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7月27日，美國科技媒體《The Information》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稱，中國已啟動國產浸沒式深紫外光刻機（DUV）的量產工作。報導引發西方輿論嘩然，艾斯摩爾（ASML）的末路，美國科技打壓的全面破產，都在討論範圍之內。
有一個流行的典故說，荷蘭人曾宣稱，就算把圖紙交給中國人，他們也造不出光刻機。其中既包含對中國精密製造能力的蔑視，也顯示著對艾斯摩爾公司數十年建構起來的由全球5000多家頂尖的零件和材料供應商組成的體系性壁壘的高度自信。
這個連梳理清楚都會讓人發瘋的複雜體系，要在一國範圍內實現完全自主，聽上去的確就像天方夜譚。
艾斯摩爾有理由憂心如焚，過去有太多“巨頭壟斷—中國突破—價格雪崩”的歷史經驗了，喪鐘隨時都可能敲響。
中國DUV光刻機的量產風聲，疊加長鑫科技上市，全球記憶體晶片巨頭美光科技、SK海力士、三星電子也都一片惶然。
美國唯一能做的就是繼續“禁止”。
它在7月28日宣佈禁止進口中國新款機器人和電力逆變器。同時，美國的大模型領先企業和一些政客，也提出了禁止中國大模型的建議。理由一如既往地堂而皇之：中國大模型涉嫌知識蒸餾和智慧財產權盜竊，危及國家安全。
所有的主動“禁止”，都意味著恐慌。美國人工智慧產業構築的“只能依託天量投資，除美國之外無能為”的意在壟斷下一代全球通用科技的敘事，正在被唯一的挑戰者——中國逐步打破。
他們已經按照這套敘事支付了巨大的前期成本，但計畫中的邏輯無法閉合，因為中國低成本的、共享式的開源路徑，阻斷了壟斷利潤的形成。
故事只講到一半就被噎死了：新一輪科技壟斷無法形成，天量投資可能沉沒，資金鏈可能斷流，最要命的是，這些現實因素很可能導致已經吹得太大的金融泡沫倏然破裂。
商業關心的是錢，而政治關心的，是更深層次的未來想像。美國以及它所代表的西方世界很清楚，如果在人工智慧領域無法取得絕對壟斷，將意味著西方霸權的終結。
而以當下現實觀之，“無法取得絕對壟斷”已成定局，甚至全球科技主導權轉移也已經為期不遠。
自2018年對中國發動科技戰、貿易戰以來，美國事實上在步步潰敗。
從一開始的試圖阻斷中國獲取建構人工智慧產業的中間產品和工具，走到了試圖禁止中國人工智慧產業的成果，用古代戰爭來比喻，就像防守從外城敗退到了內城，下一步就到皇城根了。
世界近代以來，意識形態霸權的基石其實就是科技霸權，誰掌握前沿科技，誰就能把它轉變為面向世界的“統治合理”的話語權。
15、16、17世紀，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的短暫霸權，建立於航海技術、造船業、海軍和重炮的進步基礎上；
18、19世紀，英國的“日不落帝國”霸權，建立在蒸汽機、珍妮紡紗機基礎上；
19世紀後期、20世紀初期德國與美國的崛起，建立在電力和內燃機基礎上；
美蘇爭霸，依託的是原子能、空間技術、電子電腦；
而進入21世紀，網際網路、巨量資料、新能源、智能製造、量子科技和人工智慧重構了全球競爭，美國在經歷了從風頭無兩、霸權穩固到相關領域紛紛失守之後，現在決定梭哈，全副身家押注人工智慧。
如果人工智慧科技無法最終取勝，整個西方幾百年來“統治合理”的話語體系都將崩潰。
可以說，科技領先，更精確地說是技術代差，是霸權的護城河，也是西方近代以來升級版“萬世一系”敘事的基石。
在西方苦心孤詣創造的一套神學和歷史學敘事當中，理性和科技，是上帝賦予西方的特殊稟賦，是不可能被超越和取代的——這正是中國但凡取得某領域領先地位就會被指責為“盜竊”的意識形態原因，那怕他們自己根本不擁有這項技術。
因此，美國及其所代表的西方，當下靈魂之中最深的恐懼就在於，上帝好像拋棄了他們。
認識清楚這一點，既很現實，又很重要。
01. 起點：科學從何而來？
西方文明在流變途中，一直都在形塑其對文明的獨佔性，在科學領域更包含一種脫胎於神學的唯一論。
在古希臘，柏拉圖提出了“德穆革”這一概念，本義是“工匠”“手工業者”，也就是人類上古科技的承載者。在《蒂邁歐篇》中，柏拉圖用它來指代“造物者”形象，認為它是宇宙生成的理性動因，宇宙是被“理性”創造出來的。
這是一個既有神格特點又非神格的概念。
說它有神格特點，是因為它按照自己的意志來佈置一切。“他是善良的，善良者不會嫉妒任何東西，所以他願意一切都儘可能像他自己”，他出於善的目的創造宇宙。他以“理型”（柏拉圖哲學用語）為永恆範本——德穆革“凝視著永恆存在，以此作為模型”來創造世界，而“理型”是完美、不變、永恆的，由此產生的世界也是“有序的”。
