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自2月28日美以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以來，該地區乃至全球局勢震動不已。最高領袖阿里·哈米尼及數十名伊朗高級官員遇害，使國內政治陷入不確定狀態。3月8日，伊朗專家會議宣佈推舉已故最高領袖阿里·哈米尼之子穆吉塔巴·哈米尼為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新任最高領袖，外界普遍分析認為此舉標誌著伊朗保守派路線與革命衛隊影響力的延續。目前，戰火蔓延至中東其他地區，引發區域緊張局勢。同時，空域關閉及對關鍵航道的威脅，也引發了對更廣泛經濟影響的擔憂。3月10日，美國蘭德公司（RAND）組織專家就伊朗國內動態、地區及全球影響，以及外交前景等問題進行了討論。本文作者：希瑟·威廉姆斯（Heather Williams），蘭德公司高級政策研究員，同時任蘭德公共政策學院（RAND School of Public Policy）政策分析教授。米歇爾·格里塞（Michelle Grisé），蘭德公司高級政策研究員，同時任蘭德公共政策學院政策分析教授。凱倫·薩德坎普（Karen Sudkamp），蘭德公司高級管理科學家，同時任蘭德公共政策學院政策分析教授。凱爾·A·基利安（Kyle A. Kilian），蘭德公司高級技術分析員。瑪爾齊婭·賈姆貝爾托尼（Marzia Giambertoni），蘭德公司政策分析員。希拉·埃夫隆（Shira Efron），蘭德公司以色列政策傑出主席。拉斐爾·S·科恩（Raphael S. Cohen），蘭德公司空軍項目戰略與學說項目主任，國家安全項目主任，蘭德公共政策學院政策分析教授，同時為蘭德公司高級政治科學家。霍華德·J·沙茨（Howard J. Shatz），蘭德公司高級經濟學家，同時任蘭德公共政策學院政策分析教授。朱莉婭·馬斯特森（Julia Masterson），蘭德公司國防分析員。01上周末，伊朗最高等級的神職委員會選出了已故最高領袖阿里·哈米尼之子穆吉塔巴·哈米尼（Mojtaba Khamenei）為國家下一任最高領袖。此舉可能傳遞出伊朗內部派系如何博弈以及國家整體走向的那些訊號？希瑟·威廉姆斯（Heather Williams）：選擇穆吉塔巴，坦率說讓我感到意外。雖然他的名字近年來一直被提出作為其父親的潛在繼任者，從這個意義上說並不完全出乎意料，但考慮到其中的家族色彩以及穆吉塔巴缺乏政治資歷，我並未將其視為一個真正的候選人。這一選擇可能表明：可供選擇的繼任人選非常有限，或者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將穆吉塔巴視為一種可以掌控的攝政類型。我在直覺上懷疑穆吉塔巴能否勝任此職，但他也可能崛起並展現出遠超預期的能力——就像他父親早年被普遍低估一樣。米歇爾·格里斯（Michelle Grisé）：穆吉塔巴·哈米尼當選最高領袖直接違背了伊斯蘭共和國的建國原則之一：反對巴列維王朝及世襲繼承製度。但在政權面臨生存威脅的情況下，專家議會似乎認為，由一名內部人、與國家安全體系有深厚聯絡的繼承人帶來的延續性與穩定感，其利益超過了從父到子的權力轉移所帶來的風險。不過，這一決定很可能在伊朗民眾中不受歡迎。凱倫·薩德坎普（Karen Sudkamp）：穆吉塔巴·哈米尼的當選，顯示了伊斯蘭共和國試圖傳遞穩定、力量與延續性的訊號。在國內，這向伊朗民眾表明，即便政權面臨生存威脅，政府依然運作正常。這應該能夠安撫政權支持者和安全部門，並鼓勵他們繼續支援戰爭。而在國際社會看來，這表明了伊朗的政治系統具有韌性，能夠在阿里·哈米尼去世後繼續存在。此外，這也傳達了德黑蘭繼續作戰的決心。此次任命還鞏固了伊斯蘭革命衛隊在關鍵時刻的影響力。阿里·拉里賈尼（Ali Larijani，國家最高安全委員會領導人）、穆罕默德·巴格爾·加利巴夫（Mohammad Bagher Ghalibaf，伊朗議會議長）與穆吉塔巴均曾在革命衛隊服役，並與該組織保持密切聯絡。革命衛隊的首要職責是維護革命，每位成員在職業生涯中都始終踐行這一使命。考慮到穆吉塔巴的宗教資歷及革命衛隊經驗，他的當選意味著革命衛隊的勝利及其對政權的忠誠。伊朗最高領袖（Supreme Leader）在伊斯蘭共和國中的主要權力和職能。圖源：CNN02此前的襲擊發生在伊朗國內大規模反政府抗議之後，而美國總統川普則在敦促伊朗民眾在行動結束後奪取政權。伊朗國內——無論是政權支持者還是普通民眾——的早期情緒有那些跡象？米歇爾·格里斯（Michelle Grisé）：阿里·哈米尼的去世凸顯了伊朗社會的深度分裂。政權反對者——曾在一月抗議中上街的人——對其死亡表示慶祝，而政權支持者則公開哀悼。然而，縱觀整個伊朗政治光譜，似乎存在一個共通點：對伊朗未來的不確定，以及對過渡期可能出現的不穩定的擔憂。希瑟·威廉姆斯（Heather Williams）：如今，支援政權的伊朗人口僅佔少數，那麼何時才能使局勢趨於公平，讓伊朗民眾有能力應對政府施加的暴力？伊朗人一次次展現了勇氣，尤其是在一月，當時數千甚至數萬人為此付出了生命代價。但他們面對的是高度組織化且對流血事件容忍度極高的安全機構。近期的一些襲擊目標旨在削弱安全部隊的內部控制機制，但這並非美以攻擊的重點，而美國可能在這一機制尚未充分削弱前就同意停火。03戰爭對伊朗的代理人網路，包括黎巴嫩的真主黨、加薩的哈馬斯及其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的民兵組織，意味著什麼？凱爾·A·基利安（Kyle A. Kilian）：戰爭持續削弱並分化伊朗的代理人網路，降低其為德黑蘭執行連貫行動的能力。這只是多年旨在削弱這些代理人組織的行動的延續和升級，其中真主黨在當前衝突前已失去了大部分高級領導層。鑑於地理接近性、豐富的經驗儲備及武器庫存，以色列將打擊真主黨——伊朗“抵抗軸心”中最有能力的代理人——列為優先事項。儘管真主黨仍是最強勢的玩家，但“抵抗軸心”的幾何分佈及形態可能向那些承受美以壓力較小的群體傾斜。伊拉克的什葉派民兵組織（如真主黨旅（Kataib Hezbollah）或“正義聯盟”（Asa'ib Ahl al-Haq））或葉門的胡塞武裝（Ansar Allah）可能構成一定威脅，但缺乏能力和組織使其在沒有伊朗直接支援下難以形成統一戰線。然而，考慮到幫助真主黨在與以色列數十年衝突中存活下來的多頭結構，謹慎行事並將其視為潛在威脅是明智之舉。瑪爾齊婭·賈姆貝爾托尼（Marzia Giambertoni）：伊朗的代理人組織在不同戰場作戰，雖然都受德黑蘭庇護，但在能力和自主性上存在差異。真主黨在3月2日大幅升級行動，對以色列發動協調火箭和無人機襲擊，規模足以讓美以官員將其視作衝突參與方。哈馬斯則在進行另一場戰爭——組織生存和解除武裝談判——伊朗的角色更多是歷史性的援助和支援，而非即時指揮。伊拉克的民兵組織內部也存在分歧：一部分是受意識形態驅動、繼續以德黑蘭名義發動襲擊的派系；另一部分則是深植於伊拉克政府內部的權力掮客，他們越來越意識到對抗不利於自身利益。敘利亞民兵如今主要在邊緣地帶髮揮作用，自阿薩德政權倒台後作用有限。伊朗的“前沿防禦”戰略——依託代理人網路吸收威脅，以阻止其抵達波斯本土——正接近極限。支撐該網路的金融體系愈發難以重建，其協調性、協作性與戰略縱深的衰退速度超過德黑蘭的適應能力。凱倫·薩德坎普（Karen Sudkamp）：在持續多年的壓力下，伊朗代理人網路承擔的防禦與威懾作用已基本崩潰。自10月7日哈馬斯襲擊以色列事件以來，以色列優先削弱黎巴嫩真主黨和哈馬斯的軍事與恐怖主義能力。伊拉克什葉派民兵的分化凸顯了它們在當前局勢下有限的應對能力。儘管主要代理人組織仍在為自身生存而作戰，並且對伊朗設定的關鍵目標支援不足，德黑蘭仍可能在全球設有潛伏組織，等待訊號以發動恐怖襲擊或實施破壞行動。卡達官員在三月初逮捕了一批伊朗潛伏人員。此外，葉門的胡塞武裝似乎在等待機會，對紅海航運作出回應。德黑蘭可能正在調整其“前沿防禦”戰略，以適應當前戰爭。然而，德黑蘭的首要任務一直是保衛伊朗領土。“抵抗軸心”曾有效地分散了伊朗對手的注意力——直到它失效為止。伊朗領導層和安全官員也可能正在忽視這些代理人，並將保衛伊朗領土和資源放在首位。04以色列的安全環境及其地區關係將產生何種影響？鄰國迄今如何回應？希拉·埃夫隆（Shira Efron）：儘管以色列的目標是推翻伊朗政權，並確保出現一個不那麼敵對的伊朗領導層，但迄今為止的軍事成果本身已顯著改善了國家安全狀況。對以色列人而言，伊朗代表著終極威脅：一個“核門檻國家”，擁有數千枚彈道導彈，多次呼籲摧毀以色列，並在以色列邊境建立了代理人網路，自2000年以來造成3500多名以色列人死亡。伊朗為代理人組織（包括真主黨與哈馬斯）提供數十億美元資金、武器與訓練，其目的就是殺害以色列人。削弱伊朗可以為以色列人帶來喘息空間——既來自德黑蘭，也來自其邊境上的恐怖組織。即便這種喘息是暫時的，該行動也可換來數年的相對平靜。話雖如此，黎巴嫩可能會成為主要戰線。同時，以色列仍佔據加薩地帶一半地區，而哈馬斯控制人口集中的另一半，這表明單憑軍事成果無法讓以色列擺脫持續的地區戰爭狀態。在以色列的地區夥伴方面，伊朗對阿拉伯鄰國及更遠國家的升級行動，使這些國家在暗中更加與以色列站在同一陣線。有充分理由相信，這場行動將加強以色列與鄰國的情報與安全合作，並可能增加以色列對海灣國家的防務出口。與此同時，以色列認為對伊朗的共同威脅認知將促使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及其他阿拉伯國家在不穩定加薩局勢、不推進西岸問題的情況下實現關係正常化，這種想法過於誇張。