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5年起，每年底，科爾尼都會推出《未來五年全球五大趨勢》研究報告，今年報告的覆蓋期是2025年-2030年

這是科爾尼全球商業政策委員會第十次發佈全球趨勢年度評估報告，預測可能塑造未來五年（2025年-2030年）全球運行前景的重大趨勢變化。這份報告持續關注那些我們認為起初未受重視，但隨後將被公認為對生活有重大影響的問題或趨勢。

“全球南方”國家主要由亞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等地區的開發中國家構成。這些國家正迎來發展的重大轉折。印度、印度尼西亞和巴西以及南非等國家通過“大金磚”（BRICS+）和其他區域協議建立了多邊合作，在全球舞台上發揮著越來越重大的影響力。

2022年俄烏衝突爆發以後，美國及其主要西方盟友對俄羅斯實施了嚴厲的制裁。然而，大多數“全球南方”國家選擇不參與制裁，或是尋找契機為本國謀求更多利益。

這種新的世界秩序將產生深遠的經濟影響。擴容後的“大金磚”國家佔全球GDP（國內生產總值）的28%，代表著一股不容忽視的經濟力量。它們正在試圖打造自己的金融體系，重點推進去美元化。

2000年，中國、印度和東盟等國家達到中產階級生活水平的人口只有1.5億。如今，這一數字已飆升至大約15億，是西方國家總人口的2倍。到2030年，這一數字預計還將翻一番，達到30億。

此外，世界各集團之間的貿易模式也將不斷改變。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前後，南方國家之間的貿易總量首次超過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量。目前，在全球商品貿易總量中，南南貿易佔35%，而北北貿易僅佔25%。

跨國企業供應鏈多元化戰略讓東南亞國家成為最大受益者。2023年，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新加坡和越南的外商直接投資增長至2360億美元。全球供應鏈多元化的浪潮也讓印度和墨西哥受益匪淺，尤其是墨西哥。2020年至2024年上半年，墨西哥對美國的出口年均增長率約為20%，而同期中國對美國的直接出口占美國的進口份額從17.7%下降到13.5%。此外，非洲的經濟活力也得到一定改善。據預測，2025-2030年全球增長最快的25個國家中，將有11個來自非洲。

“全球南方”國家在這一兩極博弈中尋求平衡的同時，也在探索自己的發展之路，它們可能會利用中美兩國的競爭關係為自己謀得發展機遇。

投資“全球南方”。“全球南方”國家在世界舞台上地位崛起，且它們多數採取不結盟的策略。那些致力於開拓快速增長市場並吸引新興消費者群體的企業，可在這些國家或地區發掘拓展業務的機會。

把握年輕而充滿活力的勞動力資源。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劇和生育率的下降，許多發達經濟體的勞動力資源正在逐漸縮減，但“全球南方”國家卻呈現出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的趨勢。

將供應鏈多元化戰略擴展至亞洲以外的地區。隨著中美緊張局勢加劇，很多企業開始謀求供應鏈的多元化，例如非洲某些地區以及拉丁美洲出現多個快速增長的科技中心。傳統低成本國家以外的“全球南方”國家也有其經濟優勢，企業應當把握其中的機會。

關稅在國際貿易政策中的作用與日俱增。20世紀初，美國試圖通過提高進口商品關稅來保護國內農業及其他行業，免受外國競爭侵蝕。但這損害了國際合作。二戰後，美國積極促進國際貿易合作，限制關稅的使用，並與22個國家簽署了關稅和貿易總協定。冷戰結束後，隨著全球化和自由貿易成為全球經濟主打趨勢，關稅削減持續加速。

幾十年後，一些國家開始反對這些原則，且抵制情緒越來越強烈。2018年，川普政府提高了對多種產品的關稅水平，引發貿易摩擦與爭端。拜登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川普時期的對華關稅政策，並對鋼鐵、鋁、電動汽車等產品加征新的關稅，中美貿易緊張局勢再度升級。此外，2024年9月，美國宣佈計畫限制“小額豁免”的商品類型。