說它非神格，是因為它並不是“無中生有”，而是把混亂無序的質料按照“理型”藍圖加以整理，賦予秩序。它和後來基督教的創世說有很大區別，它有某種“客觀性”，受存在條件掣肘，不會說“要有光於是就有了光”。
德穆革創造宇宙，不是神祇意志的實體化過程，也不是完全無意志的自然法則的運氣結果，而是“理性按照永恆理念塑造”。無論如何，“理性造物主”這一意像在西方認識論中出現了。
接下來是一個基督教神學家和哲學家——奧古斯丁登場。上帝此時已經是萬物之主，他要把柏拉圖和上帝對接起來。上帝必須至高無上，不能是柏拉圖所說的那個“工匠”“手工業者”，但鑑於柏拉圖的權威地位，“理型”也不能丟，把“理型”神聖化，是最自然的自洽之道。
奧古斯丁精心建構，他說，萬物都是按照上帝的“神聖理念”被造的，柏拉圖所云之“理型”，就是上帝心智中的“理念”。而且，上帝不只是有“理性”，上帝就是“理性”本身，他的意志和他的理性完全一致。
人類也有理性，可以認識自然法則，但人類的理性不是自然具有的，而是“上帝之光”照耀的結果。這就是奧古斯丁的“神聖光照論”：就像肉眼需要陽光才能看見事物，人心需要“永恆之理”的光照才能認識真理。也就是說，人的理性認知能力有一個神聖源泉，它來自上帝的分享。
經過奧古斯丁的加工，人類探索自然的能力就和上帝實現了完全的繫結，上帝就是理性，因此科學要研究自然，本質上就是在“閱讀上帝的心智”，科學已經被基督教壟斷了。
中世紀經院哲學家阿奎那不滿意於奧古斯丁冥想色彩濃厚的“神聖光照論”，想要讓它更“科學”，於是引入亞里士多德的“目的論自然秩序”框架，認為存在一種上帝統治全宇宙的理性計畫，叫做“永恆律”，它是上帝的意志。
另外存在一個“自然律”，“是理性受造物（人）對永恆律的分有，借此理性受造物得以分享神的智慧”。於是，“自然是一本可以被閱讀的理性之書”，科學是可能的，但必須以基督教為本體。
從柏拉圖到奧古斯丁，再到阿奎那，他們一同建構了一條關於“理性秩序”的“神學—哲學”鏈條。人類依賴理性，可以認識自然法則，這就是科學知識的生成路徑，但理性屬於上帝，是上帝智慧的分享。
這樣討論問題很艱澀，我們可以把這個結論轉化為一句大白話：人類科技發展得益於上帝對理性的分發。
02. 上帝私有化
從相信“事在人為”“人定勝天”“我欲仁，斯仁至矣”“士不可以不弘毅”的中國哲學角度看去，前面討論的內容幾乎沒有什麼價值，“吃多了撐的”。但是在西方歷史上，這是一個籠罩性的思想框架，中世紀後期開始的近代科學發端，都是基於這樣的認識論。牛頓、伽利略、笛卡爾，在為科學作出重大貢獻的同時，都沒有逃出上帝的股掌，他們都相信上帝存在並且努力去論證它。
牛頓認為宇宙秩序源自“一個智慧及大能的存有（上帝）的設計及管理”，“諸如此類的考量是對上帝的存有最令人信服的論證”。
既然上帝存在，那麼人們就相信“上帝按照自身形象造人”，世間萬物，唯有人類分享了上帝的理性與創造屬性，因此探索自然、發明技術，是人類在模仿上帝作為“神聖工匠”的作工。
到這一步都還沒出什麼大問題。
我們知道宗教都具有排他性，只是程度不同，總體而言，東方宗教的相容性較強，越是往西，宗教的排他性越突出。問題就出在這裡，人類受上帝眷寵具有認識自然法則的能力——也就是具有發展科技的能力，本來具有普世性，但在西方近代開始實現科技、產業領先之後，殖民利益、貿易利益如此迷人，為此他們必須建構新的意識形態，把普世性一腳踢開。
上帝是誰的上帝？神聖的光會照耀誰？這是暢通利益之門的鑰匙。
伽利略在《致克里斯蒂娜大公爵夫人的信》中說：“我不覺得我必須相信，賦予我們知覺、理智及智力的神，希望我們放棄使用這些能力，並透過其他方式給予我們知識。”
他在用神學範疇內的話語方式講述科學研究應該被允許，但在當時的基督教語境之下，“我們”不是指所有人類，而是基督教文明的承載者，也就是西方。
更廣為人知的理論，來自馬克斯·韋伯，他從社會學層面出發，寫作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書中認為，基督新教倫理中的“勤奮敬業、講求實效、節約積累”的理性精神，是西方產生“理性資本主義”的關鍵。這種理性精神是從西方古代猶太人、希臘人和中世紀基督徒精神中一種基因似的要素發育出來的，是西方文明特有的優越性所在。
他還從比較的角度論述，儒教、道教、佛教、伊斯蘭教“都沒有理性精神”，不可能產生理性資本主義，也不可能產生民主制度和獨立法制，只能在專制制度壓迫下停滯不前。韋伯把後來我們稱為“現代化”的那些基礎要素，和基督教嚴絲合縫地對接起來，也就把基督教以外的世界從現代世界中排除了出去。
