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緩解內部和外部壓力，中國需要從生產型社會轉型為消費型社會。外部看，國家間的貿易摩擦越來越多；內部看，國內有效需求不足，居民人均所得與消費水準仍有很大提升空間，關鍵在於提升居民消費需求。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將「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收益，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擺在政府工作任務之首。今年4月以來，美國單方面徵收所謂“對等關稅”，更加凸顯這一部署的前瞻性。政府工作報告還提出要「強化宏觀政策民生導向」和「投資於人」的理念，為未來一段時期解決經濟的結構性矛盾指明了方向。過去，中國社會注重物質生產，對基礎設施和廠房裝置的投資相對超前，生產能力獨步全球；但對人和民生的投資相對滯後，需求成為限制因素。未來，「投資於人」「投資於民生」將有助於補足短板，提振有效需求，增強發展動能。要緩解內部和外部壓力，中國需要從生產型社會轉型為消費型社會。外部看，國家間的貿易摩擦越來越多；內部看，國內有效需求不足，居民人均所得與消費水準仍有很大提升空間，關鍵在於提升居民消費需求。只有從生產型社會轉型成為消費型社會，中國才能提振消費需求，持續為經濟提供成長動能，緩解當前內外的壓力。值得指出的是，本文所倡導的轉向消費型社會並不是說不要生產，而是消費與生產更加平衡、更加可持續；不是說完全不要外需，而是通過激發更加強勁的內需逐漸降低對外需的依賴。從發達國家的發展歷程來看，隨著經濟發展和時間推移，社會通常會從生產型社會逐漸轉向消費型社會。需要澄清的認識誤區從生產型社會轉向消費型社會，首先要達成共識的是：生產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消費，投資的目的是為了實現經濟成長，最終也是為了實現消費成長。從各國發展歷史來看，消費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佔比，往往呈現先降後升的U型成長趨勢。農業社會的投資機會少、回報率低，消費佔比通常能達到70%—90%；進入工業社會後，技術的引進與發明使得投資機會增加，勞動力從農業轉移到工業與服務業，投資佔比上升，消費佔比下降。隨著工業生產力持續提升，投資和工業佔比會下降，消費和服務業佔比會再次上升。在這個過程中，人們的增量需求先從農產品轉向工業品，再轉向服務，服務的生產與消費是一體的，空間非常廣闊。從生產型社會轉向消費型社會，實際上也是勞動力從工業轉移到服務業的過程。對於經濟成長是否要轉向更多消費拉動，經濟成長是否要更重視服務業，社會是否要從生產型轉向消費型，許多學者和政策制定者仍有一些顧慮與擔心，需要予以辨析。第一種觀點認為，生產力進步需要靠投資推動，經濟要維持較高成長速度，需要投資維持較高比重，提升消費佔比會導致經濟成長下降。這種觀點忽視了一個道理，生產力進步的確需要投資推動，但如果消費需求不振，企業投資意願也會下降，進而導致經濟成長放緩。此外，有人認為投資能創造供給，供給能創造需求。需要承認的是，部分創新供給如蘋果手機、大疆無人機，確實能創造出新的需求。但這樣的新需求創造在整個經濟體的佔比很低，絕大部分是已知需求，簡單增加供給不會創造需求。在消費不振的前提下過於強調投資會出現兩個問題：一是供過於求、「內卷化」競爭，價格水準下降，企業效益不佳，物價有下行壓力；二是民間投資意願不足，政府增加投資進行逆周期調節效果不佳、投資效益下降，整個經濟債務的槓桿率會上升。圖1：消費、投資和利潤成長與實體經濟部門槓桿率（%）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Wind實際上，無論是國家之間的橫向對比還是同一國家的縱向比較，經濟成長與消費佔比並不相關，消費佔比高也可以維持經濟高成長。分析世界銀行的資料會發現，各國家庭消費在GDP中的佔比與近5年平均GDP成長率之間的相關係數僅為0.01，且統計上不顯著。這意味著家庭消費佔比高的國家也可以取得較高成長，家庭消費佔比低的國家的經濟成長速度也可能不高。