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第一個被打破的鐵飯碗，已經出現了。近日，《中國機構編制》雜誌介紹了湖北鄂州市統籌配置教育領域編制資源的做法，提到：提前鎖死中小學教師編制總量，明確中小學教師編制總量不超過8850名”；將編制保障重點從小學轉移到中學階段，核減小學階段教師編制500名，增核至初中階段；更多的“縮編”動作正在出現。資料顯示，整個江西省近年來教師編制招聘人數出現了斷崖式下跌，官方資料顯示，近5年來總體降幅高達84%。江西下面的一個縣甚至發佈公告稱：“今年不再招聘新教師了！”很多地方都開始動起了教師的鐵飯碗。據成都商報不完全統計，近年來有近10多個省市宣佈將探索“教師退出機制”，對“不能勝任”的教師進行轉崗、待崗甚至解聘。來自北京師範大學的研究團隊做出的模型預測：到2035年，全國將有約150萬小學教師、37萬初中教師過剩。接近200萬教師，真的要過剩了嗎？為何曾被認為最穩定的中小學教師，卻第一個出現大縮編？教師鐵飯碗不牢這件事，早有端倪。以江西為例，從2021年開始公開招聘的編制教師人數就逐年下降：2021年，招聘13344人；2022年，招聘11111人；2023年，招聘7821人；2024年，招聘3957人；2025年，招聘2146人；不僅招聘人數逐年下降，甚至跌幅還有擴大的趨勢：2022 年減少 16.7%；2023 年減少約 30%；2024 年減少約 50%，5年來總體降幅高達84%。事實上，很多地方已經不再招聘新的老師了。去年濟南市平陰縣教體局就曾公開回覆稱：受教師超編、省市嚴控進人計畫的影響，2024年平陰縣將不組織教師的社會招聘。教師縮編，不僅讓等著上岸的師範學生“躺槍”，很多在職老師的日子也不太好過，因為很多地方開始試點起“教師退出機制”了。湖南省衡陽縣去年曾公告，選調100名教師到其它事業單位。黑龍江鶴崗市則發文稱，已分流206名教職工到區級研培訓機構和社區教育中心工作。更嚴重的，是被“最佳化”。貴陽市在《貴陽貴安教育三年攻堅行動方案》中，明確提出實施教師“末位退出機制”，對教師在綜合考核中排名末位的，實行“首次取消目標績效、再次調離轉崗、三次落聘退出”。當然，目前被分流、辭退的老師仍屬於極少數。有些城市還傳出待遇福利減少甚至“斷崖式降薪”的傳聞。曾經的師範熱，正在消退。智谷趨勢梳理髮現，近兩年多地教育部門提出，嚴控教育類專業布點增設、控制教育類專業招生規模。比如四川就在《關於深化高等學校“就業—招生—培養”聯動機制改革的指導意見》中，明確表示嚴控教育學專業新增布點，並規定非師範類高校原則上不再新設教育類專業。一些老牌的師範院校也開始尋找出路，鼓勵師範生們“轉行”，比如去捲醫學生的賽道。湖南師範大學在去年8月成立了醫學部，11月到12月短短兩個月間連續成立了5所與醫學相關的學院，一年內揭牌2家附屬醫院。這一連串的事實似乎在說明：教師行業“一上岸就等退休”的好日子，再也回不去了。無論是等待入行的師範生還是身處行內的局中人，都要為接下來的變化做準備。教師行業，為何在短短幾年內就陷入了“過剩危機”？本質上，這和我們人口的大周期有關。從上面這張圖表可以看出，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每年的新生兒數量曾經長期維持在1600-1700萬的區間，並在2016年達到一個“小高峰”（和當年全面開放二胎有關），隨後便開始迅速回落，到2022年已經跌破1000萬。出口人口的增減，會在幾年後傳導到學生入學人數和在校人數上來。按照北京師範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喬錦忠團隊的模型預測，中國的義務教育總在校學生數將會在2024年達到峰值，隨後將出現快速下降的趨勢。具體來說，就是由每年減少一兩百萬（2025—2028 年）加速至每年減少三四百萬（2028—2035 年），最終到2035 年減少到約 1.10 億的水平，比2020年減少約3000萬人。即使按照國家1：19的小學師生比標準來看，未來面臨“無書可教”的教師人數，也相當誇張。最先受到衝擊的還不是小學，而是幼兒園。教育部的資料顯示，中國在園幼兒數量從2021年開始負增長，當年減少了13萬人，2022年減少了178萬人，2023年直接減少了534萬人。而整個2023年，全國的幼兒園數量比上年減少了14808所。安徽阜陽市臨泉縣是中國的人口第一大縣，2022年有戶籍人口229.3萬，比很多地級市人口都多。