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去世
“華人神探”李昌鈺去世,除了眼睛所有器官都捐出,曾說上海是第二故鄉
“華人神探”李昌鈺走了。這個消息有些突然,去年他還應邀專程從美國來滬,作為第十一期“浦江科學大師講壇”演講嘉賓,全程站立在復旦相輝堂開展了長達一個半小時的講座。當天,李昌鈺還參加了復旦大學法醫學與法庭科學學院揭牌成立儀式,並受聘為復旦大學名譽教授。9個月後,卻傳來了他去世的消息。據央視新聞消息,當地時間3月27日,著名美籍華裔刑事鑑識專家、美國紐黑文大學終身教授李昌鈺在內華達州家中因疾病去世,終年87歲。其訃告稱,李昌鈺在去世前經歷短暫病痛,卻展現出非凡的堅強、優雅與韌性。他一生著有或合著40多部著作。在生命的最後幾天,他仍在完善一本關於失蹤人員調查的新書,該書即將出版。據《世界日報》報導,與李昌鈺相識30多年的友人指出,李昌鈺很早就知道生病,他覺得自己一把年紀,無需浪費太多醫療資源,選用自然療法平靜面對死亡。對於生死,李昌鈺向來豁達。他曾表示:“我看破人生,對金錢地位都不很重視,見太多人間不幸,只來一次不必斤斤計較。生死不由我們決定,但行程之上,要發揮人性精神,幫助別人、教育孩子,讓人類活得更好。再有錢、再有名,離開時都一樣,不如在短暫生命裡互相扶持,善待彼此。”而據外媒報導,李昌鈺2014年接受採訪時已表示,他的遺囑已經寫好了,火化。“所有器官都捐出,除了眼睛。假如有天堂地獄,我還是要靠眼睛吃飯”。充滿傳奇的職業生涯李昌鈺是華裔美國人,1938年出生於江蘇如皋的名門望族,他七八歲的時候,全家由上海遷居台灣省。他的人生從來不是一帆風順。上世紀40年代末,他和13個兄弟姐妹隨母親前往台灣,父親坐太平輪離開上海,結果輪船失事,家境逐漸敗落。此後,他母親王岸佛將13個孩子撫養長大。他18歲時,本考上了一所海洋專科學校,但因為家貧,他選擇了學費全免且倒貼生活補助的“警官學校”,後成為台灣省歷史上最年輕的警長。他曾坦率直言:“事實上,我不是一開始就想當警察。是因為家裡窮,上警官學校可以免費。”也正是從那時開始,李昌鈺對鑑識科學產生了濃厚興趣。1964年,李昌鈺懷揣50美元到美國學習。“當時,沒有鑑識科學這個專業,後來我索性在紐約大學學分子化學。”他用兩年半時間修完了4年的大學課程:法律、刑事、生物化學。隨後,又繼續攻讀碩士、博士學位。為了支撐自己的學業,他做過餐館侍者、證券行小職員,教過中國功夫,也當過化驗室技術員。“1974年我獲博士學位,當時美國什麼都要錢,我沒有錢,所以沒有參加畢業典禮,自己在家裡畢業。”1974年博士畢業後,李昌鈺決定去康涅狄格州紐黑文大學,這所學校正要建立鑑識科學中心,需要一個有博士學位的人來主持工作。其實當時許多美國名校如哈佛、伯克利都向李昌鈺發出邀請,但他沒有聽從導師建議,選擇了鑑識科學這個冷門行業。“因為我的興趣在這裡。”那時的美國警界是白人的天下,他們都看不起這個中國人。“最先和我聯絡的是律師,我幫他們打贏不少官司後,州檢察官專門召集警方開會,說以後所有案子都要找‘那個中國人’看一看。”資料圖後來,李昌鈺又成為康州第一任鑑識中心主任兼首席鑑定專家;把簡陋的實驗室擴建成具有國際水準、獨立作業的鑑識科學研究室,成為全美頂尖;紐黑文大學還用他的名字成立李昌鈺刑偵司法學院,且該學院在國際上享有知名度。1998年,李昌鈺擔任美國康州警政廳廳長,是全美首位州級警界最高職位的華裔首長;在任期間,他以身作則,帶領團隊進行州警改革,還放寬了警察招收的外形標準。李昌鈺鑑識過多個全球重大的案件,如甘迺迪總統被殺案、尼克松水門事件、克林頓桃色案、“‘9·11’事件”、美國橄欖球明星辛普森殺妻案等。