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美國一直被許多人視為“民主燈塔”。它不僅在制度設計上強調權力分立與制衡，更以新聞自由、言論開放、活躍的公民社會，塑造了一個幾乎成為普世價值代名詞的形象。冷戰時期，西方世界以美國為代表的民主制度，甚至被描繪成與極權主義截然對立的文明高地。對於很多天朝群眾而言，“美式民主”也曾是一個充滿想像力的參照物：那裡有自由的大學講堂、批判性的媒體、獨立的司法與充滿活力的公共辯論。然而，今非昔比，時過境遷。大西洋月刊剛剛發表了一篇文章，《美國的殭屍民主》，揭示了另一幅圖景：民主的外殼依舊存在，但內部已經被權力、冷漠與技術掏空。選舉仍在進行，卻不再公平；法院還在運作，卻往往迎合權力；媒體並未沉默，卻因恐懼和收買而逐漸失聲。美國的公民社會在表面上延續，但實際上如同“殭屍”般苟延殘喘。這種“看似正常”的威權主義比傳統的極權更危險，因為它讓人難以察覺自由的流失。更嚴重的是，人工智慧的迅速發展與這種趨勢交織在一起。AI不僅重塑了人們獲取資訊和理解世界的方式，還可能進一步削弱了人們的獨立思考、公共參與和人性深度。當政治威權與技術霸權結合在一起，民主制度就不再是抵禦專制的盾牌，而可能蛻變為維持控制的工具。對很多有心人來說，這種轉變不僅僅是“美國的危機”。它意味著那個曾經被寄予厚望的民主燈塔，也正在失去光芒；也意味著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場整體危機。也許我們應該重新思考：在資訊極化、演算法操縱、社會冷漠的時代，真正能守護自由的，不是一種制度的外殼，而是每個人是否有願意並且有能力去思考、去表達、去承擔。America’s Zombie DemocracyIts trappings remain, but authoritarianism and AI are hollowing out our humanity.By George Packer美國的殭屍民主其外殼尚存，但威權主義與人工智慧正在掏空我們的人性。2025年9月24日我們正生活在一個威權（authoritarian）國家。今天早上，我帶著我的狗在公園裡照常散步，晨光熹微，草葉上的露珠在我的靴子上閃閃發光，那時我並沒有這種感覺。當你在星巴克點一杯冰摩卡拿鐵，或是看著愛國者隊輸給鋼人隊時，你也不會有這種感覺。日常生活的常態持續不變，這讓人迷失方向，甚至無所適從。然而，這卻是事實。我們腦海中關於威權主義的印象，大多來自20世紀：穿著長筒靴、踢著正步的軍人，高呼政黨口號的群眾，街道兩旁掛著領袖的巨幅畫像，地下室裡秘密召開的反對派會議，光禿禿燈泡下的審訊，以及行刑隊執行的槍決。類似的情形今天依然存在——在某些國家。但如果這篇文章讓我在美國被投入監獄，我會感到驚訝。21世紀的威權主義看起來不同，因為它本質上就不同。政治學家們試圖為其尋找新的術語：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競爭性威權主義（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右翼民粹主義（right-wing populism）。在匈牙利、土耳其、委內瑞拉和印度等國家，民主制度並未被推翻，也非一夕崩潰，而是逐漸受到侵蝕。反對黨、司法機構、媒體和公民社會團體並未被摧毀，但隨著時間推移，它們失去了生命力，如同殭屍機構（zombie institutions）般苟延殘喘，製造出民主依然存在的假象。民主與專制之間模糊的界線，是現代威權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徵。我們如何知道自己已經跨越了這條界線？這類政權有憲法，但已被拔去牙齒。選舉照常舉行，但已不再真正公平或自由——執政黨控制著選舉機器，如果結果不理想，就會受到挑戰，並可能被推翻。公務員要想保住飯碗，需要證明的不是自己的能力，而是對領袖的個人忠誠。