,唯一重要指標是“每瓦特 token 數”。Feldman 認同速度的歷史價值:沒人會用慢吞吞的搜尋引擎,撥號上網沒有市場。網際網路變快後,Netflix 從郵寄DVD變成影視製作公司。速度帶來第一重價值,第二重是提高吞吐量。Cerebras 正與 AMD、AWS 合作參與“解耦”,在保持速度不變下實現5倍額外吞吐量。

八、輝達真正護城河:不是CUDA,而是十年絕境中的極致堅韌

Feldman 認為大多數人對輝達為何偉大的理解是錯誤的。不是 CUDA,也不是晶片架構。真正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堅韌與專注,源於其作為上市公司長達十年未獲成功的蟄伏。從2003、2004到2013、2014年,股價表現極其糟糕,產品銷量慘淡。作為上市公司,浴血奮戰卻無人傾聽,支撐這一切的百折不撓令人驚嘆。十年後涅槃重生,成為全球市值最高公司。這種精神已刻入DNA,才是真正了不起的地方。

九、組織與人才:經驗在晶片製造關鍵,年輕在產品與GTM,董事會守邊界

Feldman 深入思考了經驗在何處至關重要,超凡智慧在何處不可或缺:

  • 晶片製造領域:此前多年造芯經驗是能否交付卓越晶片的最佳預測指標。大學或研究生階段幾乎沒機會真正流片、交付、點亮晶片。
  • 產品團隊:聰明得難以置信,全部內部提拔,非常年輕。沒有大公司繁文縟節,表現卓越就賦予更多責任。
  • 聯合創始人 Sean 在上一家公司加入時只是個人貢獻者,25或26歲,四年後被晉陞為公司院士,現在是一家上市公司的CTO。

董事會角色:Eric 說最重要是認清邊界,不干涉工程師做工程、科學家做科學,提供充足資金。Feldman 稱讚董事會從未試圖解決技術問題,但在融資、戰略、人才與長期節奏上幫助巨大,極具耐心,總能提出深思熟慮的問題。

十、硬體創業與軟體創業的本質差異

  • 營收周期長得多,收入呈大塊進帳。早期客戶包括美國政府、主權雲、G42,如今還有 OpenAI。客戶集中度更高。
  • 供應商名單長得離譜,有幾十家。系統整合所有元件,還有製造冷板和水系統部件的專業製造商。軟體出身的人必須努力摸透並掌控供應鏈。
  • 決策速度不同:軟體可以敏捷思考,第二天推翻重來;硬體一旦決策,就要承擔數年後果。晶片領域講究三思而後行,對重大錯誤零容忍。
  • 產品管理極其困難:融資後花兩三年打造產品,在此之前不知道客戶真實反饋。客戶調研會說“聽起來很棒”,因為拒絕沒有成本。第一代晶片很少大獲成功,通常要到第二代、第三代。Google TPU 也是第四代才真正出色。

十一、職業“大衛”的鬥士基因與童年背景

Feldman 自稱“職業挑戰巨人的大衛”,每天醒來都帶著這種心態。他回顧每一次質疑:晶圓級晶片行不通、高良率量產做不到、大規模封裝做不到、只有政府客戶、沒有超大規模客戶、做不了大模型——每次達成里程碑,都讓質疑者啞口無言。他說,企業家骨子裡,每次質疑都讓人熱血沸騰。只熱衷於解決別人解決不了的問題,只做別人做不到的事情。

童年背景:在史丹佛校園長大,鄰居是電晶體之父威廉·肖克利。當時孩子們只關心他妻子萬聖節發全尺寸糖果棒。社區唯一硬通貨是腦力,沒人在乎財富或公司。另一位鄰居是阿莫斯·特沃斯基,與丹尼爾·卡尼曼合作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父親網球球友中,有三個人獲諾貝爾獎,一個人獲菲爾茲獎。

訪談全文:

一、開場:為什麼偏偏在 2016 年創立 Cerebras

主持人傑克:
非常高興能進行這場對話。Andrew,感謝你今天到場。你是 Cerebras 的 CEO 兼創始人;在 2026 年的今天,Cerebras 已經是 AI 計算版圖中最重要公司之一。我也很高興我的合夥人 Eric 能一起參與。他今天會半以主持身份、半以嘉賓身份加入,因為他從一開始就在支援你。感謝你們兩位抽出時間。

我想先從背景談起。現在是 2026 年,Cerebras 顯然已經舉足輕重;但回到 2016 年,AI 遠沒有今天這般火熱。我很好奇,當時你們的心境是什麼?你們看到了什麼?創立公司時究竟在建構什麼?當時的戰略考量又是什麼?

Andrew Feldman:
謝謝邀請,Jack。和 Eric 一起交流總是很愉快,也感謝你組織這場對話。

我認為,作為一名電腦體系結構工程師,當你看到一種新的工作負載正在出現時,本能會感到興奮。成熟的計算市場很難切入;但當新工作負載誕生時,你會立刻迎上去,並問自己兩個問題:第一,我能不能讓它跑得更快?能不能設計出一顆更適合這類負載的晶片?第二,這種負載的規模是否足夠大,大到值得為它專門研發一顆更好的晶片?

我們在 AI 上看到的是一種高度計算密集的工作負載。它和當年 ARM 在智慧型手機上的機會不同。手機晶片面對的核心約束不是算力,而是功耗。而我們預見到,AI 會對算力提出極其嚴苛的要求。同時我們也發現,當時業界使用的架構,大多是從既有體系改造、拼接而來的;我們完全可以從頭設計一個更優秀的架構。這就是最初的洞察。

剩下的,就是一段漫長而艱苦的執行過程。

二、投資人為什麼敢在“不熟悉的硬體領域”出手

主持人傑克:
在展開這段漫長而艱苦的執行前,Eric,想先問你。顯然你當時也不是完全身處今天的 AI 時代,但你看到了某些讓你願意出手的特質。而且你以前並不是投晶片的,更多投其他領域;即便到今天,你可能也不會再輕易投晶片了。

如果重來一次,你還會投嗎?當時你看清了什麼?做出投資決定時,你的心路歷程是什麼?

