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夏天，越南可能是“下一個世界工廠”的議題，被廣泛討論。

2022年，越南“不負眾望”，最終取得8.02%的GDP增速，為1997年以來最高。

2023年，全球已經基本走出疫情。但越南反而沒能延續此前的“增長奇蹟”，一季度經濟增速僅3.32%，不僅遠低於其年6.5%的增長目標，還創近十年來的“次低”，“最低”是2020年一季度的3.21%。

有觀點說，從經濟黑馬到經濟危機，越南正在急速下墜。

但實際上，仔細分析，越南經濟的大起大落，符合其國內的經濟特徵，並不出人意料。而且，越南前兩年的高增速，事實上並不必然意味著對中國的替代，今年一季度的經濟失速，也並不必然意味著越南的經濟崛起到此為止。

一切都尚待時間檢驗。

越南吸引中國的關注主要是疫情期間對中國的“替代”。

但需要釐清兩點：第一，越南對中國的替代並非從疫情期間才開始的；第二，疫情期間對中國的替代呈現輪動特徵，無論在當時還是在現在，都還很難判斷這種替代是階段性的還是永久的。

1. 對中國的“替代”並非始於疫情

中國部分出口訂單向越南等東南亞國家轉移的趨勢，已經存在多年，將產業鏈轉移到越南的不僅是歐美企業，還包括中國本土企業，主要是受成本因素驅動。

1975年，越南南北統一。之後在經濟上全盤學習蘇聯，在軍事上搞對外武裝侵略，很快搞得國家潰敗、民生凋敝。不得已，1986年，越南拋棄蘇聯模式，轉而學習中國，搞“革新開放（DoiMoi）”。

“革新開放”的核心有兩個：一個是私有化改革，另一個是開放市場。

1987年，越南出台外商投資法，意欲“動員一切力量吸引境外資本”，甚至還批准了外資全權控股，當時對西方世界震撼極大。《亞洲華爾街報》評價其為“社會主義國家中最為自由的外來投資法規”。

所以，越南從20世紀90年代，就承接外資訂單，開始為耐克和阿迪達斯生產運動鞋和運動服。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全球製造業訂單都受到了影響。由於港口眾多，交通便捷，勞動力、土地成本低，越南再次受到製造業資本關注。

時任三星會長的李健熙與接班人李在鎔，危機中奔赴越南考察，當年即投資6.7億美元，建立三星在越南的第一個手機製造基地。隨後十多年，三星對越累計投資180億美元，建立了200多家本土供應商，僱傭了11萬名本土員工。

2013年，做國際運動服裝代工起家的申洲國際，率先在越南建造了生產基地。2014年，天虹紡織，也開始建設越南海河工業區，打造包括原料、紡紗、製造、染整、製衣及品牌的全產業鏈。此外，華利集團、百隆東方等中國紡織和服裝業的頭部企業，都在越南建有生產基地。

所以，國際和國內製造業企業在越南的佈局，並非源自近幾年，而是至少十年前。早先的產業鏈轉移，企業基本完全是基於成本因素的考慮，與其說是“替代”，不如說是“補充”。

目前，除了已經在越南有所佈局的企業，越來越多的電子產品製造商，諸如英特爾、蘋果、LG、立訊精密、溫斯頓、和碩、歌爾等，都已經或未來有計劃在越南打造生產基地。

2. 對中國的“替代”呈現輪動特徵

過去三年，似乎大量訂單由中國流入越南。但通過拆解數據不難發現，中越進出口數據，並非完全的此消彼長，實際上是根據兩國的疫情發展情況，在疫情防控好、產能恢復快的國家間輪動。

對比疫情期間美國從越南和中國的進口數據，即可以發現這種輪動特徵。

2020年，在大規模財政刺激下，美國的國內消費需求激增，中越兩國對美出口份額均有提升。比如，2020年二季度，越南受疫情影響較重，製造業受挫，彼時中國疫情控制較好，產能率先修復，部分新增訂單則轉移到中國。

進入下半年，中、越的疫情都逐步好轉，美國對兩國的進口份額則均有提升，中國份額的提升更為明顯。2020年11月，美國自中國進口份額為21.5%，較2019年同期上升3個百分點；同一時段，越南則僅上升了1個百分點（2.8%-3.8%）。

