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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支付圈，流傳著一句耐人尋味的話：“MPI 值一千萬，JPM 帳戶值一億。”這不是誇張的比喻，而是對摩根大通在全球金融體系中地位的真實寫照。對那些試圖在跨境支付、虛擬資產、穩定幣等敏感領域展開業務的機構來說，摩根大通不僅是通向美元系統的主門，更是一道衡量合規與能力的鐵閘。
加密世界的龍頭交易所 Coinbase 創始人曾直言，公司得以走到今天，最大的關鍵因素不是技術、使用者增長或監管環境，而是擁有了一個強大的銀行合作夥伴——摩根大通。自 2020 年起，摩根大通成為 Coinbase 的核心銀行，這一關係不僅為其開通了美元通道，更在合規與信譽層面背書了它在傳統金融眼中的“合法性”。在整個加密行業都苦於被銀行體系邊緣化的背景下，這樣的合作無疑是一張稀缺的通行證。
然而，摩根大通卻從未友好地對待比特幣。摩根大通現任 CEO 傑米·戴蒙（Jamie Dimon）多年來始終是加密貨幣最尖銳的批評者之一。他曾將比特幣斥為“欺詐”，強調其主要用於非法交易，公開表態自己“永遠不會買比特幣”。即使在貝萊德等華爾街巨頭逐漸擁抱比特幣ETF的當下，戴蒙依舊堅持否定立場。比特幣的去中心化理念，顯然與摩根大通所代表的美元中心化體系構成了本質對抗。
本文將圍繞摩根大通這一金融巨擘展開，從其傳奇式的誕生與擴張講起，梳理其如何一步步成為美元全球體系的執行中樞、“神殿級銀行”的象徵，以及它在現代加密世界中的複雜角色。通過 Coinbase、泰達、穩定幣與跨境清算網路等關鍵案例，我們將嘗試回答一個貫穿金融史與鏈上現實的核心問題：在這個由去中心化與權力博弈共同塑造的新時代，摩根大通到底是誰？
約翰·皮爾龐特·摩根（J.P. Morgan）出生於 1837 年，是一個典型的“含金鑰匙”出身的銀行世家繼承人。但真正讓他在金融史上封神的，並非出身，而是他在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對美國經濟體系的重塑。從 1871 年起，他開始大規模整合美國鐵路系統——當時這個國家最重要的經濟命脈卻因重複建設和管理混亂而瀕臨崩潰。摩根以資本為刀，將一地雞毛的鐵路企業加以重組整併，到 19 世紀末，三分之一的美國鐵路都歸於其資本控制之下。他由此贏得“鐵路沙皇”的稱號，不僅主導了一個行業的重生，也樹立了私人金融資本可以重塑國家基礎設施的先例。
這種將私人力量凌駕於國家結構之上的能力，在 1893 年至 1895 年的金融危機中體現得更為徹底。當時美國財政部的黃金儲備即將枯竭，國會試圖增發債券失敗，國家面臨信用體系崩潰的邊緣。就在這關鍵時刻，摩根聯合歐洲銀行財團，自行籌措 6500 萬美元黃金貸款注入財政部，才使得美國避免了系統性違約。這是一筆私人對國家的“救命錢”，從此，華爾街流傳起一句至今仍讓人咂舌的話：“如果美國是一家公司，那摩根就是這家公司的 CEO。”這不僅是對其財力的認可，更是對其操盤能力的極致肯定——摩根的金融力量，已經超越了國家機器本身。
他的資本運作能力也在 1901 年達到巔峰。這一年，鋼鐵大王卡內基決定退休，摩根以 4.8 億美元現金完成對卡內基鋼鐵的收購，並將其與多家鋼企整合，成立了美國鋼鐵公司（U.S. Steel）——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市值超過十億美元的企業。這不僅是一樁世紀併購，也標誌著金融資本正式取代實業家成為美國經濟的最高權力層。摩根不再只是掌舵鐵路和銀行的人，他已經成為美國工業資本的實際主宰者。
