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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學通：中美戰爭風險小，但真正較量在這個新戰場
導讀：
我們正站在一個風雲激盪的歷史岔路口。未來十年，世界將去往何方？大國博弈將如何重塑我們熟悉的國際秩序？中國又該如何在這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找準航向？
國際關係理論家、清華大學閻學通教授在重磅新作《歷史的拐點》中，以深邃的戰略眼光和科學的預測方法，為我們勾勒出一幅清晰而震撼的2025-2035年世界圖景。到2035年，一個以中美兩極格局為核心、競爭與管控並存的新常態將基本定型。
書中預測，中美兩極格局不可逆轉，但競爭方式會更趨務實；國際秩序呈現持續動盪和混亂，新秩序尚未成型；未來十年對大國來說是戰略關鍵期，中國能否抓住機遇，將決定其在2035年的全球地位。
中美戰略競爭將可能非常激烈，但可能已經形成較有效的競爭管控機制，沒有發生直接戰爭的危險。美國將失去在大國戰略關係上對中國的明顯優勢。中國與巴西和俄羅斯的戰略關係將好於美國與這兩國的關係。德國和法國在中美競爭中採取相對中立的避險戰略。印度、日本和英國與美國的戰略關係將好於與中國的戰略關係，但參與美國遏制中國的主動性下降。屆時美國將可能失去國際主導地位。
中美戰略平衡及對抗
即使川普之後的美國政府調整川普的單邊主義戰略，美國對中國在全球戰略競爭中的優勢也可能無法恢復到2022年的水平，即俄烏衝突給美國帶來的戰略優勢。中美戰略競爭關係在川普第二任期結束後可能依舊激烈，但中美有可能建立起新的競爭管理機制，從而形成長期穩定且無戰爭的競爭態勢。
2035年，美國的國際戰略信譽將不如中國。川普的孤立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不僅將削弱其他大國對他這屆政府的信任，而且削弱其他大國今後十年對美國政府的信任。如果川普改變美國的政治規則，設法在本屆之後繼續執政，其他大國將不得不防範他的反覆無常，可能向中國偏移，採取更為明確的避險戰略。即使他按期結束本屆任期，美國新領導人或許可以減少其他大國的猜疑，但也將難以恢復美國在拜登時期的戰略信譽。
拜登時期，美國盟友和戰略夥伴認為川普第一任政府是個例外，認為川普之後美國就會變得可靠。川普再次當選使這些國家意識到，今後十年，川普這種類型的政治人物在美國掌權不再是小機率事件。美國政治制度並無杜絕此類領導人的功能。如果這類領導人反覆出現，意味著美國對外政策將不可能保持連續性。更換領導人就可能導致對外政策發生180度改變。
到2035年，無論那個黨派的政治人物在美國執政，美國的盟友和戰略夥伴都可能無法相信美國對外政策的連貫性可以超過四年。相比之下，無論與中國關係如何，所有國家都能看到中國對外政策的連貫性強於美國，與中國合作的持續性和可靠性都強於與美國合作。
2035年，中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影響力有可能與美國不相上下。“美國優先”的單邊主義外交理念可能仍對美國決策者有影響。“美國優先”的單邊主義對外政策是以民粹主義思想為基礎的。雖然民粹主義思潮到2035年可能開始進入衰落階段，但其形成的慣性思維仍可能影響美國決策圈子中的一些人。在川普第二任期內，美國與中國的實力地位差距很可能縮小，這可能使其後的美國政府更加不願承擔國際責任，有可能繼續單邊主義的外交原則。
到2035年，無論是共和黨執政還是民主黨執政，美國決策者繼續採取“去全球化”戰略的可能性將大於恢復全球化的對外戰略。川普第一任期開始了“去全球化”的政策，拜登執政後美國政府官方檔案逐漸淡化“全球化”這個詞的使用。川普政府第二任期將再強化“去全球化”政策四年，這可能導致其後的美國政府很難恢復全球化這一戰略原則。
