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股之所以會暴跌，表面上的原因很多，比如日本央行加息等等，但是其本質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美國金融戰的失敗被“官宣”了。

而美國金融戰的失敗，是因為美國“金融戰”的操盤手——民主黨拜登新冷戰派系已經失去了權柄，開始進入執政的垃圾時間。

自從川普中槍以來，一個世界性的勢力就遭到了滑鐵盧，這就是美國拜登為首的“冷戰派”。拜登的上台，本來是美國為了糾正特拉普反全球化的政治路線而“運作”出的結果。但是拜登本人年老頑固，聚集了一大批民主黨少壯派，他們組成了一個旨在展開“新冷戰”的團體，並且控制了美國的國家機器。

由於拜登沒了連任的希望，也就喪失了造假的鬥志和維護市場的決心。

於是美國的經濟資料也“不裝了，我跟你們攤牌了”，美國新公佈的失業率大大高於預期，這就等於打了美國之前公佈資料的臉，於是美國通過加息來吸收全球資金的“金融戰”，也就到了戰略破產的命運關口。

這種情況下，美股跌、美元對人民幣跌，其實就是美國金融戰戰敗的表現形式。而日本可以視作是一個美國的“海外省”，日本的核心生產資料，都是美國資本控制的。而日本的央行，則是長期為美國資本提供流動性，也就是低息給美國投資者貸款。比如巴菲特，就是18起從日本銀行體系中借款來買日本的“大型國企”來吃股息，如此一來坐收利差，空手套白狼。但是由於美國的金融戰戰敗，波及到了日本，所以在美國的經濟資料“不裝了”之後，日本的央行也依樣畫葫蘆，也開始加息收緊流動性。於是一場轟轟烈烈的“流動性危機”就到來了。

日股一天之內跌了百分之十幾，這是蔚為壯觀的。

只有市場出現踩踏現象的時候，也就是投資者都爭相拋售的時候，才會出現這種暴跌的情況。日股一直以來都被國際資本視作險之地，因為日股中有大量坐擁優質生產資料的大型企業，這些企業左手有金融體系給他們低息貸款，右手組成財團在全世界收購礦山油田，代表的是美元體系裡面的“大型國企”，一般情況下吃股息就可以維持得不錯。

但是說到底，日股也是美元體系中的一個“分部”，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美國打新冷戰，搞經濟資料用“加息大法”去吸收全球的流動性這條路都走到頭了，拜登都被剝奪了繼續執政的權力，那麼怎麼還能指望日本頂得住呢？

西方的金融市場，是用劇烈的波動來替代長期的橫盤的。所以如果市場預期未來會降息，那麼就會提前把資產市場的價格打下來，具體操作就是投資者做空美股同時做多“恐懼指數”VIX。

這樣雖然指數廢了，但是還是有一部分投資者掙到了大錢，這些人就會在市場超跌之後從空頭迅速轉化為多頭，抄底後迅速拉上價格，這樣他們在後續的上漲中就會穩賺不賠，並且可以長期持有。這種空間換時間的機制，就是現在市場競相暴跌的原因。所以如果真的參與金融市場的交易，不要輕易抄底，因為做空的力量要的是超跌，18層地獄的後面還可能有19層、20層。另一方面，也不要低估金融資產的“投機性”，即便沒有實體經濟支撐，只要金融資本的炒家拿到了足夠多、足夠低的籌碼，也可以立刻從谷底把價格拉回來甚至搞出一個大泡沫來讓別人接盤。這種金融機制雖然可以讓投機者賺得盆滿缽滿，但是消耗的卻是國運的能量。每這麼來一回，錢就從大眾手裡集中到財閥手裡一回，這就是資本主義時代的“資本兼併”，這跟封建時代的“土地兼併”是一個意思，都是瘦天下以肥私人，是折損國家壽命又令權貴們上癮的“毒品”。

二、拜登的“新冷戰”兵敗如山倒

這個“新冷戰”的集團，其實戰略上沒有及格，他們的主要戰略是：在烏克蘭用“區域戰”打擊俄羅斯，在金融站上用加息打擊中國。這就是所謂的，“俄羅斯是（戰爭中的）敵人，中國是（市場上的）對手”。這樣就“巧妙地”把中美之間生產力之戰這個主要矛盾給掩蓋住了，而讓大大小小的親美勢力有了“美國在贏”的感覺。但是這麼做把中國和俄羅斯綁在了一起，並且讓世界有了一個砸產能來博取軍事勝利的“窗口”，這讓西方勢力金融虛胖、實業虛弱的弊端暴露無遺。

