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率風險
澳鐵礦巨頭接受人民幣部分結算,撼動美元定價霸權
【近日,澳大利亞鐵礦巨頭——必和必拓(BHP)宣佈接受中國客戶的要求,同意部分鐵礦石以人民幣計價。華東師範大學澳大利亞研究中心主任陳弘接受俄羅斯衛星通訊社採訪時表示,此為中國在全球大宗商品定價權上的首次突破,撼動了美元主導的全球結算體系,標誌人民幣國際化從金融市場邁向實體貿易。】中國作為全球最大鐵礦石進口國,與全球最大鐵礦石出口國澳大利亞在鐵礦石定價機制和結算貨幣方面長期存在意見分歧。必和必拓認為其高品位礦石應獲得溢價,中方則希望價格更貼近市場供需;中方要求以人民幣結算,必和必拓則堅持美元計價。中國鋼企過去因採購分散,難以集中議價力量,因而一直處於被動地位。自2022年成立中國礦產資源集團,對外進行集中採購談判以來,加上尋求供應管道多元化,局面開始有所改變。中國礦產資源集團在9月底發出通知,暫停採購所有以美元計價的必和必拓鐵礦石,要求必須改用人民幣結算。經過多番博弈,中國礦產資源集團與必和必拓簽署協議,最快從今年第四季度起,必和必拓在與中國進行的鐵礦石現貨交易中,將有30%的金額改以人民幣結算。中國首次奪得鐵礦石定價權,成功壓低鐵礦石價格。陳弘認為,這標誌著中國在全球大宗商品貿易中取得實質性突破。他指出,長期以來,美元依託“石油-礦石”兩大基石,主導著全球大宗商品定價體系,其中約八成的鐵礦石貿易以美元結算。此次協議意味著人民幣首次進入鐵礦石這一核心市場,對國際金融格局、中國經濟安全及中澳關係均具深遠意義。陳弘解釋稱:“首先,這一舉措撼動了美元主導的全球結算體系,標誌人民幣國際化從金融市場邁向實體貿易,是去美元化處理程序的重要一步。其次,對中澳關係而言,鐵礦石是雙邊貿易的‘壓艙石’,人民幣計價反映中國的買方主導地位,也顯示澳方在地緣經濟競爭中回歸務實合作,為兩國經貿關係修復提供契機。”對中國而言,陳弘指出,以人民幣結算可降低匯率風險和清算成本,削弱國際資本對鐵礦石價格的操控,有助於壓低進口成本,穩定國內鋼鐵產業鏈。同時,必和必拓的選擇具有示範效應,可能帶動更多資源出口國接受人民幣結算,加快全球資源貿易體系的多元化。從更長遠看,此舉是中國建構“資源—貨幣—產業”循環體系的關鍵一步,標誌著中國在全球大宗商品定價權上的首次突破,也為人民幣成為國際主要計價貨幣奠定基礎。這不僅是經濟事件,更是全球金融秩序重塑的象徵。“在經歷了2020年以來的貿易摩擦後,此次合作說明中澳經貿關係正在進入務實修復階段。鐵礦石是中澳貿易的‘壓艙石’,中國佔澳大利亞鐵礦出口量約80%,雙方對彼此依賴極深。必和必拓接受人民幣結算,既反映了中國在鐵礦石市場的買方主導地位,也說明澳方在全球經濟多極化背景下,開始重新評估對華依存的戰略收益。這對兩國礦產合作的穩定與深化具有示範意義,也可能帶動澳洲其他礦企陸續跟進。”陳弘總結稱。2024年,中國鐵礦石進口量達到123655萬噸,同比增長4.9%,約佔全球鐵礦進口總量的72%。其中,自澳大利亞進口7.4億噸,佔進口總量的60.07%,較2023年的62.5%下降2.44個百分點,巴西鐵礦石進口量同比增長9.9%,南非鐵礦石進口量同比增長6.8%。中國鐵礦石對外依賴度達到81.3%,供應鏈脆弱、供應管道不穩定等問題依然顯著。近年來,鐵礦石人民幣結算佔比不斷攀升。有資料顯示,2023年僅為5%,2025年已提升至25%,預計2026年將超過40%。據悉,目前已有多家國際礦企接受人民幣結算,包括巴西淡水河谷、澳洲第二大鐵礦企業力拓。澳洲第三大鐵礦企業、全球第四大鐵礦石生產企業FMG,不僅接受人民幣結算,8月還向中國銀行團申請142億元人民幣貸款用於礦區建設,未來將以鐵礦石償還,主動繫結中國市場。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
中美關稅大戰背景下,數位人民幣跨境結算如何實現戰略突圍?
