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有人說留學性價比越來越低，那麼什麼是高性價比？是在藤校？在華爾街投行或矽谷大廠？還是在經年積累、越來越成功的精英履歷中？小時候受《哈佛女孩劉亦婷》影響想上哈佛，也真上了哈佛的張倩的腦海裡，始終盤懸著這個疑惑。她從小就是學霸，被美國大學教授戲稱有著「世界上最好的精英教育履歷」：小升初考進上海頂級名校上外附中，大學全獎進入藤校達特茅斯學院，還去了哈佛大學讀商學院。職場也一路開掛，畢業不久就年薪百萬，有房有車，有一段不錯的親密關係，從主流價值觀來看，過上了留學生的成功人生。然而，當好不容易奮鬥成精英後，「成功」卻壓得她喘不過氣來，還患上了抑鬱症，她開始質疑從小深信不疑的「往上走」的教育，到底終點在那兒？在美國的13年裡，張倩也見證了赴美黃金時代的開端、高潮和落幕。自她上大學的2009年到2019年間，遠渡重洋去美國讀本科的中國留學生從每年1萬多人暴漲到13萬人，直到2022年才暴跌回落。她的故事，不只是關於她自己，或許也是一代人對「美國名校夢」和「美國本位主義」祛魅的歷程。正如她說的那樣：走進哈佛，是我的人生奇遇；走出「哈佛」，則是我的人生必修課。01 DIY拿到全獎唯一錄取後藤校的光環，曾讓很多人直接把它當作「最好的教育」代名詞，張倩也曾經是其中的一員。她出生於上海工薪家庭，從小讀的是家門口的普通小學，但遇見了一位好老師，挖掘了她在國際象棋上的天賦，一路拿獎，還拿過上海市女子團體第一名。就此，她的命運發生了逆轉。她得以進入一所更好的小學，並參加了奧數班，小升初的時候考入了每年在全市只招120人的名校「上外附中」。那怕進入了這樣的名校，她的聰慧讓自己的成績始終位居前列，多次拿過第一。她至今還記得進入上外附中的第一天，那是2002年，校門左邊有一張張龍虎榜，大紅色的宣紙，黑的發亮的毛筆字列舉著高三畢業生的大學走向，排在最前面的是哈佛，耶魯，達特茅斯，賓大等名字。「對於年僅11歲的我來說，這個排名傳達了一個明確的價值觀——美國藤校就是最好的。」所以到了高三申請那年，她只把目光投向了藤校。■集齊了兩張藤校學生卡。這個「要去就去最好」的思維，成為她求學人生的註腳。她想去哈佛，但是哈佛那年沒有早申輪次，她在達特茅斯和耶魯之間選擇了前者，成為了2009屆達特茅斯唯一在中國大陸錄取的學生，並拿到了為期4年的全額學費減免，總額近16萬美元。進入藤校上大學後，她也邁入了世界上最精英人群的圈子裡，而深入浸泡在這個圈子裡，她看見了那些被刻意遮蔽的部分。她發現，達特茅斯四年本科加上哈佛商學院兩年MBA，讀書、GPA從來不是中國學生的「卡點」。相反，有幾件印象深刻的事情，讓她在藤校就讀期間重新反思精英圈層。■最近哈佛前校長大翻車也讓全世界反思製造精英的流程。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大學社團招新會。其中，兄弟會和姐妹會招新是每年學校社交文化裡最盛大的事件，當時害怕被人認為「奇怪」的張倩，也積極加入這場從膚色、種族、外貌、性格、身材等多個維度對人進行評價和匹配的社交活動。但她卻沒有收到任何一個複試邀請，姐妹會的標準始終帶有「階層烙印」。雖然當時覺得有點沒面子，不敢告訴任何人，但當她有更多社會經驗後，她卻意識到：在藤校這樣一個以美國中心、白人中心的社會文化中，這些事情會給中國留學生等少數族裔造成難以啟齒的隱秘傷害。「我敏銳地從同學們的言行舉止甚至打扮中感知精英階層的風貌，也在無形中模仿著他們，打扮容易學，我買齊了所有她們穿的品牌，但社交圈和談吐卻很難買到。」距離當年的姐妹會招新已有15年，回去校園看風氣並沒有太大變化，但她卻跟當年「奇怪」的自己和解了，或許「奇怪」的從不是自己。她提到，從藤校畢業的時候，自己曾問一群最親近的女同學，未來你會讓自己的孩子來這裡上學嗎？「大家都有些猶豫，因為對於自我價值還未穩固的年輕人，這樣的環境既能讓人受益終身，也危機四伏。」■張倩在小🍠的ID叫「都是劉亦婷曾子墨耽誤了我」，這是她在抑鬱最頻發的時候起的網名，記錄自己對精英的思考，現在已經有接近7萬的關注了。02 令人失望的哈佛畢業後，因為劉亦婷影響，她也有一個哈佛夢，就申請進入了哈佛商學院讀書，也成為了別人口中的「哈佛女孩」。有句話是這樣說的，對一件事祛魅，就從擁有開始。在哈佛的兩年，是她徹徹底底對「精英」脫去濾鏡的時候，她在書中專門列出了一節，曆數「哈佛大學讓我很失望」的地方，很多地方出乎意料。她開玩笑說，一開始自己對這件事很難啟齒，畢竟花了這麼多學費和時間奮鬥多年才躋身這一群體，若要抱怨的話，怕不是極其傲慢的「精緻利己主義的平方」。但如果每個人都不說，是不是更加加深了大眾對哈佛的濾鏡呢？我們常會看見各種哈佛人設，這張名片是最重要的標籤，這是因為「典型的哈佛精英對於自我形象和影響力有著極致的追求，每個人就像一本精心製作的藝術相簿。」很多人為了保持自己的形象，也只跟同圈層的人交往，對於工作和朋友選擇像收集商標一樣，非名校的不來往，她也目睹了諸多「見人下菜」的荒唐。■哈佛校報2025年最新調查，經歷心理問題的學生比例非常高。在我們心中，哈佛是包容、開放、全球中心的代表，但張倩卻發現，哈佛不少老師和學生都有著「顯著的自我中心，對於異族的不理解和抗拒，乃至習慣性自上而下式傲慢批判。」這也體現在，在這個全球頂尖、為全球培養領導者的藤校，在絕大部分的決策上十分保守——從固定的座位排列，到選取的商業案例主要以美國企業為主，甚至幾十年前的案例還在沿用；再到只要涉及到與商業有關的地緣政治、戰爭影響等等，「美國中心主義」本位思想，仍然是藤校最為主流的價值。原本以為「世界的哈佛」裡，「美國本位」制會更隱蔽，其實並沒有。她聽聞了一位朋友在歐洲讀書的故事，大受震撼：「我在藤校讀了6年書，都沒有經歷過這樣的多元。」身處其中，在美國學習生活十三年，從參與精英生活，到觀察、反思精英路徑，張倩越發意識到「美國本位」的侷限性：「美國和名校都不是世界的中心，如果我總是仰視美國中心的主流價值和文化，那我所看到的世界是變形的。而平視才會讓我公平地看到真正的價值和限制。」■達特茅斯和哈佛的畢業典禮。什麼是美國本位呢？有個在歐洲流傳甚廣的笑話或許能說明一二：難得出國旅遊的美國人來到母語非英語的國家旅遊，聽到別人說他聽不懂的語言，感到一陣不耐煩和委屈，還能理直氣壯的問：「為什麼你們不會說‘美國語’？」在美國的十幾年裡，她頻繁體會到美國文化的強勢和傲慢。尤其在藤校，這種「美國本位」的思想又被簡化成了自由派，彷彿只剩下一種聲音，教授也時刻在進行「自我審查」。在去全球化、覺醒主義的時代背景下，張倩所經歷的幾個特殊的衝突，讓她遺憾地表示：「美國丟失著自由，哈佛犧牲著智慧」。同時，對於身處邊緣的亞裔留學生來說，這也是一種心理上的壓迫和評價。舉個例子，她提到自己曾經對純正「美音」的極度追求，這也是想要極力「融入」美國本位社會的表現，但口音展示的是一個人的根源，也是一個人的自我認同的來源。「我們不用因為口音而有羞恥感。」張倩希望告訴年輕的留學生們，花這麼多錢來留學的目的，不是融入，不是拿4.0，是獲得有關世界和有關自己的智慧。最後，那張花了重金換來的哈佛畢業證，她至今還沒見過，直接讓學校寄回來上海的家裡：「畢竟中國父母都更渴望，也更值得這張紙。」■張倩也見證了美國留學的黃金時代。03 致命的精英公式那麼，精英到底是被什麼壓垮的呢？作為曾經精英的一份子，張倩對精英所要面臨的挑戰，以及他們最常遇到的心理危機太熟悉了，她切身並親自體驗了精英的痛苦。她發現，「天資極為聰明+家庭條件優越+環境競爭激烈」是一個致命的公式——它產出的既是一個光鮮亮麗的精英集團，也是這其中每一個人的焦慮、抑鬱、壓力，是精英痛苦的總和。張倩在書中提到，在達特茅斯這類頂尖學校中，進食障礙的普遍程度高達15%，精英們對自己人生的高度控制感最先體現在對身體的控制上：這裡沒有胖子。從她本人以及周圍同等背景的同學、朋友的親身經歷中：「心理問題在精英群體中非常常見的現象，是你覺得自己應該達到什麼位置，實際上沒有達到，你會覺得很丟臉，覺得自己非常失敗，一手好牌打爛的感覺，這種落差往往是心理健康問題的源頭。」在她的觀察裡，很多精英從來不會停下來，人生總是在追趕：「精英面臨的首要挑戰，便是過分豐富的外部刺激導致的易成癮的性格。」