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兩個法國青年決定從自己的家鄉安納西出發，徒步到上海。此後500多天的旅程對於洛伊克（Loic）和本傑明（Benjamin）而言，絕大部分時光是在對方的陪伴中度過的。他們是彼此唯一擁有的人，在這樣的相伴而行中，兩人徒步跋涉了13000多公里，穿越了一年四季的風霜雪雨。剛過去的這個周末，他們終於帶著一身風塵抵達這次徒步的終點：上海。2月7日下午2點半，洛伊克和本傑明從長風公園4號門出發，一路沿“一江一河”前行，走過10公里，到達了外灘。出發時，大約有五六十名中國人和外國人自發參與了這場跨越國籍和文化的CityWalk。讓人驚訝的是，一路上不斷有人加入這支徒步的隊伍，最終在外灘拍攝大合影時已經集聚了百餘名來自不同國家、不同城市、不同膚色的參與者。讓我們先簡單介紹下這次“一江一河”CityWalk的背景：洛伊克和本傑明是兩個在巴黎工作的小鎮青年，生活的壓力和工作的瓶頸讓他們時時憧憬著“詩和遠方”。直到有一天洛伊克突發奇想：那就索性辭職去看看世界吧！本傑明熱烈響應：好的，走起！至於去那裡？他們一致認為越遠越好，那就去中國上海吧！因為他們從地圖上看到，上海是位於中國大陸最東面的城市。於是兩人湊了一萬歐元的存款，說走就走。和普通旅行不同的是，由於他們都很重視生態環境，因此決定摒棄一切交通工具，徒步前往目的地。從安納西出發，翻越阿爾卑斯山脈，到了義大利的裡雅斯特。再跨越巴爾幹半島，抵達伊斯坦布林。從伊斯坦布林出發，到達了喬治亞首都第比利斯。此後，迎接他們的就是一次漫長的中亞之旅。從哈薩克的阿特勞出發，先後經過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去年9月13日，兩人終於入境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的霍爾果斯市。就這樣，在中國境內走過甘肅、西安、安徽、南京等省市後，到了他們為此次徒步設定的終點：上海。洛伊克和本傑明在一年多的時間裡堅持在社交平台上記錄自己的徒步之旅，吸引了數以萬計的中外網友的注意。當他們發佈上海10公里徒步的邀請時，很多人自告奮勇準時來到了長風公園。“我為自己的兒子感到驕傲曾以為沒人能走著去上海”新聞晨報記者也在這個下午加入了這場大徒步，並且很快在隊伍中發現了洛伊克的媽媽斯蒂法妮，她和洛伊克的爸爸是周六當天上午才抵達浦東國際機場的。“我真為他感到驕傲，因為我之前以為他無法完成這次旅程，我覺得人不可能用腳走完這段距離。”斯蒂法妮說，“但他做到了，而且我很開心他在這中間沒有受傷。這說明他們是有準備的，他們選擇了正確的路線，並且沒有盲目地趕時間。”斯蒂法妮告訴我們：“我很瞭解我的兒子，當他決定做什麼事情的時候，不管有多困難他都會去做。所以我當時對他說，選一條好的路線，就去走吧。但你不能一個人去，你得有個伴。然後他就叫上了本傑明，他們從很久以前起就是好朋友了。”本傑明的父母在他們步行抵達吉爾吉斯的時候已經忍受不了思念的煎熬，飛去看望了正在徒步中的兒子。走到嘉峪關時換了雙新鞋已經穿著走過了2500公里本傑明說：“我們一開始也覺得不可能用腳走到終點，但不管怎麼樣我們還是決定試一把。雖然我們現在已經身處上海，但還是很難真正相信這一點。”他的背包上掛著一隻拉布布的鑰匙圈，他說是這裡在南京的時候，法語聯盟的主管送自己的。“因為這一路上行李很重，所以我們一般不敢接受人們的禮物——雖然我們走到那裡都遇上熱情的中國人，要送東西給我們。