但是拜登的“新冷戰派”萬萬沒想到，由於俄烏戰爭久拖不決，導致西方勢力的軍事力量和戰略產能被俄烏這個戰略泥潭拖住，使得中東地區被對手成功“大破襲”。以色列遭到哈馬斯“阿克薩大洪水”的暴擊，這使得巴勒斯坦地區陷入了戰火，而以色列在舉傾國之兵沒有幹掉“北京天通苑”大小的加薩地區後，中東地區的西方勢力陷入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當中。

這個時候的“拜登新冷戰集團”，軍事上不願意出兵，政治上陷入兩難。因為中東的事變不在他們的“計畫之內”。在中東希望控制衝突水平，不“捨己為人”犧牲美國的國運來支援以色列，這也得罪了猶太勢力。

在美國的統治集團內部，拜登因為與納坦雅胡的隔閡沒有全力支援以色列得罪了美國的猶太復國勢力；

在美國的全社會，拜登的加息政策損害了產業資本和全民的錢包；

在國際上，拜登得罪了上三常中的兩個。這使得拜登既無法跟中國協調全球的工業品生產計畫，也無法跟俄羅斯商量如何挾制中東操縱原油價格。

如此一來，拜登就成為了一個“政治死人”。但是由於政治領域存在滯後性，所以拜登還是拿到了美國民主黨內部的總統候選人提名。但是他的募款計畫卻非常受挫，比他的對手川普弱了不少。這意味著拜登集團的經濟基礎非常薄弱，並沒有得到傳統民主黨支持者的擁護。

由此可見，“新冷戰”的不得人心是多麼地嚴重，在自己的勢力範圍都不受待見。於是川普的“被槍擊”自然就是“命中註定”的了，畢竟搞不定大選可以搞定大選的對手嘛。但是由於暗殺川普的計畫沒有成功，所以拜登新冷戰集團的末日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緊接著，讓拜登又是感染新冠被隔離（拜登被阻絕內外失去自由），又是不露面寫檔案宣佈退選（拜登的牴觸情緒可見一般）。這場美國版的“宮廷政變”其實才是真正改變了人們的預期——美國的“新冷戰”打不下去了。

民主黨的賀錦麗，共和黨的川普，這兩個無論那個上台，都玩不起新冷戰了，因為這個“新冷戰”卻是不是現在這個空心化的美國能玩得起的。

首先來說，冷戰是一場工業時代的“宗教戰爭”，所以毛主席就一直不支援。國家富強、民族振興才是王道，實踐出真知，計畫和市場各有千秋，陰陽對立統一，怎能偏廢執著於一端。所以美國用冷戰的思維跟中國掰手腕，就一拳打到了空氣上。好用的東西你不說我們自己也要搞，不好用的你強塞過來我們也不搭理。

由於中國總結了美蘇的成敗得失，由此進化出了華夏文明的工業時代最新形態，相容了社會化大生產與國際自由貿易這兩個強勢系統，於是成為了人類史上最強的“工業克蘇魯”——吸收全世界的工業資源，建立世界最龐大全要素工業體系，用中國商品的觸手觸摸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簡單來說，就是“舉世界之物力，成中國之現代化”。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對中國的一些列戰略都起到了反效果。

比如當初用低碳綠能想要限制我們，結果中國真的搞成了新能源，反而西方開始放棄了這一領域，丁仲禮的預言成真；

美國說中國你要搞自由貿易，我們說對對對，結果中國工業產值達到世界的三分之一還強，作為第一名產值是後面2到10名的總和。

美國說要搞智能兵器，我們本來反對，結果美國不同意，於是我們的機器狗產量和質量都碾壓全球；

美國說低端產業沒出息，於是我們手機、汽車開始領跑全球；

由於美國吹了太多的PPT，而中國只是實幹，所以大多數美國技術研發吹過的牛最後都被中國實現了，而美國卻最後一地雞毛。

無論那個國家，在厲害的時候都是外卷的，在不行的時候都是內卷的。對外無法競爭，必然對內屎上雕花。

被中國逼到自閉的美國也解鎖了一系列“滿清科技”：閉關鎖國、武備鬆弛、八旗子弟、女主臨世、奶頭樂、毒品興盛、鎮壓群眾、義士自戕、文字獄、奴才文化。

所以從技術到產能，其實美國早就已經落後於中國，按照購買力平價來算，中國早在很多年前就超過美國了。而經過川普的貿易戰、世界的疫情戰、再加上拜登對我們關鍵產業的封鎖，使得中國在先進生產力領域的也擺脫了對西方的依賴，並且進一步富集了世界的產能。這使在客觀世界中，中國的國力已經從實質上超越了美國。

