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3日，一場看似輕鬆的採訪卻成為全球輿論焦點。當被問及是否後悔在2024年總統大選中支援川普時，特斯拉與SpaceX創始人埃隆·馬斯克脫口而出“後悔”，隨後迅速要求媒體刪除這段發言，並補充稱“這只是一個玩笑”。這一戲劇性場景背後，實則是科技巨頭與政治強人之間因利益衝突而公開決裂的縮影。從最初“共同執政”的願景到如今關稅政策引發的激烈對抗，馬斯克與川普的關係演變，折射出商業利益與民粹主義政策之間的深層矛盾，更暴露了美國政治生態中資本與權力博弈的殘酷現實。一、蜜月期的幻象：從“盟友”到“工具人”的權力遊戲2024年大選期間，馬斯克與川普曾上演過一場“政商聯姻”的戲碼。彼時，馬斯克向支援川普的“美國政治行動委員會”捐贈2.9億美元，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總統競選贊助人之一。這筆資金不僅催生了川普“讓美國再次偉大2.0”的數字競選系統，更通過特斯拉在德克薩斯州超級工廠的選址策略，為川普的“製造業回流”政策提供了關鍵背書——這座工廠為鐵鏽帶州創造了2.3萬個工作崗位，成為川普競選集會上循環播放的“政績廣告”。作為回報，川普在勝選後任命馬斯克為政府效率部門（DOGE）負責人，賦予其“重塑聯邦政府”的權力。這一任命看似賦予馬斯克“共同執政”的實權，實則暗藏玄機。川普在公開場合輕描淡寫地表示：“讓他當效率部長，不過是我剛好喜歡他。”這句話被外界解讀為對馬斯克的“工具化”利用——當馬斯克無法為川普的政策提供實質性支援時，其政治價值便迅速貶值。這種權力關係的失衡在2025年初顯露無遺。當馬斯克試圖通過DOGE推動聯邦機構改革時，卻遭遇白宮內部的強烈抵制。川普團隊甚至被曝出在馬斯克辦公室安裝監控裝置，以“確保其工作符合總統意圖”。這種“既用且防”的態度，徹底擊碎了馬斯克對“政商同盟”的幻想。二、關稅戰爭：商業利益與政治理念的終極對決真正導致兩人決裂的導火索，是川普政府對華加征34%關稅的政策。特斯拉的供應鏈高度依賴中國與墨西哥的零部件，新關稅政策直接推高了其生產成本。據彭博社測算，特斯拉每輛車的生產成本因此增加約4200美元，導致其股價在2025年第一季度暴跌38%，馬斯克個人財富縮水超300億美元。面對這一危機，馬斯克展開了一場孤注一擲的遊說行動。他不僅在4月初多次私下聯絡川普，要求撤銷關稅政策，甚至公開警告稱：“如果關稅繼續升級，特斯拉將不得不將部分生產線轉移出美國。”然而，川普不僅拒絕讓步，反而威脅將關稅稅率進一步提高至50%，並嘲諷馬斯克“過於依賴外國供應鏈”。這場博弈在社交媒體上演變為公開罵戰。馬斯克在X平台上猛烈抨擊川普的首席貿易顧問彼得·納瓦羅，稱其“比一袋磚還蠢”，並引用已故經濟學家米爾頓·佛里曼的視訊，強調全球貿易合作的好處。納瓦羅則反擊稱，馬斯克“不過是想保護中國供應商的利益”，並暗示特斯拉在華業務存在“國家安全風險”。更耐人尋味的是，馬斯克在關稅問題上的立場與其早期言論形成鮮明對比。2020年，他曾公開支援川普對中國加征關稅，認為“這能迫使中國開放市場”。然而，當關稅政策真正衝擊其商業帝國時，他才意識到民粹主義政策的雙刃劍效應。這種轉變不僅暴露了其政治立場的功利性，更凸顯了科技巨頭在全球化時代面臨的生存困境。三、政治分野：從“盟友”到“對手”的身份重構隨著關稅戰爭的升級，馬斯克與川普的關係已從“蜜月期”滑向“決裂期”。白宮發言人公開承認兩人存在“公開分歧”，而馬斯克則被曝出將在“幾周內”離開政府效率部門，回歸特斯拉與SpaceX的管理。這一轉變標誌著馬斯克從“政治盟友”向“反對派”的身份重構。