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當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聚光燈打在瑪麗·布朗科（Mary Brunkow）和弗雷德·拉姆斯德爾（Fred Ramsdell）身上時，整個科學界為之沸騰。他們揭開了人體免疫系統“維和部隊”——調節性T細胞（Tregs）的神秘面紗，為攻克癌症、自身免疫性疾病（如紅斑狼瘡、類風濕關節炎）帶來了革命性的曙光。然而，當媒體深挖這兩位科學家的履歷時，一個塵封的名字浮出水面——達爾文分子公司（Darwin Molecular）這是一家早已消失在商業併購浪潮中的“無名”公司，一個在90年代由微軟聯合創始人比爾·蓋茲和保羅·艾倫共同投資的“ scrappy biotech startup”（破破爛爛的生物技術創業公司）。這也是一個關於耐心資本、科學遠見和長期主義的傳奇故事——一項足以改變世界的偉大發現，但其種子往往播撒在最意想不到的土壤裡。今天，就讓我們穿越30年的時光，回到那個激動人心的起點，探尋這家被遺忘的公司，如何造就了兩位諾貝爾獎得主。01 “人類登月計畫”咱們的故事要從上世紀90年代初講起。那是一個技術爆炸的年代，個人電腦革命正如火如荼，網際網路的晨曦微露。而在生命科學領域，一項同樣雄心勃勃的“登月計畫”正在啟動——人類基因組計畫。它的目標是繪製出包含30億個鹼基對的人類DNA圖譜，解開生命的終極密碼。當時，像要從浩如煙海的DNA中“釣”出一個特定的基因，無異於大海撈針。一位名叫李·胡德（Lee Hood）的傳奇生物學家，預見到了基因技術的商業化前景。他不僅是自動DNA測序儀的發明者之一，更被譽為“系統生物學之父”。1992年，胡德創立了達爾文分子(Darwin Molecular)，顯然，公司名字是為了致敬偉大的進化論奠基人達爾文(Charles Darwin)，也寓意著通過“自然選擇”的法則，篩選出導致疾病的關鍵基因。這是一個在當時聽起來近乎瘋狂的想法。胡德在多年後回憶道，“我們創業的時候，根本沒有完整的人類基因組圖譜可以參考，我們必須從零開始，外界充滿了巨大的懷疑。”然而，這個瘋狂的想法吸引了兩位同樣瘋狂的企業家——比爾·蓋茲和保羅·艾倫。彼時，微軟帝國如日中天，蓋茲和艾倫的財富與聲望達到了頂峰。他們相信，資訊技術與生物技術的結合將是下一個引爆點，因為DNA本質上就是一種生命的程式碼，而解讀這段程式碼，將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資訊處理工程。於是，他們以個人名義，向這家位於西雅圖郊區、名不見經傳的創業公司注入了資金。這筆投資為滿受外界質疑的達爾文公司提供了寶貴的信譽和資源，讓它得以在當時成功率極低的生物科技市場中堅持下來。02 夢想家的實驗室1994年，也就是2年之後，兩位年輕的科學家加入了達爾文公司，他們正是31年後諾貝爾獎的主角——瑪麗·布朗科(Mary Brunkow)和弗雷德·拉姆斯德爾(Fred Ramsdell)布朗科是一位剛剛獲得博士學位的遺傳學家，她放棄了在學術界穩步晉陞的坦途，選擇了一家前途未卜的創業公司，而吸引她的，是這裡獨特的文化氛圍。布朗科在獲獎後感嘆道，“那是一個非常激動人心的時期，在這個小小的創業公司裡，我們被賦予了嘗試不同事物的自由。”拉姆斯德爾則是一位免疫學專家，他的細胞生物學知識恰好與布朗科的遺傳學背景形成了完美的互補。這兩人組成了一個強大的搭檔，要解決的醫學難題是：在小鼠身上發現導致致命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基因。我們知道，患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小鼠，其免疫系統會瘋狂攻擊自身組織和器官，導致迅速死亡——而這與人類世界中折磨著數千萬人的紅斑狼瘡、類風濕關節炎等疾病的發病機制極為相似。在那個沒有CRISPR基因編輯技術、沒有高通量測序的年代，他們的研究堪稱“手工作坊”式的苦工。布朗科的團隊通過一代又一代地繁育小鼠，像偵探一樣在複雜的DNA序列中排查，最終鎖定了一個導致免疫系統“叛變”的罪魁禍首——一個被他們命名為FOXP3的基因。與此同時，拉姆斯德爾的團隊則在細胞層面解剖這個謎題。他們發現，FOXP3基因並非普通基因，它是一個“總司令”，專門負責調控一種特殊的免疫細胞。這種細胞，就是後來聞名於世的調節性T細胞(Tregs，或者regulatory T cells)。為了讓大家更好地理解這項發現的偉大之處，我們不妨做一個比喻。我們的免疫系統，就像一個國家訓練有素、戰鬥力極強的軍隊。它的職責是識別並消滅外來入侵者（如病毒、細菌）。