在中國第一，美國第二，俄羅斯第三的格局下，才能看懂拜登打新冷戰的愚蠢和算計。

一者美國打不過中國。環中國發生的衝突都被中國的實力光環給強行變成了“冷兵器械鬥”，這就是因為沒有人敢跟世界第一產能國真刀真槍打一場現代化戰爭，因為實力太懸殊，所以只能用大刀片子、大鐵棍子這些“冷兵器”打一打發洩一下情緒。所以美國別說台海問題、北韓半島問題了，它早就失去了在東亞地區運用軍事手段的能力。所以美國沒法用軍事力量來脅迫中國。

二者俄羅斯好欺負。俄羅斯比起蘇聯來說差遠了，而且在世界經濟中佔比不大，打了俄羅斯，就讓美國立了威。並且搞掉普丁政府，美國就可以讓一干俄羅斯的買辦集團來掌握政權，屬於是世界的老二兼併了世界的老三，如此才能與世界的老大——中國，決一雌雄。但是美國這個算盤珠子打得太響了，忘記了納什的動態均衡。中國只不過給拿出點過剩的產能，就完成了讓俄羅斯重新武裝的效果，結果有了中國兜底的俄羅斯以一己之力拖垮了歐盟和美國的軍事工業，越打普丁還越穩固了。

至此，形勢就變成了世界的老大中國，和世界的老三俄羅斯，形成了共同的經濟基礎——俄羅斯很多工業領域中國產品的佔比都達到了90%以上。這敲響了拜登的喪鐘，因為這意味著美國無法打贏這場“新冷戰”。沒有新冷戰的勝利，美國就沒法用戰利品來安慰自己陣營的各方大佬，於是民主黨內部代表各方利益的大佬們就反水了。

這時候挺拜登勢力發動的最後努力——刺殺川普，也宣告失敗，拜登自然就沒有了活路。

拜登政治上有三個主要的主張：

第一個是用加息跟中國打金融戰，這個美國其實還能再堅持不降息一段時間，有倔強一下的資本，但是拜登都要沒了這個行為沒有什麼實際的意義；

第二個是挑動俄烏戰爭跟普丁打代理人戰爭，這個烏克蘭基本上快被耗到油盡燈枯了，澤倫斯基也是秋後的螞蚱；

第三個其實是摁住以色列避免中東的戰爭。這一點是為了前兩條服務的，因為美國的戰略資源其實就是“一個米粑粑，兩個叫花子”，給了以色列就沒法兼顧烏克蘭，所以拜登給以色列用了很久的“拖字訣”，來回來去就是不願意下場。但是拜登這麼做，美軍不樂意。

對於美軍來說，跟中國打，是毀滅性的結果，大賠；

跟俄羅斯在烏克蘭打，是沒有油水且成本較高的，小賠；

只有跟中東的國家打，對手的武器又差，組織能力又沒那麼強，還有油田可以偷，還有航道可以攔路搶劫，是賺的買賣。

而民主黨想要連任，必須要跟美國的軍方勾兌好，所以拜登一旦被“宮廷政變”斬斷了連任的機會，那麼美國、以色列的好戰分子就一下子沒有了抑製器，所以以色列在最近大肆暗殺革命衛隊、真主黨、哈馬斯等一系列抵抗組織的領導人，就是為了激怒對手以便挑起第六次中東戰爭，這是一個持續性的過程。所以我們此時應該冷靜且敏銳地看待中東的局勢，要對未來衝突的升級做足準備。  (暢明談宏觀)

美日韓三國的戴維營會晤與金磚國家峰會的召開使得“冷戰”一詞重登國際舞台。然而，作為所謂“新冷戰”的主角，中美兩國卻對國際形勢發展有著不同的構想。本文作者認為，美國通過進一步團結盟友，以期在它所預想的由意識形態兩極分化形成的第二次冷戰中佔據主動，然而它與盟友間的利益分歧以及其客觀上實力的相對衰弱，使美國難以建立起穩固的冷戰式集團並強迫它國站隊。而與此相反，中國力圖塑造使各國能夠不依賴西方而實現自身利益的多極化世界。這種具備分裂特徵的模式不僅吸引了更多國家，也對美國盟友產生了不可避免的影響。相比於兩大集團的意識形態對抗，全球極化的趨勢似乎更有可能成為國際形勢的未來走向。

本文是《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的評論文章，原標題為《這次的冷戰是不同的》（This Cold War Is Different），作者為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馬克·倫納德（Mark Leonard ）。文章略有刪改，僅供讀者思考，與公眾號立場無關。