獨立的政府官員被解僱——檢察官、監察長、聯邦專員、中央銀行行長，其職位則被交予馬屁精。由執政黨控制的立法機構，淪為行政部門的橡皮圖章。法院仍在審理案件，但法官的任命依據是其政治觀點，而非專業知識。他們的判決意見，儘管披著中性法律術語的外衣，卻總能如領袖所願，為其最不自由的政策背書，並使其免於問責。法治淪為對朋友的施恩和對敵人的迫害。三權分立原來只是一紙脆弱的君子協定。對領袖的權力已無任何有意義的制衡。這些政權是由某種意識形態驅動的嗎？它們會為了某個萬能的“主義”而犧牲一切嗎？令人懷疑。它們沒有意識形態，只有空洞的口號。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一樣，曾是一種嚴肅的意識形態——它動員了20世紀一些最先進國家的人民，讓他們拋棄自由，挨餓受苦，為鬥爭和戰爭獻出生命。法西斯主義的嚴酷性足以堆積起一座屍山。今天的威權主義不會激勵人民為祖國建立英雄功績。領袖及其親信，無論在朝在野，都利用職位來維繫權力和中飽私囊。腐敗變得司空見慣，以至於被視為理所當然；公眾變得麻木，在任何其他時代都會引發眾怒的違背道德準則的行為，如今卻幾乎無人關注。該政權沒有關於純淨國度裡無階級或等級社會的烏托邦幻想。它不靠戰爭來壯大。事實上，它對人民的要求極少。在重要的政治時刻，它會煽動仇恨來動員其核心支持者，但其首要目標是讓大多數公民變得消極被動。如果領袖的演講變得無聊，你甚至可以提前離場（在紐倫堡可沒人敢提前走）。21世紀的威權主義，用充足的卡路里和炫目的娛樂來讓公眾安於現狀。其主導情緒並非狂喜與憤怒，而是冷漠與犬儒。由於大多數人仍期望某些權利得到尊重，公然的極權主義鎮壓機制得以避免。最有效的控制工具是分散注意力、製造混亂和挑起分裂。這些政權通過將選民分化為“我們”和“他們”來發展壯大。“我們”被定義為“真正”的人民——通常是工人階級、農村居民、受教育程度較低者——他們自認為是國家的傳統支柱，也是全球化、移民、科技、以及關於種族和性別認同新觀念等經濟社會劇變的受害者。“他們”則是從這些變化中受益的精英，他們對國家及其傳統毫無忠誠可言，還包括精英們用來破壞民族生活方式的外國人和少數族裔。領袖直接代表人民，體現人民對抗敵人的意志。作為民族的捍衛者，他聲稱有權踰越任何法律或其他障礙。他所做的一切就是法治。久而久之，社會被掏空了。參與公共事務的公民組織因害怕引起不必要的注意而不敢過於政治化。大學、教會、非政府組織（NGO）和律師事務所為了博取國家的好感而選擇沉默，因為國家對它們擁有巨大的財政和監管權力。媒體並未被噤聲，但受到煽動性言論、調查和訴訟的恫嚇，記者們不得不時刻掂量某篇報導或某個觀點可能帶來的負面後果。隨著時間的推移，主要媒體落入領袖朋友的控制之下，只留下少數獨立媒體為追求真相而苦苦掙扎。威權政權及其盟友，在網際網路和社交媒體上發佈鋪天蓋地的謊言，製造對真相的極大不確定性，以及對傳統資訊來源的極度不信任，以至於公眾束手無策，選擇置身事外。當雙方的黨派支持者在無休止的演算法注意力爭奪戰中使用煽動性語言時，那些並非特別投入或知情的普通人變得麻木和疲憊。而這種社會環境，使得威權者無需訴諸恐怖手段即可施加控制。無法知曉真相，我們便有喪失自由的風險。政治哲學家漢娜·阿倫特在臨終前曾說：“如果每個人總是對你撒謊，其後果並非是你相信了謊言，而是再也沒有人相信任何事情。一個再也無法相信任何事情的民族，無法做出自己的決定。它不僅被剝奪了行動的能力，也被剝奪了思考和判斷的能力。而對於這樣的民族，你便可以為所欲為。”這些就是現代威權國家的特徵。如今，這個國家的每一吋土地上都存在著這些特徵。對總統唐納德·川普權力的制衡，無論是在法律和憲政框架內，還是在更廣泛的社會層面，都已變得如此薄弱，以至於他幾乎可以為所欲為。他派出蒙面警察，在沒有合理逮捕理由的情況下將人們從街上抓走，讓他們消失在秘密監獄，再將他們遣送到任意國家。他解僱經驗豐富、愛國的公務員，換上不合格的馬屁精。他以豪華飛機或“Meme幣”的形式，公開接受來自外國和美國商業利益的賄賂。