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丹佛博士的機器人突圍戰：不再只做demo。近日，由史丹佛兩位頂尖博士創立的Sunday Robotics宣佈完成1.65億美元B輪融資，估值飆至11.5億美元，正式躋身獨角獸行列。更令人驚嘆的是時間線，這家公司去年11月才正式走出隱身模式，發佈首款輪式機器人Memo。短短4個月，累計融資已達約2億美元。本輪由頂級風投Coatue Management領投，Bain Capital Ventures、Tiger Global跟投，老股東Benchmark與Conviction Partners繼續加碼。Coatue創始人Thomas Laffont還將加入董事會。CEO趙子豪（Tony Zhao）在官宣時只說了一句話：“這筆錢只有一個目的：不再只做demo。”史丹佛博士配上特斯拉核心班底Sunday Robotics的創始團隊，是具身智能領域標準的“頂配”配置。（圖片來源：X@sundayrobotics）CEO趙子豪，史丹佛博士（已退學全職創業），本科導師是Physical Intelligence聯創、具身大牛Sergey Levine，博士導師是強化學習知名學者Chelsea Finn。他曾在DeepMind、特斯拉Autopilot團隊工作，是ALOHA、ACT、Mobile ALOHA等明星工作的核心作者。CTO遲宬（Cheng Chi），史丹佛博士，師從知名華人學者宋舒然。他是Diffusion Policy、UMI的核心作者，前者將擴散模型引入機器人策略學習，後者開創了無需本體的資料採集新範式。不僅如此，Sunday幾乎從特斯拉挖走了一整套全端機器人與AI工程師團隊：Nishant Desai：特斯拉機器學習團隊近5年，參與Autopilot與FSD。Nadeesha Amarasinghe：特斯拉AI基礎設施工程負責人，負責FSD與Optimus後台系統。Perry Jia：Optimus與Autopilot關鍵工程師，主導資料引擎項目。甚至連負責Optimus與Robotaxi招聘的Jason Peterson也加入了Sunday。前特斯拉AI總監Andrej Karpathy、OpenAI高管Kevin Weil都曾前往參觀。技術圈評價：這是具身智能領域的“夢之隊”。資料才是真瓶頸在Sunday看來，機器人行業真正的瓶頸從來不是機械結構，而是資料。（圖片來源：X@sundayrobotics）大語言模型有網際網路兆級文字可學，而機器人幾乎為零。Benchmark合夥人Eric Vishria說得很直白：“我們大概只有所需資料的百萬分之一。”傳統解決方案是昂貴的遙操作裝置，一套成本高達2萬美元。操作員穿上動捕裝備，在實驗室裡模仿任務。這種方式精度高，但成本巨大、速度緩慢、場景單一。Sunday走了另一條路：一副200-400美元的技能捕捉手套（Skill Capture Glove）。這副手套的幾何結構和感測器佈局與Memo機器人手部完全一致。Sunday把它寄給普通使用者，他們稱之為“記憶開發者”。讓大家在自己真實、混亂的家庭裡記錄做家務的過程。這裡有個技術難題：人類身高、臂長、關節靈活性各不相同，採集到的資料無法被機器人直接學習。Sunday開發了Skill Transform演算法系統，將人類動作資料以90%以上的成功率重新導向到機器人運動學模型上。（圖片來源：Sunday Robotics）目前，Sunday已分發超過2000副手套，在500多個真實家庭中採集了約1000萬個家務操作片段。這些封包含了極端的混亂場景：不同的光照、亂放的雜物、甚至跳上桌面的貓。資料成本從2萬美元/套降到200美元/副，資料場景從實驗室擴展到500個真實家庭。Sunday用一套低成本手套，建構了一個分佈式資料採集網路。硬體為安全讓路Sunday的硬體決策，處處體現著“資料優先”的逆向思維。（圖片來源：Sunday Robotics）用輪子，不用雙足。在一個重77公斤的裝置有兒童和寵物的家庭裡，雙足機器人的跌倒風險是不可接受的。輪式底盤提供被動穩定性，即使斷電也不會傾倒，更節能、更安靜，讓團隊將研發精力集中在洗碗、疊衣等高價值任務上。（圖片來源：X@sundayrobotics）三指夾爪，不用五指靈巧手。團隊分析發現，80%以上的家務操作三個手指就夠了。這種“面包手”設計比傳統夾爪多4個自由度，單手拿兩個玻璃杯不手抖，同時大幅提升可靠性和成本可控性。QDD關節，不用高減速比。Sunday選擇了準直驅（Quasi-Direct Drive）方案。低減速比帶來三重好處：安全性（外力可輕鬆反驅關節）、力透明性（可直接通過電機電流推斷外力）、對模型的友好性（簡單的動力學模型意味著更小的sim-to-real gap）。資料閉環，讓機器人越用越聰明以這些資料為基礎，Sunday訓練了機器人基礎模型ACT-1。（圖片來源：Sunday Robotics）在“從餐桌到洗碗機”任務中，Memo自主導航近40米，與21種物體進行33類、68次靈巧互動，透明反光物體也能輕鬆拿捏。通過3D地圖作為條件輸入，模型無需記憶具體房屋佈局，在6個陌生家庭場景中可零樣本泛化。這背後是Sunday建構的完整資料閉環：手套採集人類操作→訓練ACT-1模型→部署到Memo→機器人進入真實家庭→產生新運行資料→回饋模型訓練真實家庭場景會帶來實驗室難以模擬的資料：孩子、寵物、雜亂環境、不完整指令，這些都會生成手套示範難以覆蓋的真實運算元據，加速模型收斂。從GPT到ChatGPT：Sunday的規模化前夜Tony Zhao將公司現狀描述為：正處於“GPT時刻”和“ChatGPT時刻”之間。這意味著已經找到可規模化的技術方案，但尚未完成規模化落地。Sunday已啟動“創始家庭測試版”計畫，首批篩選50個家庭參與免費測試，預計2026年底收到Memo機器人。入選家庭將在真實場景中打磨產品性能與使用者體驗。“這將是我們學習的關鍵階段，”Tony Zhao表示，“瞭解人們希望如何與機器人互動，是否希望機器人教孩子新知識。這些反饋將決定最終產品的形態。”目前每台手工定製版Memo成本約2萬美元，目標售價在1萬美元以下。團隊表示，當硬體設計從一開始就圍繞“資料可以彌補硬體不足”來最佳化時，批次生產帶來的成本下降曲線會比傳統機器人公司更陡峭。Tony Zhao透露，今年也將同步在國內組建團隊，base深圳。一個做家務機器人的矽谷獨角獸，選擇了全世界硬體供應鏈最強的城市。（圖片來源：X@sundayrobotics）當整個具身智能行業還在爭論誰能翻更帥的後空翻時，Sunday選擇了一條截然不同的路：不是更炫的硬體，不是更大的模型，而是更便宜的資料。用最低的成本採集最多的真實世界資料，然後用資料的規模優勢反向拉低硬體的成本門檻，最終讓機器人真正走進千家萬戶。從一副200美元的手套，到500個真實家庭，到1000萬條運算元據，再到11.5億美元估值。Sunday的資料飛輪才剛剛開始轉動。而真正的考驗，將在50個家庭的Beta測試之後到來。 (創新觀察局)

美國全國大學體育協會（NCAA）男子籃球錦標賽中的許多球隊，背後都有超級富有的鐵桿粉絲資助。以下是今年最富有的16位支持者，他們的合計身家達3650億美元。校園大人物：億萬富豪蒂爾曼·費爾蒂塔已向休斯敦大學捐贈7000萬美元，包括2016年向體育部捐贈的2000萬美元，用於翻新以他名字命名的籃球館。圖片來源：KAREN WARREN/HOUSTON CHRONICLE/GETTY IMAGES高水平大學體育運動向來都很燒錢。但在過去五年裡，隨著一系列法院裁決和政策變化，大把資金改為流向學生運動員——他們不僅能簽下姓名、圖像和肖像權（NIL）行銷協議，還能參與校方收入分成。各大學體育部門的財務“水龍頭”水量驟減，對資金的渴求愈發強烈。許多體育項目已開始新建或翻新高端座席，以抬高票價，或是簽署贊助協議，讓企業標誌直接出現在球場上。其他一些希望在這場“軍備競賽”中不掉隊的學校，則在探索與機構投資者合作。去年12月，猶他大學與Otro Capital達成合作，而Big 12聯盟正與另外兩家私募股權公司洽談。儘管各類金融創新席捲大學體育界，但真要想做大預算，最管用的還是擁有一位財大氣粗的資助人。《體育商業期刊》對110所學校的分析顯示，2019年至2023年間，捐贈額增長了40%。在新的NIL規則生效後，近四分之三的學校創下籌款紀錄。大學也並不缺少可供爭取的富有校友資源。近期拉開帷幕的NCAA男籃錦標賽64支球隊中，就有多支得到了億萬富豪捐贈者的支援。例如，投資公司Dimensional Fund Advisors的聯合創始人、身家約24億美元的大衛·布斯（David Booth），在2017年宣佈捐贈5000萬美元後，去年又承諾向堪薩斯大學體育部捐贈約3億美元。身家25億美元的運動飲料巨頭邁克·雷波爾（Mike Repole）也動用其財富資助聖約翰大學，最近承諾為該校紅風暴隊（Red Storm）的NIL基金捐贈最高100萬美元。雲端運算公司Qualtrics聯合創始人、NBA猶他爵士隊（Utah Jazz）和NHL猶他猛獁象隊（Utah Mammoth）的老闆、身家約33億美元的瑞恩·史密斯（Ryan Smith）則幫助招募了楊百翰大學的明星前鋒A.J.迪班薩（A.J. Dybantsa）。然而，即使是這些驚人的財富，在以下這些大金主組成“甜蜜16強”面前也相形見絀。這群超級支持者——其中有些甚至都不是所贊助高校的校友——合計身家估算達3650億美元。以下是為今年瘋狂三月參賽球隊體育部捐款的最富有的贊助人。拉里·埃裡森（Larry Ellison）密歇根大學身家：1956億美元圖片來源：JAY HIRANO/SOPA IMAGES/LIGHTROCKET/GETTY IMAGES甲骨文（Oracle）聯合創始人埃裡森的身家曾在去年9月一度短暫突破4000億美元，隨後因這家軟體巨頭股價回落而縮水。他曾先後從伊利諾伊大學和芝加哥大學輟學，但在2024年為伊利諾伊大學在Big Ten聯盟的競爭對手——密歇根大學開出了一張巨額支票。據悉，這位81歲的科技億萬富豪還資助了一份高達八位數的NIL協議，使橄欖球新秀布萊斯·安德伍德（Bryce Underwood）放棄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轉投密歇根大學——他妻子朱喬琳的母校。與埃裡森一同支援今年NCAA錦標賽中西部頭號種子密歇根大學狼獾隊（Wolverines）的，還有85歲的房地產開發商、邁阿密海豚隊老闆斯蒂芬·M·羅斯（Stephen M. Ross，估計身家為170億美元）。據悉，他已向密歇根大學捐贈4.8億美元，包括2013年宣佈為體育部捐贈的1億美元。丹·吉爾伯特（Dan Gilbert）密歇根州立大學身家：234億美元3號種子密歇根州立大學斯巴達人隊（Spartans）同樣擁有眾多億萬富豪支持者。64歲的丹·吉爾伯特是NBA克利夫蘭騎士隊（Cleveland Cavaliers）老闆，他在2016年通過家族基金會捐出1500萬美元，用於翻修密歇根州立大學的籃球館。其抵押貸款公司Rocket Companies也是該校的贊助商。身家估計為84億美元的United Wholesale Mortgage首席執行長、菲尼克斯太陽隊（Phoenix Suns）的老闆馬特·伊什比亞（Mat Ishbia）於2021年承諾捐贈3200萬美元，2022年又追加1400萬美元。他的兄弟、身家58億美元的投資人賈斯汀·伊什比亞（Justin Ishbia）則在2024年捐贈1000萬美元，並在2025年再捐超100萬美元。曾帶領斯巴達人隊奪得1979年NCAA冠軍、現身家16億美元的籃球名人堂成員“魔術師”埃爾文·約翰遜（Earvin Johnson）也曾表示“願意為母校做任何事情”。不過，密歇根州立大學收到的最大一筆捐贈來自一對並未出現在《福布斯》億萬富豪榜上的夫婦。去年12月，Acrisure首席執行長格雷格·威廉姆斯（Greg Williams）和妻子多恩·威廉姆斯（DawnWilliams）承諾向該校捐贈4.01億美元，其中2.9億美元指定用於體育部，另有1億美元將用於設立一個實體，幫助學校體育項目開發新的收入來源。