與美國相反，中國決策者們認為中國的崛起受益於經濟全球化，因此今後十年，中國政府可能繼續將推動經濟全球化作為外交原則。7如果中國再堅持經濟全球化十年，美國再堅持“去全球化”十年，到2035年時，其他大國都可能採取經濟上與中國合作的策略，以搭上中國數字經濟快速增長的便車。它們與中國的貿易規模有可能超過與美國的貿易規模。
2035年，美國的國際政治吸引力可能不再比中國有明顯的優勢。相互模仿對方的戰略是大國競爭中的常見現象，因為人們通常認為模仿對方的成功方法可以使自己獲得同樣的成果。例如，面對中國不斷縮小與美國在數位技術方面的差距，拜登政府模仿了中國新型舉國體制下的科研策略，即政府扶持和市場激勵相結合的策略。美國政府出台政策扶持美國科技創新企業，通過《晶片與科學法案》，對晶片產業給予政策性補貼。川普第二次執政後，美國政府在一些社會治理領域，也開始模仿中國。
依據大國相互效仿的規律，今後十年，中國與美國的綜合國力差距縮小得越多，美國決策者就會越多地模仿中國政府的做法。2035年，中美兩國政府的對內政策的相似性可能大於現在，有人稱其為“同質性發展”。與中國相比，美國的國際政治吸引力可能不再有明顯優勢。
2035年，美國的軍事合作夥伴可能仍多於中國，但它們與美國合作的緊密度將可能比2024年鬆散，可能只有個別國家會主動配合美國對中國進行軍事遏制。2022年俄烏衝突爆發後，美國的軍事盟友因中國沒有譴責俄羅斯而主動配合美國遏制中國。
到2035年，即使俄烏衝突未能正式結束，也可能只處於小規模衝突狀態。屆時，美國的軍事盟友可能因戰爭拖延時間太長而疲倦，從而調整其整體對外政策，更加注重與中國的經濟合作關係。2035年，中國從美國盟友進口商品和服務的規模有可能遠大於現在。出於經濟利益考慮，這些國家可能更少介入中美在東亞地區的戰略衝突。2035年，中國仍可能繼續堅持不結盟原則，缺乏戰略盟友的中國在國際安全事務上的影響力可能仍小於美國。
中美戰略競爭激烈但戰爭風險小
2035年，中美軍備競賽可能較為激烈，但雙方之間仍可能保持沒有戰爭的狀態。今後十年，中美軍事裝備在規模和質量上的差距都可能進一步縮小，相互威懾效果增強，從而有可能增強雙方防止戰爭發生的謹慎心理。
理論上，競爭對手之間的軍事實力越接近，雙方提高自己軍事優勢的慾望就越強烈，越可能導致雙方軍備競賽更加激烈。武器智能化是數字時代的基本趨勢，隨著軍事裝備智能化水平的提高，必然產生新的軍事改革需求。
2035年，中美軍備競賽將可能不僅聚焦於軍事裝備智能化水平的升級換代，而且還可能包括重大的軍隊組織架構改革。軍備競賽越激烈，雙方對發生戰爭的擔心越大，以至於雙方可能將防止發生直接戰爭和防止戰爭升級作為軍事對話的核心。不過，那時軍事對話可能限於高層，雙方仍缺乏多層次的軍事交流。
2035年，中美在網路空間的激烈競爭可能成為常態，隨之形成一些管理網路空間競爭的雙邊規範。目前約束網路空間行為的國際規範較少。今後十年，中美在網路空間的戰略競爭將越發激烈，有可能超越雙方在自然空間的競爭。為了防止網路攻擊升級為自然空間的軍事衝突，到2035年，中美可能已有一些管理網路空間競爭的規範。雙方有可能在競爭網路空間主導權的同時，共同防止競爭失控導致全人類災難。
如今AI正向AGI（通用人工智慧）發展，而AGI違背人類意志導致全人類災難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研究人員認為，AGI的負面影響包括濫用、失調、失誤和結構性風險。9AGI風險導致的災難後果可能不亞於核冬天。