不過拉布布很輕，而且這也是我們步行的最後一周了。”本傑明說，出發的時候自己雙肩上的這只背包重量超過10公斤，隨著這一路的展開，東西越卸越多，這只包現在大約7公斤。“我們扔了很多東西，比如浴巾什麼的。最後只留了兩雙襪子，兩件內衣。我們一共穿了七雙鞋子，我現在腳上的這雙鞋是在嘉峪關換上的，已經走了2500公里，還是很耐穿的。”為了在中國和路遇的當地人保持最基本的溝通，他們現學了不少中文。本傑明調侃自己的發音：“他們都說我中文說得像新疆人，可能因為我們到中國的第一站就是新疆，而我們就是在那裡學的中文吧。我們其實只會說一些基本的中文，這樣可以方便我們找餐廳、廁所啥的。好在我們遇到的中國人都很寬容，他們儘可能地給予了我們幫助。”大家很自然地走到一起這樣才和上海更配呀！上海人張阿姨是從在法國生活的女兒那裡聽說這兩個法國青年的徒步故事的。“她跟我說，有兩個法國人要從安納西走到上海哦！”張阿姨心想：這麼厲害啊！那要看看的。於是她在社交平台上關注了一陣他們的動向，看到活動邀請後，決定這天下午和他們一起走一走“一江一河”的岸線。“其實作為上海人，我也沒有真正走過這條路線。”張阿姨說，“我覺得這條路線設計得特別好，體現了我們上海的‘海味’。”她告訴我們，其實自己平時幾乎從不走路，而穿的這一身也都是騎車時的裝備。“我覺得經過這次活動以後，會更關注一些我們上海的CityWalk。我覺得蠻好的，因為肯定有很多不同的路線，我之前都沒參與過。”在張阿姨看來，不同國家和不同膚色的人一起走在隊伍里，完全沒覺得有違和感。“這樣才和上海更配呀，大家很自然地就走到了一起。”尼日爾人莫哈默德·薩雷姆（Mohammed Saleim）是一名在上海財經大學就讀的留學生，他的法國女同學帶他來參加了這次徒步游。“我從來沒有在上海參加過這樣的活動，我覺得這種機會太棒了。對於我們外國人來說，可以沒有語言障礙地參與進來，和隊伍里不認識的人交流，太有趣了。”莫哈默德告訴我們，自己即將在上海度過四年的時光。“我來之前，身邊的人都問我：‘中國？你確定嗎？語言怎麼辦？會不會遇到歧視？’我來了以後發現這裡簡直太好了，希望有一天完成學業後我可以留在這裡。找個中國妻子，組建一個家庭。”“我們變得更自信和勇敢從旅程中學會信任別人”就這樣，在普通話、上海話、法語和英語的交流中，隊伍漸漸接近了終點。途中大家短暫停留了兩次，一次是在四行倉庫前，看到了牆上的彈孔，聽說了八百壯士英勇抗日的事蹟；另一次是在乍浦路橋前，因為聽說是拍攝“三件套”的最佳點位。洛伊克回頭望了一眼幾乎可算浩浩蕩蕩的隊伍，感嘆道：“我此時此刻感受到的絕不止快樂，而是一些更複雜的感情。對於今天前來參與我們徒步的人我很感恩，因為直到此前我們在進行的都是一次非常私人的旅程，我們一直是在網上和他們進行交流。今天，可以親眼看到這麼多人，和他們經歷這一切，這種感覺太美妙了。”“當我們一看到那條河（指蘇州河）的時候，我就開始有了一種感覺，這是一座基礎設施很好的城市。然後我們見到了那座塔（指東方明珠塔），這才真正認出了這裡，原來這就是上海。”洛伊克說。他們兩人都有一種相同的感覺：當自己一路從新疆橫穿中國抵達上海時，就像到了“世界的盡頭”——現代化到達天花板的程度。“上海就代表了現代化。”本傑明簡單明了地說。在外白渡橋下，這支百人隊伍和一個旅遊團擦肩而過。只聽見導遊在喊那些心急離群的人：“別跑得太快，好風景你得慢慢欣賞！”這句話不經意間點中了他們這500多天旅程的精髓。