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是我喜歡的國家。我曾經寫過“德國三部曲”，分析過這個國家的經濟歷史、模式與問題。10-11月，我在德國待了近20天，去了4-5個城市，與當地華人、德國人交流，有了一次相對充分的親身體驗。這次體驗，我也只能說是走馬觀花、邊觀察邊猜測，談不上深入考察、系統調研。歷經兩次戰爭數次修繕的古老教堂、百年前修建的地鐵、二戰後修建的房屋和祖傳的家具，僅憑這些皮毛之見，還是能夠看得出這個國家曾經出色的工業基礎和質量過硬的“德國製造”；柏林大街上的絆腳石、各種紀念建築、德國人對自然與讀書的深切熱愛，以及對弱者的保護與國民福利水平，都彰顯著這個國家文明的底色和老牌社會主義的純正品質。但是，不得不說，德鐵極其誇張的晚點、出門帶鑰匙的滯後資訊化、昂貴的物價和大公司裁員，以及充滿焦慮的情緒，都讓我感受到，這個連續兩年經濟下滑的國家，正在遭遇的挑戰，不僅僅是俄烏戰爭引發的地緣政治與能源危機的衝擊那麼簡單，它更可能是一場不可逆的衰落。2024年12月，我寫過一篇文章，叫《德國：一場危機正在逼近》，認為：“德國停滯”，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將可能成為全球市場討論歐元區經濟問題的一個核心詞彙。如今，結合我這次的親身體會，我將“德國停滯”不情願地更新為“德國衰落”。本文所探討的“一個國家將如何衰落”的問題，是新制度經濟學中核心命題，即國家興衰的成因。以德國——這樣一個擁有良治的成熟的發達國家為藍本，提醒人們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當下是否存在、將來是否可能遭遇類似的甚至更嚴重的問題。本文邏輯一、人口危機是首要問題二、制度變遷是核心難題01 人口危機是首要問題在德國期間的交流中，幾乎圍繞著一個核心：德國問題。德國正在面臨那些問題？結合自己的研究與觀察，我概括為以下幾點：俄烏戰爭、石油危機對德國汽車、化工與機械製造（三大產業佔GDP的30%）嚴重衝擊；過去幾年通膨嚴重，部分物價翻倍，工資增速緩慢，家庭購買力被削弱，居民消費力不足；過度依賴大企業，市場競爭程度低；製造業老化與資訊化滯後，產業鏈缺失，面臨中國追趕、美國壓制的雙重挑戰；金融管制過度，金融市場落後，難以支援創新企業融資，技術創新與創業市場萎靡；官僚主義嚴重，制度改進緩慢，政府管制過度，市場活力喪失，資本與人才外流；意識形態問題，國民觀念保守，家長式服從文化，缺乏冒險與進取精神；國際地緣政治糟糕，在俄烏戰爭中陷入戰略被動，在美國與中國的衝突中陷入“三明治困境”；人口老齡化嚴重與勞動力短缺。在以上所有問題中，我認為，最重要的問題是最後一個，即人口危機。我把為什麼這個最初級的問題——人口，定義為德國當下首要的最重要的問題？其實，在一定的市場條件下（注意前提），一個國家經濟興起或衰落的首要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人口，而不是制度和其它。這是我在德國最深刻的體會，具體包括兩個層面：其一，今天德國遇到的問題，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人口老齡化嚴重。其二，如果德國擁有很多年輕人，以上諸多問題都可以解決或緩解，但是人口老化與勞動力短缺反過來惡化了這些問題。在柏林，我住在西柏林相對傳統的片區，從中午到下午的咖啡店，幾乎都是老人，在聊天或看書看報。那幾天難得天晴，陽光灑下，秋葉滿地，頗有一種歲月靜好的感覺。但對這個國家和年輕人來說，這種歲月靜好的代價頗為昂貴。看著這些老人們，我由衷地感慨：這代老人是德國工業最強盛時代的工人，他們正值盛年時為全世界製造了質量過硬的商品，如今歲月老去，後繼不足，現在的德國人連日常用品都難以生產——這在全球化時代本不是問題，而是正常現象。在德國，人工短缺隨處可見。我在漢諾威大街上，看到五六個老人一起抬大件東西，但很費勁，後來兩個路人加入，方才完成。德國朋友告訴我，這裡很難請到搬運工人，鄰居和路人幫忙搬運習以為常，他們已經習慣了“自己服務自己”。一些德國人會把這種習慣理解為自理自立的優秀傳統。很多人知道日本的人口問題，但可能不知道，德國的少子化、老齡化問題比日本更早發生、時間長。早在70年代，德國總和生育率，即女性平均生育孩子的數量就迅速下滑到1.4的極低水平（人口世代穩定更替的水平是不低於2.1），此後50年這一指標長期維持低迷，2024年進一步降至1.35。與此同時，德國老齡化也在加速，70年代就進入深度老齡化，90年代就進入超級老齡化，2024年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上升至23.2%，在全球排名第三。OECD預測，未來幾年德國老齡化還將加速，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將在2035年超過27%。德國的勞動人口在80年代達到鼎盛水平，15-64歲人口占比接近70%，而後持續下滑，下滑速度僅次於日本，到2024年降至62.89%，而全球平均水平是65.07%，中國為68.6%美國為64.75%，日本為58.78%。人口不足，尤其是勞動力不足，對一個國家的供給與需求都構成約束，從而抑制其創新能力與國際競爭力。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一個觀點，市場規模決定分工水平。市場規模越大，分工越精細，進而技術水平越高。這被稱為斯密定律。如果一個國家只有一個人需要一台汽車，那麼沒有人會為他建造一個汽車廠、一個輪胎廠和相應汽車零配件廠，只能為他進口汽車，或者手工打造一台汽車，後者的價格極為昂貴，那麼這個國家就不可能形成汽車產業鏈。如果這個國家需要1000萬台汽車，在市場價格的激勵下，很自然就會湧現一些汽車廠商和一系列汽車零配件廠，而且整條汽車產業鏈的分工與技術精細，在規模經濟的作用下，汽車單價可以降至極低水平。斯密定律，是中國製造業和網際網路興起的重要原因。中國是一個超大經濟體，擁有14億人口，即便人均收入和購買力不高，但衣食住行的規模極大，加上大規模的出口市場，足以支撐中國建立全覆蓋的產業鏈，而且分工精細、協同效率高、價格極低（中國成本廉價的其它原因暫不論述）。斯密定律——大市場決定的產業鏈優勢，幫助中國企業持續不斷地吃下全球市場份額。在德國，我跟他們交流新能源汽車時說，今年中國新能源汽車滲透率達到50%，國內一年賣出1500萬台新能源汽車，另外還賣出1500萬台燃油車，這麼大的市場規模可以同時支撐新能源汽車和燃油車兩條廉價的產業鏈。同樣的事情發生在德國會怎樣？德國一直在努力地推動能源轉型，僅考慮國內市場的話，德國新能源汽車滲透率假如達到50%（歐洲23%、美國11%）會發生什麼？可以推測，德國燃油車產業鏈定然會崩潰，同時新能源汽車產業鏈依然昂貴，依然無法與中國競爭。