不久前，美國總統拜登邀請盟國日本和韓國的領導人前往戴維營舉行會晤，討論如何遏制中國以及如何抵抗俄羅斯的影響，比如如何在經歷了一系列政變的非洲薩赫勒地區對沖俄羅斯的影響力。與此同時，金磚國家領導人也在兩週前齊聚約翰內斯堡，批評西方對二戰後建立的國際機構的霸權主導。這一系列舉動都讓冷戰歷史學家們感到似曾相識。

▲ 冷戰時期，由美蘇分別主導的兩大意識形態陣營瓜分著世界版圖。

如今，西方的主要對手是中國，而非蘇聯，金磚國家也不是彼時華約的角色。然而，隨著後冷戰秩序的終結，世界邁入了一個被種種不確定性重重包圍的時期。這些驚人的相似之處令許多人都將今天與1989年之前的概念模式關聯起來，以洞察接下來可能發生的事情。中美兩國也不可避免地陷入這一思維之中，只不過它們選擇押注於不同的模式。

從二戰結束到柏林牆倒塌，界定國際秩序的兩股主要力量是意識形態衝突和對國家獨立的追求。前者將世界分裂為兩個陣營，而後者招致了民族國家數量從1945年的50個增加到1989至1991年的150餘個。雖然這兩股力量相互作用，但意識形態衝突仍然佔據主導地位：爭取獨立的鬥爭常常演化為“代理人戰爭”，各國要么被迫加入一個集團，要么不得不以“不結盟”的標籤來定義自己。

▲ 冷戰時期，在西方與前蘇聯的對峙中宣布中立，由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結成的國家集團“不結盟運動”成為國際體系中重要一環。

美國似乎認為，與冷戰時期類似的發展動態也將在如今佔據主導地位。面對自蘇聯解體以來首位與美國自身旗鼓相當的競爭對手，美國試圖將盟友緊密團結在“脫鉤”和“去風險”這兩大戰略框架之中。從根本上來說，這便是經濟版的冷戰遏制政策。

美國可能正期待著主要由意識形態兩極分化形成的“第二次冷戰”，而對比之下，中國似乎押注於一個“全球碎片化”的局面。中國嘗試為非西方國家提供一套新的國際機構，以替代七國集團(G7)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由西方國家主導的傳統機構。不過，在中國看來，追求主權和獨立與形成冷戰式的陣營對立從根本上是不兼容的。相反，中國所期待的是一個多極化的世界。儘管中國暫時無法贏得與美國領導的集團的爭鬥，但中國政府似乎相信，中國有能力在一個碎片化的世界秩序中佔據大國地位。

▲後冷戰時代，美國註重通過七國集團（G7）等西方國家主導傳統機構發起同盟，遏制中國。

儘管美國政府已經傾盡全力，但即便是美國最親密的盟友也難以避免分裂趨勢的影響。最近的美日韓戴維營峰會便反映出了這一事實：儘管一些媒體急於預言“新冷戰”的到來，但與會三方仍在一些方面上存在利益分歧。

韓國的主要焦點仍然是朝鮮，其在峰會後宣布的情報共享協議與核磋商機制，既是出於對抗中國的目的，也是為了明確他們打擊金正恩政府的決心。而就日本而言，因為其經濟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與中國的貿易（包括半導體相關技術)，它迫切希望避免在台灣問題上的對華戰略升級，以防對其國家經濟產生威脅。此外，日韓兩國都對美國追求的所謂“去風險”戰略心懷不滿。

▲ 2023年8月18日，美日韓首腦在戴維營舉行會晤。根據峰會成果文件顯示，針對影響美日韓三國所謂的“集體利益和地區安全面臨的挑戰、挑釁和威脅”，三方承諾通過磋商進行應對。然而，三國在加強合作的同時，也存在利益分歧。

至於薩赫勒地區的局勢問題，它正是具備了“冷戰代理人對峙”的所有典型特徵。自從布基納法索、幾內亞和馬里面臨軍事政變以來，美國和法國就已經開始依賴尼日爾政府作為西方死守在該地區支持的最後堡壘。在已故的俄羅斯僱傭軍瓦格納集團領導人普里戈任的領導下，該集團不僅對馬里的國家統治產生了重大影響，而且更是獲得了中非共和國的實際控制權。如今美法兩國最不希望看到的，正是瓦格納集團在該地區斬獲又一個立足點。

然而現在，尼日爾政府也被軍方趕下了台，美法兩國卻恨不得該國的新統治者能夠魚與熊掌兼得，這與其先前的反應大相徑庭。尼日爾軍政府已經向瓦格納集團發出求助，以避免受到美法等國干預的威脅，但至少目前來看，該國軍政府似乎願意讓美國繼續在該國運營無人機基地。