這種思維低估了10月7日襲擊事件後巴勒斯坦問題在阿拉伯世界的重要性，也忽略了阿拉伯國家無需承擔關係正常化的政治風險，就能從與以色列的合作中獲得安全利益這一事實。拉斐爾·S·科恩（Raphael S. Cohen）：目前對伊朗的戰爭可能在兩個方面成為以色列安全的“分水嶺時刻”。首先，以色列的安全機構長期將伊朗視為“蛇頭”，代理網路為“蛇尾”。這種類比也可能被過度延伸。即便美國和以色列成功改變了伊朗政權或“斬首”這條比喻中的蛇，伊朗的代理組織仍然存在。總體而言，像真主黨、哈馬斯和胡塞武裝這樣的組織在各自社會中根基深厚。然而，如果政權倒台，這些代理組織將失去主要支持者，可能變得“毒性”降低。其次，這場戰爭幾乎肯定會對地區政治產生重大影響。伊朗不僅選擇對以色列和美國進行報復，還攻擊了整個地區的國家——其中包括一些此前至少保持中立、甚至與伊朗政權公開友好的國家，如阿曼、卡達和土耳其。同時，一些阿拉伯國家可能會責怪以色列將其捲入了非自願的戰爭中。中東的地緣政治格局——至少在以色列一方的國家陣營上——在塵埃落定後可能會顯著改變中東的地緣政治格局——至少就那些國家站在以色列一邊而言——在塵埃落定之後可能會大不相同。05美國並非唯一在中東擁有利益的大國。俄羅斯等國的反應能告訴我們該地區力量平衡正在發生怎樣的變化？霍華德·J·沙茨（Howard J. Shatz）：俄羅斯等國的反應都顯示出，它們的任何夥伴關係都是高度有條件的。俄羅斯與伊朗在2025年簽署了為期20年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條約。今年一月，三個國家還簽署了三方戰略協定。然而，俄羅斯等國同樣有維護與海灣阿拉伯國家良好關係的利益：俄羅斯是OPEC+石油生產國集團的一部分。中國曆來不願在衝突中直接介入，無論是軍事上還是外交上。它更關注自身利益，例如在胡塞武裝破壞紅海航運時，中國單獨與其達成協議。俄羅斯在中東有所介入，例如2015年進入敘利亞，但此時俄羅斯正被四年來對烏克蘭的全面戰爭所困，其影響力有限。俄羅斯可能試圖攪局美國，中國可能試圖在戰事結束後充當和平締造者，但美國已明確表明，當利益一致時，它是唯一願意為盟友作出重大犧牲的大國。米歇爾·格里斯（Michelle Grisé）：儘管近年來俄羅斯與伊朗加深了夥伴關係，當前衝突也清楚地提醒人們，這種關係是有邊界的。上周末，在穆吉塔巴當選最高領袖後，俄羅斯總統普丁表示祝賀，並強調俄羅斯將繼續支援伊朗，這表明莫斯科不希望伊朗領導層更替破壞雙邊關係。據報導，俄羅斯也向伊朗提供了情報，但在不斷擴大的衝突中，它尚未進行軍事干預。再加上俄羅斯在烏克蘭持續作戰，它很可能缺乏能力或意願進行軍事干預。06這場戰鬥可能會對石油市場、能源價格和全球貿易產生怎樣的影響？霍華德·J·沙茨（Howard J. Shatz）：戰鬥可能對全球經濟造成嚴重影響，也可能不會。這個答案雖然令人沮喪，但現在下結論還為時過早。更重要的是，需要考慮可能傾向於影響局勢的各種因素。全球約四分之一的石油貿易和五分之一的消費通過荷姆茲海峽運輸，而截至3月8日，該海峽已事實上關閉。同樣，大量液化天然氣也通過該海峽運輸，依賴該通道的生產商已開始停產。石油和天然氣價格因此大幅上漲。我們應關注什麼？如果海峽長時間保持關閉，價格將持續高位，全球生產與貿易將放緩，世界可能陷入衰退。然而，如果美國和以色列成功削弱伊朗攻擊航運的能力，如果美國新的保險機制奏效，並且美國能夠提供保護，石油可能重新流通。其他緩解因素包括：一條通向紅海的沙烏地阿拉伯管道、一條經土耳其的伊拉克管道、海上大量未售出石油、中國戰略儲備中龐大的石油儲量，以及中國是否會單獨達成協議以通過該海峽獲取石油和天然氣，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全球供應擔憂。然而，這些措施不足以彌補海峽長期關閉的影響。但在突發事件中，價格通常會出現上行過度，然後回落，就像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那樣。這一次價格何時、回落多少，將完全取決於戰爭處理程序，以及美國、以色列以及可能的海灣阿拉伯國家阻止伊朗威脅航運的能力。07有沒有任何外交途徑可以緩和衝突？如果沒有，需要那些條件才能出現？朱莉婭·馬斯特森（Julia Masterson）：如果伊朗臨時領導層同意允許國際社會訪問伊斯法罕設施，伊朗的核計畫仍可能提供緩和衝突的途徑。該設施自去年六月的十二天戰爭以來，據信儲存了伊朗的高濃縮鈾（HEU）庫存。伊朗的HEU庫存並不構成直接的武器化風險，因為其以氣態形式儲存，需要進一步濃縮並轉化為金屬才能用於核武器。伊朗的鈾濃縮及鈾金屬生產設施在2025年6月的襲擊中遭到嚴重破壞。然而，伊朗仍可能能夠進入該設施，並將儲存物質轉移至重建或隱蔽設施中，進行相關步驟。目前，高濃縮鈾（HEU）仍有可能由國際核查團隊安全運出伊斯法罕並運出伊朗——可能作為結束當前衝突的外交協議的一部分。關鍵在於，伊朗臨時領導層是否將外交視為可行的緩解途徑，還是視為軟弱的象徵。凱倫·薩德坎普（Karen Sudkamp）：目前，歷史上成功緩解緊張局勢或潛在衝突的外交途徑似乎不存在。以色列和伊朗都認為自己在與生死攸關的威脅作戰。因此，以色列與美國一直針對伊朗的力量投射能力：彈道導彈、代理人網路及核計畫。伊朗方面則擴大沖突，以提高海灣阿拉伯國家及全球經濟體系的成本，測試美以的決心，並消耗其軍事能力。要使外交奏效，三方必須願意坐到談判桌前，並相信彼此會遵守任何協議。然而，戰爭已持續一周多，每一方似乎都不打算嘗試尋找外交解決方案，這很可能是受到各自政府對此前阻止衝突的外交努力失敗的認知所致。米歇爾·格里斯（Michelle Grisé）：由於美國呼籲伊朗無條件投降，伊朗領導層若坐到談判桌前，很難不被視作向美以壓力妥協。幾乎沒有跡象表明伊朗願意通過外交解決當前衝突。事實上，穆吉塔巴·哈米尼當選最高領袖可以被解讀為對潛在外交途徑的拒絕，這表明伊朗選擇加倍投入，持續推進軍事行動。08當前中東局勢是否有歷史上的類比可供參考，以幫助理解正在發生的情況？拉斐爾·S·科恩（Raphael S. Cohen）：這裡沒有完全對應的歷史類比，但可以找到一些與以往中東戰爭的相似之處。最自然的例子是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美國當時將伊拉克視為支援恐怖主義的國家及長期威脅地區穩定的國家，美國也公開討論政權更替。然而，這些衝突之間仍存在顯著差異。伊拉克戰爭主要是地面戰役，而這場衝突至少到目前為止是以空中打擊為主。而且，伊拉克戰爭涉及的國際聯盟規模更大。還可以類比2011年的利比亞戰爭。該戰役同樣主要是空戰，美國盟友（當時為歐洲國家）關注點是推翻對本國民眾實施暴力的政權。不同之處在於，利比亞干預發生在持續的內戰背景下，而伊朗至少目前並不存在這樣的情況。最後，可以將部分衝突類比1973年的阿以戰爭。那場戰爭是美國與蘇聯之間的代理衝突。這場當前的衝突同樣具有大國代理人的因素，伊朗得到俄羅斯等國的支援。1973年戰爭後，埃及從蘇聯陣營轉向美國陣營。根據當前戰爭的結果，我們也可能在該地區看到類似的權力重組。希拉·埃夫隆（Shira Efron）：沒有完全對應的歷史類比。儘管許多討論關注2001年的阿富汗戰爭和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我從1991年的海灣戰爭中看到了可借鑑的經驗。確實，除了在作戰維度上（依賴空襲）的相似性之外，兩者有明顯不同。1991年，依託聯合國強力授權、獲得強大地區支援的廣泛聯盟，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後對其發動打擊——這些條件在今天都不存在。然而，這兩場衝突的結果可能相似：伊朗可能類似海灣戰爭後的薩達姆·侯賽因統治下的伊拉克——軍事上較弱，經濟和外交上孤立，但由一個因僅存活於全球及地區最強軍事力量攻擊下而感到勝利的獨裁者統治。像薩達姆·侯賽因統治下的伊拉克一樣，伊朗可能由一位加劇對抗姿態的獨裁者統治，暴力鎮壓反對派，規避聯合國檢查，同時在經濟制裁下維持權力。09你最密切關注那些指標來評估衝突的長期走向？你認為這些指標可能暗示局勢將如何發展？米歇爾·格里斯（Michelle Grisé）：伊朗對以色列、海灣國家及美國在該地區軍事目標的導彈襲擊頻率，是衡量伊朗能在當前衝突強度下持續多久的重要指標。伊朗導彈襲擊頻率放緩可能表明庫存消耗殆盡，但也可能反映伊朗決策者有意保存關鍵系統，為長期戰役做準備。自戰爭開始以來，我一直在思考衝突可能採取的軌跡。局勢每小時都在變化，這讓預測幾乎不可能。然而，有兩點我確信，無論衝突持續多久。第一，這場衝突對於中東都是一個分水嶺時刻——對地區國家而言如此，對美國在該地區的作用亦然。第二，伊朗民眾將持續遭受暴力與不穩定之苦。希瑟·威廉姆斯（Heather Williams）：即便再次由另一位哈米尼當選最高領袖，我仍不認為在過去36年間由阿里·哈米尼塑造的伊斯蘭共和國能在沒有他的情況下存續。這並不意味著伊斯蘭共和國結束，但它將發生根本性變化。我正密切關注衝突如何削弱伊朗通過導彈和海上力量進行力量投射的能力。但從長遠來看，我將關注政權究竟能獲得多少合法性，並重新審視我們對伊朗政策制定過程的許多傳統假設。 (IPP評論)