傑裡·瓊斯（Jerry Jones）阿肯色大學身家：205億美元83歲的傑裡·瓊斯是NFL達拉斯牛仔隊（Dallas Cowboys）的老闆，最初靠石油開採發家。2015年，他向阿肯色大學體育部的募款機構捐贈256英畝土地，算上其他贊助，整筆捐贈價值1065萬美元。其中部分資金用於建造一座紀念碑，向1964年奪冠的橄欖球隊紅背野豬隊（Razorbacks）致敬，瓊斯本人當年是該隊的進攻線球員。作為今年4號種子的阿肯色大學還有另一位顯赫的支持者——72歲的約翰·泰森（John Tyson）。這位身家估計為31億美元的泰森食品公司（Tyson Foods）董事長曾捐贈600萬美元用於翻修學校的室內田徑場，並通過其公司贊助球隊。不過，阿肯色大學本身也很會賺錢：根據Sportico公立大學體育項目財務資料庫，紅背野豬隊在2023-24賽季（目前有資料可查的最新賽季）的男籃門票收入排名第六，領先於康涅狄格大學和密歇根州立大學等強隊。南希·沃爾頓·勞裡（Nancy Walton Laurie）密蘇里大學身家：192億美元南希·沃爾頓·勞裡與丈夫比爾·勞裡（Bill Laurie）曾在2001年向密蘇里大學捐贈2500萬美元，換取學校將新建籃球館以他們女兒的名字命名。但後來，二人的女兒捲入學術作弊醜聞，這項冠名協議隨之終止。這位74歲的女富豪是沃爾瑪（Walmart）聯合創始人巴德·沃爾頓（Bud Walton）的女兒，她並不是這個美國最富有家族中唯一支援10號種子密蘇里老虎隊（Tigers）的人。過去30年來，學校的田徑體育場一直以沃爾頓·勞裡的母親奧黛麗（Audrey）的名字命名，而奧黛麗去年還為這座設施的翻修提供了資金支援。查爾斯·厄根（Charles Ergen）田納西大學身家：150億美元73歲的查爾斯·厄根是Dish Network母公司EchoStar的聯合創始人，其身家在2023年曾一度跌破8億美元。但去年，他將公司頻譜許可證出售給AT&T，交易引發爭議，但也讓他的財富大幅回升。他已將部分資金用於資助本科母校田納西大學的體育和學術項目。作為6號種子身份參賽的田納西志願者隊（Volunteers）還有其他重要金主，包括克利夫蘭布朗隊（Cleveland Browns）老闆吉米·哈斯拉姆（Jimmy Haslam，身家103億美元）及其兄弟比爾·哈斯拉姆（60億美元），該校的商學院也是以他們的姓氏命名。丹·凱西（Dan Cathy）克萊姆森大學身家：136億美元丹·凱西的父親特魯特·凱西（Truett Cathy）於1967年創辦了Chick-fil-A，由此積累巨額財富。到2024年，該家族成為美國第八富有的家族，總資產達336億美元。73歲的丹當年其實就讀於佐治亞南方大學，但他和妻子隆達·凱西（RhondaCathy）卻向克萊姆森大學捐贈了數百萬美元。克萊姆森大學是今年NCAA錦標賽的8號種子，也是他們的兒子羅斯·凱西（RossCathy）的母校。而羅斯本人也為殘障學生設立了獎學金。蒂爾曼·費爾蒂塔（Tilman Fertitta）休斯敦大學身家：115億美元圖片來源：BRETT COMER/HOUSTON CHRONICLE/GETTY IMAGES據報導，費爾蒂塔已向休斯敦大學捐贈7000萬美元，其中包括2016年向體育部捐贈的2000萬美元，用於翻新籃球館，該球館現以他的名字命名。這位68歲的億萬富豪是NBA休斯敦火箭隊以及餐飲、酒店和博彩綜合企業蘭德里公司（Landry's）的所有者。自去年被提名為美國駐義大利和聖馬利諾大使後，他已辭去休斯敦大學系統的董事會職務。但費爾蒂塔對這支2號種子美洲獅隊依然充滿熱情，並公開呼籲學校改善其NIL籌款工作。馬克·史蒂文斯（Mark Stevens）聖克拉拉大學身家：107億美元66歲的史蒂文斯曾任職紅杉資本（Sequoia Capital），期間紅杉投資了Google（Google）、領英（LinkedIn）和貝寶（PayPal），如今他創立了自己的公司S-Cubed Capital。他通過向母校南加州大學（USC）以及10號種子聖克拉拉大學（Santa Clara University）捐贈來回饋社會——他的妻子瑪麗（Mary）在該校獲得學士學位，現擔任校董。該校的足球場和訓練設施都以這對夫婦的姓氏命名，他們還幫助建造了一個體育中心，供學生運動員訓練、學習和接受醫療服務。傑佛瑞·希爾德布蘭德（Jeffery Hildebrand）德克薩斯大學和德克薩斯農工大學身家：106億美元希爾德布蘭德大手筆捐助了本屆NCAA錦標賽的兩所參賽學校。這位67歲的石油大亨向其母校德克薩斯大學（University of Texas）的各種學術和體育項目捐贈超過1億美元。該校作為11號種子在周二的“最先四強”（First Four）淘汰賽中獲勝。另一位石油大亨布林斯羅伯特·羅林（Robert Rowling，身家81億美元）也是該校球隊的支持者。希爾德布蘭德還資助了10號種子德克薩斯農工大學（Texas A&M University），他的父親托馬斯（Thomas）曾在該校學習獸醫，女兒布列塔尼（Brittany）曾是該校全美冠軍隊馬術隊成員。希爾德布蘭德幫助農工大學建造了一個世界級的馬術中心和一個越野賽道。有了這樣的支援，兩所高校體育部門的財力十分充裕。根據奈特-紐豪斯大學體育資料庫的資料，2022至2024年間，在240所公立大學體育部的受捐總額排名中，德克薩斯大學和德克薩斯農工大學分別以3.04億美元和2.58億美元位列第一和第二位。喬什·哈里斯（Josh Harris）賓夕法尼亞大學身家：102億美元《福布斯》在2024年統計發現，14號種子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本科項目培養出的美國億萬富豪比其他任何學校都多，哈里斯便是回饋母校的校友之一。2018年，這位61歲的另類投資公司阿波羅全球管理（Apollo Global Management）聯合創始人、NFL華盛頓指揮官隊（Washington Commanders）、NBA費城76人隊（Philadelphia 76ers）和NHL紐澤西魔鬼隊（New Jersey Devils）的老闆向賓大摔跤隊捐贈100萬美元——哈里斯在1980年代曾是該校摔跤隊成員。另一位賓大億萬富豪、身家約16億美元的羅納德·佩雷爾曼（Ronald Perelman）也出資支援該校的體育和學術事業。萊斯·韋克斯納（Les Wexner）俄亥俄州立大學身家：89億美元韋克斯納長期都是8號種子俄亥俄州立大學七葉樹隊（Buckeyes）最知名的支持者，他擔任該校醫學中心的理事，並於2007年向橄欖球訓練中心捐贈250萬美元——這兩處設施如今都以他的名字命名。此外，該校藝術中心也以這位88歲的L Brands零售帝國創始人的名字為名。然而，韋克斯納如今卻陷入輿論風波，備受指責：一方面是他與傑佛瑞·愛潑斯坦（Jeffrey Epstein）存在關聯，另一方面，1990年代他擔任校董期間，俄亥俄州立大學一名校醫被曝性侵多人。一些學生和該州知名人士呼籲大學重新命名這些建築，同樣接受韋克斯納資助的另一所學校哈佛大學也出現了類似呼聲。身家估計為14億美元的洛杉磯湖人隊明星前鋒勒布朗·詹姆斯（LeBron James）則沒有這樣的爭議。這位阿克倫本地人雖然沒有公開宣佈向七葉樹隊捐贈現金，但他利用自己與耐克（Nike）的合作關係，向該校運動隊提供裝備支援。保羅·都鐸·瓊斯二世（Paul Tudor Jones II）弗吉尼亞大學身家：81億美元瓊斯早年向3號種子弗吉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捐贈3500萬美元，作為回饋，該校籃球館自2006年啟用以來一直以他父親約翰·保羅·瓊斯（John Paul Jones）的名字命名。除了支援體育事業，這位71歲的避險基金經理和妻子索尼婭（Sonia）還捐贈4000萬美元資助該校建設“沉思共享空間”（Contemplative Commons），內部設有研究和講座空間以及舞蹈和瑜伽等活動區域。蓋爾·米勒（Gail Miller）猶他州立大學身家：48億美元米勒的丈夫拉里（Larry）於2009年去世，在他生前，夫婦二人將猶他州穆雷市的一家豐田經銷店發展成了一個龐大的經銷網路。82歲的米勒並非9號種子猶他州立大學的校友，但在2024年被授予該校榮譽博士學位。她在體育和學術上均向該校提供支援，曾向商學院捐款。儘管她在2020年出售了NBA猶他爵士隊（Utah Jazz），但她仍是該州體育界的關鍵人物。去年，這位美國排名第七的白手起家女富豪收購了美國職業足球大聯盟（MLS）的皇家鹽湖城隊（Real Salt Lake）和全國女子足球聯賽（NWSL）的猶他皇家隊（Utah Royals）。安東尼·普利茲克（Anthony Pritzker）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身家：44億美元65歲的普利茲克經營著一家私募股權公司，也是凱悅酒店（Hyatt Hotels）財富的繼承人之一。他通過與前妻珍妮（Jeanne）共同創辦的基金會，助力7號種子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體育和學術事業，1996年至2023年間，總計向該校捐贈超1.15億美元。該校心理學系所在的普利茲克樓（Pritzker Hall），以及旨在減少寄養需求的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普利茲克兒童與家庭強化中心（UCLA Pritzker Center for Strengthening Children and Families），都以他的姓氏命名。普利茲克可能很快會迎來另一位億萬富豪同道者——凱西·沃瑟曼（Casey Wasserman）。他正在出售其同名人才經紀公司的股份，《福布斯》估計這筆交易價值可能超過8億美元。現年51歲的沃瑟曼是好萊塢重量級經紀人盧·沃瑟曼（Lew Wasserman）的孫子，去年12月作為UCLA選聘委員會成員，參與聘請橄欖球教練鮑勃·切斯尼（Bob Chesney）。據報導他還捐贈約2000萬美元，用於建造一個以他名字命名的橄欖球訓練中心。不過，與韋克斯納類似，沃瑟曼也因出現在愛潑斯坦檔案中而面臨批評——檔案顯示他曾與吉斯萊恩·麥克斯韋（Ghislaine Maxwell）互傳調情資訊。大衛·魯賓斯坦（David Rubenstein）杜克大學身家：42億美元圖片來源：DREW ANGERER/AFP/GETTY IMAGES76歲的私募股權億萬富豪魯賓斯坦是凱雷集團（Carlyle Group）聯合創始人。他於2005年至2017年擔任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董事會成員，並支援了該校多項事業，包括2012年向體育部捐贈1000萬美元，以及2015年為新建一座藝術大樓捐贈2500萬美元。作為今年NCAA錦標賽的總頭號種子，杜克大學藍魔隊（Blue Devils）也開始將這些資金投入使用：Sportico發現，該校的男子籃球預算在今年的NCAA錦標賽球隊中位列第二，僅次於肯塔基大學（University of Kentucky）。吉姆·戴維斯（Jim Davis）維拉諾瓦大學身家：40億美元戴維斯和表兄斯蒂芬·比西奧蒂（Stephen Bisciotti）創立了美國最大的人事公司Allegis Group，並憑藉這項事業成為億萬富豪。他還與兄弟威廉（William）聯手，資助8號種子維拉諾瓦大學的男籃和女籃球隊修建一個以他們名字命名的訓練中心，該中心於2007年啟用。66歲的戴維斯還成為了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MLB）聖路易斯紅雀隊（St. Louis Cardinals）的小股東，進一步滿足了自己對體育的熱愛。 (福布斯)