而當 1907 年紐約銀行體系再度陷入連鎖倒閉的恐慌時，政府再次無力應對，摩根則再次挺身而出。他將華爾街主要銀行家鎖進自己家中的圖書館裡整整十四小時，逼迫所有人達成共同出資的救市協議，才最終平息市場風波。這次事件成為美國歷史上私人金融力量最後一次全面主導系統性危機應對的里程碑——人們開始意識到，不能把整個國家的命運再交由一個銀行家來擔保。六年後，聯準會成立。可以說，摩根不僅是舊秩序的最高體現者，也是新秩序被迫誕生的催化劑。
如果說 J.P.摩根在 20 世紀初是一位以個人資本重塑國家經濟秩序的金融巨人，那麼摩根大通在今天，則是以機構之身佔據了全球金融體系的“神殿之位”。這家銀行不僅是華爾街的象徵，更是世界資本流動的基礎設施之一。截至目前，摩根大通的資產總額已超過三兆美元，在美國國內排名第一，在全球範圍內也僅次於少數幾家國有巨無霸銀行。這樣的規模不僅意味著它是一個“龐然大物”，更意味著它已經成為整個美元金融體系的柱石級存在。
摩根大通的權力核心，在於它對全球美元清算網路的掌控。在跨境支付和國際結算的層面，這家銀行已成為不可替代的樞紐。資料顯示，經由摩根大通每天處理的清算付款金額超過 10 兆美元，佔據全球美元清算市場近三成份額。這不只是技術能力的體現，更是全球信任體系對其背書的結果。從 ACH 到 Fedwire，從 SWIFT 到各類本地化金融基礎設施，摩根大通以一己之力搭建起全球美元流通的總動脈，令無數國家的跨境金融業務繞不開它的清算網路。這也意味著：掌握摩根大通，便掌握了美元的流動權。
但如此龐大的網路並非毫無門檻。摩根大通對合規與風控的要求堪稱“全球金標準”，其開戶審查流程之嚴苛，常被業界稱為金融版的“登天梯”。只有背景清晰、資金結構乾淨、KYC 與反洗錢機制經得起推敲的機構，才有機會成為其客戶。因此，能成功開設摩根大通帳戶，不僅是一種功能上的便利，更是一種信用上的通行證——它像征著你獲得了世界最嚴銀行的認可，被納入最核心的金融信任圈層。
這種高度集中而又層層篩選的結構，讓摩根大通成為全球金融體系中近似“國家級基礎設施”的存在。“摩根大通之於美元金融，好比城市裡的電網與自來水系統，是一切現代活動能夠正常運轉的前提。”它既是美國財政部主要債券發行的承銷商，又是聯邦儲備系統中關鍵的流動性中介機構。它不僅服務於市場，也服務於國家意志，在某些時刻，甚至比一些中小國家的央行更能左右國際金融的穩定性與方向。摩根大通，不只是銀行，更是美元世界秩序的執行中樞。
如果說聯準會是全球美元體系的設計者和規則制定者，那麼摩根大通則是這套體系最有力的執行者——它不僅執行規則，更通過自身龐大的網路將這些規則具象化、落地化，乃至於放大其在全球的實際影響。作為美債市場的一級交易商，摩根大通日常參與聯邦儲備系統的公開市場操作，協助管理短期流動性，並通過其投資銀行部門承擔大量美債發行與分銷任務。在這個架構中，摩根大通的角色既是美國財政政策的操作型盟友，也是美元國際影響力的肌肉。它不僅傳導政策，更構築出美元霸權所依賴的基礎設施。
這種“執劍人”身份的體現最直觀的場景，是跨境美元清算。在今天的金融世界中，幾乎所有規模化的國際美元交易都無法繞過摩根大通這類清算巨頭。企業、機構乃至央行所進行的美元結算，通常都必須經過美國的大型商業銀行——而摩根大通是其中最關鍵的節點。這不僅帶來了技術和效率上的優勢，也賦予了摩根大通及其所在國巨大的地緣金融權力。當美國對某一國家或機構實施金融制裁時，最常見的做法之一就是“切斷其美元清算能力”，而摩根大通正是這種政策的直接執行者與放大器。一旦被摩根大通剔除出網路，就意味著失去了與全球主流金融體系的連接權。
也因此，對於全球範圍內的金融機構而言，是否能接入摩根大通的網路不僅關乎效率和成本，更關乎“金融主權”的邊界問題。一個支付機構若能開立摩根大通帳戶，便意味著其得到了美元體系的核心背書；而一旦被排除在外，則很可能被迫轉向邊緣市場或次級網路。這種分層結構強化了美元霸權的層級體系，也讓摩根大通成為其鏈條上最具操作性的權力環節。