本土的燃油車的零配件廠商因為規模不足而關閉，或者裁員，不再更新技術，部分加油站因收益下降而關閉；新能源汽車廠商、零配件廠商以及充電基礎設施，又因缺乏足夠的規模經濟，而難以形成、或難以為繼。德國沒有那麼大的市場規模，同時支撐兩條產業鏈。這就是中國超大經濟體的特殊性。網際網路亦如此，語言人口規模決定網際網路企業的競爭力。語言人口規模小的國家，沒有出現大型的網際網路企業，只有美國（英語）、中國（漢語）擁有網際網路巨頭。歐洲語言眾多，語言市場分散，在網際網路產業鏈上無法形成規模效應與精細分工。一個人口規模不大的國家，如新加坡，想要在經濟與技術上獲得足夠的競爭力，只有一種選擇，那就是國家全面開放，深度融入全球市場，參與國際產業分工中的一環或幾環，從而分享全球最領先的技術。當一個國家加速進入老齡化、少子化時，尤其是勞動力人口下降時，人口對供給與需求的約束將不斷地強化。從需求端來看，市場規模不斷縮小，產業鏈不斷地退化，技術分工粗曠化，敏捷度不斷地鈍化，邊際成本不斷地上升。在這個過程中，企業將不再投入更多的資本與技術人員開發新產品，技術也就停滯。每個產業/企業都有其規模經濟的邊界，如新能源汽車廠商年銷量50-60萬台，一旦跌破這個邊界，企業面臨虧損，這個產業鏈最終崩潰，僅保留比較優勢部分，甚至全部消失。從供給端來看，由於勞動力短缺，工程師減少，產業鏈成本上升，大企業遷移到新興國家，中小企業關停工廠。德國上市公司的海外市場依賴度（營收佔比）達到70%，是發達國家中最高的，日本與美國在40-50%。而且，德國跨國公司利潤回流的比例極低，絕大部分利潤留在海外再投資。在布魯塞爾一個會議上，現場有人提出，能否用歐洲的市場換中國的新能源技術。這也是現在歐盟一些領導人的想法。我提醒他們注意兩個問題：第一，中國最強的不是技術而是產業鏈的組織能力，歐洲缺的不是技術而是產業鏈；第二，如果把新能源產業鏈的所有技術都給德國，德國也沒有那麼多工人、工程師把這個產業鏈組織起來。所以，一個人口凋零的國家，與人口小國類似，其出路只能深入融入全球化，而不是試圖重建產業鏈。如果斯密定律是可靠的，那麼，每個國家的人口峰值，就是其產業分工精細化與技術的巔峰，也是其經濟競爭力最鼎盛時期。把這個理論放到全球，全球人口的峰值，可能是人類技術與經濟的巔峰。以上這種判斷，是不是忽略了技術創新的作用？是不是過度注重人口數量，而忽視人口質量（人力資本）？未來是不是不需要那麼多勞動力，使用無人工廠和機器人，實現集約型發展？但是，斯密定律本身包含了技術維度，市場規模決定分工水平，進而決定技術水平。換言之，先進的技術，是需要足夠多的人口/市場，分別在供給端和需求端來支撐的。精英主義者認為，大多數人是無用的，社會進步是靠少部分精英來推動的。但這觀點是錯誤的，沒有多數人，少部分精英既不會創造、也無力創造新技術。舉個例子，將一個頂尖的物理學家放到大荒島上，即便他再聰明、技術再好，也沒法組織生產與市場交易，最理想的狀態也只能過上原始人的生活；將現在的50萬人放到大荒島上去，即便他們智力平庸，他們也能過上普通的工業化水平的生活。當一個國家經濟正在快速興起的時候，經濟學家可以找到很多原因，開放市場、制度改革、發展製造業與出口經濟等等，但是最容易忽略的也是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人口。過去40年中國經濟快速增長，最重要原因是，在一定的開放市場條件下（改革開放），人多，聽話，拚命干。在一定的開放市場的條件下（注意前提），一個國家能夠進入中等收入水平，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年輕人多、肯定幹活”。一個中等收入國家想要進入發達國家，則需要很多條件，如國家良制、人口增長、保持人力資本提升和技術創新等等。而一個國家的衰落，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普通國家，只需要人口凋零就夠了。只要人口凋零，其它條件都不起作用，反而可能惡化。如果一個國家比作一個人，國家也像人一樣會衰老，超級老齡化國家是暮年，年輕國家是盛年。所謂“拳怕少壯”，今天的中國對德國的優勢，就是年輕。但是，人都將老去，國家亦如此。在德國，我想到的是20年後的中國。中國生育率滑坡從2020年開始，也就是20年後，等80後老去，21世紀的20後進入社會，這代年輕人非常少，屆時這個國家龐大的產業鏈，也將退化、鈍化。總之，在人口危機面前，其它問題都將居於次席；人口危機又將惡化其它問題。02 制度變遷是核心難題制度主義者認為，制度是最重要的。今年和去年的諾貝尓經濟學獎都頒給了制度相關的研究者，這也讓很多人關注到制度對於經濟增長的重要性。中國精英群體深刻認識到，制度改革決定著中國經濟的前途乃至這個國家的命運。德國面臨的問題，有沒有可能通過制度變革來解決？例如德國能源昂貴問題，可以修復法令，重啟核電站，向中東國家大規模進口石油；修改移民法，大規模引入人才和勞動力；放鬆市場管制，降低准入門檻，增加市場活力；降低金融監管，發展資本市場，支援創新企業融資；改革官僚體制，提高政府效率，等等。其實，這些問題在德國政府、議會上吵了十年多，但是制度改善極為有限。為什麼？很多認為制度很重要的人，卻不知道制度是怎麼來的？包括哈耶克也是如此，哈耶克反覆強調民主、法律的重要性，但是如何獲得，他只能說是自發的湧現的。我們不能假設上帝為這個國家設計了憲法，制度最終是人設計出來的，有可能來自少部分掌權者，也有可能來自民眾投票。即便設計了憲法，也可能被廢除、被修訂，或被束之高閣。希特勒集大權於一身的關鍵步驟是1933年國會通過的《授權法》，該法賦予了政府更改憲法的權力，內閣制定法律的權力，總理起草法律的權力。制度變革何其困難，而我真正想說的是，制度變革與人口有很大關係。在德國，我看到兩個奇怪現象：一是工人短缺，工人卻挺閒，下班時間早，周日依法停業停工，而且工資不高；二是工人短缺，但大企業開始宣佈裁員。先看第一個現象。通常工人短缺的情況下，勞動者願意增加供給，多做幾份工，或者工人退休後繼續幹活，但是這種情況在德國沒有發生。德國普通家庭的特點是，工資不高、資產不多、少有儲蓄、少有負債、社會福利較高、日常消費少。普通工人拿到手的月工資在2000-3000歐元，一瓶可樂2.8歐元，一趟地鐵3.8歐元，一個快餐10多歐元。這相當於，在中國，一個月拿3000元人民幣工資的人，吃10多塊錢的快餐。月收入3000歐元以下的德國人，可支配收入很少，基本沒有儲蓄，消費開支也很少。但是，福利保障水平較高，上學不花錢，退休後養老金多。近幾年，美國物價漲，工資也漲，但在德國，儘管工人短缺，工資卻增長緩慢，工資水平不高。難道工資價格失靈了嗎？德國的朋友告訴我，這跟德國的稅收制度有關係。德國的累進稅很重，多幹活、多幹一份工，大部分被徵稅，所剩不多。這種稅收制度，不鼓勵勞動、不獎勵創造，反而是懲罰積極創造者。所以，即便很多地方缺工，也沒人想去補上，沒人願意去賺這個錢。這就造成了缺工與工資收入不高的奇怪現象。在漢諾威，我還聽他們說，德國的法律抑制退休老人從事工作，直到上周這個法律才被修改。