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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怕被中國追趕?時隔半個世紀,美國突然宣佈一項決定
4月,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的“阿耳忒彌斯2號”任務進入發射窗口期。這是美國時隔53年再次籌備載人繞月飛行,但外界對這次任務的關注點,早已不限於航天技術本身。彭博社的一篇報導點出了背後的微妙心態:美國唯恐被中國追上,倉促推出激進的登月時間表,可計畫本身卻面臨一堆短期內很難解決的麻煩。【美國推出激進登月時間表】這次“阿耳忒彌斯”計畫的背後,是美國試圖重新鞏固太空主導地位的戰略衝動。中國航天這些年的進展有目共睹,無人登月探測一輪接一輪,2030年載人登月的目標也明明白白寫在了規劃裡。正是這種競爭壓力,讓美國把注意力死死盯在中國身上,迫不及待地要把人類探月的“行動準則”和“共存模式”先定下來,搶佔未來月球開發和火星探測的話語權。而“阿耳忒彌斯2號”是一個載人飛行項目,主要任務是把四名宇航員送到比以往更遠的深空區域,完成約10天的繞月飛行後返回地球。它不涉及登月,更像是一次全面測試“獵戶座”飛船性能的實戰演練。按照目前的安排,發射窗口集中在4月,如果天氣或技術問題搗亂,可能推到4月6日或30日,但不管怎麼調,NASA的態度很明確:4月一定要發出去。【“阿耳忒彌斯2號”乘員組4人】如果這次順利,NASA計畫明年實施“阿耳忒彌斯3號”,屆時將完成飛船與登月艙的對接,之後再嘗試真正的登月。這種緊迫感,放在美國航天的歷史節奏裡,確實不太常見。原因並不複雜——中國已經明確了2030年前實現載人登月的目標,美國要趕在前面,重新證明自己是當之無愧的航天第一強國。於是就有了現在這個幾乎沒有容錯空間的激進時間表:今年繞月,明年對接登月艙,後年就要把人送上月球。但越是臨近發射,一個尷尬的現實就越藏不住。這次任務只是“重返月球附近”,不是“重返月球表面”。美國目前並不具備立刻執行一次完整載人登月任務的能力。它能把人送到月球門口,卻還做不到把人穩穩送下去再安全接回來。【美國迫切重返月球】這就引出不少人想問的那個問題:美國不是早在上世紀就登月成功了嗎?五十多年過去了,科技進步了這麼多,怎麼反而不能馬上再登一次月?當年的阿波羅技術既然成熟,為什麼不直接拿來用?答案其實藏在技術路線的變遷裡。今天的問題不是完全到不了月球,而是差在最關鍵的那一環。“獵戶座”飛船負責深空飛行和返回地球,本身不是登月艙。真正承擔“最後一跳”的,是商業載人登月器。而卡住美國登月處理程序的恰是這一關鍵步驟。“阿耳忒彌斯”計畫的波折,其實由來已久。這個長期深空項目一直受制於歷屆政府的施政取向和國會兩黨的博弈,研發成本不斷推高,既定目標頻繁受阻。【川普重啟“阿耳忒彌斯”】太空發射系統(SLS)和“獵戶座”飛船常年陷入經費爭議,美國航天頂層戰略的頻繁調整,是項目延期和預算超支的核心誘因。整套計畫逐漸變成了多方拼湊的複雜工程,各類航天器進度拖延、成本失控。川普政府期間重啟載人登月並定名“阿耳忒彌斯”,起初因登月艙研發資金有限,轉而依託民營航天力量。但外包模式推進緩慢,再加上對華航天競爭焦慮的催化,川普政府和NASA定下了一連串激進的時間表。大量未經驗證的技術倉促投入載人任務,比如“獵戶座”飛船的隔熱罩就曾暴露出安全隱患。和中國一對比,反差就更明顯了。就在美國不斷修改方案、甚至不惜推出激進時間表的時候,中國的節奏反而顯得越來越穩。【中國探月穩步進行】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今年2月再次明確,瞄準2030年前實現中國人首次登陸月球,且目前進展順利。這套路徑雖然時間上比美國晚兩年,但方案相對清晰,技術驗證一步一個腳印,沒有那種“邊飛邊改”的倉促感。未來的月球,關鍵在誰能把一整套複雜體系真正落實下去。美國現在明顯急了,才拿出這樣一個幾乎不留餘地的激進方案;中國則是在按自己的節奏,一步步往前走。說到底,航天競賽比的從來不是誰先宣佈時間表,而是誰能在巨大的技術風險和系統工程壓力面前,守住安全底線、保持穩定推進。如果未來幾年美國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中國保持目前的推進節奏,那麼誰更有可能率先在21世紀實現載人登月,就不是美國單方面說了算的事了。 (兵器湘評中外)
航天工業 | 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歷年財政投入的分析報告