站在黃浦江邊，背對東方明珠，面向萬國建築群，本傑明回顧這段旅程帶給自己的一切。“我覺得我們每天都在面對未知——不管是風景，還是遇到的人。而現在，我們對‘未知’的那種擔心已經變了很多。我們更有自信了，也學會了去信任別人。一路上我們一直在得到幫助，這點真的改變很大。”“是的，這次旅程讓我們更勇敢。我們做到了以前覺得不可能的事，所以也打破了很多心理上的限制。”洛伊克說，“有那麼多人幫助我們也讓我們更確信，只要你願意開口、願意敞開自己，你就會有很美好的相遇。”在上海待上四五天後，他們還打算去北京、重慶、深圳等地，這些都是外網上推薦最多的中國城市。不過他們已經完成了自己的徒步旅行，接下去將不會再走著去上述這些地方。最後一個問題來了：怎麼回法國？他們現在也還沒有決定怎麼回去，不過肯定不會坐飛機。斯蒂法妮告訴我們，結束中國之旅後她和先生會先坐飛機回到法國，“但是我兒子不肯坐飛機，他說‘你們回頭坐飛機回去，我絕不！’” (新聞晨報)

元旦的傍晚，張萬權終於回到了四川自貢。他與親人圍坐一桌，面前的羊肉火鍋熱氣升騰。他嘴裡叼著煙，一口熱湯下肚，長長舒了口氣——這是漂泊以來，第一次從心底感到踏實。可就在20天前，他的人生坐標還全然不同：從電詐園區僥倖逃脫後，他輾轉流落到柬埔寨金邊一家華人賓館的簡陋住處，在那裡偶遇了同樣操著一口川普的韓德伐。兩人素昧平生，卻因高度相似的遭遇緊緊聯結——他們都被“高薪”“闖蕩”的承諾誘騙，懷揣期待踏上異國之路，卻成為詐騙園區裡的底層囚徒，在高牆電網間遭受非人的折磨，又都陰錯陽差地成功逃離，憑藉最原始的求生欲和陌生人的善意來到此處。更重要的是，他們都想回家。但這條路並不好走：兩人來時均為偷渡，證件早已被收走，身上只有一台手機和20元人民幣，想要回國，首先要付出數千美元的罰款和監禁——根據當地法律，外國人若以欺騙或其他辦法進入柬埔寨境內，被驅逐出境前必須監禁3-6個月。事實上，從離家開始，回家的每一步都有價碼。絕境之下，一個悲壯的念頭同時萌生：從金邊出發，徒步穿越柬越邊境，一路走回中國。通向囚籠50歲的韓德伐決定去柬埔寨“搏一把”。他是四川隆昌人，離異多年，靠開網約車獨自撫養兒子，生活安穩，卻平淡得一眼望得到頭。“東南亞有機會，會玩手機打字，就能拿上萬元工資。”這樣的消息傳來，他不甘平庸的心被瞬間點燃，“再不闖，就真沒機會了。”韓德伐早聽說緬甸電詐猖獗，類似以“海外高薪招聘”為幌子騙人當“豬仔”的案例比比皆是，但他心想反正去的是柬埔寨，收拾簡單行囊就踏上了旅程。2025年6月，從廣西邊境出發，一輛面包車載著七八個人，開啟了漫長而詭異的行程：為穿越越南等地，車子換了又換，車牌改了又改，每到關口，司機遞出一沓現金，沉重的鐵門緩緩打開，“很快就能通行。”韓德伐後來才明白，這暢通無阻的“放行”，正是通往囚籠的開始。一周後，他們抵達目的地：柬埔寨波貝的奧斯瑪詐騙園區。這裡毗鄰泰國，本就是電詐團夥的聚集地，也不斷滋生新的犯罪溫床——曾盤踞緬北的電詐產業不堪清剿，數萬人借道泰國向波貝等柬埔寨城市轉移，規模超乎想像，“上萬人是有的，中國人最多，還有巴基斯坦人、印度人。”1月12日，中國駐柬使館在官網發佈提醒。這裡高牆纏繞電網，保安隨處可見，大門站崗的甚至手持槍支，構築起密不透風的封閉世界。韓德伐曾偷偷盤算，趁人不備吊在車底逃跑，卻始終沒找到機會。抵達不久，他就親眼看見一名試圖逃跑的女子被打得奄奄一息，慘叫聲在園區上空迴蕩，成了每個新來者的“歡迎儀式”。還有個退伍軍人，雙腿被打時一聲沒吭，只有褲子迅速被鮮血浸透。奧斯瑪園區內，韓德伐所在公司專做針對歐美的“殺豬盤”。