能否修改稅收制度？當年，美國經濟學家拉弗跟里根總統說，現在的稅收制度抑制創造，需要大規模減稅。里根總統深有同感，說之前做演員時，一年拍了一兩部電影後就不想工作了，後面的片酬要繳納高額的稅收。但是，德國缺乏美國這種制度彈性，改變極為困難。德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創立社會保障制度的國家，政府徵收重稅是為了支撐較高的福利水平。如果把稅收降低，鼓勵多創造多獲得，那麼可能會削弱福利水平。儘管拉弗曲線認為，降低稅率可以擴大稅基，進而擴大稅收收入。但是，人們不容易找到最佳稅率，也不知道當前是最佳稅率左邊還是右邊。即便減稅不影響福利水平，但是這種獎勵政策將擴大貧富差距，這是德國人的意識形態中是不太容許的。很多人不明白，為什麼當年社會主義思潮在德國盛行？德國統一的時間比較晚，當英美資本主義出現反現代性潮流時，德國才開始發展工業。也就是，德國資本主義是伴隨著反資本主義潮流而發展的，資本家不如英美強大，工會力量比較強大。這個國家的城市規劃、土地制度、福利政策和工會組織，都體現了社會主義純正特徵——集體與平等。再看第二個怪現象，工人短缺，但是最近大企業宣佈裁員。去年大眾汽車三季度淨利潤同比大跌63.8%，營業利潤同比大跌42%。今年11月，保時捷宣佈，今年前三季度營業利潤暴跌至僅4000萬歐元，同比降幅達99%。這讓市場大為震驚。這一方面說明德國大型企業正在面臨業績挑戰，另一方面也是德國大型企業的慣用手法以給工會施壓。去年大眾汽車在公佈糟糕業績的同時宣佈史無前例的重組，計畫關閉至少三家德國境內工廠、裁撤數以萬計員工並收縮其在德國所有剩餘工廠規模，同時要求14萬名工人集體降薪10%。今年三季度保時捷的銷售收入為268.6億歐元，同比下降6%，而利潤大跌99%，這顯然不符合常識。當然，這並不是說保時捷財報造假，更可能是他們通過財務操作來降低利潤，為降薪裁員造勢。關於第二個怪現象，我真正想說的是，一個國家的勞動力短缺，未必推動工資上漲，甚至可能出現降薪、失業現象。原因是，一個國家的勞動力短缺，可能導致資本外流，投資減少，產業鏈缺失，進而導致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下降，最終不得不降薪、裁員。所以，工資的真正增長（扣除通膨因素），並非來自勞動力短缺，而是勞動產出與競爭力的增加。又回到勞動力短缺這個問題，能否通過延遲退休、移民製度？延遲退休法案難產，這是一種常見現象。但是，德國延遲退休推進非常困難。原因是，工人在德國工作最大的優勢就是退休保障和社會福利。換言之，相對其它發達國家，德國人拿著不算高的工資、承擔較高的稅收負擔，目的是為了退休後一份不錯的保障。默克爾時代，德國曾經吸納了超過100萬敘利亞難民，其一目的就是補充勞動力。但是，德國的勞動准入門檻較高，這些難民的德語需要學到一定的水平才能工作，一些工作需要相應的證書。這對敘利亞難民來說難度太大。而且，德國對難民提供救助金，這份人道主義救助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他們進入勞動力市場的積極性。對此，一些德國人頗為不滿，但似乎無能為力。如今，德國總理梅爾茨認為，敘利亞內戰已經結束，將逐步遣返敘利亞難民。但是，居住在德國130萬敘利亞人，其中近1/4出生在德國，部分人已獲得德國公民身份。按照德國政府極為低下的效率，這個問題只會久拖成疾。德國的制度改革為何如此困難？我們可以找到很多理由，如德國人觀念保守、歷史包袱等等。但是，我真正想討論的是，良治有沒有規律可循。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書中提出了一個良治框架，他認為，一個良治國家需要同時具備這三種制度：國家組織、法制、責任制政府。在福山看來，英國同時具備這三者，成為第一個崛起的現代國家。而大部分國家都存在制度缺失，其中說到中國，他認為，中國古代的秦朝就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國家組織，中國的國家能力是最強的，但是後面兩個制度非常薄弱。福山這個分析框架是有意思的，今天很多人討論，為什麼威權政府的國家經濟增長快，民主政府的國家經濟增長慢？過去東亞國家經濟快速增長，其實跟什麼政府沒太多關係，最大的因素是上面說的人口，其次就是國家組織。東亞國家的國家意識和組織能力都很強，不論什麼性質的政府，只要保持一定的開放市場條件，其經濟在人口的作用下就夠快速增長。當然，經歷完這輪高增長，國家能力發揮完後，法治、責任制政府的作用變得越來越重要。在中國很多知識精英看來，一個國家一旦越過格林尼治時間，進入憲法、民主時代，就萬事大吉了，就達到了福山所說的“歷史的終結。但是，人是活的，制度是動態的。在這一點上，道格拉斯·諾斯與奧爾森更智慧、更有洞見。我們可以將諾斯的制度變遷理論與奧爾森的利益集體理論結合起來，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人類集團行動的困境——制度變革的難題。一個國家，其經濟想要持續發展，排除人口因素，其制度需要伴隨著經濟增長而不斷地變遷與創新。如果制度變遷緩慢、滯後，技術創新和經濟增長所形成的新的技術、商業與政治既得利益群體，勢必想辦法修築高牆固守利益，遊說政府改變制度鞏固勢力。這個問題在每個國家、每個階段其實都存在。從全球來看，當今世界為什麼如此瘋狂？原因是上一輪的全球化時代，全球貿易、金融和勞動力制度變革緩慢，國際商品、勞動力和資本市場扭曲，而矽谷技術力量、華爾街金融巨頭、美國建制派、高校與媒體左派、其它國家的一些政治勢力與商業勢力，形成一個頑固的既得勢力。而川普領導這股右翼勢力，試圖用粗暴的手段打破這個國際化的既得利益網路。上一輪全球化的既得利益群體身上的標籤容易迷惑人，如技術精英、知識分子等等。科學家、政治家、技術精英、環保主義者、公共知識分子，這些身份具有褒義，其相應的口號容易被定義為“正確”。但是，他們也可能成為阻礙進步的偽裝的既得利益者。同理，左和右在理論上都有其缺陷，左的平等理念其實危及個人自由，右的國家主義同樣傷及個人自由。左或右，不在於那個“正確”，而在於誰是絆腳石。本文在討論德國的案例，就是為了說明，即便在憲法時代與民主國家，其制度變遷也受制於種種利益集團。例如，德國房屋租金限價制度反而導致租金價格上漲，但是一直無法取消。二戰後，德國百廢待興，政府需要大規模新建房屋，鼓勵教會和一些機建構房。當時，為了讓國民有房可住，政府鼓勵租房，推出了租金限價制度，嚴格保護租客利益。現在德國城市很多房子，都是那個時候修建的。今天德國的居民房屋自有率依然很低，很多人長期租房。一些人的租金長期不漲，甚至十年不漲。但是，最近五年，德國城市房價和租金迅速上升。這是為什麼？由於通膨上升，一些俄羅斯等熱錢進入，外來投資者購買房屋選擇囤房不出租。因為房屋一旦出租，不僅租金價格鎖死了，租客還就長期佔有了這個房子，房東想要轉手就要大幅度降價。