該簡報來源於美國國會,旨在為國會議員及其工作人員在審議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相關預算和立法事項時提供權威、中立且高度凝練的資料支援與背景分析。報告內容嚴格依據NASA歷年國會預算申請檔案、已頒布的聯邦法律(如P.L. 119-4、P.L. 119-21等)、國會委員會報告及授權法案草案等官方資料整理而成,具有高度的政策參考價值。該報告的核心主題聚焦於NASA近年來財政資源的配置動態,尤其突出呈現了從2020財年到2025財年的撥款演變軌跡,並前瞻性地納入2026財年的預算請求。其根本關切在於揭示國會與行政分支在NASA戰略方向上的互動張力——即資金撥付(appropriations)與政策授權(authorizations)之間的協調或分歧。撥款決定NASA“能花多少錢”,而授權則界定“可以做什麼”。儘管授權法案本身不直接提供資金,但其設定的任務目標、優先事項和支出上限對撥款過程具有重要引導作用。報告指出,最新生效的《2022年NASA授權法案》(P.L. 117-167)僅覆蓋至2023財年,導致2024及之後財年的授權處於懸置狀態,這使得國會通過年度撥款法案來實質性塑造NASA的發展路徑顯得尤為關鍵。從資料呈現來看,報告以三張核心表格建構起完整的分析框架。表1系統梳理了2020至2025財年NASA各主要任務領域的預算權限(Budget Authority)。資料顯示,NASA的整體撥款規模在經歷2020至2023財年的穩步增長後,於2024財年出現小幅回呼,並在2025財年因一項特殊的補充撥款法案(P.L. 119-21)而出現戲劇性躍升。2025財年的總撥款額高達348.33億美元,遠超2024財年的248.75億美元。這一巨額增長並非源於常規撥款流程,而是來自一部名為“根據H.Con.Res.14第二章進行協調的法案”(P.L. 119-21)的立法,該法案額外提供了99.95億美元的專項資金。這筆資金被指定用於若干具體項目,例如7億美元用於“高性能火星通訊軌道器”,以及41億美元用於支援“太空發射系統”(SLS)執行“阿爾忒彌斯四號和五號”任務。這種“點對點”的撥款方式,凸顯了國會在特定高優先順序項目上繞過常規預算程序、直接注入資源的強勢干預姿態,也反映出在深空探索尤其是重返月球和進軍火星的戰略上,國會與NASA形成了高度共識。表2則將視角轉向未來,對比了2025財年已落實的撥款與白宮對2026財年的預算請求。引人注目的是,政府提出的2026財年總請求僅為188.09億美元,遠低於2025財年實際獲得的348.33億美元。這一巨大反差揭示了2025財年撥款的非典型性——它是一次性的、由特殊立法驅動的高峰,而非可持續的常態。更值得玩味的是,在具體項目上,政府的請求展現出明顯的戰略調整意圖。例如,在科學任務領域,政府請求的39.08億美元遠低於2025財年已撥付的73.34億美元,降幅超過46%。同樣,載人航天核心項目“探索/深空探索系統”的請求額為83.13億美元,雖高於2025財年常規撥款的76.66億美元,但若計入那筆99.95億美元的額外撥款,則顯得相當克制。這種“請求收縮”可能反映了行政分支對長期財政可持續性的審慎考量,試圖將資源從一次性大型硬體投入轉向更具靈活性的研發與營運。然而,這也預示著2026財年的預算審議將充滿博弈:國會是否會順應政府的“降溫”請求,還是會延續其通過專項撥款強力推動特定旗艦項目的做法?表3進一步細化了2025財年撥款形成的複雜過程,展示了從總統預算請求、國會兩院撥款委員會草案、到最終成法的完整鏈條,並罕見地並列了授權法案的相關進展。資料顯示,無論是眾議院還是參議院的撥款委員會草案,其總額均在2500億美元左右,與總統請求的2538.4億美元相近,但最終生效的P.L. 119-4卻將大部分項目撥款“凍結”在2024財年的水平,形成了一種事實上的持續決議(Continuing Resolution)。真正的變數來自後續的P.L. 119-21,它作為一部獨立的協調法案,精準地為關鍵項目“輸血”。在授權方面,眾議院已在第118屆國會通過了《2024年NASA重新授權法案》(H.R. 8958),而參議院在第119屆國會則提出了《2024年NASA過渡授權法案》(S. 933)。這兩部法案草案所提議的授權額度普遍高於最終的撥款水平,再次印證了授權與撥款之間存在的“溫差”——授權描繪藍圖,撥款決定現實。專家認為,這簡報勾勒出一幅NASA在政治與財政夾縫中前行的生動圖景。其核心觀點鮮明:當前NASA的財政格局正被一種“雙軌制”深刻塑造。一方面,常規的年度撥款流程趨於保守甚至停滯,維持著基本盤的穩定;另一方面,國會通過專項立法,以前所未有的力度直接干預戰略性大項目的資金供給,確保“阿爾忒彌斯”登月計畫等國家工程不受常規預算波動的影響。這種模式既體現了國會對NASA核心使命的堅定支援,也暴露出預算過程的碎片化和不可預測性。對於NASA而言,如何在享受專項撥款帶來的確定性的同時,有效管理因常規預算緊縮而受限的其他基礎性、探索性項目,將成為其未來幾年面臨的最大挑戰。 (東方紅智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