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聞泰科技發佈聲明：堅決反對將商業問題政治化10月12日晚間，聞泰科技發佈《關於荷蘭政府干預聞泰科技旗下安世半導體營運的嚴正立場》（以下簡稱《聲明》）稱，聞泰科技作為安世半導體（Nexperia）的控股股東，就荷蘭經濟事務部近期依據《物資供應法》對安世半導體實施的行政指令，以及公司內部部分管理層發起的法律行動，發表嚴正聲明堅決反對將商業問題政治化。《聲明》顯示，荷蘭政府以莫須有的“國家安全”為由，對安世半導體實施全球營運凍結，是基於地緣政治偏見的過度干預，而非基於事實的風險評估。此舉嚴重違背了歐盟一貫倡導的市場經濟、公平競爭和國際經貿規則。聞泰科技稱：“我們對這種針對中資企業的歧視性待遇表示強烈抗議。”聞泰科技完成對安世半導體100%股權收購後，帶領其經營質量實現全面躍升，在財務表現、技術資產積累、營運韌性與市場地位等方面均顯著超越歷史水平。安世半導體的營收於2022年達23.6億歐元的峰值；毛利率也從2020年的25%大幅提升至2022年的42.4%。2024年10月，安世半導體已還清所有前期債務，實現“零負債”運行。內部法律行動是外部施壓的惡意延伸《聲明》顯示，安世半導體的個別外籍管理層試圖通過法律程序，強行改變安世半導體股權結構，其訴求與荷蘭政府指令高度聯動，本質是借政治壓力剝奪股東權利、顛覆公司合法治理結構。公司對此類以“合規”為名行奪權之實的行為予以譴責。《聲明》顯示，半導體產業是全球化的產物，其未來取決於協作而非對抗。各國政府應為企業提供公平、非歧視的營商環境，而非將技術合作武器化。聞泰科技願與所有夥伴攜手，共同維護產業的穩定與創新。以下為聞泰科技聲明全文：(中國基金報)

該機構在新冠疫情中的失利，源自科學被政治化、官僚惰性與職能偏離。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簡稱 CDC）曾是全球最受信賴的公共衛生守護者。它的使命是保護美國人免受傳染病侵襲，這一使命清晰而崇高。但數十年來，官僚惰性、科學的政治化與職能偏離逐步侵蝕了這一宗旨，也透支了公眾信任。這些失靈在新冠疫情期間釀成了非理性政策：給學步期幼兒佩戴布口罩、隨意規定六英呎社交距離、要求健康兒童接種加強針、長期關閉學校、以封鎖重創經濟、壓制低成本治療手段卻偏向實驗性且無效的藥物。代價十分慘重。美國人口占世界的4.2%，卻承受了19%的新冠死亡。這並非偶發現象。多年來，CDC在本應主責的領域目睹了慢性病不斷攀升這一真正的“現代大流行”，而自2014年以來，美國預期壽命還在下降。信任隨之坍塌：在2023至2024年秋季新冠加強針項目中，只有三分之一的醫護人員參與接種；在2024至2025年度，12歲以下兒童接種加強針的比例不足10%。美國民眾不再相信CDC會以他們的最大利益為念。川普總統已委託我重建這份信任，並讓CDC回歸其核心使命。CDC於1946年以“傳染病中心”（Communicable Disease Center）起家，任務是消滅瘧疾。僅一年後，它的職責擴展至所有傳染病，並為各州衛生部門提供一線支援。1951年，CDC建立“流行病情報服務”（Epidemic Intelligence Service，EIS），這支“疾病偵探”隊伍成為美國抵禦暴發的第一道防線。1992年，機構改用現名。與由成文法一次性創設的機構不同，CDC的擴張並非一蹴而就，其使命在撥款安排、行政優先序與特殊利益的推動下零散生長。多年下來，它從一支以戰備與響應為本的隊伍，蛻變為幾乎對所有健康議題都插手的龐大官僚體系，且常與衛生與公眾服務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HHS）內其他機構的工作重複。如今，CDC的預算只有一半真正用於其傳染病使命，流行病學家不到員工總數的十分之一。這樣的偏離解釋了該機構在大流行中的諸多失當。拜登政府對CDC的重組未能化解問題，它把“健康公平”（health equity）置於優先位置，卻忽略了關鍵所在：CDC已偏離核心使命。我們已展示出一支聚焦的CDC能取得怎樣的成效。