■她一周曾要服用四種抗抑鬱抗焦慮的藥物。一個精英常見的表現為：這個學位讀完要征服下一個，有人集郵集全了；做過投行之後要跳去買方，努力耕耘兩年獲得晉陞；喜悅沒兩天就開始焦慮於下一目標；今天舉的鐵要比昨天的重，一天不鍛鍊那兒都難受；半馬跑完訓練全馬，全馬完了越野超馬，不夠刺激還可以去練鐵人三項；即使是修習瑜伽，也只會用解鎖下一個高難度體式的方式丈量自己的進步；連談戀愛都像做項目，計算公式而非愛意……「精英們對自己要求那麼高，對他人和世界，又如何能夠時刻充滿寬容和善意呢？這些積累的壓力和焦慮非常大，就像是一桶越積越多的水桶，卻沒有一個閥門去洩洪。」張倩是一個有自救心法的人，她嘗試過瑜伽、心理諮詢，身體反應最大的時候也願意嘗試藥物治療。但許多精英人士不願意對他人訴說這些痛苦，他們不願意去觸及這些負面情緒，不願意去面對所謂的失敗。對於張倩來說，從兩所藤校的就讀經驗所獲得的最大收穫，就是「在周圍都是非常聰明厲害的同學中，即使有些人看上去光鮮開心，實際上很可能跟我一樣在體驗同樣的焦慮、動盪、不安全。」無論是達特茅斯還是哈佛，無論是康州老錢家庭的小孩，還是出生就在山頂的沙烏地阿拉伯王子，「我親眼看到了同款焦慮」。■在哈佛讀書的時候。有一個網路用語叫FOMO（Fear of missing out，錯失恐懼），據說哈佛商學院是這個詞的發源地。哈佛商學院的活動特別多，最誇張的時候可能四場不同的活動在同時舉行，很多商學院學生一個都不想錯失，於是日程表上經常在同一時段有多個邀請，想最大化利用時間，生怕錯失真正高價值的那一場活動。這就是焦慮在哈佛商學院最平常的樣態，當你每一天都生活在錯失恐懼中，又怎麼真的能擁有充實的真正的生活呢？精英害怕錯失最成功人生的可能性。要不要嘗試矽谷的創業公司？要不要嘗試Google這樣的大廠，要不要去這個投行而不是那個？錯失背後的焦慮傳達的是，精英是沒有試錯空間的，他們無法接受一點「失敗」。在歷經自己的心理危機之後，張倩放下了從小就習得的對比心，她決定撕下那一張張經過自己努力貼上的光鮮亮麗的標籤：高知、美麗、成功、精英等，都是外在價值體系的表達，都建立在比較之上，而我真正想要的，是智慧和自由，獨立於他人和外物的那種。■受邀哈佛雜誌寫了篇「失敗者自白」。04 藤校沒有教的是什麼？在一次次的陣痛、祛魅後，她做了一個出人意料的決定——離開自己呆了13年的美國，離開這個曾經不顧一切奔赴的美國，離開這個承載了她18歲起記憶的地方。這也是她向傳統精英路徑告別的一站，她決定放下自己從小就要贏的思維，決定跳出美國本位的思想，去過一種更關照自己的生活。於是，她決定向「最會生活」的南歐人學習，選擇去葡萄牙居住。這並不是一個容易做的決定，很長一段時間以來，走出哈佛、跳出精英思維，是張倩需要面對的挑戰：「很多人只給自己三個月時間，就想找到新的方向，我覺得我裸辭後的頭六個月，都用來‘排毒’還僅勉強足夠。」回過頭來看，到底藤校沒有教的是什麼呢？從原來的成功價值標準到重新校準幸福和自我，她一直在思考自己曾經「最好的精英教育履歷」上到底缺了什麼，她發現對人生更重要、但藤校沒有教的是：身體教育、情緒教育和關係教育。■10年後重回達特茅斯。精英們用大腦去生活、思考，重視的是知識、批判思維，但從來沒有讓身體留在軀殼中，感受與自我同在。而身體其實是情緒與直覺的入口，但在精英教育裡，它被忽視甚至被壓抑，無法得到有效的疏導和發洩，漸漸地身體和情緒出問題。此外，精英教育的目標往往是最大化正確與成功，常常習慣把競爭當作人與人相處的基本關係模式，卻很少學習如何共處、溝通、傾聽，太會解決問題，卻不會連接人心。這三種教育的缺失，最終導致精英用客觀知識和對「正確」、「優秀」的追求來生活，也許可以達到一定程度的滿足感和物質條件，但正如張倩在書中寫到：「當我發現我的目標是過得快樂、有意義，才察覺之前像是完全爬錯了山。」「我們總是習慣評價一個精英是不是成功，但從來不問他們幸不幸福，就連他們自己也是如此。」■在葡萄牙的生活，簡單自由還多元。現在，已經在葡萄牙定居幾年的張倩，彷彿找到了一種新的人生。她開始重新建立生活，離開傳統職場，寫作、做播客、創作，一點點建立自我表達的空間。她遇到了藝術家男朋友，開始了更多與藝術和文學溝通交往的人生。那些她曾經沒有想過的人生，卻帶來了更豐富多彩的自由。在這個過程中，大海、森林也給了她無數的撫慰，讓她的自我安居在身體中，感受同在，而曾經被診斷不易受孕的她自然懷孕了，如今她的寶寶已經出生，健康長大中，物質雖然不如以往豐裕，但幸福指數卻唰唰地升高。她還在這裡看見了藤校宣傳卻幾乎難尋的「多元」：不同背景的人，不同膚色的人，不同職業的選擇，不同生活方式的碰撞……回到文初的問題：留學的終點到底在那兒呢？或許從不是拿到多高的學歷，成為多成功的精英，而是尋找智慧和自由的路上，擁有選擇的權利。她現在仍然在路上，也不確定答案，但是有一件事她非常確信：「我真心希望我的孩子，天生不是哈佛的料。」 (穀雨星球)

近日，哈佛首位中國畢業生代表的演講火遍全網，卻從“為國爭光”變成了全網質疑。批評者認為，其內容配不上名校精英的水準。25年前《哈佛女孩劉亦婷》風靡時，國人還對精英教育充滿嚮往。今天人們卻在追問，為何名校培養出越來越多的平庸之才？本文分析了同一個校園、同一張文憑卻塑造不同命運的原因。精英教育培養出一批目標明確的學生：學術型緊盯頂尖學府，事業心鎖定投行諮詢，從政者深耕學生會——在同一個校園裡，早已形成涇渭分明的圈子。精英的選擇看似自由，實則受制於家庭視野。大學“自由轉換專業”的貼心反而壓抑了精英深度學習慾望，在有限時間內，沉浸學習成了不計得失的非理性選擇。當精英學生深諳成功之道(在勝任範圍內不斷重複成功)，“浪”的路徑應運而生——用叛逆探索形成個人風格。這種狀態實則是時代風尚造就的群體性情。如托克維爾所言，有一種無知恰因知之過多造成。他們的生活被即興力量支配，從事未經學習的工作，說出未經理解的話語。作者認為，在此條件下的“自由選擇”往往淪為從眾，用社會的流行代替自己的判斷。這類學生的成長被成功遮蔽，他們迴避困境、避開挑戰，最終成為既謹慎又輕佻的書寫者，是看似活躍的教育缺席者，也是看似成功的失敗者。自由選擇與制度選拔：大眾高等教育時代的精英培養▍繼承人：尋找與從游在大眾高等教育中，許多家庭與學生將上一流大學看成是孩子美好前程的“敲門磚”，許多教授卻遠離、甚至鄙視沒有學術氛圍的外面世界。師生之間追求的生活目標各異，教師仍是校園裡的常駐居民，校園卻成了學生的“驛站”。他們穿過本科教育這個“門廳”，是拿到打開專業學院鑰匙，還是獲得進入職業生涯的通行證？他們是要走進學科之內，成為學術繼承人呢？還是借這四年時光，叩響某個圈子的門鈴？他們究竟要成為誰的繼承人？在這所學校，最精英的那群Top Student，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最早就明確地知道自己要什麼，選擇的路不同，挑戰也不同。要走學術，就盯住Top five 學校。一個即將去哈佛讀古典學的同學，他很早就清楚要做學術，關鍵在於申請國際名校，他績點超高，在大學四年學了拉丁語、古希臘語；自學了德語和法語。他非常專注，四年就幹這一件事，他百分之一百入校第一天就全力投入。要想年薪百萬，成為人生贏家，就盯住大投行或諮詢公司，這一行核心競爭力在於有含金量的實習。如果選擇仕途，我一個師弟一入學就明確要混學生會、混團學（社團），要在這個江湖裡混得風生水起，出人頭地，這一行的難點在於要明白自己的身段是否夠軟，要善於給大佬當小弟，鞍前馬後，任勞任怨；凌晨三點大佬電話打來，我們喝多了，你來接；於是顛兒顛兒跑去接了……然後他就真的混出頭了，運氣非常好，未來很可期。(FG16)這是學生們用他們身邊事例中展現出的不同的成功目標與路徑：他們來路不同，去處各異。短暫的校園時光，他們選擇進入不同的圈子以及不同的生涯發展軌道。眾多“圈子”的出現，表明象牙塔中的共同體已經裂變；“圈子”的運作，揭示著象牙塔之外的邏輯既侵蝕又重構了校園生活。對職業取向的學生，實習是大學學習的重要內容。學位不斷膨脹、學歷持續貶值，實習的履歷、研究生的文憑，都是職業市場的符號資本，也是身份的重要指標。“條條大路通CS(電腦科學)，萬般唯有金融高”，職業市場中對本科就業吸引力最大是高盛、花旗等頂級投行，“少數去頂級投行的‘大佬’把薪酬的平均數拉上去了——對這一群體，再讀研究生，是一項得不償失的投資。”