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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平宏觀】日本老化嚴重的後果：孤獨社會、平成廢物與“失去的三十年”
導讀
人口是經濟社會活力的源泉，我們先前推出《中國人口報告》、《中國婚姻報告》、《中國生育報告》、《中國人口大遷移》、《中國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等系列深度報告，社會影響廣泛。較早呼籲“是該放開三孩了”，全網6億閱讀，推動成為社會共識和公共政策。做有情懷、有溫度、有責任的研究。
本報告聚焦於先行的日本人口情勢與政策，探討人口老化少子化的影響、因應、經驗與教訓。
日本是世界上少子化老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被安倍稱為“國難”，日本的應對措施談不上成功，比如錯過鼓勵生育的時機，老年人口過多社會活力下降，社會階層固化，“平成廢物”、“草系”年輕人步入“孤獨社會”，社會醫療養老負擔持續加重，移民政策不如美國開放等。日本老化嚴重，疊加90年代初股市房市大泡沫破裂，債務通縮循環，經濟陷入「失去的三十年」。但日本相對完善的社保三支柱體系、製造業工匠精神、相對較低的收入差距和基尼係數、受教育程度高等值得學習。
目錄
1 日本人口特徵：兒童青少年佔全球倒二，老年人口佔世界第二
1.1 總量：總人口連續13年下降，自然成長率降幅連續16年擴大
1.2 結構：兒童青少年佔全球倒二，老化程度世界第二
1.3 遷移：東京都成為唯一人口正成長的都道府縣，東京都會圈人口單極化逆勢成長
2 日本人口變化影響
2.1 勞動力短缺，需求疲軟，經濟陷入“失去的三十年”
2.2 孤獨社會時代到來，社會創新力衰退，社會保障難以為繼
3 日本應對老化：改善社保+延遲退休+放寬移民
3.1 建立養老、醫療、中介三層社會保障體系
3.2 提高退休年齡，放寬移民政策，增強人才紅利，應對“用工荒”
4 日本應對少子化措施及效果不如預期原因
4.1 面對少子化：真金白銀鼓勵生育，保障女性工作與家庭平衡，擴大女性再就業
4.2 少子化應對失敗原因
正文
1 日本人口特徵：兒童青少年佔全球倒二，老年人口佔世界第二
1.1 總量：總人口連續13年下降，自然成長率降幅連續16年擴大
2023年日本總人口連續13年減少，較最高點下降2.8%，未來總人口將加速減少，以出生率中位數預測，到2070年總人口將減少超30%。
從總人口來看，日本總人口2008年達到最高點1.28億後開始下降，2023年8月較高點下降2.8%至1.24億。根據日本國立社會安全和人口問題研究所，假設死亡率在中位數水平，按出生率低位數、中位數、高位數三種情況預測，預計2070年日本人口分別為8023.7/8699.6/9549.0萬人，即使是最樂觀情況，人口仍將減至2023年的3/4左右。
從自然成長率來看，日本人口自然成長率2007年轉負為-0.1‰，此後開啟連續16年負成長，降幅不斷擴大，2022年為-5.8‰。
從全球來看，2020年日本總人口首次跌出前十至11位，2023年降至12位。
1.2 結構：兒童青少年佔全球倒二，老化程度世界第二
不婚不育、晚婚晚育使日本陷入「超少子化」困境，2022年0-14歲人口占比全球倒數第二，僅次於韓國。
從結婚率來看，日本結婚率1947年見頂下降，1972年反彈至10.4‰後持續降至2021年的4.1‰。如果將50歲未婚的定義為終身未婚，那麼1970-2020年，日本男性、女性終生未婚率分別從1.7%、3.3%成長到28.3%、17.8%。
從結婚年齡來看，晚婚現象加劇，日本男性、女性初婚年齡顯著增加，影響生育子女數。1972-2021年，男性初婚年齡從26.7歲增加到31.0歲，女性從24.2歲增加到29.5歲。