他們先偽裝成海外駐軍士兵、跨國高管、加密貨幣投資人等身份，鎖定有資產且有強烈情感需求的群體，每日噓寒問暖，佯裝“靈魂伴侶”，一個月後再製造家人患病等困境博取共情。同時借助翻譯軟體、AI換臉技術及偽造關聯帳號建構社交閉環，待信任穩固，便以加密貨幣高額收益為誘餌，實施詐騙。一次，有“同事”一次性騙了幾千萬人民幣，按比例分到一千多萬，立刻在當地小鎮買地建房，之後重返園區，繼續“工作”。在這裡，人的價值只剩下一個冰冷維度：是否“有用”。韓德伐不會英語，也不會用電腦打字，做不了用話術欺騙受害者情感和錢財的“狗推”，便被安排做“人事”，核心任務是誘騙更多同胞前來。完不成“招聘”指標，就會被訓斥甚至被拖進“小黑屋”受罰。第一次被打，“他們聽說我50歲，就‘減半處理’，只打五棍。”鐵棍砸在臀部，他只能咬牙硬扛。接著是電棍，韓德伐便屏住呼吸忍耐，他曾聽人說，不出氣也不吸氣就不會太麻木，其實最終還是很疼，只是靠缺氧轉移了注意力。據美國《2025年人口販賣報告》估計，類似電詐園區在柬埔寨有350個，至少15萬人被賣到園區從事電詐活動。這些人被稱為“行走的黃金”，來去都能為“公司”帶來巨大的現金流——就是路上的外國人也出現過被強行綁架到園區的極端案例，每人“售價”一兩萬到十多萬元人民幣不等。園區管理者精通一套殘酷的“人性化評估體系”。像韓德伐這種無法參與詐騙的人，一般會被轉賣給其他園區，然後不停被轉賣，甚至被殘害，運氣好的，則會被扔到大使館門口或者路邊。韓德伐算運氣不錯的。他反覆強調“不會做，要回國”，兩個多月後被安排去廚房當廚師。即便在廚房切西瓜，他也能窺見這個黑暗世界的荒謬兩面：外部，泰柬邊境衝突的炮彈落入附近樹林，“公司”短暫驚慌後照常運作，“殺豬”不停；內部，對員工的打罵從未停止，可一旦騙到巨款，慶祝的煙花便會沖上夜空，在黑暗中綻出刺眼的亮光。11月初，經過多輪討價還價，“公司”同意放人，但需繳納“賠付金”，價格通常在10萬-40萬元左右，包括管理費、住宿費、偷渡費等。在韓德伐給家裡打電話時，“公司”瞭解到他七旬老母摔傷、醫療費已花17萬元的情況，最終，離開園區的“賠付金”降到3.8萬元——這相當於他跑網約車半年多的收入。他用僅有的1萬多元積蓄加上家裡匯來的2萬餘元支付了這筆“折扣”，園區歸還了他的手機後，他便購買車票前往金邊。難得自由就在韓德伐離開奧斯瑪園區時，同樣來自四川的張萬權剛剛抵達波貝。51歲的張萬權是自貢人，長期在建築工地做零工，他會電焊，也會安裝門窗，收入不高，只能勉強餬口。直到2024年，從小認識的老鄉小飛給他提供了新機會：“緬北勐波有鋼結構工程，缺電焊工。”張萬權信了，2025年的夏末，他與另一老鄉結伴前往。到了勐波，他們才發現所謂“工程”只是一個誘餌，其實根本不存在。那時，當地園區正遭打擊，電詐清零，周邊工程也大多停滯，張萬權只能靠打零工為生，沒收入時甚至只能冒充賭客去賭場蹭飯（註：當地賭場一般都免費提供一日三餐，因此偶有人冒充賭客在裡面蹭飯）。後來，小飛轉而前往柬埔寨波貝，他再次聯絡張萬權，稱波貝人多，機會多，有鋼結構工程可做，按美元結算，收入遠高於國內，“可以提前預付工程款。”張萬權被騙過一次，雖有懷疑，但考慮到回國也不好找工作，幾經猶豫，他還是跟隨他人偷渡前往。一到波貝，看見圍牆，張萬權心裡“咯噔”一下，“完了。”他眼見圍牆裡駛出三輛車，十多名保安衝下來，把他們三人硬拖進去。而小飛一直沒有露面。手機和身份證被沒收，三人分別被銬在三張床上，三名保安24小時輪班盯守，就是睡覺也有人看管。