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萊特博士是一名病毒學家，曾任生物醫學高級研究與開發管理局負責人。2020年年初，當新冠病毒的首個基因序列被發佈到網上時，科學家已經做好了準備。數小時內，他們開始設計疫苗；數周內，臨床試驗啟動。那種前所未有的速度挽救了數百萬人的生命，而之所以成為可能，唯有因為更早些年美國對一種名為 mRNA 的疫苗技術進行了投入。如今，這項工作正被邊緣化，與之一起被擱置的，還有我們在下一次威脅來臨時迅速應對的最佳機會。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近日宣佈，將逐步終止生物醫學高級研究與開發管理局（BARDA）名下的22個 mRNA 疫苗研發項目，停止近5億美元的投資。這一決定削弱了數十年來最重要的醫學進步之一，而這項技術本可以在未來的威脅面前保護更多人的安全。我之所以清楚其中利害，是因為美國作出重金投資 mRNA 的決定時，我擔任 BARDA 局長。這項投資並非始於新冠，而是始於2016年的寨卡疫情。當時我們需要一種在數天而非數年內就能設計出疫苗的方法，以保護孕婦及其胎兒免遭嚴重的先天缺陷。傳統疫苗路徑太慢。解決方案是 mRNA：一種靈活的快速響應平台，一旦掌握病原體的基因序列，就能為任何病原體重新程式設計。正是這筆早期投入，為四年後的“閃電式”新冠應對奠定了基礎。做早期投入的並不只有 BARDA。美國國防部和國防高級研究計畫局（DARPA）早已認識到 mRNA 在應對新興生物威脅方面的潛力，包括那些可能被武器化的威脅。在全球層面，流行病防範創新聯盟（CEPI）、世界衛生組織以及比爾及梅琳達·蓋茲基金會也投入了大量資源，推動這項技術用於具有大流行潛力的病毒。多方合力，使世界在新冠出現時擁有了能夠“極速推進”的科研與生產基礎。在疫情期間，mRNA 疫苗從拿到病毒基因序列到進入人體試驗不到70天。它們經受了大型而嚴謹的試驗，滿足與其他疫苗同等的安全性與有效性標準。到2021年年底，全球估計已挽救約2000萬人的生命，其中美國超過100萬人。它們降低了住院和死亡風險，減少了“長新冠”的可能，也幫助經濟與社區更早重啟。mRNA 並非某一種特定疫苗。科學界稱其為“平台”，可迅速適配新的或變異的病毒，也可以組合以同時瞄準多個變體，並可通過更為簡化的生產流程製造，降低對脆弱全球供應鏈的依賴。如今，這一平台正被用於探索個體化癌症疫苗、自身免疫治療以及罕見病療法；同時也在研究如何用它來防護尼帕、拉沙、基孔肯雅等病原體，這些都可能引發下一次全球緊急事件。和所有技術一樣，mRNA 也有侷限。用於呼吸道感染防護的疫苗，無論採用 mRNA 還是傳統技術，普遍更擅長預防重症而非完全阻斷感染。這一科研難題可以通過下一代疫苗來攻克。面對侷限，正確答案是改進，而不是放棄。圍繞 mRNA 的政治敘事滋生了混亂，從而帶來不信任，但科學證據一貫顯示，這項技術是安全且有效的，對未來疫苗與治療具有巨大潛力。有人聲稱 mRNA 會助長病毒變異或延長大流行，研究並不支援這種說法。變異產生於病毒複製之時，而接種疫苗有助於降低病毒複製的機會，從而減少變異的可能。也有人對安全性提出質疑。全球新冠疫苗接種量已超過130億劑，其中包含數以億計的 mRNA 疫苗劑次，證據表明嚴重不良反應極為罕見，其發生率與其他疫苗相當；多數副反應輕微且短暫。如果美國放棄 mRNA，失去的不僅是公共衛生優勢，還會喪失一項戰略資產。從國家安全的角度看，mRNA 相當於“生物領域的導彈防禦系統”。快速設計、生產並部署醫學對策的能力，其重要性不亞於任何軍事能力。那些投資這項技術的對手將能更快應對暴發，比我們更早保護好本國民眾。當下，美國在 mRNA 科學、產能與監管專業上佔據明顯優勢。但在一個生物威脅可以被工程化的時代，喪失這一競爭優勢，會使美國在關乎生命的關鍵工具上變得脆弱，並對他人產生依賴。取消 mRNA 合同的後果絕不限於美國自身。許多國家正在建設區域性的 mRNA 產能。此時作為領頭者的美國選擇後撤，不僅會削弱這些努力，也會削弱我們在下一次暴發來臨時的集體應對能力。這等於選擇用更少的防線與更慢的工具去面對下一次生物威脅，而其他國家則在積累速度與實力。更好的路徑是存在的。衛生與公眾服務部可以與科學家、公共衛生專家及安全領域領導者合作，在保留關鍵項目與生產能力的同時，對 mRNA 技術進行最佳化與改良。通過“再校準”而非“切斷支援”，我們就能把這件強有力的工具保持在待命狀態，留給它在最需要的時刻發揮作用。下一場危機不會等待我們重建被自己丟棄的東西。裡克·布萊特（Rick Bright）為 Bright Global Health 首席執行官，該機構致力於提升對公共衛生突發事件的應對。他為流行病防範創新聯盟（CEPI）、世界衛生組織非洲區域辦事處以及“全球100天使命”提供諮詢。 (一半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