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知11月21日消息，OpenAI周三宣佈推出ChatGPT for Teachers，這是其人工智慧聊天機器人的一個版本，專為K12 教育工作者設計。OpenAI表示，教師可以使用ChatGPT for Teachers安全地處理學生資訊、獲得個人化教學支援並與所在地區的同事合作。此外，地區領導還可以使用管理控制功能來決定ChatGPT for Teachers在其轄區內的運作方式。OpenAI表示，ChatGPT for Teachers最初將推出約15萬名教育工作者所在的學區。該公司稱，ChatGPT for Teachers將免費向美國K12教育工作者開放至2027年6月。OpenAI 教育副總裁Leah Belsky 在一次簡報會上表示：“我們的目標是確保教師能夠獲得AI 工具以及以教師為中心的體驗，以便他們能夠真正指導AI 的使用。”該公司表示，學生資料將受到保護，並且在ChatGPT for Teachers 中共享的任何內容都不會用於訓練其模型。OpenAI 在2022 年推出通用聊天機器人ChatGPT 後迅速進入主流視野。但它也遭到了教師和家長的批評，他們認為學生可以使用該工具作弊，並避免進行批判性思考。ChatGPT for Teachers 並非針對學生，但OpenAI 表示，讓教師親身體驗AI 工具將有助於他們理解並建立課堂教學中的最佳實踐。該公司在一篇部落格文章中表示：“如今，每個學生都是在人工智慧的陪伴下成長的，教師在幫助他們學習如何負責任、有效地使用這些工具方面發揮著核心作用。為了支援這項工作，教育工作者需要有空間自行探索人工智慧。”今年7 月，OpenAI 在ChatGPT 中發佈了一款名為「學習模式」（ChatGPT Study）的功能。學習模式是為大學生設計的，旨在幫助他們逐步解決問題，最終得出答案。OpenAI 表示，建構學習模式是「在改進ChatGPT 學習能力的漫長旅程中的第一步」。 （多知）

How Teacher Evaluations Broke the University“我們給他們全A，他們就給我們全五分。”作者：羅斯·霍羅威奇（Rose Horowitch）Illustration by Ben Kothe / The Atlantic. Sources: csa-archives / Getty; Nitas / Getty.秋季學期末，全美各地的教授都會為學生打分。從近期趨勢來看，這些分數將達到歷史新高。幾乎在同一時間，學生也會以“教師評估”的形式反過來為教授打分——這些分數同樣可能創下新高。這兩個現象之間存在密切關聯。美國高校，尤其是那些錄取門檻極高的頂尖院校，正面臨“分數膨脹氾濫”與“學術要求降低”的雙重問題。正如我此前所寫，在哈佛大學，過去40年間得A的學生比例翻了不止一倍，但學生的學習投入卻比以往更少。教師評估是高等教育陷入這一困境的重要推手。評估分數會影響學者的薪資水平、招聘錄用乃至終身教職申請機會。然而，“最大化教師評分”與“提供高品質教學”完全是兩回事——事實上，這兩個目標在很大程度上相互對立。教師會受到“減輕學生課業負擔、提高學生分數”的激勵，只因擔心自己因此受到懲罰。“在某種程度上，我們都怕學生。”一位哈佛曆史系教授這樣告訴我。教師評估的初衷本無可厚非：教授應通過反饋改進教學。但高校學者，尤其是研究型大學的學者，受聘的核心依據是其發表的研究成果，而非教學能力。這意味著他們幾乎得不到關於“如何成為更優秀教師”的直接指導。20世紀60至70年代，學生與部分教師對引入評估制度充滿熱情，認為這是實現“大學民主化”的一種方式。