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博士培養體量已躍居全球前列，但“學術賽道擁擠”與“產業高端人才飢渴”並存的矛盾，折射出高學歷勞動力市場從“數量積累”向“結構適配”轉型的迫切性
9月8日，43歲的李正（化名）回到母校報到，成為新聞學院的一名全日制博士生。報到第一天，在宿舍樓下的聯通營業廳，他看中一張39元155G的學生流量卡，卻被工作人員告知：學生卡僅限28周歲以下辦理，“您的年齡不符合”。這個略帶尷尬的細節，是他重返校園的第一課。
李正本碩讀的都是新聞，先後在媒體和地產行業工作，2019年離職創業。他現在的公司不大不小，每年有較為穩定的營業收入與淨利潤。創業的第七年，李正陷入持續一年多的迷茫，又趕上AI（人工智慧）等技術變革，於是動了重返校園的念頭：在職的EMBA意義不大，不如考一個全日制博士，讓自己“純粹一點”，靜下心來學習和思考AI帶來的產業變革，看能否找到自己公司業務的新方向。談到畢業去向，他的回答與“進高校、搞科研”的常規路徑毫不相干：“我大機率還是會繼續創業。”
李正是個特例，與他故事形成對照的，是就業市場上博士群體的處境。
7月6日，教育部發佈《2025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全國招收博士生20.16萬人，首次突破20萬；在學博士生75.36萬人；畢業博士生11.29萬人，首次突破10萬。三項指標均創歷史新高。而五年前的2020年——被普遍視為博士擴招“拐點”的年份，年招生量才剛剛突破11萬。五年間，招生規模增長超七成。
畢業人數的上漲，撞上了高校有限的吸納能力。有媒體測算，全國高校每年能提供的教學科研崗位僅3.5萬個左右，於是有了“11萬博士卷3萬個崗位”的說法。“博士過剩”“學歷貶值”的話題反覆登上熱搜，成為公共討論的焦點。
“中國博士過剩了嗎？”由此成為2026年最熱的教育話題之一。但如果把視野放寬，結論可能完全不同：按人口占比衡量，中國博士密度與美國、德國、英國等發達國家相比仍有顯著差距，遠未到“過剩”的程度。總量的稀缺與局部的擁擠，是這場爭論中兩個看似矛盾的現實。
“討論是否‘過剩’，先要分清三個概念：已經積累了多少博士、每年新培養多少、社會能提供什麼崗位。”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教授陳興德在接受《財經》採訪時表示，“判斷博士是否‘過剩’，要看培養出來的人能否發揮博士訓練的價值，而不只是看人數和比例。”
徐工集團原董事長王民曾提出著名的“徐工之問”：為什麼大學培養的博士到不了一線企業？作為全球工程機械龍頭企業，徐工集團博士曾長期不足百人，且流失率高；而同城一所省屬高校卻能吸引上千名博士任教。
一邊是高校教職一位難求，一邊是企業研發“吃不飽”——如果博士真的“過剩”，為何急需高層次人才的企業反而招不滿？
01. 博士大擴招
2026年6月，在一所“211”高校的畢業典禮上，戲劇影視學博士生彭靜萍（化名）從輔導員口中得知了一組資料：今年同專業畢業的20多名同學中，真正落實工作的僅有兩人；若將“已拿到錄取通知但尚未簽約”的情況也計算在內，總數勉強達到五人。其餘同學的情況各不相同：有人在招聘平台上投出三個月簡歷仍無著落，有人已返回老家待業，還有人幾經輾轉，最終又簽回了讀博前的工作單位。
部分博士暫時沒找到工作，不等於博士群體過剩。陳興德強調，博士人口占比反映長期積累，招生規模反映未來供給，就業情況反映人才與崗位的關係，三者不能相互替代——“討論就業壓力，應當關注畢業生規模及其變化，不能把75萬在學博士都當作同一年進入就業市場的人。”
個體的背後，是一個規模持續擴張的群體。資料顯示，2025年全國共招收研究生143.85萬人，其中博士生20.16萬人、碩士生123.68萬人；博士生招生較2024年的17.11萬人增長17.8%；碩士生招生首次突破120萬人，畢業碩士生首次突破100萬人；全國在學研究生達429.95萬人，各種形式高等教育在學總規模達4872.57萬人，均創歷史新高。
把時間軸拉長，擴張的軌跡更加清晰。據教育部歷年統計公報，博士招生規模從2015年的7.44萬人增至2025年的20.16萬人，十年間擴大至約2.7倍；在學博士生從2016年的34.2萬人增至75.36萬人，增長約1.2倍；畢業博士生從2016年的5.5萬人增至11.29萬人，翻了一番有餘。
