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金融
歐洲謀劃“美元備胎”計畫,尋求擺脫對聯準會的依賴
據路透社獨家報導,五位知情官員透露,歐洲金融穩定官員正在討論是否通過彙集非美國央行持有的美元,建立聯準會資金支援的替代方案,旨在減少川普政府時期暴露出的對美依賴。此次首度曝光的會談,是對美國總統川普任內政策的直接回應。這些政策不僅顛覆了長期盟友關係,令聯準會獨立性備受質疑,更凸顯美國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主導地位。聯準會通過貨幣互換機制向其他央行提供美元,在市場動盪期發揮著維繫全球金融穩定的生命線作用。對十餘位歐洲央行及監管官員的訪談顯示,他們擔憂這套機制可能被川普政府武器化。其中兩人指出,今年4月擔憂情緒達到頂峰——當時川普宣佈的“解放日”進口關稅震撼全球金融體系,暴露出銀行融資計畫的脆弱性。知情人士稱,隨著聯準會出面安撫,擔憂情緒已有所緩和。聯準會主席鮑爾7月在歐央行會議明確表示,聯準會無意改變向其他官方機構提供美元流動性的方式。白宮發言人庫什·德賽(Kush Desai)表示川普“屢次重申維持美元實力與權力的承諾”。歐洲央行與聯準會發言人均拒絕置評。美元池存在侷限性部分消息人士指出,彙集美元儲備面臨現實困難且可行性存疑。不過四位直接知情官員透露,相關討論仍在歐洲央行工作人員層面持續推進,並涉及歐元區內外央行。其中一人透露,某些成員國央行正大力推動此計畫。路透社未能確認歐洲以外的央行是否參與磋商。這種資源整合模式已有先例。東盟與日本、韓國等共同建立的清邁倡議,便是通過彙集資源援助成員國的典型案例。日本央行行長植田和男7月談及金融碎片化風險時,特別提及2014年啟動、規模已擴至2400億美元的該機制,強調“繼續嘗試互換協議等多層次方法至關重要”。日本央行未予置評。然而多位歐洲官員表示,初步可行性分析結果不容樂觀。儘管非美央行合計持有數千億美元現金,但相較於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發行方的聯準會近乎無限的供給能力仍相形見絀。他們指出,資金池或可應對局部波動,但難以遏制全面市場動盪,且任何儲備彙集嘗試都需克服營運與政治層面的雙重挑戰。某資深央行官員警告,即便僅是聯準會暗示終止互換協議,本身就可能引發全球金融系統廣泛壓力。該官員坦言,屆時任何央行都難有底氣將自身美元儲備轉借他國。歐洲官員同時考慮通過加強銀行監管等舉措提升抗風險能力。兩位歐元區銀行高管透露,監管方已要求銀行制定從亞洲、中東等市場獲取美元的替代方案,並對銀行進行壓力測試。參與討論的官員表示,“如何建構不依賴美國的韌性體系”已成為央行間會議的固定議題。因討論內容敏感,所有受訪官員均要求匿名。非“首要擔憂”但需防患未然市場動盪時期美元需求往往激增,短缺可能加劇危機。聯準會的貨幣互換機制不僅緩解此類壓力,更服務於美國更廣泛利益——通過提供美元確保境外動盪不會演變成反噬美國的全面金融危機。2020年新冠疫情期間,該機制使用規模曾達4490億美元峰值。數個月前在歐洲央行管理委員會會議上,時任荷蘭央行行長克拉斯·諾特(Klaas Knot)曾將互換協議依賴性問題列入風險清單。當時兼任金融穩定理事會主席的諾特提出此議後,該議題未再被提及。金融穩定理事會發言人拒絕置評。歐洲央行監管人員表示,儘管正密切關注美元流動性,但互換協議中斷尚非“首要擔憂”。不過五位知情人士強調,在歐洲央行及各成員國央行負責金融穩定的官員群體中,尋找替代方案的探討始終持續。有人擔憂鮑爾任期於明年5月結束後局勢生變——川普聲稱將在年底前選定下任主席。正如某消息源所言,歐洲官員“必須考慮最壞情況”。 (金十財經)
新歐洲病夫?你猜是誰?