今年德克薩斯州出現麻疹暴發時，我們把疫苗、治療與資源迅速送達疫源地，疫情很快止住。這證明，只要以科學為導向而不被意識形態牽動，CDC就能迅速而精準地行動。那次響應既非“支援疫苗”的立場宣示，也非“反疫苗”的表態，它沒有被“公平結果”或類似“懷孕人群”（“pregnant people”）這樣的政治正確表述分心。它是有效的。有效性而非政治，將是我們領導工作的準繩。CDC目前還在63個國家開展工作，力圖在生物威脅抵達美國本土之前加以監測。其“生物威脅雷達探測系統”（Biothreat Radar Detection System）是一種先進的早期預警工具，能夠及早識別諸如H5N1或MERS等病原體，以避免災難發生。我們知道，慢性病是新冠在美國致命性特別高的重要原因。傳染病與慢性病彼此關聯。用於抗病的工具如疫苗、抗生素與治療藥物能夠挽救生命，但也可能在部分患者中引發不良事件。這一事實不能再被忽視。多數慢性病項目將遷入新設立的“健康美國管理署”（Administration for a Healthy America），而CDC將為這條關鍵關聯帶來更透明的研究與資訊公開。前行之路很清楚：讓CDC重新聚焦傳染病，投資創新，並以正直與透明重建信任。為此，CDC將把工作重點放在六項優先任務上：防範威脅：通過強化呼吸道疾病監測與由尖端分子工具驅動的“生物威脅雷達”，實現對傳染病的發現與遏制。夯實基礎設施：強化全球與國內體系，以便預測、追蹤並應對危險暴露與暴發。系統現代化：升級資料、實驗室與流行病學能力，以匹配21世紀的威脅。投資人才隊伍：重振“疾病偵探”的優良傳統，在國內外培養流行病學人才。提升科學嚴謹性：以金標準的科學為每一條建議背書，確保美國在安全有效的疫苗與可信指引方面繼續引領世界。賦能州與社區：回歸最初使命，為處在暴發一線的州與地方衛生部門提供支援。我們已採取行動，著手消除利益衝突與官僚惰性。我們調整了免疫實踐諮詢委員會（Advisory Committee on Immunization Practices，ACIP）的組成，更換了反對改革的負責人。美國人民選舉的是川普總統，而不是盤根錯節的官僚體系來制定健康政策。這就是“讓美國再次健康”（Make America Healthy Again，MAHA）的實踐。CDC的大多數基層員工都是正直的公共服務者。在煥新的使命下，他們能夠以科學家的身份開展工作，而不必向政治低頭。該機構將再次成為全球傳染病政策的權威。首先，CDC必須重建公眾信任，而這項重建已經啟動。我們會堅持到底，直到美國的公共衛生機構再次以透明、誠實與正直的方式服務人民。 (一半杯)

【導讀】2025年上合峰會於今日在天津開幕，這不僅是中國今年最重要的主場外交之一，更是上合組織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屆峰會。會中，印度總理莫迪表態印中作為全球重要經濟體（也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兩個國家），加強合作十分重要。另外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公開發文，中國、亞美尼亞發佈聯合聲明等，都凸顯出南方國家對中國的高度重視，以及其日益增長的國際影響力。本文指出，全球南方國家不僅在經濟上快速崛起，更在積極探索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而這迫切需要建構自主發展理論支撐。二戰後，美國主導的發展主義理論雖為部分南方國家提供了發展框架，但其本質是西方中心主義的，將複雜的發展問題簡化為線性進步模型，很大程度上忽視了南方國家獨特的歷史語境。作者認為，隨著“發展”一詞被美國定義並主導，南方國家自主發展願望都被選擇性地忽視了。這導致南方國家陷入一種“話語被動”：發展實踐在場，但發展理論缺席。倘若南方國家無法扭轉這種被動地位，而只能依賴外來知識體系表達自我訴求的話，長此以往會喪失自主發展的能力。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新發展主義應運而生。