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為歐洲央行行長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在德國柏林赫爾提學院雅克·德洛爾中心舉辦的“碎片化世界中的歐洲角色”活動上的演講。在全球經濟從美國領導的多邊主義秩序逐漸轉向碎片化和保護主義背景下，拉加德探討了歐元提升國際地位的可能性與路徑。她指出，儘管面臨挑戰，但通過鞏固地緣政治、經濟及法律三大基礎，歐元有望在全球貨幣體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具體措施包括推動新貿易協定、發展數字歐元、增強跨境支付系統以及強化軍事合作等。此外，改革歐盟內部市場、促進資本流動性和增加“安全資產”供給也是關鍵步驟。最終，只有通過團結一致並積極應對內外部壓力，歐洲才能實現對自身命運的更好掌控。以下為正文：在過去80年中，全球經濟建立在開放與多邊主義的基礎之上，而這一體系由美國領導所支撐。通過倡導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並將美元確立為全球儲備貨幣，美國為貿易繁榮和金融擴張創造了條件。這一全球秩序對歐盟極為有利，因為歐盟所秉持的自由主義創始原則與該體系高度契合。但如今，這一體系正在瓦解。多邊合作正被零和思維和雙邊權力博弈所取代；開放正讓位於保護主義。甚至連整個體系的基石——美元的主導地位——也變得不確定。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這種瓦解可能給歐洲帶來風險。我們的經濟深度融入全球貿易體系，出口占我們增加值的近五分之一，並支撐了3,000萬個就業崗位。任何導致國際貿易減少或世界經濟分裂成多個集團的變化，都將對我們不利。但如果我們採取正確的政策應對措施，也可能帶來新的機遇。變化中的世界格局可能會為歐元發揮更大的國際作用打開大門。目前，歐元是全球第二大貨幣，約佔外匯儲備的20%，而美元則高達58%（黃金算實物資產儲備，不含在內）。提高歐元的國際地位，對歐元區而言具有積極意義。它可以讓歐盟政府和企業以更低的成本融資，幫助我們在外部需求日益不確定的時候提振內需。它還能讓我們免受匯率波動的影響，因為更多的貿易將以歐元計價，從而保護歐洲免受資本流動劇烈波動的衝擊。它還可以使歐洲免受制裁或其他強制性措施的影響。簡而言之，它將使歐洲更好地掌控自己的命運——獲得60年前瓦萊裡·吉斯卡爾·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所說的那種“過度特權”（目前美元正在享受的特權）。那麼，這種轉變發生的可能性有多大？歷史經驗表明，這遠非理所當然。歐元不會自動獲得影響力——它必須贏得這段機會。為了讓歐元提升其全球地位，歷史告訴我們，我們需要建立三個基礎——每一個都是成功的關鍵。第一，歐洲必須確保擁有堅實且可信的地緣政治基礎，這意味著堅定承諾開放貿易，並輔以安全能力來保障這一承諾。第二，我們必須加強經濟基礎，使歐洲成為全球資本的首選目的地，這需要更深入、更具流動性的資本市場。第三，我們必須鞏固法治基礎，捍衛法治原則，並在政治上團結一致，以抵禦外部壓力。在我們深入探討這三個核心要素之前，先來看一下近年來的歷史能給我們什麼啟示。全球貨幣格局的變化全球貨幣格局的變化在貨幣史上並非前所未有。歷史上曾出現過幾次世界主要儲備貨幣發行國採取某些行動，動搖其領導地位的情況，儘管最終並未徹底撼動其地位。例如，早在1920年代中期，美元就取代英鎊成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到1931年時，美元在外匯儲備中的份額已升至64%。但即便如此，美國仍採取了一些單方面改變國際貨幣秩序的措施。例如，1933年，羅斯福總統為了對抗大蕭條帶來的通縮壓力，暫停了美元兌換黃金。他駁回了歐洲關於維持固定匯率的要求，理由是：“一個國家健全的國內經濟體系，對其福祉來說比其貨幣價格更為重要。”同樣，在1970年代，尼克松總統通過單方面終止美元與黃金的可兌換性，並實施10%的進口關稅，結束了布列敦森林體系。面對美國經常帳戶赤字不斷增長，以及西歐和日本持續盈餘的局面，當時的財政部長約翰·康納利（John Connally）直言不諱地說：“現在，友誼、需求或能力都無法再證明，美國應該承擔如此沉重的共同負擔。”在這兩次事件中，美元作為外匯儲備貨幣的地位都出現了下降。在1930年代，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佔比從超過60%降至約20%；在1970年代，從約70%降至二十年後的50%。但在兩個時期，都沒有出現一種足夠強勁的替代貨幣能夠在短時間內取而代之。