在中美貿易摩擦加劇、全球供應鏈重構的背景下,數位人民幣跨境結算體系的創新已成為中國突破美元霸權、建構新型貿易生態的戰略武器。寧波保稅區跨境供應鏈管理與結算科技公司李健博士團隊提出的“創新白名單機制四方新型易貨貿易跨境特別提貨權(SDRC)數字金融結算系統”,通過整合數位人民幣、區塊鏈技術及多邊合作機制,正在重塑全球貿易結算規則。這一模式不僅為外貿企業提供“生存工具箱”,更對政府、金融機構及國際經貿治理具有深遠意義。第一,特別提貨權SDRC系統的核心創新:重構全球貿易結算的底層邏輯,李健團隊的SDRC系統以“貨權數位化”為核心,建構了四維創新架構。一是技術層:基於區塊鏈的智能合約實現“貨權-資金-物流”三流合一,確保交易全程可追溯(如興業銀行寧波分行通過智能合約實現運費自動支付,降低人為干預風險);二是貨幣層:錨定數位人民幣的法定地位,結合“特別提貨權”形成混合結算單位,規避美元清算依賴(如中新跨境新能源汽車貿易中直接使用數位人民幣結算);三是服務層:整合碳稅計算、供應鏈金融、跨境徵信等功能,形成“一站式”服務平台(寧波自貿區實驗室已在大宗商品領域實現人民幣定價與數字貨權交割);四是規則層:通過多邊數字貨幣(mBridge項目)建立新型清算網路,突破SWIFT體系限制(交通銀行通過貨幣橋實現資本金1.36億元秒級到帳)。這一架構直擊當前外貿企業的三大痛點:美元結算風險敞口(美國長臂管轄)、跨境支付效率低下(傳統SWIFT需3-5天)、貿易融資成本高企(信用證費率超2%)。據試點資料,SDRC系統可使結算周期縮短至4小時,成本降低60%以上。第二,對抗關稅戰的戰略價值,從被動防禦到主動破局,面對美國關稅戰對全球價值鏈的衝擊,特別提貨權SDRC系統提供了三重新型防禦機制。一是匯率風險避險:通過數位人民幣與SDRC的組合結算,企業可動態選擇計價貨幣,避免單一貨幣波動衝擊(如廈門金龍公司對新加坡出口時鎖定人民幣結算,規避美元匯率波動);二是關稅成本最佳化:基於智能合約的貿易條款自動執行,可靈活調整貿易路徑(如通過轉口貿易規避高關稅地區,同時利用區塊鏈貨權憑證確保合規);三是供應鏈韌性提升:整合物流與金融資料,建構風險預警系統(如寧波雲港物聯平台通過數幣結算實現供應鏈全流程穿透式監管)。從宏觀層面看,特別提貨權SDRC系統正在形成“去美元化聯盟”:截至2025年3月,已有17個“一帶一路”國家接入數位人民幣跨境結算網路,人民幣在東盟貿易結算佔比提升至24%(較2020年增長9個百分點)。第三,多主體協同發展策略:建構新型數字貿易生態圈。政府與監管機構:一是推動國際標準制定,聯合CPMI(支付與市場基礎設施委員會)制定數字貨幣跨境結算規則,主導ISO/TC68金融國際標準修訂;二是擴大自貿試驗區試點,複製寧波自貿區“數字貨權實驗室”經驗,在海南、上海臨港等地開展大宗商品、智慧財產權的人民幣定價權試驗;三是完善法律保障,出台《數位人民幣跨境結算管理條例》,明確數字貨權法律地位及跨境糾紛解決機制。外貿企業:一是採用混合結算策略,對美元依賴度高的市場保留傳統結算通道,對新興市場優先使用特別提貨權SDRC系統(如東南亞、中東歐,中亞等,非洲等);二是參與數位人民幣場景共建,聯合金融機構開發行業定製化智能合約(如汽車出口的“交付即付款”條款);三是佈局數位資產能力:建立區塊鏈技術團隊,實現貿易資料資產化(如貨權憑證質押融資)。商業銀行與央行:一是加速技術基建,推廣多邊數字貨幣橋,2025年底前實現與30國央行系統直連;二是創新金融產品,開發基於特別提貨權SDRC的“數幣+期權”組合工具,避險匯率與政策風險;三是建構風控中台,利用AI分析跨境資金流,即時監測異常交易(如興業銀行寧波分行的智能合約風控模組)。投資機構與海關/商務部:一是設立專項產業基金:投資跨境數字貿易基礎設施(如區塊鏈節點建設、跨境資料通道);二是最佳化監管協作機制:海關總署可試點“數字關鎖+智能合約”通關模式,實現“申報即放行”;三是建立國際互認體系:商務部牽頭與RCEP成員國簽訂數字貨權互認協議,消除跨境重複徵稅。第四,挑戰與破局關鍵:技術、信任與制度的三重博弈,儘管特別提貨權SDRC系統前景廣闊,仍需突破三大瓶頸。一是技術安全風險:需建立量子加密防護體系,防範針對區塊鏈的51%攻擊(可借鑑工行廈門分行的多層簽名驗證機制);二是國際信任赤字:歐美國家仍質疑數位人民幣的“可控匿名”特性,需通過第三方審計增強透明度(如引入IMF作為跨境清算監督方);三是制度摩擦成本:各國對數字貨幣的稅收、反洗錢規則差異,需推動G20框架下的政策協調。第五,結論:數位人民幣結算體系的全球治理新範式。特別提貨權SDRC系統的價值遠超技術工具範疇——它是中國參與重構全球金融秩序的戰略支點。通過“數字貨權+多邊聯盟+規則輸出”的組合拳,中國有望在未來五年實現三大目標:一是將人民幣跨境結算佔比從3.5%提升至12%,形成與美元、歐元三足鼎立格局;二是為外貿企業節省超3000億元/年的跨境交易成本;三是建立覆蓋50國的數字貿易聯盟,重塑WTO框架下的新型貿易規則。這場變革不僅關乎貿易效率,更是一場關於貨幣主權與數字治理權的世紀博弈。唯有政府、企業、金融機構形成合力,方能在“美國關稅鐵幕”中開闢出一條偉大復興的數字絲綢之路。 (李光滿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