他命令媒體公司停止批評他，否則後果自負——許多公司照做了。其中一些行為雖被下級法院法官暫時阻止，但最高法院卻在一樁又一樁案件中，使自己成為阻礙總統問責的防火牆，而共和黨領導的國會則欣然接受自身的無能。有時，對川普權力的唯一制約似乎就是他自己的注意力持續時間。一件小事可以揭示一個國家真實狀況的大背景。上周我在俄亥俄州做講座，晚餐時一位教授提到教育部最近的一封信，信中宣佈聯邦半工半讀（work-study）資金將不再涵蓋無黨派的公民工作，例如選民登記，因為這屬於“政治活動”。政府為這項禁令辯解稱，半工半讀工作應“儘可能提供與學生學習課程相關的真實世界工作經驗”。但正如那位教授對我所說：“對於主修政治學的學生，或任何學習成為自由社會積極公民的人來說，無黨派的選民動員就是‘與學習課程相關的真實世界工作經驗’。”川普政府不僅在利用聯邦資金要挾高等教育機構，壓制其不喜歡的思想和政策，它還想阻止任何不受其控制的公民行動。第二天早上，一位當地圖書管理員告訴我工作中發生了一件令人不安的變化。鎮上的圖書館通常很嘈雜，但在查理·柯克（Charlie Kirk）遇刺後的幾天裡，人們突然開始竊竊私語。全國各地，共和黨民選官員和網路打手正在建立言論罪犯的黑名單。副總統J. D. 范斯建議，應暫停憲法第一修正案對學術思想錯誤者的保護。川普則威脅那些對他和柯克不夠尊重的記者和喜劇演員。一股寒意悄然而至，就連俄亥俄州小鎮圖書館的讀者也擔心被別人聽到談話。這種精神氛圍比華盛頓發生的任何事情都更能說明問題。你可以在中樞神經系統中感受到威權主義的降臨：震驚、懷疑、恐懼、麻痺。熟悉的規範和規則日益瓦解，但最終後果尚不明朗，美國人不知道如何評估危險。我們沒有在威權主義下生活過。自內戰前夕以來，我們從未經歷過如此持續的極化和尖酸刻薄。在麥卡錫時代，許多人的事業和生活被毀，但白宮並未親自領頭追捕。然而，開國元勛們一再警告威權煽動者的出現。他們制定了一部自認為能最好地抵禦這種人物的憲法。1838年，年輕的亞伯拉罕·林肯說，共和國永遠不會被外力推翻：“如果毀滅是我們的宿命，我們必須親手成為其始作俑者。作為一個自由民族，我們要麼永世長存，要麼死於自殺。”事情怎麼會發展到這一步？我們怎麼讓它發展到這一步？因為這不僅僅是別人對我們做的，也是我們對自己做的。19世紀30年代來到這裡研究這種新政體的法國貴族亞歷西斯·德·托克維爾寫道，維持美國民主的關鍵，除了該國的自然優勢和財富，除了其憲法和法律的智慧，還在於其人民的“民情”（mores）：他們的習俗和思想；他們的選擇；他們對公民生活的積極參與；他們克制、負責和寬容的情感能力——托克維爾稱之為“心靈的習慣”（habits of the heart）。這些習慣需要後天習得和實踐，而且學得快，丟得也快。從許多方面來看，民主並非一種自然的政體形式。縱觀人類歷史，它一直是例外。大多數社會都曾被，或允許自己被，單一階級、派系或個人統治。全體人民的自治是反直覺的，就像容忍令人反感的言論自由一樣，而且非常困難。沃爾特·李普曼曾寫道：“人們幾乎願意做任何事，就是不願自我治理。他們不想要那份責任。”今天，在公共生活中，尤其是在社交媒體這個地獄般的地方，我們的心靈習慣往往是無節制、不寬容、充滿鄙夷的。在大型科技公司令人上癮的演算法幫助下，我們已經喪失了自治的藝術——思考和判斷的能力；對話、辯論和妥協的技巧；以及對基本自由價值觀的信念。五年前，在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抗議活動期間，我參與撰寫了一份相當溫和的聲明，捍衛開放探究，由超過150位作家、藝術家和知識分子簽署。聲明沒有使用“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一詞，但批評了這種現象。聲明在《哈潑斯》（Harper’s）雜誌發表後，幾乎立刻就成了“臭名昭著”的《哈潑斯》信函——遭到記者和學者們的猛烈譴責，稱其為精英們的故作姿態和為偏執行為找藉口。