在1930年代，英鎊已經處於衰落之中；而在1970年代，德國馬克和日元背後所依賴的市場過於狹小。因此，投資者轉而湧向黃金。在1930年代，黃金在外匯儲備中的比重上升了約20個百分點，達到97%；在1970年代，則幾乎翻了一番，達到60%。今天，情況與以往相比有一個關鍵不同：歐元作為世界第二大貨幣，如今是一個僅次於美元的國際貨幣選擇。但目前投資者還未完全信服這一點。近年來，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份額正在下降，目前58%的水平是自1994年以來的最低點。與此同時，各國央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積累黃金——幾乎達到了布列敦森林時代的水平（指總量）。黃金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佔比已達約20%，甚至超過了歐元。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我們可以識別出三種推動一種貨幣國際化的基本要素，缺少這些要素，一種貨幣很難在全球舞台上取得成功。而在這三個方面，我們發現歐洲其實具備許多成功的條件，但我們還需要把這些條件整合起來，夯實基礎。現在正是採取行動的時候。地緣政治基礎首要的是一個可信的地緣政治基礎——這取決於一個國家在全球貿易中的角色及其軍事聯盟的實力。一種貨幣在貿易中的使用尤其重要，因為它提供了邁向更廣泛國際使用的初始路徑。例如，在1920年代中期，美元是在成為主要儲備貨幣之前，首先在貿易信貸領域超越了英鎊。一旦某種貨幣在貿易計價中佔據更大份額，其在國際銀行和金融體系中的作用，最終作為儲備資產的地位，就會自我強化。對該貨幣的需求增加會增強其作為價值儲存手段的功能，並進一步鼓勵投資者持有它。作為一個全球貿易的重要參與者，歐洲已經具備了建構強大地緣政治基礎的關鍵要素，這也意味著歐元國際化有可能形成良性循環。歐盟擁有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協定網路。歐洲是72個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這些國家合計代表了全球近40%的GDP。這一點也反映在歐元作為計價貨幣的份額上，目前約為40%，遠高於其作為儲備貨幣的20%。歐洲可以通過繼續締結新的貿易協定來鞏固這一優勢。我們還應明確表示，我們支援雙贏的貿易方式，確保我們成為最具吸引力的合作對象。歐洲央行也可以幫助提升歐元在以歐元計價的貿易中的吸引力。我們正在開發一種可能的數字歐元，並推動改善歐元跨境支付的舉措，這可能會在未來促進國際跨境交易的發展。此外，通過向關鍵夥伴擴展外匯互換和回購協議，我們可以防止海外歐元流動性短缺擾亂我們的貨幣政策傳導——反過來也鼓勵這些合作夥伴更多地使用歐元進行交易。但僅靠開放貿易，貨幣的增長是有極限的。事實上，歐元在全球出口計價中的份額已經與美元相當，但我們並未縮小在儲備貨幣地位上的差距。這是因為投資者——尤其是官方投資者——還尋求另一種形式的地緣政治保障：他們傾向於投資於那些是可靠安全夥伴、並且能以硬實力履行聯盟承諾的地區資產。因此，一個可信的地緣政治基礎也必須建立在強大的軍事夥伴關係之上。這種雙重優勢正是我們可以從美元主導地位中學到的經驗。美元的強勢不僅僅是經濟基本面的產物，更得到了美國安全承諾的有力支撐。這些承諾不僅加深了貿易聯絡，研究表明，它們甚至可以將一種貨幣在外匯儲備中的份額提高多達30個百分點。我們現在正看到歐洲在重建硬實力方面出現重大轉變，國家層面和歐盟層面都啟動了重要倡議。我們應該清楚的是，持續推進這項努力，是歐元被更廣泛使用的前提條件。經濟基礎貿易和軍事力量對於建立一種國際貨幣的需求至關重要。但為了滿足這種需求，投資者還需要有合適的資產來進行投資。這就是為什麼一個強大的經濟基礎——能夠提供增長機會以及投資增長的管道——同樣不可或缺。增長、資本市場和國際貨幣使用之間存在一個良性循環。增長產生可觀的投資回報率，從而促使投資者持有某種貨幣的資產；而資本市場則提供投資機會，並將資金重新投入增長。同時，如果資本市場能夠提供足夠數量的“安全資產”，投資者就能有效地對衝風險。當衝擊發生時，高風險投資貶值，安全資產反而升值。這為該貨幣的投資建構了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美元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崛起為主導貨幣，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於這個良性循環。美國資本市場的快速發展促進了經濟增長——市場總市值每增長1個百分點，GDP就增長約0.5個百分點——同時也奠定了美元的主導地位。