在政治立場上，馬斯克開始調整策略。他減少了對川普的公開支援，轉而與溫和派共和黨人接觸，甚至被傳出考慮支援獨立候選人。在商業策略上，特斯拉加速推進供應鏈本土化，計畫在德克薩斯州建設一座完全自主的電池工廠，以降低對海外供應鏈的依賴。然而，這一計畫需要至少5年時間才能落地，短期內仍無法擺脫關稅政策的衝擊。更深遠的影響在於，馬斯克已成為美國政治生態中的“異類”。他既不屬於傳統的民主黨陣營，也難以被共和黨建制派接納。這種“懸浮狀態”使其在政策制定中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例如，當馬斯克試圖推動電動汽車補貼政策時，既遭到民主黨“保護化石燃料利益集團”的指責，又面臨共和黨“浪費納稅人資金”的抨擊。四、制度困境：資本與權力的永恆博弈馬斯克與川普的決裂，本質上是美國政治制度中資本與權力博弈的縮影。根據聯邦選舉法，總統候選人可以無限額接受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的“獨立支出”，而這些資金中有72%來自全美資產前0.1%的超級富豪。這種制度設計使得馬斯克等科技巨頭能夠通過政治獻金影響選舉結果，但同時也導致其政策訴求在執政後被民粹主義議程所稀釋。以關稅政策為例，川普的決策並非完全基於經濟理性，而是服務於其“美國優先”的政治敘事。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63%的共和黨選民支援對華強硬立場，即使這意味著犧牲部分經濟利益。在這種政治環境下，馬斯克試圖通過理性遊說改變政策，無異於“螳臂當車”。更深層的矛盾在於，美國政治制度缺乏對資本權力的有效制衡。當馬斯克投入2.9億美元支援川普時，他期待的是政策回報；但當政策損害其利益時，他卻無法通過合法途徑撤銷支援。這種“單向度”的權力關係，使得科技巨頭在政治博弈中始終處於弱勢地位。五、未來展望：科技巨頭與政治權力的再平衡馬斯克與川普的決裂，為科技巨頭與政治權力的關係提供了新的啟示。一方面，科技企業必須重新評估政治參與的風險。在全球化時代，過度依賴單一國家的政策支援可能導致戰略脆弱性。特斯拉的案例表明，即使是最強大的科技公司，也無法完全抵禦民粹主義政策的衝擊。另一方面，政治家也需要認識到，科技巨頭已成為影響國家競爭力的關鍵力量。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報告，到2030年，人工智慧、量子計算等前沿技術將貢獻全球GDP的14%。如果政治決策繼續忽視科技企業的利益，可能導致技術外流和產業空心化。未來，科技巨頭與政治權力的關係將走向“再平衡”。科技企業可能通過組建行業聯盟、推動國際規則制定等方式，增強政策話語權；而政治家則需要建立更加包容的政策協商機制，避免將科技公司簡單地視為“政治工具”或“對手”。結語：權力遊戲的終局與新局馬斯克那句脫口而出的“後悔”，不僅是對個人政治選擇的反思，更是對美國政治生態的深刻批判。在這場資本與權力的博弈中，沒有永恆的盟友，只有永恆的利益。當科技巨頭的商業利益與民粹主義政策發生衝突時，所謂的“共同執政”願景不過是一場虛幻的泡沫。然而，危機往往孕育著變革的契機。馬斯克與川普的決裂，或許能促使科技企業與政治家重新思考彼此的關係定位。在全球化與民粹主義交織的今天，唯有建立更加理性、包容的政商互動機制，才能避免重蹈“相愛相殺”的覆轍。否則，今天的“後悔”終將演變為明天的“災難”。 ( leo張大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