這股辱罵的洪流來自左派，他們不再相信開放探究。而右派則對左翼的清教徒大發雷霆，宣稱自己是言論自由的鬥士，即使——尤其是——是仇恨和謊言的言論自由。自川普重返白宮以及柯克被謀殺後，角色完全顛倒了。不久前還精於利用暴民壓制言論的左派，現在（理所當然地）對川普政府自上而下的取消文化感到憤怒。與此同時，那些曾經的言論自由絕對主義者——川普、范斯和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已成為思想罪的最高劊子手。如果今天再寫一封新的《哈潑斯》信函來捍衛開放探究的價值，許多當初最激烈的批評者會爭相簽名。在言論自由問題上的虛偽，正是使威權主義成為可能的民主衰敗的症狀。與此同時，政治暴力如同一場黑色風暴在全國各地升起，在賓夕法尼亞和明尼蘇達，在華盛頓、舊金山和亞特蘭大，現在又到了猶他。當查理·柯克與一群大學生辯論時，那顆殺死他的子彈，代表了民主最糟糕的一種失敗——用子彈壓制言論。罪責只應由槍手承擔。嫌疑人在給室友兼伴侶的簡訊中寫到柯克：“我受夠了他的仇恨。有些仇恨是無法通過協商消除的。”於是，他抹去了那條將言語與行為分開、防止我們自我毀滅的界線。我們墮落的話語體系與這場暴力襲擊的流行之間的關係，並非簡單或直接。在一個公共廣場上，一小部分美國人分裂成相互憎恨的陣營，在渴望權力的領袖和追逐利潤的影響者的惡意蠱惑下，常態化地將對方非人化——這顯然為一些迷失的靈魂越界殺人提供了溫床。但大多數美國人仍然懂得言語和暴力的區別。大多數人對柯克的遇刺感到震驚和悲痛，並對即將到來的惡性循環感到恐懼。大多數人仍然理智、體面，不希望看到他們的對手被殺，也不想要內戰。然而，演算法極化的邏輯似乎無法逃脫。在刺殺事件發生後的幾小時內，一些人不出所料地在網上為柯克的死辯護，甚至慶祝。然後，川普政府做了一件在甘迺迪（JFK）和馬丁·路德·金被殺或里根遭槍擊後從未發生過的事。它利用一樁可怕的罪行作為藉口來壓制異議、粉碎反對派——這正是一個威權政權會做的事。上周日，當成千上萬來自全國各地的人聚集在亞利桑那州紀念柯克時，一場宗教儀式變成了一場由國家支援的、宣揚強硬基督教民族主義（Christian nationalism）的集會。柯克淚流滿面的遺孀埃麗卡（Erika）原諒了凶手，但總統高級顧問米勒卻齜牙咧嘴、脖子青筋暴起，誓言要對無名的邪惡“敵人”進行報復，而川普本人則自豪地宣稱他憎恨他的對手。誰的話更重要？這僅僅是一場醜陋的表演，還是大規模鎮壓運動的開始？也許我們正在目睹的，無論是在這個國家還是在世界範圍內，都是一種向常態的回歸。也許我們不該驚訝，在經歷了兩個半世紀——大約相當於羅馬共和國鼎盛時期的長度——之後，美國的民主正在消失。在我們即將迎來《獨立宣言》250周年之際，建國文獻中的普世理念似乎對許多美國人，尤其是年輕人，失去了約束力。多年來，左派的傑出人物，尤其是在高校中，致力於揭示這些理念從未普世的種種方式：《獨立宣言》中的抽象真理是謊言，是為至今仍在的壓迫結構作掩護。而在民粹——民族主義的右派那裡，政治史上最偉大的話語——“人人生而平等”，如今被加上了如此多的保留條件，以至於不如直接刪掉。范斯想“重新定義美國公民身份”，將其變成一個等級體系，在這個體系中，《獨立宣言》的普世理念遠不如你家祖墳裡埋了幾代死人重要。這讓我想說，正如林肯談到他那個時代的保守派時所說：“我寧願移民到某個不假裝熱愛自由的國家——比如俄國，在那裡，專制可以純粹地接受，沒有虛偽的劣質合金。”哲學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相信，民主不僅是一種政體，更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能讓每個人最大程度實現其潛能的生活方式。我有幸在這個幾乎發明了民主的國家裡，享受了它半個多世紀的恩惠。我的孩子們可能沒有同樣的機會，這讓我心碎。我們能做些什麼來阻止威權主義成為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如何才能改變我們心靈和社會的習慣？