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慧作為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的核心驅動力，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與廣度重塑全球經濟格局、社會結構與權力平衡。在這場關乎國家未來的全球競賽中，美國與中國作為兩大主導力量，其戰略選擇與路徑分野不僅關係各自國運，更將影響未來數十年的國際秩序。中國的“十五五”規劃建議明確提出“深入推進數字中國建設”“全面實施‘人工智慧+’行動”，這標誌著人工智慧已被提升至現代化國家治理與高品質發展核心引擎的戰略高度。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在《美國人工智慧行動計畫》中，則旗幟鮮明地將人工智慧定位為一場必須贏得的“競賽”，其核心目標是維持“毋庸置疑且不受挑戰的全球技術主導地位”。這兩種不同的敘事，根植於迥異的政治體制、經濟模式與治理哲學。本文旨在通過系統剖析中美兩國人工智慧發展路徑的戰略意圖、政策工具與實施重點，在深刻的國際比較視野下，闡釋中國方案的內在邏輯與時代價值，並為“十五五”時期中國人工智慧賦能經濟高品質發展的實踐路徑提供前瞻性思考。
中國人工智慧發展路徑
中國的人工智慧發展路徑深刻體現了“全國一盤棋”的舉國體制優勢與“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這一路徑並非單純的技術追趕，而是一場旨在將技術革命深度融入國家治理與經濟社會發展全域的系統性工程。
2025年8月國務院發佈的《關於深入實施“人工智慧+”行動的意見》開宗明義，明確根本目標是“加快培育發展新質生產力，使全體人民共享人工智慧發展成果”。這一表述清晰地表明，中國發展人工智慧的終極價值取向是“普惠”與“共享”，其戰略定位是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和“高品質發展”的核心工具。中國期望通過人工智慧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現實挑戰，如提升政府治理效能、最佳化公共服務供給、推動產業轉型升級以及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從而建構一個“科技—產業—社會”良性互動的人工智慧賦能型生態。
為穩步推進人工智慧戰略實現，中國建構了以2027年、2030年、2035年為關鍵節點的長期目標體系，體現了“分步走”的戰略耐心與務實精神。以近期目標為例，到2027年，中國計畫在科技創新、產業升級、社會治理、公共服務、生態保護和安全監管六大重點領域實現人工智慧的廣泛深度融合，並設定了新一代智能終端、智能體應用普及率超過70%的量化指標。這種由點到面、通過重大應用場景牽引技術突破與產業發展的思路，是中國路徑的典型特徵。在技術路線上，中國呈現出“應用反哺基礎”的鮮明特點。 相較於美國在通用大模型上的“規模競賽”，中國更傾向於利用其在智能製造、生物醫藥、城市治理等垂直領域積累的龐大、高品質場景資料，來訓練和最佳化行業大模型，並以此經驗反饋至通用模型的研發，形成“場景驅動—技術迭代—生態完善”的閉環。
此外，中國的體制優勢在於能夠通過頂層設計，高效整合分散在政府、企業、高校與科研院所的創新資源，推動人工智慧的理論與實踐發展。國家新一代人工智慧治理專業委員會、國家實驗室、人工智慧創新應用先導區等構成了一個多層次、網路化的推進體系。在產業生態上，中國形成了“國家隊”引領、平台型企業與“專精特新”中小企業協同發展的“梯隊式”結構。 華為、百度、阿里等平台型企業扮演著技術擴散器和生態搭建者的角色，而無數中小企業在具體的應用場景中深耕，形成了強大的工程化與商業化能力。在資料層面，“十五五”規劃建議強調“健全資料要素基礎制度，建設開放共享安全的全國一體化資料市場”，這正是為了實現破解資料孤島、釋放資料價值這一人工智慧發展的關鍵突破。國家通過建設統一的資料基礎設施和制定標準規範，旨在將資料這一新型生產要素轉化為國家戰略資產。同時，在激勵創新方面，政府通過“揭榜掛帥”等機制引導社會資本投向關鍵核心技術領域，形成了戰略引領與市場活力相結合的創新格局。