十年後每周只幹兩天活，月底工資卡裡錢不但沒少還可能更多，這事聽著有點不真實，可清華大學智能產業研究院創始院長、中國工程院外籍院士張亞勤，就公開做了這個預測。他說，到2035年全球機器人數量會達到70億到80億台，超過人類總數。那時候社會運轉靠每周工作兩天就夠了，薪水不但不會降，還有可能比現在全勤拿得更多。這個預測的核心底氣，是生產力的大幅躍升。過去蒸汽機解放了人的體力，現在人工智慧和機器人，正在替代大量重複的腦力和體力勞動。流水線分揀、基礎診斷、裝配這類活，都能交給機器24小時不停幹。社會總財富漲得快，工作時間自然就能縮短。未來是人工智慧和人類智能共存的時代，人工智慧會放大人的能力。重複的事交給機器，人把精力放在創新、決策這些機器暫時做不好的地方。個人創造的價值上去了，薪水跟著水漲船高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中國機器人產業的發展，早就有實打實的成績撐著。2024年全國工業機器人銷量佔全球總銷量的54%，連續12年保持全球最大市場地位。2025年前三季度工業機器人產量，已經超過2024年全年總數。國產工業機器人市場佔有率首次突破50%，達到58.5%。人形機器人領域的進步同樣亮眼。2025年全球人形機器人出貨量，中國企業佔了絕大多數份額。業內預計2026年國內出貨量有望達到6萬台以上，真正進入規模化量產階段。這些機器人已經走進物流、養老、服務等真實場景，直接推著生產效率往上走。中國廠商在全球商用服務機器人市場出貨量佔比高達84.7%，這些實打實的進展，讓一周工作兩天的想法，從科幻變成了可討論的現實。機器替代重複勞動，普通人要做的，是提升自己駕馭新工具的能力，學會跟人工智慧配合，專注高價值的工作。2035年的人機密度拐點後，時間就是金錢的老邏輯會慢慢失效，取而代之的是效率和創新驅動。打工人不再是流水線螺絲釘，而是轉向指揮和創造的角色，生活節奏更從容，收入卻能穩中有升。 (科技直擊)

The Unmaking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幾十年來，美國的研究型大學一直依賴聯邦資金，卻無人能保證這種支援會持續下去。如今，它們的生存可能取決於是否順從政府。本文刊登於2026 年 3 月 16 日的《紐約客》雜誌，印刷版標題為Severance。作者：尼古拉斯·萊曼是《紐約客》的專職撰稿人，也是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的教授。他的著作包括《更高的錄取率：標準化考試的興起、衰落與回歸》。在本財政年度至今，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向大學提供的撥款已下降了超過90%。插圖： Derek Brahney對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而言，來自川普政府的第一次打擊發生在2025年2月28日。當天，司法部發佈了一份新聞稿，稱聯邦反猶太主義特別工作組將訪問包括霍普金斯在內的十所大學校園，調查可能違反聯邦法律的行為。雖然從未有人真正到訪該校，但隨後的打擊後果要嚴重得多。聯邦政府終止了由霍普金斯管理的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提供的八億美元撥款，導致該大學裁減了二千多名員工。此外，科研撥款的放緩與終止在去年又給霍普金斯帶來了五億美元的額外財務損失。在布朗大學，管理人員是從保守派報紙《每日呼叫者》（Daily Caller）4月3日的一篇文章中得知其撥款將被終止的。該報由塔克·卡爾森聯合創辦，標題寫著：“獨家：川普政府凍結另一所常春藤盟校數億美元資金。”當天晚些時候，政府停止了對布朗所有研究撥款的支付，總額達五億一千萬美元。普林斯頓大學則在3月31日收到通知：超過兩億美元的研究撥款被暫停。與此同時，自2月14日起，川普政府開始向全國幾乎每一所大學和學院傳送一系列信件。第一封信要求所有學校終止其“多元、公平與包容”（D.E.I.）項目。“信中說‘你們不能歧視’，”瓦薩學院校長伊麗莎白·H·布萊德利告訴我，“但我們並沒有歧視。我們甚至從未使用過‘D.E.I.’這個詞。”布萊德利回憶道，去年春天，來自川普政府的新信件似乎每周都會到來，警告成千上萬的收件人停止做那些政府認為不可接受的事情。這些舉措在美國精英高等教育界引發的震驚程度怎麼形容都不為過。人們不禁要問：大學為何未能預見這場襲擊？2025年初，距離哈佛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大學校長因在眾議院教育與勞動力委員會就校園反猶太主義問題受到嚴厲質詢而辭職，才過去一年多。川普第二任期伊始，便簽署了一系列針對高等教育的行政命令，其中包括下令調查大學的D.E.I.項目和校園反猶太主義行為。難道新任副總統J.D.范斯不是在2021年一場保守派大會上發表過題為《大學是敵人》的著名演講嗎？然而，從大學的角度看，保守派對它們的不滿由來已久——無論以何種形式，這種不滿已持續一個多世紀——但從未升級到全面戰爭的程度，即便在川普的第一個總統任期內也是如此。似乎難以相信，那些充滿敵意的言論竟會被當真。如今，大學與聯邦政府之間的契約已被打破，而且可能不僅僅是暫時的。川普政府採用了一種此前從未使用過、卻極其有效的手段來引起這些機構的注意：暫停它們的資金，那怕是國會已撥款並依法簽訂合同承諾的資金。川普政府對法律的漠視、行事粗魯以及對其行動後果的無視確實非同尋常。然而，它並非完全脫離政治現實。這些行動並不像大學認為的那樣不受歡迎。這場悲劇的核心在於：大學自認為致力於公共利益，但卻遠遠未能獲得所需的公眾支援。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美國頂尖大學是這個國家最古老的機構之一——有些甚至比國家本身還要古老。若它們未在歲月中多次變革以應對內外壓力，是不可能存續至今的。如果我們要挑選幾個關鍵時刻，將其比作《2001太空漫遊》中引導人類邁向下一次偉大飛躍的黑色石板，那麼對大學而言最重要的時刻或許是在19世紀末，即它們將研究確立為核心活動之時。那一代的美國大學校長紛紛前往德國——研究型大學的發源地——去汲取這一新理念；正如哲學家喬賽亞·羅伊斯在1891年所寫，他們是“一代只夢想著德國大學的人”。從此，大學的首要使命變成了追求純粹知識。這重新定義了“教授”的含義——這份工作賦予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從而推動了尤其是科學領域的進步，使整個社會受益。美國研究型大學的誕生催生了正式組織的學科體系、終身教職制度以及現代研究實驗室。這些構成了大學的“作業系統”，雖不為公眾所見，卻支撐著一切運作。這塊“黑色石板”再次出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時聯邦政府開始大規模資助大學。范內瓦·布希是一位電氣工程師，曾在戰時負責組織政府的國防研究項目，包括原子彈的發明。1945年，他向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提交了一份長篇備忘錄，建議美國啟動一項重大新計畫，資助大學研究，並由科學家主導，政府僅進行有限監督。由此，1950年成立了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布希推動此舉的理由部分源於醫學進步的承諾，但更主要的是出於即將到來的冷戰考量。他那一代的美國科學家意識到，歐洲學術移民——希特勒“送給”美國的禮物——在原子彈研發中起到了關鍵作用。他們相信，為了與蘇聯競爭，美國必須增強培養科學家和資助其研究的能力。此外，還有一個更宏大的社會願景。詹姆斯·布萊恩特·科南特，時任哈佛大學校長，也是布希的親密合作者，在二戰期間為《大西洋月刊》撰寫了一系列熱情洋溢、充滿烏托邦色彩的文章。他提出，大學不僅可以開展政府資助的研究，還能幫助美國擺脫任何形式的世襲特權。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蘇聯正向世界宣稱自己建立了一個無階級社會。美國大學應從各個地區和階層招收學生（科南特大力推動的SAT考試本應促成這一目標），並以極低成本教育他們。作為回報，他們的校友將投身於國家的民主事業，抵制將財富或地位傳給下一代的衝動。在戰後初期，像布希和科南特這樣主張集中資源扶持少數頂尖高校的人，與希望發展世界上首個大眾化高等教育體系的公立大學領導者之間存在張力。最有效融合精英與民主兩種高等教育理念的人是克拉克·克爾，時任加州大學校長。他建構了一個三級體系——研究型大學、州立學院和社區學院——旨在免費教育全州所有青年，並引導他們走向合適的社會經濟歸宿。然而，加州大學很快就遭到攻擊：首先來自左翼，即伯克利的言論自由運動，該運動反感其官僚作風及大量承接政府國防合同；隨後，更具決定性的是來自右翼的攻擊。羅納德·里根的政治生涯始於1966年成功當選加州州長，他在競選中承諾要懲罰大學對學生激進分子過於寬容。上任後，他的早期舉措之一就是支援加州大學董事會罷免克爾。“教授們是敵人，”理查德·尼克松總統在1972年對亨利·基辛格說道，那時J.D.范斯甚至還未出生。“把這句話在黑板上寫一百遍，永遠不要忘記。”儘管如此，基辛格和尼克松的許多顧問一樣，本身也是學者。而且，尼克松曾宣佈向癌症宣戰，這場戰爭主要是在大學裡由政府資助的研究實驗室中進行的。在大學內部，自20世紀60年代初興起的新左派浪潮已開始退去。學生的興趣正轉向商業職業。這並不意味著大學與聯邦政府之間就實現了和平，但全面衝突似乎是不可想像的：雙方彼此需要。如今回望戰後歲月，鑑於我們已知的一切，那段歷史看起來截然不同，彷彿當時正在布下一個陷阱：大學，尤其是精英大學，在日益依賴聯邦政府的同時，卻不斷遭受來自政治右翼的敵意。在德爾莫爾·施瓦茨1937年的短篇小說《責任始於夢境》中，主角想像自己坐在劇院裡，觀看一部關於他父母那場可怕婚姻之前的求愛過程的電影。“我在劇院裡站起來大喊：‘別這麼做。你們兩個現在改變主意還來得及。這不會有什麼好結果的，’”他說道。如果在重演研究機構的建立、聯邦獎學金和助學貸款的出現、政府消除校園歧視的努力，以及大學在發明救命藥物和啟動技術產業中所扮演的角色時，人們還會感到後悔嗎？只有極其冷血的人才會將這些發展視為潛在的問題，而在高等教育界幾乎沒有人這麼想。當我還是個小男孩時，我的祖父——紐澤西州藍領城鎮珀斯安博伊的一名兒科醫生——有時會開車帶我去普林斯頓。我們會站在拿騷街上，沉浸於校園的宏偉之中，彷彿它代表了世間一切偉大而又遙遠的事物。如今的普林斯頓更加宏偉，殖民風格和哥特式建築之間點綴著美麗的現代樓宇，校園對面的街道兩旁排列著優雅的商店。與我早年造訪時相比，普林斯頓要富裕得多。經過幾十年成功的籌款和其他形式的機構超額成就，該大學的年度預算已超過30億美元，捐贈基金超過350億美元。同時，它既變得更加開放（不再僅是白人新教男性的領地），也變得更加封閉（其本科錄取率低於5%）。官方資料顯示，普林斯頓每年的費用超過9萬美元；但對於家庭收入低於25萬美元的學生，免收學費。儘管如此，學生群體仍絕大多數來自中上層階級或更高階層，其中收入分佈頂層1%的家庭子女佔比極高。克里斯多福·L·艾斯格魯伯是一位法律學者，過去十二年來一直擔任普林斯頓大學校長，他深知這些矛盾。“你擁有的是一些精英機構，無法讓所有人進入。我們感受到追求卓越與民主化的雙重壓力，”艾斯格魯伯說，“這沒問題，但這讓事情變得艱難。我們希望開展無與倫比的高品質研究，同時對所有背景的人開放。我們特意招收社區學院和軍隊轉學的學生。這些願景之間存在張力。我對此沒有好的答案。”他說，在他任職初期，曾花費大量時間制定普林斯頓的使命宣言，其簡短版本被刻在校園中心嵌入地面的一塊花崗岩圓環上：“普林斯頓服務於國家，服務於人類。”這一聲明的誠意並未能完全消除其認知失調。普林斯頓的發展軌跡是頂尖私立大學的典型代表。總體而言，它們極大地擴展了自己的聲譽和地理影響力。如今，常春藤聯盟可以說已成為“黑人美國的常春藤”、“來自巴基斯坦的明星壁球運動員的常春藤”，以及“雄心勃勃的年輕保守派的常春藤”。許多學生最終進入高薪的私營部門工作，尤其是在科技、金融和諮詢領域。至少從外部來看，整體圖景是：這些機構極其富有且強大，它們在堅持自身道德優越性的同時，卻分發著通往私人財富和顯赫地位未來的門票，而這些門票主要發給了收入分佈頂層家庭的子女。英國社會學家麥可·楊在1958年普及了“優績主義”（meritocracy）一詞，他這樣做是為了警告：由教育體系建立的正式選拔制度，最終將成為民眾憤怒暴力爆發的對象。