（E02）根據出路的不同，學生不斷地選擇重組學習經歷與課程模組。在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壓力下，復合應用型人才或跨學科培養項目有豐富的組合：人文背景加經雙，適合諮詢崗位、客戶服務崗位；理工科背景交叉金融，針對金融機構的研究崗位有競爭力；新傳疊加社會，為培養深度報導的記者量體訂身。一個哲學專業的同學，目標是投行，他修了經雙，大一暑期就去一個經濟雜誌實習，他的過人之處在於選擇做市場，從偏門進去，一步一步往上走；他做過兩三個諮詢的實習，人文的本科讓他能說會寫，尤其長於說服別人，取得客戶信任，他已經進入很好的諮詢公司，可以獨立跑項目了；他又跑去做投行，為了“得到”大三暑期的入職前實習，甚至休學一年。他最終如願以償，拿到了香港投行的實習機會，他也將在那裡開始他的事業。(L02)對這一群體，如何在有限時間裡，使自己的履歷可視性更強，亮點更突出？“你的價值在於你過往的經歷，實習既是對職業經驗的熟悉，更重要的是獲得機構的承認——這是你的市場價值。”（E01）履歷上的亮點實為符號資本，其運行邏輯是榮譽法則——超拔於眾人之上的更有顯示度的指標，它的競爭既是嚴厲的，更是隱秘的。它需要精英圈子內的榜樣示範、觀察體悟、不經意地點撥以及關鍵時刻的提攜或推薦。室友一進大學，家人就推薦她到了投行實習。老闆親自帶她做深度項目，言傳身教。做了一段後，她對投行產生了厭倦，投行搞的是人情，要察言觀色，拿捏分寸，還要談笑風生，總之，大客戶就是上帝。學霸出身的她，不願屈尊去適應這一行。大三中期，她臨時決定轉金融工程，強大的校友圈給她同樣精確地指導，學長推薦她申請到國際投行的金工實習崗位，她又報了國際名校一些著名的網課，還拿了證書。終於她拿到普林金工的offer。她真的很厲害！（E03）多數同學還在懵懂迷糊時，他們清楚地知道所要的目標，以及達成目標的不同路徑：從一個明確的、可操作性目標開始，逆向推導每一步，具體到每個時間點所需要完成的任務，整個規劃都清晰、簡潔。他們的風格是：直擊目標，不走彎路，理性簡潔，既不想入非非，更不允許失敗，理性的生涯規劃讓他們快速成長。外企中的投行，以本科畢業的身份比較好進。捷徑就是大三的暑期實習，只要表現出色，通過答辯，拿一個return offer，可以直接入職。為了大三的暑期實習，大一、大二就要開始實習。(E01)履歷中的符號資本不僅體現在求職中，更延伸至教育場域，在任何競爭性的選拔中，履歷的符號價值均被凸顯。教育機構在此已經蛻變為人力找尋中精明理性的“獵頭”，獵頭的篩選邏輯是清晰的，評估與預期一個年輕人的潛力與未來，依據在於他已經獲得的成就，他未來發展的限度取決於他過去的努力與資格中。獵頭篩選的操作邏輯是簡潔的，一群申請者之間如何排序，需要簡單的、可比較的數字與符號，這既可量化、一目瞭然且程序公正，——這即是市場邏輯所培育出的“履曆書寫技藝”。福柯曾剖析規訓權力對履歷的書寫：長期以來，普通的個性——每個人的日常個性——一直是不能進入描述領域的。被注視、被觀察、被詳細描述，被一種不間斷的書寫逐日地跟蹤，是一種特權。一個人的編年史、生活報導、死後的歷史研究，是他的權力象徵儀式的一部分。規訓方法顛倒了這種關係，降低了可描述個性的標準，並從這種描述中造就了一種控制的手段和一種支配方法。“履曆書寫技藝”的出現再一次顛倒了福柯上述的規訓權力，成為一種主動告白的技藝，迎合檢查與評估這一新的權力運行方式，每個人的個性與特徵以定量的數字與指標、定性的成就與獎勵，以及各種榮譽性的符號來計量、描述，目的在於評估出高低，裁決出勝負。在檢查權力/告白技藝下，有限的校園被拓展延伸至外部世界的不同層面，校園生活變成多重軌道的摺疊：第一軌道是以文憑為表徵的學校人才培養規格與教學計畫；第二條軌道是自我成長，如何認識自己，如何尋求朋友，如何確定自己的志趣，如何進入社會，這是一個緩慢的、嘗試的過程；第三條軌道對應於實習、各種資格考試與證書，以及其後的見識與人脈，構成與知識學習平行的另一重要的學習與實踐的台階，它既是學生職業能力成長的重要環節，也是用心經營的職業敲門磚。職業取向的學生再反思自己的本科經歷時指出，只按照教學計畫與學院的規定來做，根本就沒有觸及成功的秘笈：學校裡所學的都是屠龍之術，與我們的需要有什麼關係？例如，畢業兩三年後，我們有機會、有能力去影響貨幣政策嗎？不可能！最急迫的實務知識只有靠自己去實習，從做中學。學校課程希望培養我們看問題的方法，但不重視基本實務。理論知識決定你走多遠，可實務知識決定你能否進入，沒有實務的東西，你根本就進不去。(E02)“蚓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用心一也”，來自鄉村的孫學商(E03) 完成了近乎脫胎換骨的蛻變：我從農村考到北大，入學時學校發的校園卡，是全家第一張銀行卡。我知道的差距，我會努力去彌補。第一個差距是英語，入學時是啞巴英語。從大一到大三，一千多天，我每天都堅持30多分鐘的聽說練習，從不耽誤。剛開始，我連一分半鐘的英語都聽不完，因為聽不懂，硬著頭皮反覆聽。慢慢開始聽VOA，聽TED Talks，一步一步，可以大膽說話，可以流利地交流，還爭取到去美國的交換機會。第二個差距是言談舉止，風度修養。金融是服務業，長得漂亮、具有文化資本的學生更有優勢：見多識廣，與人交往更有自信，氣質與金融、投行等職業領域更契合。(E03)她中學接受的是“應試教育”，除了教材與課本，很少有其他讀物。學校推行的通識教育給她打開了一扇扇精彩的窗口，她投入了極大的熱情去上通識課，她的閱讀也充滿著計畫性，大四開始選擇主要文明國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一個國家一個國家讀，以獲得對世界文化地理的真切感受……離校時，她的借書證上顯示本科期間總借閱書目為35本。視野的差距比純教育質量的差距更令人絕望，這不是你自己造成的，而是你的出身造成的。不少同學在這種差距面前，洩氣、抱怨、拖延、懶散，自我放棄……我不願意這樣，我一直在努力。我高考成績是我省被錄取學生的最後一名，現在是年級前30%。我對自己的進步是滿意的。但是，和直接去投行的同學相比，差距是隱性且巨大的。重要的是我不知道如何去彌補。大學四年，我無論怎麼苦學都難以彌補的差距，這是人家長期熏陶和積累的資本。我想慢慢改變，最好的方法就是多跟他們在一起，可是這種機會並不多。（E03）臨近畢業，她才開始明白室友整天在忙什麼，對商科學生來說，實習履歷與校園學習如同行走中的兩條腿，那兒短了，都是跛足。她選擇繼續讀研：讀研對我究竟意味著什麼？知識上的增長不過是從中級宏經到高級宏經，如果不從事專業學術研究，這個增長可以忽略不計。對我來說，未來二三年最重要的是做更有含金量的實習，再以研究生的文憑去找更好的工作——去國企與私募，碩士是准入資格。(E03)知識真能改變命運嗎？同一個校園，同一張文憑能給我們同樣的出身嗎？學校裡的邏輯能夠抵禦社會的邏輯嗎？這是貧困生焦點小組討論中學生們困惑：今天凌晨，我看到朋友圈的一條帖子：有時候你不努力都不知道什麼叫絕望。——好像被戳到了痛處，剛入學時，信心滿滿，我從農村來，我的中學也沒法和你比，但是，我和你來到同一所學校，——奮鬥十八年，我和你終於成了同桌。但慢慢認識到：雖然同在一個校園，同上一門課，我們之間橫亙的差距是難以縮小的。尤其是視野，前十多年的環境與經歷所形成的視野的差距是實實在在地存在的，你認為好補嗎？所學的知識看起來不都是客觀的知識嗎？不都一樣選課嗎？不都在努力地學習嗎？我們只有在一些硬的課程（譬如有標準答案的數學課）差距不大，但在一些較“軟”的課程裡，譬如論文寫作的角度是否新穎、切入問題的角度是否刁鑽？是不是有些獨特的想法，口試時是否能說會道，這些需要綜合能力的地方，立刻就看到差距。（FG15）這裡的“視野”差異正是布迪厄的“文化資本”：“成功地將先天特性的特權地位與後天獲知的成績結合在一起”，形式上是個體不同的天賦、努力與欲求的結果，實質上主要是以家庭為單位積累並傳承的。