而今，全球範圍內，以關稅為武器的現象愈演愈烈。2024年9月，加拿大宣佈對中國進口商品加征關稅，作為反制，中國啟動了對加拿大的反歧視調查。歐盟在2024年9月宣佈，將對中國生產的電動汽車徵收最高45%的關稅。2023年以來，阿根廷、巴西、印度、越南和歐盟紛紛對中國發起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此外，巴西、加拿大、印度尼西亞、墨西哥、南非、土耳其、美國和歐盟都對某些高附加值中國商品加征關稅，不僅限於電動汽車。

未來五年，全球範圍內劍拔弩張的關稅戰將持續上演。這將帶來嚴峻的經濟下行風險，提高企業的成本和消費者支出。但另一方面，如果尺度把握得當，或有利於提升國內產業的韌性。

關稅政策在特定情形下能讓特定群體從中受益。例如，在中美貿易摩擦過程中，一些“旁觀者”國家迎來了出口增長。越南、泰國、韓國和墨西哥得以大幅提振出口，其中墨西哥獲利頗豐，對美出口創下歷史新高。在中墨之間，組裝產品以及中國製造業所需的原材料和零部件流動都有所增加，大量中國企業落戶墨西哥。

總體而言，加征關稅會帶來巨大的經濟下行風險。如果川普總統的關稅政策得以實施，將導致每個普通美國家庭每年額外支出超過2600美元。據估算，關稅政策將使美國GDP下降0.2%，資本存量縮減0.1%，全職等效工作崗位減少14.2萬個。

短期內，加征關稅會帶來很高的供應鏈中斷風險。倘若統一實施高額關稅，那麼每一位進口中間產品的進口商和買方都需要重新佈局供應鏈，這會帶來營運效率下降和成本上漲的雙重挑戰。

隨著關稅上調和逆全球化趨勢的加劇，全球最貧困國家受到的衝擊更為嚴重。據世貿組織估算，在1995年至2022年期間，中低收入經濟體在全球貿易中所佔份額已從21%增至38%；並且，這些國家之間的貿易額在世界貿易中所佔比重亦從1995年的區區5%攀升至2021年的19%。然而，近年來的關稅提高給這些國家的貿易帶來陰影，如果發達經濟體繼續推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認為與較不富裕國家的貿易往來會削弱本國就業並壓低工資水平，那麼這些欠發達國家所面臨的經濟困境將會進一步加劇。

明確供應鏈中那些特定環節可能會受到擬議關稅及預期反制措施的影響。在報復性關稅持續實施的背景下，企業有責任去辨識那些關稅措施有利於其業務營運，並評估那些業務領域可能從製造業回流中受益。

遏制關稅規避行為。試圖規避進口關稅的行為將面臨越發嚴重且愈發頻繁的後果。對於戰略性企業而言，密切關注最新監管政策動態，確保業務合規至關重要。

充分考慮對消費者的影響。面對關稅的上調，企業往往傾向於將成本轉嫁給消費者。企業需要開展盡職調查，確保產品定價符合行業平均水平，同時還需探究消費者能夠接受的價格上漲程度。

腐敗會侵蝕公眾信任根基，擾亂有效治理秩序，並進一步加劇社會問題。根據《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發佈的2023年《全球清廉指數》報告，超過三分之二的國家存在嚴重腐敗問題。

近年來，發達經濟體的政府透明度也每況愈下。在國際透明組織“透明國際”發佈的最新版《全球清廉指數》中，瑞典（82分）、荷蘭（79分）、冰島（72分）和英國（71分）等國創下了自2012年該指數首次發佈以來的最低得分。美國在2023年的得分為69分，與2012年至2019年期間略高於73分的平均得分相比有明顯下降。

過去十年，大多數國家在打擊腐敗上幾無進展，甚至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倒退，其中有23個國家的清廉指數得分跌至迄今為止的最低水平。