到2021年三季度，越南遭遇德爾塔毒株突襲，許多出口訂單再次流出越南迴到中國。

2022年春節後，越南企業開始加速復工復產，並在3月中旬放開入境與防疫限制。而當時中國的疫情則多點多面散發，經濟重鎮深圳、上海、北京，先後遭受重擊，工業生產受到較大影響，部分之前回流到中國的訂單，又流回越南。

3. 難以判斷替代是階段性還是永久性

2022年，中美雙邊貨物貿易額（6906億美元）創新高，同比增長5.2%，較貿易摩擦前的2017年增長8.7%。其中，美國從中國的進口同比增長6.3%。

美國從中國進口的增長，主要由化工類和部分機電類產品拉動。化工類中藥品和有機化學品分別拉動總進口增長1.3個百分點和0.7個百分點，機電類的電機及電氣設備和汽車及其零部件，分別拉動了2.0個百分點和0.5個百分點。而機械設備和橡膠製品則分別拖累0.5和0.4個百分點。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中美的雙邊貨物貿易穩步恢復，但貿易額恢復的原因主要出於美國國內的旺盛需求和原材料價格衝高帶來的價格因素。而中國在美國國際貿易中的比重中實際出現了下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加拿大和墨西哥等美“近岸”夥伴及越南等“友岸”夥伴的擠出。

從美國進口端來看，中國份額從2017年的21.4%下降到2022年的16.4%，降幅達5個百分點。而美國“友岸”國家越南的份額則從2017年的2.0%上漲至2022年的3.9%，幾乎翻了一倍。2022年，越南對美國的出口增長了13.6%。越南對中國的替代，主要體現在越南具備傳統優勢的服裝、鞋帽、智能手機、電子產品和木製家具等勞動力密集型輕工業產業。

但是，2022年中國對外包括服裝鞋帽在內的輕工產品出口份額的回落，或許主要是受防疫措施和俄烏局勢擾動，很難判斷越南的“替代”是階段性的還是永久性的。

比如，中國的輕紡織業主要是福建、廣東、浙江、江蘇等四省。浙江紹興柯橋區的輕紡城，是全球最大的化纖面料基地，有超過1萬家企業從事生產和內外貿易，出口到135個國家和地區。

疫情前，柯橋區主要靠參加國際展會獲取新訂單，通過國際快遞收集樣品聯繫客戶，但2022年的疫情防控，顯著降低了國際航班和國際快遞的運力和速度，導致舊訂單延期、新獲客困難，原本由中國企業生產的訂單，只能分散轉移到越南等其他國家。

另一個側面證據是，除對美出口外，中國的服裝鞋帽等輕工產品對歐出口也同比降低，越南則同比上升。原因是福、廣、浙、甦的對歐出口主要走海運，烏克蘭的敖德薩港口是中歐貿易的重要中轉站。受戰爭影響，原經敖德薩的貨物只能轉道中歐班列或者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運費和時間都有所上升。

整個2022年，美國紡織品和服裝進口額增長16.03%，中國依舊以25.65%的市場份額，繼續佔據美國最大的紡織品和服裝供應商地位，越南排第二，佔14.87%。

4. 對美出口和自中國進口同步提升

中國連續多年是越南第一大貿易夥伴、第一大進口市場和第二大出口市場，越南是中國在東盟的最大貿易夥伴。

中國對越南的出口有兩大特點：

第一，中國向越南出口的大部分產品是中間品；

第二，中國企業對越直接投資和產業轉移是帶來對越南中間品出口上升的重要原因。

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以來，中國對美出口量下降，而越南為主的東盟國家對美出口量顯著增長，可能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從中國進口，再加工後出口至美國的模式。

比如，2019年越南對美出口額同比增長29.1%，同期中國對美出口額同比下降12.5%，與此同時，中越貿易順差則同比增長69.2%。2022年，中國對越順差擴大到570億美元左右。