他們對個人努力的確信遭遇到文化資本排斥，“某種根植於經濟和政治秩序的物質性中的歷史性任意裁斷的社會秩序，經過自我的轉換，成為一種智力的貴族統治，每一處外在呈現都反映這種統治，經由社會煉金術的運作機制，社會等級制得以自我掩飾起來，好像是一種人的成就的度量表。”體現文化資本的“視野”指知識所轉化為人的見識、趣味、辨別力與判斷力。長期的熏陶潛移默化地影響人的認知圖示、審美趣味以及性情傾向。文化資本如同一扇玻璃天窗，看似沒有障礙，透明敞亮，只有用身心去撞擊，在失敗的疼痛中才體會到排斥的不露痕跡。“什麼是真正的不知道？就是你不知道自己不知道。”（FG15）學校能給他們新的出身嗎？他們要躋身那個圈子？成為誰的繼承人？在這樣的嘗試、觀望與選擇中，教育該如何發生呢？傳統中教育發生於師生之間的從游，“從游既久，其濡染觀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為而成。”如今的師生關係更似梅貽琦所比喻的“奏技者與看客之關係”，看客如不得其妙，趣味索然，或左顧右盼，心猿意馬，奏技者還去追逐討好不成？沒有教師的引導，學生與知識、學科、專業的關係變得更為複雜了。這就涉及一個嚴肅的問題：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夠替代教師的教育嗎？對於大多數學生，制度如果不鼓勵他們進入一個學科，獲得深度的學習及相應的教育價值，而是允許他們自由地“轉專業”，任何學科都有門檻，在“轉”的市場邏輯下，學科門檻的高低寬嚴將如何調整？如果他們不跨入任何學科門檻，在DIY的積木搭拼式的課程套餐中，他們又將獲得什麼樣的教育呢？為什麼同樣的文字，有人讀得津津有味，入迷入神；而換一個人，可能索然無味，完全不得其法？這就是學科的門檻：如魚得水，興趣盎然者，已經跨入學科的門檻；格格不入、味如嚼蠟者，即在學科門檻之外，或是不得其門徑，徬徨在外；或是主動選擇，不入學科之內。布迪厄的洞察富有解釋力：在學習者的偏好、特長、志趣與學科知識之間，在學習者的心智結構與學科的文化結構之間，有無“親和的默契感”或者說是“選擇性的親和感”？這是“選擇/選拔”的核心機制，這個機制體現在學生一方是基於興趣與志趣的選擇，體現在學科一方則是對學習者的嚴格篩選。跨入學科之內的“親和的默契感”體現為濃厚的專業興趣，這並非專業學習的前提，而是深度的專業學習的結果。它需要課程精心的安排，需要教師的用心引導，需要學習者專心地琢磨，慢慢品味出學科的滋味與精髓，使躺在書本上的靜態的知識真正化為自己的一部分，學科知識與人的情感、意志與經驗融合在一起，發生化合作用，創造出“新人”——這是學科文化的教育價值，學科的思維與眼光如何轉化為學習者觀察與思考問題“活”的視角，“日用而不察”的概念，以及可靠的知識傳統?進而形成生活風格乃至生命態度？即由專業達通識，精準地說是在深度的專業學習中達到通識教育的目的，這是人的教育中最艱難的地方。這需要學習者“泡”（長時間的浸泡）、“燉”（煎熬與磨礪），更需要教師們——不是作為知識的生產者，或者是一個匠氣十足的專家；而是既活在學科之中，又將學問化在自己身上的教師們——在日常的生活與學術研究中，身體力行地示範與教導。他的見識與判斷，他的選擇與堅持，他的信念與價值，這才是最真實、最有力的教育。春風化雨、潤物無聲，獲得表層的知識與技能是容易的，教育中真正的困難在於學習者內在動力與熱情的培植，以及判斷力、辨別力與意志力的養成，它需要學習者“從游”於教師身邊，觀察、服從與追隨。在自由選擇下，“長時間的浸泡”很難成為對學習者的制度要求。浸泡需要不被打擾，擋住外在的誘惑，一心一意地將自己放進去，先捨棄，再獲得。然而，在評估制度所孕育的成功文化看來，這是一種“不計得失”的非理性選擇。研究與教學之間的衝突本來就是一個棘手的問題，自由選擇想借學生的腳投票，使院系與教師更投入教學。實踐中卻非常複雜，甚至南轅北轍。例如，教師們把學生當作未來的學者——學術繼承人來培養：人文學科的教學非常精英化，老師預設學生以後搞學術，培養目標都是學術人才，上課的內容完全朝著專業化的道路走。教學中，老師常也只關注那些能跟上老師的思路、能與老師對話的學生，對多數普通學生，對想就業或轉專業的同學，老師不太注意，甚至不大看得起。(L01)教師們不難以激賞的目光關注那些深諳學科滋味的“准學術繼承人”。在進入學科之後的師生關係中，從游乃是典範，如同天空的雁陣，朝一個方向，以大致相當的速度飛翔，他們之間更多是精神與趣味上的同氣相求，彼此呼應。但多數普通學生學習的困難、入門的猶豫，制度能否認真地體察、理性地引導？大魚前導，小魚尾隨，當小魚不能游、不敢游時，制度安排誰來當教練？當小魚不願意跟著大魚游、在游來游去地試錯時，能對自己的選擇負責嗎？雖然學校在推行“導師制”，甚至有院系規定導師每學期與學生見面談話不少於四次，但是沒有共同的活動，沒有自然形成的共同體，制度化的師生聯絡機制常徒有其形。教師辦公室的門還開著，預留了office hour，有需要，可預約；老師們還組織了讀書會，有能力、有興趣者可參加，事實上，有自信參加讀書會的本科生是極少數；“能夠主動去找老師討論問題的，都是學有心得、學有所獲的同學。如果我一直沒有跨入學科的門檻，我能與老師主動談什麼？”（FG03）▍自由選擇：試誤與成長周競賽(S05)本科畢業時，父親批評他：“冶遊四年，不學無術”。周競賽自幼熱愛科學，競賽拿到一等獎。他被理學院嚴格挑選出來，再經過嚴格的培養與教育，有望成為學術“繼承人”。他曾有濃厚的專業興趣，他不喜歡刷題，習慣自己從教科書的原理出發，通過實驗、推理，探索學習的過程。一進入大學，期中考試就栽了，高數隻考了50分，登錄成績是開了根號的75分。這門5學分的課程讓他整個一年都在“填坑”。大一上修了23.5學分，上課與實驗時間加起來每周約45小時；實驗課從早上10點一直做到晚上；大一下有兩門實驗課。學習壓力太大，有同學甚至每天只睡3～4小時，困了趴在桌上睡，醒來繼續寫……剛從高三過來，學習的辛苦並不是最大的障礙。理學院對他提出更嚴格的身心要求，“繼承人”的塑造需要付出更高昂的代價：強制學生遵循一絲不苟的學習方法，嚴肅樸素的生活習慣，以個人生活的極大犧牲，實踐在知識學習和社會交往兩方面的禁慾苦行……科學場域正是用這樣的方式將“慣習”——與科研相適應的性情傾向，體現在人身上的歷史——烙在其成員的身上，成為他的第二天性。面對這個“鍛造”的過程，周競賽疑惑了：“這不是我想要的大學生活啊！我想像的大學生活，可以讀自己想讀的書，可以交友、戀愛……”（S05）他想知道自己真正的興趣，他想明白究竟憑藉什麼能力可以立足於世。世界像一本豐富的書，在他面前徐徐展開，他喜歡從直接經驗中學習；可是，每天10多個小時被禁錮在實驗室，他不再像中學時代那樣簡單快樂地做實驗，他也開始戲稱這是“搬磚”。這一意象來自建築工地打小工的學徒負責給師傅搬磚、搬原料，指在實驗室中承擔一些重複的、基礎的勞動，這些勞動看似不那麼具有創造性，但需要投入時間與精力。科研的創造性正是由大量的、艱苦的、日常的勞動作為支撐的，科研的大廈正是建立在一塊塊磚頭的聚沙成塔之中，科研精神的培養，科研倫理的堅守正是體現在這樣實驗室日常生活形態中，而學徒也是在這漫長、單調甚至無聊的操作中，完成身心的蛻變。網上的吐槽更讓他心猿意馬：理學博士，簡歷上除了幾篇論文外，再沒有任何閃光點——沒有實習經歷，轉金融和電腦都不具備條件；沒有學工經歷，假期全部用在實驗室搬磚；想去學而思，培訓機構要求老師能繪聲繪色講解習題，多年的PhD塑造了一個木訥的理工科學生，表述能力直線下降；想考公務員，又考不贏文科生，除了是黨員外，沒有其他優勢。談過一次戀愛，很快分了，女友抱怨沒時間陪她。（參見北京大學未名BBS論壇匿名站友：《憑什麼我辛苦二十年，現在卻比別人差那麼多》）科學場域的教育主要發生在實驗室裡，如同蜂巢一般，圍繞科學研究，組織嚴密、分工有序，它的教學模式是嚴師高徒模式。科學場域需要他全身心投入，可他不再把這看成是一個充滿意義的世界，他把苦惱告訴師傅，他想學管理。師傅聽了，真誠地說：“先拿到科學博士，再從事管理也不晚。”他有些憤怒，他把這稱為科學的“沙文主義”：“萬般皆下品，唯有科研高。在老師眼裡，為什麼要去修‘亂七八糟’的經雙？這完全是功利的選擇，孺子不可教也！”（S05）與外部世界的豐富有趣相比較，實驗室的生活太單調乏味了。