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央視播放的電視連續劇《太平年》中，北方的五代時期有一位權臣，名叫馮道。他的一生一共事奉了十一位皇帝，撇開電視劇的故事編撰，歷史上他的一生經歷的確值得說道說道。馮道（882年—954年），字可道，號長樂老，瀛州景城（今河北省滄州市）人，五代十國時期著名宰相，歷經四朝十代君王，世稱“十朝元老”。馮道早年曾效力於燕王劉守光，歷仕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四朝，先後效力於後唐莊宗李存勖、後唐明宗李嗣源、後唐愍帝李從厚、後唐末帝李從珂、後晉高祖石敬瑭、後晉出帝石重貴、後漢高祖劉知遠、後漢隱帝劉承祐、後周太祖郭威、後周世宗郭（柴）榮十位皇帝，契丹遼太宗耶律德光時期短暫擔任太傅之職，始終擔任將相、三公、三師之位。我們把他的履歷梳理一遍。馮道出身於耕讀之家，年輕時品行淳厚，勤奮好學，善寫文章，且能安於清貧。他平時除奉養雙親外，只以讀書為樂事。天祐年間，馮道被幽州節度使劉守光闢為掾屬。劉守光兵敗後，馮道逃往太原，投奔晉王李存勖。923年，李存勖稱帝，是為後唐莊宗。莊宗滅梁後，擢升馮道為中書舍人、戶部侍郎。馮道因父喪返鄉守孝。當時年成不好，他將剩餘的俸祿全部賑濟鄉民。926年，後唐莊宗在兵變中遇害，李嗣源繼位，是為後唐明宗。明宗素知馮道之名，授其為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他對有才識的孤寒士子加以引薦任用，而對品行浮躁的士人子弟則加以抑制。他的文章渾然一體，不是一般流俗的風格，舉朝臣僚無不欽服。934年，李從珂起兵反叛，馮道率百官開城迎接李從珂，並擁其繼位為帝，是為後唐末帝。936年，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勾結契丹，滅唐稱帝，建立後晉，是為後晉高祖。馮道再次被拜為宰相，授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當時晉高祖對馮道的恩寵禮遇，滿朝無人能及。942年，晉高祖病重。他在馮道獨自侍疾時，命幼子石重睿叩拜馮道，希望馮道能輔佐石重睿即位。高祖病逝後，馮道卻與景延廣商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為由，擁立石重貴為帝，是為後晉出帝。947年，耶律德光攻入汴梁，滅亡後晉。馮道前去朝見耶律德光，耶律德光問道：“天下百姓，如何可救？”馮道答道：“此時的百姓，佛祖再世也救不得，只有皇帝您救得了。”此後中原百姓能不受侵害，是馮道暗中庇護的結果。河東節度使劉知遠在太原稱帝，建立後漢，是為後漢高祖。耶律德光北歸契丹途中病逝。馮道與同僚四處安撫，採取適宜措施處理各類事務，使人各安其所，歸附後漢。後漢高祖病逝，太子劉承佑繼位，是為後漢隱帝。眾節度使聯兵反叛，朝廷命郭威討叛諸軍。郭威臨行前向馮道問策，郭威聽從馮道的建議，果然使軍心歸附，平定叛亂。951年，郭威建立後周，是為後周太祖。馮道被拜為太師、中書令。後周太祖對馮道非常敬重，每逢馮道覲見，從不直呼其名。954年，後周太祖病逝，養子柴榮繼位，是為後周世宗。同年馮道病逝，終年七十三歲。後周世宗追封瀛王，賜謚文懿。馮道的成就：馮道曾主持國子監對《九經》進行刻板印刷，是中國歷史上首度大規模以官方財力印刷套書。932年，馮道奏請後唐明宗，以唐代開成石經為底本，雕印儒家《九經》，得到批准，於當年開始印行。953年，《九經》全部刻印完成，前後共歷時二十二年。在五代十國時期，馮道可評為“最傳奇打工人”，橫跨三十多年亂世，從底層幕僚一路做到宰相、太師，官職只升不降，從未因站隊失誤翻船。