從結構看，越南自中國進口集中在機械、電子、織物、智能手機和零部件等產品等，與其對外出口的主要商品種類匹配。

因此，中美貿易摩擦背景下，部分中國對歐美國家的順差轉變成了中國對越南以及越南對歐美的順差，實際上使得中越在國際分工上的關係更為緊密，也減輕了中國國際收支失衡過於集中的壓力。

可見，現在的中越經貿關係較類似於此前日中經貿關係：中國是全球價值鏈的重要節點，越南在全球生產網絡中或可視作中國產業鏈的進一步延伸。部分供應鏈環節向越南溢出，某種意義上意味著以中國為中心的供應鍊網絡規模變得更大了。

5. 需要注意資本品和中間品比重下降

綜上，全球向越南進行產業轉移的主要原因，大致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 原因是純粹的成本因素驅動，低廉勞動力成本是吸引產業的必要條件。全球化過程中，中資企業和跨國企業轉型升級，勞動密集型的低端產業逐步向具有勞動力成本優勢的越南等東南亞國家轉移。

第二類 原因主要是受中美貿易摩擦影響，跨國企業為了分散風險而採取“中國+1”的多元化戰略，或者將產業鏈的部分環節從中國轉移到越南等東南亞各國，或者在東南亞各國打造中國產業鏈的備份。

第三類 原因才是過去三年的疫情衝擊，導致訂單在疫情防控好、產能恢復快的國家輪動。

這三類原因導致的產業鏈轉移，既有互補效應，又有替代效應。就目前來說，在細分領域，越南對中國出口的替代效應有所初顯，但暫時無法判斷，這種替代是階段性的，還是永久性的。從整體來看，製造業向越南轉移，實際上是中國供應鏈的溢出，與中國供應鍊是互補而非替代。

真正需要引起警惕的一個現像是，中國在美國資本品和中間品進口貿易中的比重持續下降。從2017年的17.6%持續下降至2022年的12.1%，累計下降5.5個百分點。

與消費品相比，資本品和中間品貿易是一國參與國際分工和全球產業鏈的重要方式，其比重下降，可能預示著本國在國際分工和產業鏈中的參與度下滑，也預示著該國產業鏈，可能存在與外界“脫鉤”風險。

越南地處東南亞的中南半島東部，國土面積32.9萬平方公里，擁有3260多公里的海岸線。

但國土形狀狹長，南北跨度1650公里，東西跨度最窄處只有50公里，東西向缺乏縱深空間。陸上與柬埔寨、老撾、中國廣西和雲南接壤，與菲律賓、文萊、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等隔海相望。此外，越南還有豐富的煤炭資源、石油天然氣資源、鐵鉻鈦等金屬礦藏和磷灰石、高嶺土等非金屬礦藏。

越南的港口資源非常豐富，擁有43個主要港口，大體可分為北部（7個）、中部（17個）和南部（19個）三個港口群。

1. 勞動力是核心優勢

越南之所以越來越吸引全球製造業資本的關注，最重要的原因是其擁有大量廉價的年輕勞動力。

越南有9700多萬人口，由於中部多山不宜居住，多數人口集中北部在以首都河內為中心的紅河三角洲和南部以最大城市胡志明為中心的湄公河三角洲。

最為關鍵的是，總人口中處於15-65歲階段的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約為69.3%，這意味著越南擁有6500萬左右勞動人口，而1.94的生育率，則意味著“年輕”優勢還會持續一段時間。

而越南最大的城市胡志明市的一線工人的月薪也僅僅在人民幣2000元左右，是中國一線城市工人平均收入的約1/2～1/3。

年輕的廉價勞動力，是越南吸引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的核心優勢，也是越南未來十幾年內能否取得更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基礎。

2. 制度開放吸引外資

1976-1980年，極左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對外戰爭，使得越南經濟出現了嚴重的負增長，幾近崩潰。工業產值銳降、出口減少、大規模建設項目爛尾、外債增加、通貨膨脹嚴重。

由於輕工業和農業生產被忽視，企業和工廠因開工不足而關門倒閉，糧食也滿足不了本國需要，每年需進口糧食100多萬噸。人均國民收入相當低，1978年僅為100美元。人民生活水平甚至比越戰期間還要艱難得多。