從婚後生育率來看，婚後不生孩子、晚生孩子比例上升，1970-2021年女性婚後生育首胎的平均年齡從25.8歲增加到30.5歲。1975-2021年，婚後一年內生育首胎的比例從39.4%降至23.4%。
不婚不孕、晚婚晚育導致日本總和生育率持續下降，1974年日本總和生育率低於世代更換水準進入少子化時代，1992年降至1.5掉入「低生育率陷阱」、陷入「超少子化「困境，2022年總和生育率僅1.26，在全球主要國家中排名倒數；0-14歲人口佔比僅11.6%，在全球主要國家中排名倒數第二。
低生育率，疊加醫療技術提升帶來的人口平均壽命延長，使日本老化程度持續加深，2022年65歲以上人口佔比29.0%，創歷史新高，老化程度僅次於摩納哥居世界第二。
從老化程度來看，日本老化程度不斷加深，人口金字塔由擴張型轉為收縮型。1970年日本65歲以上人口佔比7.1%，進入高齡化社會，1994年，65歲以上人口占比突破14%，進入深度老化社會；2005年佔比超越20%，進入超老化社會，成為全球主要經濟體中最早進入超老化社會的國家。
從老化速度來看，日本老化時間晚於其他已開發國家，但發展速度遠高於其他國家。從老化過渡到深度老化，美國花了65年，法國126年、英國46年、德國40年，日本僅用24年；從深度老化到超老化，法國用了28年，德國36年，日本僅用11年。
1.3 遷移：東京都成為唯一人口正成長的都道府縣，東京都會圈人口單極化逆勢成長
2022年，東京都成為日本唯一人口正成長的都道府縣，佔日本總人口的11.2%，人口成長0.2%。
日本都、道、府、縣是平行的一級行政區，全國分為1都（東京都）、1道（北海道）、2府（大阪府、京都府）、43個縣。2022年，僅東京都實現人口正成長，從1,401.0萬人增加至1,403.8萬人；23個縣人口下降率持續擴大，其中，岩手縣、福井縣、和歌山縣的增幅最大；京都府等19個都道府縣的人口減少率下降。
三大都會區人口占比百年來持續增至52.9%，2010年以來人口向東京都會圈單極化集中。
日本人口分佈不均衡持續加劇，人口呈現向三大都市圈中心城市聚集趨勢，東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三大都市圈人口佔比百年來持續增長，1920年，三大都市圈人口佔比33.3%，2022年，這一數字已增至52.9%。
自2010年以來，東京都會圈人口在日本總人口持續負成長背景下逆勢成長。2010-2022年，東京都會圈人口從3,561.8萬增至3,687.3萬，佔總人口比重從27.8%增至29.5%，人口單極化向東京圈流入。而大阪圈、名古屋圈人口同期分別下降45.0、16.4萬人，但由於日本總人口下降，兩個大都市圈人口佔比基本穩定在14.4%和9.0%。
日本農村青壯年人口大量遷移至城市，農村老化少子化程度遠高於城市。
2022年，老化程度最高的是臨海的農業縣秋田縣，65歲以上人口占比達38.6%，而最低的東京都僅22.8%。少子化程度最高的仍是秋田縣，0-14歲人口占比低至9.3%，老齡少子化疊加使秋田縣勞動人口全日本最低。
2 日本人口變化影響
2.1 勞動力短缺，需求疲軟，經濟陷入“失去的三十年”
日本老化導致勞動供給不足、勞動生產力成長趨緩，破壞經濟潛在成長率。1990年前後，日本勞動年齡人口佔比見頂、勞動生產力放緩，疊加當時泡沫破滅、政策應對失誤、國際環境動盪、產業結構調整滯後因素，經濟陷入「失去的三十年」。
1961-2022年日本勞動年齡人口成長率、勞動生產力成長與經濟走勢基本同步變化。伴隨1961-1975年日本勞動年齡人口平均成長率維持在1.5%的高位、勞動生產力成長率達到12.7%峰值，實際GDP平均成長率也維持在7.7%的高位；1976-1988年勞動年齡人口、勞動生產力分別維持0.9%、3.1%的低速成長，實質GDP成長率也降至4.4%；1989-2022年勞動年齡人口、勞動生產力成長率分別從0.9%、4.5%大幅降至-0.4%、0.7% ，實質GDP增速從5.4%降至1.5%。