生成式人工智慧的興起以及深度偽造技術的日益成熟，有可能會加劇世界各地的腐敗問題。至少有47個國家的政府利用網路評論員操縱線上輿論，使其朝著對自己有利的方向發展。然而，生成式人工智慧也可以成為打擊腐敗的有力手段。

各國政府與各類機構在聯合打擊腐敗問題方面也取得了長足進步。在過去的20年間，《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始終致力於加強跨境反腐案件及資產追回方面的國際合作，並推動各國開展反腐敗監管工作。各個國家借助先進技術成功實施反腐敗舉措的能力也在不斷提升。

在聯合打擊腐敗方面，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都發揮著重要作用。根據科爾尼公司的年度外商直接投資信心指數（FDI Confidence Index）報告，企業領導人在選擇對外直接投資目的地時，往往將政府的透明度和廉潔程度視為比其他很多因素更為重要的考量點。

新興人工智慧技術既可能加劇虛假消息的傳播，進而助長腐敗之風，也可以成為打擊腐敗的有力武器，從數位化公共融資到AI欺詐檢測等技術，皆可發揮積極作用。當一系列的治理難題不斷削弱政府公信力，加劇民主退化之時，政策制定者和國際組織應加大反腐力度，重建公眾信任。

認識反腐敗的重要性是企業的當務之急。打擊賄賂與腐敗不僅因為這是正確之舉，還因為它能帶來聲譽上的提升，進而產生經濟效益。在當今的市場環境下，消費者更傾向於從那些奉行道德經營理念的企業購買產品。

監測供應鏈各層面的透明度。設立專門的合規官和嚴格的合規標準，確保公平的薪酬體系，打擊非法交易，促進以人為本理念，都將是維護高尚商業實踐的關鍵。

積極打造公私合作夥伴關係。在揭露和打擊腐敗方面，與私營部門合作是一種雙贏的策略。

據國際能源署預測，2024年全球電力需求增幅將達到4%，創下2007年以來的年度增長新高。該組織預測未來十年，全球每年的電力需求增加量將相當於日本一年的總體能源需求量。

技術的快速普及，特別是人工智慧驅動的資料中心和電動汽車，成為電力需求上升的驅動因素。到2030年，這兩大因素預計將使全球電力需求較2024年增長630%。

從2023年到2030年，人工智慧技術的蓬勃發展將使資料中心的電力消耗每年增加約200太瓦時（TWh）。到2028年，人工智慧預計將佔全球資料中心電力需求的19%左右。到2030年，歐洲資料中心的電力需求將相當於葡萄牙、希臘和荷蘭當前電力消費量的總和。而在美國，到2026年，資料中心的用電量將躍升至全美電力總需求的6%。

儘管電動汽車是應對氣候變化的關鍵一環，但其大規模推廣也會對電網帶來壓力。2024年上半年，中國電動汽車充電及換電服務所消耗的電力同比增長64%。美國交通運輸行業的電力消耗預計將從2023年的18.3太瓦時飆升至2030年的131太瓦時，而核心驅動因素正是電動汽車的推廣普及。

極端天氣也是促進電力需求增長的因素之一。在全球許多地區，空調使用量的激增成為推動電力需求飆升的關鍵因素。席捲全球的高溫天氣引發能源需求激增，而能源的大量消耗反過來又加劇了氣候變化的風險，全球捲入惡性循環。

許多政府與企業正在積極應對電網挑戰，推動可持續創新。為實現2050年淨零排放目標，電網的擴建工程預計約耗資24.1兆美元。在美國，政府正在努力通過先進的輸電技術（ATT）來提高電網容量。與此同時，歐盟的“電網行動計畫”（Grid Action Plan）也在應對歐盟電網在擴容、數位化以及利用率最佳化等方面的核心挑戰。中國也在加大電網建設投資，計畫到2024年年底實現主要電網項目竣工37條，新開工33條。

