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2025年6月10日至12日，由北京修遠經濟與社會研究基金會、印度尼西亞大學社會與政治科學學院、中國傳媒大學人類命運共同體研究院、和上海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聯合主辦的“全球南方與東南亞”論壇在印度尼西亞雅加達舉辦。會議旨在推動全球南方國家知識界之間的深入對話，探討全球格局重塑背景下的區域合作路徑與發展模式創新。與會的38位專家學者來自中國和東南亞的10個國家，皆為各自地區卓有影響的學者，也是推動全球南方新發展議程的重要思想力量。當前，全球知識格局處於深刻變動期，西方主流理論及其話語體系面臨挑戰，東南亞學者普遍展現出擺脫西方知識體系、爭取話語自主與發展主導權的強烈意願。本次論壇即是推動南方國家交流與合作、建設反對霸權的全球南方知識網路（GSN）的一次努力。▍從萬隆會議到全球南方“全球南方”是數百年殖民主義掠奪在地球版圖上投下的陰影。以人均GDP衡量，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南方國家普遍呈現出與全球北方國家相對貧困的狀況，這一差距的根源可追溯至殖民主義。全球南方國家都有被殖民或被殖民國家統治和掠奪的經歷。以印度尼西亞為例，荷蘭殖民統治期間的巨額財富掠奪，導致該國在1950年獨立之初工業基礎薄弱、教育水平低下、文盲率居高不下，並背負了殖民者遺留的沉重外債。這種因殖民掠奪而陷入極端貧困的境遇，在獨立初期的中國、印度及眾多東南亞國家中具有普遍性。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西方殖民體系雖然在形式上趨於瓦解，但其內在的等級秩序與權力結構依然存續，並與新興獨立國家建立更平等國際秩序的努力形成持續的緊張關係。印度尼西亞前總統蘇加諾在1955年萬隆會議的開幕致詞中便已預見到：殖民主義在形式上結束後，將以新的形態持續存在。而在殖民主義諸多剝奪形式中，最深層的是對想像力的剝奪。20世紀80年代，撒切爾夫人曾有一個著名的表達“TINA”—— “別無選擇”（There is no alternative）。在新自由主義浪潮下，市場化、私有化、去監管化等信條成為不容置疑的金科玉律，被全球幾乎所有國家所接受。這種以市場為導向、高度個人主義的意識形態，被塑造為人類共同未來的唯一驅動力。當時由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掌握了工業化與全球擴張的技術及方法，而大部分南方國家則缺乏相應的能力。這種物質與認知上的雙重不平等，導致全球南方國家在面對強勢的外部力量時，逐漸喪失了以自身方式塑造世界未來的信心。此種狀態可被界定為本體論失能（Ontological Incapacity）。即在本體論層面失去了對世界的未來進行自主想像的能力。弗朗西斯·福山於1989年提出的“歷史終結論”亦是此種思潮的延續，其觀點認為人類制度的探索已臻終點，美國模式即為最終答案。上述關於“別無選擇”“歷史終結”的敘事，反映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政治和知識界的理論天真。對於南方國家而言，以“華盛頓共識”作為總結的新自由主義議程，通過推動貿易與外國投資自由化，重構了新的依附關係，逆轉了這些國家在獨立後為擺脫殖民遺緒所做的努力。此後，殖民主義又呈現出兩種新的表現形式。其一，金融資本的崛起模糊或掩蓋了直接投資和金融投資之間的差異。其二，與技術有關的新統治形式的出現，使智慧財產權成為國際競爭的核心要素之一，深刻改變了國家間技術競爭、產業發展的規則與格局，也奠定了此後中美之間技術競爭的框架。無論是華盛頓共識還是後來的新統治形式，西方主導的現代性方案留給南方國家的是一系列問題，如對原材料的出口和結構性依賴、外國資本滲透、氣候脆弱性、環境退化、債務負擔和外部衝擊。面對這些挑戰，全球南方國家迫切需要建構自身的發展框架，而非依賴長期以來沿襲的全球化模式。萬隆會議70年後的今天，全球南方代表85%的世界人口，貢獻了近40%的全球GDP，預計到2030年將擁有世界四大經濟體中的三個，即中國、印度和印度尼西亞。萬隆會議所代表的歷史時刻，不應淪於懷舊情緒，而應被轉化為推動世界變革的現實動力。萬隆精神的復興，正體現了全球南方國家追求更美好未來的共同願景與政治實踐。