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I重構產業、地緣政治重塑世界格局的關口，究竟如何擺脫滯脹，實現長期繁榮？「你計劃怎麼花諾獎的獎金？」這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公佈現場的第一個提問。新晉諾獎得主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認真地回答：“我在巴黎有研究實驗室，我和很多年輕學者一起工作，我們的科研項目研究增長經濟學，我想把錢用在對AI和其他創新對經濟的影響上。”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1100萬瑞典克朗的獎金被分成二。其中一半，將被授予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表彰他「透過技術進步確定了持續成長的前提條件」。另一半由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共同獲得，他們的核心貢獻，是把熊彼特那句廣為人知的“創造性破壞”，從抽象概念變成了可推導、可分析的理論模型。三位學者對「對創新驅動的經濟成長」的解釋，橫跨了經濟史與理論建模的學術突破。他們都對可能抑制創新、限制經濟成長的政府政策發出警告，也為當下的全球經濟提了個醒：「創新」並非老生常談。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經濟學家喬爾·莫基爾、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圖源：諾貝爾獎委員會官網“任何關稅都是成長的絆腳石”在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的記者會上，阿吉翁的發言，精準剖開了全球經濟的現實困局。當現場記者拋出“美國加徵關稅對增長的影響”這一問題時，他沒有絲毫含糊，答案斬釘截鐵：“我不歡迎任何關稅政策，任何關稅都是增長的絆腳石。”菲利普·阿吉翁/圖源：視覺中國這番表態背後，是他對全球經濟競爭格局的判斷。 “貿易壁壘對我們的經濟成長並不利，我們需要更大的市場促進貿易不斷流動。我們希望能夠跨越技術，讓科學技術在不同國界之間流動。”在阿吉翁看來，歐盟各國現在最該清醒的，是不能讓美國獨霸科技領域，要扭轉局面，核心只有一個：真正啟動科技創新的引擎，找到驅動技術突破的根本動力。而實現這一點的關鍵一步，阿吉翁明確指出，就是在歐盟的市場經濟框架裡，搭建統一的歐洲市場。唯有讓經濟要素加速流動，歐盟經濟才能重拾活力，在和美國的經濟較量中搶佔更有利的位置。提到AI，阿吉翁的態度也格外鮮明，「我認為AI會帶來更多生產力，這些生產力會進一步推著我們向前走。」但他看得更遠——在他眼中，AI不只是提升效率的工具，更可能徹底加速「創造性破壞」的進程。「創造性破壞」是持續成長的核心動力/圖源：諾貝爾獎官網如何充分釋放AI巨大的成長潛力，關鍵在於適當的競爭政策。阿吉翁，1956年出生在法國巴黎，1987年從美國哈佛大學拿到博士學位，如今身兼數職—，既是法國巴黎法蘭西公學院、歐洲工商管理學院的教授，也是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座上賓。這位以「創造性破壞」重塑成長經濟學的阿吉翁，其學術靈感的源頭，來自父母為他搭建的藝術與商業世界裡。阿吉翁的父親開著一家現代主義畫廊，母親加比則憑著對女性時裝的滿腔熱愛，一手創辦了後來火遍全球的奢侈品牌「Chloé蔻依」。母親在時尚領域「破舊立新」的實踐，早已為阿吉翁埋下了創造性的伏筆。阿吉翁的母親加比一手創辦了奢侈品牌“Chloé蔻依”再看豪伊特，1946年生於加拿大，1973年在美國西北大學拿到博士學位，現在是美國布朗大學的教授。布朗大學的官網對他的定位很清晰——研究重點集中在宏觀經濟學與貨幣經濟學，而他更關鍵的標籤，正是現代「熊彼特式」經濟成長理論的創建者之一。1987年，阿吉翁與霍伊特就把「創造性破壞」的想法放入了內生成長模型。 1992年，兩人合作發表了一篇里程碑式的論文《透過創造性破壞實現成長的模型》。在這篇文章裡，他們第一次用完整的數學框架，把「新事物取代舊事物」的經濟邏輯講透了：當一款更新、更好的產品闖進市場，那些靠舊產品吃飯的企業，註定要面臨市場份額流失的命運。