2035年，就AI和AGI技術的創新和應用，包括在網路空間和自然空間的應用，中美有可能達成國際規範。中美數位技術水平可能遠遠超過其他國家，兩國有可能採取雙邊為主、多邊為輔的策略制定網路規範和AI及AGI規範，即以雙邊談判的結果作為藍本推向全球，爭取多邊支援。這可能類似美蘇當年推出核不擴散規範的路徑。
2035年，中美戰略競爭策略的相似性可能較高，雙方都注重防範發生直接戰爭。實力差距越大的競爭者，採取的競爭策略差別越大。強者傾向於快速取勝的戰略，弱者偏向於持久戰，以弱勝強；而實力相當的競爭者，則傾向於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2018年川普發動對華貿易戰，中國採取了等比例反制措施。而在2025年，川普再次對華發動貿易戰，他沒想到中國這次採取了堅決的對等反制措施。
2035年，中美兩國綜合國力的差距有可能遠小於現在，兩國競爭戰略的相似性有可能增強。競爭戰略的相似性意味著，雙方對同一戰略所要實現的目標、對該戰略的原理及具體策略的理解，是有共同認知的。雙方因誤解對方戰略意圖而導致直接戰爭的風險可能較低。
從歷史經驗上看，美蘇戰略競爭導致戰爭的風險在冷戰前期高於後期，前期雙方都擔心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而後期雙方就不那麼擔心了。事實上，美蘇戰略競爭導致戰爭的風險在雙方戰略實力相對均衡後的確遠小於之前。這並不是說，2035年的中美戰略競爭會變得緩和，而是說中美戰略競爭激烈程度高但確定性較強，可預測性較強，升級為戰爭的危險較小。
到2035年，中美雙方可能都不再宣稱意識形態分歧為戰略競爭理由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美意識形態衝突嚴重的時期分別是20世紀50年代、60年代、90年代初和2015—2024年四個時期。這表明，在意識形態分歧不變的條件下，中美可以進行意識形態對抗，也可以無視這種分歧。二戰結束以來的大國競爭經驗表明，意識形態分歧並不會自動導致意識形態對抗，形成對抗的關鍵在於決策者是否利用意識形態分歧進行對抗。
到2035年，實用主義對中美兩國決策者的影響可能大於政治意識形態，他們可能偏好以低成本實現較大的國家利益，而不願為意識形態理念付出巨大的國家資源。中美戰略競爭的現實主義色彩更強，意識形態性更弱。
2035年，中美經濟競爭的態勢有可能類似於2024年，比2025年理性。川普在第二任期採取的黑社會式的訛詐策略，有導致中美經濟競爭升級為軍事衝突的風險。他敢於採取這種危險手段的基礎是中美兩國綜合國力的差距仍較大。2035年時，中美綜合國力差距，特別是軍事裝備水平上的差距有可能大幅縮小，此時的美國政府將可能不敢採取川普這種危險的競爭政策，回到管控式的經濟競爭軌道，這便可能使中美經濟競爭升級為軍事衝突的風險下降。中美競爭是綜合性的，無法做到政經分離，但防止經濟衝突升級為軍事衝突是可能的。
在中美之間戰略選邊
今後十年，絕大多數國家將可能長期面臨在中美之間選邊的問題。到2035年，依據具體問題在中美之間選邊將可能成為一種常態化的國際現象。但是，從總體戰略關係上講，巴西和俄羅斯將可能是中國的戰略夥伴，法國和德國則可能採取相對中立的避險戰略，印度、日本和英國可能選擇偏向美國的避險戰略。
·巴西
2035年，巴西政府將可能堅定地選邊中國，而不在中美之間避險，這可能使那時的中巴合作比2024年更堅實可靠。中巴地理距離很遠，雙邊沒有戰略矛盾，且雙方都有應對美國霸權的戰略壓力，當下的戰略合作有可能持續到2035年。到2035年，巴西面臨的最大網路安全威脅將很可能來自美國，在網路安全保護和數字經濟發展兩方面，巴西都需要中國的技術支援，因此很可能選擇中國的技術標準體系。巴西與中國的經濟和技術合作將可能遠大於巴西與美國的合作。