楊那部奇特且具有預見性的反烏托邦小說《優績主義的崛起》，最終以2033年針對優績主義者的血腥起義告終。大學的脆弱性既來自外部，也源於內部。學校不僅需要聯邦政府的支援，還需要教職員工、學生、校友、家長、捐贈者和理事的支援。正如“盲人摸象”的寓言所示，他們各自抓住的並非同一事物。“這極其困難，”艾斯格魯伯說，“他們對大學的看法各不相同。對有些人來說，大學是一支運動隊；對另一些人來說，它是一個實驗室。”霍爾登·索普曾擔任大學校長（2008年至2013年任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校長），目前負責監督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旗下的六家出版物，他對這種情緒給出了更為憤世嫉俗的版本：“如果你像我一樣是非猶太裔管理者，你去希勒爾（Hillel，猶太學生組織）參加的安息日晚餐多到都能背誦祈禱詞了。然後你設立了一個巴勒斯坦研究中心。接著，當你與保守派校友交談時，你會說：‘你們為什麼不多參與商學院和體育項目呢？’這就像維利·勃蘭特向東西德人承諾，統一後雙方都能得到各自想要的東西。原因是，我們承受不起失去任何朋友，也不希望出現公開爭議。我們一直告訴人們他們想聽的話，以維持他們的參與。”對《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排名的追求（這要求提高人均學生支出）、將捐贈基金投資於避險基金等流動性差的資產（這能產生更高回報——這些回報被花掉而非儲蓄——但也讓資金難以隨時動用）、以及爭奪學術超級明星的市場競爭日益激烈（這意味著減少最高薪教授的課程負荷）——每一項都略微加大了引擎馬力，使大學規模更大、營運成本更高，卻未能在萬一出現嚴重問題時提供足夠的應急資金。當科南特闡述他對戰後美國高等教育的願景時，他指出，他理想中的未來公民“將支援公共教育，真正實現在各個層面的普遍教育機會。他將不太關心私立教育的未來。”事實上，私立大學如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依賴捐贈者的餽贈以及與私營公司的緊密聯絡，而頂尖公立大學也發展出了類似的與市場經濟的聯絡。而且，無論是私立還是公立大學，都與聯邦政府深度交織。就像2008年的大銀行一樣，它們既富有，又無法承受突然的重大財務挫折。在巴拉克·歐巴馬的第一任期內，教育部強力干預大學營運，宣佈有數百所大學因處理性侵指控的方式不當而受到調查。援引禁止在接受聯邦資助的學校中進行性別歧視的《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Title IX），歐巴馬政府強制要求大學實施具體的新程序來應對性侵指控。即便在大學內部，這些措施也頗具爭議，因為它們嚴重偏向指控方，且政府表示不遵守最終可能導致失去聯邦資金。在那幾年間，許多大學還設立了多元、公平與包容（D.E.I.）辦公室，並要求教職申請者提交關於其對多樣性承諾的陳述。保守派由此形成了這樣的印象：大學迅速向左傾斜，而民主黨政府正利用國家權力推動這一趨勢。共和黨人對大學信任度的急劇下降始於這一時期，與此同時，精英大學師資中保守派人士的比例（原本基數就很低）也顯著減少，尤其在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領域。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在2015年至2024年間，共和黨人對大學的信任度從56%降至20%。（而在民主黨人中，這一比例從68%降至56%。）查理·柯克在數百個校園建立了“轉折點美國”（Turning Point USA）分會，並開始針對他認為過於左傾的教授。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推出了更具政治色彩的分支“傳統行動”（Heritage Action）。在拜登政府期間，川普第一任期的官員建立了諸如“美國優先法律”（America First Legal）、“美國優先政策研究所”（America First Policy Institute）和“復興美國中心”（Center for Renewing America）等智庫，制定了採取更激進手段對待高等教育的計畫。“大學是唯一一個能團結保守派所有要素的議題——移民、學術激進主義、反覺醒文化，”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教授格雷戈裡·孔蒂說，“任何共和黨官員都可能發起攻擊。”由於被川普第一任期對大學相對平靜的態度所麻痺，大學並未充分認識到保守派情緒的威力。但我們可以從眾議院教育與勞動力委員會時任主席維吉尼亞·福克斯議員於2024年夏季在美國企業研究所發表的一次演講中窺見一斑。福克斯表示，川普曾告訴她，“他認為聯邦政府根本不應涉足教育”，而她回答說：“是的，先生。‘教育’一詞並未作為聯邦政府的責任出現在憲法中。這是我的立場。然而，我並非掌權者。如果由我說了算，我會立刻讓我們退出教育領域。”在大學內部，政治衝突通常表現為不同派別在大家一致認同的目標上，就應使用那些規則和策略產生分歧。然而，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對以色列的襲擊以及隨後以色列在加薩的戰爭，構成了一個棘手得多的案例，因為大學內部的核心群體在猶太復國主義這一核心問題上，產生了人們所能達到的最根本、最激烈的分歧。立刻，激烈的爭議爆發了，大學再也無法團結其所有利益相關者進行自我辯護。而對於外界而言，10月7日之後的這段時期，將後殖民意識形態公然展示在公眾面前——這似乎證實了保守派的觀點：精英大學的首要承諾是對一種激進版本的社會正義。“當我們意識到再也無法像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那樣通過閃轉騰挪來擺脫困境的那一刻，就是那場聽證會，”霍爾登·索普說道——他指的是2023年12月5日眾議院教育委員會舉行的聽證會。當時，眾議員愛麗絲·史蒂芬尼克（Elise Stefanik）質問哈佛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的校長，他們是否容忍在其校園內呼籲對猶太人實施種族滅絕。三位校長的回答都是“這取決於具體情境”。“他們的回答非常法律化，”索普指出，“你可以看出他們已黔驢技窮。他們的回應與當時的情緒完全脫節。”12月5日聽證會的片段引發了憤怒；在2023-24學年向教育委員會作證的七位大學校長中，目前只有一位仍在任。據多方說法，喬許·格林鮑姆（Josh Gruenbaum）是設計暫停研究撥款這一具體策略的關鍵人物。格林鮑姆來自巨型私募股權公司KKR，後進入政府任職。作為伊隆·馬斯克的盟友，他被任命為聯邦採購服務局（Federal Acquisition Service）專員，該局隸屬於總務管理局（GSA），即政府的中央採購機構。去年3月，《猶太內幕》（Jewish Insider）發表的一篇文章稱：“在格林鮑姆看來，聯邦政府為什麼要與那些不符合川普政府優先事項的合作夥伴簽訂利潤豐厚的合同呢？”如今，格林鮑姆正身處一個負責實施川普重建加薩計畫的團隊中。正如本屆政府的典型特徵一樣，究竟誰在主導與大學的對抗始終不明朗，因此多個部門、形形色色的來來往往的官員以及鬆散的內部聯盟都在爭奪控制權。政府的反猶太主義特別工作組專注於其同名議題，但白宮在史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的指導下，更側重於瓦解多元、公平與包容（D.E.I.）項目以及跨性別者權利。白宮監督了與大學的談判——其中一些大學已與政府達成和解，以恢復其資金。川普總統本人似乎一如既往地最感興趣於迫使特定的敵人屈從於他的意志，並從中搾取巨額罰款，這些金額似乎是憑空捏造的。川普的母校賓夕法尼亞大學是第一所簽署和解協議的大學，時間是2025年7月1日。政府恢復了1.75億美元的暫停撥款；作為交換，賓大承諾禁止跨性別女性參加女子體育項目，並撤銷她們此前獲得的頭銜和獎項。哥倫比亞大學——該國規模最大、最受關注的親巴勒斯坦抗議活動的發生地——緊隨其後達成了和解。（我自2003年起擔任哥倫比亞大學教員，並曾擔任該校反猶太主義工作組的聯合主席。）政府同意恢復哥倫比亞大學的科學研究撥款，並結束對該大學涉嫌違反民權法律的調查；而哥倫比亞大學則同意向政府支付2億美元——這是迄今為止最大的現金和解金——並任命一名“決議監督員”來監督其對條款的遵守情況。該和解協議還包含關於學術事務的具體條款；根據其中一項，哥倫比亞大學同意由教務長辦公室對包括中東、南亞和非洲研究系在內的幾個項目進行審查。或許政府最大的戰術失誤是2025年4月11日（星期五）發給哈佛大學的一封長信，該信由三個不同部門的三名官員簽署，充滿了各種要求。（據《紐約時報》報導，政府官員後來稱該信是誤發。）信中並未針對每一項要求說明政府指控哈佛違反了那些法律；其中一些要求——例如禁止招收“敵視美國憲法和《獨立宣言》所載美國價值觀與制度”的國際學生——不過是浮誇的政策偏好。這給了哈佛起訴政府的機會，理由包括侵犯其第一修正案權利等。9月，波士頓的一名聯邦法官裁定哈佛勝訴，稱政府的行為構成了“報復、違憲的條件設定以及違憲的脅迫”。川普政府已對此判決提出上訴，但目前哈佛的資金已恢復。然而，哈佛既在抵抗也在談判。川普已多次宣佈與該校達成和解指日可待；2月2日，就在《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傾向於哈佛的談判進展報導幾小時後，他便要求該校支付10億美元的罰款。哈佛至今未作出公開回應。顯然，這所大學承受不起徹底決裂的代價。繼哥倫比亞大學之後，下一所與川普政府達成和解的是布朗大學，時間是7月30日。布朗大學擁有一位資深校長、經濟學家克里斯蒂娜·H·帕克森（Christina H. Paxson），她自2012年起任職。她在2024年春天通過談判和平結束了校園抗議者的紮營活動。但是，當政府在去年4月切斷對布朗大學的資金時，布朗並沒有像哈佛那樣收到措辭拙劣、可訴諸聯邦法院的威脅。此外，布朗擁有醫學院和公共衛生學院，兩者都高度依賴聯邦撥款。在宣佈和解的聲明中，帕克森表示，資金凍結“給布朗的研究使命和財務穩定帶來了巨大挑戰”。在與政府談判期間，布朗大學保留了對教學和科研內容的控制權。然而，協議的核心與哥倫比亞大學的類似：布朗的撥款得以恢復，政府對大學的調查隨之結束；作為回報，布朗同意在十年內向羅德島的“勞動力發展組織”支付5000萬美元。協議還包括關於大學如何處理反猶太主義和D.E.I.問題的條款——布朗承諾採取措施，例如禁止跨性別女性進入女性更衣室，並在猶太學校進行特別招聘努力——但這些條款不適用於教學和科研。和解協議簽署後，川普在“真實社交”（Truth Social）上發佈了一條勝利的帖子：“覺醒文化（Woke）在布朗大學正式死亡。”幾周後，政府發佈了一份十點版的“高等教育卓越學術契約”，並要求包括布朗在內的九所大學簽署。這是政府的又一個失誤：該契約來自教育部，而教育部並非主要的撥款發放機構，因此它將許多令人反感的條款（例如“改造或廢除那些故意懲罰、貶低甚至煽動針對保守思想暴力的機構部門”）與較低的抵製成本結合在一起。布朗成為繼麻省理工學院之後第二所宣佈不會遵守該契約的大學。這讓帕克森在和解協議的反對者中獲得了一些政治信譽。幾周後，她向校友傳送了一封長信，表示希望減少布朗大學對聯邦撥款的依賴。然而，減少依賴遠非消除依賴。布朗大學83%的研究資金來自聯邦政府；其同類院校的這一比例通常也相差無幾。看來，沒有人能離得開這些撥款。繼布朗之後，維吉尼亞大學、康乃爾大學和西北大學也達成了和解；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則像哈佛一樣正在談判中。（在未能從UCLA搾取10億美元罰款後，川普政府最近起訴了該大學，指控其違反民權法。）保守派世界中至少有相當一部分人為迫使大學屈服而歡欣鼓舞。