Eric Vishria:
我認為風險投資裡最可怕的事情之一,就是隨著投的公司越來越多,你會積累大量“心理創傷”。你見過太多挑戰,知道過程有多難,於是會出現一種分裂:理智告訴你應該再投一次,情感上卻未必還敢。

所以我一直反問自己這個問題。我的結論是:要下注這種公司,確實需要一點“天真”。你需要一種“人定勝天”的態度,以及圍繞這種態度的一點天真,才敢去做。否則你絕對不會再碰第二次。

坦白說,我已經積累了不少傷疤。現在回頭看,我不知道如果當初真的清楚他們將要面對多少科學與技術難題、需要完成多少創新、公司多少次會走到“千萬別告訴投資人現在有多難”的邊緣,我還會不會投。

Andrew Feldman:
這個故事的寓意就是:還是要告訴他們。把苦水嚥下去,壓住,死死壓住。千萬別說。你只需要說:“我在攻克一個難題,一切順利。”

三、挑戰巨頭的數學:好 10% 沒有意義,必須好 100 倍

主持人傑克:
那麼接下來呢?創立公司、完成流片,然後就大功告成了,對吧?就這麼簡單?

Andrew Feldman:
永遠不會這麼簡單。

這不是我們的第一家晶片公司,而是我的第五家。核心團隊在上一家公司就一直合作,所以對該怎麼做,我們有非常清晰的理念。

我們的觀點是:如果你要挑戰一個已經站在市場中央的巨人——比如當時的輝達——僅僅“好一點”或“便宜一點”是行不通的。巨頭擁有極高利潤率,可以降價、捆綁、擠壓管道,還能玩出一百種其他手段。因此你必須拿出壓倒性優勢:快 10 倍、100 倍,甚至 500 倍。必須強到這樣一種程度:即便對手把產品白送,也無法與你競爭。

因此我們專門挑選那些能形成這種優勢的“硬骨頭”。我們希望把最難的技術全部留在公司內部攻克,因為那是我們能夠掌控的部分。其他事情我們控制不了;但如果我們能造出別人望塵莫及的速度,對手即便免費贈送零部件,也達不到我們的性能。這就是制勝關鍵。而要做到這一點,唯一路徑是激進創新,而不是漸進改良。

主持人傑克:
那麼,那些環節必須掌握在你們自己手裡?

Andrew Feldman:
必須掌控設計和實現的所有環節。要吃透製造過程,理解每一個部件。對我們來說,這意味著從晶片、封裝、電路板、系統、軟體,一直向上延伸到 API。

這非常難,會增加成本、拉長周期,也意味著更多失敗點。進行激進創新時,沒有現成供應商在等你。比如你要做一塊餐盤大小的晶片,你不可能翻開目錄去選一個散熱器——因為此前沒有人造過比郵票還大的晶片散熱器。結果是,你不得不投入大量時間,研發那些圍繞核心產品的周邊元件。

但副作用是,你會培養出非凡的專業能力。我們創立時並不是封裝領域的世界領導者,但今天已經是全球封裝能力最強的團隊之一。這是通過一次次失敗、年復一年死磕出來的。

所以真正的問題是:如何在完整解決方案的每一個要素上創新,並全力推進。

Eric Vishria:
Andrew 在半導體領域教會我的一個道理是:要把目標具象化。面對任何市場的在位者,你都要計算對手前進的速度。

在一個高活力市場裡,在位者每年可能把性能提升一倍。新公司從成立到規模化量產,即便一切順利,也至少需要五年。五年就是 2 的 5 次方,約等於 32 倍。你還必須在這個基礎上再形成額外優勢,比如再乘 3 倍。所以本質上,你需要大約 100 倍的性能優勢。

很多新點子常說:“我們會快 50%”“我們會快一倍”,甚至“設計完成後會比現有產品好 10 倍”。但現有產品不是你的假想敵。真正的對手是那些資源龐大的公司,比如輝達,他們每年都在實質推進技術邊界,而且進步非常明顯。

Andrew Feldman:
Meta、Google、Trainium、TPU 都在持續推進。所以如果你想脫穎而出,目標必須是 100 倍、500 倍,甚至 1000 倍。這樣才能搶在他們前面切入市場。

Eric Vishria:
一旦意識到這點,你就會明白這絕不能是小修小補。底層必須有一次重大架構變革:晶圓級技術、系統架構,或者其他根本性的改變。僅靠一系列漸進式改進無法到達終點。

Andrew Feldman:
而且你不能用常規方式與巨人競爭。最大對手採購矽片的成本比你低,購買代工產能的價格比你低,EDA 工具費用可能也比你低。你不能正面硬剛“歌利亞”,必須創造顛覆性差異。

四、死亡之谷:18 個月、每月 800 萬美元,只會匯報“依然造不出來”

主持人傑克:
度過早期階段後,公司一路走來如何?我知道你們經歷過一些“瀕死體驗”。當時最艱難的障礙是什麼?

Andrew Feldman:
確實經歷過瀕死體驗,嚴重到胸口劇痛。因為你造不出那個本該造出來的東西。

主持人傑克:
那段“死亡之谷”該如何定義?是只要熬過一定時間、燒掉一定資金就能走出來,還是當時根本不知道能否取得技術突破?究竟是那些因素導致危機?