也許上週最令人驚訝的是金磚國家宣布擴容，其將在明年年初接納阿根廷、埃及、埃塞俄比亞、伊朗、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這六個國家為金磚國家的正式成員。儘管中國在峰會前發表了社論，但其實它從未幻想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等國家會加入一個真正的“反西方陣營”。因此，金磚集團的擴員決定展現了中國更為微妙的目標。

事實上，加入金磚集團能為各國的行動自由提供補給，比如增加獲得其他融資來源的機會。此外，金磚集團也許最終還會提供一套真正能夠替代美元進行貿易、投資和儲備的貨幣。如此一來，各國就可以自由探索其他選擇，而不再僅僅依賴西方。這遠比建立一個更狹隘、更在意忠誠度的“親中聯盟”更符合中國利益。

在如今這個世界上，如果超級大國缺乏足夠的經濟、軍事或意識形態影響力，那麼就無法迫使世界上的其他國家選邊站隊，尤其是那些日益自信的“中等大國”。從韓國到尼日爾，再到金磚集團的新成員，各國如今都有能力自主推進自己的目標和利益，而不再需要向超級大國“宣誓效忠”。

與許多人（特別是美國人）的看法相反，所謂的“新冷戰”似乎不是基於兩極分化的舊邏輯，而是一場基於“碎片化”的新邏輯。從金磚國家集團（BRICS）的發展來看，很多國家都發現了這一新邏輯的吸引力。（民智國際研究院）

美國《外交事務 (Foreign Affairs)》雜誌網站周一 (5 日) 刊出德國總理蕭茲 (Olaf Scholz) 署名文章，文章警告，世界不應畫分為集團製造一場新冷戰，並呼籲建立新的夥伴關係。

這篇文章以德語單詞「劃時代的轉折點 (Zeitenwende)」為主題，蕭茲大談自己眼中的世界局勢變化，他表示，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戰爭結束了一個時代。 新的力量已經出現或重新出現，包括經濟強大和政治上自信的中國。 在這個新的多極世界中，不同的國家和政府模式正在爭奪權力和影響力。

冷戰時代曾為兩極化世界營造出了非此即彼的氛圍，使彼時的世界瀰漫著對立的空氣，飄蕩著戰爭的“幽靈”。在當前這個愈加複雜、不斷去中心化的世界中，多極化的時代格局仍未過時，和平與發展仍符合絕大多數國家的期望。德國總理舒爾茨認為，當今世界正在面臨跨時代轉型，舊世界已經結束，應建立新型國際秩序。

基於新世界的挑戰，德國政策的轉型已迫在眉睫。舒爾茨分別從國內、歐盟和全球三個層面論述了德國未來的政策。在德國層面，舒爾茨認為俄烏衝突事實上改變了歐洲格局，給德國自身與歐洲其他國家的安全帶來了嚴重威脅，德國應加強軍事投入，加大其在北約的軍事存在，並加強其空軍與海軍勢力。

另一方面，德國也將堅定推行綠色能源政策，減少並逐漸擺脫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擴充能源進口渠道。在歐盟層面，德國將堅定推進歐盟東擴進程，領導建立有效的移民政策、財政政策和投票制度，加強歐盟的軍事能力，將歐盟的一體化進程推向新高度。在國際層面，舒爾茨聲稱秉持實用主義精神，尊重其他國家，並重申不與中國對抗和限制合作，同時支持第三世界國家在全球事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以維護多極化世界的活力。

本文編譯自《外交事務》雜誌（Foreign Affairs）的網站文章，原標題為《多極時代如何避免新冷戰》（How to Avoid a New Cold War in a Multipolar Era）。作者為德國現任總理奧拉夫·朔爾茨（Olaf Scholz）。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germany/olaf-scholz-global-zeitenwende-how-avoid-new-cold-war

目前，世界正經歷著劃時代的結構轉型。俄烏衝突和中國崛起多預示著舊時代的結束，在新時代中，不同國家和政府都在爭奪權力和影響力。德國是維護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的堅定力量。德國堅信，正是由於這些規則的存在和運行，德國才能更加民主、安全、繁榮，因此，德國決心成為保護歐洲安全的中堅力量，在歐盟內部充當溝通橋樑的建設者、在國際社會成為多邊主義的倡導者。德國堅信，這是修復跨越時代裂痕的唯一途徑。

我們面臨的時代轉型並不僅僅是俄烏衝突或者歐洲安全議題。我們面臨的核心問題是，歐盟國家如何在日益多極化的世界中保持獨立？德國和歐洲有能力捍衛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並不僅僅基於世界注定再次分裂的悲觀預期。由於我們獨有的特點，德國的歷史經驗賦予它與法西斯主義、威權主義和帝國主義勢力作鬥爭的特殊責任，不僅如此，由於曾經受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影響而被迫分裂的歷史經驗，更加強了德國對新冷戰風險的認識。