全球南方的整體興起以及相互間日益成熟的合作網路，正為全球南方重塑發展話語打下堅實的基礎。需要指出的是，新發展主義並非一個具體的理論，而是在實踐中、在反思發展主義的基礎上總結出的一些理論觀點。這種源於實踐的理論集合，正成為南方國家打破知識依附的關鍵力量。新發展主義：可否成為全球南方的理論武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以殖民/被殖民為特徵的全球地緣政治經濟體系走向崩潰，“南方國家”作為世界體系中一個新概念開始出現。美國主導的西方世界憑藉其資本和技術、知識和制度的優勢，與南方國家追求國家發展的迫切願望相結合，推動了發展主義思潮的興起。南方國家進入到美國主導的“發展時代”，發展主義理念也逐漸主導南方國家的發展。然而，隨著南方國家建設和經濟發展不斷推進，發展主義理念的弊端不斷顯現，其有效性開始受到質疑，在全球範圍內出現了反思發展的思潮，以此催生出了新發展主義。全球南方成長於以美蘇兩大陣營的政治角力為核心的地緣政治經濟環境中。在實踐中，全球南方國家通過南北合作的吸納式發展學習、南南合作的相互學習以及獨立發展實踐的自我學習，逐步孕育出了追求獨立自主發展的內生動力。雖然經歷了波折，但在這一內生動力的驅動下，南方國家逐步探索出了多樣性的發展道路。在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的引領下，南方國家在21世紀實現了令人意外的崛起。2023年，“全球南方”成為《金融時報》年度熱詞之一。《外交政策》雜誌2023年初發文認為，“全球南方”在各個領域的影響力都在不斷擴大，這是2023年一個極富意義卻常被忽視的重要全球政治趨勢。全球南方的崛起不僅激發了對發展的反思、推動了新發展主義的政策和學術思潮，同時也促使南方國家從倚重後殖民主義知識體系，轉向思考“自主性發展知識”。全球南方的崛起沿循了“政治自覺”（政治獨立）、“經濟自覺”（經濟發展），但全球南方真正意義上的崛起恐怕很難離開“知識自覺”。南方國家的可持續發展需要“南方的理論武器”。在全球南方崛起的背景下，本文著眼於發展主義和新發展主義的形成與全球南方關係，分析它們對全球南方發展的理論意義。發展主義和新發展主義是內涵廣泛、錯綜複雜的政治經濟意識形態思潮的總稱。本文希望通過這一簡要的分析，提出新發展主義可否成為全球南方發展理論武器的議題。本文強調“南方的理論”，並不必然意味著作者持二元知識範式的立場。同時，本文不涉及一般意義上的哲學、思想與社會文化理論和知識，而主要聚焦涉及發展的理論觀點。▍發展理論的建構與批判：南方的被動從廣義和去政治化的角度講，發展是一個全球性和普遍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變遷的歷史過程。但從狹義的角度講，發展則主要指發端於二戰之後的，發達國家通過援助和干預支援新興的獨立國家經濟發展的“社會工程”。這一“社會工程”的理論核心是以西方為中心的發展主義理論。該理論體系在本質上受到了“環境決定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潮的影響。從歷史的角度講，西方中心的發展主義理論是西方社會經濟實踐和思想演化的知識產品。發展主義理論最終走上全球發展的舞台受到了多方面因素的影響。第一，二戰後，美國取代歐洲成為世界政治經濟的核心力量。為了確保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中心地位，美國主導建立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以及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統稱布列敦森林體系。這一體系既控制了世界經濟和貿易，同時也作為制度和金融體系服務於美國對南方國家的援助，為發展主義提供了制度和資源供給。第二，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正統古典主義經濟學政策導致了西方世界的經濟大蕭條，強調政府干預的凱恩斯主義隨之走上西方經濟政策的舞台。