▍建立主體性的南方知識全球南方不僅是一個地理範疇，而且是一個知識和政治的場域。在全球知識生產體系中，作為前殖民宗主國的全球北方長期佔據中心地位，將自身定位為知識的生產者，而將南方視為被研究的對象與資料的提供者。這種源於殖民主義的知識權力結構，導致了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普遍存在一種認識論上的“歐洲中心主義”，將歐洲的特定歷史經驗與視角偽裝成普世真理。例如，11到13世紀之間，歐洲人和穆斯林之間就巴勒斯坦歸屬問題發生了一系列戰爭，無論在印尼語、阿拉伯語或波斯語中——也就是說，在幾乎所有語言裡，歐洲人屢次前往巴勒斯坦並與當地穆斯林開戰這件事都被稱作“十字軍東征”。這一命名源自歐洲人將其視為基督教對抗伊斯蘭教的戰爭。然而，對於當時的伊斯蘭世界而言，這並非純粹的宗教衝突。當時伊斯蘭教控制下的巴勒斯坦和平生活著不少阿拉伯基督徒，而且當歐洲基督徒前往巴勒斯坦時，他們也會搶劫和殺害東正教徒。直到歐洲殖民勢力快速擴張的19世紀，隨著歐洲教育在全球範圍的傳播，穆斯林才開始在阿拉伯語、波斯語或馬來語中使用“十字軍東征”一詞。詞語的使用，實際上反映了他們對於當時世界的理解方式。同樣，對麥哲倫首次環球航行的紀念，在歐洲中心敘事中被塑造為一項全人類的偉大成就與地理大發現的里程碑。然而，從全球南方的視角審視，歐洲人的地理“發現”實則標誌著長達數百年血腥殖民統治的開端，是一場文明的災難而非慶典。“發現新大陸”這類表述，抹殺了美洲原住民早已存在的事實，而非洲人甚至很可能在哥倫布之前就知道美洲的存在甚至登陸美洲。在人文社會科學界，虛假普世主義的危害不止於敘事扭曲，更在於其對全球南方本土聲音的壓制。它通過否定非西方文明的複雜性與能動性，為殖民征服提供了合理化依據。例如，將美洲原住民社會描繪為沒有國家治理能力、缺乏複雜政治思想與宗教的“前文明”狀態，這種智識上的貶低與抹除，為殖民者的佔領與統治鋪平了道路。這一邏輯與19世紀猶太復國主義興起時對巴勒斯坦的說法如出一轍。其“一片無主之地，留給無地之人”（A land without a people for a people without a land）的口號，正是通過虛構一個“沒有文明”的巴勒斯坦，來論證其殖民項目的正當性。這種客體化邏輯同樣存在於文化領域。許多文化政策將文化視為審美裝飾或旅遊宣傳的工具，卻忽視了其背後深層的知識體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機構的文化遺產保護項目，也傾向於將文化固化為特定歷史節點的靜態產物，而非一種持續演進的鮮活實踐。全球南方國家需要重拾文化主體性，認識到文化不僅是經濟或政治變革的背景，更是社會想像與表達變革的核心結構。它關乎如何將全球南方塑造為一個具有共同願景的共同體。從20世紀的亞非作家會議和亞非電影節，到當今數字媒介時代跨國界的文化交流，文化始終是構想另類世界觀與超越國界團結的力量。因此，若要自主定義未來，全球南方必須將文化視為構想團結與認同感的核心動力，而非停留在過去的“化石”或經濟發展的點綴層面。▍超越“發展主義”對發展主義的傳統敘事，通常將其定位為西方沿其發展道路形成的一種理論範式。然而，其真正的實踐源頭可追溯至更早的全球南方。早在杜魯門“第四點計畫”將“發展”議程化之前半個世紀，即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全球南方內部的三個關鍵類股——拉丁美洲、晚清中國及奧斯曼帝國——已獨立開啟了各自的工業化處理程序。這些早期實踐共享一個核心特徵：強調國家在經濟轉型中的能動作用，無論是通過官辦企業還是政府主導的工業化政策。因此，發展主義本是全球南方實踐的結晶。二戰以後，布列敦森林體系的建立與發展援助的系統化，標誌著西方開始在認識論層面收編並重構發展主義。發展經濟學（如羅斯托的起飛理論）與社會學（如帕森斯的社會進化論）共同賦予發展主義以西方色彩，從而確立了西方在發展知識體系中的霸權地位。此後，由於知識生產機制與能力的結構性匱乏，全球南方在發展理論領域進入了一個漫長的“認識論靜默期”。儘管如此，南方的自主發展實踐從未中斷，各國始終按照自身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特點去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卻不斷受到外部力量的影響。