越南高層持續關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並推出了自己的“革新開放”。

1986-2006年，可以說是越南革新開放的上半場，最大的成功經驗其實是“搞活”。

農業上、經濟上、商業上，總結下來就是“包產到戶、關停並轉、引進外資、放權搞活、對外開放”。（越南前外長阮基石在1986年出席中國駐越使館國慶招待會時也承認，越南正在研究和借鑒中國改革的經驗，以搞好越南的經濟改革。）

在對外關係方面，開始逐漸融入世界。1991年，越南與中國恢復了正常外交關係，並於1995年成為東盟的正式成員，同年與美國建交。

越南革新開放的下半場，始於2006年，核心是“進一步對外開放”，不斷加群加群再加群。

2006年10月，越南完成了歷時12年的入世談判，並在次年成為世界貿易組織（WTO）的第150個成員。同年，越南政府出台新的《投資法》，進一步取消對外商的限制，出台一系列外商優惠政策，例如“兩免四減半”（即前兩年免除、後四年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

此外，越南還頻繁加入自由貿易協定。

自2007年加入WTO之後，先後和日本、韓國、英國等多國簽署自貿協定，成為地區國家中籤署自貿協定最多的國家之一。越南還積極加入區域自貿協定，如《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越南與歐盟自由貿易協定》（EVFTA）、《越南與英國自由貿易協定》（UKVFTA），以及最近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等，各種貿易協定提供的關稅等優惠政策極大地便利了越南的國際貿易，降低了貿易成本。

3. 製造業的區域分佈

人口紅利、革新開放、不斷加群，對應的是越南的製造業開始起勢。

越南的製造業集中在圍繞3個港口群附近形成的關鍵經濟區（KERs）。

北部區主要是紅河三角洲地區，歷史上受蘇聯影響較大，選擇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所以北部區以石油和天然氣、汽車製造等重工業以及附加值較高的電子產品和機械類產業為主。需要注意的是，該區外國直接投資企業的出口額佔該地區出口總額的80%以上。

我們一直說三星在越南建立了全球最大的生產基地，這個基地就位於該區域，主要生產手機和平板電腦——三星紮根越南後成為其經濟支柱，2022年在越南的產值高達710億美元，佔越南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8%。

北寧和太原也因為三星的存在，成為全國最富裕的兩個省份。隨著三星、富士康、佳能、立訊等國際企業的入駐，北江和北寧兩省的工業區早已是寸土難求，如今河內與北部製造業重陣海防市之間，沿途可見的工業園至少有30個。

中部區相比北部和南部，主要是食品、飲料和飼料加工企業。中部的峴港是越南的第四大城市，且有港口優勢，也是IT的中心。

南部區由於19世紀中葉受法國殖民統治，後又受美國扶持，受西方國家影響較重，商品經濟在早期就已有一定的發展。比如胡志明市現在依舊隨處可見瀰漫法式風情的百年郵局和紅教堂，街道也很文藝，店裡到處是端著咖啡的人。所以，商業較北部更為發達，輕工製造業和服務業範圍也比北部更廣，家具製造以及越南具有傳統優勢的服裝紡織業主要聚集在南部，越南最大的服裝製造商就在胡志明市。

胡志明市作為南部重要的交通運輸樞紐，以胡志明港為中心的港口網絡占到越南所有港口總吞吐量的67％。2007年越南正式加入世貿組織後，過去分散的港口已經連成一片，集裝箱貨流量已經翻了幾倍。

廉價的勞動力疊加豐富的港口資源，使得越南具備發展以出口為導向的外向型經濟比較優勢。根據越南2020年投入產出表計算，越南工業增加值佔比較高的行業，如電氣及光學設備、機械、紡織、木材、皮革與製鞋業等，出口占最終消耗的比重均高達99%，其他大部分工業行業的出口占比，也均在80%以上。

1. 直接原因是出口拖累

由於越南勞動力資源和港口資源豐富，具備發展外向型經濟的比較優勢。但是，這同時意味著越南經濟非常依賴國際市場，尤其是依賴美國和歐盟市場。外需的變化會同時帶來生產與貿易的雙重波動，降低經濟的穩定性與抗風險能力。