凱恩斯經濟學所倡導的政府干預、發展規劃、政府投資公共部門等主張也同時開始影響開發中國家的發展政策，成為發展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三，歐洲復興計畫的成功為發展主義提供了實踐支援，從而推動了通過發展援助支援受援國實現經濟發展框架的形成。第四，獨立之後的新興國家普遍抱有追求國家發展的訴求，這些國家的精英和社會大眾與發達國家在發展問題上達成了一致，為發展主義理念的應用提供了合法性。發展主義理論框架的思想和實踐資源主要來自三個方面。第一，源於15世紀以來歐洲資本主義與非歐洲國家的長期交流互動。在這一過程中，歐洲逐漸形成“文明/落後”的結構性認知，並由此發展出了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潮。與此同時，歐洲殖民主義者在殖民地開展了一系列旨在改造殖民地的干預性建設，在這一過程中積累了有關殖民地治理和建設的理論與經驗。這些理論與經驗在去殖民化之後都轉入了發展援助的實踐中。因此，發展援助也常被批判為某種意義上的“新殖民主義”。第二，拉丁美洲的發展實踐以及相應的國家主導發展的理論認識。作為歐洲和北美之外最早推動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南方地區，拉丁美洲在19世紀後期開始了初級工業化，並在20世紀30年代推動了進口替代工業化。在這一過程中，拉美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出現了以勞爾·普雷比什為代表的結構主義經濟學的“南方理論”，並對發展主義的形成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第三，中國自清末以來，封建的農耕經濟開始衰落，現代工業化發端。到民國以後，民族工業已經具備了相當的規模。美國太平洋學會資助了大量美國和中國的經濟學家展開研究，出現了如方顯廷這樣的經濟學家。他的經濟學理論堪稱早期的“發展經濟學”。儘管如此，真正推動發展主義成為發展理論與政策指導的，主要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和結構功能主義社會學。1951年，劉易斯受聯合國委託完成的《欠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措施》被認為是發展主義的基礎理論。沃爾特·羅斯托1960年出版的《經濟成長的階段——非共產主義的宣言》一書，指出經濟成長存在不可超越的階段。美國社會學家塔爾科特·帕森斯提出欠發達國家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將從傳統狀態過渡到發達狀態。增長經濟學的理論與社會發展以工業化為目標的理論，共同構成了發展主義的現代化理論體系。早期關於欠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討論，主要參考了拉美和中國的發展實踐經驗（特別是拉丁美洲的經驗），聯合國組織的相關研究也都展開了相應的實地調研。劉易斯報告中體現的各種觀點——如反對帝國主義的傾向、發展需要有文化的導向、發展規劃的必要性以及援助效果的監督等——既源自他作為西印度群島黑人的成長經歷，也來自他對於拉美經濟發展歷史的瞭解。遺憾的是，逐漸走入學術和政策舞台的發展主義理念，除了少數技術性的要素外，基本都是基於西方思想和實踐的建構性知識產品。此後，各種從不同學科角度提出的發展理論，幾乎毫無例外地將理論框架建立在脫離欠發達國家實際、迎合西方社會進化論和政治制度偏好的基礎上。主導南方國家發展的發展主義理論呈現出嚴重的“南方缺位”。基於北方的“思想”建構的懸置性理論來指導南方國家的在場性發展實踐，造成了理論與實踐的鴻溝。儘管南方國家是發展的實踐場域，南方國家在發展理論的建構方面卻長期處於被動——即便在對發展主義的反思問題上也同樣如此。