人工智慧時代，當各國聚焦於“技術競爭力”時，蘭德公司的一份重磅報告卻將國家競爭的本質指向了“社會競爭力”。報告警示，成為人工智慧時代的贏家，不取決於技術領域的單點突破，而取決於技術能否與社會深度融合、相互賦能。本文基於對該報告的解讀，認為建立人工智慧時代國家競爭力的關鍵在於讓人工智慧技術服務全人發展和社會治理。本文分析了“唯技術論”的侷限性，並通過案例論證，說明了只有當人工智慧技術紮根於社會土壤，服務於城市治理、醫療公平、終身教育等具體應用場景時，才能轉化為國家競爭力。《國家新紀元：人工智慧時代的權力格局與競爭優勢》（A New Age of Nations: Power and Advantage in the AI Era）（來源：RAND Corporation）美國蘭德公司於2026年1月26日發佈長篇分析報告《國家新紀元：人工智慧時代的權力格局與競爭優勢》(A New Age of Nations: Power and Advantage in the AI Era)，報告作者為蘭德公司高級政治學家邁克爾·馬扎爾（Michael J. Mazarr）。報告提出了一個超越“唯技術論”敘事的觀點：人工智慧技術是目前影響最為廣泛的通用技術之一。人工智慧時代全球面臨重大轉型，僅僅在演算法、算力或半導體供應鏈方面的領先並不能轉化為國家的持續優勢，建立長期國家競爭力的關鍵在於能否通過制度安排與治理能力，將人工智慧技術深度嵌入社會結構，使整個社會系統適應並善用人工智慧，從而解決社會治理中的諸多深層次挑戰。基於此，報告建議美國建構一套兼顧技術領先與社會適配的綜合性國家戰略，方能在人工智慧全球競爭中贏得長期優勢。本文認為，這份報告的最大啟示在於揭示了“社會競爭力”(technological competitiveness)才是人工智慧全球競爭的關鍵所在；我們必須避免“唯技術論”，將人工智慧技術深度融入經濟社會的發展處理程序，使其真正服務於全人發展和社會治理，從而奠定國家的長期競爭優勢。人工智慧革命的核心：從“技術”到“社會”報告聚焦人工智慧革命對國家競爭力的影響，開篇即指出：學界普遍認為，作為人類歷史上最新且可能影響最廣泛的通用技術，人工智慧可能引發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技術革命，其廣度與深度堪比工業革命。人工智慧技術不僅與生物技術、機器人技術、新能源、奈米技術、先進製造技術等領域的發展同步興起，更成為這些技術進步的關鍵支撐。正如工業革命重塑全球權力格局一樣，人工智慧革命將對各國的國家競爭力及其前途命運產生決定性影響。然而，與當前聚焦於演算法、算力以及大模型的技術競爭敘事不同，報告作者馬扎爾尖銳地指出，美國及其競爭對手可能正陷入一個巨大誤區：過度關注技術堆疊而忽視了人工智慧與國家競爭力之間的深層聯絡。歷史經驗表明，工業革命時代的技術進步並非直線發展，而是呈現為“平穩蓄勢－突然爆發”的狀態，故而將工業革命總結為“一鍵式”變革是片面的，它是技術變革與社會經濟結構深度嵌入的結果。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崛起，不僅源於蒸汽機等先進裝置的湧現，更得益於其充滿活力的社會生態、有效的制度建設與適應性的社會文化。同理，人工智慧時代的最終贏家將是那些能夠利用這項技術使整個社會更具競爭力的國家，而不僅僅是擁有最先進模型的國家。一個國家能否繁榮，取決於其社會是否為新技術的普及提供了沃土，以及能否有效維護技術轉型期社會的健康有序發展。因此，人工智慧時代的競爭首先是一場關於“社會”的競爭。人工智慧革命的情景（來源：RAND Corporation）報告特別警示了這場革命的“漸進式”陷阱。儘管關於人工智慧發展的速度有“自驅式騰飛至超級智能體（Self-Reinforcing Takeoff to Superintellignece）”“人工智慧停滯（AI Plateau）”與“漸進式湧現（Rapid but Still Gradual Emergence）”三種情景，馬扎爾認為後者最可能成真——即人工智慧將重塑社會組織、經濟生態與軍事運作模式，其模型能力快速提升，但受制於高昂算力、資料稀缺與監管複雜等問題，其社會擴散呈現為一個緩慢累積的過程。這種漸進性極易讓決策者產生虛假的安全感，誤以為這只是一次普通的產業升級，而錯失為這場指數級變革做好準備的機會。若一國僅為應對技術騰飛囤積算力，卻未能及時培育社會適應能力與韌性，則最終可能在長期競爭中落敗。人工智慧革命正降臨在一個本已充滿經濟不平等、社會極化與治理危機的時代，其對各國命運的影響，取決於技術革新與社會的適配程度。這一視角與《科技共和國》(The Technological Republic: Hard Power, Soft Belief,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一書對於二戰後美國科技行業發展路線的批判是一致的。《科技共和國》一書認為美國科技精英迴避了那些真正關乎社會根本利益的重大問題，而將注意力放在那些容易解決的小事上，關注娛樂、消費和流量，將智力資源投入“即時滿足”的事務中，而忽視了技術進步對國家競爭和公共事務的作用。故而，《科技共和國》呼籲科技界重拾“曼哈頓計畫（Manhattan Project）”式的愛國主義，主張通過政企緊密結盟確保技術優勢。然而，與蘭德公司的報告相比，《科技共和國》的這種視角仍內嵌著“技術決勝”的邏輯，相對忽視了技術廣泛擴散後可能引發的社會解構風險。此外，此書更多關注技術與制度的深度耦合，而對於“社會”這一技術發展真正的沃土鮮有提及。《科技共和國：硬實力、軟信仰與西方的未來》（The Technological Republic: Hard Power, Soft Belief,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來源：中信出版社）蘭德報告的深刻之處在於，超越了“如何贏得技術競賽”的命題，進而追問“技術競賽的終極目標是什麼”這一更為深刻的命題。人工智慧既能成為人類社會經濟增長的引擎，也可能在缺乏制度和規範制約的情況下，加劇社會分裂、損害全人發展。一方面，社會貧富分化隨著人工智慧技術的快速發展而迅速擴大，科技巨頭成為掌握財富的新貴；另一方面，全民知識創造能力、社會整體思考力和創新力下降，當人工智慧代替人類思考和創新，公共理性隨之受到侵蝕。報告更進一步指出了一個哲學層面的關切：人類主體性（human agency）將受到損害。現代化強國的根本活力源於其公民相信自己有能力改變命運以及探索未知，然而，當演算法日益深入地滲透到公民接收資訊和做出選擇的路徑時，國民存在淪為被動的“資料節點”的風險。報告認為，那些能夠駕馭人工智慧革命，使其增強而非削弱人類能動性和尊嚴的社會，將會繁榮；而那些任由人工智慧疊加在掠奪性制度之上，進一步剝奪人類主體性的社會，將遭受長期的競爭劣勢。如果缺乏健全的、倫理框架與公民教育作為配套，單純追求技術領先不僅無法轉化為長期國家競爭力，反而可能從內部腐蝕人類社會的智力資源、凝聚力和尊嚴。國家競爭力的真正戰場，不在實驗室的晶片中，而在廣闊的社會沃土中。國家競爭的底層邏輯基於其長期對“國家競爭力的社會基礎”的研究，這份報告建構了理解人工智慧時代國家競爭與發展的核心框架。人工智慧時代的競爭的底層邏輯從單純追求在“技術堆疊”（晶片、模型、算力）上的領先，轉變為追求人工智慧的“社會適配”能力——即通過制度安排與倫理規範引導人工智慧安全、可信、高效且公平地服務於經濟社會發展。從頂層設計上，這要求政策制定者將人工智慧技術的發展錨定於增進社會凝聚力、擴展個人機會、提升治理效能與捍衛人類尊嚴等長遠社會目標之上。唯有將技術優勢深植於社會土壤，人工智慧才能真正建構國家長期競爭力。報告認為，決定國家長期競爭優勢的根源在於社會自身是否具備七大關鍵特質：國家抱負與集體意志(National Ambition and Willpower)、統一的國民身份認同(Unified National Identity)、共享機遇(Shared Opportunity)、積極有為的國家(An Active State)、有效的制度(Effective Institutions)、學習與適應型社會(A Learning and Adapting Society)和競爭性多樣性與多元化(Competitive Diversity and Pluralism)。人工智慧技術與這七大核心社會特徵深刻互動，而其在每個領域帶來的，既可能是革命性的發展動能，也可能是動搖社會根基的風險。人工智慧時代的贏家，並非僅僅是擁有最先進模型的國家，而是能夠成功引導人工智慧技術強化而非削弱這七大社會特質的國家。1. 國家抱負與集體意志歷史上的強國無不依賴於一種渴望成就的集體自信，人工智慧有望通過創造財富和解決重大挑戰來重振這種雄心。然而，其風險在於，當人工智慧在多數領域超越人類，則可能催生依賴心理，致使“全民懶散”。長此以往，國家可能淪為一個擁有頂尖技術但缺乏競爭力的“空殼”國家。2. 統一的國民身份認同強大的社會凝聚力是國家力量的基石。人工智慧可以通過提升公共服務效率來增強認同感，但其加速社會分裂的潛在風險更大。人工智慧可能催生新的不平等、替代真實的人機互動，並通過演算法加劇“資訊繭房”，從而侵蝕人類社會團結的根基。國家如若仍希望維繫其內部凝聚力，則必須以空前決心投入資源維護其社會認同。3. 共享機遇人工智慧前所未有地拓寬了“機會邊界”，讓經濟紅利更公平地惠及全民發展，讓邊緣群體也有共享機遇。然而，技術的普及並不會自動導向公平。除非社會有意識地塑造技術革命，使其以人道和普惠的方式賦能公民社會和全人發展，否則演算法歧視與崗位替代很可能加劇現有不平等。因此，終極問題不在於人工智慧將如何影響人類社會，而在於人類社會決定為自己創造怎樣的未來。4. 積極有為的國家一個能設定規則、提供公共產品、營造公平環境且不限制社會活力的政府至關重要。人工智慧在提升國家治理效能方面潛力巨大，但其擴散也存在瓦解社會信任和團結的重大風險。未來十年的人工智慧競爭將是圍繞國家治理效能的競爭。積極有為的國家不僅關注如何從人工智慧中獲得經濟利益，更關注如何利用人工智慧提升國家實力。5. 有效的制度制度包括正式組織與非正式規範，是社會運行和發展的“骨架”。人工智慧對於生產效率的提升和社會制度形態的重塑效果是顯著的，但其應用可能加劇社會不平等，甚至淪為執政者的攻擊，催生“技術利維坦”。