周競賽決定背棄嚴厲的師傅，慢慢且堅定地從被他喻之為“斯巴達式”的教育中退場，他成為理學院中的“轉行黨”。放棄科研，這種挫折感是雙重的：不是智力有問題，就是品德有問題，師傅說：這意味著不敢面對挑戰，不敢正視困難。轉專業真的意味放棄與懦弱嗎？對自己的興趣是否忠誠？成績不如人真的是努力不夠或者智力有問題嗎？（S05）周競賽們陷入了兩難：承認是對信心的致命打擊，不正視就找不到適合自己的選擇，他們不敢懷疑自己以競賽獲獎或高考高分進入時，做了一個錯誤的專業選擇，因為那意味著對自己的否定甚至是背叛。他也不願面對“態度有問題”之後，來自專業的承諾、責任與義務等的責難，他更不會正視“忠誠自己的興趣”中的“興趣”是真實的還是虛妄的？——這是他可以說服自己的唯一理由。他們還遭遇到來自同學的蔑視，轉專業這件事在同學中意味著心理上乃至身份上低人一等，學生群體中存在著撕裂。決定留在理學院但不再做科研後，理學院一切評獎以及別的機會都與我無關了，我不能得到學院任何積極的培養。它只是給了我自由，即不禁止，不阻礙，但沒給任何引導。我後來做的一切，好像是自己偷偷地，不能光明正大地放在檯面上討論，我過得到底如何，沒人過問。（S05）他在叛逆的內疚與誘惑的吸引中艱難地走出第一步，大二開始修經濟雙學位。經濟雙學位不像師傅所鄙夷得那般不堪，他喜歡社會科學的思維與視角，幫助他認識與理解身邊的社會與人事。他開始對專業課徹底“放水”，他踏出去的腳步邁得越來越遠。大三開始，他接手了一個瀕危的社團，他的熱情與投入使社團重新煥發活力。利用社團這一平台，他能自然結交家鄉與北京的本省籍精英；社團給他一個實驗場，他仔細地學習待人、處事、識勢，他體會到了權力與金錢的力量，他看到權力怎麼做事，也看到金錢怎麼操作權力。社團使他提前走上社會的大舞台，他開始站起來，體會到做事的能力，成長的力量。他選擇了一個社會科學院系繼續讀研，準備讀完博士之後，出來創業。學工教會我的是通用的能力，知識是固定的，能力是遷移的，我“不學無術”而“活動於社會”是找到了成長的法門。知識與能力是成長的兩條腿，缺一不可。（S05）他在專業學習之外，摸索適應社會的能力與成長邏輯。他先似一個棄兒，後像一個浪子，糾結地成長。大學畢業時，從校長手裡接到“理學學士”證書時，他感到愧對世界一流理學院中最紮實的專業教育，他沒能把一個專業學透學通。短暫的愧疚之後，他又充滿熱情地瞄準下一個目標。遊歷的不僅僅是從實驗室中出走的周競賽，鄭古典(L05) 用“試錯”來定位大學的意義：我的興趣就是三分鐘的熱度，這想搞搞，那也想搞搞，這是性格特徵。85%的同學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我現在差不多知道想要什麼了，用了四年來試錯，試錯完了，該畢業了。你再也沒有這麼豐富的資源、這麼多的機會去嘗試了。(L05)她來自一所著名中學的文科實驗班，以全市前10名的成績考上北京大學。鄭古典從小接受素質教育：幼兒園就有英語口語，高三時晚自習還看小說《三體》，看英文電影“Rain Man”，玩遊戲。與那些來自封閉的縣中，能適應高強度的訓練且堅韌不拔的同學相比，我絕對不會用堅韌和不懈努力這類詞來形容我自己。(L05)回顧四年前的入學動機，她有四重考慮：第一，北京大學的本科文憑；第二，學習基礎學科，本科學的專業與今後的職業沒什麼關係，要打下紮實的基礎，因此選擇基礎學科；第三，父親告誡她，北京大學的校友人脈很重要，要求她加入社團，認識一群官二代、富二代，這很現實。第四，大學四年，應該留下一段自由的青春回憶，很開心地玩了四年。畢業時，再評估本科四年，她用“浪”來描繪自己的狀態。“浪”首先是一種心氣，她挑戰成功者，她曾經是他們中的一員，她深諳成功的標準與成功的策略：成功者的選擇是基於成功的考慮，在自己勝任的範圍內不斷用成功重複成功，或者固執地待在自己舒適的區域內用舒適延緩舒適。她選課都是基於興趣，她敢於選擇最新的培養模式，她參與跨學科項目，她不在意課程的難度與分數，選了很多挑戰大、難度高且得分虐的課。“浪”還是一種探索與叛逆，要敢於按照自己的節奏走，探索形成自己風格。她以既獨立又依賴、既理性又任性的方式，與父母的權威、與制度的規範對話：從小到大，花精力最多，做得持續最久的一件事就是和家長進行博弈吧，這是我人生的權利。之前家裡管得嚴，剛入學的時候，天天就是玩。經常喝酒，喝到一兩點鐘；然後去混混社團、混混BBS；然後想幹嘛就去幹嘛，混團學，打遊戲，又做實習……然後，大三就結束了，才開始說，要不然就出國算了；然後，又開始準備出國……(L05)“浪”並非她個人的狀態，而是一個時代的風尚以及這一風尚下教育所滋生的一代人的基本性情。托克維爾在分析民主對人的性情影響時，指出有一種無知是由於知之過多而造成的：他們的生活被即興的力量所支配，他們往往在這種力量的支配下去做他們沒有學會的事情，去說他們根本沒有理解的話，去從事他們沒有經過長期學習的工作。他們不能對每個目的都有清晰地認識，所以容易安於一知半解。他們的好奇心既永無止境，又是容易得到滿足，因為他們所熱望的是盡快知道很多東西，而不是深刻地認識這些東西。他們沒有時間，而且主要是沒有興趣去深入研究事物。注意力不集中的習慣，應該被視為民主精神的最大缺陷。大眾高等教育充分尊重這即興的力量，以及這既永無止境，又安於一知半解的好奇心，他們被尊稱為“消費者”。以“尊重選擇”為名，大眾高等教育既滿足又培養新的教育消費者，既誘惑又塑造著他們的慾望與慣習。消費者熱衷於追求的過程，他們總喜歡嘗試新的，不同的事物，他們喜歡的是追逐本身。在“浪”的飄飄然中，未來、方向感成為有問題的提法，未來被理解為“現在”，“現在”用種種選擇既敷衍了未來，也迴避了過去，時間的鏈條被消解為一系列的疊拼的、斷裂的“片段”，在一個個細碎的、沒有因果關係、沒有前後連續性的片段中，他們忙碌地消費著、體驗著、迷失著——這就是成長嗎？我就這搞搞，那搞搞，如果在國內找工作，隨便找個月薪八千、一萬的工作混一混；如果出國，申一個不算名校的名校，找個不太熱門專業混一混。其他同學呢？他們學習很認真，成績也不錯。但不也是這門課學一學，那門課聽一聽，社團弄一弄，戀愛談一談……其實也是這搞一搞，那也搞一搞，然後，他們可能就是比我多掙兩千塊錢，或者去的學校排名高些，專業熱些……他們那麼努力，最後結果不也差不多嗎？（L05）理斯曼（David Riesman）在分析社會結構與社會性格的關係時，提出了富有啟發的視角：當社會心理不再是“匱乏心理”而是“富裕心理”時，極易出現“他人導向”的人格特徵。他們主要的心理約束是一種無處不在的焦慮，其控制裝置很像雷達——敏銳地捕捉時尚與潮流，既與時俱進，也隨波逐流。一個人可以在試錯中成長，一個群體呢？都需要在試錯中成長嗎？制度給他們提供什麼保護與引導？而非僅僅是允許其試錯？教育的作用呢？它不應簡單複製市場的自由選擇邏輯，教育制度不同於一般制度的教育性如何體現？它應引領社會風尚，而非迎合社會風氣，教育的權威在於引領社會，引領的根基在那呢？中國教育一直在檢討年輕一代批判性思維不夠，我們從小被鼓勵大膽質疑，但很少被要求小心求證。隨意地批判什麼、懷疑什麼是容易的，我們真正的困難在於選擇相信什麼，沒有可以相信的東西，就沒有辦法在這個基礎上繼續往前，無論是科研，還是做別的事情……(S02)如果我們的教育不能為成長中的心靈安置一台“心理陀螺儀”——內在導航的動力機制，讓他們既有航行的方向感，也有可以錠錨的方位感，而僅僅是用所謂的批判與懷疑精神“把諸神和英雄投射在洞穴岩壁上的影子從想像的心靈中抹去，這只會抽掉其精髓，削弱其力量。學生們甚至在沒有任何信念之前，就學會了懷疑一切信念。”他們變得頭腦空洞，心靈空疏，精準地說，生命真正的困境在於不知道可以真誠地相信什麼，確定什麼，在推倒一切的虛無中，生命的熱情如何寄託？自由選擇可以是持續地選擇，用後一個選擇推翻前一個選擇，在教育的消費中張顯所謂的自由個性；自由選擇更可能是不做選擇，精準地說是從眾，用大眾的選擇代替自己的選擇，用社會的流行代替自己的判斷：為什麼要選商學院？因為既不知道熱愛什麼，也不知道不熱愛什麼，不幸高考成績又這麼高，有什麼理由違背父母期待、挑釁社會的常識？(E01)進而，再用成功遮蔽成長，所有的熱情都被調動，角逐於分釐得失之間，小心地迴避困境，謹慎地避開挑戰——如同在試卷中小心地繞開丟分的“坑”，精明地找全得分的“點”，填寫人生的試卷同樣需要精明的“眼光”：他們是既謹慎又輕佻的書寫者，他們是看似活躍的教育缺席者，他們也是看似成功的失敗者。