在關鍵時刻，摩根大通的“體系地位”也體現為一種穩定器的作用。2008 年次貸危機期間，它臨危接管了貝爾斯登，幫助阻斷危機蔓延；而在 2023 年矽谷銀行倒閉風波中，摩根大通再度出手收購第一共和銀行資產，成為穩定市場預期的關鍵力量。這種“白衣騎士”行為儘管包含商業動機，但也凸顯了摩根大通在美元金融體系中的責任地位：它不僅是利益結構的頂端受益者，也是體系穩定性的保障者。在這張由制度與力量共同編織的美元霸權之網中，摩根大通是一把鋒利的劍——也是防止體系崩解的盾。
在加密世界裡，能擁有一個摩根大通的銀行帳戶，幾乎相當於獲得了通向全球主流金融體系的“入場券”。對於任何一家從事跨境支付、加密資產託管、穩定幣清算等業務的機構來說，這樣的帳戶不僅意味著高效率的美元清算能力，更是一種合規信譽的背書。尤其是在監管日趨嚴格、傳統銀行對加密企業普遍持觀望甚至敵意態度的背景下，摩根大通對這類客戶的基本立場一向是“默認拒絕”。因此，當新加坡業內流傳那句“MPI 值千萬， JPM 帳戶值一億”的玩笑時，所反映的不只是摩根大通資源的稀缺性，更是整個加密行業在與傳統金融系統對接時的結構性困境。
Coinbase 的成功，是極少數“破圈”案例中的典型。作為美國本土最具代表性的合規交易所，Coinbase 能夠順利接入法幣通道、完成 IPO 並贏得主流投資者信任，背後依託的是一整套與銀行體系深度捆綁的金融基礎設施，而摩根大通正是其中的關鍵角色。自 2020 年起，摩根大通開始為 Coinbase 和 Gemini 等受到監管機構高度審查的交易所提供銀行服務，這一舉措在當時被視為傳統金融向加密領域釋放的重大訊號。Coinbase 聯合創始人布萊恩·阿姆斯特朗曾明確表示：公司最大的早期突破之一，就是贏得了大型銀行的合作。“如果沒有銀行帳戶，我們根本無法提供入金服務，更不可能擴張業務。”在 Coinbase 的增長曲線上，摩根大通的托底作用不可忽視。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摩根大通已然“接納”加密行業。相反，它的姿態始終是審慎且帶有邊界感的。摩根大通設有內部加密業務稽核委員會，嚴格評估潛在客戶的治理結構、資金來源、合規風險，只有少數滿足其標準的機構才有資格獲得服務。更重要的是，其支援對像往往限於已經與監管深度合作、業務高度透明的公司。一旦企業業務模式涉及匿名交易、鏈下套利、或是觸及“去中心化而無法監管”的領域，摩根大通依然會果斷劃清界限。這並不是對技術的無知，而是對制度風險的主動迴避。摩根大通不反對技術創新，但它更關注秩序穩定。
這種秩序維護的立場，在摩根大通 CEO 傑米·戴蒙身上體現得尤為明顯。戴蒙或許是華爾街對比特幣最具敵意的領軍人物之一。他在多個場合公開批評比特幣是“騙局”、“無意義的投機工具”，並將其與非法交易、恐怖主義融資掛鉤。即便是在 BlackRock、Fidelity 等巨頭相繼推出比特幣 ETF、甚至美國政府也開始討論“適度監管”的氛圍下，戴蒙依舊強硬表態：“我永遠不會購買比特幣。”他的這種態度並不源自保守，而是來自於對自己身處體系的深刻理解。加密貨幣要實現的點對點、無需中介、不可審查的價值轉移路徑，恰恰繞開了摩根大通賴以生存的金融中樞結構。
歸根結底，摩根大通與加密行業的敵意並非單純的理念之爭，而是一次體系層面的根本衝突。一方是以監管和清算網路為核心、依賴中心化信任和國家信用的金融巨獸；一方則是倡導抗審查、自主託管和無許可創新的加密網路。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場博弈並無對錯，而是兩種範式的自然碰撞。摩根大通或許可以接受一些“中間態”的合作，例如受監管的穩定幣發行人、鏈上支付結算企業等，但它永遠不會真正歡迎去中心化的“替代方案”。因為那些方案的終極指向，就是將金融世界從銀行體系中抽離出來，而這正是摩根大通最不願看到的未來。