其中最洋洋得意者之一是位於西雅圖的挑釁者克里斯多福·魯福（Christopher Rufo），他一直協助領導對大學的攻擊。“我們正在重新協商大學與國家、大學與更廣泛社會之間的關係，”魯福說，“大學違背了基本的契約。它們甚至忘記了契約的存在。我們正在進行一場只有一方看得清楚的辯論。”他回憶道：“當我們發起一場旨在‘斬首’哈佛領導層的運動時，我感到震驚。他們在政治鬥爭中的裝備糟糕透頂。”他說，在一個月內，2024年辭職的哈佛校長克勞丁·蓋伊（Claudine Gay）“只接受了一次《波士頓環球報》的採訪。我當時想，這些人到底在幹什麼？”這不僅僅是因為大學不擅長政治。許多校長意識到，作為私立大學法定所有者的董事會成員並不會支援抵抗行動。“這一切始於董事會。我們的職責是充當受託人，”華盛頓大學董事會主席、商人安德魯·伯斯基（Andrew Bursky）告訴我。他說，大學未能維持與政客的關係：“我們參與了社區活動，但與州立法機構或聯邦政府的關係卻是零。我們需要建立關係。如果我們不主動修復它，別人就會替我們‘修復’。”教職員工也未團結一心。早在很久以前，克拉克·克爾就曾指出，研究型大學是個體創業者的集合；這一點尤其適用於明星科研人員，他們負責為自己的實驗室籌集資金，並可以將實驗室搬到另一所大學。在一些大學，依賴撥款的科學家（支援同川普政府和解）與無需撥款的人文學者（反對和解）之間出現了裂痕。獲得資助的科學研究比其他大多數大學研究昂貴得多；它涉及裝置精良的實驗室、由研究生和博士後組成的團隊、用作研究對象的動物，以及大量的文書工作要求。大學通常無法在沒有多年期撥款的情況下維持這些實驗室的運轉；像川普政府那樣突然叫停撥款，可能是災難性的。當這次對高等教育的襲擊來臨時，克里斯多福·L·艾斯格魯伯正擔任美國大學協會（AAU）董事會主席，該協會的成員是研究資金的主要接收者。艾斯格魯伯公開反對哥倫比亞大學與政府達成和解的決定，但以范德堡大學校長丹尼爾·迪麥爾（Daniel Diermeier）和華盛頓大學校長安德魯·D·馬丁（Andrew D. Martin）為首的一個較為保守的派別反對該組織採取立場。結果，AAU未發表任何聲明。迪麥爾告訴我：“人們往往無法跳出泡沫。校長們的意見並不一致。其中一派（我也是其倡導者之一）認為，高等教育已經偏離了其核心目標——它變得政治化了。而另一些有影響力的聲音則認為沒有任何問題，這只是一次政治接管。這種立場導致了抵抗的言論。”如果一位大學校長在川普重掌白宮之前很久就認真對待保守派的批評，情況會有所不同嗎？我們有一個自然實驗可以檢驗這個問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而我們知道結果如何：這並無幫助。霍普金斯大學成立於1876年，是美國第一所從一開始就旨在效仿德國研究型大學模式的大學。美國歷史上唯一一位成為總統的學者伍德羅·威爾遜，早年就是在霍普金斯獲得的政治學博士學位。如今，憑藉其在巴爾的摩的醫療綜合體以及位於主校區20英里外的國防承包商應用物理實驗室，霍普金斯已成為馬里蘭州最大的私營僱主，也是全美聯邦研究資金的最大接收者。其本科規模較小，且嚴重偏向醫學預科生。羅納德·J·丹尼爾斯（Ronald J. Daniels），一位加拿大法學教授，於2009年成為霍普金斯大學校長。當川普重返白宮時，丹尼爾斯似乎正春風得意。霍普金斯校友麥可·彭博（Michael Bloomberg）在丹尼爾斯任期內向該校捐贈了超過40億美元。該校的公共衛生學院現已以彭博命名；他的捐款使霍普金斯得以永久實行“無視家庭經濟狀況”的本科招生政策，以及其他多項舉措。在丹尼爾斯任期內，學生抗議的高峰並非出現在以色列對加薩的戰爭期間，而是在2019年，起因是他決定建立校園警察部隊；2024年，他幫助說服搭建抗議營地的學生拆除了營地。近年來，霍普金斯在華盛頓特區創立了一所政府學院，並成立了S.N.F.阿戈拉研究所，旨在加強民主建設，該研究所不久將遷入位於巴爾的摩校區的新總部。2021年，丹尼爾斯出版了一本名為《大學對民主負有何種責任》What Universities Owe Democracy）的書。書中，他呼籲大學加強“公民教育”，並抱怨學術生活的碎片化使得這一目標難以實現——這種抱怨在高等教育界被視為帶有保守派色彩。丹尼爾斯隨後在華盛頓特區的美國企業研究所（AEI）就書中的主題發表演講，促成了AEI與霍普金斯之間的正式合作夥伴關係——這表明丹尼爾斯希望以一種高度可見的方式向保守派伸出橄欖枝。（AEI已啟動一項倡議，旨在引導大學向保守方向發展。）丹尼爾斯支援僱傭更多保守派教職員工的想法，並且他是去年春天由迪麥爾（Diermeier）和馬丁（Martin）組織的、名為“重建對高等教育的信任”達拉斯會議的30位大學校長之一。儘管如此，毫無預警地，政府終止了給霍普金斯數億美元的撥款。幾個月後，同樣神秘地，部分撥款流被重新開啟，但該校的研究資金仍減少了43%。這與全國範圍內的下降趨勢一致，尤其是在健康研究撥款方面，但由於霍普金斯擁有龐大的醫療綜合體，如此大幅度的削減對其打擊尤為致命。它是全美接收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撥款最多的機構。去年7月，“美國優先法律”（America First Legal）向司法部投訴霍普金斯，稱其醫學院的多元、公平與包容（D.E.I.）做法違反法律，且其本科招生辦公室未遵守最高法院廢除平權法案的裁決。然而，這項投訴迄今未產生明顯後果。到目前為止，霍普金斯既未主動要求與政府談判和解，也未被政府要求這樣做。只有少數幾位教職員工（均來自人文學科）曾撰文批評丹尼爾斯對此事的處理方式。“我的感覺是，大學正試圖保持低調，”曾任霍普金斯教務長的政治學家羅伯特·利伯曼（Robert Lieberman）告訴我，“如果你是一位大學校長，環顧四周，會發現那些把頭伸出戰壕的人都已被擊斃。理性的反應就是低下頭。”西奧多·J·伊瓦西娜（Theodore J. Iwashyna）是霍普金斯醫學院和公共衛生學院的醫生兼研究員，從事由聯邦資助的關於肺炎和敗血症等急性疾病康復的研究。伊瓦西娜描述了他作為撥款接受者至今的生活，類似於擁有一位值得信賴的本地銀行家的小企業主。像他這樣的研究人員撰寫撥款提案（這些提案長達500頁），等待幾個月，然後由專家小組打分。（另一位醫學研究人員告訴我，她和同事們正在從提案中刪去可能刺激本屆政府官員的詞彙，如“差異”和“公平”。）如果一切順利，他們最終會收到一份名為“撥款授予通知”的檔案，伊瓦西娜將其比作信用證，讓研究人員對資金有足夠的確定性，從而能夠繼續工作。霍普金斯承擔了這一過程前端的成本；其價值在於，伊瓦西娜合作的聯邦機構會做出多年期的承諾。他生動地舉例說明了近期撥款放緩的危害：一位霍普金斯肺科醫生向NIH提交了一份提案，測試他的假設——一種廣泛使用的名為脈搏血氧儀的裝置（夾在患者手指上測量血液含氧量）可能會定期產生不精準的讀數。這絕非小問題——幾乎每位重症監護室的患者都配備了脈搏血氧儀。該提案在去年6月獲得了專家小組異常高的評分，但“撥款授予通知”至今仍未到達。在全國範圍內，本財政年度NIH向大學提供的撥款下降了超過90%；在此期間，國家癌症研究所（NCI）未發放任何一筆撥款。伊瓦西娜和他的同事們擔憂未來。誰還願意投身醫學研究事業？隨著許多大學博士項目招生大幅削減——霍普金斯公共衛生學院的博士生錄取人數下降了50%——那些仍對研究感興趣的人甚至如何獲得機會？“本屆政府引入了多層級的隨機性功能障礙，”伊瓦西娜告訴我，“一切都變得脆弱，沒有任何東西正常運轉。然後他們挑選個別機構進行欺凌……欺凌者的運作方式之一就是確保其他人因恐懼而不敢干預……這讓我感到不安。我是個在80年代長大的書呆子孩子。我認出這些手段來自我成長過程中認識的那些崇尚羞辱他人的人。”他提到了《回到未來》電影中的惡霸畢夫·譚能（Biff Tannen）。“那個混蛋現在正在治理這個國家。”川普在其剩餘任期內可能對精英大學造成更大損害——或者他也可能失去興趣。但這並不能解決大學對政府過度依賴而政治支援薄弱的問題。即便在深藍色的選區（大學往往是那裡最大的僱主），也很難找到將捍衛高等教育作為競選核心主題的政治候選人。與此同時，奧克拉荷馬州、猶他州、佛羅里達州、堪薩斯州、愛荷華州和德克薩斯州的保守派人士試圖通過影響課程設定、增加教學工作量以及限制終身教職等措施，干預其公立大學的營運。說到高等教育，保守派陣營內部也是門派林立。其中一派是由“燒燬一切”的叛亂分子組成，如魯福（Rufo），他們主要將大學視為敵對陣地和左派堡壘。另一派則專注於降低大學教育成本並教授職業技能，而非博雅教育——這也是川普政府試圖取消那些“投資回報率”低的專業學生貸款的原因所在。還有一派由一小群保守派教授組成。他們或許很高興大學終於開始關注他們的抱怨了。在最近一次“非正統學院”（Heterodox Academy，一個由對校園意識形態正統感到不安的教授組成的協會）的會議上，該組織的聯合創始人之一喬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帶領觀眾高呼：“我們早就告訴過你們了！”但這些不同派別並不總能保持一致。政治學家喬恩·席爾茲（Jon Shields）和喬許·鄧恩（Joshua Dunn）（兩人均為保守派）在川普第一任期前夕出版的一本書中指出：“許多保守派學者覺得在進步主義學術界比在共和黨內更自在。”保守派學者通常是政治哲學和英國文學等領域的傳統主義者，他們最珍視的事業是恢復“偉大著作”課程，以及美學和外交史等課題的研究。他們對任職大學的不滿不僅僅關乎“覺醒文化”（wokeness），也關乎學生中壓倒性的職業主義傾向。羅伯特·P·喬治（Robert P. George），普林斯頓大學的法理學教授，可能是這群人中最著名的一位，他告訴我，有一年他和哲學家康乃爾·韋斯特（Cornel West）被邀請向新生及其家長介紹博雅教育的好處。“我們就在那個校園裡最大的講堂裡，”喬治回憶道，“艾斯格魯伯也在場。我開場說道：‘我們希望你們的子女利用這幾年成為更深邃、更獨立的思想者。我們的課程會讓你們感到不安，你們將受到挑戰。’我能感覺到我沒推銷成功——家長們不買帳。他們想的是摩根士丹利。然後康乃爾上台說：‘你們的子女來到這裡是為了學習如何死亡。你們必須先學會如何死亡，才能學會如何生活。’我看到一位父親轉向另一位說：‘每年七萬八千美元就為了這個？’”我交談過的大多數保守派學者不僅對川普切斷科學研究資金深感不滿，還擔心當前保守派事業的核心——教職招聘中的觀點多樣性——將如何實施。他們的反對部分出於原則——保守派幾乎總是反對平權法案，因此為了保持一致，他們也反對“針對保守派的平權法案”；部分出於實際考量。重新命名D.E.I.辦公室、採納“機構中立”政策、從院系網站上移除浮誇的社會正義資訊很容易。但改變教職招聘實踐幾乎是不可能的。研究型大學的一個基本特徵是，學院和系在僱傭問題上擁有自主權。即便是公開支援觀點多樣性的大學校長（這樣的人並不多），也很難將其落實到位。美國企業研究所（AEI）主席羅伯特·多爾（Robert Doar）告訴我，他曾敦促他的高等教育團隊支援觀點多樣性。“我說：‘我不明白。我在這裡做最終決定，但如果一位校長推翻了一個系的決定，難道不是侵犯了學術自由嗎？’他們告訴我：‘不，這永遠行不通。’我說：‘我想你是鬥不過市政廳的。’”極少數情況下，擔心某個系存在意識形態教條主義的大學校長會暫時接管該系——但引入更多保守派的標準做法是建立一個全新的大學部門。霍普金斯通過S.N.F.阿戈拉研究所做到了這一點，該研究所最近從杜克大學挖走了長期反對平權法案的保守派經濟學家彼得·阿西迪亞科諾（Peter Arcidiacono）。華盛頓大學建立了一所公共衛生學院；其新任院長桑德羅·加利亞（Sandro Galea）來自波士頓大學，他告訴我，他特意希望在一個“紅州”（共和黨主導的州）工作。他說，他的學院將特別對那些“與世界的主要介面是信仰”的人群抱有同情心。十多萬所公立大學被州立法機構命令開設公民課程，旨在為保守派學生和教職員工提供舒適的環境。這些都不是全盤變革。保守派的根本問題在於，他們無法像保守派政治候選人在選舉中與自由派競爭那樣，與主要大學競爭。美國許多領先的企業歷史不到一百年；而其領先的研究型大學鮮有如此年輕的。