▍結 語通識教育是一種融入專業學習中的能力教育，如何獲得知識背後的能力——激發求知慾、提升判斷力，對複雜環境的控制力以及運用理論知識對特殊事例做出的預見與判斷。這是通識教育的內涵，如何引導學生真實地學習，將外在的知識化作自己的經驗，將躺著的知識化為認識的力量，大學教育的目的正在於此。它是深度學習所獲得的判斷、見識與審美，它建立在學科基礎上，是對學科風格的感知與欣賞， “風格幫助人直擊目標，富有遠見，提升力量，而不陷入細枝末節之中，不被不想幹的事物所打擾；風格是專家所獨享的特權，風格是專業化學習的產物，是專業化對文化的特殊貢獻”掌握了風格即掌握了學科的精髓。通識教育不僅體現在審美層面，還在智慧與信仰層面，智慧來自於知識運用所獲得的自由感，責任感來自於知識所賦予個人的力量感，敬畏感來自於感受到的傳統——讓個體和超越自我的東西融合，對價值的認同會給生命增添難以置信的力量。如此，才能從“眼睛發亮”提升為“靈魂有光”：所學懂的知識讓他感受到發現世界的喜悅，所學的東西在幫助他理解生命中所遭遇、所籌劃的一切“發生”，這個學習的過程既安靜又激動人心，既困頓又壯麗。學習的過程必須是專注且深入的，興趣必須在此時此刻被激發，能力必須在此時此刻訓練，人格在此時此刻被涵養。教育需要細節，需要艱苦的訓練，這是一種需要在細節的掌握上耐心又耐心的過程，是沉浸於時間之流中自然而緩慢的過程，學習無捷徑。然而，在大眾高等教育的背景下，在學習者自由選擇的消費邏輯下，“艱苦的訓練”與“刻苦地努力”易被迴避，主導選擇的與其說是“興趣”，毋寧說是極易與興趣混淆的“有趣”或“誘惑”。“有趣”與“誘惑”正是杜威所批評的“用快樂去行賄”，在這樣的誘惑中，學生的注意力不能持久地集中，意志力不會得到培養。“提供多樣化的選擇”要區分於“令人眼花繚亂的誘惑物”，如果這投向外部世界的形形色色的興趣不能再回轉過來，再形成人格的統一性，從而具有“教學的教育性價值”，就會出現赫爾巴特所擔心的狀態：“我們是否會跌入輕浮的境界呢？輕浮者每時每刻都是另外一種人，至少他每時每刻都染上了別的色彩，因為他本來就根本不是固定的。他熱衷於表面印象與幻想，從不把握自己，也從不把握他感興趣的對象。”因此，他需要嚴格的教育：他需要專心致志的活動，他應當明晰地把握每一件事，全心全意地獻身於每一件事，不應當把各種各樣雜亂的痕跡刻畫在他的心靈上；他還需要審思，審思將一種專心活動與另一種專心活動匯合起來！人格的形成正依賴於專心，依賴於審思，依賴於積累。學生主動的學習、自由的選擇都不能替代教育。他既需要明確的培養計畫、穩定的學院文化，以及教師的權威引導。在這出教育改革的大戲中，演員是學生們，故事的主要情節是基於學生成長的自由選擇，情節的關鍵卻是制度的選拔，而這出劇所討論的主題則是大眾高等教育中精英究竟如何培養。導演卻是兩股既無形又無處不在的力量：教育的邏輯與理性化的邏輯——兩者之間的對峙、交鋒、抗爭、妥協，主導著故事的起承轉合。舞台已不再侷限於象牙塔內，而是置身於社會的中心，高等教育已深度捲入、巢狀於社會的多重邏輯之中，它已經成為國家發展、全球競爭的核心機制。 (文化縱橫)

【導讀】近日，由於川普關稅政策對全球股市的影響，馬斯克也遭遇嚴重的經濟損失。為此，馬斯克在社交媒體上公開批評川普的貿易與製造業高級顧問納瓦羅，質疑他的哈佛經濟學博士背景，並認為他“自負遠大於才智”。對精英大學教育的批評在今天已不是新鮮事，近年來對教育體制的反思聲音也不斷在美國湧現。精英教育到底出了什麼問題？為何人們不再信任精英大學的人才？本文作者耶魯大學教授威廉·德雷謝維奇在令人嚮往的藤校任教24年後，毅然辭去終身教職。他以親身經歷，全面反思了美式精英教育的弊端，指出名牌大學如何把人培養成難以與不同人交流的傲慢精英。精英大學常常誇耀自己的多元化，但只限於種族和民族，階級上卻走向趨同。這使學生陷入矛盾：他們願意為工農階層代言，卻無法與他們進行交流。因為他們相信自己高人一等。作者分析了精英教育的諸多劣勢。一是給人造成虛假的自我價值，以智力水平和學業成就衡量自我與他人。二是提供了平庸的誘惑，一旦進入頂尖大學便邁向了上層社會，有機會借助更好的人脈關係享受“有資格的平庸”。三是提供了安全的誘惑，對失敗的恐懼讓精英學生放棄了許多職業的可能性。而害怕失敗又導致害怕冒險，這就造成精英教育最具破壞性的劣勢——本質上的反智主義，他們不敢進行批判性的思維探索，只在體制接受的範圍內思考和做功課。此外，學術職業化讓有價值的“大問題”在名牌大學近乎滅絕，文理大學正在變成公司大學。久而久之，精英大學日益成為思想狹隘、讓人窒息的“正常”王國。本文原載 “WE留學生”公號，原題為《精英教育讓你無法與不同的人交流！》，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常春藤錯位”我到三十五歲才突然認識到我的教育可能存在一些漏洞。我剛剛買了房子，需要安裝水管，請來的水管工就站在我的廚房。他個子矮小、結實健壯，留著山羊鬍，戴著一頂紅色棒球帽，說話操著濃濃的波士頓口音，我突然意識到根本就不知道該如何和人家講話。在我看來，他的經歷是如此陌生，他的價值觀是如此難以預測，他的語言怪異難懂，在他開始幹活前，連和他閒聊幾句都不可能。我十四年的大學教育和在幾所常春藤大學工作的經歷使得我傻乎乎地站在那裡，笨拙不堪，尷尬不已。有個朋友把這種現象稱為“常春藤錯位”。我可以用外語和其他國家的人侃侃而談，卻無法和站在我家裡的人說兩句話。▍我們的體制出了什麼問題？我花費這麼長時間才發現我所受教育的錯誤程度並不是什麼稀奇的事，因為精英教育絕不可能讓你認識到它自身的缺陷。我在耶魯和哥倫比亞大學二十多年的經驗告訴我，名牌學校不斷地鼓勵學生為能到這些地方上學而自豪，不斷誇耀名牌大學經歷能給他們帶來的好處。精英教育的優勢當然是不可否認的。你至少在某些方式上學會了思考，還可以建立一些日後開創事業所需要的人際關係，獲得讓世人羨慕的富裕生活或其他回報。在這種背景下，如果認為它創造了一些機會卻喪失了其他機會，培養了有些能力卻削弱了其他能力，不僅是大逆不道的，而且是不可思議的。我不是在談論課程體系或者文化戰爭、美國思想的開放或者閉塞、政治正確、標準建構，或任何你擁有的東西，我是在討論出現這些偏頗的整個體制——不僅是常春藤學校或其他同等的大學，還包括讓你獲得進入這些學校的整個機制：私立的或富裕的公立“填鴨式”學校、越來越氾濫的輔導老師、備考課程和輔導班等准機構、整個招生瘋狂和導致這種瘋狂的一切。精英大學的課堂前後、內外都在不斷灌輸著一系列價值觀。隨著全球化加劇經濟的不安全感，學生、家長和整個社會都越來越指望這個能讓他們獲得教育優勢的機制。既然有這麼多資源投入到精英教育的事業中，有這麼多人來爭奪階級向上的有限通道，我們有必要問一下最後你到底能得到什麼，我們整體能得到什麼。因為當今的學生，正如學校不厭其煩提醒他們的，是未來的領袖。▍精英教育讓你無法和與你不同的人交流如同我在廚房認識到的，精英教育的第一個劣勢是它讓你無法和與你不同的人進行交流。精英大學常常誇耀自己的多元化，但是這種多元化幾乎總是限於種族和民族的範疇。說到階級，這些學校基本上越來越多地趨同化。如果你到我們偉大國家的任何一所名牌大學看看，就會驚訝地發現白人商賈名流、專業人士的子女與黑人、亞裔、拉丁裔商賈名流、專業人士的子女一起學習和玩耍的溫馨場景。而與此同時，由於這些學校傾向於培養自由的態度，所以讓它們的學生陷入了矛盾的困境，他們願意為工農階層代言，卻無法與來自這些階層的人進行簡單的交流。讓我們回顧一下上次民主黨的兩個總統提名候選人戈爾和克里的情景吧。他們一個來自哈佛，一個來自耶魯，兩人都是真誠、體面和富有智慧的人，但他們都根本無法和選民溝通交流。但是這不僅僅是階級問題。我的教育讓我相信沒有進入常春藤大學或者其他名牌大學的人是不值得交談的，不管他出身於什麼階級。我得到的教育清清楚楚顯示這些人低我一等。正如名牌大學喜歡宣揚的，我們是“最優秀的、最聰明的人”，而其他人都與我們不同：沒有我們那麼優秀，沒有我們那麼聰明。如果有人告訴我他們上的學校不那麼有名氣，我學會了表示理解地點點頭，表現出些微同情地說“啊，”（如果我上了哈佛，有人問我在那上學時，我學會了說“在波士頓”）。