現代化的基石是科技，而科技來自理性，理性又來自上帝，上帝則被西方壟斷和私有，那麼，科技就是上帝賦予西方人的獨特稟賦。
全球史學家們早就指出，幾乎所有經典社會理論家都默認“歐洲例外”（多數時間裡歐洲就是西方）——歐洲在自身歷史中發展出某些與眾不同的因素，使歐洲走上了一條與其他社會不同並最終領先於其他社會的道路。
漸漸地，它發展成為歐洲中心論，以及後來的西方中心主義。通過強調西方文明的優越性和特殊性，同時貶低其他文明，西方中心主義實現了為資本主義全球擴張賦能，把其他文明因此遭受的苦難合理化，為西方統治樹立全球“合法性”的目的。
登峰造極的“歷史終結論”既是有意的建構，也是“謊言說多了自己都相信了”的自然結果。
西方從歷史、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都有意無意建構了一套“科技來自上帝，上帝獨寵西方”的潛意識系統，一直延續至今，並且被不斷加強。這個系統具有一種“原始可信度”：家長當然最愛自己的孩子。
上帝被私有，科技也就被壟斷——並且是必然壟斷。上帝對人類分享理性的普遍恩典，在近代以後被轉化為只針對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特殊恩典，其他文明沒有受到“神聖光照”，無緣於上帝恩典。
我們並不需要這種恩典。13世紀以前，中國科技是西方望塵莫及的；而在9世紀至13世紀，伊斯蘭世界才是全球科技中心。今天，全球科技中心又在向東方轉移。
03. “萬世一系”的崩潰
之所以說“科技來自上帝，上帝獨寵西方”的潛意識系統具有一種“原始可信度”，是因為它依託的是一種擬血緣紐帶來確定正統性，上帝被解釋為西方人獨享的“父”。以血緣定親疏，最原始，也最可信。
中國3000多年前的商朝，就是這樣一個以與上帝（不是同一個上帝）之間的擬血緣關係來建立統治正當性的王朝。“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商王室血統來自神聖源泉；“帝立子生商”，更進一步，宣稱商族是上帝之子；“先王賓於帝”，商王死後，到天上成為上帝座下執掌權柄之神；到了晚商，帝祖合一，直系先王被直接冠以“帝”的稱號。
商朝通過把自身統治地位和上帝之間實現血緣繫結，來宣揚其統治無法撼動、必將“萬世一系”的意識形態觀念。
對照現實，這和過去數百年西方通過上帝眷寵的理論建構，來確立其科技壟斷的必然性，而科技又是霸權的基石，因此也就是“霸權永在西方”的必然性，邏輯相類。
原始，意味著久遠。商朝早在3000多年前就滅亡了，代之而起的周朝，確立了天命在德、天命可以輪替的政治信念，“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今天的中國人，當然不可能相信世界科技“天命永固，獨眷西方”的說辭。
這個話語系統沒有能夠轉化為中國人的普遍同意，反而在西方世界內部日積月累地形成了一種特異的認知局面。
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深刻介入西方社會“萬世一系”的夜郎自大意識建構；
章家敦販賣了20多年“中國崩潰論”，至今還是擁躉如雲，最近因為觸及川普的利益才被痛斥；
歐洲對自身處境認知基本處於盲目狀態，形似鹹魚，卻仍然保持一種似乎永恆不變的優越感，除了指責，就是制裁；
在美國社會，那些“四體不勤，五穀不分”“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政客們和受到他們傳染的民眾，但凡中國科技突破，就馬上一起指責“智慧財產權盜竊”。
西伯崛起，人告紂王，他輕蔑地說：“我生不有命在天！”很長時間裡，西方正是在“萬世一系”的自大觀念下掩耳盜鈴，不思進取。
布林肯，那個赤裸裸說出“如果你不在國際體系的餐桌上，你就會出現在菜單上”，並聲稱要“從實力地位出發跟中國說話”的美國前國務卿，2026年5月19日在智庫“美國進步中心”的活動中承認“中國是唯一有能力且有意圖重塑國際秩序的國家”，如果美國選擇與中國“一對一競爭”，美國“很可能會輸掉這場博弈”。
在美國居於或曾居高位者當中，布林肯是難得敢於說出簡單真相的人。像他一樣有清醒認識的人在美國並不少，但他們都在政治正確和利益立場的扭曲之下，選擇了撒謊或沉默。
無論行為如何，他們內心一定存在一個深刻的恐懼：唯獨眷寵西方的上帝，似乎已經在拋棄他們。 (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