中巴兩國在網路空間的合作還能促使雙方在多邊國際事務上發展出更多的合作。2035年，金磚國家成員經濟規模在全球的佔比將可能大於2024年，巴西可能會更加重視與中國在金磚國家機制內的合作。到2035年時，巴西很可能是中國在全球南方的大國中最堅定的支持者。與此同時，中國有可能成為巴西最重要的戰略夥伴。
巴西與美國的戰略關係在2035年將可能比2024年還差。無論美國那個政黨執政，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的衰落都可能促使美國的決策者們在2035年採取收縮戰略。美國從全球向美洲大陸收縮，有可能加劇與巴西在拉丁美洲的戰略矛盾。美國要提高對南美洲的主導權，則必然擠壓巴西的地區主導地位。美國對巴西的網路安全威脅將可能進一步升級，網路安全不僅事關國家安全，且直接關係到執政者的政權安全。巴西政府長期警惕美國干涉巴西內政。2035年，巴西與美國的敵對程度可能大於2024年。
·俄羅斯
2035年，俄羅斯將可能站在中國一邊，但與美國的戰略對立程度可能弱於2024年。吸取俄烏衝突的經驗教訓，俄羅斯政府可能在捲入戰爭方面趨於謹慎，將國家戰略重心轉向經濟建設。在數字經濟成為世界財富最主要來源的時代，俄羅斯政府需要借助國際力量改善其數字經濟遠遠落後的狀況。
然而，由於俄烏衝突，到2035年，俄羅斯可能還難以與美國、德國和日本進行實質性的技術合作。俄羅斯雖然也會擔心過度依賴中國的數位技術，但沒有比與中國進行技術合作更受益的選擇了。為了加快財富增長速度和提高網路安全能力，俄羅斯可能將中國作為其最主要的戰略合作夥伴。
俄羅斯與美國的戰略關係在2035年將可能是相互防範，而非戰略競爭或對抗。到2035年，俄羅斯與美國的綜合國力差距將進一步擴大，其綜合國力中的強項軍事實力，與美國相比可能已非同一等級。這意味著俄羅斯沒有與美國競爭的實力基礎，美國可能更加不注重與俄羅斯的戰略關係。吸取俄烏衝突的經驗，俄羅斯需要著力推動數位技術的進步，而美國則不願看到俄羅斯提高軍事裝備的智能化水平，可能會繼續遏制俄羅斯的技術進步。
2035年，俄羅斯和美國可能都既無發展戰略合作的意願，也無進一步惡化雙邊關係的動力，雙方在戰略上可能是相互防範而非全面對抗。由於彼時雙邊關係不是零和性的戰略競爭，且俄烏衝突影響下降，因此雙方戰略對抗的程度將可能低於2024年。
·日本
日本與中國的戰略關係在2035年將可能仍不如其與美國的戰略關係，但日本可能採取更加平衡的“經濟靠中國，安全靠美國”的避險戰略。由於軍事安全利益優先於經濟利益，日本與美國的戰略關係可能仍遠比其與中國的關係緊密。
在軍事合作上，日本與美國的緊密程度那時將有可能超過法國和德國與美國的合作程度。由於高度依靠美國的軍事保護，日本將可能在中美數位技術競爭中選擇美國的技術標準。技術標準與經濟交易緊密相關，相同的數位技術標準意味著，日美數字經濟的交易量將可能大於中日數字經濟的交易量。
日本在網路安全和數字經濟兩方面可能都嚴重依賴美國，倒向美國仍可能是日本的基本國策。不過，為了防範美國政府換屆可能導致的突然變化，日本參與美國遏制中國的主動性將可能低於2024年。
雖然2035年的日美戰略關係仍是以合作為主，但其可靠性將可能低於2024年。到2035年，日本的經濟規模不僅與中國進一步拉大差距，而且可能小於印度。這意味著，日本對美國的經濟重要性下降，日美經濟關係在不對稱的程度上向美國傾斜得越多，美國對日本的態度就越不平等，越將日本視為一個不重要的追隨者。這將不可避免地影響日本大眾對美國的觀感，甚至產生反感情緒。
20世紀70年代，中美關係從對抗轉向戰略合作，此事被日本外交界視為美國繞過日本的“越頂外交”，且對日本造成了長期的政治陰影。2035年時，日本對中美的避險戰略將比2024年更加向中間靠攏，更平衡地處理對華和對美關係。 (格上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