從國際來看，2022年日本勞動年齡人口佔比僅58.5%，在全球主要已開發國家中墊底，遠低於OECD成員國平均64.8%的水準。勞動生產力為每小時52.3美元，人均勞動生產力8,5329美元，與拉脫維亞、匈牙利等東歐國家持平，勞動生產力和人均勞動生產力在38個OECD成員國中排名30、31位，均創1970年以來最低水準。
日本老化提高消費佔比、改變消費結構，消費成長降至冰點，醫療消費需求顯著提升。
根據生命週期消費理論，中年人收入和支出水準高、平均消費傾向低，老年人收入和支出水準低、平均消費傾向高，老化導致經濟中消費的比重上升，但消費成長會下滑。1991-2022年家庭消費比例從51.6%上升至54.1%，1973-2022年家庭消費成長率從21.0%降至5.3%。
根據生命週期消費理論，不同年齡層的人口消費偏好不同，年輕人偏好汽車等耐久財，中年人偏好子女教育，老年人對醫療保健需求旺盛。日本老化影響消費結構，2000-2022年汽車銷量從821.4萬輛降至630.2萬輛，降幅23.3%。自1992年以來，國民醫療費用佔GDP比重從4.9%增至8.2%，在OECD國家處於較高水準。
人口結構變化使日本儲蓄、投資需求顯著下滑，股債房表現低迷。
我們以（GDP與居民最終消費支出的差值）/GDP計算國民儲蓄率，70年代日本經濟快速成長、勞動人口占比較高時，所得增速高於消費增速，儲蓄率維持在50%以上。隨著90年代泡沫經濟崩潰、老化加速，儲蓄率顯著下滑，由1989年的50.2%降至2022年的46.3%。
儲蓄率和投資率有明顯正相關性，儲蓄率持續下降導致投資率下滑。1973年日本經濟高速成長期間投資率曾達36.4%的高點，而1996-2020年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從169.1兆日圓高峰降至145.3兆日圓，投資率從31.6%降至26.0 % 。
日本股市隨高儲蓄/低儲蓄人口比上升而繁榮，高儲蓄/低儲蓄人口比1986年達到高峰86.2%，日經225指數1989年沖頂，，2022年高儲蓄/低儲蓄人口比降至52.7% ，日經225較1989年下滑33.0%。債市利率因老化下滑，1992年日本勞動年齡人口佔比見頂，日本長期貸款利率從8.1%的高點跳水後長期低利率，2022年為1.25%。房市住房開工量與主力置業人群規模正相關，均呈「倒U型」曲線，日本主力置業人群1972年增長放緩，住宅新開工套數1972年達峰；1995年主力置業人群達峰後下滑，住宅新開工套數也下滑。
2.2 孤獨社會時代到來，社會創新力衰退，社會保障難以為繼
資產負債表衰退、老齡少子化加劇使日本走向“孤獨社會”，以低活力、低慾望、躺平為代名詞。孤獨社會是日本學者三浦展提出的概念，即以「孤獨」作為消費動機的社會，可細分為「下流社會」「單身社會」「虛擬社會」。
「下流社會」指日本中產階級的消亡、向下流動的新階級擴大，90年代泡沫破裂後，日本年輕人因預期收入下降對生活、工作、學習、消費態度消極，不願奮鬥，追捧「做二休五”，社會活力急劇下降。
「單身社會」則指日本社會中單身家庭逐漸成為主流，催生外帶、單人公寓、老人介護等單身經濟的發展。根據日本內閣府預測，2040年，日本男女終生未婚率將增加至29.5%、18.7%。
「虛擬社會」即當代日本年輕人較容易從虛擬生活中得到精神滿足的社會。平成時代成長起來年輕人不願意追求二戰後昭和年代建立起的終身僱傭制、年功序列薪資制，更傾向躺平，從事非正式僱傭、小時工，追求虛擬世界豐富的文化精神生活，被稱為“平成廢物」。根據2022年日本內閣府調查數據，選擇「家裡蹲」的人數佔15-39歲人口的2.05%，佔40-64歲人口的2.02%。
日本老化擠出科研資源，疊加曾經長期實施終身僱傭制及年功序列制限制，導致日本創新能力下降、錯失第三次資訊科技革命機會，獨角獸企業數量大幅落後。
一方面，日本老年人佔比持續上升，政府、企業用於老化的支出增加，科學研究資源投入相對減少，從而不利於技術創新。另一方面，儘管終身僱用制與論資排輩的年功序列制已逐漸崩潰，但兩種制度長期實行對日本科技創新產生長久的消極影響，企業組織過於冗餘，難以淘汰低素質勞動力；高素質勞動力由於晉升慢、薪資低，創新意願受挫。