拉丁美洲是最早實踐發展主義的南方地區，也是二戰之後繼續實踐美國為主導的發展主義理念的地區。到20世紀60年代，拉丁美洲債務高築、社會矛盾激化、左翼思潮出現，同時也出現了拉美的左翼發展思想。但是這些思想被認為是“地方性”的，反思發展主義的理論主流依然在西方。法國經濟學家佩魯先後於1962年和1964年出版了《新興國家經濟——工業化與國家發展》和《20世紀的經濟學》，被廣泛視為最為系統性地挑戰了發展主義理論的著作。他在1983年向聯合國科教文組織提交的《新發展觀》報告中，明確提出了以國家“內生的”力量與資源為基礎追求發展的重要性，並闡述了用國家權力約束市場的重要性。1963年，英國發展研究院的建院院長、著名發展經濟學家達德利·西爾斯發表了《特殊案例的侷限性》一文，他認為大學裡講授的主流經濟學是以發達國家經驗為基礎的產物，不適用於“欠發達國家”。其後，不同學科反思和批判發展主義的研究大量湧現，逐漸成為學術時尚。對於“北方理論主導”的批判性審視並非質疑其理論本身的合理性，而且，認為南方國家在這場反思和批判的思潮中完全缺位也並不客觀，但不得不承認，即便有南方國家學者的參與，這場由北方國家主導的反思與批判，大多仍然缺乏真正意義上的“南方立場”。在發展理論的殿堂上，多數西方的理論家依託其強大的“建構與反思”的知識生產能力和以提出“研究問題”為特徵的學術路徑，將南方發展問題“想像化”和“知識自我化”，滿懷自信地生產理論和概念，同時又在學術的法庭上對這些理論展開看似不留情面的控訴與批判，從而形成了所謂的“學術權威”以至於“學術霸權”。南方的思想除了“接軌”“協助”“補充完善”，剩下的也只能是被動與無奈地仰望西方知識的神聖殿堂。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三位美國經濟學家達龍·阿西莫格魯、西蒙·約翰遜和詹姆斯·魯賓遜，以表彰他們對於制度差異如何影響國家的繁榮的研究貢獻。他們合作的著作《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早已在中國傳播。中國學者曾就此書提問：“為什麼不提出國家為何成功的問題呢？”網上也有人指出：“中國的成就對於諾貝爾獎得主的理論構成了考驗。”阿西莫格魯等人關注的核心是開發中國家的發展問題。他們的觀點非常重要的學術價值就在於，如同瑞文·康奈爾所說的，揭示了在普世性的表象之下，“北方理論”的社會科學實則是宗主國社會的觀點、視角和問題。人類的知識當然具有普遍性意義，但這一普遍性應當是原則性的，即理論與實際的一致性。普遍性並不意味著知識——特別是社會科學的知識——沒有時代性和政治社會文化的情景性。社會科學的知識體系既有情境性，同時又是高度政治化的。發展理論知識的形成與演化在這一點上並不例外。強調南方國家的理論被動，並非刻意強化南北知識對立，而是旨在呈現發展理論和知識生產中的“主客體”關係，以及長期存在的南方作為“他者”從而被消費的知識殖民主義問題。發展理論的核心缺陷恰恰是實踐情景在南方，理論的主導則在北方。如洪通吉所言，這是殖民地科學向後殖民世界的延伸。▍一個某種意義上被“誤讀”的發展主義在發展的語境下，發展主義和新發展主義是理解南北關係與全球南方崛起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知識單元。討論新發展主義與全球南方崛起的關係則需要回到發展主義這個起點上。1949年1月20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在就職講演中系統闡述了美國對於前殖民地的政策。他提出了一項大膽計畫：利用美國先進的科技和工業優勢，幫助欠發達地區實現經濟增長和改善生活水平。這一計畫的核心是與其他國家一道推廣民主制度，推動欠發達地區的科學技術發展和工業化，通過提供援助干預實現欠發達地區發展。自此以後，幾乎所有涉及發展研究的著作都將此看作是當代“發展”概念的起源。