到21世紀10年代，教師評估已普及至所有高校。學校讓學生以1至5分的量表為教授評分，評估問題通常涵蓋“評分是否公平”“課堂是否有趣”等多個維度。問題在於，學生根本不擅長判斷“誰是好老師”。由於學習過程並非總能帶來愉悅感，最終的結果是：教得越多、要求越嚴的教師會被“懲罰”，而對學生挑戰性最低的教師反而會被“獎勵”。大量研究表明，學生在“客觀學習評估”中的表現，與他們給教授的評分之間“無相關性”，甚至存在“負相關性”。一項實驗發現，哈佛物理系學生通過“主動學習”模式學到的知識更多，但他們卻認為“被動聽講座”時收穫更大。另一項研究顯示，在美國空軍學院，由“高評分教授”授課的學生，在後續課程中的表現往往更差。教師評估還極易受到各類偏見的影響。課程評估分數與學生“預期獲得的成績”高度相關。多項研究發現，除其他因素外，學生給男教授的評分高於女教授，對長相出眾的教師評分更高，還會因教師帶餅乾進課堂而給出更高評價。“我們尚不清楚評估到底在衡量什麼，但從某種意義上說，它衡量‘性別’或‘分數預期’的效果，比衡量‘教師實際教學價值’要好得多。”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統計學教授菲利普·斯塔克（Philip Stark）研究過教師評估的有效性，他這樣對我說道。儘管教師評估的缺陷已有充分記錄，但它對學者的職業生涯影響極大。“我曾參與過多個晉陞與終身教職評審委員會，在評審過程中，教師評估即便不是衡量教學水平的‘主要方式’，也是‘主要方式之一’。”弗吉尼亞大學心理學教授丹尼爾·威林厄姆（Daniel Willingham）告訴我。德克薩斯A&M大學統計學教授、前院長瓦倫·約翰遜（Valen Johnson）則表示，評估是終身教職評審中的“關鍵因素”。對研究生助教與兼職教師而言，評估的重要性尤為突出——在許多高校，這類群體承擔了大部分本科課程的教學工作。評估分數甚至能直接決定他們能否獲得聘用。“作為兼職教師，你的工作居然要取決於19歲學生對你課堂表現的評價，這實在令人毛骨悚然。”喬治城大學兼職英語教師納撒尼爾·邦普（Nathaniel Bump）這樣說。即便是擁有終身教職的教授，也不得不關注自己的評估分數——除非他們願意面對“課堂空無一人”的局面。部分高校會將評估結果提供給學生，供其選課參考。例如，耶魯大學允許學生根據“課程難度評分”篩選課程：若某門課的難度評分超過特定標準，學生便可將其排除在選課列表之外。評估分數差的教授，其課程選課人數會不斷減少，這不僅會影響其指導的研究生獲得教學機會，還可能導致所在院系的經費與教職名額被削減。最終結果必然是：教師為提高自身評估分數，不得不承受“減輕課業負擔、抬高學生分數”的壓力。瓦倫·約翰遜的一項研究發現，在杜克大學，教授若給學生打A而非B或C，獲得“高評估分數”的機率會翻倍。哈佛大學國際事務教授梅拉尼·卡梅特（Melani Cammett）從布朗大學轉至哈佛任教後，評估分數大幅下滑。她推斷部分學生因“閱讀任務過重”而給她打低分，於是從教學大綱中刪掉了幾篇學術論文，並提高了學生的分數。（她事後告訴我，現在覺得當時“迎合學生”的做法有些過頭，後來又把部分論文加回了大綱。）“教師基本上可以調整自己的教學風格與方法，以在學期末獲得更高評分。”杜克大學商學院行政人員理查德·弗賴施塔特（Richard Freishtat）與斯塔克曾合作研究，他表示，“尤其是當他們知道，這些評分會被用來評判自己的工作表現，並直接關係到薪資、晉陞與留任時——我們談論的可是人們的生計。”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教授金·萊恩·謝佩勒（Kim Lane Scheppele）回憶，她在巴克內爾大學（Bucknell University）任職時，曾有一位同事會在學生填寫評估表前夕舉辦派對。