老化對科學研究投入的擠出效應，疊加製度因素限制年輕人創新意願，使日本錯失第三次資訊科技革命機會，獨角獸企業數量明顯落後。根據胡潤研究院數據，截至2022年末，日本獨角獸企業數量僅7家，大幅落後中美印英德韓的316、666、68、49、36、18家，排名持續下降至14位。
日本人口扶養比已開發國家中最高，社保給付費佔GDP比重持續成長，但來自勞動人口的社保財源縮小，政府財政壓力加劇。
從人口扶養比看，2022年日本人口扶養比（15歲以下及65歲以上人口占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從1960年的56.0%增至68.4%，在已開發國家中居首位，其中老齡化帶來的老年扶養比增速高於少子化帶來的兒童扶養比降速,1960-2022年老年扶養比從8.8%增至48.8%，而兒童扶養比從47.2%降至19.5%。
從社保給付費來看，扶養比的成長導致社保給付壓力增大，根據厚生勞動省數據，2021年日本社會保障給付總額佔GDP的25.2%。然而社保給付費的財源過半來自企業及勞動人口，隨著勞動人口減少，來自勞動人口的社保財源縮小，而老年人增長又使社保支出膨脹，政府財政壓力加劇。
3 日本應對老化：改善社保+延遲退休+放寬移民
3.1 建立養老、醫療、中介三層社會保障體系
日本建立以養老、醫療、介護保險為核心的社會保障體系，社會保障給付費佔GDP比重達25.2%，由以醫療保險為主轉向以養老保險為主。
社保對象:以全體國民為保障對象。1958年、1959年分別制定《國民健康保險法》、《國民退休金法》，1961年初步實現以養老、醫療保險為中心的社會保障體系；2000年引入介護保險，形成養老、醫療、介護保險三層社會保險所構成的保障體系。
社保給付:日本1964-2023年社保給付費從13.5兆日圓增加至134.3兆日圓。支付主導險種由醫療保險轉向養老保險，1980年後養老保險給付費超醫療保險成為最大的給付險種。2021年養老保險給付佔給付費總額的40.2%、醫療保險佔34.2%。
社保財源:日本社保財源主要來自保費收入及財政撥款，前者佔比呈下降趨勢，後者呈上升趨勢。1991-2021年保費收入及財政撥款佔社保收入總額分別由60.9%降至46.2%、由24.4%上升至40.4%。
1）國民皆年金：第一支柱為主、第二三支柱為輔
日本形成以國民年金和厚生年金、企業年金計畫、個人年金構成的三支柱養老保障體系，第一支柱涵蓋規模最大達6,754萬人。2021年，退休金給付費55.8兆日元，佔社保總給付費用的40.2%。
第一支柱：強制性的兩層公共退休金，包括固定繳費的國民年金、所得關聯型厚生年金。涵蓋20-60歲全部人口，退休金基金規模在全球公共退休金基金中居首位。
第二支柱：自願參與的企業退休金計劃，包括待遇確定型DB計劃、繳費確定型DC計劃、一次性支付退職金制度（LSSB）、中小企業退職金共濟制度（SERAMA）。以DB計劃為主，DC計劃佔比逐漸上升。
第三支柱：自願參與的個人退休金計劃，包括個人繳費固定型DC計劃（iDeCo）、個人儲蓄帳戶（NISA）。iDeCo和NISA帳戶均享20.3%資本利得稅免除。
2）國民皆保險：專屬高齡老年人醫療制度，老年人自付比例10%
以地域保險、職域保險、高齡老年人醫療保險構成健保體系，參保總人數佔日本總人口的99.4% ，75歲以上老人自付比例僅10%。2021年，醫療保險給付費47.4兆日元，佔社保總給付費用的34.2%。
從保險種類來看，日本醫療保險制度險種複雜多樣，主要包括地理保險、職域保險、高齡老人保險，職域保險又包括健康保險、船員保險和共濟組合。
從覆蓋群體來看，職域保險參保人員主要為僱員與公務員；地域保險參保人員為農民、個體經營者、退休僱員；高齡老年人醫療保險被保險人是75歲及以上群體及65歲及以上臥病在床的老年人。
從投保人數來看，2020年日本醫療保險投保人數佔日本總人口的98.9%，其中職域保險投保人數較多，佔總投保人數的61.7%。