園區的人告訴他：“你們是花錢買來的，別想走。”要走也可以，給錢就行。第二天，一名同伴被朋友用1.5萬元贖走，因含食宿等成本，這比園區偷渡他們的成本略高一些。第三天，張萬權經過簡單測試，因“不會打字”被認定為“沒用”，園區決定將他轉賣。至於賣了多少錢，他自己也不知道。沒想到押送途中，車子遇上柬埔寨憲兵臨檢——憲兵直屬於國防部，負責治安與打擊犯罪，電詐人員是他們重點清剿的對象之一。押送者嚇得棄車逃跑，把他一個人扔在路邊。張萬權自由了。他計畫去400公里外的金邊，尋求中國大使館的幫助。可他身上只剩20元人民幣，身份證已被收走，手機早已不見，恐懼如潮水般裹挾而來，語言不通成了最大障礙，他只能手腳並用地比劃，夾雜著零星中文問路，朝著大致方向硬著頭皮走。好在，他遇到一家中國人開的海鮮店，店主心生憐憫，不僅收留了他，還幫他開了間房。那一晚，張萬權滿心惶恐，生怕園區的人追來，不敢輕易動身。熬到凌晨兩點，他摸黑出發，憑著求生本能徒步走了七八公里。好不容易攔到一輛車，司機載他行駛了四十公里。抵達一個加油站時，他不敢再趕路，也不敢睡在暗處，只敢挨著加油站的燈光打盹：“那兒有監控，感覺安全些。”當晚，他墊著幹草將就了一夜——幸好天氣不算冷，不至於凍壞。第二天一早，張萬權在加油站附近挨家乞討，換來不少白眼與驅趕，幸好附近小賣鋪的店主送給他一包泡麵和兩瓶水，他狼吞虎嚥後，循著路標走上五號國道。因旅遊需要，當地公路設有少量中文路標，從波貝經暹粒、轉六號國道，是去往金邊的唯一路線。張萬權徒步十余公里，烈日曬得頭暈眼花，問路屢屢碰壁，所幸一路也獲得不少當地人的善意接濟：有接孩子的老人和面包車主主動捎他前行五公里，有剛從寺廟修行回來的年輕店主送給他兩塊米餅和一瓶飲水，還有人見他手腕有手銬痕跡，免費為他指了一條小路，幫他繞過了暹粒檢查站。行程已經過半，張萬權時而搭車，時而躲進路邊的稻草裡露宿——除了園區的追兵，他還要躲避柬埔寨憲兵和警察的巡查，但後者經常鬆鬆垮垮的，有時都穿拖鞋去抓人，張萬權躲避意識強，一路未被發現。他先後搭乘一輛皮卡和貨車，前者車主是在柬務工的中國人，聽聞遭遇後，不僅免費載了他100公里，還給了他餅乾和水，後者則是一位信奉小乘佛教的柬埔寨司機，也載著他走了七八十公里，還請他吃了頓飽飯。南下的最後一站，他找到大巴停靠點，想蹭車去金邊，卻被司機索要10美金，一位路過的當地老人好心幫他溝通，依然無果。幸好一輛旅遊大巴停下，戴佛珠的司機動了善念，載他到了金邊汽車站。憑著雙腳與陌生人的善意，這條400公里的自由之路終得圓滿。事實上，不同於外界想像，柬埔寨全國信仰佛教，許多年輕人都在寺廟修行，民風淳樸善良。即使最近十幾年來，電詐產業快速湧入柬埔寨，當地人也很少有人參與，更不敢當街抓逃亡者回去。千里歸途在金邊的中國大使館附近，華人老闆媛媛收留了張萬權。媛媛同樣來自四川，2019年就來金邊做中介生意，也開旅店。她和丈夫共同經營的賓館一共有六層樓，上千平方米，除了正常的旅館業務，也代辦各種證照，對於偷渡到柬埔寨的人，他們能幫忙協助辦理回國證明，協調柬方移民局不關押和少關押。在金邊這些年，這裡曾收留過許多與張萬權經歷相仿的人。媛媛的賓館（受訪者供圖）。藉著老闆的手機，他撥通家人電話，時隔兩年，聽筒那頭卻是更深的冰涼：父母均已過世，妻子去年離世，哥哥和其他遠房親戚自身難保，無力相助。故鄉，在他的現實世界裡，幾乎沒了牽掛。但在這家旅店，張萬權遇到了韓德伐。“你也是被‘高薪’騙來的？”“你也被打過？”幾句簡單問話，確認了彼此的遭遇，在陌生國度裡，兩個家鄉相距不過60公里的異鄉人彼此慰藉，他們心中只有一個念頭：回家。