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不缺人”的縣城，2023年就曾公告有50所幼兒園終止辦學，全縣幼兒園總數的11.8%。到了去年，很多地方的小學也開始扛不住了。2024年7月，福建泉州公佈了22所學校的註銷公告，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小學。而四川達州下轄的渠縣，在去年4月一口氣關停了18所民辦學校。人口變化對於教育行業的影響是長期的。當前生育低迷所引發的漣漪效應，有可能會一步步從幼兒園，蔓延到中小學，甚至高校。但相對而言，財政薄弱地區的教師們受到的衝擊可能會更大。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編制教師是很多地方最大的“鐵飯碗”之一。例如宣佈鎖死教師編制的湖北鄂州，據當地編制辦的文章介紹，教師編制約佔事業編制總量的48%，接近一半左右。而在改制前，當地還有足足2000多名編制外老師。根據鄂州市2023年財政決算案，鄂州市當年的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為90.2億元，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支出165.59億元（含上級補助和政府一般債券資金安排的支出）。這是一個需要上級轉移支付才能達到收支平衡的城市。因此當地提前鎖死教師編制，不只是為了應對生育變化，也有財政“節流”的考慮。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到“嚴控財政供養人員”。以後，財政供養人員的規模不僅取決於政府職能，更要和當地人口、財力相匹配。這傳遞了一個明確的訊號：在普遍“過緊日子”的背景下，很多地方的教師編制已經很難再擴張了。教師行業的巨變，也許只是人口拐點對當前各行各業影響的一個縮影。幾年之前，教師還是很多人眼中的香餑餑：工作穩定、有寒暑假、職業發展路徑清晰。職場人面臨“35歲裁員危機”的時候，編制教師卻給人“一眼望到退休”的安全感。據紅星新聞報導，2012-2021年間，中國教師資格考試報名人數從17.2萬人次躍升到1144.2萬人次，10年翻了66倍。在一個不確定性增加的時代裡，上岸教師是一個重要選擇。然而短短幾年之後，這樣一個“鐵飯碗”就有了被打破的跡象。對於每年數十萬的師範畢業生，和1000多萬的在職教師們來說，未來的路該怎麼走？其實，嚴格來講，“教師過剩”也是完全可以解決的。在喬錦忠團隊的預測資料中，根據現行的生師比，結合出生人口資料給出的模型。在現有的比例下，未來中國的教師數量確實是過剩的。但是，喬錦忠團隊同時也給出建議：縮小班級規模、降低生師比。這事實上就是歐美、日韓等發達國家已經普遍實行的“小班制”教學，一個班級只有二十多人甚至十幾個人。而中國現行的標準班額為小學45人、初中50人，還有很大的最佳化空間。如果能夠完全實行“小班化”，不僅可以解決教師的“相對過剩”，也能讓每一個學生得到更多的教育和關注。雖然小班制的想法很美好，但要在全國普遍推行，不僅要考慮到校舍、師資等能否配套，還要看地方的財政能否承擔起小班化教學的高昂成本。按照歐美國家的經驗，也許需要20年以上的周期才能實現。而一個更為現實可行的方案是：沒有學生，就去“創造”學生。我們的鄰居韓國已經給我們創造了先例。同樣是面臨少子化、老齡化等問題，韓國的學校和教師們為了自救，只能把教學的對象轉移到老年人群體。2023年3月，韓國蔚山小學140位55歲以上的老人身穿紫色夾克衫，參加了入學儀式。這些白髮蒼蒼的學生們除了學習通識課程，還可以參加社團活動、野餐等校園活動，也算是“重回青春”了一把。在國內，老年人大學近年來熱度也在暴漲。據媒體報導，浙江省的一個縣級市桐鄉，老年大學秋季學期的報名通道一，登錄人數便達到4000多人，83個班級、56門課程幾乎瞬間顯示“名額已滿”。不用懷疑，隨著老年人比例的增加，以後“年輕人教老年人”將會成為教育行業的常態。縱觀人類歷史，對於教育的需求是隨著文明進步而不斷提升的。只要人類求知的慾望還在，那麼身為“人類靈魂工程師”的老師就有存在的價值。但現實也同樣證明：從來就沒有一成不變的需求，也沒有打不破的“鐵飯碗”。無論“上岸”與否，每一個人都要為長遠的未來做準備。 (前瞻經濟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