南方國家對於自身發展道路的認識和理論化處理程序也沒有中斷，然而，這種實踐與理論化的努力長期被西方中心主義的強大話語權和知識生產能力所遮蔽。西方知識界傾向於運用自身的理論框架（如“發展型國家”概念）來收編和闡釋南方的經驗，而對於發展主義的批判性論述，如埃斯科瓦爾的“遭遇發展”論，也未能擺脫西方主導的發展議程與知識範式的箝制。南方在全球知識場域中喪失了自我表述和對話的能力。“摸著石頭過河”“發展是硬道理”等實踐經驗，難以被置於主導性理論範式中進行有效言說。直至20世紀90年代，隨著全球南方經濟力量的顯著崛起，其進行理論賦權與自我闡釋的自信才得以重建。新發展主義正是在此背景下應運而生的理論自覺。如果說傳統發展主義的誕生與全球南方的初步形成同步，那麼新發展主義的興起則與全球南方的整體性崛起同步。它精準地把握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將全球南方的關注點從新自由主義話語下的民主、人權等議題重新轉向國家能力、國家－社會關係，以及國際貿易與金融等根本性的發展問題。在此處理程序中，中國作為發展主義的最早實踐者與新發展主義的關鍵貢獻者，為重構一個更具包容性與多元性的全球發展知識體系，提供了核心的理論與實踐參照。新發展主義並非單一的理論體系，而是源自對新自由主義及傳統發展主義實踐反思的一系列思想與政策主張的集合。本體論上，它解構了西方現代化的線性目的論，肯定了多元發展路徑的合法性；認識論上，它超越“唯增長論”，強調以人為本、環境友好及社會文化的內在價值。因此，新發展主義必然兼顧經濟發展、社會改造和創造人人平等的社會結構，同時也要反對不平等的國際體系。其核心在於將“國家能力建設”置於先決地位，主張通過強化國家在經濟中的能動作用，將工業化普遍規律與本國具體國情相結合，以確保在匯率控制、資本監管、產業政策等領域的經濟主權，最終探索出一條具有普遍意義的、通往可持續繁榮的自主現代化道路。▍新自由主義之後今天，東南亞各國正在出現一種後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模式，它將現代化與當地實際相結合、將國家與市場相結合，並將包容性和可持續性置於轉型的核心。在發展戰略上，國家和市場的關係就像一對歷史的鐘擺，在國家主導和市場至上之間搖擺不定。20世紀60~70年代，全球南方的主要發展模式是由國家主導的。受到歐洲戰後國家規劃成功的啟發，加上新獨立國家對自力更生的渴望，東南亞國家普遍實行以進口替代、工業化、關稅保護和國有企業擴張為中心的發展戰略，這意味著國家制訂定經濟藍圖、國家主導基礎設施建設和對關鍵部門的集中控制。例如，菲律賓建立了大型國有企業，在高關稅壁壘的保護下促進本地製造業的發展。泰國同樣實施了五年計畫，並在銀行、運輸和工業領域促進了企業發展。然而，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由於債務增加、效率低下和生產率停滯不前，國家主導工業化的時代開始動搖。20世紀80年代初的債務危機迎來了一個急轉彎，市場原教旨主義席捲了全球南方，包括東南亞。在多邊機構的支援或壓力下，各國採用了基於華盛頓共識的結構調整方案，強調自由化、去管制和私有化，國家被認為是低效的，市場則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例如，菲律賓積極地將公用事業私有化，並開放資本流動。此後出現了一系列警鐘：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及最近的新冠疫情危機。這些危機說明，國家不能僅僅是經濟的監管者。於是，激進的財政政策回歸，過去被視為禁忌的產業政策重新出台，貿易和投資戰略變得更有選擇性和戰略性。可以說，國家－市場的鐘擺已經擺回，國家正在發揮更加平衡的作用。這種重新平衡並非憑空出現。它大量借鑑了東亞的經驗，尤其是日本、韓國、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的發展模式。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驗表明，市場是發展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重要的是國家如何利用市場，以及如何建立學習、適應和引領的制度。