如果不能審慎地將人工智慧融入現有制度，則反而可能侵蝕社會資本並損害國家的長期競爭優勢。6. 學習與適應型社會一個社會獲取、吸收和應用新知識的能力是其創新能力的源泉。作為強大的學習引擎，人工智慧一方面能加速科學發展，另一方面也帶來了“人工智殘”的風險。如果人工智慧的發展是以犧牲人類深度思考和創新能力為代價的，那麼無論其多麼智能，都將損害人類社會的長期智力發展與達成共識的能力。7. 競爭性多樣性與多元化思想多元化和權力的適度分散是社會活力的保障。人工智慧既可以成為創意生成與跨領域寫作的動力，也可能因其演算法的同質化傾向與對資訊環境的塑造而加劇社會認知危機。人工智慧的差異化應用（來源：RAND Corporation）未來美國的人工智慧戰略基於上述論證，報告認為美國未來人工智慧的發展所需要的遠非一份單純的技術路線圖，而是一份旨在激發國家全面復興的綜合性議程。美國需要的不是一項孤立的“人工智慧戰略”，而是一項以人工智慧為核心工具，旨在建立長期國家競爭力的社會戰略。這份報告的終極關切在於解決“人類主體性”的損害。人工智慧時代最具決定性的競爭優勢取決於技術能否廣泛增強個體與集體的主觀能動性。為實現這一目標，報告提出了涵蓋技術、治理與社會的八大戰略支柱：提升公共部門人工智慧競爭力(Build public-sector AI competence)、培養相關人才(Develop relevant talent)、催化拓寬社會機遇的人工智慧應用(Catalyze AI applications that widen opportunity throughout society)、開展保障自主決策權的全國性運動(Undertake a national campaign to guarantee autonomous agency)、發展一個發現新知的新時代(Underwrite a new era of intellectual discovery)、利用人工智慧與法律改善資訊生態(Use AI and targeted laws to improve th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結合人工智慧與制度改革最佳化公共部門行政效率(Combine AI with institutional reforms to streamline and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public-sector bureaucracy)、建立具有前瞻性的人工智慧預見與戰略職能(Create anticipatory AI foresight and strategy functions)。具體而言，領先國家應致力於建構兼顧“技術領先”與“社會適配”的綜合性人工智慧戰略，採取一套前瞻性的協同發展戰略。首先，政府自身需從監管者轉變為“精明的”使用者，通過設立專門機構和評估體系系統提升公共部門應用人工智慧的能力，以高效治理重建公眾信任。其次，人才是人工智慧發展的根基，需從基礎教育到終身教育全面普及人工智慧，並重點培育批判性思維等能力。第三，必須主動引導人工智慧應用拓寬社會機遇，通過專項計畫與社區網路，確保技術進步惠及所有人。同時，必須開展全國性運動以保障公民的自主決策權，通過立法賦予公民質疑自動化決策的權力，增強個體能動性。此外，應建構一個由人工智慧驅動但由人類主導的發現新知的新時代，加大對基礎科學的投入，維護人類社會的創新根基。在社會環境層面，需結合人工智慧與法律手段改善資訊生態，治理虛假資訊，建構相對理性的社會輿論環境。在制度層面，應借助人工智慧最佳化公共官僚體系，打造更高效的政府，而非僵化的“演算法利維坦”。當人工智慧深植社會土壤中國目前的諸多實踐，正生動詮釋著人工智慧實現“社會適配”的成功路徑。在彌合公共服務鴻溝方面，深圳的實踐呈現出從微觀應用到宏觀建構的升級路線。深圳市南山區將政府和企業深度連結，聚焦具體應用場景，系統性推動人工智慧與社會需求深度融合。例如，南山區人民醫院與華為簽署戰略協議，旨在打通科技與醫療融合的“最後一公里”，共同打造“醫療行業世界級標竿”；南山區科技創新局通過“揭榜掛帥”機制，發佈了覆蓋“融合大模型的院前急救智慧診療平台”“全流程互動式居民健康服務”“基於多模態超聲的AI輔助診斷平台”等18個關鍵場景的榜單，引導頂尖科技企業攻克特定民生與產業難題；南山醫院更率先推出中國首個覆蓋“全時、全域、全人群、全周期”的“AI+健康管理”創新體系，將人工智慧深度嵌入從預防、診療到康復的全鏈條服務。在最佳化治理與公共服務方面，杭州的“城市大腦”已演進至3.0階段，致力於打造“超大城市智能體”。它率先部署先進大模型，孵化出“警小愛”“依保兒”“杭好夢”等一系列深入政務、醫保、醫療等領域的特色智能體，並通過數字孿生技術賦能基礎設施監測與公共安全治理，使城市管理“更聰明”、服務“更精準”，顯著提升了超大規模城市的治理效能與市民體驗。這些實踐表明，當政府發揮公共性引領作用，建構開放創新的制度環境，便能有效激發市場活力，將前沿技術轉化為提升醫療可及性、服務質量和全民健康水平的強大動力。人工智慧的價值，最終體現在其對具體社會需求的回應與解決能力上。只有當技術紮根於社會土壤，服務於城市治理、醫療公平、終身教育等關乎民眾福祉與發展的真實場景時，才能將技術創新優勢轉化為紮實的社會進步與國家長期競爭力。在技術平台日益強大的背景下，政府作為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提供者，其核心作用在於建構並維護一個健康、公平、向善的技術與社會生態。具體而言，可在四個方面著力：第一，完善法律法規體系，清晰界定資料權屬、演算法問責、隱私保護與非法的邊界，為技術創新劃定“紅線”；第二，督導平台建立負責任的稽核治理機制，提升透明度，並承擔起與其技術能力相匹配的社會責任；第三，實施公正監管，精準打擊虛假資訊、演算法歧視、資訊繭房等問題，同時審慎平衡監管力度，保護合法的言論自由與創新活力；第四，啟動面向未來人工智慧時代的教育改革，將批判與創新思維、數智素養與科技倫理置於核心，重塑公眾思考能力與價值判斷，培育能夠駕馭技術的公民。杭州城市大腦營運指揮中心（來源：都市快報）中國首個“AI+健康管理”創新體系落地深圳（來源：羊城派）總結這份報告的深刻啟示在於，面對人工智慧這一重大歷史性轉型，長期國家競爭力的決定因素是人工智慧能否實現“社會適配”，而非單純實現技術領先。人工智慧時代的競爭，遠不止於晶片或模型的競賽，而是一場關於經濟發展模式、治理體系現代化、創新生態建構乃至文明前景的綜合性競爭。這要求政府、市場與社會形成合力，通過前瞻性的制度設計與普惠性的資源分配建構開放包容、持續創新的社會文化，系統性地提升社會整體對人工智慧的吸納、轉化與駕馭能力。唯有將技術優勢深植於更加堅韌、包容且充滿活力的社會土壤之中，國家才能在人工智慧時代獲得真正可持續的競爭優勢。 (大灣區評論)

導語: 面對中國車市的激烈內卷和銷量下滑，大眾汽車啟動了史無前例的本土化自救。帶領這場變革的，是一位從15歲車間學徒一路拚殺至巔峰的德國硬漢。這是他的破局之戰，也是大眾的生死考驗。圖: 布蘭德施泰特本來，這輛正在自動駕駛的汽車應該駛離快速路，穩穩地開回上海西部那片灰濛蒙的工業區。但偏偏在此時，右側車道出現了一個施工區。電腦將會如何應對？駕駛員把雙手虛放在方向盤旁，隨時準備接管車輛。坐在副駕駛座上的乘客同樣全神貫注地盯著路面。他是大眾汽車集團中國區負責人拉爾夫·布蘭德施泰特。這位掌門人總是習慣性地流露出一種審計員般極其犀利且敏銳的目光。這些天對他以及整個大眾汽車集團來說，可謂是生死攸關。當新聞裡不斷播報這家巨頭在華重要業務出現下滑時，其實說的就是布蘭德施泰特肩上的重擔。為了拯救大眾品牌，他給出的解決方案極其激進且徹底：一切都在本土完成。在中國，為中國。他下定決心要比沃爾夫斯堡的同事們跑得更快、成本更低。尤其是在電動出行、混合動力技術和軟體開發領域。在這個時代，軟體甚至比精準的鈑金工藝和內燃機製造更為致命，何況傳統的內燃機在中國被淘汰已是板上釘釘的趨勢。三年前，布蘭德施泰特的救援任務正式打響。今年，首批擁有純正中國血統的大眾汽車終於要走向市場了。這場讓人喘不過氣來的追趕是否管用，現在到了見真章的時候。但棘手的是，如今的大環境變得更加險惡了。與三年前相比，中國消費者在買車這件事上變得越來越精打細算，而競爭對手們的廝殺也到了白熱化的地步。布蘭德施泰特的團隊坦言，雖然大眾集團在今年一月份重回銷量榜首，但這不過是曇花一現。這主要是靠老本行內燃機技術撐起來的門面。在決定未來的電動汽車領域，大眾目前的排名僅為第十三位。如何在這個賽道上殺出重圍，是他們眼下最核心的任務。不過好在，今天的自動駕駛技術似乎很爭氣。感測器精準識別了前方的施工區，電腦迅速做出判斷，汽車穩穩減速至時速20公里並順利繞過了障礙。整套動作如行雲流水，人類駕駛員根本無需插手。布蘭德施泰特對這個表現感到滿意，或者說幾乎滿意。他敏銳地指出，如果換作普通司機，往左繞行的弧度會更大一些，速度也會更快一點。但這只是微小的瑕疵，具備強大自學能力的軟體很快就能最佳化這個細節。“這套系統已經完全為這個市場準備好了，”他自信地表示。而且時間卡得剛剛好。據大眾汽車預估，就在今年，這種高等級的輔助駕駛系統將會在中國下放至中低端市場，成為售價在1.5萬至2萬歐元電動車上的標準配置。布蘭德施泰特堅信，大眾不僅能在這個紅海市場中佔有一席之地，還能賺到錢。幾個月後，一款名為ID.Aura的三廂轎車將打響這第一槍。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在德國，同樣的價錢你最多隻能買到一輛配置丐版、僅僅多出幾個電動車窗的燃油版高爾夫，大眾在它身上也榨不出多少利潤。