私營部門也在積極應對電力需求的緊迫挑戰。越來越多的企業加速轉向“離網”解決方案。此外，地熱能在提升電力產能方面也展現出重大潛力。能源分銷企業也紛紛借助前沿創新技術（如數字孿生技術）強化自身的電網系統。

緩解電網壓力。秉持環保理念的企業將積極採取措施，最大限度降低自身的能源消耗。這一目標可以通過安裝數位化樓宇管理系統（BMS）等方法實現。

確保遵守政府法規。隨著各國政府積極推進電網系統升級，努力降低能源消耗，企業將面臨更為嚴格的合規要求。在此背景下，公用事業服務提供商將面臨嚴峻的挑戰。

審慎選擇資料中心位置。為大型資料中心選址時，進行全面而深入的盡職調查。首先，如果資料中心選址離居民區過近或位於居民區內部，可能會引發輿論的不滿。其次，資料中心用水需求巨大，應避免選在水資源緊張的地區。此外，資料中心還應靠近道路和機場，以便於硬體裝置的運輸。

05  “超級個體”的影響力空前強大

《世界是平的》的作者托馬斯·弗裡德曼（Thomas Friedman）在他的新書裡首次提出“超級個體”的概念，預測在科技時代，這類個人影響力甚至可以比肩國家和市場，對二者的權威形成挑戰。

與往昔手握權勢的個人有所不同，這些新時代的“超級個體”往往憑藉財富積累以及社交媒體傳播賦能，斬獲了強大的影響力，在政治、文化和經濟諸多領域發揮更為廣泛的作用，引領各行各業的深刻變革。他們可以塑造勞動力市場格局，釐定供應鏈體系，甚至改變政治格局。

相較於其他社會群體，億萬富翁群體擔任或謀求政治席位的比例往往更高，這一趨勢進一步擴大了他們的影響力。名人的政治背書有助於擴大候選人的影響力範圍，同時還能有效提高目標選民的投票登記率。“超級個體”在塑造全球經濟整體格局中也發揮著關鍵作用，對供應鏈產生深遠且持久的影響，並且以創新的方式贏得消費者的青睞。

具有顯著影響力的名人也具有強大的消費號召力。據估算，泰勒·斯威夫特在新加坡舉辦的六場演唱會為當地帶來約3.7億美元的收入，這一現象催生了“斯威夫特經濟學”（Swiftonomics）一詞，反映出其對美國乃至其他國家消費者支出的影響。

全球知名的活動家可以通過他們在社交媒體上的影響力與全球受眾互動，這使得諸多關鍵問題得到了社會的廣泛關注。“超級個體”也在通過他們雄厚的資源和影響力重塑傳統慈善體系。

此外，在行業層面上，擁有超級影響力的行業領袖能夠參與制定行業標準，界定新市場的參與規則。馬克·祖克柏（Mark Zuckerberg）帶領臉書（Facebook）率先制定了數字空間的管理規範。

未來五年，除非遭遇強烈的公眾反對，否則這些具有強大影響力的超級個體很可能會繼續對政策及政治決策施加影響，從而進一步鞏固他們在全球舞台上的地位。

對“超級個體”進行戰略性關係管理。政府與企業需要謹慎處理與這些“超級個體”的關係，與其結成利益與影響力聯盟，有助於企業開闢合作新路徑、吸引更多投資，並創造市場機遇。然而，企業也必須留意其中所涉及的聲譽、監管以及財務方面的風險。

當“超級個體”涉足某一行業領域時，應及時做好迎接行業顛覆性變革的準備。“超級個體”擁有巨大的影響力、廣泛的人脈以及雄厚的資金，一旦他們關注某個行業領域，很可能會推動該行業發生快速變革。有戰略眼光的企業會密切關注“超級個體”進軍新市場的動態，並開展競爭分析，以確定這些行業顛覆活動對其自身業務的利與害。