為了回家，他們必須辦理柬埔寨移民局的證件，但因偷渡行為，首先需接受處罰：一般來說，偷渡者需在遣返中心拘留一個月，其間還要繳納兩三千美金的罰款及生活費——但據多位生活在柬埔寨的人士說，柬埔寨行政部門的透明指數不高，腐敗叢生，很多處罰的隨意性很強，自由裁量尺度很大，沒誰說得清當地的處罰標準。韓德伐和張萬權身無分文，短時間也難找家人籌款遣返，三天之後，他們決定：計畫用兩個月時間徒步穿越柬越邊境，走回中國。11月12日，兩人踏上歸途。媛媛塞來的面包和水，是他們全部的行囊。行前，他們用韓德伐僅存的手機規劃路線：從金邊到茶膠邊境約150公里，經越南最終抵達廣西防城港。這條直線距離超2000公里的路線，是他們認為“最近，也最現實”的路線，他們也曾考慮從金邊北上，穿越寮國回國，這是一條直線距離更近的路徑，但“走寮國要過湄公河，寬的四五百米、窄的三百米，人過不去，坐船又沒錢”，兩人最終放棄。當晚，兩人便摸黑出發——為躲警察、追兵和綁匪，他們一般選擇夜裡趕路，等到早上7點天亮就鑽進遠離公路的樹林深處藏匿。“白天睡覺不冷，也相對安全。”但這條回家的路太難走了。第一天行程就給了他們下馬威：兩人踩著坑窪土路走了13公里，沿途全是陌生村落和茂密樹叢，手機導航常因地圖滯後而出錯。更糟的是，帶來的食物當天就耗盡了。第二天，兩人走一兩個小時便停下來歇一陣，又咬牙走了20公里左右。連續兩天的高強度徒步，讓張萬權的雙腳不堪重負，第三天一早，他感到腳底傳來密密麻麻的刺痛，脫下鞋一看，腳底已磨出了好幾個水皰。實在餓到頭暈眼花，他們在手機翻譯軟體裡輸入“請給點吃的”，轉成高棉語後給路人看。一位女主人見他們狼狽，進屋舀了半碗米飯，還塞給他們一萬柬幣（約合人民幣17.4元）——在消費水平較低的柬埔寨，這點錢足以支付路邊攤的小吃、幾瓶水或搭摩托車短途旅行了。後來遇到一輛路過的貨車，司機請兩人吃了頓飽飯，還遞來四萬柬幣，這份意外的善意像一劑強心針，撐著他們又走了30公里，直到天黑才敢找塊草叢歇腳。由於體力和性格差異，兩人途中偶有分歧：韓德閥覺得張萬權做事慢吞吞的，比較懶散，張則認為韓做事魯莽不謹慎，且問路要飯也多靠他開口，雙方雖彼此抱怨，卻仍因共同的目標繼續前行。進入第四天，張萬權雙腳腫脹，走得格外緩慢，正午的太陽也毒辣刺眼，快要撐不住時，他發現一片陰涼的椰子林。林邊小攤前，一位皮膚黝黑的老闆娘守著椰子叫賣。張萬權試探著求助，老闆娘二話沒說端出兩碗熱氣騰騰的雞肉稀飯，又塞來2萬柬幣，並幫他們指路。回憶起這段經歷，張萬權滿是感激。但異鄉並不總有善意。途中，一個當地人攔住他們，自稱可以帶他們去找大巴車，雙方用翻譯軟體交流了幾句後，那人便幫他們攔了一輛計程車。但在車上，當二人追問具體去的地名時，對方眼神躲閃、吞吞吐吐，語氣裡的含糊讓他們心裡發毛。又走了十多公里，路線已嚴重偏離手機導航，反覆逼問後，對方終於停車，兩人見狀立刻跳車，鑽進路邊茂密的稻草林，直到確認安全，才趁著夜色又走了十多公里。第五天白天，他們全程躲在稻草堆裡不敢露頭，餓了啃幾口面包，渴了喝幾口路邊溝裡的水。一直等到天色全暗才重新出發，順著小路到達擬鎮（音），此時離柬越邊境只剩一兩公里。可一條小河橫亙在前，河邊還有大片稻田和魚塘。他們蹲在附近草叢裡，本想等待收稻穀的村民離開後，再偷偷渡河，誰料魚塘邊不時有看塘人拿手電巡邏，“光束在黑暗中掃來掃去，嚇得大氣不敢出。”直到深夜11時左右，看塘人回家休息了，四周只剩蟲鳴和水聲，兩人才躡手躡腳摸到河邊，踩著河底的鵝卵石深一腳淺一腳蹚過。