因為美國不僅明確提出了援助欠發達國家的發展理念，同時也主導建立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發展機構，並與盟國建立了國別發展援助機構以及單列國際發展財政預算，形成了從理論、資源供給到機構的完整發展主義制度體系，並以此推動了在欠發達國家的發展實踐。如果說“殖民”是歐洲帝國主義遺產的話，那麼，“發展”則理所當然被認為是美國的當代資產。與歐洲早期通過殖民主義統合世界事務不同的是，二戰後美國獲得全球主導地位時，面臨著截然不同的地緣政治環境，需要根據新的地緣政治的客觀要求調整策略。二戰前，反對殖民主義的運動就已日漸高漲，二戰延緩了去殖民化處理程序，美國則需要順應這一潮流，形成既符合自身要求，同時也能回應新興獨立國家政治訴求的新戰略。因此，杜魯門在“第四點計畫”講話中提出了反對歐洲帝國主義對殖民地剝削的主張。與此同時，美國需要一個統合世界，特別是統合新興獨立國家的理論範式和實踐體系。歐洲帝國主義者成功建構了基於社會進化論的“文明/野蠻”的結構主義理論認識範式，為其“改造落後民族”的殖民主義提供了道德合法性。去殖民化消解了這一道德合法性，在此基礎上，幫助欠發達地區發展則成為美國取代歐洲殖民主義、主導世界秩序最好的道德武器。杜魯門的“第四點計畫”將“落後地區”轉變為“欠發達地區”，將改造落後地區的殖民主義轉換為幫助欠發達地區的發展主義，並將這一計畫放置在政治平等與反對殖民主義經濟剝削的大旗之下，從而在形式和修辭上改變了殖民主義時代的等級關係。這是西方資本主義在進入新階段以後，憑藉二戰勝利的政治資本和戰爭期間積累的巨大工業產能對全球體系的整合。然而，這一改變並未動搖從15世紀開始逐漸形成的西方/非西方不對等的結構關係。美國通過推動欠發達地區發展的新議程，再次將蘇聯陣營之外的多數前殖民地，納入了以發達/欠發達為特徵的新的全球結構體系中，讓不平等的結構在新的時空中得以再生產。在此語境下，發展與美國主導全球的權力訴求融為一體。這種融合必然要求對發展的過程進行控制，因此，二戰以後，在美國的主導下，西方世界逐漸形成了一整套國際發展援助體系。發展主義則成為這個體系的代名詞。發展主義實際上成為一種被稱為“新殖民主義”的教義和霸權，也自然成為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展霸權的標誌。然而，西方世界對於發展的控制，只是發展主義意識形態在地緣政治和知識技術維度的特徵，並非其全部含義。從廣義的角度講，發展主義思潮同樣包含了南方國家追求現代化的內在訴求。例如，孫中山1918年11月出版了《中國的國際發展》一書；1919年他致函美國商務部長威廉·瑞德菲爾德，並附上他基於這本書所起草的“中國國際發展項目草案”。在該草案中，孫中山請求美國向中國提供資金、專家和技術援助，修復戰爭的創傷；他同時建議把援助和推動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作為國聯的主要任務。很顯然，無論從提出現代意義上的發展概念還是提出通過國際援助推動發展的角度講，孫中山都應該是國際發展的創立者。孫中山《中國的國際發展》一書不僅僅呼籲展開國際合作，同時也系統論述了中國自主發展道路的戰略問題。他提出的中國需要提升國家能力、領導中國的民族工業化以及發達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援助等觀點，與三十年後出現的發展主義理念的諸多要素一脈相承。事實上，發展主義思潮並非簡單的地緣政治經濟概念，而是涉及歐洲資本主義發展史、南方國家的發展歷史以及南方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互動等複雜的歷史政治經濟景觀。羅威廉的一系列研究展示了歐洲資本主義衝擊中國之前，中國本土現代化的進展。這也是孫中山在民國初期提出中國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中國共產黨推動現代化，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後倡導“發展是硬道理”，推動“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現代化的內在邏輯。