2023年一季度，越南GDP增速超預期下滑至3.32%，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出口拖累。

從結構上來看，一季度消費同比增長3.01%；投資同比增長0.02%；進出口同比下降13.3%，其中，出口同比下降11.9%（紡織品和鞋類訂單下降70%～80%，電子產品出貨量也同比下降10.9%，智能手機出貨量同比下降15%），進口同比下降14.7%。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考慮到過去三年的高增速奠定的高基數，以及近兩年全球高通脹和經濟放緩導致的需求疲軟，2023年越南經濟增速的大幅波動，似乎並非不可預期。

2. 房地產動盪

經濟下滑的另一個原因是房地產市場動盪。

自2022年以來，越南房地產公司的違約率有所上升，原因主要是債券發行監管更為嚴格，以及反腐敗。利率上升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信貸，房地產的銷售也有所放緩。據統計，一季度住宅供應量約達25000套，主要為前期發售項目的庫存。其中吸收率僅為11%左右，相當於2700筆交易，同比下降50%。

越南房地產行業有大量債券將集中在2023年和2024年到期，銷售週期拉長，削弱了開發商的償債能力，已經有頭部開發商被下調信用評級，未來部分高槓桿的房地產開發商可能會面臨倒閉。

官方數據顯示，一季度房地產領域新成立企業940家，同比減少63.2%；停業企業達到1816家，同比增60.7%；解體企業341家，同比增30.2%。

但是，數據沒有給出企業規模詳細指標，所以暫時不能判斷房地產的問題到底有多大。可以明確的是，房地產行業確實面臨諸多困難和挑戰。比如，貸款准入、債券發售、銷售回款和償債壓力等。

在加入世貿組織後，越南房價曾經經歷過一次騰飛，金融危機期間曾大幅下跌。房市在金融危機後持續低迷了幾年，由於住房按揭利率的升高，銀行產生大量壞賬。

2014年，越南政府推出30兆億越南盾的購房貸款計劃，刺激國內購房需求，房價與銷售快速增長。2015年，越南政府頒布《住房法》，開放外國人投資越南房地產，進一步刺激了越南的房地產市場。房地產市場才開始再次起飛。

儘管現在整個市場的房價再次回調，流動性明顯下降，但是在基礎設施發達的城市優質地段，房價依然穩中有升。3月初以來，越南政府又出台了系列房地產業紓困政策，效果如何，還有待觀察。

關鍵是，從長期來看，越南的城鎮化率約35.7%，基本與中國2000年的城鎮化水平（36.2%）相當，但是低價房、社會保障性住房供應不足。世界銀行預測，越南到2040年的城鎮化率將達50%，未來伴隨城鎮化率的不斷提升，人口的不斷流入，越南的房地產市場，特別是核心城市(胡志明和河內)的房價，應該還有可觀的上漲空間。

3. 股市和匯市

股市不評價了，最近的都在經歷洗禮……說說匯市，有觀點認為越南盾經歷了匯市暴跌。但在美聯儲、歐央行創世紀的連環奪命加息的情況下，越南盾的表現符合預期，儘管2、3月份有較大幅度（2%）的貶值，但4月份以後迅速收復。並沒有像土耳其里拉等新興經濟體貨幣一樣出現極端性的暴跌。

第一，製造業處於低附加值的代工、組裝階段，對外依賴度高。

越南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組裝基地，而不是生產基地。

在輕工領域，越南對中國形成短期替代的產品，主要集中在紡織等勞動力密集型產業。但中國的紡織業已經形成了從化工原料到成品的完整產業鏈，越南還缺乏化工和機械產業鏈，仍然主要停留在“來料加工”階段，即進口化纖原材料織造成品。

一般說來，配套產業的配套能力與產業聚集度有很大關係，產業集聚的形成存在一定的路徑依賴，並非短期內能夠完成，這意味著越南短期內要形成媲美中國的配套產業基礎幾無可能。