他開創了以微物證據定罪嫌犯的先河,擅長在蛛絲馬跡中發現真相。在協助“辛普森殺妻案”辯方處理證據鑑識工作時,李昌鈺發現現場的辛普森血跡裡含有防腐劑,警察從辛普森身上提取的7毫升血樣少了1.5毫升。這些發現為辛普森的無罪釋放提供了一定的證據支援。甘迺迪遇刺35周年時,李昌鈺參與重新審理此案。當時唯一剩下的子彈上的指紋已被破壞,他通過分析凶手開的兩槍彈道軌跡和角度,推斷出凶手不止一人,因為兩槍間隔時間不到一秒,彈道卻如此不同。雖然最終受條件限制沒有解開最後的真相,但他的推斷為案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一生曾舉行“三次婚禮”李昌鈺家是個大家庭,他在13個孩子中排行第十一。父親去世後,李母含辛茹苦地把子女全部培養成博士,這位了不起的母親於2003年去世,享年106歲。母親對李昌鈺要求很嚴,他小時候不努力學習,就會被罰跪。長大後,母親也曾在他的工作上給予指導。在康州州長邀請李昌鈺擔任警政廳廳長時,他一開始非常排斥,因為他更希望把精力用在一線研究上。是母親告訴他,美國歷史上還沒有那個華裔能做到警政廳廳長這樣的高官,我們做事情不能光是為自己,還要為自己的族群努力,要為未來的華裔開拓出一條路。李昌鈺2024年接受採訪時還談起自己的母親,稱:“她是非常典型的中國傳統婦女。她教會我很多,其中一句話我記得最深——人的一生有高有低,高的時候絕對不要驕傲;低的時候絕對不要氣餒。每天紮紮實實走一步,一年下來就會有很多成就。媽媽常常說,人不能窮在志氣上,衣服可以破破爛爛,但要乾乾淨淨。做人也要乾乾淨淨,做事一定盡我們的力量。我一直記到現在。”除了母親外,太太宋妙娟也是李昌鈺堅實的後盾。1963年,李昌鈺在台灣省當警官時結識了馬來西亞華僑宋妙娟並對她一見鍾情。得知女兒找一個警察當丈夫,宋父起先是不同意的。為此,宋父親自飛到台灣考察李昌鈺。當時,李昌鈺是台灣地區歷史上最年輕的警長。看著這個五官端正、朝氣蓬勃的年輕人,宋父同意了女兒的婚事,但要求他們回到馬來西亞再舉行一次婚禮。因此,李昌鈺總是說“一生結了兩次婚,但只娶了一個太太”。結婚後,宋妙娟一直是李昌鈺最好的賢內助。他們有一雙兒女。孩子們小的時候,李昌鈺周末會帶他們一起上班。他做實驗,孩子們就在旁邊做功課。李昌鈺本希望能有一個孩子繼承他的事業,但現在,女兒做了銀行家,兒子做了牙醫。李昌鈺與宋妙娟2017年,宋妙娟因病去世。很長一段時間,李昌鈺都沉浸在悲傷之中。後來,他們相識多年的摯友蔣霞萍放下生意前往美國陪伴李昌鈺,幫助他走出悲痛,兩人感情逐漸昇華。‌‌2018年12月,李昌鈺和蔣霞萍舉行婚禮。蔣霞萍與上海頗有淵源2025年,上海海外聯誼會成立四十周年之際,時任上海海外聯誼會名譽顧問的李昌鈺曾以“我和上海的故事”為主題,發佈題為《上海是我的第二故鄉》的文稿。李昌鈺寫到,他雖然不是出生在上海,但上海是他的第二故鄉。“1939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4歲的我,隨著在上海經商的父母親、哥哥姐姐到了上海,我們住在新長路1384號,那時候是法國人的租界。我記得那時候每天都跟著哥哥姐姐們走路到學校去上學,上海是我啟蒙的城市,在那裡我開始成長”。過去60年,每次有機會回國,李昌鈺都會到上海走一圈,親眼看看上海,“從二次大戰躲警報到新中國成立初期,到現在發展成一個國際大都市。近年來,我還多次到上海各大高校:華東政法、上海政法、財經大學、財經學院、海事學院、復旦大學、交通大學等學府去演講。