Andrew Feldman:
在我們的領域,始終有兩個核心問題:能不能造出來,能不能賣出去。我們一直相信,只要能造出來,就一定能賣出去;因為以前從沒有人做過晶圓級晶片。

當時有一大群人斷言這絕對行不通。我們自己心裡也沒有底。雖然我們相信自己能做到,但沒有任何證據。在長達 18 個月的時間裡,我們就是造不出來,而且每月燒掉約 800 萬美元。董事會每六周開一次,而你唯一能匯報的就是:“依然造不出來。”

這就是董事會的全部內容。除了這句,還能談什麼呢?他們會問:“我們能幫忙嗎?”答案是:“不能。什麼都做不了,完全無能為力,無事可做。”

之所以能堅持,是因為我們還有想法,思路還沒有枯竭。每次原型失敗,我們都進行嚴格故障分析,徹底弄清原因,確保絕不在同一個地方跌倒兩次。

Eric Vishria:
也就是只犯全新的錯誤。

Andrew Feldman:
對,只犯新錯誤,只經歷新的失敗。這成了我們的工程信條。

隨著時間推移,我們終於看到進展。最初晶圓幾秒就碎;後來能堅持幾分鐘;再後來成功運行一小時,但隨後又在幾分鐘內碎裂。我們不斷積累經驗,直到 2019 年 7 月的一天,系統持續運行,溫度保持穩定。我們站在一間由小辦公室改成的實驗室裡,牆上打了洞用來排氣,然後死死盯著伺服器。那畫面枯燥得像看油漆變干,但我們激動地說:我們攻克了計算領域 75 年來無人能解的難題。那是我人生中最偉大的幾分鐘之一。

五、晶圓級之後:計算、記憶體、I/O 三條戰線同時推進

Eric Vishria:
展望未來,晶圓級技術以及封裝、冷卻、供電等整套體系,將走向何方?當你審視未來五年的研發規劃時,那些方向最讓你興奮?下一個晶圓級創新會是什麼?

Andrew Feldman:
如果把計算系統拆到最基本元素,電腦由三部分組成:進行計算、記憶體結果,並把結果傳送到能發揮作用的地方。我們建構了執行計算的核心;通過記憶體記憶體結果;再通過 I/O 把結果送到有用的地方。

如果你做面向 AI 的電腦,最好三條戰線同時推進。第一,讓核心更快,並針對 AI 調優,同時具備足夠通用性,以應對 AI 領域持續出現的新創新。第二,處理記憶體:既要考慮容量,也要考慮頻寬。第三,處理 I/O:把結果從晶片送到能發揮作用的地方。

我們正在同時推進這三項工作,並已與美國政府開展大型合作,研究如何把 HBM 整合到基於 SRAM 的晶圓上,使 HBM 呈現出接近 SRAM 的特性:既有 HBM 的大容量,又有 SRAM 的高速度。

我們還在研究光學晶圓堆疊,把光交換整合到晶圓上,這可能改變世界。Jack Dongarra 曾說過,大規模計算領域一直更擅長製造 FLOPS,而不擅長移動 FLOPS。I/O 要解決的正是這個問題。如何把光交換貼近計算單元,是我們獲得大量政府合同並極度興奮的方向。

簡言之,必須變得更快;必須能記憶體更多資料、更快訪問記憶體;還必須把結果以 10 倍、100 倍乃至 1000 倍的速度送到需要它的地方。

六、從沙子到 ChatGPT 的答案:供應鏈如何運轉

主持人傑克:
我想把話題拓寬到供應鏈。現在普遍認為 AI 面臨嚴重供給瓶頸,但很多人對供應鏈並不真正瞭解。能否用相對通俗的方式解釋一下:我們如何從一捧沙子,一步步得到 ChatGPT 的回答?

Andrew Feldman:
這件事被稱為台積電,它是一個黑盒;而台積電又由另一個黑盒驅動,叫 ASML;黑盒另一端產出的是卓越晶片。

首先要明確:一座先進晶圓廠,尤其是製造尖端製程的晶圓廠,就像一座現代金字塔,是人類創造的奇蹟之一。它是一系列機器的集合,這些機器處理矽片,通過光刻工藝在矽片上蝕刻電晶體,通電後即可執行計算。它不僅是機器集合,更是一座真正的工廠。建造一座先進晶圓廠需要 400 億到 500 億美元,而使用壽命只有四到五年。

主持人傑克:
它有多大?

Andrew Feldman:
有好幾個足球場那麼大。三星在德克薩斯建廠時,先建了一座發電廠,專門用來生產混凝土;數百輛攪拌車 7×24 小時連續作業數年,才澆築出足以承載晶圓廠的地基。工程複雜程度難以置信。

主持人傑克:
所以是 ASML 製造這些機器?

Andrew Feldman:
ASML 製造的是執行光刻工藝的機器。每台機器大約 50 到 60 英呎長、20 英呎高,造價約 5 億美元。

有趣的是,ASML 把同樣的機器賣給不同晶圓廠,但各家使用方式不同,結果也不同。台積電能利用這些機器實現其他廠商無法企及的成就。

主持人傑克:
全球還有其他公司能製造這些機器嗎?真的只有 ASML 一家?

Andrew Feldman:
目前只有 ASML 能造。世上極少有這種真正基於硬核技術的壟斷,它不是靠控制供應製造出來的壟斷,而是擁有其他公司無法複製的技術。

主持人傑克:
光刻機本身是瓶頸嗎?

Andrew Feldman:
恐怕瓶頸不在這裡。行業真正的挑戰在於需求變化極快。以輝達這樣卓越公司的需求為例,它呈指數級增長;但建造一座晶圓廠需要五年。沒人能預料晶片需求會如此爆發,產能總是落後於需求。

資料中心現在面臨同樣問題:AI 以軟體速度狂飆,資料中心卻以房地產速度爬行。

主持人傑克:
所以台積電購買光刻機,整合流程,然後交付晶片?