充分發揮“超級個體”對企業社會責任（CSR）問題和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ESG）問題的影響力。隨著“超級個體”的慈善捐款佔比日益提升，他們可以影響CSR行動和ESG舉措，以獲得更多的關注與資金支援。非營利組織應當從戰略高度出發，充分發揮“超級個體”的聚焦效應，而企業則應主動融入這些“超級個體”所引領的議題之中，最大限度提升自身的社會影響力。   (財經ThinkTank)

2024年8月，美國蘭德公司（Rand）發佈報告《展望2045：研究未來20年全球趨勢的影響》。報告的核心目標是識別和評估那些將對未來安全和經濟產生重大影響的全球趨勢，並為國防部等政府部門發出警報，使其能夠更清楚地認識到最突出的問題，以便更好地預見並適應未來幾十年最緊迫問題的威脅。元戰略編譯報告中「技術趨勢」的主要內容，以期為讀者理解未來20年全球技術進步帶來的影響提供參考。

要展望未來，首先必須理解全球現狀，這既是向未來演進的起點，也是理解現實可實現目標的限制因素的媒介。因此，蘭德公司深入研究了當前各種展望未來的文字資料。初步觀察的結果是，自蘭德公司《展望2035年》報告發表以來的十年間，各機構對新興技術、顛覆性技術或突破性技術的預測和分析激增。同樣，圍繞社會、地緣政治、經濟和環境驅動因素進行的情境規劃，如今已成為世界經濟論壇（WEF）、聯合國（UN）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全球性組織的主要工作，同時還有大量的行業報告和學術報告。

在對不同報告進行的廣泛分析中，蘭德公司注意到，圍繞安全和經濟的全球競爭在深度和廣度上都在不斷增長。隨著社會價值觀與資訊過載的碰撞，公民社會正受到挑戰。社群媒體平台上的意見由於回音室效應自行運作其治理，而不是遵守國際標準。考慮到前沿技術（如人工智慧）可能帶來的生存威脅，人類的生命可能存在危險，然而，仍有機會減輕其中的一些風險。當國防部門決定更多地利用前沿技術的優勢時，蘭德公司認為存在可加以利用的抵消負面影響的機會。

此外，隨著網路犯罪率的持續增長以及國家行為者正在試圖破壞對手的關鍵基礎設施，各國必須考慮新的方式來擊敗這些行為者以及他們在網路領域進行的行動。事實上，人們可能過於信任技術，因此，現在必須將我們重新定位到不信任技術的立場上，以保護寶貴的個人資訊、真相、關鍵基礎設施和國家機構，以維護現有的生活水平。為了協助政府，蘭德公司建議國防部門考慮制定一種與這些不良行為者「持續接觸」的戰略，使他們在惡意活動中越來越受到限制或約束。

蘭德公司在2014年發佈的《展望2035年》報告中提出了一個時間表，展現了九個相互重疊、以各自速度發展的新興技術領域將在2025年左右匯聚在一起，產生一些「很有趣的應用」。世界正在走向數位化，並開始應對所產生的海量資料，為了捕捉這一現像以及其他技術融合所帶來的現象，出現了前沿技術這一概念。正如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所指出的，所有前沿技術都是由加速數位化所推動的，依賴於材料，並經常產生資料。

2017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堅持認為，處於全球發展前沿的技術應得到重點考慮。此後，聯合國將其擴展至描述那些將「重塑工業和通訊，為全球挑戰提供急需的解決方案，並有可能取代現有流程」的技術。儘管該宣言指出了緊迫性，但直到現在，我們才看到前沿技術出現在重大科學突破和現實世界實施的交匯點上。這些技術正在改變我們的生活，它們是解決我們面臨的一些最緊迫的全球性問題的關鍵之一。

當今的前沿技術包括：數位技術：元宇宙、物聯網、區塊鏈、人工智慧、巨量資料、量子計算；物理技術：自動駕駛、三維印刷、納米技術、機器人和無人機、電動車、風能和太陽能太陽能電池、超材料、精確導航和計時；生物技術：生物印刷、有機體、基因工程、人體增強和腦機介面、沼氣、生物質和生物燃料。

