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學潮】美國學生，造反了？

最近，美國大學校園內的一系列抗議在中文世界引起廣泛討論，許多人稱之為“美國之春”，認為美國的深層矛盾終於被巴以問題激發出來了。

其實自去年10月戰爭爆發之後，美國國內就抗議不斷，今年春季以來，學生們深感管理層的冷漠與無動於衷，策略逐漸激進。

數天前，哥倫比亞大學遭警察清場，大量學生被捕，緊張局勢達到高潮，抗議活動在幾天內迅速蔓延到全美乃至全球百餘所高校。

許多歷史學家認為，這些示威活動在規模和影響力上可與過去60年中的其他重大抗議運動相比肩，例如反對南非種族隔離的運動和2011年的「佔領華爾街」抗議行動。

勇敢的大學生高喊著「撤資、停火、切斷軍援」等口號，用帳篷搭起了美國社會的良心。隨著高校反戰示威浪潮愈演愈烈，也勾起了人們對美國大學生歷史上歷次抗爭的回憶，這既是傳統，也是無數人的青春。

從民意撕裂到世代覺醒

戰爭的惡夢持續籠罩著巴勒斯坦。據加薩衛生部稱截止4月27日，加薩死亡人數已達34,388人，以色列的攻勢導致加薩85%的人流離失所，60%的基礎設施被破壞或摧毀，食品、清潔水和藥品嚴重短缺。

CBS/YouGov的民調發現，開戰以來，愈來愈多的美國年輕人站到了聲援巴勒斯坦的一邊，對以色列的支持率大幅下降。

超過三分之一的三十歲以下成年人同情巴勒斯坦人民，遠超越那些更同情以色列的群體。年輕一代的覺醒和對全球問題的敏感，正在重塑他們的世界觀和政治行動。

相較之下，美國社會對以色列的支持依然明顯。主流媒體擅長控制輿論，時政評論家猶太族裔也明顯多於穆斯林族裔。

獨立調查機構對《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洛杉磯時報》這樣的美國頭部媒體超過1000篇有關以色列對加沙的襲擊報導做了梳理，並分析其中關鍵字的使用情況和語境，發現在他們的報告中透露對巴勒斯坦人的嚴重偏見。

分析指出，這些報紙在描述衝突中的死亡時，不成比例地強調了以色列人的傷亡。在報導中，“以色列人”一詞的出現頻率遠超過“巴勒斯坦人”，儘管巴勒斯坦的死亡人數遠高於以色列。

此外，當報導以色列人遇害時，經常使用「屠殺」等高度情緒化的詞彙，而這些詞彙很少用於描述巴勒斯坦平民的死亡，更諷刺的是儘管以色列的軍事行動可能是現代人類歷史上對兒童最致命的戰爭，但美國的主流媒體中卻很少提及「兒童」一詞。

這些美國社會中的保守派，熟練於操縱輿論，他們最恐懼的事情之一，就是學生群體的覺醒。在美國歷史上的重大社會運動中，年輕人常被指責不尊重長輩，不尊重教育，但歷史一次又一次證明，未來，終將是屬於誰的。

翻閱歷史，從種族歧視的靜坐示威運動、自由乘車運動、言論自由運動，到20世紀60年代的反戰運動，這些由年輕人領導的行動幾乎都得不到「公眾」的支持。

即使在肯特州立大學屠殺事件後，民調也顯示，美國公眾對槍殺抗議者的國民警衛隊的同情也超過了對抗議者的同情。

而這次以色列的情況同樣也不例外，年長的美國人對以色列的同情和支持是對立面的數倍，超過一半的年長美國人對以色列政府持正面看法。

但在年輕世代眼中，美國保守派中老年的壓制，本質上是一種帝國主義的話語霸權，他們一方面享受戰爭和新自由主義時代的收益，一方面將其包裝為自由民主的勝利，是赤裸裸的雙標，是對貧窮國家苦難的熟視無睹。

而年青一代既享受不到上一輩的時代糖霜，更不想與這可憎的戰爭行徑同流合污，他們需要自己的聲音和組織，可以是街頭，也可以是TT或任何別的東西，這在保守派眼裡如同造反，故而給他們貼上反猶太主義、破壞校園學術環境等罪名。

從麻木不仁到進步主義

曾幾何時，美國大學被視為菁英階級鞏固自身地位的重要階梯。從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美國各處大學經費大量依賴奴隸制帶來的血淚利潤，《莫里爾法案》（Morrill Act）的通過讓大學靠著掠奪北美原住民的土地得以大肆擴土。