從自付比例來看，兒童與老年人自付比例較低，但高收入老年族群例外。70歲以下族群與70歲以上高收入族群自費比例為30%，但70-74歲老人自付比例20%，75歲以上老人自付比例僅10%。
3）國民皆介護：設定7級介護標準，高齡老人為主要受益群體
介護保險制度投保者自付比例僅10%-30%，65歲以上老年人覆蓋率達98.9%，被認定為需介護/支援人數佔投保人數的8.8%。
從制度背景來看，家庭規模小型化、免費醫療制度導致老年人長期住院，進而醫療費用大幅增加、醫療資源緊張、照護水準降低、財政壓力巨大，由此日本2000年實施《介護保險法》。
從被保險人看，「第1號被保險者」為65歲以上老人，「第2號被保險者」為40-64歲族群，2021年6月65歲以上老年人投保人數較最初成長1.6倍，覆蓋率達98.9%。
從受益對象來看，受益人為65歲以上老年人及40-64歲有特定疾病群。受保人在申請給付後，由政府評估其介護資格和等級，介護等級分為7級：可能發生護理的「要支援」1-2級和處於護理狀態的「要介護」1- 5級。2021年6月，被認定為需介護/支援的人數較最初增長3.9倍，佔參保人數的8.8%，75歲及以上老人在每個介護等級佔比均超85%。
從服務內容來看，介護保險提供居家服務、社區服務、機構服務，居家服務需求較高。
3.2 提高退休年齡，放寬移民政策，增強人才紅利，應對“用工荒”
《安定法》推動退休年齡延至70歲，高齡老人就業率連續17年增加。一方面，日本透過鼓勵延遲領取退休金間接促進老年人延遲退休，領取退休金年齡越晚，每月可領取退休金金額越多。60-65歲每提前一個月領取，退休金在法定基礎上減少0.5%，65歲以上每延後一個月領取，則在法定基礎上增加0.7% 。另一方面，直接透過立法延遲退休年齡。1986年日本推出《老年就業穩定法》，鼓勵老年人60歲退休。2006年明確法定退休年齡為60歲並鼓勵老年人65歲退休。企業可廢除退休年齡制度或提高退休年齡至65歲或對60-64歲員工引進繼續僱用制度。2013年推出《老年人就業穩定對策基本方針》規定65歲退休。2021年《安定法》開始推動退休年齡提至70歲。2022年，能保障老年人工作到65歲的企業佔比從2006年的84.0%增加至99.9%。
日本移民政策1989年起放寬，但政策力度不如美國。
從政策方向來看，為緩解勞動供給不足問題，日本移民政策自1989年趨向寬鬆，但政策仍不如美國開放。1989年前人口問題不突出，疊加日本是以血統為原則的出生公民權制度國家，其移民政策較為保守。1989年起日本勞動力短缺問題日益嚴峻，移民政策開始放寬。1989年頒布的新移民法對允許移民的類型由最初的18類增至31類；2018年新設特定技能簽證，放寬造船業等勞動力嚴重短缺行業外國勞動力限制。
從政策效果來看，移民數、外籍勞動人口數顯著增加。1989年前日本擁有居留資格人口成長緩慢、佔比極少。1950-1990年擁有居留資格人口數僅成長45.4萬人，佔總人口比例僅提高0.13%。新移民法推出後，1990-2021年擁有居留資格人口成長168.5萬至276.1萬人，佔總人口的2.2%，較1990年成長1.3個百分點。
日本提高勞動人口教育水平，增強人力資本紅利。根據OECD，1997-2019年日本25-34歲完成高等教育人口比例從45.7%升至61.5%，在OECD國家中排名第四。
勞動年齡人口素質提升推動全要素生產力、勞動生產力提高，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因人口成長停滯所帶來的經濟成長問題。基於內生成長理論，我們將日本實質GDP成長率分解為資本投入、勞動投入、全要素生產力成長率，其中勞動投入細分為工作時間和勞動質量，全要素生產力成長率來自技術進步、組織和生產創新等。根據JIP資料庫，1996-2018年日本年均複合GDP成長率為0.71％，其中資本投入和全要素生產力成長率均貢獻0.35％的成長，勞動力品質貢獻0.27%。
4 日本應對少子化措施及效果不如預期原因