實際上，以發展為特徵的現代化是一個世界性的歷史過程，這一過程以工業化為動力，推動傳統的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全球性大轉變。馬克思認為現代化有資本主義工業化的含義，也有後發國家趕上工業化的含義。不僅像中國這樣具有長期歷史文明的國家一直都在“發展”的道路上，最早取得獨立的拉丁美洲國家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便推動了進口替代的工業化。二戰以後逐步獲得獨立的南方國家，同樣將推動發展作為建設國家的主要手段。歐洲資本主義的海外擴張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這一過程為當地人民留下了一系列遺產、制度和想像——其中，發展就是最為主要的想像。因此，雖然南方國家很難避免西方資本主義的影響，但是如同羅威廉對於中國的研究所展示的，“現代性”是多樣性的，發展也並非西方的專利。很顯然，發展主義可以被視為一個由兩個相互聯絡，但分屬於不同主體的話語體系組成的混合意識形態。一是西方的發展主義——也是我們通常批判的發展主義。從這個角度講，發展主義在政治上是霸權的，在理論上是建構的，歷史上則是殖民主義的延伸，是殖民統治的產物。二是南方國家的發展主義，這個視角的發展主義具有“本土性”“雜交性”“後發性”的特點。由此可見，將發展主義完全“西方化”是片面的，會造成對發展主義的誤讀。拉丁美洲和中國早期的發展實踐聚焦工業化為核心的經濟發展，認為經濟發展可以帶動社會進步和全面的經濟社會轉型，這些思想毫無疑問屬於典型的發展主義理念。從這個意義上講，把南方國家看作發展的受害者看似具有深刻的批判性，但在客觀上則是片面和極端的，對於南方國家甚至是有傷害的。事實上，發展主義之所以會遭受誤讀，恰恰是因為南方國家在理論建構和話語體繫上一直處於被動地位。由此可見，南方國家如果缺乏知識的自覺並失去自主性思想的支撐，轉而被那些並不植根於南方土壤的外來知識體系通過建構和批判展開循環性替代表達的話，那麼南方國家最終就會喪失自主發展的能力。▍新發展主義：全球南方發展的理論自覺法國人類學家路易·迪蒙曾嘲笑“印度社會學”是自相矛盾的，他認為社會科學只會有一套普世性的概念與方法。這一論斷其實並非全錯。人類的行為和社會等諸多方面都具有共同的特徵，自然會分享很多共同的知識和理論。問題在於如何生產這些知識，以及知識生產和應用過程中的權力結構。本文認為，發展主義在實踐中遭遇失敗的主要原因在於主流的發展理論和政策存在嚴重的“南方缺位”。然而，隨著全球南方的不斷成長，這一格局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新發展主義的興起充分展示了南方國家的理論自覺。1987年，巴西經濟和社會學家魯伊·毛羅·馬里尼在《墨西哥社會學》雜誌發表了《新發展主義的理由》一文，首次提出新發展主義的概念。1994年，林毅夫、蔡昉和李周的《中國的奇蹟：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一書可以看作是典型的“南方經濟理論”。2007年，巴西經濟學家路易斯·卡洛斯·佈雷塞爾-佩雷拉在阿根廷的《新社會》雜誌發表了《新發展主義的國家與市場》一文，系統闡述了一系列不同於新自由主義的投資、利率、匯率和工業化升級等新發展主義觀點，明確提出了國家在中等收入國家的經濟發展中不可替代的作用。2010年包括北方學者在內的一批對新自由主義持批判態度的經濟學家在巴西聖保羅開會討論替代發展的問題，會議形成了《聖保羅宣言》。該宣言標誌著拉丁美洲學者推動的新發展主義經濟發展思想開始得到主流發展理論的高度重視。2012年，林毅夫《繁榮的求索——發展中經濟如何崛起》的中英文版出版，基於中國經驗的新發展主義經濟理論觀點與拉丁美洲的新發展主義觀點匯合。從20世紀拉丁美洲的普雷比什和中國的方顯廷，到21世紀的佩雷拉和林毅夫，前後將近百年，從結構主義到新結構主義，從發展主義到新發展主義，承載著南方學者思想理論自覺的夢想。