外國人感到困惑，為什麼美國人會允許一個威權者剝奪他們寶貴的與生俱來的權利。我也感到困惑——但我也認識到，我們沒有抵抗這種政府的經驗。所以我們可以研究生活在其他現代威權政權下的普通人做了些什麼。見證、抗議、發聲，並以能抓住大眾想像力的創造性方式進行嘲諷。政治家可以競選公職，律師可以提起訴訟，記者可以調查，藝術家可以戲劇化，學者可以分析。美國人已經在做這些事，但到目前為止，收效甚微，因為公眾沒有參與進來，而沒有公眾的支援，威權主義的反對者太過弱小，無法取勝。最大的誘惑和危險是退回到自己的私人世界，靜待其變。OpenAI的聯合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薩姆·奧爾特曼最近登上了《喬·羅根體驗》（The Joe Rogan Experience）播客。當羅根提出AI總統的想法時，奧爾特曼設想了一個能夠與每個人對話、深刻理解他們，然後“為人類或美國公民的集體偏好進行最佳化”的系統。“那太棒了。”對於任何建議由一台讓他成為億萬富翁的機器來統治的人，我都持懷疑態度。我記得馬克·祖克柏的烏托邦夢想：一個能夠創造更開放、更互聯世界的平台，跨越部落界線團結人類，甚至可能結束中東的戰爭。社交媒體對民主造成的未曾預見的損害，與人工智慧可能造成的相比，似乎將相形見絀。它不僅將用演算法取代我們做決定的能力，它正要取代我們，成為我們的治療師、醫生、老師、朋友、愛人、總統。但如果有一天，一個聊天機器人寫出的詩比弗羅斯特（Frost）或畢曉普（Bishop）更好，它仍然毫無價值——因為只有人類的意圖，對意義的追尋和與他人溝通的努力，才賦予一首詩價值。沒有我們，就沒有藝術。聊天機器人迎合了我們內心某種渴望擺脫人性的衝動，彷彿做人太難，自己思考和判斷、定義我們是誰和我們信仰什麼、承受意識和愛上另一個人的必然痛苦，都太過麻煩。這種渴望在今天似乎尤為強烈。因此，人工智慧承諾做威權政權所做之事：取代我們。它們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一面是政治的，另一面是技術的，兩者都是對人類可能性的摒棄。我們正在放棄作為民主社會自由行動者的能力，同時又在建造剝奪我們思考和感受能力的機器。《獨立宣言》和其他建國文獻都基於對人類理性和自由的哲學信念。傑斐遜（Jefferson）在晚年的一封信中寫道：“除了人民自己，我不知道社會最終權力的任何安全存放處：如果我們認為他們不夠開明，無法以健康的審慎來行使其控制權，補救之道不是從他們手中奪走權力，而是通過教育來啟發他們的審慎。這是對濫用憲法權力的真正糾正。”為一個自由社會接受教育意味著什麼？這曾是美國學校的使命——培養一種特殊的人，一個民主公民。在許多方面，我們的高校未能完成這項任務。它們變得貴得讓人望而卻步，同時創造了一個新的有文憑的貴族階層，這加劇了經濟不平等和政治極化。它們把錢花在行政人員和健身中心上，卻削減了整個人文和社會科學項目。這些項目對其自身的消亡也負有部分責任。它們變得如此晦澀和政治化，以至於顯得與更廣泛的社會無關，甚至充滿敵意。有些事情即使是川普政府說的，也是事實——學術界對保守觀點變得不友好。當超過一半的同學害怕說出自己的想法時，那就說明正統觀唸過多，而自由表達太少。為民主而受教育意味著傾聽不同，甚至是令人不安的觀點——去尋找它們，與它們接觸和辯論，從中學習，或許讓它們改變你的想法，同時對民主的侵蝕寸步不讓。這需要練習，我相信，當我們與朋友、陌生人，甚至敵人面對面時，最有可能實現這一點。我們離不開手機，就像人工智慧很快將滲透到我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無疑會帶來利弊。但我們必須抵制它們的暴政，它們對我們自由的威脅不亞於正在形成的威權政權。 (不懂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