但任何一支強大的軍隊都有可能“擦槍走火”，錯誤地攻擊自己的平民（即身體的正常細胞）。當這種情況發生時，自身免疫性疾病就爆發了。那麼，如何防止軍隊“叛變”呢？答案是需要一支“和平警察”或“安全部隊”。拉姆斯德爾和布朗科發現的調節性T細胞，扮演的正是這個“和平警察”的角色。而FOXP3基因，就是任命和指揮這支“和平警察”的最高指令。當FOXP3基因正常工作時，它會“啟動”調節性T細胞，從而維持免疫系統的平衡。當FOXP3基因發生突變時，免疫“軍隊”就會失控，敵我不分，最終摧毀身體。他們的研究，與日本免疫學家阪口志文（Shimon Sakaguchi，本屆諾獎的第三位分享者）的獨立發現形成了完美的閉環。三位科學家的工作共同證實：FOXP3是調節性T細胞的“身份證”，而調節性T細胞是免疫系統的“安全衛士”。這一發現，為理解和治療自身免疫性疾病打開了一扇全新的大門。03 公司的終局與科學的永生看到這裡，你可能會想：比爾·蓋茲和保羅·艾倫眼光真好，投資的公司做出了如此具有開創性的工作，公司現在肯定賺得盆滿缽滿了吧。而事實是——這家達爾文公司，消，失，了……而這，恰恰是這個故事最發人深省的地方：在殘酷的商業世界裡，科學的突破並不總能立即轉化為商業的成功。1996年，達爾文公司被英國的Chiroscience集團收購。幾年後，又經歷了一次合併。最終在2004年，其位於華盛頓州的研究和開發業務徹底關門了，而布朗科和拉姆斯德爾等核心科學家也相繼離開。從商業角度看，達爾文公司“失敗”了，它沒有成為像基因泰克那樣的行業巨頭，甚至沒有活到自己的研究成果被完全理解的那一天。但科學的火種並未因此熄滅。布朗科加入了導師李·胡德創立的系統生物學研究所（ISB），繼續在科研道路上深耕。拉姆斯德爾則走上了“科學創業”的道路，他聯合創辦了索諾瑪生物治療公司（Sonoma Biotherapeutics），致力於將當年關於調節性T細胞的發現，轉化為能夠治病救人的藥物。如今，這家公司已成為開發Tregs療法的全球領軍者。達爾文公司的軌跡說明：一個企業的生命周期是有限的，但它所創造的知識和培養的人才，其影響力可以是無限的。在可見的未來，達爾文公司的遺產會以超乎想像的方式改變世界：因為有了FOXP3和Tregs的發現，在細胞療法領域，科學家們正在嘗試：“擴充”維和部隊：提取患者體內的Tregs，在體外大量擴增後輸回體內，用於治療1型糖尿病、克羅恩病等自身免疫疾病。“改造”維和部隊：通過基因工程技術，創造出“超級Tregs”，更精準地去抑制免疫系統的“暴亂”，甚至用於抑製器官移植後的排斥反應。這會給千萬患者帶來康復的福音。“我仍然願意繼續那個項目，因為那真的是一段很棒的時光，我們擁有一個很棒的團隊，”布朗科在獲獎後的慶典上動情地說，“我們知道我們正在這個領域做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正是這種純粹的、對科學重要性的認知，支撐著他們走過了漫長的歲月，最終迎來了遲到的桂冠。這也不得不感謝比爾·蓋茲和保羅·艾倫當年的投資，它催化了一項可能影響全人類健康的根本性發現。這為當今的科技領袖和投資者提供了一個範本：支援那些短期內看不到回報，但可能在未來產生巨大價值的基礎科學研究，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最高形式的“慈善”。由微軟等科技巨頭創造的財富和人才，大量溢出並投入到生命科學等前沿領域，形成了獨特的“科技+生物”創新生態，也在提高“達爾文公司”孕育的機率。04 30年前的種子回顧這個跨越30年的故事，我們的啟發是：1，擁抱“草根創新”：真正的顛覆性創新，往往誕生於不被主流看好的“邊緣地帶”，誕生於那些敢於挑戰現有範式、擁有高度自由的“草根”團隊中。2，尊重科學的時間線：深度科技的發展，需要以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為單位來衡量。無論是作為創業者還是投資者，都必須擁有超越短期財務報表的耐心和遠見。3，重新定義“成功”與“失敗”：一個公司的商業成敗，並不能完全定義它的價值。達爾文公司雖然消失了，但它產生的知識、培養的人才，以及為整個行業點燃的星星之火，才是其最寶貴的遺產。4，站在交叉點上思考：21世紀最偉大的機會，將出現在不同領域的交叉地帶。蓋茲和艾倫用電腦科學的視角看待生命科學，最終捕獲了未來的脈搏。其實每個人都應該思考，如何將自己的專業與看似不相關的領域結合，創造出新的價值。那顆30年前不經意間埋下的種子，如今已長成參天大樹，將庇蔭著無數仍在與疾病抗爭的生命。這，或許就是對科學探索精神最好的禮讚！願我們當下能播撒更多的種子。 (TOP創新區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