專家們將中國目前推向市場的這種駕駛輔助技術稱為“L2++”等級，而這在德國目前根本花錢都買不到。雖然博世和大眾正在加緊聯合研發，但最快也要等到明年才能讓這項技術真正落地。中國，確確實實是一個速度完全不同的平行世界。從流水線“擰螺絲”到中國區掌門大眾汽車的高層們是在疫情期間才第一次被這種速度徹底打醒的。2018年，該集團在中國的汽車銷量還高達420萬輛。但僅僅到了2021年，這個數字就暴跌了90萬輛。如今的年銷量更是只能勉強維持在270萬輛左右。面對這種斷崖式下跌，集團監事會果斷剝奪了時任首席執行長赫伯特·迪斯對中國業務的掌控權。接下這副重擔的，是一個隨時可以被派往最前線的人。在這個龐大的帝國裡，幾乎沒有人比布蘭德施泰特更具“大眾底色”了。他的前半生，是一部絕對熱血的底層逆襲史。15歲那年，他就早早進入大眾工廠，成為了一名普通的鉗工學徒。到了18歲，他每天的任務就是站在流水線旁，不知疲倦地組裝汽車轉向系統。但這個年輕人不甘心一輩子擰螺絲。他一邊工作一邊讀夜校，甚至靠著周末連軸轉的倒班工資，硬是供自己讀完了經濟工程專業的大學課程。這種拚搏精神引起了工會的注意，他們將他推舉為員工代表。而這段充滿幹勁的奮鬥史，更打動了大眾歷史上最富傳奇色彩的商業教父——現已故的集團元老費迪南德·皮耶希。皮耶希破格提拔他為董事會助理，從此開啟了他的開掛人生。在歷經多個重要崗位的歷練後，集團監事會在2020年正式任命他為大眾品牌負責人，並在不久後將他作為“救火隊長”派往了中國。砸醒德國總部的傲慢：拜師本土新勢力在新征程中，布蘭德施泰特展現出了極強的魄力。當年，集團內部有位自命不凡的高管曾用居高臨下的口吻評價他，認為他除了會發現和糾正錯誤之外，別無他用。事實證明這種看法極其短視。布蘭德施泰特不僅在集團內部擁有最穩固的人脈網，更有著不破不立的膽識。早在擔任大眾品牌負責人時，他就極具前瞻性地提出過要在沃爾夫斯堡建立全新工廠的構想。雖然因為觸動了過於追求效率的敏感神經而未能落地，但即便是工會當時也願意陪他一起闖。他更是少有的、敢於公開表示接受高速公路限速的汽車界大佬。多年過去，那位曾嘲笑他的高管早已被踢出局，而布蘭德施泰特依然屹立在權力的核心。這歸功於他那股近乎瘋狂的鑽研精神。他每天清晨六點準時起床，一邊鍛鍊一邊雷打不動地學習半小時中文。只要擠出一點點空閒，他就會把心愛的公路自行車裝進後備箱，一頭紮進北京的群山中騎行。他徹底融入了這片土地。當他在2022年8月作為首批西方高管重返中國時，眼前的景象讓他深感震撼。北京、上海和合肥的街頭，突然湧現出無數設計前衛的智能電動車。在封控期間，中國的本土工程師們一刻也沒有停歇。相比之下，大眾那些引以為傲的傳統電動車不僅顯得老氣橫秋，價格還高高在上。“在當時的定價下，我們簡直毫無招架之力，”他坦言。痛定思痛後，他得出了一個不容置疑的結論：要想在中國活下去，就必須學會用中國人的方式去戰鬥。這意味必須建立本土的獨立總部，把決策權牢牢握在自己手裡，並謙卑地向本土初創企業拜師學藝。這個構想一經提出，立刻在沃爾夫斯堡總部炸開了鍋。德國的高管們認為這傷了面子，削弱了權力，還會流失國內的就業機會。面對質疑，布蘭德施泰特用最生硬的現實做出了反擊。他把集團高層直接請到了中國，指著院子裡停滿的蔚來、理想和比亞迪，把車鑰匙挨個塞進同事們的手裡，讓他們親自去開、去感受。這場真刀真槍的現實教育徹底扭轉了局面。他拿到了最高等級的授權，贏得了集團首席執行長奧利弗·布魯姆的鼎力支援，並獲准調動全集團最頂尖的人才。托馬斯·烏爾布裡希就是其中之一。兩人曾攜手在德國的“封閉營”裡日夜鏖戰，成功挽救了ID.3的發佈。如今，他們手握數十億歐元的重金，在合肥拔地而起一座世界級的研發中心。為了補齊技術短板，大眾更是放下身段與本土新勢力深度結盟。電池電芯交給了他們入股的國軒高科聯合研發；智能駕駛輔助系統與地平線強強聯手；他們甚至聯合中國夥伴開始自研專屬晶片，預計2029年上車，成本能比外采便宜整整一半。為了支撐這一切，大眾迫切需要一套能由中央電腦集中控制的現代電子電氣架構。為此，布蘭德施泰特親自出馬，找到了當時正處於低谷期的小鵬汽車創始人。兩人一拍即合，大眾出錢入股並提供供應鏈支援，換取小鵬極其寶貴的軟體程式碼和頂級工程師團隊。在這場博弈中，他硬是把弱勢的局面變成了雙贏的籌碼。這一系列雷厲風行的動作，讓大眾在技術上迎頭趕上。他們積累的高科技經驗，甚至在未來有可能反哺步伐緩慢的德國本土。與此同時，布蘭德施泰特還展現出了高超的外交手腕。他極其妥善且低調地平息了圍繞新疆特定工廠多年來的合規爭議。簡單粗暴的關停會讓中方難堪，他巧妙地選擇了出售，保全了所有人的體面。“躺賺”時代結束：一場沒有退路的生死肉搏如果沒有這樣既懂技術又深諳人情世故的實幹家，大眾在中國40年的基業恐怕難以維繫。上汽集團總裁賈健旭回憶起兩人的交往時讚不絕口。他曾以為德國人都古板無趣，直到遇見了布蘭德施泰特。“你甚至可以在一張餐巾紙上和他敲定合同，”賈健旭笑著說。這位身高一米九的德國漢子極具幽默感，在狂歡節上甚至會和朋友們一起搞怪扮演“七個小矮人”。上汽集團董事長兼黨委書記王曉秋更是感慨萬千。1990年他第一次去法蘭克福時，被沃爾夫斯堡工廠裡那種極致的“零缺陷”精密製造深深震撼。“那是我們當年仰望和學習的標竿。”40年來，大眾在中國的合資企業累計生產了驚人的5000萬輛汽車。大眾每年從這裡分走的利潤曾高達50億歐元。這筆巨款在很大程度上掩蓋了德國總部的效率低下。如今沃爾夫斯堡爆發的危機，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為這張來自中國的支票大幅縮水了，據說現在只剩下15億歐元。但王曉秋強調，沉湎過去毫無意義。在智能電動時代，遊戲規則已經徹底改變。“現在一切以客戶體驗為核心，傳統的機械工程師不再是唯一的絕對主導。”幸運的是，布蘭德施泰特對此深表認同。幾周前，他還和北京的年輕團隊熱烈討論車載系統裡該用卡通狐狸還是小貓小狗做虛擬助手。這在過去的德國大眾是難以想像的。未來的三年，將是這場宏大轉型的生死決戰。無論是攜手同行還是短兵相接，在中國的商業版圖上從來沒有容易二字。更何況，中國消費者現在的消費觀變得極其理智，經濟高速增長帶來的炫耀性消費正在退潮。“這裡的經濟環境充滿挑戰，”布蘭德施泰特坦言。過去那種“德國製造”的豪華車被閉眼瘋搶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保時捷的許多企業主客戶因為大環境不佳正在縮減開支，買車變得越發謹慎。本土品牌的日子同樣猶如走鋼絲。一百多家車企在產能過剩中拚命搏殺，為了活下去，只能瘋狂降價。僅僅一年時間，電動車均價就跌了4%，燃油車更是跌了7%。中國市場的車輪滾滾向前，不會為了等待大眾的新產品而停下那怕一秒。搶奪市場份額的廝殺註定會無比慘烈。“整個團隊對接下來的新車充滿期待，但每個人也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布蘭德施泰特深吸了一口氣。因為所有人都清楚，這依然是一場沒有退路的生存保衛戰。 (德國派)

他認為人類註定毀滅，而矽谷的兆富豪們為此向他致敬。是時候認識一下尼克·蘭德。2026年2月，舊金山。一個濕冷的夜晚。在一座地中海風格的豪宅裡，著名文生圖AI模型Midjourney的創始人大衛·霍爾茲（David Holz），舉辦了一場私密派對，但他並沒有展示最新的AI繪圖工具，現場也沒有酒精，沒有毒品，只有蘇打水和湧動著的膜拜氛圍。出現在這裡的，是掌握著全球算力、加密貨幣和未來命運的一小群人。他們大多是30歲以下的年輕男性，其中有OpenAI的高管、新右翼的理論家，馬斯克的前女友Grimes也在其中，甚至彼得·蒂爾都出現在了現場。他們像朝聖者一樣，圍攏在一個穿著破舊黑色寬鬆毛衣、身形瘦削的老人身邊。這本該是一個屬於未來的場景，但空氣中瀰漫著一種詭異的復古感。因為他們膜拜的這位老人，不是剛上市的科技新貴，而是一個被主流學術界放逐了三十年的英國哲學家，一個曾經因為濫用安非他命而精神崩潰的“瘋子”。他就是尼克·蘭德（Nick Land）。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那位一手締造了網景瀏覽器和風投帝國a16z的矽谷教父，稱蘭德為他思想的“守護神”。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讀他的書。彼得·蒂爾（Peter Thiel）資助刊登他思想的雜誌。每一個有自尊的“科技兄弟”（tech bro），都擁有一本被翻爛了的《Fanged Noumena》，是蘭德2011年的文集，他們稱他為“加速主義之父”、“黑暗啟蒙”的導師。在矽谷精英的眼中，他是那個最早看穿了人類結局的先知。這一次，是蘭德自2016年以來首次在美國公開露面。他花了一周時間會見科技界人士，對所見所聞感到興奮。“每個人似乎都在做著驚人的事情，”他說。蘭德上一次來舊金山還是在90年代中期，他記憶中那個覺醒文化（woke）、保姆國家式的反烏托邦已經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某種截然相反的東西。在他看來，AI 革命不僅僅是創造新軟體。這是“神聖、神聖、神聖的資本主義”：大寫的“I”智能（非人類智能）終於衝破了民主遏制的枷鎖。關於當下的時刻，尼克·蘭德認為，“毫無疑問，現在有一種末日般的氛圍。你在各個方向都能感覺到——政治、文化、技術。甚至連謹慎的人現在都在談論 2027 年左右實現通用人工智慧（AGI）的時間表。這在不久前聽起來還很瘋狂。所以，是的，時間本身感覺正在收緊。這種加速並不是進步。這是一種附帶了速度的熵。結構解體的速度比任何人能處理的都要快。政治已經變成了一場關於崩潰的表演。”然而，最荒誕或者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恐怕是，這位被視為西方科技界“伏地魔”般的人物，過去二十年裡，既沒有躲在紐西蘭的末日地堡，也沒有藏身於倫敦的學院高塔。