東亞模式以戰略性的國家干預為基礎。政府協調產業升級，支援關鍵部門，保護新興產業（初創企業），並在人力資本和研發方面進行大規模投資。他們對貿易自由化進行了排序，並確保技術轉移到國家商業合作中。中國以前所未有的規模採用了這種模式，將國家資本主義與全球一體化基礎設施、特殊經濟區、國有龍頭企業和專家主導的製造業結合起來。東南亞也從東亞學到了經驗。在模仿與創新之間的東盟混合發展模式中，東南亞並沒有全盤採用東亞模式。相反，東南亞國家制定了混合戰略，將自由的經濟原則與因地制宜的產業政策、區域一體化和社會投資結合起來。例如，新加坡經濟發展局前瞻性地佈局未來產業，並通過淡馬錫控股確保國家戰略意圖的實現。泰國則以“泰國4.0”戰略和東部經濟走廊為抓手，系統性地推動高科技工業化。越南巧妙地將外國直接投資與培育本土供應鏈相結合，而印度尼西亞利用出口禁令等手段倒逼國內加工業升級，提升產品附加值。菲律賓亦在更新其發展藍圖，強調重建國內產業能力，而非簡單吸引外資。這些舉措共同彰顯了國家在塑造區域經濟未來中的核心作用。這些例子反映了新時代的務實思維：沒有教條，只有行得通的東西。當下，產業政策又遇上了新的地緣政治環境。川普重返美國政治舞台後對全球化的強烈抵制，都標誌著從基於規則的多邊主義向地緣現實主義的轉變。如今，西方產業政策披上了國家安全和戰略再耦合的外衣，而東盟國家將產業政策與貿易和投資戰略相結合的做法正在全球範圍內得到效仿。與新自由主義的分離不同，東盟對待貿易與發展的做法更具整體性。東南亞的發展經驗表明：第一，拒絕新自由主義教條並不意味著拒絕市場。反而，它意味著戰略性地利用市場、有序推進改革、投資國家能力建設與促進競爭以抑制寡頭壟斷。第二，這些經驗突出了國家能力的核心地位，不僅在監管方面，更是在願景設定、政策連貫性和制度學習方面。第三，發展不是一個固定公式，而是一個過程，需要戰略與當地實際情況相契合，向他人學習並不斷調整。第四，發展需要進一步強調包容性和可持續性，不僅在成果上，而且在設計上。未來，突出經濟自主與知識主體性，充分發揮地方能動性，重視社會正義、數位技術創新與生態的可持續性，將是南方世界發展的新意涵。▍不確定世界中的南南合作當前，全球地緣政治與經濟秩序正經歷深刻重構。二戰後建立的部分全球治理體系面臨挑戰，為區域性力量，特別是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開闢了拓寬和深化合作的戰略空間。在這一複雜且充滿不確定性的背景下，東南亞國家普遍尋求通過夥伴關係多元化來分散風險、拓展市場並探索新的增長機遇。作為該區域最具活力的多邊平台，東盟（ASEAN）不僅是其成員國利益的協調者，也日益成為塑造未來世界新秩序的重要力量。東盟作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其在全球舞台上的核心競爭力源於其獨特的創立與運作邏輯：以地緣經濟學為核心，並以此為工具來有效管理複雜的地緣政治現實。這一原則根植於其1967年的成立背景。當時，印度尼西亞與馬來西亞之間的對抗使創始成員國深刻認識到，必須超越政治分歧，通過經濟合作建構共同利益，以“不干涉內政”為基礎，維護區域穩定與繁榮。在其2023年發佈的《東盟共同體願景2045》中，東盟重申了其地緣經濟思維，將加強全球價值鏈、數字經濟與綠色經濟作為未來發展的核心支柱。即便是面對成員國間的領土爭端等敏感地緣政治問題，東盟依然傾向於運用地緣經濟的合作框架來緩和與管理矛盾。東盟的成功在於，它證明了在一個政治制度（包括四個君主制與兩個社會主義國家）、宗教文化（包括世界三大宗教）極度多元的區域，國家間無需趨同，而是可以通過有效的合作機制來管理差異、共創繁榮。對於中國而言，東盟提供了一個連接各利益相關方的寶貴外交平台。在諸多區域對話機制中，東盟的中心地位與中國的合作夥伴角色形成互補，為區域合作提供了平衡且高效的平台。這種被稱為“全球東盟”（Global ASEAN）的模式，使得東盟能夠超越地理鄰近性，與金磚國家等區域外機制建立對話管道，進一步提升其全球影響力。在此框架下，中國與東盟的合作日益深化，尤其是在“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動下。2013年，“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構想正是在中國領導人訪問東盟期間提出的。近十年來，東南亞已成為共建“一帶一路”成果最為集中的地區之一。