例如，在過去5年平均經濟成長率和中國接近的國家中，家庭消費在經濟中佔比，中國是39%，越南是55%，印度是60%，烏茲別克是68%，剛果是63%。在全球範圍進行比較，中國是該佔比最低的少數幾個國家之一。圖2：家庭消費在GDP中的比例與近5年平均GDP成長率的關係註：資料來自世界銀行資料庫。總共160個國家，其中141個國家是2023年的資料、19個國家是2022年資料。去掉了13個無法取得2022年和2023年資料的國家，去掉了家庭消費佔比超過90%的10個國家。紅色樣本點（CHN）是中國。同一個國家在不同時期的家庭消費佔比上升，不必然導致經濟成長下降。比較韓國、印度、巴西、南非、美國、日本和中國在不同時期這兩個變數的關係，我們發現家庭消費佔比較高的時期，經濟同樣可以實現高速高速成長。例如，韓國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家庭消費佔比和經濟增速，均超過1990年代、2000年代和2010年代。從數學關係來看，居民消費、投資、淨出口是GDP的組成部分，這三者的成長與佔比高低是兩個概念，並無約束關係。近幾年，中國經濟運行壓力較大的重要原因是消費帶動經濟成長的潛力未充分發揮。當前，中國人均GDP約為12,000美元，大致是韓國2000年左右的水準。 2000年—2009年韓國經濟成長總量的平均成長率為4.9%，居民消費成長平均達到7.3%，固定資本形成成長率為7.5%，剔除物價成長，消費和投資的實際成長水準接近5%；居民消費在GDP中佔比約為52%。這說明在當前人均所得水準下，消費和投資均有很大提升空間，消費和投資完全可以維持高速成長，且提升消費在經濟中佔比並不會降低經濟成長速度。當前中國從生產型社會轉向消費型社會，不會降低經濟成長，反而可能拉動經濟高速成長。原因在於，轉向消費型社會要求採取一系列措施來推升居民消費增速，使得消費成長率高於投資和淨出口成長速度，以提升消費在經濟中的佔比。給定當前投資和淨出口已經達到較高成長速度，消費成長上升後，企業需求會更好，企業會增加新的投資以滿足新需求，經濟成長不僅不會下降，反而會更快。第二種觀點是擔心強調消費和服務業的發展會導致產業空洞化。這個問題需要分三個層次來理解，分別是製造業增加值絕對規模、製造業增加值在國內產業的佔比、製造業增加值在全球的佔比。從製造業增加價值絕對規模來看，只要經濟不停滯，製造業絕對規模就會呈現上升趨勢，這意味著會創造越來越多的物質財富。 1995年到2023年，美國製造業增加價值從1.3億美元增加到2.8億美元，增加了123%；德國增加了60%；英國增加了36%；義大利增加了57%；新興國家如中國、印度、韓國和墨西哥的增幅遠超發達國家。以美元現價計算，日本該時期製造業增加價值下降了37%（有匯率因素的貢獻），以日元現價計算下降了約12%，背後的原因可能是日本長期需求不足導致企業投資不足。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要防止產業中空化最應該警覺的是長期需求不足、消費不振。從製造業增加價值在國內經濟的佔比看，各國製造業佔比普遍呈現下行趨勢。由於製造業（可貿易部門）生產力進步速度快且自動化程度越來越高，勞動力會逐漸進入服務業，製造業佔比自然下降。 1995年到2023年，美國製造業增加價值在經濟中佔比從16.5%下降至10.3%，日本從23.5%下降至19.2%，製造業強國的德國從19.2%下降至15.4%，英國從15.3%下降至8.3%。雖然新興市場國家製造業增加值絕對規模大幅成長，製造業增加價值比例仍普遍呈下降趨勢，中國從32.8%下降至26.2%，印度從17.9%下降至12.9%，韓國從25.8%下降至24.3%。因此，製造業增加值絕對規模成長、但在GDP中佔比下降，不應該被視為產業空心化。從製造業增加價值的國際份額來看，各國的比例主要由經濟總量、人口規模和基於比較優勢的國際分工決定，與各國發展戰略也有關。2023年，中國製造業增加價值在全世界的比例達到28.8%，位居首位。第二位的美國佔比為17.3%，這意味著美國仍有強大的高端製造業。德國和日本分別佔比為5.2%何5.1%，位居第三和第四。雖然人口規模位列全球第一、佔比17.9%，但由於經濟規模較小，印度的製造業份額佔比僅為2.9%，位居第5。2023年，中國製造業份額明顯超過經濟總量在全球的佔比（16.4%）以及人口總量在全球的佔比（17.5%），這既有發展階段又與製造業相關的重視。