要在人口中心獲取大片土地，建造數十棟建築，建立全套學術系科，並增設支撐大學學術活動的專業學院和醫院——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在去年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的一次會議上，與會者曾遐想將基督學院或奧扎克學院提升到全國顯赫地位，但這在我們任何人的有生之年都不太可能發生。最近以“反覺醒”為原則建立的學院——如新佛羅里達學院，以及2024年開始招生的奧斯汀大學——規模小且不穩定。由於大多數學生和家長將大學視為就業途徑，意識形態上的新興機構吸引力有限。更有可能的是，陽光地帶的研究型大學——如埃默裡大學、范德堡大學、杜蘭大學、德克薩斯大學——將躋身頂層，就像二戰後加州大學那樣。在政府最初要求籤署擬議的“高等教育卓越學術契約”的九所大學中，范德堡大學和德克薩斯大學是少數幾所沒有完全拒絕的。范德堡大學已宣佈將在紐約市、舊金山和西棕櫚灘開設校區。但這些大學距離集體保守派的天堂仍有很長的路要走。它們僅僅會呈現一幅熟悉圖景的改良版：教授和學生可能比其他大學的同行更保守，但仍比校友、捐贈者、僱主、理事和提供資金的政客們更偏左。保守派可能永遠無法創造出他們認可的、接近他們想要摧毀的那些大學水平的學府。但這並不意味著大學能完好無損地度過過去幾年的危機——並不意味著會出現真正有效的集體抵抗，也不意味著這一刻會過去，或者公眾會意識到大學有多麼寶貴。早在如今正受攻擊的體系被發明之初，克拉克·克爾曾在哈佛發表演講，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如何讓精英的貢獻被平等主義者看清？智力貴族又如何向所有人證明其存在的正當性？”那些終身在大學度過的人認為他們知道答案——醫學突破、為出身卑微的未來領袖提供機會、知識的擴展——但顯然，公眾並未被說服。政府，即使換了一批人掌權，會忘記它在過去一年中學到的教訓嗎？即讓大學像大企業對待其最大客戶那樣給予政府順從，是多麼容易的一件事。這似乎不太可能。政府擁有多種手段，其使用並不依賴於川普是否身在白宮。聯邦研究資金在全國範圍內超過600億美元，其中大部分流向了頂尖大學；未償還的聯邦學生貸款債務總額遠超1兆美元，這幾乎影響到每一所學院和大學。如果這些貸款被附加更多條件，後果會如何？樂觀主義者可以指出過去一年中學術界取得的部分政治勝利：政府緩和了擬議中的捐贈基金稅上調，國會也通過了增加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預算的法案（但這並不能保證政府一定會撥付這筆資金）。然而，從根本上說，那些在大學看來堅如磐石的安排，並未得到法律的充分保護。當今美國偉大大學的前提，往好裡說也是困難重重的：它們既要實行極其嚴苛的選拔（但必須以完全公平的方式），又要讓學生和教職員工能夠進入美國社會最負盛名、回報最豐厚的領域；既要不斷推高成本，又要向世界保證它們致力於公共服務和社會正義；同時還要贏得公眾的感激與讚賞，被視為國家最成功的機構之一。川普憑藉其利用自由主義秩序脆弱性的天賦，充分利用了這些矛盾，並造成了巨大的損害。這種損害將難以挽回。美國大學的黃金自治時代恐怕一去不復返了。♦ (邸報)

如果接下來幾周你正好在紐約大學上課，或許會看到原本忙碌的教學樓裡，很多教室突然變得空空蕩蕩......（nyu）代表紐約大學全職非終身教職教師的工會已經宣佈，如果合同談判無法取得進展，他們將於3月23日發起罷工。屆時，超過900名合同制教師可能同時停止所有工作，包括授課、學生諮詢、回覆郵件以及其他行政事務。這將是該工會成立兩年以來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罷工行動。（amny）從2024年工會成立以來，雙方已經進行了26輪談判。儘管談判持續了一年多，但在薪資、工作保障、學術自由、工作量以及人工智慧在教學中的使用等關鍵問題上，雙方始終沒有達成一致。工會成員在一次集會上宣佈了罷工最後期限。紐約大學坦頓工程學院工業副教授、工會談判委員會成員貝內黛塔·皮安特拉表示，許多成員已經厭倦了漫長的等待，希望能夠盡快達成一份真正有約束力的合同。（nycclc）為了表明決心，工會在2月舉行了罷工授權投票。結果顯示，投票成員中約90%支援罷工。在694張投票中，有657票贊成罷工，這一壓倒性的結果意味著工會談判委員會擁有正式授權，在必要時啟動勞工行動。如果罷工真的發生，紐約大學的教學秩序很可能會受到明顯影響。畢竟，這些合同制教師承擔著大學中相當一部分的教學任務。很多留學生在選課時並不會特別注意一個細節：自己課程的老師到底是終身教授，還是合同制教師。在美國大學體系裡，終身教職通常被視為最穩定的職位。一旦獲得終身教職，教授幾乎不會因為學術觀點或教學內容而被解僱，這也是美國學術自由的重要制度基礎。但隨著大學結構的變化，越來越多課程由非終身教職人員承擔。這些教師被稱為合同制教師，通常是以滾動合同的形式一年一續。在紐約大學這類教師的數量已經非常龐大。合同制教師目前佔全職教師的一半，而他們組成的合同制教師聯合會，也是美國私立大學中規模最大的全職非終身教職教師工會之一。問題在於，這些承擔大量教學工作的教師，待遇卻明顯低於終身教職同行。以薪資為例，一些合同制教師的年薪在8.5萬到8.9萬美元之間，而且多年變化不大。與此同時，他們通常需要教授更多課程，有些人承擔的教學量比終身教職教授多三分之一，但平均收入卻少了接近40%。原來美國高校的教授也有牛馬......更關鍵的是，合同制職位的穩定性非常有限。很多合同都是一年一簽，一旦不被續聘，教師就必須離開崗位。一位工會成員形容自己的處境時說，他們像是“租賃型終身教職”。表面上遵循類似的學術標準，但本質上仍然是隨時可能被解僱的員工。這種結構不僅影響收入，也影響學術自由。因為如果合同續簽掌握在管理層手中，一些教師可能會擔心自己的課程內容是否會引發爭議。例如，在某些課程討論巴勒斯坦問題後，就曾出現過調查事件。對於沒有終身教職保障的教師來說，是否繼續教授這些內容本身就會成為一種壓力。因此在這次合同談判中，工會除了薪資和福利之外，還提出了學術自由保護、續聘程序以及教師參與學院治理等要求。面對工會的罷工威脅，紐約大學方面的態度則完全不同。校方發言人喬·蒂雷拉表示，學校已經提出了一份具有競爭力的薪資方案，並認為工會宣佈罷工最後期限“毫無道理”。校方指出他們已經提高了合同制教師的最低工資標準，並稱這一標準在全國同類崗位中處於領先水平。學校還強調，雙方已經在獨立調解員的協助下進行了超過四個月的調解，希望能夠找到解決方案。校方同時提出為什麼在已經提出薪資提升方案的情況下，工會仍然選擇用罷工來影響學生的正常學習。在大學的公開聲明中，校方多次強調學生的利益。他們認為罷工可能擾亂數千名學生的教育，這不應該成為談判中的籌碼。但工會方面並不認同這一說法。工會代表指出雖然最低工資有所提高，但真正能夠獲得明顯加薪的人並不多。據工會統計，校方提出的方案只會影響到近千名成員中的極少數。與此同時，工會成員還批評校方在談判過程中拖延時間。例如，在合同談判中最基礎的薪資資訊請求，學校花了一整年才完整回應。這也是為什麼工會最終決定通過罷工授權投票，希望用更強的行動迫使談判取得實質進展。紐約大學並不是單一面臨此衝突的院校，過去幾年，美國高校正在經歷一波明顯的工會化浪潮。越來越多研究生、助教以及非終身教職教師開始組織工會，通過集體談判爭取更高工資、更穩定的工作條件和更明確的權益保障。美國勞工統計局資料顯示，去年約有30.7萬名工人參與了30起大規模罷工，比前一年增加了13%。如果把規模較小的罷工也計算在內，全國罷工總數接近300起。在高等教育領域，這種趨勢同樣明顯。例如去年韋爾斯利學院的非終身教職教師曾舉行持續29天的罷工，最終贏得了第一份合同，其中包括托兒福利以及課程取消時仍保障薪資的條款。在聖地亞哥大學，兼職教師也曾因類似原因舉行罷工，最終在數月後達成協議。這些案例讓越來越多教師意識到，如果沒有集體行動，談判往往難以取得突破。就在紐約大學談判陷入僵局的同時，美國西海岸也出現了類似的勞資對峙。（dailybruin）代表加州大學系統員工的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正在與校方進行合同談判。這個工會代表超過4萬名員工，包括學術學生員工、研究人員以及學生服務與諮詢專業人員。在2月的一次投票中，超過93%的成員支援罷工授權。如果談判沒有進展，罷工最早可能在近期發生。工會提出的訴求與紐約大學非常相似，包括提高工資、增強工作保障、保護國際學生員工權益以及維護學術自由等。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一次示威活動中，約200人聚集在校園內遊行。抗議者舉著寫有準備罷工、不公平勞動行為等標語的牌子，並高喊要求公平合同的口號。一些研究生員工表示，他們來大學是為了做研究，而不是為了參與罷工。但如果學校不能提供合理薪資，他們別無選擇。學生組織也開始表態支援工會行動，認為這些權益未來可能影響下一代研究生和教職員工。對於很多留學生來說，教授罷工聽起來似乎離自己很遠。但實際上，這些勞資衝突正在改變美國大學的運作方式。（Beata Zawrzel/NurPhoto via AP）首先越來越多課程由非終身教職教師承擔。如果這些教師的工作條件不穩定，教學質量和課程連續性都會受到影響。一個簡單的例子，有人感受過要推薦信的苦嗎？你會希望你的教授一直穩定，有足夠時間處理你的email，還是到處換學校教學，你連聯絡都聯絡不上ta......？其次學術自由的問題也與學生息息相關。教師是否能夠自由討論爭議話題，會直接影響課堂內容和學術環境。一旦罷工發生，學生往往會被捲入其中。課程取消、成績延遲甚至畢業安排變化，都可能成為直接影響。過去幾十年裡，大學不斷擴大行政體系，同時增加合同制教師比例，以降低長期人力成本。而現在越來越多教師開始通過工會重新爭取談判權。場博弈短期內可能表現為罷工和抗議，但長期來看，它可能會重新塑造美國大學的勞動力結構。 (INSIGHT視界)

2000多個大學專業點集體被撤！這背後資訊量太大了，你一定要讀懂前幾天的兩會上，中國傳媒大學黨委書記透露了一個消息，驚到很多媒體。他說——去年，中傳一口氣砍掉了16個本科專業。老牌專業翻譯、攝影等等全砍了。攝影、翻譯，這都是中傳的招牌專業，培養過很多業內知名人才。但是居然說砍就給砍了。什麼原因？簡單說就是四個字——形勢所迫。現在科技太厲害了。很多過去需要學幾年才能掌握的技能，現在普通人幾分鐘就會用了。技術門檻已經被踏平。大學生花四年時間吭哧吭哧學這些，畢業後跟別人水平都差不多，也很難找到對口工作。這書就等於白念了。所以這些專業不如砍掉。不只中傳，事實上，這兩年各大高校都在不停砍專業。去年教育部一共停招了2220個專業點，是歷年來最多的一次。設計類、語言類、管理類……都是被淘汰的重災區。很多被砍專業，當年都非常體面、熱門。甚至有些家長至今都覺得很好。但事實上，這些專業早已今非昔比。它們被撤的核心原因基本都是一個：學生畢業沒人要。而再往深了說。就是社會需求變少。因為那些技能都被科技替代了。雖然工作可能還在，但幹活的基本都是AI或者機器人了。基礎的設計、翻譯、分析資料、處理客戶問題……這些AI都能搞定，而且速度快、成本低。公司當然就沒必要養員工來幹了。這些被砍的專業，其實給我們普通人釋放出了巨大的訊號——社會在急劇變革，很多老技能都已經被淘汰，或者正在被淘汰。我們自己也很可能身處其中。也應該看到這些變化，並思考自己應該在這變化裡何去何從。咱們先拿中傳的攝影專業來舉例。它非常典型。從有到無，經歷了一個完整的時代周期——世界上本來沒有攝影這門學問。但100多年前，照相機發明了。當時這是高精尖的神秘科技產品。沒幾個人會用。但社會上有很多人想拍照片。所以一些學校就開了攝影專業，培養一批攝影師，來滿足社會需求。這些學生畢業以後，有很多工作可以做——早期是去照相館，後來是做影樓攝影師、報社攝影記者、商業廣告攝影師……一度都是好飯碗。但是。當時間來到2026年，幾乎人人都能拿自己的手機拍照了。人們想拍個家庭聚會、生活點滴，自己隨手就咔嚓了，完全不需要花錢找攝影師。單位也一樣。過去我在報社做記者，採訪時如果需要拍照片，那必須得喊上攝影記者一起去。因為我沒相機，也拍不好。而現在，文字記者個個都有手機，手機拍照的功能還都很強大，光圈、演算法、防抖樣樣都行。