放在更長的歷史坐標中，如今的規模更顯驚人。1983年5月27日，新中國首批18名博士在人民大會堂接受學位授予。2008年1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披露，改革開放29年間全國累計授予博士學位24萬人——如今，博士一年招生20.16萬人，已接近當年29年累計總數的八成。
中國的博士規模持續擴張，它在全球博士教育版圖中處於什麼位置，背後又有著怎樣的推動力？
事實上，中國博士教育規模的擴張速度在全球名列前茅。《自然》雜誌（Nature）2025年6月刊文指出，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38個成員國中，新獲博士學位的人數1998年至2017年間幾乎翻了一番，此後仍在持續增長。中國的擴張毫不遜色：在學博士規模從2013年的約30萬人增至2023年的60多萬人，同樣實現翻番。
在全球博士教育中，中國絕對規模已進入第一梯隊。各國統計年份、學位類型的口徑不完全一致，按各國官方統計粗略比較：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國家科學與工程統計中心（NSF‑NCSES）發佈的《美國大學博士獲得者調查》（SED）顯示，2024學年美國高校授予研究型博士5.81萬人，為1958年有統計以來高位；德國聯邦統計局（Destatis）資料顯示，2024年通過博士考試2.82萬人；英國高等教育統計局（HESA）顯示，英國高校授予的博士學位數2023/2024學年2.56萬人。
綜合全學科與理工科（S&E）可比口徑，中國均處於全球博士培養規模較大國家之列。
中國的擴招正在向頭部高校延伸。上海交通大學、南開大學、西安交通大學、蘭州大學等多所“雙一流”高校近年發佈的招生簡章顯示，博士招生計畫均有不同程度擴大。這顯示博士培養向優質化方向集中，也契合國家建設教育強國、科技強國的戰略目標，而培養規模的擴大，正是支撐這一戰略的重要舉措。
02. 真的“過剩”了嗎？
如此大規模培養出的博士，究竟算不算“過剩”？
“過剩論”最直接的依據來自學術賽道。《自然》雜誌曾刊文《世界需要多少博士？博士畢業生的數量遠遠超過學術界的工作崗位》指出，過去幾十年來，全球博士畢業生規模穩步擴大，然而大量博士生面臨學術崗位供給不足的問題，研究機構難以全部容納，這一“僧多粥少”的局面引發學界擔憂。
長期以來，在博士學位的“學術光環”之下，高校培養學生、學生選擇讀博，指向的都是同一個目標——成為學術研究者。香港大學高等教育政策與實踐研究員雨果·奧爾塔（Hugo Horta）指出，“大多數進入博士項目的學生，接受的培養仍是以成為學者為目標，因此未來許多畢業生在競爭任何學術崗位時，都將面臨激烈競爭。”
奧爾塔指出的是全球博士教育的普遍狀況，這種期待與現實的落差，在中國內地同樣存在。華東師範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閻光才援引2022年一項對2300名在讀博士生的調查稱，約六成博士生期待在高校工作，人文社科領域這一比例高達75%至80%；而教育部2023年12月披露的資料是，當年應屆博士畢業生中，實際進入高校和科研機構的僅約四成。
學術賽道的擁擠並非中國獨有。韓國國家統計入口網站（KOSIS）發佈的《2025年國內新增博士學位獲得者調查》顯示，在1.0498萬名新增博士中，未就業者佔33.3%，創2014年該項統計開始以來的最高值；其中30歲以下青年博士無業率高達51.1%，首次超過半數。越來越多的博士不僅找不到工作，甚至放棄了求職、退出勞動力市場。
即便在學術賽道最成熟的美國，博士的就業歸宿也早已不侷限於大學。2024年，美國研究生院理事會（Council of Graduate Schools，CGS）發佈的一份報告顯示，研究者對80位博士畢業生開展了深入調研，其中大多數受訪者最終選擇進入產業界任職。
這些來自全球不同地區的現實，能否推出“中國博士過剩”的結論？若把總量、密度、結構三組資料放在一起，答案遠比想像中複雜。
如果只看絕對數量，中國已是世界上博士培養規模最大的國家之一；但按人口占比衡量，中國的博士仍然不夠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資料顯示，2020年，中國25歲及以上人口中，擁有博士或同等層次教育者約佔0.12%，而美國為2.09%，德國為1.51%，英國為1.08%。另據《文匯報》2025年11月報導，中國目前擁有博士學位者約120萬人，以14億多總人口計，佔比不足0.1%，這一密度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