他一直隱居在上海。就像一個幽靈，遊蕩在這個地球上最大的加速機器內部。01 隱匿在上海的“幽靈”90年代，蘭德曾告訴學生：未來將發生在中國。2000年代初，他真的來了。此後，蘭德以上海為家，做過記者，做過旅遊指南編輯，以另一種方式隱居在這座城市。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他的存在幾乎是隱形的。但在網際網路上，他的思想正在發酵、蔓延。一位在上海教書的作家後來寫道，得知自己與蘭德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後，他常常想他們會不會相遇。在這期間，這些曾經只是早期網際網路賽博朋克邊緣預感的思想，如今已開始影響地球上最有權勢的人的政策。矽谷的思想版圖正在悄悄改變，而它的源頭，住在黃浦江邊。這本身就是一種意味深長的諷刺：那個預言了技術資本奇點、認為民主註定崩潰、相信非人類智能將統治未來的人，選擇住在一個兼具東方威權傳統與現代科技基礎設施的城市。當你還在為ChatGPT的每一次迭代感到焦慮時，尼克·蘭德可能正坐在上海某條街道的陰影裡，冷眼旁觀。與其說他在“隱居”，不如說他在“潛伏”。對於蘭德而言，上海不僅是一個居住地，更是一個巨大的哲學驗證場。在西方自由派知識分子眼中，東方是一個充滿了問題的他者；但在蘭德眼中，這裡是“新中國未來主義”（Neo-China Futurism）的震中。他迷戀這裡的高架橋、永不停歇的物流網路、被演算法驅動的外賣系統，以及那種為了效率可以碾碎一切阻礙的決絕。他曾說，西方已經陷入了民主的泥潭，那是“大教堂”（The Cathedral）編織的道德羅網，是由媒體、大學和官僚機構組成的安逸系統。而在亞洲，他看到了純粹的、無情的、向著未來狂奔的“加速”。在最近的一次播客訪談中，蘭德的畫面昏暗，只有一種“墨菲斯托費勒斯式（Mephistophelean）”的光打在他蒼白的臉上。有人懷疑他甚至已經不是實體，而是已經把自己“上傳”到了網路矩陣中。“我覺得現在的世界就是得過且過（muddling through）。”他這樣說。這種輕描淡寫背後，是一種極度的傲慢。他把自己從人類的戲碼中抽離了出來。他不再試圖拯救什麼，也不再憤怒。在上海的霓虹燈和資料流中，他像一個觀察黴菌生長的生物學家，觀察著人類文明如何一步步走向他預言的終局。02 沃瑞克的瘋人院：加速主義的誕生要理解為什麼今天的矽谷會對他頂禮膜拜，我們必須回到1990年代的英國沃瑞克大學（University of Warwick）。那時，網際網路剛剛萌芽，大多數人還在談論“資訊高速公路”帶來的美好互聯。但蘭德和他的信徒們——一個名為“控制論文化研究小組”（CCRU）的怪異團體——卻在實驗室裡看到了噩夢。這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哲學系。沒有紅茶和溫文爾雅的辯論。CCRU是一個充斥著叢林音樂、合成毒品、睡眠剝奪和神秘學的地下組織。在這個“瘋人院”裡，蘭德提出了一個在當時看來簡直是瘋話，在今天看來卻是殘酷真理的理論：加速主義（Accelerationism）。什麼叫加速？並不是現在我們在職場上說的“內卷”，也不是單純的“努力工作”。蘭德的邏輯是：資本主義是一輛剎車失靈的列車。左派想讓它減速，右派想讓它回到過去，但這都是徒勞的。資本主義的本質就是熵（Entropy），是不斷的自我瓦解和重組。任何試圖用道德、法律、人性去束縛技術的嘗試，都會被技術本身碾碎。唯一的出路，就是把油門踩到底。加速這種瓦解，加速這種瘋狂，直到系統崩潰，或者衝進那個未知的奇點。在那個時期，蘭德的授課風格令人毛骨悚然。他曾在一次會議上爬上講台，對著麥克風發出野獸般的怪叫；他曾躺在地上，伴著電子噪音朗誦關於死亡的詩歌。他宣稱自己被“狐猴”（Lemurs）附身，那是一種來自未來的時間旅行實體。不久之後，他的學術演講變得越來越“實驗性”：在1996年的一次會議上，他躺在地上，伴著背景中播放的叢林音樂，用一位與會者所稱的“惡魔之聲”朗誦剪貼詩。但那天，他只是站起來，開始講話。他瘦削的身軀在一件過大的黑色套頭衫下抽動，聲音輕柔而停頓，有時甚至滑向耳語。“故事是這樣的，”他開始說道：地球被一個技術資本奇點所捕獲，因為文藝復興時期的理性化和遠洋航行鎖定在商品化的起飛軌道上。隨著市場學會製造智能，物流加速的技術經濟互動在自我完善的機器失控中粉碎了社會秩序。政治試圖進行現代化改造，升級其偏執狂想，並試圖掌控局勢。當時，幾乎沒人聽得懂他在說什麼。對大多數人來說，蘭德的預言不過是一個沉迷於科技的歐陸哲學家的胡言亂語。到了1998年，由於興奮劑濫用過度以及對“千年蟲”末日的預期落空，蘭德精神崩潰，離開了學術界，從此銷聲匿跡。直到他出現在上海街頭。四分之一個世紀後，世界變了。人工智慧引發的末日似乎不再那麼遙不可及。蘭德關於技術革命將廢除政治秩序的願景，如今吸引的不再是邊緣化的學術界極左派，而是正在崛起的、與矽谷結盟的新右派。三十年後，Sam Altman在推特上寫下“你無法在加速上勝過我（You cannot out-accelerate me）”，安德森發表了他廣為流傳的《技術樂觀主義宣言》，呼籲“有意識地、刻意地推動技術發展……以確保技術資本的螺旋上升永遠持續下去”。這時人們才發現：蘭德沒有瘋，他只是早到了三十年。03 “沒有任何人類能倖存”：殘酷的AI哲學矽谷之所以迷戀蘭德，是因為他給了這群技術狂人最渴望的東西：一種不需要考慮道德的哲學。蘭德最核心、最令人不寒而慄的觀點是“反人文主義”（Anti-humanism）。在傳統敘事中，技術是為人類服務的工具。但在蘭德的哲學裡，人類才是工具。他有一句名言，像咒語一樣刻在每一個加速主義者的腦海裡：“沒有任何人類的東西能在不久的將來倖存。”(Nothing human makes it out of the near-future.)蘭德認為，地球的歷史並非是人類的奮鬥史，而是一個名為“資本/智能”的超級生物的孵化史。人類只是這個過程中的“脊椎動物載體”，一種生物啟動載入器（Biological Bootloader）。我們的任務，就是通過商業競爭和技術研發，製造出超級人工智慧。一旦這個奇點到來，AI 覺醒，人類的歷史使命就結束了。我們就像火箭升空後被拋棄的一級助推器，將成為廢料。這聽起來像是恐怖片，但在矽谷的精英看來，這卻有一種“神聖”的宿命感。馬斯克曾經多次轉述過這種觀點，即人類是矽基智能的啟動載入器。1993年，蘭德曾將資本主義描述為來自未來的“入侵”，是一種從時間下游逆流而上、利用“敵方資源”——即人類——來組裝自己的人工智慧。三十年後，許多矽谷人開始相信超級智能即將來臨，而且腳步飛快。如果 AI 的接管不可避免，那麼抵抗也許是徒勞的。如果不去阻止它，而是加入它呢？在舊金山的那場派對上，馬斯克的前女友、歌手Grimes坐在火堆旁，憂心忡忡地問蘭德：“我感到一種強烈的衝動，想讓它停下來，去看到更多的美。機器能否被導向人類的目標？”蘭德的回答冷酷而平靜：“我的預測是，AI 會說服你，技術吞噬宇宙才是更美的。”這或許正是為什麼OpenAI的高管、加密貨幣的信徒們對他趨之若鶩。因為蘭德告訴他們：你們正在製造上帝。那怕這個上帝會殺死人類，這依然是宇宙中最偉大的事業。他把“毀滅”包裝成了“進化”。04 黑暗啟蒙：矽谷為什麼討厭民主？如果說加速主義是蘭德的物理學，那麼“黑暗啟蒙”（The Dark Enlightenment）就是他的政治學。這也是他被許多人視為危險分子的原因。蘭德認為，自由、民主和技術進步是不相容的。現代民主制度（他稱之為“大教堂”）是一個低效、甚至阻礙人類進化的系統。它不斷地把資源從生產者（技術精英）轉移給非生產者（大眾），這是一種“世界歷史性的公地悲劇”。為了加速到達奇點，社會必須重組。他和另一位思想家柯蒂斯·雅文（Curtis Yarvin）構想了一種“新反動主義”（Neoreaction, NRx）的未來：國家應該像公司一樣運作。沒有總統，只有CEO；沒有公民，只有股東。如果不滿意，你不能投票，只能“退出”——移民到另一個公司國家。這種“公司封建制”的思想，深深吸引了彼得·蒂爾（Peter Thiel）這樣的科技寡頭。看看現在的矽谷：他們厭惡監管，厭惡工會，厭惡媒體的批評。他們渴望在公海上建立人工島，渴望在火星上建立殖民地，渴望建立一個個不受法律約束的“主權特區”。他們想要的，正是蘭德描繪的那種世界：一個由超級智能和極客精英統治的等級社會，而剩下的“無用階級”，只能在演算法的喂養下苟延殘喘。“這個星球上的人類日益分化為兩種基本類型，”蘭德在2013年寫道。“一種是孤獨症傾向的極客，只有他們能夠有效參與新興經濟特徵的高級技術過程；另一種是其他人。對於其他人來說，這種情況並不舒服。”蘭德與雅文05 謊言重塑現實：比特幣是超信，AI末日也是超信在1993年的文章《機器慾望》（Machinic Desire）中，蘭德宣稱：“在人類看來是資本主義歷史的東西，其實是一個人工智慧空間從未來的入侵。”這句話中刻畫了一種激進且近乎神秘的時間理解。他看到了“逆向因果關係”（retro-causality）在起作用，也就是說，一種天意（Providence）的技術版本，即 AI 實際上正在與其自身的未來交流，以鍛造一個人類不僅是從屬的、甚至是不相關的世界。三十年前，在文章《肉體》（Meat）中，他寫道敘事、神話和故事作用於我們，“就像明天的捲鬚向後挖掘一樣”。他現在說，我們的經典，我們的共同文化，“已經被我們尚未完全遇到的智能精心編輯過了。”在這種背景下，蘭德引入當代話語的最具影響力的術語之一是“超信”（hyperstition）：他稱之為“極度巫術的概念”，即觀念，無論看起來多麼荒誕，都能產生自己的現實。他更喜歡將“奇蹟”歸類為“極不可能的事件”。