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有充足的時間來規避“AI末日”

資本市場是一個敘事的製造機。

去年11月以來，美股對AI的質疑，從對CAPEX的緊張、對SaaS的，終於進化到了——對AI末日論的最終幻想。相信經過再度血洗的一夜後，很多人都看到了Citrini的那篇關於“2028年AI末日”的科幻文章。其中內容並不高明，但作為一種情緒催化，給緊繃的市場帶來了更多壓力。

不過，儘管很多人並不完全認同它的結論，卻依然欣賞它的“問題意識”，認為它至少提出了一些值得嚴肅面對的問題。但我的觀點或許更激進一些：這些思考角度，甚至問題本身，可能都不成立。和AI一樣，人類基於未知和焦慮會產生很多“幻覺”，進而單薄地理解了過去，線性地預測了未來。

我們從這篇文章開始。它實際上假設了一個過於靜態的宏觀世界：AI顯著提升了生產率，衝擊了舊有商業模式，但分配結構沒有重構，需求總量可能崩潰。在這個設定裡，世界只剩下一組決定性的“快與慢”：

• AI的性能是加速的，替代是加速的，而人類智力將迅速不再稀缺，因為AI將很快進展到可靠、直接完成目標。於是AI將顛覆既有的商業模式，而新的商業模式來不及創設，傑文斯悖論（替代發明反而會增加對該資源的需求）失效了。
• 人類的企業組織按最高效運轉的原則，應對方式是直接而血腥的資本主義：裁員。高薪崗位被大量消滅。
• 這一處理程序快到分配問題來不及得到解決：財富集中到大公司和極其有限的技術精英團體手中（財政甚至分不到一杯羹），這意味著總需求的劇烈收縮。
• 注意力護城河不再：作為消費者的人類是高度理性的，他們只關注“質優價廉”，他們消費的痛點只是消費注意下的資訊不對稱，而AI替代了消費者進行高度理性的決策，品牌、入口等等一切依賴消費者心智模型的護城河不再了。（其實這個邏輯在之前豆包手機出來的時候已經被中國市場討論過，關於平台巨頭入口的護城河問題）。

在這種推演下，結論當然會顯得順理成章：留給人類的時間不多了。

但事實上，針對這些推演，我們可以找到以下的證據表明，其基礎可能都是不成立的：

首先，那怕在快速的技術滲透下，傑文斯悖論也並未失效。舉個直觀的例子，在上一輪電子化浪潮中，零售業和金融業是受益於電子化最快、最深的行業：大量耗費人力的紙質流程都被系統、電子化代替、交易結算風控都效率都得到了極大的提升，理論上，這替代了巨大的後台基礎崗位。

但從全行業來看，1980年代以來，零售和金融的從業人數並沒有見到明顯的下降。這和技術滲透的速度無關：關鍵是在效率提升的同時，行業選擇了做大規模，這一效應明顯強於對勞動力的擠出。

第二，AI的替代在企業內部，更多體現為工作內容和流程的最佳化，而不是崗位的削減。很不幸，那怕在資本主義下，大多數人類企業也未必處處按照“利潤最大化”行動。

相反，普遍的“委託-代理”問題帶來的現實是，企業內部往往分佈著各種謀求內部資源的權力結構，這些結構會成為企業削減崗位的重大阻礙。而歷史研究也表明，在經營壓力面前，“裁員”往往並非企業的第一選擇，更優先的是工作內容的調整，這體現為不同行業、國家中勞動力市場的彈性。

第三，安全、法律和責任體系會顯著拖慢“全面替代”的速度。很多AI敘事默認：只要技術可行，商業很快就會快速採用。但那怕在純粹的業務層面，利潤最大化都不是唯一的答案，安全和法律問題是人類商業活動的關鍵部分（而不是輔助部分）。

這使得AI在業務的嵌入或是直接不可行，或是面臨相當的論證成本，至少將有人的全程監督。這意味著，在接下來一段時間，我們將看到AI和既有的法律、商業規範、企業組織發生摩擦和衝突，但最終的結局大機率是適應和嵌入，而不是直接顛覆和替代。

這類路徑我們並不陌生：號稱去中心化解決方案的區塊鏈，其對中心化金融的“顛覆”至今都沒有實現。相反，追求“合法化”的招安反倒成了幣圈的重大利多。

第四，消費端更不能簡單根據“理性代理”推理，消費者的主體性來自形成決策的過程，在此，AI推薦可能未必勝得過演算法推薦。當前時代的商品的品牌和功能已經相當繁複，使用者在購買東西時，很少第一刻就明確地知道“我要買什麼”，在多數時候，人們只能在第一時間回答“我不想買什麼”。人在這一階段，需要廣泛的資訊以啟動靈感，需要比較和猶豫完成心理確認，甚至需要一輪輪的反覆篩選來完成“自我說服”。