如果對片子的要求不是太高，文字記者完全可以捎帶著把攝影記者的活兒幹了。就連這次兩會，我都看到很多記者舉個手機到處拍。過去那種扛著“長槍短炮”的攝影記者，正在變少。這也就意味著，攝影記者的崗位正在慢慢消失。更雪上加霜的是，AI的出現，又大大減少了攝影這個職業的社會需求。過去電商賣家想要一張產品圖。比如項鏈廠家想要一張美女佩戴圖。那你需要請攝影師和模特。擺角度、調燈光、換背景，忙活半天出幾張圖。而現在，你只需要打開AI，把你的項鏈圖片發給它。它嗖嗖地給你整出來了。而且你還可以隨便提想法，中國人、外國人、長髮的、短髮的、明媚的、冷豔的……你就儘管琢磨吧，AI都能來。如果你的口令到位，以現在AI的水平，幾乎能以假亂真。那麼很多小廠家就不必花錢請攝影師來拍片了。所以這幾年，攝影專業的學生畢業後，找工作越來越難。學生花四年寶貴時間上了回大學，學的專業卻成了“絕學”。企業不認，家長吐槽，學校發愁，社會增負。簡直是滿盤皆輸。可怕的是，像這樣不適應社會的“落伍專業”，現在還有很多。這也正是我今天特別想說的——社會發展實在太快了。不少專業，前幾年還是香餑餑，但現在已經基本涼涼了。只是很多人還不知道，還在興致勃勃地往裡沖。比如——翻譯，AI同傳比活人更快、更準、更方便、更便宜，普通翻譯崗位驟減。傳統新聞，AI寫稿秒出，而且現在是全民自媒體，官媒的基層記者崗位越來越少。視覺傳達、產品設計、動畫，本來高校就遍地開設，市場嚴重飽和，現在又被AI替代，畢業生轉行率非常高。物流管理、市場行銷，基礎崗位也都大量被AI和自動化替代。軟體工程（初級），AI寫程式碼比人快，基礎崗位也是驟減。……這些專業，不能說絕對沒出路。但就業是真的很難。咱們普通人一定要瞭解這些變化。在自己的職業選擇，或者孩子的人生規劃上，看清大勢。別在汽車已經普及的時候，還傾家蕩產去買馬車。別硬把孩子帶進夕陽行業裡，耗盡青春。也別非讓自己停留在沒落賽道上，透支中年。職業方向是人生大事，一旦選錯，試錯成本太高了。尤其普通人沒背景、沒資源。要是再一頭紮進沒落的行業裡，那真是前路渺茫了。當然，咱也不必悲觀。這個時代，有行業沒落，也有行業高歌。有專業被撤，也有專業新設。這兩年，很多高校也在開設一批新專業。人工智慧教育、航空運動、時空資訊工程、虛擬空間藝術……一看名字，科技味撲面而來。中傳這回撤掉了一批老專業，其實也增設了一批新專業。多是智能開頭的。智能影像藝術、智能視聽工程、智能工程與創意設計……當然，學校調整專業肯定不是為了讓名字更高級、更唬人。而是讓新專業的核心，跟上這個時代的發展。把蠟燭進化成電燈。把馬車進化成汽車。比如中傳就有很多新舉措——讓AI工具進課堂，讓項目代替試卷。把前沿實戰的課，讓懂行的年輕導師、技術大拿來上。讓學影像的學生，不只懂光圈和構圖，還得會用AI搞創意、玩創新。不過高校也面臨兩個大麻煩。一是很多專業太新了，根本找不到懂行的老師來教。比如AI創意，這是地球上剛剛出現的新技術。大學裡沒有一個老師是專家，甚至連教材都沒有。學校把專業開起來，初衷是很好，但不一定真能培養出人才。前兩年還有大學想找我去講新媒體專業的課。因為他們的老師都不熟悉新媒體，也沒有成功的實戰經驗。想培養好學生，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二是社會發展太快了，可能今年開設的嶄新專業，四年後就過氣了。學生大一時學嶄新的豆包，但到畢業時社會可能已經在用年糕了。這也是有點麻煩。所以家長在給孩子選專業的時候，也不能完全求新。還得綜合判斷這個新專業的技能和前景，是不是能長期在社會上站住腳。去年有一個新聞，我印象深刻：2024年，騰訊有11萬名員工，人均年薪102萬元。其中有一位高管，年薪高達10.7億人民幣，平均一天賺293萬。如果一天工作10小時的話，那他一個小時就差不多賺30萬。打工打到這個份上，是不是還挺讓人豔羨的。很多網友就說了——人家一個人賺的錢，差不多等於2萬多個普通人的收入。你說這上那兒說理去。確實。當然必須得承認，人家能賺這個錢，能力肯定是出類拔萃的。但是他能力再強，能不能強到一個頂兩萬個，這也真是不好說。或者咱換個角度。如果這位高管不是身在科技這個璀璨的行業。而是乾的園藝、雜誌、檢驗檢疫。那累死他也不可能一年賺10億。除非他是神仙。是神仙也夠嗆。然後咱們再看一個資料對比：現在中國人工智慧行業人才缺口超過500萬，供求比例達1∶10，本科畢業平均收入在2萬左右。而工商管理、財務管理、會計這些專業，供需比都要反過來，大約是8:1，本科畢業平均收入是4千多。這就是差距。有的專業是一個畢業生在10個崗位裡面挑。有的專業是8個畢業生，被一個工作崗位挑。你說那個更好找工作？何況收入還會差好幾倍。所以現在這個時代，選對行業真的無比重要。選對了日入斗金，選錯了淚滿衣襟。同樣985畢業，有人三年年薪百萬，有人十年還在原地打轉。差別可能不在努力，而在賽道。因為行業的狀況，很大程度決定著你的生存狀況。行業的天花板，很大程度決定著你的個人天花板。雜誌編輯再才華橫溢，擋不住紙媒萎縮，整個行業收入下滑。英語翻譯再苦練內功，扛不住AI懂五十種語言，訂單被機器搶走。房產中介再口吐蓮花，攔不住樓市衰退，量價齊跌。努力肯定有用。但當行業趨勢不在你這邊，你的努力可能就很不值錢。所以還是說，我們活在這個時代，一定要看清大勢，並且儘量順勢而為。千萬別只顧著悶頭幹活，對社會的發展一無所知。一邊抱怨錢難賺，一邊固守著老主見。要知道，拿著舊地圖，永遠找不到新大陸。有一些舊船票，是真的登不上新時代的客船了。那麼現在到底什麼是好的職業方向？我們應該怎麼調整自己的職業？這是我們每個成年人都應該關注和思考的事。我覺得核心是兩點：一是跟著國家的戰略方向走。二是跟著時代的發展趨勢走。當然，這兩點有時候是重合的，那就更是行業之星了。咱先說國家戰略方向。前幾天，國家發改委主任鄭柵潔明確說，中國要重點打造六大新興支柱產業、六大未來產業。這個新聞可能很多人都沒注意到。但其實裡面的資訊非常重要。它特別清晰地告訴我們，未來幾年那些行業會是這個社會的寵兒。我簡單給大家捋了一下。鄭主任說的六大新興支柱產業（也就是今日之星）是這些——一，積體電路。就是造晶片的。現在從設計到製造全鏈條缺人，國家砸錢最多，是“新興支柱產業之首”。二，航空航天。不只是造飛機，還包括衛星網際網路、商業航天。大飛機、北斗導航都在這個賽道。三，生物醫藥。研發創新藥、基因治療、高端醫療器械。咱們國家現在人口老齡化，這塊是剛需。四，低空經濟。無人機送貨、空中計程車、飛行汽車，都歸它管。是我們解決地面擁堵、提升物流效率的剛需。五，新型儲能。就是超大號“行動電源”。把風電、太陽能發的電存起來，等沒風沒太陽的時候用。六，智慧型手機器人。分兩種。一種是長得像人的（服務機器人），重點為人服務。一種是長得完全不像人的（工業機械臂），專門在工廠裡幹活。然後，國家重點打造的六大未來產業（明日之星）是這些——一，量子科技。包括量子計算、量子通訊。算力比現在的電腦快很多倍，通訊還能絕對保密。二，生物製造。用微生物或者細胞“工廠”，生產材料、燃料、化學品。如果這事兒做好了，以後就不用非得靠石油了。三，綠色氫能和核聚變能。氫能是清潔能源，核聚變是“人造太陽”。一旦商用，能源問題徹底解決。當然，這倆事兒都挺難的，尤其是核聚變。四，腦機介面。用腦子直接控制機器。現在主要用在醫療康復（比如讓癱瘓的人動起來）。以後能“意念操作”，光靠想，就能控制裝置。五，具身智能。就是有身體的AI。它不只像豆包元寶一樣只會聊天，還能像人一樣感知世界、動手幹活。六，6G。比5G快100倍，而且天地一體聯網，讓沙漠、深山、飛機上都能高速上網。有了它，遠端手術、自動駕駛就更穩妥了。除了這些高科技產業，國家重點發展的領域還有很多——現代農業、養老服務、智慧城市、海洋開發、現代物流，等等。你可千萬別把這些都當成是新聞裡的官方口號。事實上，它們可能是一個個金飯碗，是我們更好的活路。國家砸錢，崗位暴增，機會最多。其實這些年來，有一個定律基本沒變：國家往那走，機會就在那。政策支援誰，誰就能賺錢。所以咱們如果想賺錢，想有好的職業發展。最好認真看看國家戰略方向。官方定方向，咱們找縫隙。那怕咱不會搞研發、做產業。也可以琢磨琢磨能不能配合上這些方向，去做銷售，做服務，做培訓，做維修。只要沾上邊，就可能喝到湯。你甚至不需要搞懂什麼“頂層設計”，也不用打探什麼小道消息。就看公開報導，瞭解國家發展的方向、政府砸錢的方向。然後自己好好琢磨琢磨，或者去問問AI，你能在這裡面幹點啥。可能一條好路子就來了。當然，我倒也不覺得人人都非要去追風口。只是建議大家一定要多關注，多思考，多開拓思路。尤其是對自己眼下的行業和收入不滿意的。社會發展日新月異。真是每一天都有新變化，新進展。咱們一定要睜開眼睛看世界。別把趨勢當故事。這個時代，有時趨勢就是錢，資訊就是錢，認知就是錢。再說第二個好職業的方向——緊跟時代發展趨勢的。周所周知，AI時代來了。很多崗位都將被AI替代——做最基礎工作的普通文員、會計、客服、翻譯、小編、設計、程式設計師、銀行櫃員、電話銷售……都飯碗不保。因為AI最容易取代的，就是那些重複、套路、不用動腦子，或者可以被標準化、流程化、自動化的工作。那什麼工作不容易被AI取代呢？簡單說，就是需要動手、動感情、動腦子、搞關係、扛責任的工作。需要動手操作的職業，比如理髮師、化妝師、水管工、護理，這些AI幹不了，要讓機器人學會這些活，那還遙遙無期。需要懂感情的職業，比如幼兒園老師、心理諮詢師，AI不能識別人的細微感情，也不能真正與人共情，孩子哭了它一般哄不好。（當然，新生人口減少，幼兒園老師也在丟工作，這就是另一個話題了）需要深度動腦子的職業，做戰略規劃的、做談判的、做深度創意的，AI辦不了那麼複雜高深的活。需要搞關係的職業，跟客戶喝酒，幫客戶辦私事，跟領導打點關係，給各部門協調工作，這些AI都無能為力。需要扛責任的職業，工地安全員、企業負責人、法官、決策者、審批人等等，有些事情如果出錯，需要有具體的人為此負責，這些行業AI取代不了，因為你不能把AI抓進監獄。所以你就大體知道了——AI時代真正有用的技能，不是你掌握多少知識、熟練操作什麼軟體。而是你能創意、有審美、懂感情、會社交、能動手操作。這些才是人區別於AI的核心能力。也是在AI時代，我們作為人類應該重點考慮的職業方向。而對於普通行業的從業者來說，我們要謹記三點。第一，要拓展自己的技能，填補AI的盲點。比如以前學會計，主要學做帳、報稅、填表格。現在AI一分鐘就能搞定一個月的帳。那會計就應該主攻稅務籌劃、風險管控、財務決策。這樣AI就代替不了你。再比如設計專業，以前學PS、排版、構圖。現在AI一分鐘出10張海報。那設計人員就應該去學品牌策略、使用者體驗、情感共鳴。情感和判斷，AI肯定不是咱的對手。前兩天中傳的書記也說，其實除了砍掉16個老牌專業，他們剩下的專業也基本全更新了一遍，“如果不改革，後果不堪設想”。我們普通人也一樣。要“自我改革”，保持自我能力的更新，不斷開拓新的技能。才可能不被AI取代。第二，除了更新，還可以精進。很多工作，你只要做得足夠牛，AI就奈何不了你。比如做律師。AI只能給出基本的法律分析。但法庭上的臨場應變、人情拿捏、心理博弈、微妙措辭，AI 永遠學不會。所以AI只能取代最底層的律師。真正高明的律師，日子照樣好過。或者寫文章。AI只能寫出個60分的粗糙稿子。而一篇好文章應該有的分寸、留白、張力、精妙邏輯……它整不了。所以AI 淘汰的，主要還是水平不行的底層寫手。真正高明的寫作者，無可替代。類似的行業還有醫生、教師、設計師、工程師，等等。這些從業者想不被AI搶飯碗，大體都有一條明路可走——精進業務。我們個人的努力，可能抵抗不了行業沒落的洪流。但很有可能扛住AI搶飯碗的衝擊。第三，發揮自己的興趣和擅長，永遠重要。現在很多行業都是又專又深。如果想穩穩紮下根去，前提最好還是有興趣和天賦。你真能學得下去，才能在高手如林的賽道里不崩潰、不掉隊。經得住專業的迭代，端得住手裡的飯碗。所以走自己喜歡的路，也很重要。穿一雙合腳的鞋子，才能走過人生的山高水長。我最近想明白了一件事：科技的發展，必然是讓人從勞動中解脫出來。而這就必然會使社會的工作崗位越來越少，很多人失業。所以隨著科技飛速發展，會出現一個讓人喜憂參半的大趨勢——生活越來越好，但崗位越來越少。事實上確實有很多公司，都是一邊紅紅火火發展，一邊不斷裁掉員工。比如一個廣告公司，過去有100個員工。但現在30個就夠用了。於是公司裁掉了70個人，但效益還跟之前一樣。那麼留下的30個員工，就賺著之前100個人的錢。