我從來不知道那些沒上名牌大學的人裡也有聰明人，實際上他們沒能上名牌大學往往就是出於階級原因。我從來不知道還有很多聰明人甚至沒上過大學。我也從未瞭解到有些聰明人其實並不“聰明”。智慧的多元形態已成為司空見慣的事，然而不管精英大學多麼喜歡誇耀新生班級裡面有幾個演員或者小提琴手，他們只挑選和培養一種智慧形式：那就是善於分析的人。雖然對於大部分學校而言都是如此，但是精英大學恰恰因為學生（還有老師和管理者）在這方面的智慧程度如此之高，所以更容易忽略其他智慧形態的價值。人們喜歡誇耀自己最擅長和最能給自己帶來優勢的東西是很自然的，但是社會智慧、情感智慧、以及創造力等在受過教育的精英身上並無明顯優勢。“最聰明的”就是“最優秀的”，這是一種狹隘的理解，人們只有擺脫這些精英才能認識到這個問題。那那些在任何意義上都不聰明的人呢？我有個朋友在考上常春藤大學之前畢業於一所典型的普通公立中學。她說，進入這種學校的價值之一是它教給你如何與不聰明的人相處。名牌大學都會提供人文教育，但是人文精神的第一個原則是古羅馬戲劇家泰倫斯（Terence）的原則“只要與人有關的事我都不陌生”。精英教育的第一個劣勢就是它讓你疏遠了眾多人性特徵。▍精英教育灌輸了一種虛假的自我價值第二個劣勢隱含在我一直在講的觀點裡，那就是精英教育灌輸了一種虛假的自我價值。考上名牌大學、在名牌大學上學、畢業於名牌大學都取決於分數排名（SAT、GPA、GRE）。你學會了用那些分數來評價自己。分數不僅放大了你的命運，而且放大了你的身份，不僅放大了你的身份，而且放大了你的價值。當你鼓勵學生忘掉這個真理，讓功課方面的優秀成為絕對意義上的優秀時，讓“某方面的出色”變成了簡單意義上的“出色”時，問題就來了。對自己的智力或者知識感到自豪沒有任何不對的地方，問題出現在名牌大學錄取你後，所縱容的那種沾沾自喜和自我吹捧。從大學入學介紹到畢業的整個過程，有一個資訊體現在每個人說話的語調裡、思想的傾向裡，體現在每個學校的傳統裡、每篇學生報紙上的文章裡、每次院長的演講裡。這個資訊就是——你來了，歡迎加入這個俱樂部。來到這裡的結果也同樣非常清楚：你理應得到你到這裡所能得到的一切。當人們說名牌大學學生有強烈的權利意識，他們的意思是這些學生認為因為他們的SAT分數比別人高所以理應得到比別人更多的東西。大學的物理形態（四方院、住宿學院、哥特式的石牆、鍛鐵的入口）是由建在圍牆裡的緊鎖的大門構成的。每個人攜帶的身份證決定了他可以從那個門進入。換句話說，這道門暗喻著管控，因為大學的社會形式就是用同樣的方式構成的，每個名牌大學都是如此。名牌大學都是被鎖著的大門圍起來的堡壘，只對經過挑選符合要求的人開放。學生對這個教訓的吸取體現在他們想在這些門裡豎起更多門檻、成立更具排他性的團體的渴望。耶魯有著名的秘密社團，或者應該被稱為公開的秘密社團，因為真正秘密的話就破壞社團成立的目的了。除非人們知道自己被排除在外了，不然排他性又有什麼意義呢？精英教育的重大劣勢之一是它教會你認為智力和學業成就的衡量標準就是道德或者形而上學意義上的價值判斷標準，但實際並非如此。名牌大學的畢業生並不比愚蠢、不聰明、甚至懶惰的人更有價值。他們的痛苦並不比別人更多，他們的靈魂並不比別人更重要。如果我是信徒，我會說上帝並不愛他們更多。精英教育不僅引領你進入上層社會，還訓練你適應進入上層社會的生活。我以前不知道這些，直到我比較了我、我學生和我進入克利夫蘭州立大學的朋友的經歷之後，才開始明白。在耶魯大學有交作業的最後期限和考勤規定，但沒有人認真對待，晚交作業是可以申請的，曠課就扣學分的威脅從來沒有認真執行過。換句話說，在耶魯這樣的大學，學生們有數不清的第二次機會。但是在克里夫蘭州立大學就沒有。我的朋友有一門本來一直成績很好的課卻得了很低的分數，因為她當班做侍應生的緣故論文遲交了一個小時。在克里夫蘭州立大學這樣的大學的學生也不可能僅僅做了作業就可以得優。最近有很多文章談到分數膨脹的問題，這是醜聞，但是最醜陋的地方在於它是多麼地不平衡。四十年前，公立和私立大學的平均GPA是2.6，仍然接近傳統的B-/C+曲線。從那以後，它在所有地方都開始上升，但是上漲的幅度不同。公立大學的平均績點是3.0或B；私立大學是3.3或B+；多數常春藤大學，這個數字已經接近3.4。總會有學生不做作業，或上專業課之外的課程（不管是為了好玩還是為了學分），或者根本就達不到標準的情況（比如運動員或者校友子女）。但是在耶魯這樣的學校，只要來上課，努力學習就可以期待得到A-。在大多情況下，他們確實得到了這個成績。簡而言之，學生在大學被對待的方式訓練了他們走出校門獲得社會崗位後的工作方式。在克里夫蘭州立大學這樣的學校，學生們接受的訓練是擔任階級體系中的中間位置，處於官僚機構中的底層。他們已經被訓練過很少有二次機會的生活，沒有寬限、資助微薄、機會稀少，要在服從、監督和控制下生活，趕最後期限，無法得到指導。在耶魯這樣的地方，當然正好相反。精英們認為自己屬於精英階層。進入門檻是非常困難的，但一旦進去了，幾乎你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被趕出來。不管是最不幸的掛科，還是最可惡的抄襲劣行，甚至威脅同學造成身體傷害——這三種情況我都聽說過。上帝啊，這是不公平的，換句話說，這是老同學關係網的自我保護。精英學校培養了出類拔萃的人才，但也培養了我認識的一個耶魯前畢業生所說的，“有資格的平庸”。A是出類拔萃的標記，而A-是“有資格的平庸”的標記。這不是說分數意味著什麼。這意味的是，別擔心，我們會照顧你的。你可能不是那麼好，但已經足夠好了。▍精英教育提供安全的誘惑如果精英教育的劣勢之一是它提供平庸的誘惑，另一個劣勢是它提供安全的誘惑。1. 不成功的恐懼當家長解釋為什麼他們如此賣力地給予孩子最好的教育時，他們毫無例外地說因為它提供了眾多的機會。但是它關閉了什麼機會呢？精英教育給予你發財的機會，但是它也剝奪了不發財的機會。不發財的機會實際上是每個年輕美國人一直被給予的最好機會之一。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社會，它這麼富裕，完全可以為其他國家處於貧困邊緣或者至少處於喪失尊嚴的邊緣的人提供體面的生活。你可以在美國生活地很舒服，無論是作為中學老師、社區組織者、民權律師還是藝術家。但這正是精英教育所剝奪的機會。我怎麼能去做一名中學教師呢，那不是浪費了我昂貴的教育嗎？難道不是揮霍掉了父母花費這麼大代價為我提供的好教育了麼？我的朋友們該怎麼看待我呢？二十年後同學再相聚，我怎麼有臉見那些成為大律師或者紐約名流的同學呢？所有這些問題背後的問題是：這不是委屈了我麼？所有的可能性都關閉了，你錯過了你可能真正喜歡的職業。這並不是說名牌大學的學生畢業後決不會追求風險大或者利潤少的職業，不過即使他們選了這些職業，也比他人更容易很快放棄。這聽起來似乎不合情理，因為精英大學的學生傾向於畢業時不用背很多債，也更容易靠家庭資助度過一段時間。我以前不知道有這種現象，後來從我們系的兩個研究生那裡聽說了這事，一個來自耶魯，一個來自哈佛。他們在討論寫詩歌，他們的大學朋友一兩年之內就洗手不幹了，而他們認識的來自普通大學的學生仍然還在堅持。為什麼是這樣？因為名牌大學學生期待成功，期待立刻就成功。他們從來沒有經歷過其它，他們的自我意識就是建立獲取成功的能力之上的。不成功的想法讓他們感到恐懼、讓他們無所適從、讓他們一蹶不振。他們的整個人生一直被失敗的恐懼所驅動，通常開始是被他們父母對失敗的恐懼所驅動。2. 靈魂的缺乏如果你害怕失敗，你就害怕冒險，這就解釋了精英教育的最終最具破壞性的劣勢：它在本質上是反智主義的。這好像違反了常理。難道精英大學裡的孩子不是最聰明的嗎，至少在狹窄的學業意義上？他們不是學習最刻苦的嗎，刻苦過從前任何一代學生？？是的，他們確實如此。但是成為知識分子和成為聰明人不是一回事。成為知識分子不僅僅意味著做功課。沒幾個還在上大學的孩子能認識到這一點，這沒什麼希奇。他們是體制的產物，很少思考下一次作業以外的問題。這種教育體制忘了教會他們在沿著道路進入名牌大學找到待遇豐厚的工作過程中，最重要的成功是無法通過一封推薦信或者分數或者校名來衡量的。它忘了教育的真正目的是塑造靈魂，而不是謀求職業。