美國國債市場的深度和流動性又進一步為投資者提供了有效的風險避險工具。歐洲具備打造類似循環的所有要素。但截至目前，我們尚未將這些要素整合在一起。儘管我們擁有龐大的單一市場，但在增長表現和市場回報方面卻落後於美國。自2000年以來，美國每小時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是歐元區的兩倍，主要受益於科技行業的發展；而美國市場的回報率也比歐洲高出大約五倍。儘管我們儲蓄充足，但在整合資本市場、將更多資金引導至增長領域的方面進展甚微。60%的家庭股權投資仍集中在國內市場，儘管國外可能有更好的投資機會。儘管我們在財政狀況總體上優於美國（我們的債務佔GDP比例為89%，而美國為124%），但我們提供的“安全資產”卻相對較少。最近的估計表明，歐盟中評級至少為AA的主權債券規模僅為GDP的50%左右，而在美國則超過100%。對歐洲來說，結論非常清晰：如果我們真正希望提升歐元的全球地位，就必須首先改革我們的國內經濟。這意味著要推進近期報告中提出的優先事項：完成單一市場建設、支援初創企業、減少監管障礙，並建立儲蓄與投資聯盟。這也意味著要避免碎片化的做法——只在容易的地方推進，在困難的地方停滯不前，否則我們將永遠無法啟動這個積極的循環。此外，在當前新的地緣政治格局下，以歐洲整體的方式行動的理由從未如此充分。每個國家當然需要確保本國政策支援增長。但我們也要警惕自我破壞式的分裂。例如，我們都同意歐洲需要發展自己的戰略產業，以避免過度依賴外部——正如馬里奧·德拉吉和恩里科·萊塔在最近的報告中所強調的那樣。但如果我們在這些產業上有27種不同的政策，我們將無法成功。如今，也有越來越多的政策目標被視為“歐洲公共產品”，特別是加強歐洲防務。但由於搭便車問題的存在，這類產品往往供給不足。此外，聯合採購裝備和研發新技術——實現規模經濟和更高的互操作性——比起27個成員國各自為戰，將帶來更大的作戰效能。經濟學邏輯告訴我們，公共產品需要共同融資。而這種聯合融資可以成為歐洲逐步增加“安全資產”供應的基礎。法律基礎地緣政治實力和更快的增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增強歐元的國際角色。但維持對該貨幣的需求還將取決於我們能否維護一個強有力的法律和制度基礎。歸根結底，只有當支撐貨幣的機構和政策始終如一地保護投資者對其長期價值的信心時，貨幣才能獲得並保持其儲備地位。例如，歷史上美元的主導地位建立在美國財政和貨幣機構的強大與穩定之上。聯準會對控制通膨的可信承諾，加上美國國債市場無與倫比的流動性，使得美元被視為主權風險極低的貨幣。這使美元在歷次全球經濟動盪和衰退中成為避險資產。自1970年以來，全球共發生了34次主權債務危機與金融危機並行的情況，但美國一直未受此類“雙重危機”的影響。然而，一旦人們對法律和制度框架的穩定性產生懷疑，貨幣使用的下降是顯而易見的。今年4月2日以來，不同資產類別之間的異常高度相關性已經顯現出來，即使股市下跌，美元和美債也在拋售。投資者轉向黃金的原因之一也正是出於這種疑慮：有五分之二的人表示，他們購買黃金是為了避險日益上升的地緣政治風險。在這一背景下，歐盟有正當理由將其對可預測政策制定和法治的承諾轉化為比較優勢。這種承諾體現在歐盟的運作機制之中。我們經常因決策過程緩慢和複雜而受到批評，但其積極的一面在於，始終尊重制衡機制。我們也已通過立法保障了諸如歐洲央行等關鍵機構的獨立性，政治家很難對此構成威脅。但僅僅依靠我們複雜的官僚體系難以輕易改變現狀是不夠的。在當前的地緣政治環境下，我們面臨越來越大的外部壓力，要求我們採取損害法治的行為。而我們唯有更加政治團結、能夠發出統一的聲音，才能抵禦這些壓力。隨著我們可能進入一個新的大國競爭時代，各國被要求“選邊站”，我們很可能會被迫做出一些並非符合自身利益的決定。但如果借此機會團結一致，並且最好能通過改革我們的制度結構，例如在某些領域啟用“有效多數投票”機制，取代目前一個國家的一票否決權阻礙其他26國集體利益的做法，那麼我們就能作為一個團結的歐洲果斷行動。這樣一來，我們將處於更有利的位置來捍衛我們的價值觀，進而捍衛全球對我們貨幣的信心。結論讓我做個總結。在國際貨幣體系的歷史中，有些時刻，曾經看似堅不可摧的基礎開始動搖。比利時裔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特裡芬（Robert Triffin）對此有過精闢描述。他指出，各國對國際貨幣體系的信心，取決於儲備貨幣的可靠性，而這在很大程度上“高度依賴於各國的決策”。但變革的時刻也可能成為機遇的時刻。正在進行的變化為“全球歐元時刻”創造了空間。這是一個絕佳的機會，讓歐洲更好地掌控自己的命運。但這不是別人會自動賦予我們的特權。我們必須去贏得它。 (衛斯李的投研筆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