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都受夠了，他們一起行動
3月下旬，歐洲貿易與技術強國荷蘭突然開始向北京發出訊號，希望能穩定下滑的中荷關係。在事先沒有任何徵兆的情況下，荷蘭首相馬克·呂特閃電般地訪問北京。
荷蘭首相的北京之行，只是歐洲核心國家今年對華密集外交的開始。呂特在出訪中國之前，曾造訪柏林與德國總理朔爾茨面商機宜。鑑於都與中國有著最緊密的貿易關係和技術合作，不排除兩個國家的政府首腦對即將開啟的新的對華外交政策進行了緊密的溝通和協調。
繼呂特之後，德國總理朔爾茨將於4月中旬訪問北京，緊接著是法國總統馬克宏，今年是中法建交60週年，雙方高層交往不斷。義大利總理梅洛尼的中國行，也在計畫中。
荷蘭、德國、法國和義大利是歐盟的核心成員國，它們對華政策的一舉一動，對歐盟其他成員國都有強烈的風向標意義。四國政府首長幾乎同時把目光投向北京，步調出奇一致，對於陷入低谷的中歐關係，無疑是一個有力的信號：歐洲成員國對穩定中歐關係抱持強烈的意願。
這與歐盟委員會一味強調在同中國打交道時要「去風險」形成鮮明對照。荷、德、法和義大利的對華態度表明，歐盟委員會領導層與歐盟核心成員國之間在如何處理對華關係方面並沒達成共識，即使本屆歐盟委員會在為數不多的日子裡推出一系列對華不利的政策或建議，也看不見能夠在成員國內得到具體的執行。
1 荷蘭打頭陣
荷蘭、德國、法國和義大利在與中國的關係上，各自有一本難念的經。荷蘭是製造晶片光刻機的翹楚。荷蘭ASML公司壟斷了全球極紫外光刻機的供應，中國企業是荷蘭的全球最大客戶群之一，2023年來自中國大陸的訂單達到其全球市場業績的26%，略遜於中國台灣，但遠遠超過韓國。
這本來是件好事，但美國政府對中國實施全面的晶片及晶片生產技術禁運，迫使荷蘭政府不得不從2024年起限制ASML向中國企業提供光刻機。這不僅引起了中國企業和政府的反彈，同時也造成了ASML的不滿。
日前ASML的管理階層甚至放出狠話，如果荷蘭的營商環境越來越差，公司將不得不考慮將總部和生產基地搬到其他國家或地區去。 ASML雖然沒有半句話提到美國的壓力，也沒有抱怨中國市場下滑是他們考慮「出走」的原因，而是說擔憂荷蘭緊縮的移民政策和右翼勢力上台，對公司爭取到全球優秀人才可能產生負面影響。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ASML真正的痛點在哪裡——即荷蘭政府保護不了它免受美國的長臂管轄。
夾在中美之間，荷蘭政府的斡旋空間很小。尤其是在美國對中國晶片製造業的打壓近乎歇斯底里的狀況下，呂特政府是很難拗過美國這條大腿的。
這不僅是因為荷蘭的安全受制於美國，還因為ASML的光刻機本身就用了美國的許多技術和服務，不屈服於美國的壓力風險會很大，大到可能會導緻美國釜底抽薪，直接將ASML也納入製裁的範圍。
所以，呂特的中國之行，應該是來北京尋求諒解來了。事實上，這位荷蘭首相在同中國領導人會談時似乎使出了渾身解數，來解釋光刻機禁運並不是刻意與中國為敵，而是出於「國家安全」的考慮。
呂特的「國家安全」概念很模糊，從脈絡上理解，不是指中國得到ASML的先進光刻機之後，會去做傷害荷蘭安全的事情，而是指不聽美國的話，可能會直接對荷蘭的安全造成傷害。抗拒華盛頓的“旨意”，不僅會引起安全保護傘美國的不信任，也會使ASML的未來命懸一線。這是一個清醒卻又有趣的認知，即當美國四處以「國家安全」為由，打壓中國企業並且要求盟友加入打壓行列時，幾乎除了美國之外的每一方都很清楚地認識到，真正的「國家安全」威脅其實是美國本身。
北京的戰略家不會不理解荷蘭政府的難處。如果對荷蘭政府的光刻機禁運實施報復，可能會適得其反，不僅不能阻止美荷的晶片技術合作，還有可能把荷蘭徹底推向美國的懷抱，正好落入更深的陷阱。
北京一直是理性的。儘管荷蘭政府限制光刻機出口中國給中荷關係蒙上了一層陰影，但習近平主席在會見呂特時，仍誠摯地表示，「中荷關係穩健快速發展，兩國各領域合作持續深化，荷蘭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中歐合作門戶。”“中方願同荷方保持各層級交往，堅持溝通對話，堅持互利共贏，推動中荷開放務實的全面合作夥伴關係不斷發展”，領導人的態度充分展現了中國外交的戰略眼光。
當然，中國不會放棄自己的原則立場，全球化、開放合作、國與國相互依存是歷史大勢。習近平主席清晰有力地向呂特表示，「經濟全球化或許遭遇逆風，但歷史大勢不會改變，『脫鉤斷鍊』沒有出路，開放合作是唯一選擇。中方始終認為，你輸我贏、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思維早已過時，真正安全的世界應該是深度交融、相互依存的世界。人為製造科技壁壘、割裂產業鏈供應鏈，只會導致分裂和對立。”