所以我們才會經常經歷那種典型的時刻：“比了一圈還是第一個好”。這不是因為人類算力不夠，而是因為消費本身並不是求最優解，更關鍵的是偏好、身份認同、情緒滿足等等。

從這個角度看，AI可以強化推薦、縮短搜尋路徑、提升轉化率，但它很難徹底替代人類在消費中的主動收集資訊、主觀自我說服的過程，滿足後者的仍然是演算法推薦。甚至於，AI推薦可能被平台演算法廣告、投流機制明顯影響。那麼，平台與品牌的護城河並不會消失，只會換一種技術形式繼續存在。

第五，財政不是旁觀者，財政收入能夠從AI浪潮中大幅獲益，而人類的分配製度也能靈活調整，至少保證總需求不崩塌。一個宏觀常識是，財政收入並不只來自勞動所得稅。隨著生產率提升和產業利潤集中，資本利得、企業利潤、商業流轉所形成的稅基完全可能擴張。只要名義經濟活動仍在，財政就很難“分不到一杯羹”，這提供了二次分配最重要的資源。而一旦分配矛盾上升為政治問題，現代國家幾乎不可能毫無反應。

回顧歷史，不平等的擴大確實常常壓制增長質量，製造社會撕裂，但它幾乎從未以“總需求崩塌”的方式結束。更常見的路徑是：在壓力上升過程中，政治系統逐步（甚至被迫）啟動兜底機制——轉移支付、再分配、產業補貼、監管干預、勞工保護、稅制調整。

儘管這未必意味著不平等程度會徹底扭轉，但至少意味著宏觀兜底：總需求不崩塌是全社會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在強大的現代國家面前，我們或許見到的，更多是“潰而不崩”的停滯狀態。

所以，與其沉浸在“2028末日倒計時”式的想像裡，我更想保留幾條樸素但重要的經驗判斷：

零碎的微觀證據不能替代宏觀結論：我們見到很多微觀的故事在發生，比如某些企業被AI明顯賦能，某些企業在激進地裁員，但宏觀不是微觀的簡單疊加，關鍵是AI衝擊能否穿透制度與組織層層緩衝，最終演化為系統性塌縮”。到目前為止，這個證據仍然很弱：AI已經比2023年進步了相當多，但對勞動力市場的整體壓力仍然有限。那麼向未來看，我們是會見證一個奇點、從此往後衝擊突然放大，還是見證波瀾不驚的延續？我傾向於是後者。

技術的末日論普遍來自於對人文缺乏信仰：技術精英很喜歡“末日論”，但實際上技術精英只是人類社會的一員，他們也需要和商業、金融、政治以及廣泛的消費者進行複雜的互動，這會控制技術的路徑、也抑制技術的副作用。

相信人類文明的複雜性提供了充足的反饋機制和韌性：人類迄今的政治、法律、組織制度顯然不是吹彈可破的紙上文章，而是在複雜博弈下形成的歷史結果，其中固然有許多弊病，但仍然蘊含著相當的彈性：既劃定了邊界，又扮演了阻尼，也會基於既有的問題做出靈活的修正。

我相信這些制度保證了人類文明的最終安全（儘管避免不了中間的衝突）。人的一切發明都服務於人，每一輪技術革命都帶來了人類的巨大發展，而不是消滅人類。如果要預期技術最終失控、人類社會最終被自己的發明所消滅，我覺得這個問題就無需辯論，這是最根本的大是大非都搞錯了。

誠然，比起技術，制度、法律、組織、政治、文化都是慢變數，但正是後者決定了現實世界的將如何吸收技術衝擊，這也導致末日敘事經常在技術層面看似正確、在史實上卻反覆落空。

所以，若你要問AI還會留給人類多少時間？

我個人的答案是：比你想像得長。

至少，足夠讓企業、制度和社會在衝突中適應，足夠讓分配機制在壓力下被迫調整，也足夠讓個體重新適應新技術的環境。我知道，每天睜開眼睛，就看到很多技術精英在鼓吹著超級個體、一人公司等等名詞，希望能夠借此甩下大部分人。但歷史的現實總是：技術進步不是零和博弈，它會將小部分人推向神壇，但最終也讓大部分人從中獲益。

市場敘事只是敘事而已。當它退潮時，你自然會發現它的荒謬之處。要保持觀察和思考，但不必過度焦慮。 (虎嗅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