這種制度導致了租房市場的供給短缺，進而抬高了租金價格。只要學過經濟學的人，都知道限制價格會導致資源錯配、供給短缺、價格上漲。二戰後，歐美國家存在很多管制，房屋限價在美國也存在，但是在里根時代，聯邦政府大量廢除了各種限價。但是，為什麼德國廢除租金限價這麼困難？原因是，租金限價制度，對中老年租房人有利，對年輕人不利。年輕人剛出社會工作租房價格高，但是中老年群體長期租房，房租控制在過去很低的水平。在這個問題上，中老年人租房人成為了阻礙進步的既得利益群體。所以，制度變遷的難題是如何戰勝頑固的既得利益群體。再如，德國鐵路晚點率達到70%，這還不包括取消的火車。德國高鐵只能跑200多公里每小時，為什麼？德國擁有各種鐵路，系統非常複雜，調度難度很大。而且，高鐵跟普通火車在同一條軌道上跑，一旦前方火車出故障，高鐵也得停下來等待。這個問題在德國幾乎是無解的。因為它涉及到的既得利益群體過於龐大，包括德鐵、土地所有者。德鐵是一家虧損嚴重的國企，想要改革這家企業非常困難。如果要建設新鐵路，德國財政還有餘力，但所涉及到複雜的徵地或土地產權問題，這挑戰就更大了。如今，德國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群體，不是個體富豪、官僚，而是以大眾、德鐵為核心的大型企業與官僚系統形成的頑固勢力，高管、工人、公務員寄生在這個體系中。他們更像是國家資本主義勢力。福山沒有把上述責任制政府直接定義為民主政府，原因並非對民主不信任，而是認為，民主是一種政治工具，不同的勢力都可以借助這個工具來捍衛自己的利益，包括既得利益群體。在柏林，很多年輕人集中在這個城市，左的、右的都有。他們是有活力的，在地鐵上，他們高聲歌唱；在東柏林的牆上，他們各種塗鴉。但是，德國現在是老人政治，社民黨和基民盟兩股中堅力量，控制了政治，試圖維護穩定，左的右的年輕人無力撼動。當一個國家，中老年人成為了大多數，年輕人成為了少數人，進取的意志、革新的精神、抗爭的力量自然衰退。所以，制度變遷需要力量，也需要時機。它有時間窗口，時間窗口是狹義上是既得利益在完全站穩腳跟前，廣義上是人口尚未衰老之前。我曾經在新年演講中說過：“轉軌國家，一定要抓住中產、企業家、技術官僚崛起的時期，還有年輕人還特別旺盛的機會轉型。一旦錯過了，就是一百年。”如今，我再補充一句：“任何時候、任何國家，年輕就是力量”。本文無意貶低德國、抬高中國，或者反之；也無意說明中國強於德國，或者反之。想要表達的是，文中所講的人口危機、制度變遷，是任何國家、個人都值得高度關注的兩大重要問題。其實，我很能接受一個國家如人一樣優雅地老去，就像波茨坦的秋葉一樣凋零，歸於塵土，靜謐、美麗、自然。但是，這個國家還有年輕人，他們面臨挑戰，也需要希望。這就是人類集體行動的困境，此難題只能交給國家市場理論。 (智本社)

高盛稱，歐美老化電網已成AI發展與能源安全“關鍵瓶頸”。歐洲電網平均運行50年、北美40年，多數接近壽命終點。美13個電力市場中已有9個電力緊張，2030年前幾乎全部吃緊。電網升級需求將使銅成為"新石油"，預計到2030年電網建設將推動60%的全球銅需求增長。高盛最新警告稱，隨著AI需求激增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老化的電網已成為西方國家能源安全的"脆弱環節"，電網升級需求將推動銅價在2027年升至每噸10750美元。高盛分析師Lina Thomas和Daan Struyven在最新研究報告中指出，歐洲電網平均執行階段間已達50年，北美為40年，均接近營運壽命終點。相比之下，中國大力推進特高壓輸電網路，形成了全球領先的電力基礎設施體系。該行還認為，電網已成為AI和國防的"關鍵環節"，三者相互依存，投資電網這一能源供應鏈中的薄弱環節變得更加迫切。高盛預計，隨著AI和國防需求將電網置於能源安全核心位置，對電網升級的迫切需求正將銅轉變為"新石油"，預計到2030年電網和電力基礎設施將推動約60%的全球銅需求增長，並支撐其2027年銅價10750美元/噸的看漲預測。西方電網老化成能源安全新威脅高盛分析師Lina Thomas和Daan Struyven在題為《AI和國防將電網置於能源安全中心》的報告中詳細闡述了電網基礎設施面臨的挑戰。據該行分析，歐洲電網平均使用年限達50年，北美為40年，這些基礎設施已接近其設計營運壽命的終點。高盛稱，美國能源安全政策的核心焦點已不再僅僅是原油運輸、液化天然氣貨運或頁岩油產量，而是轉向了運行近半個世紀、備用容量有限的電網系統。美國的電力需求增長已開始對區域市場造成顯著壓力。高盛特別指出：被譽為"全球資料中心之都"的弗吉尼亞州PJM電力市場在2022年遭遇了重大輸電瓶頸。資料顯示，美國13個區域電力市場中已有9個在今年夏季達到臨界緊張狀態。高盛預計，到2030年，除一個市場外，所有美國區域電力市場都將達到臨界緊張狀態。這一預測凸顯了美國電網基礎設施升級的緊迫性。相比之下，中國則大規模增加煤電與核電，推進特高壓輸電網路，形成了全球領先的電力基礎設施體系。AI發展加劇電網壓力高盛分析師指出，AI的快速發展正將電網推向能源安全的核心位置。資料中心作為AI基礎設施的重要組成部分，需要消耗大量電力，這進一步加劇了對已經緊張的電網系統的壓力。Thomas和Struyven在報告中強調，電網、AI和國防三者之間存在相互依存關係，使得電網升級成為國家安全優先事項。報告指出："隨著AI崛起、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等因素影響，對電網投資的需求以及相關金屬需求的提升變得更加迫切，因為電網是AI和國防的關鍵環節"。這一地位的確立使得電網現代化不再僅僅是基礎設施問題，而是涉及國家安全的戰略議題。高盛分析師認為，AI在國防領域的應用才剛剛開始，這意味著未來電力需求還將持續大幅增長，對已經老化的電網基礎設施構成更大壓力。“新石油”銅需求激增高盛預測，電網升級需求將顯著推動金屬需求，特別是銅的需求。該行分析師表示，電網升級是金屬密集型項目，作為電網建設的核心材料，銅的戰略重要性正日益凸顯。據高盛預測，到2030年末，電網和電力基礎設施建設將推動約60%的全球銅需求增長。這一增長相當於在全球需求基礎上再增加一個美國的消費量，為該行看漲的銅價預測提供了有力支撐。基於這一需求前景，高盛維持其2027年銅價10750美元/噸的預測目標。該行分析師認為，隨著AI和國防需求將電網置於能源安全的中心位置，對電網升級的迫切需求正將銅轉變為"新石油"。 (invest wallstreet)