但從中長期來看，我們可能無法維持這麼高的佔比。我們需要清醒地認識到，隨著中國經濟總量增加，只要製造業增加價值的規模以較高速度增長，製造業增加值在國內經濟中的佔比和在全球份額的合理下降都不代表產業的空心化。在目前製造業全球份額佔比這麼高的情況下，我們不應再過度強調製造業，應大力發展服務業，讓服務業成長快於製造業。隨著自動化和人工智慧技術的發展，製造業生產效率會越來越高，但無法提供太多就業崗位，要實現充分就業和居民收入、消費的持續成長，需要大力發展服務業。第三種觀點認為消費是慢變數，加大政府投資見效快，拉動消費見效慢。首先，加大政府投資可能只是短期見效快，但中期的邊際效果是遞減的。過去幾年，透過加大基建投資進行逆周期調節，政府債務和經濟槓桿率攀升，經濟運行壓力加大。其次，當前中國居民消費在經濟中佔比較低，雖然要調整經濟結構、提升消費佔比是相對較慢的過程，不會一蹴而就；但短期提高消費增速是完全可能的，且中長期效果可能更好。例如，從疫情期間發達國家發錢刺激消費的經驗來看，消費增速可以很快起來。螞蟻集團研究院與中山大學的實證研究表明，通過降低存量房貸利率對於消費的刺激作用非常快。 2023年9月底第一次下調存量房貸利率後的6個月內，有房貸家庭相對於有房產無房貸家庭的消費在政策後提高了5.4%。當前需求不足與服務業低迷、居民就業和收入受到拖累有關，若能採取的措施激發服務業的潛力，完全可能在短期內提高消費增速，中長期提升消費在經濟中的佔比，並且改善收入分配情況。政府可考慮適當降低規模將近2兆元的出口退稅額，將資金用於促進服務業發展。轉型消費型社會需要合力從根本上提振消費，推動生產型社會向消費型社會轉型，我們既需要社會觀念的轉變，也需要政府通過政策加以引導，還需要廣大企業的共同努力。首先是社會觀念的轉變：充分肯定消費的貢獻，培養消費文化。對個人來說，消費能滿足人的需求，滿足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對經濟社會來說，消費意味著總需求的增加，從而帶動企業生產與投資，創造就業崗位，提升生產率；也意味著政府稅收的增加，從而讓政府有更多解決社會問題的資源。我們需要認識到，消費不僅能滿足人的物質需要，也能滿足人的心理和精神需求。螞蟻集團研究院一項調研發現：78%的受訪者認同消費也要滿足人的心理和精神需求；48%的受訪者表示已經跨過溫飽階段，更多追求消費的品質；33%的受訪者表示已經跨過追求品質階段，更多追求消費帶來的獨特品味或身份特徵。正是因為有心理和精神需求，人才會不斷追求新產品，追求個性化的服務，追求差異化的消費，才會衍生出現代社會琳瑯滿目的商品，各式各樣、層次不一的服務，社會才有進步的動力和源泉。我們需要鼓勵中高收入群體消費升級，讓人們敢於消費、樂於消費，並尊重人們的消費權。中高收入群體進行升級消費、高檔消費，不僅能激發全社會的消費需求，也能讓財富從中高收入群體流向中低收入群體，降低社會的貧富差距。當前，中國在教育、醫療健康和養老等公共服務領域尤其缺乏優質供給，難以滿足中高收入群體的消費升級需求，需要破除多方面的准入限制。其次是政府的轉變：調整國民所得分配體系，轉變宏觀調控概念，改革財稅體系激勵地方政府重視消費。改善國民所得分配結構，提高勞動所得佔比，制定居民所得成長計畫。在國民所得一次分配中，2020年中國勞動收入在GDP中佔比約為51%，處於當前國際發展階段的中等水平，相比典型發達國家和新興國家仍有較大提升空間。例如，2020年美國的勞動收入份額佔比為60%，日本為57%，英國為60%，韓國為60%，印度為58%，南非為61%。提升居民收入，政府可以提出宏觀層面的計劃並以此引導企業行為，例如製訂「居民收入10年翻倍、20年翻兩番」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並根據計劃定期按一定幅度提升最低工資水平，號召企業製訂員工增收計劃，分配適當向勞動者傾斜。居民收入成長的一個來源是經濟總量的成長，另一個來源是提升勞動收入份額。假設未來10年，經濟成長率維持在5%左右，勞動收入份額從51%提升至60%，居民收入就能實現10年翻倍。收入成長將有力支撐居民消費，若居民消費20年能翻兩番，屆時中國將是超過200兆元的消費市場，成為全球最大市場，也將增強中國在國際貿易與金融體系中的話語權。