對許多教授而言，這種“討好式操作”確實能奏效。在哈佛大學，隨著多個學科的教授普遍抬高分數，學生給出的評估分數也隨之上漲。哈佛大學本科教育院長阿曼達·克萊博（Amanda Claybaugh）回憶，一位同事曾對她說：“這裡的平衡狀態就是：我們給他們全A，他們就給我們全五分。”有些教授告訴我，他們會無視評估結果；另一些教授則表示，只要意識到評估形式的侷限性，就能從反饋中獲得有用資訊。弗吉尼亞大學的威林厄姆說，他學會了忽略那些極端情緒化的評論，同時樂於通過評估瞭解學生對課程的感受。此外，部分“要求嚴格但能讓學生收穫頗豐”的課程，依然能獲得較高評分。但幾乎沒人認為，評估真的能“提升教學質量”——而“提升教學質量”本是推行評估制度的核心初衷。正因如此，部分高校正試圖降低對教師評估的依賴。俄勒岡大學與南加利福尼亞大學近期均調整了評估流程：在學生評估的基礎上，增加“教師互評課程”與“教授自我反思”環節。達特茅斯學院的工程系也在試點類似制度。哈佛大學過去會向“評估分數最高的教師”頒發獎項，而兩年前，該校改為獎勵“教學大綱質量高”且“學生在後續課程中表現好”的教師。然而，儘管缺陷重重，教師評估制度卻難以被徹底廢除。馬薩諸塞州惠頓學院（Wheaton College）教育學教授斯科特·格爾伯（Scott Gelber）告訴我，那些有權推動廢除該制度的“資深終身教授”，往往並不那麼反感評估——因為現有體系對他們是有利的。此外，替代方案也存在諸多不足：同行評審比“讓學生填寫問卷”耗時得多，而且教師也不願被同事評判。喬治城大學英語系前主任丹尼爾·肖爾（Daniel Shore）總結了這一困境：“我們都知道，評估是個糟糕的衡量工具，但我們也需要對‘提供高品質教學’負責。”保留教師評估還有另一個原因：若高校徹底取消“學生為教授打分”的權利，大學生及其“支付學費的家長”可能會發起抗議。家庭為大學教育支付數萬美元甚至數十萬美元，自然希望有機會對“所享受的服務”提出批評——畢竟，他們是消費者。但問題在於，在教育領域，“消費者並不總是對的”。 (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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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胖友們八卦一個非常“日范兒”的瓜。照片裡的這個女人名叫大平成美，30歲，是日本東京某公立高中的老師。今年8月，她因為涉嫌一起詐騙案，被東京警方逮捕。半年前，她給受害人發了一條簡訊，說有事兒要跟他商量。受害人是個50來歲的大叔，心軟了一下，就問大平成美什麼事。“工作上闖了禍，被人告了，需要一筆錢私了，大約700萬日元。”大叔半信半疑，表示希望能給他看下相關資料，以及借錢可以，但得寫借條。一個月後，兩人約在酒店大堂見面。大平成美拿出“調解書”的複印件給他過目，並主動掏出備好的借條。於是，大叔也爽快地借了她700萬。但是，大叔很快發現借條內容有詐。借條上寫著的借款人住址，實際上，大平成美並不住在裡面。心生疑竇的大叔，又去核查案件詳情。結果，案件編號是假的，根本查不到。大叔意識到自己可能上當了，去警署報案。大平成美被逮捕後，她承認跟大叔借了700萬，但辯解稱，大叔口頭允諾這些錢不用還。所有吃瓜群眾，此時心裡就一個疑問：大平成美和大叔到底啥關係？按主串流媒體說的，你們品，你們細品！“兩人彼此都認為不是談戀愛的關係。3年前，通過交友軟體相識，此後，每個月一起吃兩次飯等。