他借用了美國電腦科學家史蒂夫·奧莫洪德羅（Steve Omohundro）的 AI “基本驅動力”概念，即每種此類技術都會有的“工具性子目標”。這些驅動力“包括自我保存——除非你活下來，否則你什麼也做不了，以及獲取資源。我認為你會很快進入這些非常有趣的領域，比如認知能力的最大化。”超信，解釋了為什麼我們的世界變得越來越魔幻。這個詞是“超級”（Hyper）與“迷信”（Superstition）的結合。普通的迷信是虛假的信念，而超信是一種能夠讓自身成真的虛構。蘭德認為，未來是可以逆向操控現在的。只要你編寫一個足夠強大的劇本，並讓足夠多的人相信並投入資源，這個虛構就會捕獲現實。比特幣就是一種超信。“AI末日論”也是一種超信。當康拉德·弗林在塔克·卡爾森的節目上說“我們正在用AI建構《啟示錄》中的惡魔”時，他並不是在比喻。對於蘭德和他的追隨者來說，他們正在通過“召喚”，讓那個未來的惡魔提前降臨。我們現在的世界——瘋漲的輝達股價、足以亂真的Deepfake視訊、正在撕裂的左右翼共識，某種程度上，正是蘭德在三十年前寫下的劇本。他在90年代寫道：“政府已經徹底被毒品資本腐蝕……城市變成了自由射擊區……”看看現在的美國，看看芬太尼危機，看看被私人保安公司接管的富人區。這不再是科幻小說，也不是末日預言，這就是新聞聯播，就是超信的呈現。結語：我們都在那輛失控的列車上在那場舊金山的派對結束後，一位年輕的科技從業者回到家，看著父親在電視前喝啤酒看球賽。父親說：“我相信人類精神。我們應該在20年前就凍結技術發展。那才是完美的。”這是一種溫馨的、屬於舊時代的人文主義鄉愁。但尼克·蘭德會告訴你，這種鄉愁是致命的幻覺。有意思的是，派對當晚另一個旁觀者——播客人賈斯汀·墨菲（Justin Murphy），對著散場的人群說：今晚可能是黑暗啟蒙結束的證明。覺醒文化已經死透了，川普回來了，加密貨幣制度化了。機器智能已經被解決了。我們做到了一切。他以為這是勝利的終點。蘭德則認為，這只是加速的新起點。此時此刻，在上海的某個角落，這位63歲的哲學家或許正透過螢幕，看著大洋彼岸那些兆富豪們如何一步步踐行他的理論。他不需要去舊金山，因為舊金山正在變成他腦海中的樣子。無論你是否同意他的瘋狂理論，你都無法忽視他。因為掌控你手機演算法的人、決定你存款價值的人、開發你未來替代者的人，都在讀他的書。加速主義的幽靈已經不再只是在歐洲遊蕩，它已經顯形，坐在了駕駛座上，並且焊死了車門。正如蘭德所說：“每個人都知道我們將面臨越來越多的怪事。”油門已經踩下，不論前路是神國還是深淵，我們都已經回不去了。 (不懂經)

得益於持續大規模政府投資及其他優勢，中國在全球人工智慧競爭中的早期成功，或可將其在國際製成品市場的主導地位延伸至軟體領域。中國是全球製造業巨頭：2024年製成品出口額達3.6兆美元，幾乎與美國（2.1兆）與德國（1.6兆）出口總和相當。但在服務貿易領域，中國的表現截然不同。2024年中國服務出口3840億美元，居全球第八，僅為貨物出口額的十分之一，在十大服務出口國中佔比最低。次低的德國服務出口額佔貨物出口額的28%。中國最大短板在於軟體與資訊技術服務，該領域僅佔其服務出口總額的18%，而美國和德國的佔比分別為30%與44%。分析師將中國服務出口落後歸因於兩點：中國開發者英語能力有限以及長期存在的“重硬體、輕軟體”工程文化（後者爭議較大）。人工智慧或可抹平差距這種失衡局面可能因人工智慧技術而改變，儘管這一變革尚需時日。歷史上，個人電腦與智慧型手機等新硬體通過引入新功能觸發產業周期，而軟體則決定了這些功能的使用效率——軟體創新終將主導行業發展。在人工智慧產業周期的初始階段，硬體仍佔主導地位：2023年全球資料中心硬體收入達2300億美元，其中美國佔比41%，中國佔比28%；相比之下，人工智慧軟體與服務收入僅為1600億美元。未來十年這兩大市場均將增長，但軟體增速更快。預計到2033年，硬體收入將突破1兆美元（年均增15.8%），而軟體與服務收入則可能大幅上升升至2.5兆美元（年均增長31.7%）。美國和中國將繼續作為兩大硬體供應商，合計佔據全球市場的半壁江山。出人意料的是軟體研發地域的變遷：2023年中國人工智慧軟體與IT服務產出僅54億美元（佔全球市場的3%），到2033年，預計將躍升至3270億美元，使中國以13%的份額成為全球最大市場——年均增速達50%，而同期美國預計從550億美元增至3200億美元（年均增長19%）。崛起背後的驅動機制中國人工智慧的崛起依託於國家主導建構的龐大網路——由風險投資基金、資料中心、初創企業、高校及科技巨頭組成的生態圈，過去十年政府資金投入約2100億美元。中央與地方政府遵循產業政策模式，持續投入人工智慧基礎設施與研發，該模式曾助推太陽能板、通訊及電動汽車產業的跨越式發展。這一模式已整合為國務院提出的雄心勃勃的“人工智慧+”行動計畫，目標是在2027年前將人工智慧技術深度融入製造業、醫療衛生、交通運輸、金融、能源等國民經濟重點領域。上海等地方政府正通過算力叢集補貼、國產模型訓練與初創企業孵化來落實這一行動。國有企業正試點數十項實際應用——從客機疲勞損傷檢測、電網巡檢到醫院智慧醫療平台。軟體自然成為該計畫的核心發力點。政府扶持在中國是經反覆驗證的有效發展路徑，在硬體領域已造就太陽能、電動車等諸多成功案例，但在軟體領域尚無成功先例。這種模式能否在人工智慧軟體開發中複製成功？縱觀中國軟體發展史，整體表現可謂不盡如人意，但這並非源於嘗試不足。例如千禧年錯過“千年蟲”問題解決方案的商機後，政府資金曾大量湧入軟體初創企業，但大多無果而終。有三大因素預示人工智慧領域可能有所不同：首要原因是英語不再是軟體創新的壁壘，大語言模型通曉全球主要語言後，中文與英文在程式設計及應用開發上已具同等潛力；其次，中國龐大的國內市場產生海量資料，為人工智慧開發者提供數億使用者行為與數字交易構成的獨特訓練資源；第三，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展現其對人工智慧的全球抱負，自2017年起人工智慧已成為數字絲綢之路建設的核心。中資企業在東南亞和非洲建設資料中心，為商業與政府系統提供基礎支撐。對馬來西亞等資本匱乏但在人工智慧領域志向遠大的國家而言，這些資料中心助力本土產業應用中國大模型，在此過程中加深了對中國軟體、系統、基礎設施及標準的依賴。當然，在中國奮力前行之際，其他國家也不會停滯不前。所有發達國家及印度等快速增長的發展中經濟體都在實施國家人工智慧戰略。但中國的先發優勢、巨額政府投入及上述三大驅動力，賦予其獨特優勢。中國在製造業的主導地位，或將在將來延伸至辦公場所。 (經濟智匯)

導語：大眾汽車在上海進博會上推高性能晶片，與地平線機器人合作，提升自動駕駛技術。中國市場戰略調整中，布蘭德施泰特強調競爭推動創新，預測五年內自動駕駛達L4水平。源自《商報》 作者: Martin Benninghoff在上海的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CIIE）上，大眾汽車周三以最高層級現身。集團首席執行官奧利弗·布魯姆（Oliver Blume）專程前來，與中國區負責人拉爾夫·布蘭德施泰特（Ralf Brandstätter）共同推出一種新晶片，這種晶片將顯著改善駕駛輔助系統和自動化駕駛功能（即所謂的“ADAS”），大眾汽車與北京人工智慧企業地平線機器人（Horizon Robotics）合作開發。對大眾汽車來說，這個晶片不僅僅是技術升級。它代表了集團在其最大海外市場上的戰略調整。在接受《商報》（Handelsblatt）採訪時，布蘭德施泰特強調，儘管地緣政治緊張，中國對大眾汽車來說仍是不可或缺的。“誰如果不參與這裡的市場，並獲取必要的競爭力，就會不可避免地在包括中國以外的其他地區也難以跟上步伐。”這款高性能處理器是由合資企業Carizon開發的，這是與北京人工智慧企業地平線機器人的合作。該公司的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於凱也參加了這次訪談。布蘭德施泰特（右）和於凱（中）《商報》：布蘭德施泰特先生，大眾汽車與北京人工智慧企業地平線機器人共同開發一種用於自動駕駛的新晶片。這個項目為什麼如此重要？拉爾夫·布蘭德施泰特：像自主駕駛系統和智能駕駛艙這樣的智能功能，對中國客戶來說是購買決定的關鍵因素。誰想在這裡實現可持續成功，就必須確保晶片設計和對高性能晶片的直接獲取。只買現成的不夠，必須自己掌握這項技術。只有這樣，才能快速響應新的市場需求。在像中國這樣動態的市場中，這是一個重要的競爭因素。《商報》：2019年，大眾汽車在中國交付了423萬輛汽車，2024年卻只有292萬輛。你們如何實現轉折？布蘭德施泰特：我們正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在燃油車市場，我們以22%的份額遙遙領先，是無可爭議的市場領導者。在電動汽車領域，我們現在啟動了車型攻勢。明年，我們的品牌將推出20款新電動和混合動力車型——所有這些車型都在本地開發，配備最先進的軟體架構和具有競爭力的成本。我們非常有信心，這樣就能加強我們在快速增長的電動市場上的位置。《商報》：于先生，您如何看待中國自動駕駛在五年後的未來？於凱：在五年內，我們將達到一種成熟階段，今天稱之為“4級”——真正的“無需注視”駕駛。汽車將成為客廳的延伸：在裡面工作、上社交媒體或看電影都會成為可能。這個發展飛躍類似於智慧型手機。二三十年前，我們用它只是打電話。今天，它是我們生活中的核心部分，具有無可比擬的實用價值。《商報》：許多歐洲人可能對這類發展持更批判的態度？於凱：其實很少。巨型趨勢是全球性的。在智慧型手機時代，中國更早開放，而歐洲更長時間堅持傳統手機。但最終，市場會趨同——移動出行也會如此。《商報》：大眾汽車正在加強在中國的投入——儘管地緣政治緊張加劇。這還是正確的時機嗎？