新發展主義並非一個具體的理論體系，而是一個內容廣泛的思想理論觀點和實踐政策的統稱。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不同國家、不同領域的學者和發展政策專家，在反思受自由主義影響的、在發達國家流行的現代主義和在開發中國家流行的發展主義實踐的基礎上，新發展主義逐漸成形。與發展主義相同的是，二者都強調經濟發展和政府的作用。但不同的是：首先，兩者出現的時代背景完全不同。發展主義時代的南方國家普遍處於貧困狀態，南北經濟發展水平懸殊；而進入本世紀以來，這一現象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其次，發展主義反映的是發達國家的觀點和目的，而新發展主義則是基於南方國家實踐在場性的理論認識。再次，新發展主義的理論觀點具有實踐和理論上的包容性，既針對了北方國家實踐也針對了南方國家的實踐，理論體系中既有“南方知識”也有“北方知識”，因此屬於全球發展知識。新發展主義在本體論上否定了西方進步路徑的唯一性，在認識論上否定經濟發展的統治性，強調以人為本、環境資源友好、社會文化發展和現代化道路的多樣性、承認市場的有限性等；在方法論層面否定了二元對立和發展的前後次序性，反對發展主義教義下經濟發展導致社會文化轉型直到政治民主的線性發展路徑，強調社會文化多樣性和跨越性發展；在實踐上，新發展主義主張在經濟發展中優先保護環境資源，強化國家在經濟中的作用，如控制匯率和利率、監管資本、實施工業化政策等。▍結語如果說瑞文·康奈爾提出的“南方理論”的問題，是西方社會科學家在某種程度上試圖擺脫從殖民主義到後殖民主義範式的學術倫理的一種自我反思，那麼以中國學者為代表的南方社會科學家日漸增加的對“自主性知識”的追求，則可看作是南方學者擺脫“他者身份”的思想自覺。過去二十多年興起的新發展主義發展理論，正是這一學術自覺過程極具時代意義的產物。新發展主義伴隨全球南方的崛起而興起，是南方國家發展實踐的知識產品。第一，新發展主義的發展理論思想不是憑空建構出來的，而是對發展主義發展理論的繼承與批判。推動南方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是發展主義理論和政策的核心，也是新發展主義發展理論和政策的核心。但是新發展主義的發展理念拒絕新自由主義的發展理念，堅持政府主導和一系列的工業化政策主張，同時將社會發展的維度納入政策體系，從而協調經濟和社會的同步發展。第二，新發展主義的理念以及相應的政策歷史性地聚焦南方國家的發展歷程，其中的一系列主張均是對以往發展實踐的反思和創新，核心的理論觀點與政策均屬於在場性的知識並源於現實發展的需要。第三，新發展主義發展理論並非閉門造車，相反，它充分吸納了包括新自由主義、後現代主義等不同類型學術思潮中有利於南方國家發展的思想，如市場經濟、產權、綠色發展等。第四，倡導新發展主義的主體是南方國家的學者、政策制定者和發展實踐者。這一主體性確保著新發展主義理念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的在場性及相關性。需要指出的是，新發展主義並非一個具體的理論，而是在實踐中、在反思發展主義的基礎上總結出的一些理論觀點。更為重要的是，新發展主義的發展理論興起於冷戰以後的全球化時代，而且伴隨著全球南方的崛起。隨著全球發展格局的變化，一系列催生新發展主義的外部和內部條件也都在發生變化，因此，新發展主義的觀點也將隨之發生變化。但與以往不同的是，全球南方已經積累了豐富的自主發展資源，即日益增加且多元化的南南合作發展融資體系，日益發展化的制度資源，如金磚國家組織、亞投行和新發展銀行等發展制度體系。全球南方基於這些資源所開展的發展實踐，正在不斷生產新的發展知識。中國正在推進的基於“新發展理念”的現代化實踐，不僅為新發展主義提供了全方位的實踐支撐，同時也極大地豐富了新發展主義的理論維度。一旦全球南方堅持實踐為基礎的理論自信，新發展主義必將成為全球南方發展的理論武器。 (文化縱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