除了對這些前沿技術的直接應用之外，前沿技術改變我們生活最有說服力的方式是對這些技術的普及。多年來，3D印表機在業餘愛好者、小型企業和研究人員中的普及一直支撐並推動著其發展。直到現在，隨著速度、規模、效率、成本降低和可持續性等方面的最新進展，工業應用市場的成長速度才有所加快。 2022年末，ChatGPT在五天內的使用者數量就超過了100萬，這顯示了大眾對人工智慧和其他此類技術的渴望。在那之後，人們對人工智慧所能實現的目標也有了更多的假設。資料、對資料的依賴以及隨後產生的更多資料是確保人工智慧實用性的一個基本面向。更具體地說，就是訓練人工智慧所依據的資料、這些資料的最新程度以及應用這些資料的背景。鑑於這些依賴關係，我們不難理解人們對人工智慧可能加劇現有問題（如不平等、歧視、偏見和種族主義）的擔憂。事實上，已經有許多例子表明，資料中固有的偏見只會在應用人工智慧時才暴露出來。

為了利用人工智慧，越來越需要實現知識民主化（democratise knowledge）。 2024年的一篇期刊文章將這一過程描述為包括“顯性知識表徵的開發和應用”，使這些知識不再是各科學子領域專家的精英領域，而是“多學科團隊、各種生物醫學研究計畫以及現在的機器學習」都可以取得的領域。不過，這樣做也可能推動科學民主化。對於醫學研究人員來說，可能不再需要特定的學術資格來獲取生物或化學方法，但對於那些心懷更邪惡目的的人來說，可能也是如此。正如蘭德公司在2024年的一次小組討論中所描述的那樣、以前精湛的技術知識可能被壞人利用。生物武器是一個相關例子，從歷史上看，其障礙就是資訊和知識。隨著大流行病的爆發，人們不再需要太多的專用工具或昂貴的成套裝置就可能達到毀滅性的效果。人工智慧可以縮小知識差距，同樣的故事也會在人工智慧和化學武器、核武、網路武器中重演。

因此，我們不難看出，人工智慧為獲取專業知識提供了便利，可能會導致新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去中心化。當然，這也預示著人工智慧的發展和應用將繼續不受監管或限制。目前，這一領域前沿技術的開發仍掌握在少數幾家有能力投資開發的公司手中，這些公司和領先的研究機構正在呼籲政府進行監管和干預。這在某種意義上是積極的，但在另一方面也令人擔憂，這些公司最理解人工智慧的力量，但也最理解其風險。

三、前沿技術在軍事應用的挑戰

前沿技術的使用概念化是基礎，其他仍有待確定的因素可能會阻礙其被使用。例如，在作戰中採用完全自主的系統仍有待實現，包括那些裝備致命性武器的遙控系統現在已經在作戰中進行了測試。可以理解的是，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統仍然面臨重大的文化、法律和倫理關切的挑戰。幾乎在所有未來的作戰概念中都提到了自主武器系統的應用，並將其作為抵消兵力規模縮小的一種手段。即使是目前可用的技術已經代表了比傳統能力更便宜的替代方案，但這些技術仍未被主流使用。

理解是什麼阻礙了這些自主武器系統的使用，這不僅僅涉及技術成熟度的考慮，實際上需要進行詳細的檢查，以確定這些障礙可能是什麼，以及如何克服這些障礙。此外，為了發展作戰專業知識，促進軍事組織對前沿技術的信任至關重要，領導支援以及滿足對新的、非傳統技能組合的需求也十分重要。在短期內，這些因素可能有助於軍事組織解決在技能保留和擔心工作被取代方面的問題，但如果要應對超出傳統作戰結構的更大範圍的意外情況，這些因素至關重要。這意味著不僅要更快地將技術交到作戰人員手中，還要確保他們知道如何使用這些技術。現實的作戰演習和實驗有助於經驗學習，這對於任何能力的大規模使用都是必要的，它為作戰必要性提供了一個有用且安全的替代方案。