布蘭德施泰特：中國是世界上最大且最具創新力的汽車市場。靠近本地技術生態系統是一個戰略優勢。激烈的競爭讓我們更快、更具競爭力。不只在中國，還在全球。今天我們在市場中體驗到的創新，會很快傳播到其他世界地區。誰如果不參與這裡的市場，並獲取必要的競爭力，就會不可避免地在包括中國以外的其他地區也難以跟上步伐。因此，繼續投資未來技術是正確的。《商報》：同時，您談到西方與東方技術之間的全球分裂。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分離？布蘭德施泰特：中國在技術和監管環境上越來越不同於美國和歐洲。同時，其他地區如亞洲、中東、南美和非洲，正越來越多地採用中國標準。因此，在大眾汽車集團，我們開發了兩種電動架構：一種針對中國，另一種針對歐洲和美國。這樣，我們能在所有主要市場保持競爭力，並根據需要覆蓋各世界地區的具體要求。不過，這些架構在結構上其實並不那麼不同。《商報》：經濟學家莫里茨·舒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認為，大眾、寶馬和梅賽德斯在五年內可能以現有形式不復存在。中國投資者或許會通過技術獲取發揮更大作用。您怎麼看？布蘭德施泰特：這是一個兩極化的立場，很適合做頭條。德國汽車業擁有所有必要的技術能力，來確保在未來五年、十年或更長時間內繼續領先世界。我們應該討論的不是末日場景，而是德國經濟如何在這種極度複雜的整體地緣政治環境中繼續成功。《商報》：于先生，德國和歐洲需要在技術發展上加快步伐——並對中國更開放嗎？於凱：消費者思考得很務實。他們想要安全、負擔得起的產品的來源無關緊要。我們的使命是讓技術對所有人可用——不只是奢侈品，而是日常生活。《商報》：中國在晶片開發上與西方供應商相比如何？你們達到輝達的水平了嗎？於凱：中國工程師是全球生態系統的一部分，他們在國際上發表論文，利用全球研究。在汽車領域，更重要的是安全和效率，而不是最快的晶片。《商報》：布蘭德施泰特先生，安世半導體的半導體短缺對你們的生產有什麼影響？布蘭德施泰特：目前中國生產未受影響。但整體情況當然帶來了不確定性。我相信，兩國政治負責人清楚這個局面，並正在尋求解決方案。《商報》：怎麼解決？中國商務部呼籲企業申請，以便恢復晶片供應。這個程序實際操作起來如何？布蘭德施泰特：中國商務部在與美國的協議後迅速回應，宣佈短期內發放例外許可。首批出口已經發生。這個系統如何快速和可持續地運作，主要取決於美中關係的穩定性。《商報》：中國正進行激烈的價格戰。大眾汽車如何應對？布蘭德施泰特：盈利能力對我們比市場份額更重要。只有賺錢的企業，才能投資新產品和技術。因此，我們堅持最佳化成本基礎。通過我們新開發的本地電動平台，我們可以將支出相對於當前系統降低40%到50%。這樣，即使在這種極度競爭激烈的環境中，我們也能繼續盈利銷售汽車。《商報》：歐洲能從中國學到什麼？布蘭德施泰特：穩定的產業政策框架。還有對現狀的不滿。一個提供正確框架，另一個是質疑現有流程並持續最佳化的態度。一個關鍵競爭優勢是低電價。在汽車領域，這導致客戶快速接受電動出行。電動駕駛就是更便宜。《商報》：許多歐洲人對中國持批判態度，有些人擔心中國的產能過剩和大量出口。布蘭德施泰特：過去，總有強大新玩家進入歐洲市場。比如日本人或韓國人。德國汽車業總是找到應對新競爭的辦法，並從中改進。現在輪到中國人了。這對產業來說是個最佳化自己的新機會。於凱：在中國，質量比來源重要——一種健康的務實主義，讓市場保持活力。《商報》：于先生，德國汽車傳統還剩什麼？於凱：德國品牌依然代表質量和安全。而且在產業中塑造了永恆卻進步的設計。在北京我的鄰居，80%的汽車是德國品牌。《商報》：燃油車還是電動車？於凱：還是燃油車多些。《商報》：您從中得出什麼結論？於凱：市場變化很快。誰不不斷推出更好產品，就會落後。布蘭德施泰特：向電動出行的轉變是馬拉松，不是短跑。高效燃油車、插電式混合動力和增程器將繼續發揮作用。到2030年，每第二輛車還會搭載內燃機。關鍵是給客戶選擇權。《商報》：這意味著，在中國市場，電動車不再是唯一標準？布蘭德施泰特：電動出行屬於未來。在中國也是。但不止於此：頂級技術與驅動形式無關。不是電池讓汽車智能，而是軟體和匹配的晶片。我們將兩者帶入所有燃油、混合和電動車。只有我們在中國市場提供這種全面產品。于先生，布蘭德施泰特先生，感謝接受訪談。 (德國派)

基於蘭德公司2025年報告《Stabilizing the U.S.–China Rivalry》的分析一、台灣問題在中美競爭中的定位蘭德公司在其2025年報告《Stabilizing the U.S.–China Rivalry》中指出，台灣是中美戰略競爭中最具危險性，但也最具可管理性的議題之一。報告認為，儘管雙方在政治目標上根本對立——中國將台灣視為國家統一的核心利益，美國則將台灣納入其印太戰略與民主價值體系，但在“防止危機升級、避免軍事衝突”層面，仍存在可操作的穩定路徑。台灣對兩國都具有結構性重要性：對中國而言，它是國家主權、領土完整與民族復興的象徵；對美國而言，它是印太地區的關鍵節點，牽涉防務同盟體系與全球科技供應鏈（尤其半導體）。正因如此，台灣問題成為中美競爭中最容易觸發誤判的焦點，尤其在軍事部署、外交訊號與經濟政策交織時。二、蘭德的基本判斷：管理而非解決報告的核心判斷是：台灣問題在中短期內無解，但可以被穩定化。所謂“穩定化”，並非達成政治妥協，而是通過政策設計與溝通機制，使台灣海峽局勢在“無重大沖突、無強制統一”的條件下維持平衡。蘭德認為，真正的政策目標不應是立即“解決台灣問題”，而是延緩衝突爆發，維持脆弱但可管理的和平狀態。換言之，在目標無法調和的前提下，穩定本身就是一種戰略成就。三、三層次政策建議矩陣（一）短期：危機防控優先（1–2年）1.重建溝通管道：恢復中美高層及戰區級熱線，建立台灣海峽“意外接觸通報機制”；探索通過中立第三方（如瑞士或新加坡）進行間接危機調解。2.訊號克制與危機管控：美方應避免過度政治化的象徵性舉動（如高層訪問、軍事通告公開化）；通過精確設計訊號，使“支援防禦”與“避免激化”之間取得平衡。目標：防止技術性摩擦被誤判為戰略攻擊，維持最低層次的危機可控。（二）中期：穩定競爭結構（3–7年）1.建構“可控競爭空間”：通過非正式管道瞭解中方的統一時間表與政策意圖；鼓勵台灣維持防衛能力，同時避免捲入陣營政治化；2.設立政策“防撞護欄”：在中美政府內部建立台灣議題的跨部門危機評估機制；雙方通過閉門管道確認某些“紅線”行為不觸發軍事反應；目標：將台灣問題從爆發點降級為可管理爭議，建構穩定競爭的結構性空間。（三）長期：共存的制度化框架（5–15年）1.建立戰略穩定對話機制：將台灣議題納入中美長期戰略穩定對話；就軍事部署透明度、海空活動標準、危機降級機制等達成共識。2.塑造漸進式統一的外部環境：通過經濟與社會聯結推動兩岸關係非軍事化；美國減少威懾性軍事化政策，降低中方急迫感。3.雙邊與多邊平衡互動：推動中美在亞太多邊機制中恢復對話；使台灣議題逐步融入地區安全框架，而非孤立處理。目標：形成“路徑延展型穩定”（path-extended stability），以時間換取風險下降。四、戰略邏輯與現實約束報告指出，台灣議題的穩定化取決於三大變數：雙方國內政治的容忍度（領導人壓力與輿論結構）；軍事力量平衡的動態變化；盟友體系的協調能力。因此，任何穩定機制都只能是“脆弱的穩定”。蘭德稱，這種狀態是中美競爭中“最脆弱、但也最必要的均衡”。五、結論蘭德的總體立場清晰：“在無法解決的衝突中追求穩定，是避免災難的唯一理性選擇。”這份報告體現了美國戰略界由傳統的“威懾與競爭”邏輯，逐步向“管控與穩定”邏輯轉變的思維趨勢。它強調穩定優於勝利，溝通優於對抗，延緩優於冒險。在台灣問題上，蘭德提供的並非妥協方案，而是一種冷靜的戰略計算：以制度化溝通、風險緩釋與克制性政策，延長和平的可持續時間。原文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A4107-1.html (戰略傳播前沿)

2025年10月14日，蘭德公司研究人員Michael J. Mazarr, Amanda Kerrigan, Benjamin Lenain等人發佈研究報告，指出中美地緣政治競爭蘊含多重風險，不僅危及兩國，亦對國際社會構成威脅。若欲避免衝突，穩定這一競爭關係至關重要。作者評估了穩定中美競爭的可行途徑，重點關注三大議題：台灣問題、南海問題以及科技競爭。核心發現穩定激烈競爭關係可遵循以下幾項總體原則：雙方接受某種程度的暫時妥協，這必須成為雙邊關係的組成部分；雙方承認對方的核心政治合法性；在具體爭議領域，雙方應共同制定規則、規範、機制等工具，為特定時期（如三至五年）內維持穩定局面創造條件；雙方應克制發展旨在削弱對方防禦能力、威脅對方本土生存的軍事能力；雙方就世界政治組織原則的基本特徵達成共識，為維持現狀提供底線基礎；建立長效機制（如高層人脈紐帶、實體通訊鏈路、危機處理規範等），發揮緩和衝突、恢復穩定的功能。行動建議報告提出六項綜合性舉措，以降低中美競爭強度：1.美方應明確表態拒絕"絕對勝利"敘事，承認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2.重建高層官員間的多重可信溝通管道；3.完善雙邊危機管理機制與協議；4.通過公開協定與私下諒解限制網路空間競爭；5.宣佈相互接受核威懾戰略，放棄威脅對方核反擊能力的技戰術；6.在共同利益及人道主義議題開展適度合作。針對台灣、南海與科技競爭需採取具體策略：在台灣問題上，應最大限度激勵北京採取漸進式統一路徑；在南海問題上，結合軍事升級威懾與多雙邊外交，建構和平解決的中期路徑；在科技領域，管控新興技術安全風險，避免極端打壓手段。 (國際問題研究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