放在今天，相當於在四個巨頭公司接連破產、CEO輪番跑路的情況下，他不僅沒失業，還一路從實習生做到集團高管，堪稱“逆天操作”。也正因如此，馮道被罵了上千年——儒家講究“一臣不事二主”，忠臣就該“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而馮道卻“誰當皇帝就效忠誰”，被司馬光斥為“奸臣之尤”，說他毫無骨氣。真實的馮道，遠比“沒骨氣”三個字複雜。馮道不管侍奉那個皇帝，他最關心的都是兩件事：勸皇帝輕徭薄賦，讓百姓能活下去；整理典籍、興辦教育，保住亂世裡的一點文脈。他能穩坐“不倒翁”的位置，靠的是三個“保命秘訣”。第一、不結黨營私，不摻和皇位爭鬥。五代的皇帝大多是武將出身，脾氣暴躁、猜忌心重。馮道始終與各派勢力保持適當距離，不捲入權力鬥爭，這使他無論誰上台，都被視為“無害”且“可用”的人才。第二、有硬實力，能扛事。馮道文筆極好，精通典章制度，不管是起草詔書、制定禮儀，還是整理古籍、安撫民心，他都能做得妥妥帖帖。第三、懂變通、能屈能伸，不糾結於虛名。在馮道看來，亂世之中，與其為了一個“忠臣”的虛名死磕到底，不如活下去，多做一件實事，多救一個百姓。西方有句種名言：世界上只有一種真正的英雄主義，那就是在認清生活的真相後依然熱愛生活。馮道“苟活”於“城頭變幻大王旗”的亂世，其生存難度不是大宋承平年間著書編史的司馬大人可比擬的。“看人挑擔不吃力，自己挑擔壓斷脊。” 這種片面的認知自古至今層出不窮，永不斷絕。馮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忠臣”，卻是亂世裡的“清醒者”。他沒有改變亂世的能力，卻用自己的方式，在皇權更迭的夾縫中，為百姓爭一絲生機，為文脈留一縷火種。他活成了亂世裡最實用的樣子。 (燕笑語兮)

What Was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For?在美國籌備建國250周年慶典之際，許多美國人紛紛發問：人民是否真正當家作主？法律是否依然至高無上？本文即將刊登於2025 年 11 月 17 日的《紐約客》雜誌，印刷版標題為“Revolutionary Whiplash.”作者：吉爾·萊波雷（Jill Lepore）是《紐約客》的專職撰稿人，也是哈佛大學歷史學和法學教授。她的著作包括《最後期限》，該書榮獲美國筆會散文藝術獎。肯·伯恩斯的紀錄片《美國革命》講述了現代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如何在一場血腥而英勇的反暴政叛亂中誕生。這場叛亂既是內戰，也是全球戰爭。插圖：Keith Negley今年6月，佛蒙特州右下角一座磚砌小鎮的白色護牆板教堂外，一場“無君主”集會正在舉行。綠山居民們穿著雨衣，在珍珠灰色的天空下簇擁在一起。一些愛調侃的反君主制者戴著漢堡王的金色紙皇冠，而那些在著裝（甚至可以說在鱗翅目昆蟲模仿）上更為投入的人則打扮成橙黑相間的蝴蝶——這是美國唯一被允許存在的“君主”（註：英文中“monarch”既指君主，也指帝王蝶）。一位戴著彩虹桶帽的女士舉著標語牌，上面寫著“自1776年起拒絕君主”。在手制標語牌（硬紙板上用馬克筆書寫，用膠帶固定在木質庭院標尺上）的設計上，還存在著某種政治文學層面的“比創意”。“為我深愛的國家哭泣”很巧妙，但“讓奧威爾的作品回歸虛構”是否更勝一籌？亞伯拉罕·林肯的形象也出現在標語牌上，棕褐色調的面容神情凝重，上面寫著“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一張紅白藍三色印刷海報引用了托馬斯·潘恩《常識》中的名句：“在美國，法律就是國王！”無論有無“無君主”運動，美國革命250周年慶典都不可避免地成為一個契機，讓人們追問革命的意義、人民是否真正掌權以及法律是否依然至上。