柬埔寨的冬天並不寒冷，平均氣溫在20-30℃左右，這是適宜遊客出行的好天氣，但對連日奔波的兩人而言，河水冰冷，沒過小腿，“凍得瑟瑟發抖，卻不敢放慢腳步。”黑暗中，體力更好的韓德伐“蹚兩下”就過了河，想繼續走，身材瘦小的張萬權跟著過河後卻準備休息一下，此時一路積攢的矛盾終於爆發，兩人就此分道揚鑣。張萬權沒有手機，也不敢大聲呼喊，就一個人在齊膝深的水田裡摸索前行，沒多久就渾身濕透，腳底的水皰也磨破了，疼得鑽心。原地打轉了一夜，天很快亮了，走出稻田，一位偶遇的當地老人用生硬的中文告訴他：“沒多遠就到越南了。”他放下心來，在路邊生火烤乾衣褲，沒想到火光引來了巡邏警察，最終被帶走。讓他意外的是，警察沒有為難他，反而給了他一頓飽飯，隨後送他去移民局。面對工作人員“接下來有什麼計畫”的詢問，他如實回答：“走路回國，沒錢。”移民局又問他能去那裡，張萬權走投無路，能想到的去處只有金邊那家賓館。最終，他們開車把張萬權送回賓館附近，還給了他2萬柬幣打車。一場跋涉一百多公里的歸途，就這樣又回到了起點。早點回家韓德伐也回來了。和張萬權分開後，他在稻田裡走了一段，遠遠看見幾個人騎摩托車慢慢靠近。恐懼瞬間攫住他——怕被綁架，更怕被抓回園區。他立刻俯身躲進稻田，屏住呼吸。留在原地不是辦法，為不被發現，他藉著微光拼盡全力往山上跑。夜色昏暗，他沒能看到前方一處五六米高的石崖，黑暗中一腳踏空，整個人摔了下去。“周邊都是石頭，幸虧我掉在中間的沙子上。”這僥倖的緩衝救了他的命，但腰部劇痛，他站不起來。腳上的拖鞋早就跑丟了，韓德伐躺在地上，掏出身上僅剩的一隻襪子，套在腳上勉強取暖。絕境中，他別無選擇，只能報警。當地警方接到求助後，出動十多個人，用簡易擔架把他從山谷裡抬出，送進醫院輸液治療。韓德伐被送往醫院治療（受訪者供圖）。身體的疼痛還在持續，但高昂的醫療費更令人畏懼，“在這裡看病，醫療條件不好，還動不動就要上千美金。”韓德伐猜測自己受傷不輕，但尚能勉強支撐，決定回國後再好好治療。第二天，一輛警車把他載回金邊。擔心顛簸加重傷勢，七八十公里的路程，司機慢慢開了三四個小時。無處可去的韓德伐和張萬權，又一次在媛媛的賓館重逢。“就想早點回家。”兩人坐在窗邊，望向北方——那是來時的方向，也是心心唸唸想要回去的地方。滯留一周後，韓德伐能回家了——遠在四川的家人努力籌錢，促使他去邊境口岸自首，並為他付清了數萬元的罰款和路費。2025年末，他辦好手續，登上回國的航班，目前正在四川一家醫院治療腰椎損傷，醫院已經為他做了手術。而張萬權則顯得更孤立無援，他的回家路一度卡在移民局罰款以及關押期間的生活費、機票等費用上。在多方輾轉和好心人的協助下，他的情況最終得到關注，在遣返中心關押了20天後，他於元旦前夕踏上歸途。2025年12月，張萬權在媛媛的陪同下，前往柬埔寨移民局自首（網路截圖）。在媛媛看來，這樣的故事在柬埔寨不算特例。在金邊這些年，她的旅館已成了一個特殊的“中轉站”，收留過一個又一個傷痕纍纍的逃亡者，至今還有一名57歲的中國男子滯留在賓館，他已經住了兩個多月，但家裡經濟條件有限，也不太想管。“我們能力有限，但至少能給他們一張床、一頓飯，讓他們在異國他鄉感受到一絲溫暖。”回國前夕，泰柬邊境再次交火，韓德伐所在的奧斯瑪多個園區持續被炸燬，大量“狗推”提著行李逃亡的視訊在社交媒體上廣為流傳。得知這一消息，他感慨道：“幸虧逃出來了，不然真的生死難料。” (鳳凰衛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