Andrew Feldman:
對。台積電購買光刻機,擁有數十年經驗,把整個流程整合起來。他們拿到矽錠,也就是圓柱形矽棒,切成圓盤,稱為晶圓。晶圓進入生產流程,通過光刻把電晶體蝕刻到矽片上,在各道工序間流轉,最後進行切割,我們稱之為劃片;某些情況下不切割。生產線另一端出來的就是晶片。

令人驚嘆的是,你召集一群極聰明的人,讓他們在一個項目上埋頭兩年,把設計交給台積電;台積電再把它送進一座耗資 400 億到 500 億美元、耗時數年建成的工廠;最後從產線另一端出來的,是一顆只賣 22 美元的晶片。每一顆晶片都凝聚了該領域頂尖人才的職業生涯傑作,卻只賣 22 美元;而在舊金山米申區買一個墨西哥卷餅要 23 美元。

Eric Vishria:
那麼拿到晶片就大功告成了?

Andrew Feldman:
拿到晶片,只解決了大約四分之一的問題。

主持人傑克:
回到台積電。他們接收設計,操作機器,交付晶片;但這種能力本身似乎不可複製。比如美國就沒有這樣的製造能力。

Andrew Feldman:
美國有台積電、三星和格芯營運的晶圓廠,但數量很少。台積電佔比非常大。

主持人傑克:
為什麼比例這麼大?因為建設速度嗎?

Andrew Feldman:
是需求增長超過了晶圓廠建設速度。而且建晶圓廠不像建公寓樓,可以從幾百個建築商中隨意挑選。建造晶圓廠的核心技能幾乎只掌握在台積電手中,即便他們也無法同時開建 12 座晶圓廠。掌握這些技能的人才極其稀缺,無法像流水線一樣複製。

這不是用模子刻餅乾。美國大約三十年的糟糕政策把晶圓廠趕走了;晶圓廠離開後,裝置供應商和配套服務供應商也離開;下一步封裝環節,像 Amkor、日月光這樣的公司也離開。我們就這樣輕易放棄了一項戰略性產業,必須做得更好,過去的做法並不明智。

主持人傑克:
那你認為接下來該怎麼做?

Andrew Feldman:
我們應該與格芯、台積電、三星坐下來,制定一個二十年規劃,在期間豁免所有地方條例,允許他們建設晶圓廠。關鍵是建立美國本土晶圓廠產能。當年長賜號在蘇伊士運河側向擱淺,我們就遭遇晶片短缺,連洗衣機都買不到。如果失去晶片產能,對美國產業、整個國家和經濟都將是災難性的。

七、董事會該做什麼:不懂技術,就守住資金、紀律與戰略

主持人傑克:
Eric,作為董事會成員,你顯然在邊學邊做的過程中發揮了巨大作用。Andrew 也說你幫助很大。面對這些複雜挑戰,你是如何應對的?

Eric Vishria:
我的能力圈很小,並不覆蓋剛才那些領域。如果現在讓我解釋什麼是封裝,我根本給不出滿意答案。Andrew 經常給我講解。所以最重要的一課是認清邊界:知道自己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對任何技術創新公司而言,總有些時候要放手讓工程師做工程、讓科學家做科學,不干涉他們,並提供充足資金。或許資金保障才是重中之重。

Andrew Feldman:
Eric 成為優秀董事會成員的原因,也是優秀董事的基礎:你不可能無所不知。要在真正擅長的領域分享經驗,幫助我們做得更好;對不熟悉的領域,不要指手畫腳。有人總愛誇誇其談,但我們的董事會很幸運。每位董事都清楚自己的專長,只在真正具備專業知識的領域提供幫助。

創投行業的一個優勢是能看到整個行業。當我們深耕具體業務時,是在向深處鑽;投資人卻有更寬視野。董事會從未試圖解決技術問題,他們不具備那種能力,那不是他們的專長。但在融資、戰略、人才與長期節奏上,他們幫助巨大,而且極具耐心,也總能提出深思熟慮的問題。董事會讓我們變得更優秀。

主持人傑克:
在硬體公司中,當董事會預期自己在產品層面貢獻有限時,究竟應該做什麼?專注融資和招聘嗎?

Andrew Feldman:
問題在於,硬體面對的是漫長而艱難的項目,與 SaaS 截然相反。你融資後花兩三年打造產品,在此之前根本不知道客戶真實反饋。你去做客戶調研,對方會說“聽起來很棒”,因為拒絕沒有成本,沒人願意扼殺你的創意,只會順口說“對,這很棒”。所以產品管理極其困難。你需要兩年半到三年,才能把產品真正交到客戶手中。

作為投資者,你能做的是理解這種發展軌跡。第一代晶片很少大獲成功,通常要到第二代、第三代才行。即便是Google TPU 這樣實力強勁的團隊,也是第四代才真正出色,前兩代並不理想。所以你在入局時就必須明白這是持久戰,要提出與持久戰相關的問題:你們招到合適的人了嗎?是否深入思考過關鍵取捨?專業化和靈活性之間的權衡是否正確?

這些問題能幫助我們理清思路、讓思維更敏銳。但晶片設計具體用那種技術、選那家 EDA 工具,必須放手,讓團隊自己決定。

八、硬體投資與軟體投資:客戶更集中,節奏更慢,周期更長

主持人傑克:
這與你過去投基礎設施的感覺截然不同嗎?

Eric Vishria:
完全不同。實現營收的周期長得多,收入呈大塊進帳。早期客戶包括美國政府、主權雲客戶和 G42,如今顯然還有 OpenAI。客戶集中度更高,商業動態完全不同;投資和市場推廣頻率也低得多。

但也有相同點:都需要匯聚多個領域的頂尖人才,並讓他們在漫長周期內保持高昂鬥志;市場也都瞬息萬變。想想看,Transformer 架構出現之前你們就創立了公司。當時 TensorFlow 還佔主導。

Andrew Feldman:
更早時主流還是 ResNet。與今天相比,那時的機器學習和 AI 網路很小、很簡單,面貌截然不同。

九、從訓練到推理:不是鋪好的專線,而是逐跳前進的路由

Eric Vishria:
這對創業者很有啟發。公司最初是作為訓練系統起步的。你當時的判斷是:由於反向傳播,訓練是更難的難題;而推理會發生在各種裝置和電腦上,呈真正分佈式狀態。這個判斷也許最終仍是對的。但到 2022、2023 或 2024 年,公司進行了一次戰略轉向,全面轉向推理。這個轉變是在什麼契機下、如何發生的?其中多少是運氣,多少是遠見?