隨著前沿技術的不斷普及，個人已自願與物聯網連接，社會也普遍融入了數字世界或網絡空間。當個人為了隨時隨地訪問無數應用程序或方便地進行個人管理而輕易放棄個人資訊時，社會可能不僅過於相信技術會給出正確的答案，也過於相信人類會正確對待這些資訊。

不幸的是，越來越多的網路犯罪和惡意活動涉及竊取個人資訊、金錢和知識產權，這表明社會給予技術過多的信任。個人、企業以及政府都成為了各種網路攻擊的目標和受害者，這些攻擊利用了不良的數字習慣或零日漏洞（zero-day vulnerabilities），應用了更複雜的社交網絡釣魚攻擊或用惡意軟件使網路飽和。

鑑於網路犯罪涉及越來越多且不斷演變的各種活動，並且不受邊界和國界限制地進行，網絡犯罪對個人構成的威脅正在累積，心理和社會不安很可能以不同方式威脅國家安全。此外，蘭德公司最近探討了與網路暴力極端主義和惡意行為者（包括國家行為者和代理人以及非國家行為者和網絡犯罪分子）相關的未來網絡操作環境的特徵，兩者之間的聯繫在於它們也會對國家安全造成威脅，並涉及網絡領域，特別是其中對技術的利用，這種利用因人類的易錯性而加劇。

更令人擔憂的是，錯誤資訊在社會中的迅速傳播和接受，其中最常見的是透過社交媒體傳播，這正在國家機構內部製造緊張局勢，可能會削弱一個國家在危機時期的應對能力。正如蘭德公司應對真相衰退計畫中的幾份報告所述，這種真相衰退在氣候變遷、國際移民和流行病應對措施等各種問題上都有體現。如果不是由網上的錯誤資訊或虛假資訊或資料本身固有的上述偏見所導致，那麼日益加劇的社會兩極分化可能更是有意為之的外國勢力影響，並且同樣會破壞國內穩定和韌性，產生進一步的社會、心理和認知影響。

惡意行為者越來越尋求利用社會紐帶，這種紐帶使人們和社區能夠跨越文化、種族、宗教或意識形態差異進行合作和相互信任。儘管使用涉及安全和情報機構的高級技術的更複雜攻擊（尤其是作為戰爭前兆的攻擊）可能是最令人擔憂的，但這類有針對性的攻擊目前數量相對較少。此外，攻擊者相對容易在社群媒體平台上使用簡單、現成的技術來進行類似的攻擊行動。從長遠來看，這類攻擊行動對國家的累積影響可能與更有針對性的攻擊一樣具有破壞性。

當人工智慧成為不良行為者工具箱中的常用工具時，相關威脅將呈指數級增長。利用人工智慧跨越多個不同平台和儲存庫連接資料的能力將有可能在全球範圍內實現並且能夠追蹤和監控個人。有些人已經擔心，如果這些不良行為者將人工智慧與元宇宙結合時，可能會開啟一個新的心理和情緒操縱時代。

最終，「真相之戰」不僅將包括辨別虛假資訊或錯誤資訊，還將包括識別誰和什麼是真實的。在此背景下，隨著人們越來越依賴虛擬系統來為自己做更多的事情、做決定和思考，社會可能正進入一個智慧黑暗時代。隨著技術的發展和人們與之互動的增加，人們可能會從虛擬遊客轉變為終身虛擬世界的原住民。社會孤立和對機器人或機器的依賴不僅會影響智力和情緒智商，還可能同樣影響社交能力和實踐能力。