這個過程中，「創造」與「破壞」從來都是一體兩面——新的技術、新的產品冒出來，舊的技術、落後的企業就會被淘汰，而經濟成長的動力，恰恰就藏在這種動態的更替裡。在逆全球化暗潮湧動的當下，他們的這些判斷，不只是對歐盟的提醒，更像是給全球經濟的一劑清醒劑——在AI重塑世界的時代，開放才是增長的核心動力，創新要靠制度托底。經濟成長不是理所當然如果說阿吉翁與霍伊特這兩位學者用數學的邏輯，給增長理論搭起了堅實的“骨架”，那莫基爾用歷史的筆觸，為經濟增長找到了“過去的根源”。談起經濟史學界的重量級學者，喬爾·莫基爾是繞不開的名字。在科技進步與工業革命的龐雜史料裡，他一點點梳理出經濟成長的歷史起因與核心動力。如果把莫基爾的研究拆解來看，能清楚地看到三條交織的主線。第一條是“追根溯源”，他跳出單純的技術描述，從歷史縱深裡剖析技術進步、知識經濟與工業革命的內在勾連——不是簡單說“工業革命用了蒸汽機”，而是追問：“為什麼蒸汽機偏偏在那個時代出現？知識積累到什麼程度才孕育了這樣的突破？”早期蒸汽機車'旅行一號'/圖源：視覺中國第二條是“量化驗證”，他不只用理論模型搭建框架，更拿歷史數據來做經驗分析，仔細計算人口數量、人力資源、資本形成這些要素，到底如何影響工業革命的進程與工業化的落地。第三條則是“制度透視”，他把視角拉得更寬，從知識的分享與積累出發，分析那些政治環境、制度設計、文化土壤，才能真正為經濟增長保駕護航。莫基爾的研究將經濟史、政治史、社會史，尤其是思想史結合起來，全面考察了社會變革和經濟增長，用跨學科的視角去審視社會變革與經濟增長的關係——比如，一場思想啟蒙如何影響技術傳播，一項制度設計又如何改變資本流向。在這個過程裡，他主張命題知識與指令知識的協同轉化，不是所有知識都能驅動成長，只有那些能轉化為實際技術、解決生產問題的知識才管用。同時，他也揭示了工業革命不只是機器的革命，更是思想觀念的革命，正是啟蒙運動培養的理性精神、探索意識，才為技術突破鋪平了道路。一個經典案例是，在19世紀工業革命初期，紡織工人因恐懼紡織機取代人力而搗毀機械，擔心機器會導致失業和工傷風險。這與當前人工智慧引發的擔憂存在相似性，反映了人們對新技術替代傳統職位的焦慮。經濟成長從來不是「短期爆發」的偶然，而是長期裡多種因素相互糾纏、共同作用的結果，而莫基爾的研究，恰好帶著極強的層次感，一步步撥開這層迷霧。1946年出生於荷蘭萊頓的莫基爾，學術生涯自帶跨學科基因：本科在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同時拿下經濟學和歷史學學位，後來到耶魯深造，1972年拿碩士、1974年獲得博士，博士論文就瞄準了“1800—1850年低收入國家的工業增長與停滯”——那時就瞄準了“1800—1850年低收入國家的工業增長與停滯”——那時他就進了這一命題研究這一命題”。畢業後，他紮根西北大學至今，如今已是該校的羅伯特・斯托爾茨文理講席教授，這份長期深耕，讓他對經濟史的理解遠超「碎片化敘事」。喬爾·莫基爾/圖源：視覺中國無獨有偶，莫基爾也對川普政府表達了強烈不滿，抨擊其科研政策為「史上最大的自擺烏龍」事件。10月13日，莫基爾對路透社說，自己的研究聚焦在「為何我們比曾祖父輩富裕得多、生活好得多」。同時他擔憂，在川普政府執政期間，美國可能失去在科學研究與教育領域的領先地位。 “本屆政府對高等教育和科研的攻擊，或許是歷史上最大的'自擺烏龍'，”他說，“這種行為具有自我破壞性，且完全由無關的政治因素驅動。”莫基爾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也表示，那些投入時間與資金探索知識的人，會透過專利與同行認可獲得回報；而要維持這一體系，需要「一個將科技置於優先地位的政府」。「如今，這些理念已不再像過去那樣不言自明。」他補充道，有些國家的政府支持成長與創新，例如中國，但另一些國家的政府則對此持懷疑態度。不過他並未指明具體國家。莫基爾補充道，創新能解決當今世界兩大核心挑戰：氣候變遷與人口老化。而要實現這種創新，政府必須鼓勵科學發展，並“創造一個讓最優秀人才能安心開展所需工作的環境”，其中包括開放移民。再看這次獲獎的組合——莫基爾與阿吉翁、豪伊特，歷史錨點與理論模型，本質上是在回答當下全球經濟最核心的困惑，創新如何發生、增長如何產生、政策如何影響。就像諾貝爾經濟學獎評審委員會主席哈斯勒（John Hassler）在發布會上說的那樣：“三位諾獎得主的研究表明，經濟增長不是理所當然的。我們必須維護創造性破壞背後的機制，以避免經濟重回停滯的狀態。”(南風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