中國在大力推動人工智慧應用的同時，也高度重視其可能帶來的風險與挑戰。“十五五”規劃建議明確提出“加強人工智慧治理，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政策制度、應用規範、倫理準則”。這表明中國正致力於建構一個與技術創新相適應的治理體系。中國的治理具有鮮明的“前置性”和“主動性”特徵，例如已出台《生成式人工智慧服務管理暫行辦法》等法規，並在自動駕駛、人臉識別等具體領域探索沙盒監管模式，體現了在發展中規範、在規範中發展的審慎態度。中國提出的“以人為本、智能向善”的治理理念，旨在回應技術發展帶來的普遍性社會關切。
美國人工智慧發展路徑
美國的人工智慧發展路徑，是其自由主義經濟傳統與現實主義外交戰略在數字時代的集中投射。其核心邏輯是通過激發市場內在活力維持技術領先，並通過建構排他性聯盟體系遏制戰略競爭對手，從而鞏固其全球霸權。
2025年7月白宮發佈的《美國人工智慧行動計畫》序言中，引用的美國總統的話直言不諱：“突破這些領域有可能重塑全球力量平衡……我們必須實現並維持毋庸置疑且不受挑戰的全球技術主導地位。”這份檔案通篇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並將人工智慧競爭定性為一場“競賽”。這種“零和博弈”的思維模式，深刻塑造了美國人工智慧戰略的方方面面。其目標不僅是促進經濟增長，更是確保軍事優勢、設定全球標準，並防止競爭對手在技術上實現超越。
與中國的國家主導模式不同，美國堅信私營部門是創新的主體。該計畫將“移除繁文縟節和繁瑣監管”列為第一支柱的首項行動，並明確撤銷了被其視為“預示繁瑣監管制度”的上一屆政府行政命令。其政策工具包括：由行政管理和預算局牽頭，全面審查並廢除阻礙人工智慧發展的聯邦法規；由聯邦貿易委員會重新審視反壟斷調查，防止其“不當負擔人工智慧創新”；在州層面，通過聯邦資金分配來影響各州的人工智慧監管。在技術生態上，美國形成了由風險投資驅動、大廠收購整合、初創公司不斷湧現構成的“雨林式”生態。 這種生態充滿活力與多樣性，善於催生顛覆性創新，並在基礎模型和底層開發框架上持續引領。此外，美國重視鼓勵開源和開放權重模型的發展，認為這有助於初創企業創新、防止大公司壟斷，並能夠將承載“美國價值觀”的人工智慧技術輸出全球，具有地緣戰略價值。
美國也清醒地認識到，算力是人工智慧時代的“石油”。該計畫承認美國能源容量自1970年代以來停滯不前，而中國已快速擴建全國電網。為此，其第二大支柱“建設美國人工智慧基礎設施”提出了一系列激進措施：為資料中心和半導體製造設施建立簡化的環境許可程序，甚至為此創設新的“ categorical exclusions”（類別排除），以繞過《國家環境政策法》等法規的詳細評估；發展匹配人工智慧創新步伐的電網，反對“激進的氣候教條”，優先聯接近零碳的可靠、可調度電力；並通過《晶片與科學法案》等政策工具，恢復美國半導體製造業，確保供應鏈安全。
在國際層面，美國的戰略是雙軌平行的。一方面，其致力於向盟友和夥伴“出口美國全套人工智慧技術堆疊”，通過經濟外交、出口信貸等方式，建構一個以美國技術為標準的基礎設施聯盟，使其盟友在技術上形成對美國的路徑依賴。另一方面，美國系統性地加強對華技術封鎖。該計畫詳細列出了包括加強人工智慧計算晶片出口管制執法、堵塞半導體製造裝置出口管制漏洞、推動盟友與美國出口管制對齊，以及利用《外國直接產品規則》等工具進行長臂管轄等一系列措施。其目標很明確：延緩中國獲得尖端算力與技術的能力，確保美國的代差優勢。在治理規則上，美國也正積極通過聯盟網路輸出其“輕觸監管”、以“不阻礙創新”為首要原則的治理模式，並試圖將其技術標準與規則變為“全球標準”。
中美發展路徑比較與啟示
將中美路徑並置比較，可以清晰地看到兩種不同制度邏輯下的發展範式。中國的“發展型國家”模式強調統籌、普惠與安全；美國的“競爭型市場”模式強調自由、領先與聯盟。對於正處於“十五五”規劃開篇佈局關鍵時期的中國而言，美國的經驗與教訓均可提供寶貴的鏡鑑。