越南製造業的生產和出口基本受外資驅動，外資企業在越南工業產出中的佔比超過50%，對外出口中的外資成分佔比為73.4%。韓國公司在越南的出口額佔了其出口總額的35%，其中三星電子和其他電子公司就貢獻了約25%。越南企業的生產需求主要來自跨國公司的生產訂單，最終產成品面向國際市場的推廣，也依賴跨國公司的銷售渠道。

第二，交通基礎設施比較落後，限制物流能力。

越南的主要運輸方式為公路，公路總里程約47000公里。目前還沒有貫穿全境的高速公路和鐵路，很多國道機動車限速100公里/小時，但實際行駛速度只有40至60公里/小時。城市內道路狹窄，擁堵嚴重，摩托車和汽車不分道，摩擦剮蹭也是常事。

鐵路總長3160公里，運行速度低，設施設備老舊。越南的物流能力，包括碼頭、集裝箱的作業效率都無法和中國相比。這不僅抬高了運輸成本、倉儲成本，而且拉長了生產週期，難以滿足一些交貨期要求比較高、市場敏感度比較高的產品要求。

這也是近年來越南在財政困難的情況下仍將加大基礎設施投入的原因。越南政府將優先發展公共交通和關鍵交通基礎設施，計劃在2030年將現有公路網絡擴張5倍以上，任重道遠。

第三，勞動力價格上漲和用工荒並存，面臨區域競爭者。

由於大量外資湧入，製造業的用工需求激增，越南政府不斷提升最低工資標準。2020年，一、二、三、四類地區的最低工資標準分別增至442萬越南盾（約合1351元人民幣）、392萬越南盾（約合1198元）、343萬越南盾（約合1056元）、307萬越南盾（約合945元）。

9700萬的人口基數與全球產業鏈相比並不大，在用工高峰期，區域用工基本接近飽和，用工荒和勞動力價格上漲同時存在。

此外，越南在亞洲也不乏勞動力更有活力的競爭者。印度、緬甸和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同樣具有較低的工資水平，總生育率更高，人口增長的可持續性也相對更強。

第四，勞動生產率不高，中高端技術人才、管理人才極為短缺。

越南的勞動力資源雖然豐富，但全國近77%的勞動者、超過4300萬人缺乏專業技術水準。從勞動生產率來看，越南在亞洲國家當中仍處於相對落後的水平，僅略高於緬甸。

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全球競爭力報告（2016-2017）》顯示，越南勞動力市場效率在全球138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63（中國排在39）。很多越南工人缺乏成熟的工作經驗，加上沒有加班習慣，造成生產效率低下，交貨時間推遲。

在教育層面，越南2001年才開始普及九年義務教育，這也意味著目前的產業工人大多僅有小學文化，難以從事技術複雜的工作，這也是為什麼越南主要承接了中國轉移出來的勞動力密集型的低端產業的原因。中高級技術人員短缺且培養速度過慢是製約發展的最大問題。

越南本土成熟的中高層管理者也非常少，很多工廠只能從“母國”空降管理者。

除了中高端人才缺失，越南基層工人也在流失。越南也有“農民工”，受疫情衝擊和出口銳減影響，胡志明等城市有不少農民工“返鄉”。

第五，對外資依賴程度高，維護宏觀經濟穩定是個問題。

作為一個小國，越南是一個高度開放和依賴對外貿易的國家。但當前的國際金融環境對越南等新興經濟體並不友好。同時，海外市場存在經濟衰退可能。

受監管收緊以及全球流動性緊張等因素影響，國際資本對越南的投資熱情迅速降溫。2023年一季度，海外投資者對越南投資總額為54.5億美元，主要來自新加坡、日本、中國，同比大幅下降了38.8%。

但是4月份新批投資資金繼前三個月小幅下降後反彈激增，流入製造業、金融業的投資金額都有所增加。在中國已經走出疫情，產能恢復的情況下，越南未來的外商直接投資將如何演變，暫時還很難判斷。

儘管越南經濟指數較為亮眼，但一旦發生美元資本大幅度抽離，越南經濟債務危機的風險也將隨之加大。這樣一來，越南經濟“奇蹟”也存在或將倒退回原形的可能。

未來越南應對債務和外匯波動的政策空間有限。2023年1月，越南有864億美元外匯儲備，比2022年12月（847億）略有上升，但遠低於2021年的1050億。從2022年6月開始，外儲的降幅較大。