圖3：2020年勞動收入在GDP中的份額與人均GDP資料來源：國際勞動組織；紅色樣本點（CHN）是中國優化二次收入分配，健全社會保障和社會救助體系，降低預防性儲蓄。在二次所得分配中，中國同樣面臨一些問題。例如，勞動者社保繳納比例較高且不均衡；個人所得稅稅基不寬，但中高收入群體的邊際稅率偏高；社保收入分配不均衡，城鄉居民養老金水準過低；社會救助體係不夠完善等等。社會保障不完善、不確定性較高，導致中國預防性儲蓄較高，抑制了消費。進一步最佳化稅收體系可考慮個人所得稅方面適當降低最高邊際稅率，加大中低收入群體的專項抵扣力度（低收入群體可實施負稅率），制定遺產和贈予稅等計畫。改善社會保障體系，可考慮增加對靈活就業群體等參保的激勵，提高城鄉居民退休退休金。建立更完善的社會救助體系，如降低失業保險領取門檻、暢通領取管道，加大對低保、殘障人士等的紓困。改革財稅體系，激勵地方政府重視消費。過去的財稅體系對應的是生產型社會，整體來說以鼓勵生產為主。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分成對鼓勵地方政府招商引資、發展生產和吸引就業卓有成效，同時也帶來一些問題。地方政府在發展產業方面動力過強，容易一擁而上，招商引資「內卷」競爭嚴重，產能冗餘過剩。目前，消費稅歸中央所有，營業稅已改為增值稅，地方政府鼓勵和發展消費的稅收激勵相對不足。要打造消費型社會，中國需要在財稅體系改革上著手，讓地方政府能從促進消費中獲益，可考慮適當降低增值稅在財政收入中佔比，增加消費稅佔比，並且地方能與中央分享消費稅。目前推進的部分類目消費稅徵收環節後移並下劃地方就是非常好的嘗試。發揮公職人員、事業單位和國企職工消費的中堅作用。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含公職人員，事業單位和國企職工）的收入水平相對較高且工作穩定性強（2023年平均工資為12萬元），社會保障水平高，規模超過1.5億人，是龐大的中高收入群體，是全社會消費的中流砥柱。在降低少數行業、少數群體不合理的超高收入的同時，也要避免該群體總體收入的下降，可適當增加一線職工、基層職工的收入。國家要持續提升居民收入和提高勞動收入在經濟中佔比，也需要建立公職人員、事業單位和國企業職工工資定期調整機制，以提升他們的消費能力，並帶動私營部門就業人員收入增加。當然，提升收入同時該縮減冗餘的還要縮減，提升政府和事業單位效率，減少財政供養人員，平衡財政負擔。其三是企業的轉變：提高員工待遇，注重經營效益和股東回報，注重品質與品牌競爭。要從生產型社會向消費型社會轉型，不僅個人與社會、政府需要做出改變，企業同樣需要做出改變。企業應提高員工待遇，形成調薪機制，提升工資收入在企業成本中的佔比，為提振國民收入做出積極貢獻。提升國民所得、提振社會預期、改善消費環境，每個企業都有責任。有能力的企業應結合國家規劃，制定員工收入10年倍增計畫，根據企業效益定期調整工資，形成調薪機制，經營成果的分配向員工適當傾斜。行業協會等應發揮相應作用，引導本行業企業形成合理的調薪機制。國家應對此加以指導，對做得好的企業或企業家予以褒獎、肯定，對部分侵犯勞動者利益的企業進行監督，各地方也要逐步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企業應落實員工的法定工作時間和帶薪休假，讓員工有時間消費。每個企業做得好一點，就能改善社會整體的消費環境，形成正向競爭、良性循環，最後對每個企業和個人都是好事。企業應注重經營效益和股東回報，減少“內卷”，並注重品質、服務和品牌競爭。當前，中國很多產業「內卷」競爭比較嚴重，企業經營效益不高。規模以上工業企業2024年利潤相比2021年下降9.3%，已連續3年負成長。不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都應堅持效益優先，減少盲目投資與過度投資，注重經營效益與股東回報。工業領域競爭激烈，服務業如高端醫療、高端教育等仍供不應求，企業可大顯身手。企業要在品質和服務上競爭，追求高品質、優服務、好價格。這樣競爭的結果是整個社會產品品質越來越高、服務越來越好，每個企業都試圖差異化、提供獨特的商品與服務，消費者會透過服務與品牌的差異表達個性與偏好，共同推動消費型社會發展。 （經濟觀察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