對世界大多數地區來說，鐵幕落下後的30年是相對和平與繁榮的時期。科技進步創造了前所未有的互聯互通與合作進步。在這段時期，國際貿易不斷發展，產業鏈連接全球，跨境人員和知識交流空前頻繁，也使十多億人擺脫了貧困。最重要的是，世界各地勇敢公民對自由、尊嚴和民主的嚮往改變了歷史的進程。在20世紀90年代，當人們經歷了兩次毀滅性世界大戰的苦難，又經歷了冷戰的緊張和對抗，在核毀滅的陰影下生活了40多年之後，人們終於獲得了穩定的、更具彈性的世界秩序。

德國人民對這段歷史更有共鳴，1989年11月，勇敢的東德公民推倒了柏林牆。僅僅11個月後，在有遠見的政治家和來自東西方夥伴共同的支持下，這個國家重獲統一。正如德國前總理維利·勃蘭特(Willy Brandt)在柏林牆倒塌後不久所說的那樣，“有相似性的事物可以共同進步”。

這些判斷不僅適用於德國，也適用於整個歐洲。前華約成員國選擇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和歐盟(EU)。當時的美國總統喬治·布什(George HW Bush)提出的“完整而自由的歐洲”似乎不再是空中樓閣。在這個新時代，俄羅斯似乎有可能成為西方的合作夥伴，而不是像蘇聯那樣的對手。因此，大多數歐洲國家都縮減了軍隊，削減了國防預算。對德國來說，這樣做的理由很簡單:當我們所有的鄰國看起來都是朋友或夥伴時，何必需要維持大約50萬名士兵的龐大國防力量?

世界並非注定要再次分裂為相互競爭的集團。歐洲的安全和國防政策重點也轉向其他的非傳統安全議題。巴爾幹戰爭、911襲擊及其後續的反恐戰爭，都凸顯了區域或全球危機管控的重要性。然而北約內部的團結並未受到影響：911恐怖襲擊促使北約首次決定啟動《北大西洋公約》(North Atlantic Treaty)第5條的共同防禦條款。20年來，北約部隊在阿富汗並肩打擊恐怖主義。

德國商界也從這三十年的歷史中收穫了可貴的經驗。冷戰的結束和日益一體化的全球經濟為德國提供了新的機遇與市場，不僅包括前華約國家，還有新興經濟體國家，特別是中國。俄羅斯擁有豐富的能源和工業原材料，即使在冷戰之時，對德國經濟而言也是可靠的原料供應商，因此在和平時期，德俄夥伴關係是前景廣闊、值得加深的。

然而，同樣經歷了前蘇聯的解體和華約組織的解散，俄羅斯領導人卻得出了與柏林和其他歐洲領導人截然不同的結論。2007年，普京在慕尼黑安全會議(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上發表了一篇激進的演講，嘲笑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只是美國主導地位的工具。第二年，俄羅斯發動了對格魯吉亞的戰爭。2014年，俄羅斯佔領併吞並了克里米亞，並派遣軍隊進入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地區的部分地區，這直接違反了國際法和莫斯科自己的承諾。普京領導下的俄羅斯似乎選擇了一條一步一步地遠離歐洲、遠離合作、遠離和平、遠離秩序的道路。

德國必須採取關鍵措施，加強軍事投資，加強歐洲國防工業和在北約東翼的軍事存在，訓練和裝備烏克蘭武裝部隊，成為歐洲安全的捍衛者。德國需要新的戰略文化來更好地服務於我們的新定位。基於這個判斷，德國政府將在幾個月後採取新的國家安全戰略。在過去的30年間，德國一直基於歐洲和平的前提來武裝軍隊，進行安全決策。但現在關鍵的問題是，我國和盟友的安全直接受到了威脅，不僅包括對盟國領土的潛在入侵和網絡戰，甚至還包括核威懾。

為應對這些挑戰，跨大西洋夥伴關係仍然至關重要。美國總統喬·拜登(Joe Biden)和他的政府在全球建立和投資強大的伙伴關係和聯盟，但平衡而有彈性的跨大西洋夥伴關係也要求德國和歐洲發揮積極作用。在俄羅斯襲擊烏克蘭之後，德國政府迅速反應，指定一筆約1000億美元的特別基金，用以更好地武裝我們的聯邦國防軍。為了設立這個基金，我們甚至修改了憲法，這一決定標誌著德國安全政策自1955年成立聯邦國防軍以來的最大變化。我們的士兵將得到保衛國家和盟友所需要的政治支持、物資和能力。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德國擬把國內生產總值的2%用於國防。這些變化反映了德國社會的新心態。如今，絕大多數德國人都同意，他們的國家需要一支有能力、隨時可以威懾對手，以保衛自己和盟友的軍隊。