每次，大平成美都從受害男性那裡收取數萬日元。”這描述也是絕了。兩人的關係不就是過去的“援交”，現在的“爸爸活”，西方叫“糖爹”，東方叫“乾爹”嘛。公立學校的老師屬於地方公務員編制，工作穩定，收入不低。尤其東京是全日本財政最富裕的地方。出了大平成美這種醜事，懂事的主流新聞媒體選擇“模糊”描述她和大叔的關係。瓜小，但元素多呀。沒幾天，嗅到味兒的周刊重新梳理了這件事，起了一個赤裸裸的吃瓜標題：東京都立高中30歲女教師，因“爸爸活”被逮捕！上傳的“蛻變視訊”還留著，從“樸素的眼鏡教師”到變成“撈女”原來，樣貌平平的大平成美特別憧憬“白富美”的生活。她租了一間房租不便宜的公寓，出入高級餐館品嚐美食。可她既不富，也不美，勉強還算白。行動派的大平老師在她的個人社交帳號上，記錄自己努力變美的過程。她的理想臉蛋是范冰冰、橋本環奈……蛻變成功？東京公立高中的帶編老師，收入是不低，但也支撐不了大平老師期待的“白富美”生活。於是，她想到了最簡單的捷徑——找乾爹。三年前開始，她通過交友軟體，認識了多名大叔。A大叔，每月陪兩次。B大叔，每月陪一次……社交帳號裡的大平老師，像網上常見的某類小姐姐。炫耀她與“高富帥”們往來密切，出入高級場所用餐，經常收到異性送的禮物。到後面，傍乾爹的收入也難以填滿大平老師的物質慾望。於是就謊稱需要花錢私了，獅子大開口的訛大叔錢。而且，大平老師用一個法子訛了多名大叔。吃瓜到這裡，大傢伙兒不禁好奇，大平成美雖然化妝後還可以，但那些有錢大叔們至於花錢找她來陪嗎？最炸裂的來了！這是日本電視台的報導，視訊裡的她勉強算清秀吧。這是西方媒體的報導，大概覺得女主長得實在太不像“美麗女犯人”，索性換成下面這張概念圖。好吧，或許大平老師只是不上相。然後，令吃瓜群眾徹底幻滅的畫面來了。真實的大平成美老師長這樣……老師的側臉，無敵了！杜絕任何人再幻想“說不定她還是挺好看的”。不過，也因此留下讓人抓耳撓腮的疑問：那些大叔花錢就為這？ (這裡是東京)

今年第一個被打破的鐵飯碗，已經出現了。近日，《中國機構編制》雜誌介紹了湖北鄂州市統籌配置教育領域編制資源的做法，提到：提前鎖死中小學教師編制總量，明確中小學教師編制總量不超過8850名”；將編制保障重點從小學轉移到中學階段，核減小學階段教師編制500名，增核至初中階段；更多的“縮編”動作正在出現。資料顯示，整個江西省近年來教師編制招聘人數出現了斷崖式下跌，官方資料顯示，近5年來總體降幅高達84%。江西下面的一個縣甚至發佈公告稱：“今年不再招聘新教師了！”很多地方都開始動起了教師的鐵飯碗。據成都商報不完全統計，近年來有近10多個省市宣佈將探索“教師退出機制”，對“不能勝任”的教師進行轉崗、待崗甚至解聘。來自北京師範大學的研究團隊做出的模型預測：到2035年，全國將有約150萬小學教師、37萬初中教師過剩。接近200萬教師，真的要過剩了嗎？為何曾被認為最穩定的中小學教師，卻第一個出現大縮編？教師鐵飯碗不牢這件事，早有端倪。以江西為例，從2021年開始公開招聘的編制教師人數就逐年下降：2021年，招聘13344人；2022年，招聘11111人；2023年，招聘7821人；2024年，招聘3957人；2025年，招聘2146人；不僅招聘人數逐年下降，甚至跌幅還有擴大的趨勢：2022 年減少 16.7%；2023 年減少約 30%；2024 年減少約 50%，5年來總體降幅高達84%。事實上，很多地方已經不再招聘新的老師了。去年濟南市平陰縣教體局就曾公開回覆稱：受教師超編、省市嚴控進人計畫的影響，2024年平陰縣將不組織教師的社會招聘。教師縮編，不僅讓等著上岸的師範學生“躺槍”，很多在職老師的日子也不太好過，因為很多地方開始試點起“教師退出機制”了。湖南省衡陽縣去年曾公告，選調100名教師到其它事業單位。