衰老是非線性的，當35歲的職場人士突然發現爬樓梯變得吃力，或是一位50歲的中年人頻繁受到炎症困擾時，他們或許未曾意識到，這些身體發出的“衰老訊號”，實則是體內蛋白質網路發生劇烈重塑的外在表現。 《Cell》雜誌上一項橫跨50年的研究，透過分析13種人體組織的蛋白質動態變化，首次系統揭示了人類衰老的蛋白質組學軌跡——衰老並非勻速推進的過程，而是存在多個“關鍵轉折點”，其中30歲左右血管率先出現老化跡象，50歲前後的全身後血流蛋白質組發生斷血性改變，而血管作為最敏感的“血管哨兵”。這項名為《Comprehensive human proteome profiles across a 50-year lifespan reveal aging trajectories and signatures》的研究，就像一部放大到分子層面的「人體老化紀錄片」。研究團隊對516份樣本進行了深度蛋白質體學分析，涵蓋從14歲到68歲的年齡跨度，最終繪製出包含12771種蛋白質的動態圖譜。這些蛋白質就像精密齒輪，年輕時配合默契，隨著年齡增長逐漸出現「齒輪打滑」——有的蛋白質表達量驟升，有的則持續下降，更有甚者與基因轉錄產物（mRNA）出現「步調不一」的情況。蛋白質是生命活動的實際執行者，它們的合成、摺疊、運輸和降解構成了「蛋白質穩態系統」。年輕人體內，這個系統如同高效運作的工廠：mRNA作為「生產指令」指導蛋白質合成，分子伴侶幫助蛋白質摺疊成正確結構，蛋白酶體則負責清除異常蛋白。但研究發現，30歲後這個系統開始出現紊亂：mRNA與蛋白質的匹配度顯著下降，在脾臟、肌肉等組織中，兩者的相關性從年輕時的0.5左右降至0.3以下。這種「配合失調」就像工廠圖與成品出現偏差，直接導致蛋白質功能異常。更令人擔憂的是，老化過程中會出現「蛋白質垃圾堆積」現象。錯誤摺疊的澱粉樣蛋白（如血清澱粉樣蛋白P，SAP）在多種組織中持續積累，就像血管壁上逐漸增厚的污垢。這些蛋白不僅自身功能異常，還會活化免疫系統的補體通路，引發慢性發炎。研究透過免疫螢光染色證實，老年組織中SAP的含量是年輕人的3倍以上，而它的累積會直接損傷血管內皮細胞，導致血管彈性下降和發炎反應增強。01. 衰老是非線性的不同組織對老化的敏感度有顯著差異，其中血管系統最先老化。研究發現，主動脈的蛋白質組從30歲開始就出現明顯波動，其差異表達蛋白（DEPs）的數量是同齡肝臟組織的2.3倍。透過滑動窗口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主動脈在30歲、45歲和55歲三個時間點均出現蛋白質表現的高峰，而其他組織往往在50歲左右才出現類似變化。這種血管早衰並非個案。主動脈分泌的蛋白質會透過血液影響其他器官，其中GAS6蛋白的作用特別突出。實驗顯示，將重組GAS6蛋白加入血管內皮細胞培養體系後，細胞的衰老標記SA-β-Gal活性上升40%，血管形成能力下降50%；而給中年小鼠注射GAS6後，短短一個月，小鼠的血管硬度增加，肝臟脂肪堆積，甚至抓握力和平衡能力也顯著下降。這就像血管向全身傳送了「加速老化」的訊號，引發骨牌效應。如果說30歲是老化的“預警期”，那麼45-55歲就是全身蛋白質組的“重塑期”。研究透過累積變化分析發現，此階段人體多陣列織的差異表達蛋白數量驟增，其中主動脈的蛋白質變化最為劇烈，涉及免疫活化、細胞外基質重塑等多個路徑。胰臟和脾臟也表現出持續的蛋白質組紊亂，分別反映了代謝功能衰退和免疫失衡。不同組織對老化的"敏感時間"，主動脈在30 歲、肝臟在45 歲左右變化最大，顯示器官老化有各自的"關鍵期"。從功能上看，50歲左右的蛋白質變化具有鮮明特點：補體啟動和體液免疫相關蛋白（如補體C4A）普遍上調，就像過度活躍的免疫系統開始攻擊自身組織；而參與RNA剪接和蛋白質成熟的蛋白（如PRPF4）則持續下降，導致細胞修復能力減弱。這種「一公升一降」的模式，使得中年成為多種慢性疾病的高發生期－心血管疾病相關的APOE蛋白、脂肪肝相關的STAT3蛋白，其表現量均在此階段顯著上升。值得注意的是，50歲左右的蛋白質體變化存在性別差異。男性體內與發炎相關的IL-6蛋白上升幅度比女性高20%，而女性的免疫調節蛋白（如IGFBP7）則維持時間較長。這種差異或許可以解釋為何女性在更年期後發炎相關疾病風險會快速上升。02. 蛋白質年齡時鐘研究最引人注目的發現，是建構了13種組織的「蛋白質年齡時鐘」。「蛋白質年齡時鐘」其原理是透過篩選能精準反映生物年齡的特徵蛋白，實現不同器官老化程度的量化。研究人員透過彈性網路回歸演算法，篩選出能精準預測生物年齡的特徵蛋白，其中金屬蛋白酶抑製劑3（TIMP3）在9種組織的衰老時鐘中均起到關鍵作用。免疫染色證實，TIMP3隨年齡增長在血管、肝臟等組織中持續累積，其表現量與chronological age（實際年齡）的相關性高達0.82。"蛋白質年齡時鐘"，能透過蛋白質變化預測組織的生物學年齡，例如主動脈的時鐘預測精度很高。這些時鐘揭示了一個重要事實：不同器官的老化速度不同步。有些人chronological age 50歲，但血管的蛋白質年齡已達60歲，而肝臟仍維持45歲水準。這種「器官老化非同步性」解釋了為何有些人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年輕，而有些人卻早早受到慢性病困擾。其中，主動脈的衰老速度最快，其蛋白質年齡比chronological age平均超前5-8年，這也解釋了為何心血管疾病常成為衰老相關疾病的「排頭兵」。透過追蹤這些時鐘的動態變化，研究團隊發現了衰老處理程序中的「關鍵轉折期」：30歲時主動脈、腎上腺出現顯著蛋白質變化，提示內分泌穩態失衡可能是衰老的啟動因素；45歲左右免疫相關蛋白開始全面上升；55歲時細胞修複相關蛋白降至低谷。每到達一個轉折點，老化速度就可能進入新的階段。老化並非器官孤立的變化，而是透過「蛋白質訊號網路」相互影響。研究發現，1140種分泌蛋白在組織間傳遞訊息，其中血管分泌的GAS6、CXCL12等蛋白，會經由血液到達肝臟、脾臟等器官，引發連鎖老化反應。這種「跨器官通訊」在50歲後變得異常活躍，發炎訊號透過血管網路擴散，就像森林火災中的火星，從一處蔓延至整個系統。實驗證實，將老年小鼠的血漿注入年輕小鼠體內，會導致年輕小鼠血管內皮細胞老化標記物上升30%。這意味著血液中漂浮的「老化蛋白」能直接加速其他器官老化。研究也鑑定出7種關鍵「老化促進蛋白」（包括GPNMB、NOTCH3等），它們在老年血漿中濃度顯著升高，單獨處理血管細胞即可誘導衰老表型。這些發現為抗衰老研究提供了全新標靶。例如，針對SAP蛋白的抗體可能減輕血管發炎；而調節TIMP3的表達或許能延緩多種組織的老化。更重要的是，研究發現血漿中某些蛋白質的變化與組織老化高度同步，如COMP蛋白的血漿濃度能精準反映主動脈老化程度，這為開發非侵入性老化檢測手段奠定了基礎。血管老化會向血液中釋放這些"老化訊號"。當然，這項研究也有侷限性，如缺乏大腦、腎臟等關鍵器官的資料，研究對像以中青年為主。但它已經為我們打開了一扇窗，讓我們得以窺見老化的分子機制。未來，透過監測血液中的“蛋白質老化標記”，針對性地干預關鍵蛋白，或許能實現“精準抗衰”——不是阻止衰老本身，而是延緩其“斷崖式”變化，讓衰老過程更加平緩。當我們瞭解這些隱藏在蛋白質中的衰老密碼，或許就能更科學地應對身體發出的訊號：30歲關注血管健康，40歲調節免疫平衡，50歲強化細胞修復——畢竟，衰老的真相不在日曆的數字裡，而藏在那些默默變化的蛋白質中，等待我們去解讀和調控。時光派第六屆老化干預論壇將集結全球頂尖研究機構的40+學者與產業領袖一同建構從基礎研究到臨床落地的價值閉環。參考文獻：Ding, Y., Zuo, Y., Zhang, B., Fan, Y., Xu, G., Cheng, Z., Ma, S., Fang, S., Tian, A., Gao, D., Xu, X., Wang, Q., Jing, Y., Jiang, M., Xi Quong, , , J. W., & Liu, G.-H. (2025). Comprehensive human proteome profiles across a 50-year lifespan reveal aging trajectories and signatures. Cell, 188(1–22). https://doi.org/10.1016/j.j.（細胞王國）