Andrew Feldman:
思考問題有兩種方式。第一種像老式電話電路:鋪設一條從你家直達紐約的專線,意味著你對遙遠未來有清晰構想,並認定路徑固定。第二種像路由器,也就是網際網路的工作方式:逐跳前進,先到克利夫蘭,再決定下一跳的最佳路徑。我們大致是後者。

我們知道遠方有一罐金子,也深知路徑不可預知。所以每翻過一座山峰,就環顧四周,重新決策。我們能造出來嗎?能。能在路由中發揮作用嗎?能。路由成為焦點了嗎?確實。我們能成為快速路由器嗎?能。當我們看清行業全貌,看到 AI 蓬勃發展和智能快速增長,就會問:誰來使用它?人們通過推理使用 AI,所以我們佔據有利位置。產品實際應用也讓我們洞察到新趨勢:AI 將聰明到每個人都想使用;如果每個人都想使用,推理將徹底壓垮現有計算基礎設施,我們必須提前佈局。

每次取得一些成就,就像攀上一座山峰,讓我們獲得新的視野,再據此做新決策。我們始終朝同一個大方向前進,但並不知道具體路徑,只能不斷做出當下決策。向前一躍,贏得新的視野;深思熟慮,再贏得下一個更廣闊的視野。

主持人傑克:
這很有意思。在軟體領域,你可以敏捷思考,第二天推翻重來;硬體做不到。

Andrew Feldman:
硬體做不到。晶片面對的是更重大的離散決策,所以專用性與靈活性的權衡至關重要。我們在第一代架構中做了幾個非常明智的決定。比如,我們沒有嵌入專門加速摺積網路的技術,因為我們不知道這些技術會流行多久。相反,我們選擇加速支撐所有已知 AI 的底層代數運算。這個決定極其關鍵:當 Transformer 出現時,我們處理這類模型也是最快的。儘管確立架構時 Transformer 尚未被發明,我們也沒見過、沒聽說過它。

做對幾個關鍵決策,就能帶來巨大長遠回報。

主持人傑克:
在 SpaceX、Anduril、Cerebras、Palantir 等公司帶動下,硬體現在炙手可熱,人人都想投。但我們剛才也討論了,這真的難如登天。

Andrew Feldman:
確實極難,需要極大的內在韌性。從歷史上看,該領域的豐富經驗往往是成功先決條件。這和 AI、社交網路領域不同;很多創始人和領導者最初是在為自己、同學和朋友開發工具,因此有獨特洞察。看看 Cognition、Cursor,它們匯聚了世界上最優秀的軟體工程師,為自己打造工具。這與硬體截然不同。

主持人傑克:
剛才那個話題可能也解釋了部分原因:軟體領域決策速度勝過一切,昨天錯了今天改;硬體領域一旦決策,就要承擔數年後果,根本承擔不起犯錯的代價。

Andrew Feldman:
沒錯。晶片領域講究三思而後行。晶片製造對重大錯誤零容忍,必須非常確信自己能把握所有核心環節。

十、經驗、年輕與用人:那裡需要歲月,那裡只需要 brilliance

Eric Vishria:
你們建立公司的方式很有意思。早期團隊中很多人此前一起經歷過多次創業,年紀更大、經驗更豐富。不過我覺得你也沒那麼老。

Andrew Feldman:
有人叫我“嬰兒潮一代”。我爸才是嬰兒潮一代。

Eric Vishria:
到了某個階段,你只能仰望別人,就這麼回事。年輕時,你只能向上看。真正有趣的是,如果看你們組織裡的產品負責人和一些 GTM 領導層,他們其實非常年輕。我好奇這是否刻意安排?顯然不是年齡歧視,我只是好奇,你們如何把處於前沿的年輕產品負責人視角,與經驗豐富的硬體工程師結合起來?

Andrew Feldman:
我們深入思考過:經驗在何處至關重要,超凡的智慧又在何處不可或缺。

我們的產品團隊聰明得難以置信,是我見過的最優秀產品人才。他們都很年輕,且全部內部提拔。我們沒有大公司的繁文縟節,比如規定必須在崗位上待滿一定年限才能晉陞。如果你表現卓越,我們會賦予越來越多責任;如果你能出色完成任務,發展空間將不可限量。

比如我的聯合創始人 Sean,五位創始人之一。他在我的上一家公司加入時只是個人貢獻者,2007 年入職時大約 25 或 26 歲;四年後公司被 AMD 收購時,我們直接把他晉陞為公司院士。他的發展沒有上限。現在他是創始人,也是一家上市公司的 CTO。我們就是這樣大膽用人。

在某些領域,出類拔萃需要極其豐富的經驗;在另一些領域則完全不需要。我們在理解 AI 客戶需求方面並沒有太長的歷史,因此年輕團隊的方法論、聰明才智和洞察力勝過經驗。但在晶片製造領域,我的經驗是:此前多年造芯經驗,是能否交付卓越晶片的最佳預測指標。機械和系統方面也是如此。大學或研究生階段幾乎沒有機會真正製造晶片或打造硬體系統,因為太貴、太難、周期太長。即使博士項目,你也沒有機會流片、交付、點亮晶片、把它裝上電路板、通電並編寫軟體。所以需要時間積累。

主持人傑克:
人脈關係是否至關重要?年輕人能很快建立這些關係嗎?