中國“以人民為中心”的普惠性發展導向，有助於凝聚社會共識，避免技術紅利被少數階層壟斷，這是其制度優越性的體現。然而，在美國已將人工智慧明確定義為“國家安全核心”並付諸全方位行動的背景下，中國也需在戰略上進一步提升人工智慧在總體國家安全觀中的地位。這意味著，在繼續推動“人工智慧+”賦能千行百業的同時，必須強化人工智慧在網路安全、生物安全、經濟安全、國防科技等關鍵領域的應用與防護能力，並建立針對人工智慧技術本身的縱深防禦體系。
中國的舉國體制在組織重大科技攻關（如大模型研發、半導體裝置突圍）方面具有無與倫比的優勢。然而，美國市場驅動模式所催生的那種由下而上、百花齊放的原始創新能力，尤其是在顛覆性演算法和底層開發框架領域的持續引領，值得深思。中國應當在保持國家戰略科技力量主導地位的同時，進一步為私營部門和初創企業營造更寬鬆、更包容的創新環境。例如，在非核心、非安全領域探索“監管沙盒”，簡化創新產品的上市審批流程；鼓勵風險資本投向更前沿、更長周期的底層技術研發；保護技術路線的多樣性競爭，避免資源過度集中於單一技術路徑；在教育體繫上鼓勵批判性思維與跨學科融合，培育能夠誕生顛覆性思想的土壤。
此外，“十五五”規劃建議中延續提及的中國建設“全國一體化資料市場”構想具有前瞻性，但仍面臨資料確權、定價、流通安全與收益分配等世界性難題。美國在資料流通上更依賴市場契約與法律框架，但在跨平台資料互操作性等方面也存在壁壘。中國的突破口在於，在確保資料安全和隱私保護的前提下，優先推動公共資料、科研資料的最大限度開放共享，並率先在智能製造、醫療衛生等垂直領域建立行業級的資料空間和可信流通範式，以實際應用價值驅動資料要素市場的形成。
同時應當警惕，美國正積極通過聯盟體系輸出其技術標準與治理規則，並試圖將中國排除在外。中國若僅僅被動適應他人制定的規則，將在長期競爭中處於不利地位。因此，中國必須更積極主動地參與乃至引領人工智慧全球治理。這要求中國不僅要在技術上實現並跑乃至領跑，更要在哲學、倫理和法學層面進行深入思考，提出關於人工智慧時代人類生存、社會組織和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具體而言，應在聯合國、國際電信聯盟等多邊框架下，基於“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推出更具包容性的人工智慧治理方案；在人工智慧倫理標準、評測基準、跨境資料流動等規則方面，提出中國的技術標準與方案；結合“一帶一路”倡議，與新興市場和開發中國家分享中國的人工智慧應用經驗與技術，建構數字合作夥伴網路，逐步提升在國際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
結語
中美人工智慧的競賽，本質上是兩條現代化道路、兩種治理模式的競爭。美國的路徑依託其現有的科技優勢、聯盟體系與市場活力，力求通過“技術民族主義”鞏固其主導地位。中國的路徑則立足於超大規模市場、高效的國家動員能力以及追求共同富裕的發展理念，旨在探索一條技術賦能社會全面進步的“數字文明新道路”。
展望“十五五”，中國的人工智慧發展正處於一個歷史性的十字路口。前路絕非坦途，既有核心技術“卡脖子”的風險，也有治理複雜的巨大挑戰。然而，中國的優勢在於強大的戰略定力、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對長遠目標的執著追求。未來的關鍵，在於能否成功地將舉國體制的戰略優勢與市場機制的微觀活力有機結合起來，在技術突破、資料活化、治理創新與全球參與四個維度上實現協同演進。
中國的成功不取決於在單一技術指標上超越美國，而在於能否成功建構一個“國家戰略引領力、市場創新活力、社會包容力、全球號召力”四者統一的人工智慧發展新範式。中國不必也無法完全複製美國的路徑。正確的方向是，在充分吸收域外經驗的基礎上，堅定地走出一條以我為主、融合創新、安全可控、普惠共享的中國特色人工智慧發展道路。這不僅關乎中國自身的繁榮與安全，更意味著中國有能力為全球人工智慧的健康發展貢獻一種不同的智慧與選擇，證明技術進步完全可以服務於人類的共同福祉與社會的整體和諧，這將是中國在人工智慧時代惠及全球的突出貢獻。 (現代金融導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