呂特在回應時說，「『脫鉤斷鍊』不是荷蘭政府的政策選項，因為任何損害中國發展利益的行動也會傷及自身」。這一點應該是有感而發，ASML失去的或即將失去的中國市場，已經驗證了荷蘭的苦衷。
中國政府釋放的善意明顯被呂特感受到，他表示， 「荷方珍視同中國的友好關係，願同中方持續深化夥伴關係，便利人員往來，加強經貿、減少碳排放等領域合作，密切在二十國集團等多邊場合以及國際地區熱點問題上的溝通協調。”
2 德法態度一致
應該說，呂特的清醒態度，符合中荷雙方的共同利益。中國和歐洲都應該有意識地避免掉入美國設下的離間中歐關係圈套，這是中國一貫的立場，這一立場明顯地在與荷蘭的雙邊互動中獲得了共鳴。
接下來的德國總理朔爾茨、法國總統馬克宏和義大利總理梅洛尼，將會同樣感受到中國政府對中歐關係的善意，美國是美國，歐洲是歐洲。其實，歐洲人擺脫對美國人依賴的衝動，並不亞於中國人對歐洲戰略自主的期待，只是難以一蹴可幾。在這一方面，荷蘭、德國、法國和義大利展現了少數的步調一致。
和英國對美國亦步亦步亦趨截然不同，到目前為止，德國都頂住了美國的壓力，拒絕把華為的設備從德國的電信基礎設施中清除出去。在這個問題上，總理府表現出強烈的韌性。在美國壓力、執政聯盟內部疑華勢力和反對黨遠華派係日趨合流的背景下，總理朔爾茨始終不願鬆口，一拖再拖。
讓企業自己做決定而不是由政府來迫使企業做出決定，這是朔爾茨政府的基本態度。這種基本態度體現出對企業利益和判斷能力的尊重，反映出對美國動用國家力量封鎖企業合作的反感，也折射出德國政府並不相信華盛頓杜撰的「華為威脅論」。
以朔爾茨的為人和做事方式，他不大可能對華為「下狠手」。這次4月的中國行是他期待已久的事情，將率大批重量級企業家隨行。如果不出意外，在明年政府任期結束前，德國對華為的立場不會改變。
德國和法國接連與中國加強關係，這不是巧合。這是德法聯袂向歐盟委員會和歐盟全體成員國展現的一種姿態：“對發展同中國的合作我們很用心，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德國人和法國人沒有任何分歧。”
事實上，德法在發展同中國的關係上雖然沒有原則上的分歧，但在速度和熱度方面還是有區別的。梅克爾政府任期結束後，歐洲對華關係發展的主要推手由柏林轉向巴黎。馬克宏對中國核心利益的尊重，尤其是在台灣問題上的不含糊，比朔茲政府來得堅定得多。
中法之間的戰略互信高於中德。馬克宏的「歐洲戰略自主論」深得北京欣賞，北京希望看見一個強大的、獨立於美國之外的歐洲，而這項戰略期待也被法國人所洞察，並引起了巴黎的共鳴。
中法之間不愉快的東西不多，雙方沒有太多的煩惱。
愛麗舍宮甚至透露，馬克宏可能在今年稍晚再訪北京，以實踐他2018年發出的每年訪華一次的承諾。
法德兩國的表現說明，至少在歐洲大陸，核心國家對真心實意發展與中國的合作從未削弱期待，「去風險」只是所謂強硬派對美國的跟風鼓譟。
3 義大利的“實用外交”
義大利也加入了荷蘭、德國和法國穩定與中國關係的行列。去年年底，義大利政府在美國的壓力下決定退出「一帶一路」之後，並沒有放鬆同中國的實質上的合作。看來退出「一帶一路」主要是做給美國人看的，給「老大」一個面子，也彰顯出G7的「和諧」。
有趣的是，義大利右翼政府在總理梅洛尼的領導下，雖然沒有延長2018年同北京簽訂的「一帶一路」備忘錄，但仍堅持加大力度發展同中國自2004年就開始的中意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義大利駐華大使安博思日前在香港出席米蘭著名的斯卡拉歌劇院芭蕾舞團在尖沙咀文化中心的演出前發表講話時表示，羅馬和北京一直在談判一項三年行動計劃，準備在兩國領導人會晤時簽署。
如不出所料，推出這個新的中意行動計劃，將是梅洛尼擔任總理後首次訪華之行的重頭戲。
尤其是電動車製造，被義大利政府認定為中意全面重啟合作的重中之重。公開資訊顯示，義大利政府已經向中國汽車製造商比亞迪和奇瑞伸出橄欖枝，邀請他們在義大利建廠。
歐洲核心國家如此步調一致地與中國密切互動，是多年來少見的事。歐盟委員會所鼓吹的“去風險”，並沒有在骨子裡得到歐洲大多數領導人的認同。
恰恰相反，把中國當成“風險”而“去之”，可能給歐洲帶來更大的風險，這一判斷似乎開始在歐洲官場和輿論界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荷蘭首相呂特、德國總理朔爾茨、法國總統馬克宏、義大利總理梅洛尼，在對華關係上的“統一行動”，再清楚不過地驗證了這個觀察。(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