Andrew Feldman:
一開始就有五個創始人確實太多了,毫無疑問。但好在我們之前合作過,彼此清楚擅長什麼,幾乎沒有內耗。我們對彼此的能力充滿敬意,也對自身不足保持謙遜,所以能順利合作。

至於建立信任是否需要很長時間:與人共事六到八周後,你就能看出對方是否出類拔萃。出類拔萃的人發來的第一封郵件就會讓你驚嘆:正是我需要的;每個清單按重要性降序排列,沒有廢話,訊號雜訊比極高。然後你會反覆看到這種表現;再看他們主持會議的方式,又會驚嘆;最後看他們交付成果。這樣的人能激勵周圍團隊,能跨部門協作。你會想:這正是下一個重要項目需要的人。然後他們就能勢如破竹地攻克所有工作。

主持人傑克:
我一直覺得招聘就是這樣。如果面試後我學到了真東西,甚至想再安排一場面試,只因想從對方身上學到更多,那通常就是最棒的候選人。

Eric Vishria:
最棒的。

主持人傑克:
外部關係如何處理?比如你們要和公司外部很多人打交道,要去台灣,要和那邊合作。

Andrew Feldman:
帶他們一起去會有幫助。幾十年來,我們一直與台積電合作製造晶片,也與代工廠合作了幾十年。尤其在局勢緊張時期,多年建立的關係非常重要。你必須始終一諾千金,不是一次兩次,也不是只在順境時,而是無論順境逆境都信守承諾。這非常關鍵。

與新合作夥伴建立關係也一樣:信守承諾,儘早共享資訊;寫感謝信。聽媽媽的話,做個好人,寫封感謝信,說到做到。

Eric Vishria:
這給我上了極其重要的一課,尤其疫情時期。我們看過的軟體公司、甚至軟體基礎設施公司,真正重要的供應商很少,比如 AWS,或現在加上基礎模型公司,關鍵供應商大概只有兩家。但在我們這行,供應商名單長得離譜,有幾十家。系統整合了所有元件,還有製造冷板和水系統部件的專業製造商。所有東西必須完美整合,而我們不習慣在交付產品時存在如此多的依賴關係。至少對我來說,這是巨大挑戰。軟體出身的人必須努力摸透並掌控供應鏈。

Andrew Feldman:
供應鏈被稱為“鏈”,是有原因的。

Eric Vishria:
確實。你會突然意識到,所有環節在業務指數級增長時都會更複雜。以前我從沒想過這些。比如在 AWS 上需要更多算力,上網增加容量就行;但如果你想要更多晶圓產能,那是一個交期 15 個月的決策,而且涉及巨額資金。供應商也在做巨大產能分配決策,他們也必須認可這個計畫。這讓我深刻理解其中複雜性。

十一、AI 基建:GDP 等級的資本開支,唯一看準的人是 Sam

主持人傑克:
我們內部經常討論:無論你覺得規模有多大,都很難真正想像 AI 基礎設施建設的體量,以及其中巨額資本開支。我今天早上看到一張圖表:美國每年 GDP 的 1% 用於高速公路和電信建設,鐵路佔 2%,而這次 AI 基建佔到 GDP 的 3.5%。似乎只有一個人看準了趨勢,那就是 Sam。

Andrew Feldman:
是的,他是唯一看準的人,當時所有人都覺得他瘋了。Sam 真正了不起、也極其難得的一點是:他洞察到指數級增長趨勢,並且毫無懼色。當你把這種增長推演到兩三年、四五年後,只會驚呼“我的天”。其他人都很害怕,都認為增速會放緩;他說不會。

主持人傑克:
我記得“星際之門”項目剛提出時,數字大概是 7 兆美元,大家都嘲笑。

Andrew Feldman:
現在看來,星際之門初始規模小得令人遺憾。當時那個數字令人震驚,人們都在嘲笑。所以除了他,我們所有人都判斷錯了。我們錯了,台積電錯了,輝達錯了,記憶體晶片廠商也錯了。除了他,我們都看走眼了。

十二、資料中心瓶頸:晶片之外,還有電網、發電機、施工與社區溝通

主持人傑克:
現在這種瘋狂建設正在進行,而推理需求增長似乎超過算力建設速度。人們關心算力價格、可用算力規模和 token 消耗。從日常營運看,你在資料中心方面觀察到什麼?

Andrew Feldman:
資料中心是通過雲端交付算力的供應鏈環節之一。無論通過公有雲交付,還是本地部署交付,都會受到影響:一種是你租用資料中心空間放入自己的裝置,另一種是你的客戶直接租用整個資料中心。資料中心目前成為市場瓶頸,也暴露了美國的一系列弱點。我們的電網狀況堪憂,基本上還建立在 20 世紀 40 或 50 年代的技術之上。我們停止了一些有趣且極清潔的技術研發,比如核能。如果最終是 AI 促使我們回歸核能,那真是一個諷刺。

這也表明,在資料中心裡,我們使用發電機作備用電源,燃料通常是柴油、LNG 或其他氣體。裝置來自 GE Vernova 或 Caterpillar。幾十年來,發電機和柴油發電機組缺乏創新,而現在創新突然湧現。Bloom Energy 想把為噴氣式飛機設計的技術用於資料中心供電;燃料電池也重新受到關注;電池備用電源也有各種有趣嘗試。巨大需求正在驅動巨大創新。

我們的資料中心不夠用,建設速度太慢,電網老化,所以這是一個充滿巨大創新的領域。但行業初期做了一些蠢事:試圖把成本轉嫁給當地社區,試圖佔地方市政機構便宜。資料中心完全有能力自行承擔成本,沒有理由不這麼做。資料中心也沒有理由消耗大量水資源。我們使用閉環系統;美國所有資料中心用水量加起來,還不如加州杏仁種植者;不是一倍、兩倍或四倍差距,而是杏仁種植者用水量是資料中心的四到七倍。所謂水資源問題根本是偽命題,站不住腳。

但作為行業,我們沒能很好與當地社區溝通,沒能獲得支援,沒能展示會帶來的數千甚至數萬個高薪建築崗位、長期就業崗位和更低稅率。我們在這方面做得很糟糕,現在正在付出代價。

主持人傑克:
這印證了整體主題:科技行業在 AI 公眾溝通上做得一塌糊塗。

Andrew Feldman:
糟透了,確實糟透了。

Eric Vishria:
資料中心還有另一個層面讓我感興趣。比如 2018 或 2020 年問你,資料中心成為關鍵制約因素的機率有多大?