毫無疑問，機器和技術的使用確實將繼續提高安全性和生產力，同時將對人類和環境的危害降至最低。長期以來，機器人和自主系統一直因其在承擔枯燥或危險工作中的作用而受到推崇，以替代人類從事地下礦井、石油鑽井平台的海上基礎設施維護或醫療保健等領域的工作，在戰場上也是如此。然而，越來越依賴機器來進行各種日常實際活動（如自動駕駛）可能會降低並削弱人類廣泛的認知技能、多感官感知和運動能力。再加上批判性思維能力的喪失（鑑於錯誤資訊和虛假資訊的氾濫），從長遠來看，這可能從根本上削弱心理、情緒、心理和身體的韌性。隨著人工智慧的引入，這種情況只會更加嚴重。 Google、ChatGPT之類的工具可以讓人們隨時獲取大量資訊，但過度依賴此類應用程序可能會削弱人類連接想法、分析論點和解決複雜問題的能力。事實上，這些人工智慧助理還不具備任何智慧的最關鍵能力：描述和預測的能力（講清楚現狀、過去和未來的情況），以及解釋的能力（講清楚非現狀以及可能和不可能的情況）。  （元戰略）

聯合國難民署剛剛發佈的《2024年全球趨勢報告》顯示，截至今年5月，全球被迫流離失所人數已增至1.2億。蘇丹，加薩及緬甸的衝突正在造成新的流離失所危機，迫切需要解決。

這份聯合國難民署的旗艦報告指出，去年全球被迫流離失所現象激增，達到歷史新高。同時，這也是被迫流離失所者人數連續第12年的增長，反映了新的和不斷變化的衝突以及未能得到解決的長期危機。全球被迫流離失所者人數相當於世界第12人口大國的人數，與日本的人口規模相當。

導致該統計數字上升的一個關鍵因素是蘇丹的毀滅性衝突：自 2023年4月以來，蘇丹新增境內流離失所者710多萬人，另有190萬人在境外。截至 2023年底，共有1080萬蘇丹人背井離鄉。

在剛果民主共和國和緬甸，2023年有數百萬人因殘酷的戰爭而在境內被迫流離失所。

據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估計，到去年年底，加薩地帶多達170萬人（佔當地人口的75%）因災難性的暴力而流離失所，一些巴勒斯坦難民已多次被迫逃離。

敘利亞危機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流離失所危機，該國境內外共有1380萬人被迫逃離家園。

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菲利普.格蘭迪 (Filippo Grandi) 指出，"在這些觸目驚心且仍在不斷上升的數字背後，隱藏著無數的人類悲劇。這些苦難必須敦促國際社會採取緊急行動，解決被迫流離失所的根本原因。”

他同時強調，"現在是衝突各方必須尊重基本戰爭法和國際法的時候。事實上，如果不加強合作，不齊心協力應對衝突、侵犯權利的行為和氣候危機，將導致流離失所的人數不斷上升，並造成新的苦難，令人道主義應對措施的代價更為高昂。”

根據境內流離失所問題監測中心的資料，流離失所人數增幅最大的是逃離衝突但仍留在自己國家的人，該人數已增至6830萬，五年間增長了近 50%。

難民和其他需要國際保護的人數已攀升至4340萬，其中包括聯合國難民署和近東救濟工程處職責範圍內的難民。絕大多數難民被鄰國接收，其中75%居住在中低收入國家，這些國家的總收入不到世界總收入的20%。

報告顯示，2023年，全球有超過500萬境內流離失所者和100萬難民返回家園。這些數字表明尋求長期解決方案工作取得了一些進展。值得肯定的是，2023年重新安置人數增加到了近16萬。

難民高專格蘭迪補充指出，"難民--以及接收他們的社區--需要團結和援助之手。當他們融入社會時，他們能夠並且確實為社會做出了貢獻。"

他說，"同樣，去年有數百萬人返回家園，這代表著一絲重要的希望。解決方案是存在的，我們看到肯亞等國在難民融入方面走在了前列，但這需要真正的堅持。”

難民署此份報告還對氣候危機以及其如何越來越嚴重地影響被迫流離失所者進行了新的分析。

鑑於《全球趨勢報告》中概述的1.2億被迫流離失所者所面臨的巨大挑戰，聯合國難民署將繼續堅定不移地致力於提供新的方法和解決方案，幫助被迫逃離家園的人們，無論他們身在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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