4.1 面對少子化：真金白銀鼓勵生育，保障女性工作與家庭平衡，擴大女性再就業
為新婚夫婦提供最高60萬日圓補貼，給予男性全球最長陪產育嬰假30.4週，以「天使計畫」為核心完善託育體系。日本1972年起為鼓勵結婚生育推出多項福利政策且政策力度不斷加大，保障女性工作與家庭平衡。
一是鼓勵結婚。2020年日本推出「結婚新生活支援計畫」升級版，給予39歲以下、家庭年收入540萬日圓（約26萬人民幣）以下新婚夫妻最高60萬日元（約2.9萬人民幣）補助。但實施此計畫的市町村僅佔市町村總數的15%，以不發達地區為主，年輕人比例低。
二是鼓勵生育，推出不孕治療補助、一次性生育補助、有薪產假。日本為不孕症患者治療提供支持，2021年提供一次治療補助30萬日圓。為降低家庭產檢及分娩成本，日本為懷孕婦女提供一次性生育補貼42萬日圓。此外，女性享有14週產假、最高44週育嬰假，期間可獲得約為薪資2/3的津貼；男性享有陪產假4週，但男性育嬰休假率僅14.0%，遠低於歐洲國家。
第三是發放兒童補助、發展託育服務。日本為不同年齡兒童提供差異化補助：0-3歲兒童每人每月1.5萬日元；3歲至小學畢業，一孩、二孩每月1萬日元，三孩及以上每月1.5萬日元。同時，日本以不斷升級的「天使計畫」為核心，增加保育所數量、延長保育所開放時間、增加保育服務人員待遇，2013-2023年保育所利用率增加17.4個百分點至52.4%。2023年，日本政府探索充實托育機構人員，為育兒母親提供心理支持。
4.2 少子化應對失敗原因
儘管日本採取系列措施鼓勵生育，但日本1992年起總和生育率長期低於1.5，陷入「超少子化」困境。
一，生育觀念轉變，功利性生育意願消退，成本約束階段到來，不婚不孕成為更多日本年輕人的選擇。根據驅動生育率下降主導因素的變化，可將人類歷史分為四個階段：高死亡率驅動階段，總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二，死亡率下降驅動階段，總和生育率從6以上降到3左右。三，功利性生育消退階段，生育行為較接近情感需求，總和生育率大致從3降到2左右。四，成本約束的低生育率階段，總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準2以下，低於意願生育水準。1975年，日本已發展至成本約束階段，總和生育率不斷下降是必然。
二，經濟長期通貨緊縮，日本適育人口低慾望、躺平，非正式就業擴大，收入不穩定導致「不敢生」。1990年日本房地產泡沫破裂後，日本社會活力大幅降低。在經濟低迷、階級固化背景下，企業為節省成本，逐漸採取彈性工作制，導致非正式員工比例逐步成長。根據日本總務省調查數據， 2012年，非正式僱用員工佔所有員工的35.2%。由於非正式僱傭工資收入較低，適婚適育人口就業、收入均不穩定，影響生育意願。
三，貨幣放水疊加東京冬奧會，日本核心地區房價持續快速成長，房價收入比全球第五，抑制生育行為。由於2020年全球貨幣放水，疊加東京冬季奧運推動、日圓貶值，各國資金湧入日本樓市，日本房價2020年以來進入高速成長階段，2023年上半年，東京圈平均房價8873萬日圓（折合人民幣434萬元），遠高於2020年的6,671萬日圓（折合人民幣326萬元），創歷史新高。根據Numbeo數據，2023年中，日本房價收入比在全球主要已開發經濟體中排名第六。與高房價形成對比，日本年輕人躺平，更願意從事非正式僱用、臨時工等工作，收入較低，抑制生育行為。
四，「女性婚後及育後應成為專職主婦」的傳統思想在日本根深蒂固，女性難以平衡工作與婚姻。儘管日本政府推出系列政策保障女性權利，但政策難以對根深蒂固的傳統社會思想起效。根據相關數據，日本因為生養育辭職的女性比例仍高達60%，傳統的社會文化環境對已婚已育的職場女性不友好，因此，越來越多女性在「生養育子女」和「追求職業發展」之間選擇後者，少生甚至不生。（澤平宏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