北約不應直接與俄羅斯對抗，但北約必須採取切實行動，阻止俄羅斯進一步的侵略。為此，德國大幅增加了在北約東翼的存在，加強了德國領導的北約戰鬥群在立陶宛的力量，並額外指派一個旅來增強該國的國防力量。德國還為北約在斯洛伐克的戰鬥群提供了部隊，德國空軍為愛沙尼亞和波蘭領空的保護貢獻了一份力量。同時，德國海軍參加了北約在波羅的海的威懾和防禦活動。德國還將為北約的新部隊模式貢獻一個裝甲師，以及空中和海中的武裝力量，旨在提高北約對任何突發事件的快速反應能力。德國將繼續履行其對北約核共享安排的承諾，包括購買具有雙重功能的F-35戰鬥機。

我們向莫斯科傳達的信息非常明確:德國決心保衛北約的每一寸領土不受任何可能的侵略。我們將遵守北約的莊嚴承諾，對任何一個盟國的攻擊都將被視為對整個聯盟的攻擊。我們還向俄羅斯明確表示，其最近有關核武器的言論是魯莽和不負責任的。11月時，我曾訪問中國，並已與習主席達成共識：我們不能接受任何威脅使用核武器的行為，使用如此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嚴重踐踏了人類的底線。

俄羅斯想在歐洲劃分勢力範圍，在世界範圍內建立大國及其僕從國之間的對立。相反，俄烏衝突只會讓歐盟更加團結、壯大。在2022年6月的歐洲理事會上，歐盟授予烏克蘭和摩爾多瓦“候選國”地位，並重申格魯吉亞也是歐洲的一份子。在條件成熟的未來，西巴爾幹半島的六個國家也終將加入歐盟，這也是德國致力於實現的目標。恢復西巴爾乾地區柏林進程旨在深化地區合作，使該地區的國家及其公民更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為融入歐盟做準備。

我們應當承認，歐盟東擴和新成員國的整合工作必將是困難的。但是我們有開放的路徑、明確的目標：歐盟將由5億多自由公民組成，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內部市場，將為全球貿易增長、氣候變化和環境保護製定標準，並將擁有領先的研究機構和創新企業。這將是一個享受無與倫比的社會福利和公共基礎設施的民主國家大家庭。

隨著歐盟朝著這一目標邁進，它的對手將繼續試圖挑撥成員國之間的關係。敵對國家將造謠宣傳我們以權謀私，讓歐洲公民通過我們引以為傲的開放、民主制度反對我們自身。由於歐洲公民各有不同，在面臨地緣政治和經濟挑戰時，歐洲各國領導人當然會通過討論甚至是爭論來尋找正確的前進方向。這並不是我們開放社會的漏洞，而是開放社會的特徵，是民主決策的本質。現在，我們將在關鍵領域團結一致，竭力避免他國的干涉。德法將密切合作，建立更加緊密、一體化的歐盟。

歐盟需要克服舊的衝突，找到新的方案，特別是在移民和財政方面。歐洲需要移民，但必須減少非正常移民，因此歐盟將製定務實、符合其價值觀的移民戰略，並加強進入歐洲的合法途徑，加強對具有專業勞動技能工人的吸引力。在財政方面，歐盟將建立基金會，來應對當前能源價格高漲帶給我國企業的挑戰。歐盟也將優化決策，杜絕少數國家出於自身利益的阻撓行為，並取消個別國家對某些措施的否決權。由於歐盟在地緣政治中越來越重要，有效率的決策是成功的關鍵。出於這個原因，德國提議逐步將多數投票決定的做法擴展到目前屬於一致同意規則的領域，比如歐盟外交政策和稅收。

在安全方面，歐洲必須承擔更大的責任，採取協調和綜合的方法來建設其防禦能力。歐盟成員國的軍隊太多使用不同的武器系統，造成了實踐和經濟效率的低下。要解決這些問題，歐盟必須改變其內部官僚程序並勇於決策，修正以出口聯合製造為首的軍事系統、法律法規和國家政策。同時，歐盟將發展空中和太空領域的防禦力量。德國將在北約框架下逐步加強防空能力。去年10月，14個歐洲國家響應了德國倡議，加入了“歐洲天盾倡議”。聯合防空比所有國家單獨行動更有效率也更經濟。北約是歐洲-大西洋安全的最終保證，隨著芬蘭和瑞典的加入，北約實力只增不減。北約歐洲成員國在歐盟框架下加強防務結構的行動也將增強北約的實力。