成為知識分子首先意味著對思想充滿激情，不是為一個個學期，為了討老師的歡心，或者取得好成績。一個在康涅狄格大學教書的朋友曾經向我抱怨他的學生不會自己思考。我說，耶魯學生會自己思考，但只是因為他們知道老師希望他們這樣做。我在耶魯和哥倫比亞大學教過很多非常聰明的學生，他們頭腦清晰、善於思考、富於創造性，與他們交談和學習確實是個享受。但是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似乎只會去填充他們所受教育為他們圈定範圍內的顏色。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把教育看作更大的學術探索旅程的一部分，帶著朝聖者的心情去閱讀思想著作。耶魯這樣的地方根本不是幫助學生提出“大問題”的地方。在十九世紀，學生至少曾有機會在教堂裡、或者校園裡蓬勃發展的文學社團、辯論俱樂部裡聽到有人提出這種問題。在二十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伴隨美國大學人文理想的發展，學生或許還能在有著強烈教學使命感的教授課堂裡碰到“大問題”，但是越來越可怕的學術職業化已經讓“大問題”在名牌大學裡近乎滅絕。著名研究型大學的教授評價完全靠學術成果的質量來衡量，花費在教學上的時間完全是浪費。如果學生想體驗交流，最好到文理學院。當精英大學誇耀他們教學生如何思考時，他們的意思是講授在法律、醫藥、科學、商業等方面取得成功所需要的分析和雄辯技能。但是人文教育所意味的不該只有這些。實際上，這些似乎恰恰是學校想看到的東西。有獨立思想的人與任何聯盟無緣，精英大學的大部分預算來自校友捐助，所以花費大量精力培養學生對學校的忠誠。正如我的朋友，一個三代耶魯人所說的，耶魯大學的目的就是生產耶魯校友。為了讓體制能夠運作，那些校友需要錢。耶魯當局長期以來，對學生從人文學科和基礎科學專業轉向電腦和經濟學之類實用型學科的傾向，一直冷漠地慫恿。大學就業辦公室沒什麼知道可以提供給對法律、醫藥、商業不感興趣的學生，也不做任何事情去減弱畢業生大量湧進華爾街的熱情。實際上，他們在向學生指明這條道路。文理大學正在變成公司大學，它的重心已經轉向技術領域。在那裡，學術專長能夠成功地變成利潤豐厚的商業機會。難怪對思想充滿熱情的學生發現自己感到孤立和困惑。去年我曾經和其中一個學生交談，他對於德國浪漫主義觀點“靈魂塑造”（bildung）感興趣。但是，他已經是大四學生了，周圍的人都在忙著推銷自己的時候，你很難塑造靈魂啊。成為知識分子開始於你的思維方式，擺脫你的假設和強制這些假設的體制。但是進入名牌大學的學生恰恰是那些在體制內學得最好的人，所以讓他們超越體制看問題幾乎是不可能的，甚至根本看不到體制的存在。在他們進入大學之前很久就已經把自己變成了世界一流的俯首帖耳、討好老師的小爬蟲，在每門課上都得優秀成績，不管他們覺得這個老師多麼乏味，不管他覺得這門課多麼沒有意義。他們也盡力積累八到十個課外活動，不管多麼想用這些時間做別的事情。矛盾的是，這種情形在二流的學校反而更好些，尤其是在文理學院比在最好的大學還好些。一些學生進入二流學校是因為他們和哈佛、耶魯的學生一樣，只不過才華稍遜或者沒有那麼強的動力。但還有些人來到那裡是因為他們有更獨立的精神。他們沒有得全優是因為無法在每堂課上拼盡全力，他們把注意力集中在最有意義的內容上，進行一個特別感興趣的課外活動，或者去做和學校沒有任何關係、甚至和有利於大學申請無關的項目，或者只是坐在房間裡看很多書或者寫寫文章。這一類孩子，一旦進入大學後，他們更感興趣的往往是人文精神而不是學校精神，他們思考的是大學畢業時要帶著的問題，而不是帶著求職簡歷。我在耶魯的時候印象深刻的是每個人看起來都差不多。你很難看到嬉皮士、朋克或者藝術學生的類型。另類的學生不再那麼另類，時尚的學生開始走低調優雅的路線。明明有三十二種味道，但大家都選擇香草味。大部分精英大學已經都成為思想狹隘、讓人窒息的“正常”王國。每個人都感受到要保持成功形象和成就的壓力。我從長期擔任顧問的經驗中得知，不是每個耶魯學生都合適這裡的學習或者學會適應它的，可他們都是一樣的表現，這正是讓我感到擔憂的地方。強加於他們生活的標準如同暴政，後果之一是那些跟不上這個體系的學生（他們大多來自貧窮的家庭背景）常表現出兩種極端，要麼疏遠要麼自暴自棄。後果之二則與大部分能夠跟上這個體系的學生有關。3. 孤獨的喪失幾年前我講授了一門關於友誼的文學課。有一天我們在討論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lf）的小說《海浪》。小說描繪了一群人從兒童到中年的友誼。在高中，其中一個男孩愛上了另一個男孩，他想，“我能向誰表達我這種急迫的激情呢？一個也沒有。這裡灰色的拱門、嗚咽的鴿子、歡快的遊戲、傳統的習俗和競賽，所有這些被巧妙地組織起來避免人們感到孤獨。”這是對名牌大學校園生活的絕佳描述。我很想知道我的學生對此是怎麼想的？在一個你從來不感到孤獨的大學上學意味著什麼？其中一個學生說，啊，如果一個人坐在房間裡，我確實感到不自在。即使在寫文章的時候，我也是在朋友的房間裡完成的。碰巧的是，同一天，另一個學生做了關於愛默生論友誼的發言。他匯報說，愛默生說友誼的目的之一就是讓你有能力承受孤獨。我問學生他們覺得這句話意味著什麼，其中一個打斷我的話說，請等一下，首先你為什麼需要孤獨？你一個人要做什麼不能和朋友一起做的事情？這就是他們：一個是喪失了孤獨能力的年輕人，另一個是沒有看到孤獨意義的年輕人。最近常常有人討論隱私的喪失，但是同樣可怕的是它的必然結果——孤獨的喪失。從前指的是你不能總是和朋友在一起，即使你想這麼做。現在是學生能隨時隨地通過電子手段聯絡，要找到對方沒有一點兒困難。但他們的強迫性社交似乎不能讓他們產生深刻的友誼。“我能向誰表達我這種急迫的激情？”我的學生可以在朋友的房間裡寫論文，卻無法產生心與心的交流。她可能沒有時間，實際上其他學生告訴我，他們發現同伴們實在太忙了根本沒有辦法培養親密關係。當繁忙和社交佔據了孤獨的所有空間後會發生什麼呢？我那天向學生指出，具備反思和回顧的能力是知識分子生活的前提，而反思的前提就是孤獨。他們思考了一下這個問題，接著有學生似乎有點自我認識的意識，他說：“你認為我們都是真正出類拔萃的一種人?”啊，我不知道。但是我確實明白思想者的生活有時是獨自一人的：孤獨的、懷疑一切的、且堅韌的。培養這種品格的最好地方不是在精英教育體制內，因為精英教育體制的真正目的是重新創造一個階級系統。產生了約翰·克里和喬治·布什的世界正在為我們培養下一代領導人。那些在高中時進修大學課程的學生，大學同時修著雙學位還編輯著三種校園出版物的學生，每個大學或法學院都想要但課堂上誰都不想要的學生，那些忙得連呼吸的時間都沒有、更不要說思考了的學生將很快管理一家公司、一個機構、甚至一個政府。她可能有很多成就，但是經驗很少，可能有很多成功，但是眼界很小。精英教育的劣勢就是培養出來的精英過去現在一個樣。 (文化縱橫)

1月20日，川普在華盛頓宣誓就職，完成了他再次入主白宮的最後一道手續，此前，路易吉當街槍殺美國聯合健康保險首席執行官，美國社交媒體上多數民眾們卻對此拍手稱快，我們不難發現，美國社會正在走向撕裂。而這種精英階級與普通民眾的撕裂，是否與美國精英主義教育有關？ 《大西洋月刊》2024年11月發佈的文章《常春藤聯盟如何摧毀美國》（“How the Ivy League Broke America”），非常深入地分析了美國精英教育的變革歷程，即：單一地用智商進行人才篩選並沒有加強社會流動性，弱化階級矛盾，反而是讓美國走向了撕裂。文章的作者是美國知名公共知識分子、評論家大衛·布魯克斯 (David Brooks)，著有《社會動物》（The Social Animal）等書籍，文章一經發佈，文中對美國精英教育的深刻剖析與內省便引起了美國社會各個階層的激烈討論，在這些討論中，發出了最為激烈的討論的人群，正是文中所詬病的那些“精英”們。 對於這群精英人士，布魯克斯解釋道：“每個和諧的社會都會有一個優秀模範形象作為社會典範”。 圖源：pixab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