越南在2016年通過實施重大財政鞏固和嚴格限制政府擔保等措施，壓降了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但越南未來用以基礎設施建設、社會支出以及應對人口老齡化和氣候變化的財政需求也十分巨大且在持續增長。

第六，營商環境大幅好轉但仍有提升空間。

越南鼓勵引入具有高新技術、沒污染的、有創造力的項目，但在落實的時候，很多方面還是會打折扣。目前省級以及5個直轄市的投資項目一般能直接去跟越南商務部談，大項目審批得也較快。但如果市級以下的項目還是需要人脈關係，一般通過中介，手續費還是省不了。企業依然面臨官僚主義和缺乏透明度等問題。

部分部委和產業的權限存在重疊，需要重複審批甚至存在政策衝突。本土企業的信息披露標準、質量、財務透明度不高，也增加了營商成本。

雖然已出台保護知識產權的規定，但實施力度仍然有限。

越南的銀行和支付系統效率也比較低，其國內交易對現金的依賴程度還比較高。

2022年的越南的金融反腐，導致了包括張美蘭在內的多個地產大佬鋃鐺入獄，以及金融監管趨嚴，也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投資人的投資積極性。反腐和監管完善，當然不能認為是壞事，但短期內確實會帶來投資情緒上的擾動。

此外，時不時被煽動的民族情緒，也是營商環境的一個不確定性因素。

2017年5月，由於越南的“經濟特區法”草案，計劃將外商租地期限最長延長至99年，曾引發民眾示威遊行，在局部地區演變為暴力衝突，省人民議會辦公樓被打砸。騷亂平息後，越南國會決定取消草案中關於租用土地“特別情況下能使用99年的規定”。

此事件給很多外商，尤其是中國商人留下陰影。在當前特殊的國際局勢下，未來越南的民族主義情緒是否會被重新燃起，存在不確定性。

越南經濟的高增速和大跳水都不是常態，關注的重點應該是基礎設施、人口結構、經濟結構、制度供給。

總結來說，雖然越南的政局較為穩定，政府也在努力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提升國民受教育水平、持續推行自由市場改革、完善法制建設，但上述任何一項事業想取得顯著成效，都需要持續十幾年的投入甚至一代人、幾代人的努力。

總體上，全球產業鏈的多元化佈局，可能使得包括越南在內的部分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發展暫時從中受益。但是在資金成本長期保持低位背景下，數字技術對勞動力的替代可能改變傳統的比較優勢邏輯，綠色低碳也將成為後發國家赶超的額外約束條件。

種種跡象表明，越南、印度等後發經濟體，甚至是全局意義上勞動力密集型、高碳資源密集型的後發經濟體，其赶超的歷史窗口期有可能將逐漸關閉。這個進程的速度取決於數字化、綠色化生產方式的發展速度。無論如何，與過去半個世紀相比，如今後進發展中國家的赶超之路一定將更加艱難。

越南的人口紅利和便利的優質港口，使得越南發展外向型經濟具有優勢。但越南處於產業鏈下游、對外依存度太高、國內基礎設施不健全等因素，依然制約著越南的發展潛力。相對自由的資本賬戶開放，並不厚實的外匯儲備，使得越南維持金融穩定的能力也十分有限。

製造業是穩定就業和提升居民收入水平的壓艙石，未來越南是否能夠完善本土供應鏈，降低對進口中間品的依賴、是否能夠打造出國內自主品牌，降低對外資企業的依賴，是否能夠切入高附加值生產環節，降低對低端製造業的依賴，深度嵌入全球供應鏈，逐步實現從原材料出口向深度加工產品和高附加值加工製造產品出口結構的轉移，或是越南製造業的主要挑戰。

未來，越南如果想行穩致遠，必須要增強本國經濟的韌性，提高財政的可持續性，進一步改善經商環境，促進數字化轉型。為了應對氣候變化，到2050年實現淨零排放目標，越南還應該保持對可再生能源的高投資水平，並追求更高的能源效率。（正和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