日本少子化危機急劇加速，新生兒首度跌破70萬大關，生育率創歷史新低。日本厚生勞動省最新公佈的資料猶如一記警鐘，揭示了日本少子化危機的驚人速度——2024年日本新生兒數量僅為68萬6061人，首次跌破70萬心理關口，創下自1899年有統計以來的最低紀錄。更令人震驚的是，這個數字比日本官方機構兩年前的預測已經提前了15年到來。生育率全面告急日本全國生育率驟降至1.15，連續九年下滑，刷新歷史最低點。其中，首都東京生育率跌至0.96，成為日本唯一生育率跌破1.0的地區，意味著平均每位育齡女性終生生育不足一個孩子。值得一提的是，生育率全面告急外，地區差異顯著：沖繩縣以1.54的生育率位居全國之首，福井縣（1.46）、鳥取縣、島根縣和宮崎縣（均為1.43）緊隨其後，形成鮮明對比。日本人口自然減少，加速惡化2024年日本死亡人數高達160萬5298人，同樣創下歷史新高。人口自然減少（死亡減出生）達到空前的91萬9237人，標誌著日本人口連續第18年呈現自然減少趨勢。面對這一“出生率急劇下降趨勢未被遏制的危急狀況”，日本厚生勞動省誓言將強化少子化對策。然而，結婚資料的微弱曙光——2024年結婚登記數小幅回升至48.5萬對，平均初婚年齡男性31.1歲、女性29.8歲——在洶湧的少子化浪潮面前顯得杯水車薪。日本社會正面臨一場遠超預期的「人口懸崖」。少子化處理程序比預測提前15年的現實，不僅深刻改寫日本未來社會結構和經濟圖景，更對全球深陷低生育率困局的國家敲響了一記沉重的警鐘——扭轉人口頹勢，或許比任何預測都更為艱難與緊迫。（一波說商業實驗室）

一、全球老化進程：數據與趨勢全球人口老化正加速推進，已開發國家15-64 歲勞動年齡人口佔比已從2000 年的67% 降至63%，預計2075 年將進一步降至57%；新興經濟體該比例目前接近66% 的峰值，未來50 年將降至61%。這一趨勢由壽命延長和生育率下降共同導致：全球平均壽命從1975 年的62 歲升至75 歲（已開發國家82 歲，新興市場73 歲），而全球生育率從1963 年的5.4 降至2.1，接近人口更替水平。值得關注的是，老化並非"人口炸彈"——2022 年70 歲人群的認知能力相當於2000 年的53 歲人群，生理衰弱程度相當於56 歲人群，顯示衰老進程正在放緩。已開發國家有效工作壽命已從2000 年的34 年延長至38 年，就業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從46% 升至48.3%，部分抵消了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下降的影響。已開發國家與新興市場中位數年齡變化：過去50 年，已開發國家中位數年齡從30 歲升至43 歲，新興市場從19 歲升至30 歲壽命延長--預期壽命持續呈現線性成長趨勢生育率下降軌跡：全球生育率從1963年的高峰5.4降至2024年的2.1二、老化的經濟影響：挑戰與應對傳統觀點擔憂老化導致扶養比上升和人均GDP 下降，但數據顯示已開發國家就業人口比不降反升，主要得益於工作壽命延長。若要抵銷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從67% 降至57% 的影響，需將平均有效工作壽命延長7.5 年至72.5 歲，但實際調整更為靈活－2000-2024 年，已開發國家有效工作壽命已自然延長4 年，勞動力市場參與率從44% 升至47%。此趨勢與壽命延長直接相12關：各國有效工作壽命變化與預期壽命的相關性（R²=0.30）遠高於與法定退休年齡的相關性（R²=0.03），顯示即使沒有政策推動，人們也會自適應地延長工作時間。女性勞動參與率提升、體力勞動佔比下降等結構性變化也貢獻了額外勞動供給。勞動年齡人口比例變化：已開發國家勞動年齡（15-64 歲）人口比例預計從2000年的67%降至2075年的57%（降幅15%）就業人口比例逆勢上升：儘管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大幅下降，已開發國家總就業率仍呈上升趨勢（扶養比降低）工作壽命與壽命的相關性：有效工作壽命與壽命的關聯性高於與法定退休年齡的關聯度三、長壽經濟的正面潛力老化伴隨的是"壽命品質革命"：2000-2022 年，70 歲人群的認知能力相當於年輕17 歲的群體，這種"生物年齡年輕化" 使得消費結構不會單一偏向老年產品，而是各年齡段需求同步延長。技術進步（如AI 和機器人）有望進一步提升生產力，緩解勞動力壓力—— 高盛預測，儘管全球經濟成長從2010-19 年的3.2% 放緩至2070-79 年的1.7%，但新興市場仍將以1.9% 增速跑贏發達國家1.1%，印尼、尼日利亞等新興經濟體將全球十大經濟體成長，政策層面，延長工作壽命的67關鍵在於適應而非強制：德國透過彈性退休制度使55 歲以上人群就業率從2000 年的40% 升至2024 年的58%；日本透過"銀髮人才中心" 將65 歲以上人口就業率維持在25% 以上。這些案例表明，制度創新比單純提高法定退休年齡更有效。各區域長期成長趨勢：全球經濟成長逐步放緩，新興市場成長持續超過已開發國家2050年全球經濟格局：高盛預測2050 年全球前五大經濟體將為中國、美國、印度、印尼和德國高盛對歐盟工作壽命的估算與歐盟統計局官方數據吻合度高四、結論：老化作為發展機會全球老化本質是"長壽紅利" 的釋放：1950-2025 年，人類預期壽命每10 年增長3 歲，而有效工作壽命增長4.5 歲，這種"壽命- 工作年限" 的良性互動正在改寫經濟邏輯。高盛模型顯示，若2075 年全球有效工作壽命再延長5 年，可抵銷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下降的全部經濟影響，甚至可能提升人均GDP 3-5%。對於投資者，老化主題蘊5含明確機會：醫療健康（全球醫療支出佔GDP 比重從2000 年的6.5% 升至2024 年的8.2%）、自動化（2030 年全球工業機器人密度預計達每萬人126 台）、消費服務（50 歲以上人口消費增速比整體快1.2 個百分速比整體快點）。而政策成功的關鍵在於建構"終身學習- 彈性就業- 健康保障" 的支持體系，將老化從"挑戰" 轉化為"發展機會"。人口與經濟成長關係：全球勞動年齡（15-64 歲）人口成長率預計從1980 年的+ 2.5% 放緩至2075 年的- 0.2%(資訊量有點大)