那麼，按結構衡量，中國處於什麼位置？總量之外，還有另一把尺子：博士生在整個高等教育體系中佔多大比重。陳興德介紹，按OECD公佈的2022年資料計算，博士及同等層次學生佔高等教育在校生的比例，美國約為2.0%，法國約為2.3%，英國約為3.6%；按中國教育部同年資料測算，這一比例約為1.2%。
陳興德提醒，由於中國“各種形式高等教育在學總規模”的統計口徑與OECD不完全一致，這組數字只能作為結構參考，不能當作嚴格的同口徑排名——“英國高於美國，不能據此判斷美國培養不足；中國低於某些發達國家，也不能把差距直接換算成擴招名額。”
不過，拋開統計口徑的差異，一個現實感受是：學術賽道的“僧多粥少”確實在加劇“過剩”的觀感。將中國博士簡單冠以“過剩”之名顯然並不嚴謹，但為什麼這種觀感會如此強烈？
中國科學院院士韓啟德2024年在一個論壇上的比喻流傳甚廣：中國這麼大，各行各業長期需要人才，之所以顯得“僧多粥少”，一種可能是“我們給的‘粥’種類太少”——不是博士太多，而是適合博士的舞台不夠大。
03. 供需錯配？
近年來，博士教育規模的快速擴張，源於供需兩端的共同驅動。需求側，社會整體學歷水平提升，越來越多人期望通過繼續深造獲取更高的經濟回報；供給側，過去十幾年科研經費持續加碼、項目數量增長，為博士培養提供了硬支撐——全社會研發經費已從2020年的約2.4兆元增至2025年的約3.9兆元，佔GDP比重從2.36%升至2.80%。
不過，“經費增加”不等於“崗位同比例增加”。陳興德提醒，技術升級不等於學歷升級，研發經費的增長並不直接轉化為博士崗位的擴張。更關鍵的制約來自需求端的結構性矛盾：學術類崗位的容量極為有限。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指出，這類崗位的規模取決於產業結構——美國學術類崗位不超過就業市場的20%，而中國僅約5%。換言之，問題不在於博士“太多”，而在於能吸納博士的崗位池“太窄”。
企業端是出路之一。2024年中國企業研發經費達2.82兆元，佔全社會研發經費的77.7%，執行了大部分研發活動。但這不等於企業應當，也確實能夠吸納同比例的博士。陳興德追問：“那些企業真正缺具備相應能力的博士？那些博士又難以找到適合自己的崗位？”
與此同時，人口結構變化正在壓縮高校吸納博士的傳統空間。2025年中國出生人口僅792萬，60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已達23.0%。陳興德直言，“不能再假定高校會一直依靠規模擴張來吸納博士。”
陳興德介紹，教育部2023年12月曾披露，截至當年8月底，應屆博士畢業生中已有超過五分之一到企業就業，且這一比例在此前三年持續上升。企業已是博士就業的重要去向，但人才需求是否得到滿足，仍需具體分析。
在陳興德看來，比崗位數量問題更難以改變的是觀念：“博士進高校，往往被認為‘培養得好’；去了企業，卻容易被問‘是不是沒找到高校的工作’。這種看法本身就把博士的出路狹隘化了。”
高等教育管理資料研究機構麥可思研究院的判斷較為折中：“從全球範圍來看，全球博士供給過剩是不爭的事實，特別是在某些學科問題更為突出”，但對中國而言，博士培養規模擴大契合建設教育強國、科技強國的戰略目標——“擴張與風險並存，關鍵在於警惕博士生培養結構與供需錯配的風險。”
換言之，需要警惕的不是“總量過剩”，而是“結構錯配”：人工智慧、半導體、低空經濟、量子計算等戰略新興賽道對理工科博士需求持續旺盛，人文社科、部分商科需求相對疲軟；而不少高校的博士培養仍以論文發表、項目申報等“純學術技能”為核心，與產業界強調的問題導向、工程思維脫節，造成“需求旺盛卻人才難適配”的矛盾。
儲朝暉提醒，錯配背後還存在“過度教育”的現象——“相較更看重個人能力的外資企業，中國企業可能更看重學歷本身，這也導致了很多人對學歷有較高的追求。而實際上，很多崗位並不需要如此高的學歷。”
觀念更新，迫在眉睫。陳興德在《趨同存異：保持高等教育的多樣性》一書中指出，高校趨同並不完全出於自身發展的需要，也受到聲譽競爭和制度評價的影響——當某一種大學模式被普遍視為成功標準，其他高校就容易沿著同一方向發展。博士教育同樣如此：不同高校有不同的長處，有的擅長基礎研究，有的與行業聯絡緊密，應該各展所長。“能在學術上提出新見解，能在實踐中解決複雜問題，都應得到認可。”
04. 從擴招到適配