其中，柬埔寨的經驗尤為突出，它提供了一個邊緣經濟體如何通過發揮戰略能動性與堅持主權自主，成功利用外部合作實現國家現代化的樣本。傳統發展理論中的“中心—邊緣”結構，常導致邊緣經濟體在與中心國家的互動中陷入依賴。然而，柬埔寨在與“一帶一路”的對接中，通過精巧的制度設計與戰略規劃，成功建構了一種相互依存而非單向依賴的合作關係。柬埔寨政府將“一帶一路”倡議與本國的“五角戰略”緊密結合，優先發展基礎設施、人力資本、可持續增長與機構能力建設。通過戰略性地採用BOT（建設—經營—轉讓）模式和優惠融資，柬埔寨在利用中國資本與技術的同時，確保了項目最終的資產所有權，有效規避了潛在的債務風險，並保證了“一帶一路”項目服務於本國的長期發展要務。2017～2022年，“一帶一路”倡議相關項目有力推動了柬埔寨GDP實現年均6%至7%的增長；農產品對華出口增長30%，其中大米出口的70%銷往中國市場。柬埔寨的案例充分證明，通過成熟的談判與戰略對接，發展夥伴關係可以實現真正的雙邊互惠，這一模式與新自由主義市場驅動的典範截然不同。柬埔寨與“一帶一路”倡議的戰略合作說明，南方國家有能力駕馭全球經濟結構，挑戰新自由主義。這對全球南方國家的現代化具有重要借鑑意義。全球南方與東南亞會議照片在當前開放的多邊貿易秩序受到挑戰、國際規則面臨侵蝕的背景下，中小國家雖無法主導宏觀戰略環境，但仍可通過積極主動的合作，在三個關鍵領域開拓發展空間：第一，深化區域內部合作，維護開放經濟與多邊主義。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CAFTA）3.0版的談判升級即是典範。新版自貿協定不僅涵蓋傳統貿易領域，更將數字經濟、綠色經濟和供應鏈互聯互通等新興議題納入其中，為區域經濟一體化注入了新的動力。第二，與其他關鍵區域夥伴合作，開拓新市場以分散風險。例如，《太平洋聯盟—新加坡自由貿易協定》的生效，為拉美與東南亞兩大區域的經濟聯動提供了制度保障，有助於成員國在貨物貿易、服務投資、電子商務等領域實現互利共贏。第三，與主要夥伴共同探索新興前沿領域的合作。中國與新加坡在貿易數位化領域的合作堪稱標竿。兩國開展的首次跨境無紙化貿易及中國、新加坡和中東的互操作性貿易數位化試點，不僅提升了企業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更為建構更廣泛的區域數字貿易框架奠定了基礎。中國在推動數字經濟方面有很多前沿創新和貢獻。與此同時，中國與柬埔寨的合作則彰顯了基礎設施建設在推動經濟轉型和減貧方面的關鍵作用。在“一帶一路”倡議和瀾湄合作等框架下，以2022年建成的金邊－西港高速公路為代表的重大項目，顯著改善了柬埔寨的互聯互通水平，降低了物流成本，並帶動沿線經濟發展。此外，針對農村的農業技術支援和職業培訓也直接惠及基層社區，提升了農業生產力和糧食安全。這些務實舉措成為柬埔寨發展的關鍵驅動力，有力推動該國多維貧困率從2014年的36.7%大幅降至2022年的16.6%，凸顯了以發展為導向的夥伴關係所帶來的顯著成效。當然，任何深度合作都伴隨著潛在挑戰，如債務可持續性、環境與社會影響等。對於許多試圖在快速變化的世界中駕馭複雜夥伴關係的南方國家來說，這些挑戰是普遍存在的，重要的是如何應對，如何改善治理、監管監督和公眾溝通。這時，東盟的區域性協商可以有助於統一標準、調解風險並建立參與框架。雖然雙邊合作可以帶來顯著的好處，但必須輔以多邊協調。東盟在這方面的作用非常關鍵。通過將東盟的中國自由貿易區等區域倡議或互聯互通總體規劃與“一帶一路”倡議、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等中國平台對接，可以從零散的合作通道過渡到體系化的合作。展望未來，中國與東盟的合作經驗為更廣泛的全球南方合作提煉出若干核心價值準則：首先是尊重發展主權，確保每個國家對其發展處理程序的完全掌控；其次是堅持包容性，致力於減少區域不平等，創造本土就業機會；最後是確保可持續性，這不僅關乎環境，更涉及金融與制度層面。在一個支離破碎、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裡，建立在相互尊重、共同利益和主權平等基礎上的南南合作，為實現全球南方的共同繁榮與可持續發展帶來了曙光。 (文化縱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