上海現在已經成了一個標準的國際化城市,可以說我是親眼看到了上海的蛻變”。即便在美國生活了幾十年,他依然能講流利的中文、上海話及如皋話。2025年,李昌鈺在復旦大學演講時還謙虛地表示:“很多媒體給了我很多稱號,說我是‘華人神探’‘福爾摩斯’‘包青天’,其實,我只是很普通的一個人,和大家一樣。我只是用科學講話、用證據講話,有多少證據就講多少話。”李昌鈺為復旦師生題寫的“復旦論鑑”。李昌鈺去世後,紐黑文大學校長延斯·弗雷德里克森深表哀悼:“李博士是一位非凡的人,他對我們大學以及法醫科學和執法領域的貢獻無與倫比。他的影響將在一代代學生和執法專業人士中延續。我們向他的家人及所有哀悼者致以最深切的慰問。”“我這一生,經歷過貧窮,見證過殘忍,睡過冰冷的死人堆,也享受過幸福的瞬間,可以說我的人生已經沒有遺憾。”李昌鈺曾如此總結。 (新民周刊)
95歲許倬雲去世:我真正的歸屬,是歷史上永遠不停的中國
8月4日,據媒體報導,著名歷史學家許倬雲先生在美國去世,享年95歲。作為華語世界最具影響力的史學大家之一,他熔古鑄今,學貫中西,精通上古史、經濟史、文化史、考古學、社會學,對中國文化的梳理和傳承是他畢生的使命。雖生而殘疾,身體的禁錮,從未限制他精神的翱翔。對死亡並不畏懼,卻也留下“但悲不見九州同”的遺憾。從許倬雲身上,我們看到一個堅強的生命,如何超越自身侷限通往無限可能。也看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種幾近消失的知識分子的壯闊理想。謹以此文,致敬許倬雲先生。01抗戰的經歷,浸染出成長底色許倬雲在《許倬雲八十回顧》裡寫道,他“生於1930年陰曆7月10日,陽曆9月3日”。他是清代布政使許松佶的後代,遠祖為宋代狀元許將。其父許鳳藻,其母章舜英,出身無錫官宦世家。童年時期,恰逢日本入侵,國家與民族處於危急存亡之秋。戰火、飢餓、恐懼等切身經驗,深入骨血。“火光血影,流離失所,生離死別,人不像人”。許先生無法走路,只能被裝在筐裡,被挑夫挑著一路逃,但挑夫不幸倒地而亡,他只能聽天由命,父母和敵人,不知道那個先來。在最危機的時候,父親曾拉著母親的手說:「真要是日本人殺過來,我拉著老八,你抱著老七(許倬雲),我們四個人一起跳下長江去。」“房子起火的時候,救亡是第一位的。”對於有過戰亂經歷的許倬雲來說,一個很容易接受的道理是:國家和個人的生死利益繫於一體,沒有國家,個人何以保全?從兵荒馬亂年代走出來的許倬雲,對書寫帝王將相本能地拒斥。他在《西周史》三聯版的序言中寫道:“我治史的著重點為社會史與文化史,注意的是一般人的生活及一般人的想法。在英雄與時勢之間,我偏向於觀察時勢的演變與推移——也許,因我生的時代已有太多自命英雄的人物,為一般小民百姓添了無數痛苦。”許倬雲曾說:“今天中國可以不要一篇細緻的學術文章,但需要普通讀者讀得通的文章。”為了讓普通讀者可以明白他想表達的內容,他將《萬古江河》寫得“很淺”,力爭打破學術著作一貫的知識壁壘。在他心中,“為生民立命,就是為世界幫忙,這是儒家的本分”。圖源:《十三邀》02“中國的事,就是我的事。”因為身體原因,許倬雲自小沒上過學,識字全靠父親和哥哥教。在躲過炮彈的日子裡,他常被家人安放在父親的書房裡,各類書籍可以自由閱讀。抗戰結束後,無錫輔仁中學破例接納了他,許先生十分珍惜這難得的機會,學習成績也是絕對的佼佼者。解放前夕,他隨家人遷往台灣,並以優異成績考上了台灣大學。當年他報考的是英文專業,但校長傅斯年看到他的成績後大為吃驚——從沒有那個學生的語文和歷史如此優秀。在傅斯年的建議下,許倬雲改學了歷史,師從沈剛伯、李濟之等史學大家。