在傳統金融體系裡，美元的跨境流動必須依賴以摩根大通為代表的“中樞銀行”完成清算與結算。但自穩定幣誕生以來，這一格局開始悄然鬆動。穩定幣，尤其是由 Tether 發行的 USDT，為美元建構了一個去銀行化的鏈上平行宇宙：無需銀行帳戶、無需 SWIFT 網路、無需合規牌照，使用者只需一串區塊鏈地址即可完成美元的跨境轉移。在這個體系中，美元不再由摩根大通這類銀行主導流動路徑，而是被寫入智能合約、穿行於全球交易所、錢包和DeFi協議之間，以一種極高效率且低門檻的方式流轉。這種變化，在加密行業看來，幾乎是一次“貨幣網路主權”的轉移，而 Tether，則成了這個新體系裡的清算核心。
Tether 的運作邏輯，與摩根大通在銀行體系中的角色有著驚人相似之處。摩根大通每年經手的美元跨境交易以百兆計，依賴的是一整套覆蓋全球的 Correspondent Banking 系統（代理行網路），在合規審查、清算執行、儲備管理等環節建立起高壁壘、高信任的金融中介地位。而Tether雖然並未納入主流金融監管，但也通過“儲備資產託管 + 穩定幣發行”的方式，在區塊鏈上搭建起一個美金流動系統：全球交易所將其視為主要計價與結算單位，使用者通過 USDT 完成資金匯入匯出，鏈上協議以其作為流動性核心，甚至部分灰色地帶的經濟活動也以 USDT 為單位完成清結算。這使得 Tether 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了“加密美元的央行”，或者說，是一個繞過銀行體系的“影子摩根大通”。
摩根大通自然不會對此無動於衷。雖然 CEO 戴蒙對加密貨幣總體態度消極，但摩根大通的研究與技術團隊早已開始佈局數字美元的可行路徑。2019 年推出的 JPM Coin，是一款為機構客戶設計的區塊鏈清算代幣，其底層由摩根大通自身託管的美元資產支援，專用於客戶之間的帳務清算。更重要的是，它還啟動了名為 ONYX 的區塊鏈項目，希望建構一整套適用於銀行間支付的去中介平台。這表明，摩根大通雖然警惕穩定幣的系統性風險，但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吸納其技術優勢，試圖把“區塊鏈上的美元”重新納入傳統金融的管轄框架之中。
相比之下，Tether 則游離於主權監管之外。它雖位於英屬維京群島，但其業務遍及全球，尤其在新興市場和監管灰色地帶被廣泛採用。在拉美、中東、東南亞等地區，USDT 往往成為民眾避險本幣貶值、在資本管制中逃避限制的金融避風港。正因為如此，它常被視為對美國金融監管的挑戰者。更令傳統銀行體系頭疼的是，USDT 可以在不借助 SWIFT、Fedwire 等通道的情況下完成資金轉移，從而部分削弱了美國對跨境資金流的審查能力，也降低了摩根大通等清算巨頭的中介價值。
對於摩根大通而言，Tether 的存在既是挑戰也是鏡像：它複製了自己的清算結構、美元背書邏輯和全球流通網路，卻是在一個它無法直接控制的系統中運作。從監管套利到資金遷徙，從灰色清算到金融主權模糊化，Tether 帶來的是一個“不可被審計、不可被凍結、不可被限制”的去中心化美元替代品。在這一意義上，Tether 正是摩根大通無法忽視的“影子對手”——它不像高盛那樣與其在資本市場正面對抗，也不像貝萊德那樣與其在資產管理領域分庭抗禮，而是在另一個平行世界悄然搭建起與摩根大通對等的結算架構。
未來的美元清算主導權，是否仍牢牢掌握在摩根大通這樣的金融神殿手中，抑或逐步轉向鏈上的新型結構？這一問題，正成為數字時代金融博弈的核心之一。 (吳說Re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