01 未來三個巨大的風口我先來預告未來會有那三個巨大的風口。一個是新科技革命、一個是老化，還有一個是企業出海。它們又會對中國經濟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呢？下面，我來為你逐一解讀。第一個風口：新科技革命有了新技術革命，才能大幅度提高生產效率，經濟成長才有動力，而且，新技術革命會帶來破舊立新的機會，新的產業會興起，新的基礎設施要建設，新的投資機會和就業機會才能湧現。那我們距離新科技革命還有多遠呢？其實，未來已來。先知已經來到了人群中間，只不過他講的話大家還將信將疑。人工智慧是這幾年最熱的話題。機器學習突然實現了技術突破，於是，人工智慧的技術迭代就日新月異了。它可能會成為各行各業實現變革的催化劑，但未來的蒸汽機不僅僅是人工智慧。電動車取代燃油車，也是一種革命。傳統的燃油車是一種交通工具，而電動車則會成為移動的私人空間。於是，我們在未來的生活中，會有更多的場景和電動車發生關聯。所以，所有在城鎮裡已經過著中產階級以上生活的人，都會受到影響。還有新能源。這才是深藏不露的大佬。電動車取代燃油車，能源管理就要變得更智慧。人工智慧要全面落地，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所以說，工業化和都市化的背後都要靠能源。太陽能、風能這些新能源取代傳統的化石燃料，勢必會影響每個產業、每個人。你可能注意到了，人工智慧、電動車和新能源，這三個新科技革命的主力軍，在中國發展得都很快。這也是有原因的。和其他國家相比，中國對新能源的態度是最積極的。其中有個重要的原因是，在30多年的高速經濟成長時期，中國的人均收入提高了30倍，這在全世界都是獨一無二的，所以，中國人對快速的變化已經習以為常了。有了這樣的社會基礎，新科技的落地才會更順利。第二個風口，老化這個趨勢再清晰不過了。大家都知道，以後，中國的老齡化人口所佔的比例只會越來越高，這總沒有爭議吧。但這對中國經濟到底意味著什麼，爭議就很大了。有人說，老化是社會負擔，老年人多了，中國經濟就會衰退。這話可說得不對。別忘了，當年中國的人口生育率高的時候，有人說，孩子多了是個負擔呢。回到最本原的道理，只要中國人能活得更長，而且活得更健康，那肯定是一筆寶貴的社會財富啊。關鍵就看你有沒有找到挖掘寶藏的方法了。想要在養老經濟中找到寶藏，就要對老年人有更深入的瞭解。六十歲的老人和七、八十歲的老人有很大的不同。六十歲是“活力老人”，身體健康、收入穩定，又有大量的閒暇時光，他們正忙著享受生活。我在研究中也發現，這群「活力老人」中有不少還會出去打工，不是因為他們缺錢，而是因為他們更享受被社會需要的感覺。這些願意退休之後還找個事幹的老人，將是未來重要的勞動力補充，他們可都是經驗豐富、能力最強的勞動力啊。那些不願意退休後還工作的老人，會去上老年大學，學個畫畫、鋼琴、攝影，這樣才覺得充實。不過，再過十年，這批「活力老人」就會進入七、八十歲，可能會產生新的需求。人到了七、八十歲，身體的各項機能就會退化，有些老人可能就會需要別人照顧。這又會帶來兩個新的機會。第一，很多房屋和基礎建設需要「適老化改造」。家裡的地面要防滑，防止老人摔角。燈光要更明亮溫暖。廚房的檯面不能太高，要考慮到老人坐輪椅也能夠得著。很多房子的門開得太窄，坐輪椅的老人進不去，等等。第二，除了硬體要更新，軟體也要能跟得上。90%以上的老人會選擇居家養老，那該怎麼去照顧這些老人呢？天鵝到家的創辦人陳小華就已經在思考這個問題了。天鵝到家是家政公司，主要業務是提供月嫂服務。陳小華發現，讓月嫂去照顧老人，是最優選擇。跟老人說話交流，老人聽得懂。老人生活作息比較規律，月嫂也能睡個安穩覺。有的老人身體健康，生活能自理，他們只需要有人來幫忙打掃衛生，買個菜，有的老人可能需要護工幫忙洗澡，或是陪著去醫院看病，還有些老人生活不能完全自理，就需要有人專門長期照顧。在這個產業裡，以後會出現很多細分的賽道，每個賽道都提供了新的機會。第三個風口，企業出海雖然中國早已成為出口大國，做出口的熙熙攘攘的有很多企業，但過去中國企業出海的意願並不強烈。出口訂單是國外的大企業給的，中國企業只要完成訂單就行，別的事都不用操心。不少企業是在海外市場賣出很多貨，但最終的消費者是誰，他們並不知道。這一波企業出海，是中國企業第一次認真思考，從生產到銷售，從物流到倉儲，甚至包括資金調配、員工招聘，每一個環節，該怎麼在全球範圍內更好地佈局。出海之後，先有斬獲的中國企業大多有個特點，他們推出的產品往往是中國能生產出來，但在國內用得不多的，比如在歐美市場上熱銷的雷射脫毛儀、清潔泳池的機器人和電風扇，都有這個特點。有光學、半導體背景的中國企業很容易生產出雷射除毛儀。我們能生產掃地機器人，再生產泳池專用的機器人，技術上也不是什麼難事。我們連冷氣都能生產，電風扇更是不在話下。不過，這幾種產品在國內市場都不常見。中國人體毛少，平日除毛的需求小，但對歐美人來說，這就是個剛需。中國家庭很少有自己的泳池，但全球有2800萬個家庭有自己的泳池，這些泳池清潔起來費時費力，是件令人頭痛的事情。這還只是個開始。出海企業慢慢發現，這不是一個人的戰鬥，要回頭看看兄弟們是不是都跟上來了。想做一家成功的出海企業，需要有團隊的支援，不僅需要把東西生產出來、賣出去，還需要對供應鏈的把控，需要倉儲、物流、資本運作，一個都不能少。舉個例子，中國電動車想出海賣到國外，結果被卡在運輸上──專門運車的滾裝船全球才700艘，基本上被日韓船商包圓了。沒船咋整？硬著頭皮用貨櫃運，運費貴不說，還得按危險品報關審批，非常折騰。最扎心的是中國企業為了多裝車，在貨櫃裡搭架子固定，結果國外碼頭工人沒看過這操作，對著貨櫃抓瞎不會拆！車到了港口愣是卸不下來。但咱們就愛正面剛：沒船自己造！這不，比亞迪已經率先造出了自己的滾裝運輸船，不只一條，很快就能有一個船隊。所以，中國企業出海是擋也擋不住的。這一波企業出海浪潮會對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帶來什麼影響？它將帶來一種「大分流」。國際分工的實質就是生產要素在全球的組合。過去的國際分工是國外的資本和技術來到中國沿海地區，中國內陸地區的勞動力也來到這裡，一起會師，於是，在沿海地區催生出一批面向海外市場的出口企業。如今，國內的資本和技術已經崛起，一部分國內的資本和技術會轉移到內陸的工業城市，和這些城市積累下來的工程師、技術員、熟練的產業工人相結合，在專業化分工日益細化的中國製造業體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但另一部分中國的資本和技術會轉移到海外，和海外的勞動力結合，開創出一種新型的國際分工模式。