黑龍江鶴崗市則發文稱，已分流206名教職工到區級研培訓機構和社區教育中心工作。更嚴重的，是被“最佳化”。貴陽市在《貴陽貴安教育三年攻堅行動方案》中，明確提出實施教師“末位退出機制”，對教師在綜合考核中排名末位的，實行“首次取消目標績效、再次調離轉崗、三次落聘退出”。當然，目前被分流、辭退的老師仍屬於極少數。有些城市還傳出待遇福利減少甚至“斷崖式降薪”的傳聞。曾經的師範熱，正在消退。智谷趨勢梳理髮現，近兩年多地教育部門提出，嚴控教育類專業布點增設、控制教育類專業招生規模。比如四川就在《關於深化高等學校“就業—招生—培養”聯動機制改革的指導意見》中，明確表示嚴控教育學專業新增布點，並規定非師範類高校原則上不再新設教育類專業。一些老牌的師範院校也開始尋找出路，鼓勵師範生們“轉行”，比如去捲醫學生的賽道。湖南師範大學在去年8月成立了醫學部，11月到12月短短兩個月間連續成立了5所與醫學相關的學院，一年內揭牌2家附屬醫院。這一連串的事實似乎在說明：教師行業“一上岸就等退休”的好日子，再也回不去了。無論是等待入行的師範生還是身處行內的局中人，都要為接下來的變化做準備。教師行業，為何在短短幾年內就陷入了“過剩危機”？本質上，這和我們人口的大周期有關。從上面這張圖表可以看出，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每年的新生兒數量曾經長期維持在1600-1700萬的區間，並在2016年達到一個“小高峰”（和當年全面開放二胎有關），隨後便開始迅速回落，到2022年已經跌破1000萬。出口人口的增減，會在幾年後傳導到學生入學人數和在校人數上來。按照北京師範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喬錦忠團隊的模型預測，中國的義務教育總在校學生數將會在2024年達到峰值，隨後將出現快速下降的趨勢。具體來說，就是由每年減少一兩百萬（2025—2028 年）加速至每年減少三四百萬（2028—2035 年），最終到2035 年減少到約 1.10 億的水平，比2020年減少約3000萬人。即使按照國家1：19的小學師生比標準來看，未來面臨“無書可教”的教師人數，也相當誇張。最先受到衝擊的還不是小學，而是幼兒園。教育部的資料顯示，中國在園幼兒數量從2021年開始負增長，當年減少了13萬人，2022年減少了178萬人，2023年直接減少了534萬人。而整個2023年，全國的幼兒園數量比上年減少了14808所。安徽阜陽市臨泉縣是中國的人口第一大縣，2022年有戶籍人口229.3萬，比很多地級市人口都多。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不缺人”的縣城，2023年就曾公告有50所幼兒園終止辦學，全縣幼兒園總數的11.8%。到了去年，很多地方的小學也開始扛不住了。2024年7月，福建泉州公佈了22所學校的註銷公告，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小學。而四川達州下轄的渠縣，在去年4月一口氣關停了18所民辦學校。人口變化對於教育行業的影響是長期的。當前生育低迷所引發的漣漪效應，有可能會一步步從幼兒園，蔓延到中小學，甚至高校。但相對而言，財政薄弱地區的教師們受到的衝擊可能會更大。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編制教師是很多地方最大的“鐵飯碗”之一。例如宣佈鎖死教師編制的湖北鄂州，據當地編制辦的文章介紹，教師編制約佔事業編制總量的48%，接近一半左右。而在改制前，當地還有足足2000多名編制外老師。