在那個時代，多數出身菁英階級的學生對於校園裡隨處可見的奴隸制遺產，以及大學高牆之外的種族滅絕現象普遍麻木不仁，鮮有學生提出異議。

但隨著20世紀左翼思潮的不斷勃發，以及公立大學的崛起，美國大學逐漸多元化，越來越多一般人踏入大學校園。這些學生出身社會基層，進步思想對他們極具吸引力。

在二戰結束後，美國的大學生們開始逐步轉變為捍衛集體道德和社會正義的前線鬥士，標誌著一個由精英主導的教育體係向更加開放和多元化的轉變，學生們不再是旁觀者，而是成為了改變的推動者。

1970年5月，美國史上規模最大的反戰抗議浪潮爆發，883所校園超過一百萬名學生參與其中。美國總統尼克森宣布美軍進入柬埔寨，意圖破壞北越補給線，此舉立即遭到全球譴責，特別是在美國大學校園中引起強烈反響。

僅五天后，俄亥俄州國民警衛隊在肯特州立大學向抗議學生開槍，造成四人死亡，九人受傷，引發全國範圍的學生罷課。多所大學發生抗議、遊行、佔領教學大樓、攻擊軍訓設施及與警察衝突等事件，導致97所校園停課。

前人的鮮血累積了鬥爭的經驗，在整個20世紀70年代，美國學生們在大學管理中建立了自己的力量，並組成了屬於學生的遊說團體。 1972年，美國的投票年齡從21歲降至18歲，讓學生成為了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

等到了80年代反對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抗議活動風起雲湧之時，學生群體已經累積了更大的政治影響力，組織也更為嚴密。

他們對大學管理部門的要求與今天聲援巴勒斯坦的抗議者的要求幾乎完全相同。要求大學從支持南非種族隔離或從中獲利的公司撤資，行動取得了成效，155所大學最終撤資。

這種強大的學生動力最終從校園延伸到政治領域。 1986年，受到持續抗議活動的壓力，美國政府不得不採取行動，正式實施了對南非的撤資政策。一次次運動凸顯了美國年輕一代在推動社會正義和政治變革中的核心作用，也為今天的社會運動奠定了堅實基礎。

環境形塑立場

眾所周知，大學校園本身正是激發政治積極性的熔爐，學術自由讓這裡成為了批判性對話的舞台，讓學生得以深入探討並質疑現有的政治和軍事策略，尤其是這些策略對人權和全球安全的潛在影響。在此環境下，反戰運動等社會動力往往得以孕育發展。

一個健全的高等教育機構就應該承擔著培養學生批判性思考與公民意識的重要責任，這才可以鼓勵學生基於道德原則去選擇自己的人生行動。

大學也成了大多數當代美國年輕人首次以批判視角觀察世界的地方，因而成為社會運動的孵化器。這種觀念和環境的結合，為培養具有高度政治意識和行動力的年輕一代提供了理想條件。

美國大學校園裡，教職員大多也都在昔日的反戰時代耳聞目染甚至親身參與其中，從反對越戰到佔領華爾街，不同時代的老師們也算是給學生們做了親身示範，在課堂外展示了對抗不公和倡導改變的重要性。

他們希望將社會責任和批判性思維的價值傳授給下一代的決心，進一步激勵了學生積極投入社會正義和政治改革。這在哥大教授們集體罷工聲援學生的聲浪中也可見一斑。

美國的泉源

美國的保守派政客和精英們盤踞在資本的財寶堆上，抱著第三世界人民的鮮血釀成的大國利益，拒絕承認年輕一代對正義的渴望，以及他們為了一個更公平世界所做的不懈努力，白宮、國會山莊和華爾街在學生眼中已然成為了阻礙人類點燃希望的惡龍。

從六十年代的反戰抗議到今天為巴勒斯坦人權而奮鬥的運動，這些年輕人證明了他們不僅繼承了先輩們的反抗火炬，還將其燃燒得更熱烈。

儘管飽受抹黑和誤解，但美國大學生的抗爭精神是不可抑制的，他們的聲音也像徵一種集體覺醒，告訴美國人民，即使到了21世紀20年代，美國的道德狀況也沒有比六十年前進步多少，拒絕默許暴行，可以是每個公民的責任。

最後讓我借用1964年民權運動中，佔領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斯普勞爾大廳的抗議學生領袖馬裡奧·薩維奧的話，來結束我今天的聒噪：

總有一天，機器的運作會變得如此可憎，以至於你心生厭惡，無法容忍自己參與其中。你甚至不能被動地接受。你必須把你的身體放在機器的齒輪上，車輪上，槓桿上，放在所有設備上，你們必須讓它停下來。你們要向運作機器的人，向擁有機器的人表明，除非你們是自由的，否則機器根本無法運作。

而今天，就在薩維奧激昂陳詞的階梯上，正矗立著一頂聲援加薩解放巴勒斯坦的帳篷。 (圓環行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