因為極具天分,他被各位名師捧在手心裡,因為身體的原因實在不能上課時,老師們也樂意給他開小灶,對他一對一輔導。在台灣大學讀研究所的第二年,許倬雲以第一名的成績獲得了李國欽獎學金,本可以用這筆錢赴美留學,卻規定身心健全者才能有資格,這樣的區別對待,許先生早已習慣,他從不爭,從不搶。但胡適看不下去了,他多方奔走,最終為許倬雲爭取到了1500塊美金。不僅如此,胡適還幫他寫了封介紹信給芝加哥大學的著名漢學家顧立雅,為許先生的留學鋪平了道路。此番相助,讓他一直將胡適視為恩師,一生感念。1957年,許倬雲赴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除了身體的疼痛外,學業上一切順遂。博士畢業後,他完全可以在美國擇一個高薪的工作,過上令人豔羨的生活,但他執意要回到台灣。但此時的台灣社會並不太平,省內籠罩著壓抑的白色恐怖氣息。1964年,許倬雲出任台大歷史系主任,在多數人都夾著尾巴求生存的時候,許先生公然與官僚系統對抗。他極力倡導自由主義,敢直接對蔣經國說:「思想管制不得,永遠管制不得,就是秦始皇想管思想也失敗!」這個初出茅廬的年輕人如此尖銳,讓很多當權者不爽,他被跟蹤、被監視、毫無個人隱私。但許先生不懼怕被封口,越被禁言他越要說,如同他的老師傅斯年一樣,到處開炮,甚至自掏腰包創辦了《思與言》雜誌,想要為中國找一條出路。1970年,許倬雲被安排去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原本以為只是擔任下客座教授,一年半載就能回來。不料剛到美國就收到了師長們的勸誡:「你先不要回來,好好在那裡待一陣再說!」他這才明白,自己是被變相轟到美國去了。這一去便是幾十年,關於祖國的一切消息,他只能從報紙和新聞上瞭解。中美建交之後,許先生一心擔憂國內的教育,多次幫助南京大學籌建高級研究院,在身體允許的情況下,他會飛回國內給大學生們講課,不要任何酬勞。對於當今的大學教育,許先生是非常失望的,咱們能培養出很多專家,卻再難培養出真正的知識分子,他曾痛心地說:「中國文化到了今天,只剩皮毛,不見血肉,當然也沒有靈魂,這是叫我傷心的地方。」在他眼裡,一位理想的知識分子,應該「用自己的理想,去幫助社會的其他成員一起走到理想的大同世界而工作」。許先生從未放棄「為生民立命」努力,他說:「中國的事,就是我的事」。03身體不自由,精神在翱翔很少人知道,這樣的一位歷史大家,竟然是先天殘疾。許倬雲是雙胞胎,孿生弟弟身體健全,而許倬雲出生時手腳卻是彎的,肌肉一直未能發達,需要借助枴杖和輪椅才能行動。因為行動不便,許倬雲經常被擺在農村的土墩、石磨或板凳上,靜靜地旁觀這個世界。歷史學家的角色本身就是一個旁觀者。也正因這段經歷,許倬雲對中國農村百姓的生活十分感興趣。這段經歷直接觸發了他在學術道路上研究對象的選擇——第一本英文專著《中國古代社會史論》和第二本英文專著《漢代農業》,都與中國古代農村有關。這兩本研究專著,也讓他踏入了學界的大門。儘管身體上不自由,但他從沒有陷溺於弱者的自怨自憐,而是儘量活得精彩有趣。1957年,他去芝加哥大學念博士,坐56天貨船,和船員一起過日子,他甘之如飴。他喜讀武俠,對金庸前後的武俠小說,如數家珍,相當熟悉;他的學養來源很雜,戲稱自己練的是“百花錯拳”;他還愛好崑曲,曾為白先勇策劃的《姹紫嫣紅〈牡丹亭〉》一書撰寫序文《大夢何嘗醒》。他似乎有一項獨特的天賦——當身體、環境或時代對他形成擠壓時,他能自建宇宙、四散觸角、找出新路,絕不把自己從世界中孤立,即使是庸常生活,也能品嚐出真味和趣味。“我盼望每個人,腦子永遠保持激動。要常常好奇、常常反思、常常警覺、常常回顧、常常檢討。