根據鄂州市2023年財政決算案，鄂州市當年的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為90.2億元，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支出165.59億元（含上級補助和政府一般債券資金安排的支出）。這是一個需要上級轉移支付才能達到收支平衡的城市。因此當地提前鎖死教師編制，不只是為了應對生育變化，也有財政“節流”的考慮。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到“嚴控財政供養人員”。以後，財政供養人員的規模不僅取決於政府職能，更要和當地人口、財力相匹配。這傳遞了一個明確的訊號：在普遍“過緊日子”的背景下，很多地方的教師編制已經很難再擴張了。教師行業的巨變，也許只是人口拐點對當前各行各業影響的一個縮影。幾年之前，教師還是很多人眼中的香餑餑：工作穩定、有寒暑假、職業發展路徑清晰。職場人面臨“35歲裁員危機”的時候，編制教師卻給人“一眼望到退休”的安全感。據紅星新聞報導，2012-2021年間，中國教師資格考試報名人數從17.2萬人次躍升到1144.2萬人次，10年翻了66倍。在一個不確定性增加的時代裡，上岸教師是一個重要選擇。然而短短幾年之後，這樣一個“鐵飯碗”就有了被打破的跡象。對於每年數十萬的師範畢業生，和1000多萬的在職教師們來說，未來的路該怎麼走？其實，嚴格來講，“教師過剩”也是完全可以解決的。在喬錦忠團隊的預測資料中，根據現行的生師比，結合出生人口資料給出的模型。在現有的比例下，未來中國的教師數量確實是過剩的。但是，喬錦忠團隊同時也給出建議：縮小班級規模、降低生師比。這事實上就是歐美、日韓等發達國家已經普遍實行的“小班制”教學，一個班級只有二十多人甚至十幾個人。而中國現行的標準班額為小學45人、初中50人，還有很大的最佳化空間。如果能夠完全實行“小班化”，不僅可以解決教師的“相對過剩”，也能讓每一個學生得到更多的教育和關注。雖然小班制的想法很美好，但要在全國普遍推行，不僅要考慮到校舍、師資等能否配套，還要看地方的財政能否承擔起小班化教學的高昂成本。按照歐美國家的經驗，也許需要20年以上的周期才能實現。而一個更為現實可行的方案是：沒有學生，就去“創造”學生。我們的鄰居韓國已經給我們創造了先例。同樣是面臨少子化、老齡化等問題，韓國的學校和教師們為了自救，只能把教學的對象轉移到老年人群體。2023年3月，韓國蔚山小學140位55歲以上的老人身穿紫色夾克衫，參加了入學儀式。這些白髮蒼蒼的學生們除了學習通識課程，還可以參加社團活動、野餐等校園活動，也算是“重回青春”了一把。在國內，老年人大學近年來熱度也在暴漲。據媒體報導，浙江省的一個縣級市桐鄉，老年大學秋季學期的報名通道一，登錄人數便達到4000多人，83個班級、56門課程幾乎瞬間顯示“名額已滿”。不用懷疑，隨著老年人比例的增加，以後“年輕人教老年人”將會成為教育行業的常態。縱觀人類歷史，對於教育的需求是隨著文明進步而不斷提升的。只要人類求知的慾望還在，那麼身為“人類靈魂工程師”的老師就有存在的價值。但現實也同樣證明：從來就沒有一成不變的需求，也沒有打不破的“鐵飯碗”。無論“上岸”與否，每一個人都要為長遠的未來做準備。 (前瞻經濟學人)

1 教師工資的對比 存在一定的不公平 教師工資，一直以來都是一個頗具爭議性的話題。 2024年，國家統計局公佈了2023年平均工資，具體行業年平均工資如下表： 其中，教師年平均工資12.4萬，處於中上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