Andrew Feldman:
那肯定又是我會猜錯的一件事。

Eric Vishria:
我們所有人都會猜錯。這完全是一個全新命題:現在你必須從頭到尾把它建好並交付。

主持人傑克:
從動土到完工需要多久?我知道你拿“鏟子”開過玩笑,我不是想問那個;我是問建一個資料中心,從開工到完工到底要多久?

Andrew Feldman:
“Shovel ready”是資料中心領域常聽到的詞,實際意思往往是“我們其實什麼都還沒幹”。我們就是想賣給你一塊空地,好讓你的鏟子有地方下腳。比如“我有一塊生地”,或者“我在俄克拉何馬州有一塊地”。有時有許可,有時沒有。

我們絕對想不到行業會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如果有靠譜建築商,從拿到生地和許可到建成 50 兆瓦設施——這是一個合理規模區塊——大概需要 18 個月。通常大型資料中心園區也按 50 兆瓦區塊分期建設,每個區塊 18 個月。如果那裡已有建築且接通電網,我們稱之為棕地項目。現在很多人跑去鐵鏽地帶,收購舊工廠、造紙廠,因為它們以前耗電量很大,早就拿到電力許可,然後改造這些設施。

主持人傑克:
在資料中心供應鏈瓶頸中,能源、晶片、施工和審批,那個佔比最大?

Andrew Feldman:
供應鏈每個環節都有自己的子供應鏈。建資料中心,大多數地方不缺混凝土,勞動力也有;不過在懷俄明州,為了爭奪資料中心選址,甚至要從遠至丹佛的地方調電工。發電機和輸電開關是長交期裝置,一貨難求,成為關鍵瓶頸。通常你能很快建起所謂“冷殼”:可以相當快地建好混凝土預製板建築或鋼結建構築;但隨後必須進行內部機電安裝,把它變成一座算力的“高功率酒店”。這需要電工、冷卻冷水機組和各種其他裝置,而這些裝置目前交貨周期都很長。

Eric Vishria:
昨晚我離開孟菲斯時,碰巧乘飛機飛越那些超大型資料中心,規模令人震驚。

Andrew Feldman:
沒人能像埃隆那樣搞建設。

Eric Vishria:
建築規模、周邊施工現場等等,都太龐大了。

主持人傑克:
這引出兩種未來:要麼資料中心未來十年永遠供不應求;要麼由於交貨周期動態變化和當前建設熱潮,最終出現產能過剩。押注那種未來會成真,可能存在超額收益。

Eric Vishria:
肯定是資料中心不夠用。

Andrew Feldman:
在我們這個領域,展望未來十年真的很難。十年前 Transformer 還沒跑起來,人們跑的是識別臉、貓、椅子的小模型。2016 年算不上 AI 大年。但未來五年內,我們仍將繼續滿世界找資料中心、繼續搶晶片;對使用 HBM 的人來說,還得繼續搶 HBM。

十三、政治與真正稀缺指標:如果分母有限,每瓦 token 是否就是一切

主持人傑克:
政治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現在政府對科技、尤其 AI 的關注和干預顯然比以往更多。

Andrew Feldman:
不,我們真正需要的是更多不懂做決定的人;顯然這正是我們需要的。這個領域確實需要就什麼對美國有益、對不同市政區和農村地區有益進行深思熟慮的討論,但政客並沒有進行這種討論,他們的反應都是條件反射式的。

Eric Vishria:
暫時拋開政治,假設我們在算力問題上達成共識:算力受到限制,無論是記憶體、晶片還是資料中心空間,總之存在瓶頸,而需求壓倒性。這難道不意味著唯一重要指標是“每瓦特 token 數”嗎?分母有限,所以要最大化分子:每瓦特 token 數、每個設施 token 數、每塊晶片 token 數。也許是“每瓦特任務數”。如果是這樣,Cerebras 就具備速度優勢,巨大速度優勢。你如何看待這種動態?如果我們快進,看看真正的瓶頸到底是什麼。

Andrew Feldman:
我認為有兩點。第一,速度——也就是我們選擇專注的領域——在歷史上催生過無數市場。沒人會用慢吞吞的搜尋引擎,撥號上網也沒有市場。你的孩子多大,14 歲和 12 歲?如果你想懲罰他們,別沒收手機,把網速降回撥號上網,讓他們用一陣子。那才是懲罰。為什麼聽完我們會笑,卻又覺得 AI 慢一點沒關係?

當網際網路很慢時,Netflix 靠郵寄 DVD 起家;當網際網路變快後,它成了影視製作公司。它不是把原業務做得更好,而是蛻變成全新物種。上周 GPT-5.6 限量發佈後,我們看到的正是這種現象。人們正在構想全新應用。你能瞬間獲得前沿智能,這開闢了各種新機遇。這是速度帶來的第一重價值。

第二重價值是提高吞吐量,生成更多 token。方法之一是參與“解耦”合作,我們正在與 AMD 和 AWS 合作。推理工作中,你會思考是否有一部分工作可以交給別人做,另一部分由自己做,從而實現更高吞吐量。與 AMD 合作,我們在保持速度不變的情況下實現 5 倍額外吞吐量;與 AWS 也看到了類似資料。得益於我們的架構,我們有機會在整個 GPU 生態中實現這一點,並全面鋪開。目前該領域有四大主要晶片製造商:輝達、AMD、Google TPU、AWS 訓練晶片。我們已經與其中兩家合作。這是我們深思熟慮過的戰略,也是我們極感興趣並致力於推進的方向。

十四、輝達真正偉大之處:不是 CUDA,而是十年絕境中的極致堅韌

主持人傑克:
輝達究竟有何特質,能讓他們取得如此瘋狂的發展勢頭?