這樣,日子才有意義。”肉體的桎梏、傷痛於他不是限制,他的頭腦、他的生命經驗、他的人格精神,熔鑄在一起,形成一種獨屬於許倬雲的人格魅力。一個人如何接受生命中的缺憾,如何突破身體對行動的限制,並且開拓出一個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的世界?許倬雲的一生創立了某種典範。04往裡走,安頓自己2019年,清華大學校長邱勇推薦給新生人手一本《萬古江河》,加上《十三邀》對許倬雲的訪問,這兩件事情,把他的作品推到了更年輕一輩普通讀者的世界。2020年初,許知遠在《十三邀》專訪許倬雲時發問:在一個全球陷入精神危機、不知何謂人生意義的年代,我們該如何自處?許先生的回答只有七個字:往裡走,安頓自己。這期節目播放時,人們正處於前所未有的無助、迷茫和恐懼中,許倬雲先生的話,撫平和溫暖了無數人。當每個人都被不確定性所籠罩時,徐先生作為歷史學家,一語道破了當代年輕人的困境:現在世界全球性的問題是,人找不到目的,找不到人生的意義在那裡,於是無所適從。當已過鮐背之年的許倬雲再次出現在節目裡,彼時的他,必須要用手臂靠在桌子邊緣勉力支撐,才能與人長時間交談。但他依然在趕時間:“我該做的事我不要耽擱,儘量做下去。”當人成了活著的機器,應該如何自救?他說:“我們中國人過日子,都是人跟自然整合在一起”。後疫情時代,我們如何與世界相處?他說:“我相信,中國文化中,會有一些可以匡救西方文化缺點的成分。合則雙美,離則兩傷,將許多非西方文化系統的成分,納入人類共同文化,應是我們共同的責任”。他從未間斷對世界和歷史的關照,雖年逾九旬,仍努力留給這個世界一些東西,為當下的年輕人們安頓身心。他總能以大歷史觀,為我們清晰地梳理出歷史發展規律;從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厚土壤中,挖掘出中國人乃至全世界應對現代化困境的良方。圖源/《十三邀》057字遺憾,讓人淚目作為一名中國歷史文化滋養出來的深厚學人,歷經滄桑,看民族渡劫,山河改顏,他通過媒體寄語中國青年:“我勸你們振作!”他堅持寫作、直播,用年輕人的方式與大眾對話,傳授智慧與力量,他曾說:“我94歲了,但該做的事情不能耽擱。”19歲起離開中國大陸,許倬雲自認故國種種,他已沒有發言的資格,只是塞馬依風,越鳥棲南,總盼著“中國一天一天更好”。這位歷經世間百態的老人,已把自己的生命融入了他的中國,也把他的中國融入了他的生命。這個生命,這個中國,都將如他鍾情的江河,奔流萬世,生生不息。2024年,許倬雲接受採訪。年過九旬的他,表達了死後落葉歸根的願望:“我死了我要埋葬在家鄉,我買了墳地,碑都刻好了,就在父母的墳墓旁邊。”當主持人問及最重要的遺憾時,許倬雲沉思8秒後,他給出了這樣的問答:“但悲不見九州同。”並哽咽道:“抗戰中長大的我,‘中國’二字刻在心裡。”拳拳愛國之心,讓人淚目。許倬雲的最後一條微博,仍在講述抗戰記憶。“我真正的歸屬,是歷史上的、永遠不停的中國。不是那個點、任何面,是一個文化體,那是我的中國。那個中國裡有孔子,有孟子,有董仲舒,有司馬遷,有蘇東坡,有杜甫,有辛棄疾,有楊萬里,有範文正公,有黃山谷,有王陽明,有顧亭林等等。那個中國裡有經書、詩詞、戲曲、建築,有人性,有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我還可以回到那裡去。” 如今,許倬雲回家的時候到了。(國學精粹與生活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