俄烏衝突只是時代轉變的前奏和催化劑。許多人認為，我們正處於國際格局向兩極化時代轉變的邊緣，隨著中美對抗的深入，新冷戰終將爆發。我不同意這種觀點，相反，我認為，我們將要迎來全球化特殊階段的結束。這一歷史性轉變是由新冠疫情和俄烏衝突等外部衝擊加速，但並不完全是其結果。在這一階段，歐洲和美國經歷了30年的穩定增長、高就業率和低通貨膨脹，美國成為並將繼續保持其在世界範圍內的決定性力量。

但在後冷戰時期的全球化階段，中國也成為了一個全球參與者，就像它在世界歷史早期的很長一段時期一樣。面對中國的崛起，我們不應該孤立中國或者限制與其的合作。前不久，我訪問中國，表明了德國的立場：堅定支持以規則為基礎、以《聯合國憲章》為核心的國際秩序，堅定支持開放公平的貿易，德國將與其歐洲夥伴一道，繼續要求為歐洲和中國企業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

中國、北美和歐洲國家適應全球化新階段不斷發展的同時，非洲、亞洲、加勒比和拉丁美洲的許多國家通過低成本商品生產和原材料實現了超常規增長，正逐漸變得更加繁榮，並對資源、商品和服務有了自己的需求。這些區域完全有權抓住全球化提供的機會，並根據其日益增長的經濟和人口比重，要求在全球事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這不會對歐洲或北美公民構成威脅，相反，我們應該鼓勵這些地區更多地參與和融入國際秩序，這是在多極世界中保持多邊主義活力的最佳途徑。

因此，德國和歐盟將新建並擴大與非洲、亞洲、加勒比和拉丁美洲許多國家的現有夥伴關係。其中許多國家與我們有著共同的民主國家基本特徵，這種共同性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們的目標不是形成民主與威權的對抗，這只會促成新的全球二分對立。共享民主價值觀和製度是為了有助於我們在21世紀新的多極現實中確定共同的優先事項，並實現共同的目標。

中國的崛起並不意味著要與之孤立或限制合作。自由、平等、法治和每個人的尊嚴並不是西方獨有的價值觀，而是為世界各地公民共享的普遍價值觀，《聯合國憲章》在序言中重申它們是基本人權。為了捍衛它們，包括德國在內的歐盟國家將與傳統意義上的西方以外的民主國家進行更密切的合作。過去，我們主張平等對待亞洲、非洲、加勒比和拉丁美洲國家，但我們缺乏有效的行動，這種情況亟需改變。在德國擔任七國集團輪值主席國期間，該集團一直與主席國印度尼西亞密切協調議程。我們還參與了非洲聯盟輪值主席國塞內加爾的審議。

在多極世界裡，對話和合作不能局限於民主國家內部。美國新版《國家安全戰略》承認，需要與“那些依賴並支持基於規則的國際體系的國家”接觸。各國之間需要保持合作，捍衛和維護全球秩序，將權力與規則相聯繫。這一接觸需要我們秉持實用主義精神，並尊重其他國家。

民主自由不非一蹴而就，我們也曾經歷過挫折和錯誤，但某些權利和原則在幾個世紀前就已經確立並被廣泛接受。人身保護令，即免受任意拘留的保護，就是這樣一項基本權利。任何國家都不能以武力奪取鄰國的領土這一基本原則也很重要。無論其內政結構如何，所有國家都應尊重這些基本權利和原則。

穩定和繁榮並不一定是歷史插曲，也不一定是對暴力決定規則的歷史常態的背離。雖然我們不能讓時光倒轉，但我們仍然可以在當今復雜、多極化的世界下共同應對更多挑戰。為了實現目標，德國及其在歐盟、美國、七國集團和北約的伙伴必須保護我們開放的社會，捍衛我們的民主價值觀，加強我們的聯盟和夥伴關係，抵制在世界範圍內劃分勢力範圍。因此，我們要盡一切努力建立新的伙伴關係，務實且不帶意識形態的盲點。在當今相互聯繫緊密的世界，促進和平、繁榮和人類自由的目標需要不同的思維方式和不同的手段。發展這些思維方式和手段也是時代轉變的最終目的。（民智國際研究院）

彙整鉅亨號中所有使用「新冷戰」關鍵字，所發布的內容 (依照時間排序，最新在前，舊的在後)`

日股暴跌——“新冷戰”一潰千里

歐洲專家：為何美國的“對華新冷戰”是一場徹頭徹尾的誤判？

德國總理：多極時代世界不應畫分為集團製造新冷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