以後，國內製造業工人會日益稀缺，但中國強大的生產能力又是無可匹敵的，那麼，就會有一批中國企業，摸索出一種能更好地利用海外勞動力的生產方式，讓中國製造業的優勢擴散到更多地區，而且幫助當地實現了工業化和城市化，創造了就業機會。那中國企業的國際地位就會更高，影響力就會更大。以後，在海外市場上，「Made in China」的產品可能會逐漸減少，但全球製造的「中國濃度」會越來越高。02 三個過渡時期的生存策略講完這三個巨大的風口，我們再來討論企業的應對策略。你可能會說，聽明白了，我馬上就去換賽道，我們去做人工智慧，我去做養老，明天我就打一張機票出國——不要那麼急。事實上，這三個風口仍然是看得見、摸不著的。為什麼這麼說呢？新科技革命雖好，但大規模落地的應用場景還沒找到。雖然科技應用尚未全面展開，但有的投資者已經迫不及待地把錢投了進去。進場太早可不是什麼好事，有的投資者就成了先烈，而不是先驅。老化首先遇到的是「活力老人」的興起，但這批消費者很難捕捉。他們有消費意願和消費能力，但拒絕被貼上老人的標籤。這就會影響廣告投放的精準度，也會影響企業的品牌定位。企業出海，可能會遇到更複雜的外在環境，而且，剛走出國門，不少企業不適應當地的情況，難免犯下這樣那樣的錯誤。那怎麼辦？由於我們必須經歷過渡時期才能到達新的均衡點，所以企業需要同時準備短期和長期兩套方案。只有短期方案的企業會發現雖然看似遊刃有餘，最終卻會錯過新的風口。只有長期方案的企業會覺得，我明明已經看到遠方的山，但“望山跑死馬”，期待的變化總也不來，而且由於忽視了眼下的環境，在競爭中可能會處於不利境地。到底該怎樣才能做到不下牌桌，還能有所創新呢？接下來，我來給你分享三個在過渡時期的生存策略，希望能對你有啟發。第一個策略：要學會在大眾市場上做好大眾品牌。這幾年，你可能常常聽人說起，經濟下行了，消費降級了，所以得去找下沉市場。從表象來看，好像確實有這樣的趨勢。一線城市的中產階級遇到的經濟壓力最大，但三線小城市的消費者購買力依然強勁。城市中產心心唸唸的山姆店，已成為縣城百姓的新寵。大城市的咖啡館還在苦苦掙扎，小城裡卻冒出了一批新的咖啡館。可是，有人會覺得，既然到了下沉市場，那就把品質略差的產品賣得更便宜一點就行，這其實是一條死路。做高端品牌不易，做大眾品牌更難。大眾品牌並非技不如人，只是追求的目標不同。想要生產出物美價廉的產品，同樣需要高端的技術和高端的管理水準。怎樣才能在大眾市場上做好大眾品牌？舉個例子。我曾經調查過一家生產無人機的公司，叫極飛。極飛是一家有著極客基因的企業，總想把產品做得又酷又酷。飛手們大多是潮流青年，他們也愛這個。於是，買家和賣家惺惺惜惺惺，氣氛很好。極飛把無人機應用到了農業場景，例如用無人機噴藥、播種、運輸。剛開始，極飛的無人機賣給一般農民就出問題了──無人機老撞電線杆、摔壞，農民罵罵咧咧說不好用。極飛發現，他們從一個小眾市場，來到了一個大眾市場。農民看重的是產品要好用、皮實、便宜，他們可不在乎你的造型優美不優美。於是他們改變了思路，他們把無人機分成不同的模組，這樣，一個模組壞了，直接換掉，還能接著用。他們把生產無人機的材料換成五金店隨處都能買到的鋁合金和PVC管，甚至把螺絲都露在外面，農民一看就知道該怎麼擰。第二個策略：要學會借助現有的資源來實現自己的躍升。以前，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企業家們特別喜歡講，我是“白手起家”，可是，別忘了，我們的許多成就其實得益於時代的加持。以後，經濟成長放緩，你很難再得到時代的加持。可是，有個好消息是，經過過去那麼多年的成長，我們已經有了很多的存量資源，如果能善加利用，這些資源就能幫助你實現加速發展。第三個策略：要學會用時代精神豐富產品的內容特性。過去，企業拼的是價格和質量，但現在光靠這兩樣已經不夠了。今天的市場早就不是「靠價格取勝」的時代了，物質豐裕、競爭激烈，光是好品質、低價格已經難以分辨你和別人。這時候，內容就成了一個獨特的分水嶺。很多行業開始意識到：我也得做內容，才能跟上節奏。舉個例子，傳統飯店的大廳空蕩蕩，看似氣派，其實是空間浪費。而中國的連鎖飯店別出心裁，把大廳變成了「生活秀場」：有酒吧、咖啡館、撞球桌，甚至是泡泡瑪特和室內攀岩。這樣的設計不僅吸引了年輕人，也創造了一個全新的商業生態。這時你可能會想：「內容這麼厲害，那我去搞流量，是不是就能成功？」可問題在於，很多人誤把流量等同於內容，這就走偏了。這兩年，你常常會見到一些潮品、網紅店，火的時候流量暴漲，可是轉眼之間就門可羅雀，甚至經常會出現「見光死」的塌方事件。這又是為什麼呢？這是因為，很多人在做內容的時候，忘了跟更宏大的時代精神產生共鳴。所謂的時代精神，就是能夠和一個時代的絕大多數人們產生共鳴的那種氣質。從經濟高速成長時期到經濟成長放緩時期，時代精神發生了變化。這聽起來很玄，其實你一想就明白了。按照時代精神去做內容，就等於拿著劇本去表演。為什麼瞭解時代精神的演進規律很重要呢？因為如果你拿錯了劇本，演得再認真，觀眾只會覺得你不合時宜。比如說，在經濟快速成長時期，人們最喜歡的是成功的故事。無論是賣車、賣房子，還是做培訓，都在告訴人們，「選擇我們，你會更成功」。如果你是企業管理者，講奮鬥故事就能激勵部屬。可是，現在這些招數都不靈了。原來講奢侈生活，大家可能會很羨慕，現在更多的是無感甚至反感。人們對個人成功的關注少了，更在意如何讓生活過得更有意義、更有溫度。之所以會出現這些變化，就是因為時代精神變了，劇本也已經改變了。那我們該怎麼按照時代精神去做內容呢？故事的主角不再是那些遙不可及的大人物，而是我們身邊的普通人。即便是大名鼎鼎的雷軍，也得在直播間謙遜地說一句，「謝謝打賞」。這不是作秀，而是抓住了一個真理：只有親民、走進人心，才能贏得共鳴。主題上也要轉變思路，曾經的主題是“奮鬥”，如今是“陪伴”。要做「溫暖人心」的東西。我們越孤獨，越渴望連結，越渴望分享和交流。所以我們講小人物的故事，就不能是一個人的孤軍奮戰，而是兩個人、一家人、一群人的互相扶持。 （格上財富）

如果美國依然在人才政策上反覆無常，製造業最重要的人才問題無法解決，“再工業化”在老齡化愈發嚴重的美國只能是泡影。 川普最近選擇了JD范斯來當副總統候選人，著實讓《鄉下人的悲歌》火了一把。 《鄉下人的悲歌》裡面描述的“鐵鏽帶”我並不陌生——無論是作者生長的俄亥俄州，還是作者所去過的阿巴拉契亞山脈（肯塔基州東部、西弗吉尼亞州、賓夕法尼亞州西部），我都曾經因不同原因而造訪住宿過，對這些地方的風土人情也算有些瞭解。如果有什麼事情能夠形容我的第一印象的話，這些紅州明顯是有些老齡化了。無論是當地的餐廳酒店的服務人員，還是超市裡見到的顧客，都或多或少有些白髮了。 從統計資料上來看也是如此。以JD范斯出生地俄亥俄州為例，2020年人口普查全州人口1180萬人，其中60歲以上的老人家294萬人（24.90%）、65歲以上的老人家212萬人（17.96%），老齡化程度已經和中國最老的遼寧省（2020年人口普查60歲以上佔比25.72%，65歲以上佔比17.42%）相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