Andrew Feldman:
我認為大多數人對輝達為何偉大的理解是錯誤的。本世紀前二十五年,輝達毫無疑問是最偉大的公司。人們常關注諸多因素,比如 CUDA;但我認為並非如此。他們也看重晶片架構;我認為也不是晶片架構。

真正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堅韌與專注,源於其作為上市公司長達十年未獲成功的蟄伏。看他們從大約 2003、2004 到 2013、2014 年這十年的股價:表現極其糟糕。作為一家上市公司,你浴血奮戰,卻無人傾聽,產品銷量慘淡;支撐這一切所需的百折不撓與堅韌令人驚嘆。十年後,他們從困境中涅槃重生,成為全球市值最高公司。對這樣體量的公司而言,這種極致投入與堅韌使其躋身歷史上最偉大公司之列。並非因為其他那些因素,那些只是談資。

但作為上市公司,經歷那樣十年無休止的抗爭、抗爭、再抗爭,這種精神已經刻入他們的 DNA,這才是真正了不起的地方。

主持人傑克:
沒錯。在各種活動上,你依然能看到黃仁勳。

Andrew Feldman:
依然在拼盡全力。誰能想像五兆美元市值的公司?你能想像黃仁勳之前的老一輩科技領袖做到這一點嗎?不可能。那種拚搏的極致,在我看來正是其偉大之處。其他方面固然很酷、很好;但當我審視自己如何做得更好,思考作為 CEO 應該關注什麼時,我汲取的正是這種力量。

十五、職業“大衛”的鬥士基因:每一次質疑,都是下一次證明的起點

主持人傑克:
你認為你們經歷的生死存亡,是否賦予了公司這種鬥士基因?

Andrew Feldman:
確實如此。黃仁勳身上有趣的一點也在於此:儘管他已是行業巨頭,仍把自己看作處於劣勢的挑戰者。

這是我的第五次創業。此前我們賣掉三家公司,把一家公司推上市,現在又把當前這家公司推上市。在迎戰歌利亞的戰鬥中,我是一個專業挑戰巨人的大衛,每天醒來都帶著這種心態。現在我們規模更大了,面臨更強大的競爭對手,有更多人向我們投擲石塊;所以我希望我們能秉持這種心態。就我個人而言,每天醒來我都充滿熱情與動力。

每天我都會回想:剛起步時,他們說晶圓級晶片行不通,結果我們做了出來;他們說你做不出高良率量產,結果我們實現了高良率量產;他們說你無法大規模量產封裝,結果我們實現了大規模量產封裝;他們說你只有政府客戶,結果我們拿下主權雲;他們說你沒有超大規模客戶和前沿實驗室,結果我們贏得 OpenAI;他們說你有了政府客戶、主權雲、前沿實驗室,但沒有超大規模客戶,結果我們拿下超大規模客戶;他們說你做不了大模型,而現在我們正在為 GPT 提供服務。

主持人傑克:
那他們現在說什麼?

Andrew Feldman:
每次我達成一個里程碑,我都讓他們啞口無言。當你骨子裡是個企業家,每一次這樣的質疑都會讓你熱血沸騰。我們只熱衷於解決別人解決不了的問題,只做別人做不到的事情。這就是我們每天早起奮鬥的原因,不是為了錢,也不是為了名聲,而是因為我們熱愛打造酷炫的產品,真的非常喜歡攻克那些極其困難、別人做不出來的酷炫產品。

十六、尾聲:在史丹佛校園、肖克利與諾獎鄰居之間長大

主持人傑克:
Eric 跟我講過你相當獨特的童年經歷。我不知道這是否影響了你的成就,但你是怎麼長大的?

Andrew Feldman:
我在史丹佛校園長大。父母都是教職員工,那裡有個小社區,鄰居幾乎全是教授。我的鄰居是電晶體之父威廉·肖克利。這很瘋狂。我們當時才八歲或十歲,對他的全部瞭解就是:他妻子在萬聖節會發全尺寸糖果棒。這位發明家曾在貝爾實驗室工作,發明了電晶體,並把矽谷帶到西海岸。而我們當時腦子裡想的只是他會發大號“三劍客”糖果棒。

但那段經歷中有幾件事非常美好。首先,那裡唯一的硬通貨是腦力。那時沒人在乎你是否富有,沒人在乎你是否創辦了公司;那是 70 年代,沒人在乎這些。他們在乎的是:那傢伙真的很聰明,研究做得很出色。我的另一位鄰居是阿莫斯·特沃斯基,他與丹尼爾·卡尼曼的合作研究讓他們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還有我父親的網球球友,六到八個人輪換,周六周日打雙打。我二十五六歲時意識到,他們當中有三個人獲得諾貝爾獎,一個人獲得菲爾茲獎。大家雙打都打得很爛,簡直是老年網球;發球慘不忍睹,體能也不行。

主持人傑克:
這真是一種不可思議的成長環境。

Andrew Feldman:
確實不可思議。社區很安全,我們會騎上自行車,整個夏天都在外面瘋玩,直到天黑才回家。

主持人傑克:
你曾想過自己會成為學者嗎?

Andrew Feldman:
想過。我實際正在攻讀博士學位,後來覺得有點無聊。準備博士資格考試期間,我去了史丹佛商學院,然後陰差陽錯被捲入商界。我父親到現在還會問我:“Andrew,你打算完成博士學位嗎?”我就說:“爸,我的教授們都不在了。”

主持人傑克:
好了,Andrew,這次交流非常愉快。顯然你打造了一些極其特別的東西,能通過 Eric 間接觀察和學習這一切也很棒。感謝你做的一切。

Andrew Feldman:
很高興來到這裡交流。Benchmark 是一位非凡合作夥伴。投身硬體創業,意味著要與投資人深度繫結十年,因此務必慎選良伴。我很自豪我們做出了正確選擇。謝謝。

(invest wallstr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