而另外70個人，就沒了收入。這其實就造成了人的兩極分化。一小部分人創造著大部分的社會價值，賺著大部分的錢。一大部分人……不知去幹點啥好。放大到整個社會，也是一樣——隨著AI、機器人等等科技的發展，社會肯定不再需要那麼多人工作。馬斯克也說，到2040年，人形機器人的數量會突破100億，超過人類的總和，大量的體力活和腦力活都會被機器人替代。我們國家現在有8億多勞動人口。如果以後有2億人工作就夠了，那麼另外6億人幹什麼？這是個大問題，而且迫在眉睫。當然國家會努力調節，加上以後物質極大豐富，我們不工作應該也能吃飽穿暖。但人類已經在千萬年的進化裡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本能——我們需要價值感，需要被尊重，需要實現自我，甚至需要“我比別人過得好”。這就導致讓你躺平你也躺不平。雖然很多人對工作深惡痛絕。但如果真的沒有工作，他們又很可能會焦慮。這就是人本性的擰巴之處。——我們的天然設定裡，就註定了沒法安心快樂地躺平。要麼幹活受累，然後心安理得。要麼躺平放縱，同時焦慮叢生。所以“以後幹點啥”，這將是一個全民的問題。當然我覺得隨著舊工作被取代，一定會有新工作被創造出來。除了跟新科技相關的，還有更多滿足人類深層需求的。比如給狗做心理諮詢，給女人做仿生睫毛，帶老人意念歐洲遊……反正人的需求是無限的。總開發就總有。只是具體到我們每個人，就很可能會在這種更替裡，經歷“舊工作沒了，新工作沒來”的迷茫。所以你要關注時代變化。保持開放，保持好奇，保持警惕。不管現在你是那行那業，都要時不時問問自己——我的工作會被取代嗎？如果被取代，我能做什麼？同時，還有一件事要明白。這個社會發展太快了，科技不斷地重構各個行業。我們這輩子換幾份工作、甚至換幾個職業方向，都在常理之中。這就需要我們保持靈活機動的思維，日常做好準備。——不是一直盲目亂換工作，而是保持擁抱變化的心態。要像個老獵人一樣，敏銳、沉穩，多多關注新的風向。也要像一汪水一樣，包容、柔韌，隨時準備改變形狀。雖然大家都喜歡安穩的確定性。但咱們身處的時代，可能真不允許你固守不動。如果你想活得好一點，就是要不斷地調整心態，提升認知。不讓自己的人生，困在時代的塵埃裡。更不讓孩子的未來，毀在我們的固步自封裡。最後還想再說一句——AI的發展，真是快得讓人害怕。很難說這些現代科技會帶著人類最終走向何方。這麼狂奔下去，在前面等我們的到底是幸福，災難，還是滅亡？沒有人知道。但是作為普通人。在此時此刻。我們除了跟上，別無選擇。因為不管人類的未來如何，我們首先還是要保住眼下的飯碗，過好今天的生活。 (INSIGHT視界)

剛剛，一篇阿里聯合中山大學的研究在 X 上爆火了！今天一早，一位微軟產品故事講述者、前Google負責人級布道師 Priyanka Vergadia 分享了一則 X 帖子迅速走火，短短一天內獲8700+點贊、170萬+瀏覽。這篇高贊帖子描述了一項來自阿里巴巴團隊的研究，它是一場 233 天、總消耗達 100 億 token ，在真實生產環境中對主流的 8 家模型廠商提供的 18 個智能體的“耐力”實驗，最終證明了 AI 不會搶走人類開發者的飯碗！Priyanka 總結說：AI 只是編寫了一些遺留程式碼，未來十年你都得忙著修復它們！而一位業內人士對此表示，該項真正的重點在於：阿里團隊做了一個真正有意義的評分體系！小編這就帶大家看下這篇研究。戳破泡沫：一次性修復不叫“程式設計”，那叫“撞大運”該篇論文的名稱是《SWE-CI: Evaluating Agent Capabilities in Maintaining Codebases via Continuous Integration》，由阿里巴巴集團與中山大學聯合完成。論文拋出了一個業內都有明顯體感，但沒人著手思考解決的“長期軟體評估”問題：現在的AI Agent，在 HumanEval 或 SWE-bench 這種“單向考試”裡刷分刷得飛起。只要給它一個明確的Bug，它就能咔嚓一下修好。但現實開發的現狀是： 程式碼是“活”的。今天你修了一個Bug，明天產品經理改了需求，後天底層依賴庫升了級。這一過程並不能被靜態、一次性的修復範式所刻畫。阿里和中山大學的研究團隊提出來一種新的性能標準： 衡量一個 AI 牛不牛，不看它能不能修好眼前的Bug，而要看它在長達半年的項目演進中，能不能不把程式碼庫搞崩。SWE-CI：233天、耗費百億token的“極限耐力賽”因此，為了測試AI的真實“抗壓能力”，研究團隊祭出了一種基於持續整合（Continuous Integration）流程建構的倉庫級基準：SWE-CI，首次將軟體工程評估從“一次性快照”轉向“長期演化”。該基準包含 100 個真實程式碼庫任務，每個任務平均對應一個真實程式碼倉庫中長達233天、包含71次連續提交的演進歷史。簡單理解，SWE-CL 就是對是一場極為殘酷的“智能體耐力賽”！真實戰場： 選取的任務跨度平均達 233天，涵蓋 71次連續提交。模擬人類： AI不再是修完就跑，而是要像真正的開發者一樣，在 CI（持續整合） 的死循環裡，應對一輪又一輪的需求變更。殘酷規則： 這是一場總消耗超過 100億 Token 的極限耐力賽。這裡列出一些更詳細設定：每個SWE-CI任務都來自GitHub上68個真實Python倉庫（維護≥3年、≥500星、含單元測試和依賴配置檔案）。任務定義為：從“基線提交”（base commit）演化到“目標提交”（oracle commit），平均跨越233天、71次提交、至少500行原始碼變更（不含測試）。代理必須在 Docker 隔離環境中，通過最多20輪迭代，逐步完成需求變更。值得注意的是，雙Agent架構：架構師Agent：分析失敗測試、定位根因，輸出1-5條高層次增量需求文件。程式設計師Agent：遵循TDD（測試驅動開發）流程，實際修改程式碼。整個過程模擬真實CI/CD流水線，每一次變更都會影響後續狀態，前期決策的後果會逐步累積。這正是傳統基準無法模擬的“長期記憶”與“技術債務放大器”。因此，評估指標也從單一通過率升級為兩個核心維度：1、零回歸率（Zero-Regression Rate）：在任務演化過程中，最初通過的測試在後續變更後仍保持通過的比例。2、lEvoScore：一種加權平均指標，公式為 EvoScore = Σ(i=1 to N) γ^i × a(ci) / Σ(i=1 to N) γ^i，其中γ＞1對後期迭代賦予更高權重，強調長期穩定性。當γ=1時退化為普通平均歸一化變更得分。戰況慘烈：75% AI正在瘋狂製造“技術債”實驗結果讓所有人脊背發涼。即便是在2026年這樣一個 Vibe Coding 都顯得落伍的時間點，主流智能體的表現依然像個“只會打補丁的實習生”。第一，“零回歸率”之痛：在模擬真實開發的長期測試中，絕大多數大模型的“零回歸率”竟然不到 25%。這意味著它們每改四次程式碼，至少有三次會搞壞原本正常的功能。第二，程式碼庫雪崩： 隨著項目演進，大多數模型產生的技術債呈指數級增長。前期看似高效，後期改動一下，整個系統直接原地爆炸。那麼，這場耐力賽中，誰是最後贏家呢？如果你對程式設計Agent有關注，相信你已經猜到了，自然是 Claude 4.5/4.6。它是唯一能在長周期維護中保持 50%以上零回歸率的選手，展現出了極強的“架構師思維”。GLM-5： 作為國產大模型的代表，在應對長期程式碼演進時表現搶眼，穩居第一梯隊。驚喜發現：GLM、Kimi是救火隊長，DeepSeek、Minimax是架構大師值得注意的是，論文中還發現了智能體也存在明顯的“AI人格”現象。不同模型廠商之間的偏好差異顯著，而同一廠商旗下的程式設計智能體往往表現出一致的傾向。具體而言：“走一步看一步”型（Kimi, GLM）： 這些模型在修改程式碼時更激進，追求立刻解決當下的 Bug 或需求，但在長遠看來，它們可能較快地耗盡了程式碼庫的演進空間。“長線規劃”型（GPT, DeepSeek, MiniMax）： 這些模型在修改時可能更謹慎，會考慮到程式碼結構對未來的影響，更具有“架構師”潛質。“全能穩健”型（Claude, Doubao，Qwen）： 無論你更看重眼前還是長遠，它們的表現都非常均衡。尤其是 Claude，結合之前的排名看，它是在保持穩定的同時，水平上限也最高的選手。具體怎麼做的呢?團隊通過調整參數 γ 的值，來觀察模型排名隨之產生的變化。當 γ<1 時，EvoScore 會給早期迭代分配更高的權重，這有利於那些優先考慮程式碼修改“即時收益”的模型。相反，當 γ>1 時，後期迭代會獲得更多獎勵，從而讓那些為“長期改進”而最佳化（即優先考慮程式碼可維護性）的模型佔據優勢。對於這個現象，研究人員推測，這反映了不同廠商在訓練策略上的差異；而各廠商內部模型的一致性則表明，其內部訓練流水線（Pipelines）在大體上保持了穩定。為什麼智能體如此容易積累技術債務？論文間接給出兩點原因：首先是短期最優決策：模型傾向於“最快通過當前測試”的方案，而非全域最優架構。上下文遺忘：即使多輪迭代，模型對早期變更的深層影響理解不足。其次，模型有依賴與邊界敏感性：真實倉庫的外部依賴、配置漂移、邊緣案例遠超訓練資料覆蓋範圍。這意味著：現實中，一家公司若大規模採用AI生成程式碼，初期交付速度可能翻倍，但6~12個月後維護成本可能指數級上升——bug修復、重構、遷移難度都會放大。未來方向：從“快修”到“可持續”這篇論文可以說用一場真實大規模實驗，驗證了一點：目前的絕大多數 AI Agent 都是“紙牌屋建築師”。它們追求當下的測試通過率，卻對程式碼的長期生命力一無所知。而 SWE-CI 的意義在於，它把 AI 程式設計的門檻從“跑得通”拉高到了“可維護”的實用層面。SWE-CI更多的意義在於提供“診斷工具”：企業可利用類似基準測試自家 AI 工作流，提前識別那些模型適合“長期駐紮”。他們給出了三個 SWE-CI 的最佳化方向：其一，提高γ權重可鼓勵模型追求長期穩定；其二，雙Agent架構可進一步最佳化（例如加入“回顧Agent”反思歷史決策）；其三，與現有工具鏈結合（如自動生成維護文件、回歸測試優先順序排序）有望緩解問題。智能體有希望在耐力上獲得成功嗎？但研究者的本意，並不是祛魅智能體，“ SWE-CI 本身就是進步的催化劑”。他們認為，智能體在耐力上是有望突破的。首先，Claude 4.5/4.6的領先或許預示著，更強的推理能力（而非單純生成）是突破關鍵。其次，未來模型若能內建“架構意識”“債務評估模組”，或與靜態分析工具深度融合，維護能力或將迎來質變。項目已開源目前，SWE-CI 開源倉庫和 Hugging Face資料集都已上線，大家都可以自行復現、擴展。這意味著，2026年之後，AI編碼競賽的賽道將從“誰寫得快”轉向“誰寫得穩”。SWE-CI 開源地址：https://github.com/SKYLENAGE-AI/SWE-CIhttps://huggingface.co/datasets/skylenage/SWE-CI網友炸了：1000億美元，就是為了自動化技術債務？正如論文中所說：“Agent 的程式碼維護能力只有通過長期演化才能顯現，過去決策的後果會在連續變更中累積。”對此，不少網友表示無語了：AI Coding 的越快，積累債務的速度也就越快！X 評論區也有人諷刺：“AI自動化了遺留程式碼的生產線”、“我們花1000億美元算力，就是為了完美模擬一個‘快速出貨、8個月後棄坑的初級開發’”。HN 討論區甚至有人提問：“當 SWE-CI 成為新標竿後，AI 編碼工具的估值邏輯是否需要重寫？”所以，這麼看，程式設計師的飯碗總算保住了。但網友卻調侃：“現在安全了？但能撐10年？10個月？還是10天？”“寫程式碼 ≠ 維護系統。” 一位名為 Stephen Collins 的 Medium 作者表示：軟體工程從來不只是“寫程式碼”。它更關乎如何管理複雜性、演進系統架構，以及在成千上萬次變更中保持關鍵不變數的穩定。而 SWE-CI 這一基準表明，這些挑戰對當前的AI智能體來說依然是難點。這也意味著，下一代開發者工具的重心，很可能會從“生成程式碼”，轉向“理解系統”。而與此同時，真正高效的開發者，永遠是那些能夠清晰理解系統的人：知道那些部分最關鍵，風險集中在那裡，以及注意力該放在那。 (51CTO技術堆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