近日,歐洲最大的綜合性金融集團德國安聯CEO貝特警告,德國經濟已經連續2年萎縮,如果德國政府不立即控制開支,有可能在10年內面臨社會福利體系崩潰的危機,再度成為“歐洲病夫”。貝特的原話是:“我們彷彿回到1997年,當時德國就被稱為歐洲病夫。”一、德國前景不妙?2024年,德國GDP連續第二年萎縮,歐洲最強經濟體竟然走到了今天這般地步,令人既感意外又覺得熟悉。目前,德國失業人數遠低於1997年的500萬人,但是目前衛生健康以及社會福利的開支持續以不可持續的速度成長,對德國的國家財政構成嚴重威脅。如果德國的財政制度不迅速改革,十年內德國社會保障體系將不可持續,會面臨不可逆轉的系統性風險。這樣的警告,並非危言聳聽,而是揭示了德國經濟病灶的深層結構性矛盾。一個以德國製造享譽全球,被稱為歐洲經濟火車頭的國家,為何面臨如此嚴重的危機?其中摻雜的因素可以說複雜至極。二、經濟全面降溫!德國聯邦統計局資料顯示,2023年德國GDP下降0.27%;2024年德國GDP下降0.24%,已經連續第二年負增長。導致經濟下滑的因素包括能源成本高企、利率上升、經濟前景不確定性以及國際競爭加劇等。歐盟委員會和德國聯邦政府都預計,2025年德國經濟將陷入停滯,不會有增長。更嚴重的,德國工業產出連年下滑,出口不振,製造業PMI指數長期處於榮枯線以下,企業投資信心疲軟,勞動力市場呈現出明顯滯漲跡象。作為以出口與製造驅動為主的開放型經濟體,德國過去20年受益於全球化紅利和中國市場崛起。隨著地緣政治升溫、美中科技與貿易衝突激化,以及綠色轉型帶來的產業成本上漲,德國的傳統優勢正在快速減退。在汽車、機械、化工等支柱產業領域,德國企業逐漸喪失技術壟斷地位,全球供應鏈重構使德國失去“製造中樞”的地位。德國商業銀行一項2024年分析報告指出,德國製造業當前的復甦力道遠弱於金融危機後的表現。德國獨特的“隱形行業冠軍”企業,大面積出現資金鏈緊張、研發滯後的趨勢。綜合多種因素來看,德國經濟的核心動力已經不足。三、社會福利黑洞!貝特指出,德國健保與社福支出正以6%-8%的速度增長,而GDP卻陷入停滯。財政供給無法支援制度擴張的野心,是典型的“系統內失衡”。德國目前每年社會福利支出約佔GDP的25%,在歐盟僅次於法國。根據德國經濟研究所(DIW)預測,由於人口出生率已長期低於1.5,到2035年,德國65歲以上人口將佔比超過30%。德國法律要求公立保險公司為所有人提供統一醫療服務,且私人醫療體系發展受限。醫療資源使用效率低下、重複檢查浪費嚴重,高齡化將不斷推升醫療成本,醫保基金赤字連年擴大。這意味著德國社會的高福利制度將難以為繼。四、政治癱瘓加劇經濟危機!執政了16年的默克爾離任後,德國陷入聯盟政府多黨執政的政治週期,決策效率大幅降低,政策連貫性嚴重不足,政治權力運轉時常癱瘓。2021年以來,綠黨、社民黨、自民黨組成的“紅綠黃聯盟”在財政政策與能源轉型等議題上分歧嚴重。貝特直言:“德國在很多領域是用1990年代的政策邏輯應對2020年代的現實。”這不是某一屆政府的問題,而是因為僵化的德國體制在新時代缺乏靈活應對機制。德國議會的程序主義堅持,使得政治改革舉步維艱。不斷擴張的右翼民粹勢力(德國選擇黨)使德國政壇時常陷入對立狀態。由於核電快速退出、天然氣受俄烏戰爭影響價格飆升,使得德國企業能源成本居高不下。德國工業聯合會(BDI)指出,德國企業能源成本為法國的兩倍、中國的三倍,直接導致德國企業競爭力下降。相比中美在AI、半導體、生物科技的投資力度,德國在數位化、研發投入、風投生態系統方面明顯滯後。五、俄烏衝突拖垮德國!德國經濟的困境,一部分是因為制度問題;另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是俄烏衝突。這場2022年以來持續至今的地緣危機,正在導致整個歐盟的經濟受到衝擊。在俄烏戰爭爆發前,德國約有55%以上的天然氣來自俄羅斯,通過“北溪一號”與“北溪二號”管道輸入。戰爭爆發後,這一能源紐帶迅速中斷。2022年“北溪”管道遭到破壞後,德國徹底失去了與俄羅斯的能源聯絡,被迫轉向液化天然氣(LNG)進口。液化天然氣的運輸成本遠高於管道天然氣,且需要昂貴的接收與轉化裝置,德國缺乏相應基礎設施。能源價格飆升,使德國工業企業首當其衝受到衝擊,高耗能產業大量減產甚至外遷。2023年,德國化工業巨頭巴斯夫(BASF)宣佈,未來將逐步將部分生產基地轉移至中國和美國。這是德國產業逃離歐洲的重要風向標。俄烏戰爭使得歐盟集體安全開支上升,多國開始提高軍費預算。浙江導致南北歐之間財政資源分配更加失衡。德國是歐盟最大出資國,卻不可能為歐盟無限輸血。六、歐洲病夫!德國的社會共識近年來出現嚴重撕裂。移民政策、氣候政策、社福改革、教育投資等領域爭議巨大,許多民眾仍沉浸在經濟繁榮的錯覺中,難以接受老齡化社會必須“多工作、少福利”的現實。德國經濟困局,其實是整個歐洲的縮影。歐元區人口老齡化普遍,福利制度剛性過強,這些問題未來將在法國、義大利、西班牙等國陸續爆發。德國作為歐洲經濟的核心,直接決定整個歐盟的未來。“我們正在用昨天的制度應對今天的挑戰,而明天的災難已悄然降臨。”這或許正是新歐洲病夫的真實寫照。 (漢唐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