博士教育當下真正要回答的，不是“還擴不擴”，而是“怎麼擴”。
2024年10月，中辦、國辦印發《關於加快推動博士研究生教育高品質發展的意見》，把發力點鎖定在理工農醫和基礎學科、新興學科、交叉學科上，並提出提升博士專業學位授權點的佔比。
2025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年—2035年）》，進一步要求“擴大研究生培養規模，穩步提高博士研究生佔比，大力發展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在決策層的藍圖中，博士培養的天平正從“學術型”向“應用型、複合型”傾斜。
這一結構性調整已經反映在資料裡。2022年，全國專業學位博士招生約2.46萬人，佔博士招生總數的17.7%——這一規模比五年前增長了八倍。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2020年印發的《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發展方案（2020年—2025年）》即已提出“大幅增加博士專業學位研究生招生數量”，如今這條曲線仍在向上。
學位授權點同樣在快速擴容：2024年7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一次公示擬新增831個博士學位授權點；2025年，教育部又在低空技術與工程等前沿方向“超常佈局”，增設了一批博士點。
陳興德曾系統梳理日本的“卓越大學院計畫”：該計畫堅持“寧缺毋濫”，鼓勵跨學科、跨機構合作，並以重要研究問題為牽引，組織不同學科、不同機構共同培養博士。在他看來，這條經驗對中國極具借鑑意義——增設博士點、擴大專業博士招生等方向都值得肯定，但落地質量決定成效。
考驗落地質量的第一個問題，是專業博士會不會變成“低配版學術博士”？陳興德認為這種擔心有現實針對性，但“專業博士本身並不意味著低配，關鍵要看培養過程有沒有形成自己的特點。如果課程、選題、指導和評價都照搬學術博士，只是在論文發表要求上做減法，即使換了名稱，也很難形成有生命力的培養類型”。他進一步解釋，專業之“專”，應體現在對專業領域複雜問題的深入研究上；博士之“博”，則要求寬厚的知識基礎、嚴謹的研究能力和明確的創新貢獻。
比增設學位點更深的變革，發生在培養環節——企業正從“用人單位”變成“共同培養者”。動作最大的當屬國家卓越工程師學院，這是由教育部、國務院國資委共同組建的工程師培養機構，旨在落實“卓越工程師教育培養計畫”，採用校企共建模式，培養國家戰略急需的高層次工程技術人才：自2022年9月在10所高校和8家央企率先設立以來，已先後擴容四批，覆蓋42所高校。據教育部有關負責人2025年12月介紹，校企已聯合招收培養工程碩博士近2.6萬人，其中2000多人畢業走上工作崗位。
在此之前，類似的探索已在各高校零散展開：中國石油大學把博士培養拆成“課程學習—專業實踐—論文研究”三段，交替推進；上海理工大學東方泛血管器械創新學院直接面向創新醫療器械的市場需求招博士，課題來自醫工交叉的一線難題；北京科技大學則在學位評審中引入“雙盲審+實踐驗證”，讓企業實踐成果進入評價環節。
培養模式變了，評價體系必須跟著變。有研究機建構議，應建立“評價—反饋—改進”的長效機制，把畢業生進入龍頭企業、承擔國家級項目等情況納入高校博士培養的評價指標。
在陳興德看來，這正是這輪改革最關鍵的一步——把分類評價真正落到實處。“無論是增設博士點、擴大專業博士招生，還是推進校企聯合培養和雙學位試點，都涉及培養什麼人、怎樣判斷培養成效。如果最後仍用同一把尺子衡量，新的探索就容易回到原來的軌道。”
博士培養的“軌道”也在拓寬。2025年12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印發《“博士+碩士”雙學位項目試點設定管理辦法》，允許在讀博士生同時攻讀另一學科的碩士學位，復旦大學、南京大學、山東大學等高校已啟動試點——此舉正是回應產業界日益增長的跨學科人才需求。
歸根結底，中國不缺博士的總量，缺的是讓博士各得其所的通道。中國博士教育的未來，主題不是“收縮”，而是“適配”。
“博士教育改革的成績，既要看培養規模如何變化，更要看這些人才將來能否在學術、產業和社會發展中發揮出相應的成效。”陳興德說。 (財經ThinkT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