這場慶典於2025年4月19日在萊辛頓和康科德正式啟動——這一天是“響徹世界的槍聲”紀念日，標誌著戰爭的開始。清晨舉行了戰場重演活動，還有美味的蘋果酒甜甜圈。慶典將在2026年7月4日達到頂峰，這一天是《獨立宣言》簽署紀念日，全國各地將舉行煙花表演，還有熱狗、自行車比賽、綵球和鼓樂隊指揮等活動。從現在到那時，還將舉辦展覽、遊行、講座、野餐、抗議和集會，人們熱切希望並祈禱不再有政治暴力、不再有街頭流血、不再有槍聲響起。但在這一年裡，已經發生了多起政治暗殺事件，國民警衛隊被部署到美國多個城市，聯邦政府的蒙面特工將人們拖離街頭塞進無標識面包車——在這樣的背景下，和平慶典的前景似乎十分渺茫。這更可能是一個革命之年，而政治走向則尚不明朗。無論你對聯邦現狀持何種看法，或許都該謹慎對待自己的訴求。至於歷史——以及博物館、課堂、徒步旅行中所講述的美國革命故事，還有不可避免地，一旦行銷啟動後穀物包裝盒、高速公路廣告牌和汽水罐上呈現的版本——川普政府有自己的解讀，並希望這一解讀成為所有人的共識。但聯邦政府試圖掌控美國革命敘事的問題，早在唐納德·川普連任之前就已存在。美國250周年紀念委員會（一個協調慶典活動的兩黨機構，更廣為人知的名稱是“美國250”或“A250”）成立於2016年巴拉克·歐巴馬執政的最後一年。該委員會幾乎立刻陷入了內部紛爭，在之後的近十年裡，其職能失調嚴重阻礙了全國其他地區的籌備工作。這一點有據可查。拜登政府末期，A250與桑德拉·戴·奧康納創立的公民教育組織iCivics合作，調研全國各地計畫開展的活動。結果發現，這些活動甚至很難被發掘——正如iCivics的首席執行官告訴我的：“人們資金嚴重不足，到那時根本沒有任何成型的方案。”如今情況依然如此。今年夏天，A250與多家知名機構——包括iCivics、權利法案研究所、國家大教堂、“更完美”項目以及美國州立和地方歷史協會——的合作悄然終止。這個由國會設立的委員會，甚至難以維持表面上與白宮的獨立性。9月，川普任命的25歲前福克斯新聞製片人阿里爾·阿伯格爾（負責主持該委員會）在A250的官方照片牆帳號上發帖：“美國正在哀悼。上帝保佑查理·柯克。”幾天後，委員會以“嚴重且多次違反職權與信任”為由解僱了他。隨後政府停擺，導致國家檔案館閉館，其“美國故事”特展的10月開幕計畫被迫推遲；史密森尼學會的美國國家歷史博物館也閉館，其定於明年3月推出的“追尋生命、自由與幸福”特展可能同樣延期。而且這兩家機構與其他所有與聯邦政府有牽連的博物館一樣，都受到白宮專橫要求的束縛；州政府“照我說的做”式的壓力也日益普遍。美國革命慶典迄今為止如此敷衍了事，原因不乏其人。許多地方在2020年就開始籌備250周年紀念活動——當時正值《1619項目》（該項目本身也是為了紀念一個周年）推出後，喬治·弗洛伊德事件引發的社會運動期間；因此他們的計畫傾向於種族正義方向。但在2024年川普獲勝後，他們卻被要求轉向相反方向。一項早期行政命令譴責國內“分裂性、以種族為中心的意識形態影響”，並呼籲“恢復美國歷史的真相與理性”。在這一命令下，政府試圖規定美國故事的內容以及誰有權講述它。現在，許多聯邦資金的發放要求必須頌揚美國的偉大、軍事英勇和例外論。對此，一些地方、州和國家層面的組織乾脆拒絕申請這類資金。美國州立和地方歷史協會主席約翰·迪希特爾告訴我，有人對他說：“這筆錢是有污點的，無論如何我都不能接受。”還有一些組織則進行了反抗。今年4月，數字機會工作組終止了對各州人文委員會的所有國家人文基金會撥款後，俄勒岡人文委員會聯合州人文委員會聯合會起訴聯邦政府，稱資金被非法撤銷。俄勒岡委員會正利用其縮減後的國家人文基金會資金，舉辦一系列社區對話活動——尤其在農村公共圖書館——試圖以“超越250周年”為主題，搭建跨越全國政治分歧的橋樑。這是其中一個較好的案例。另一個案例是權利法案研究所的工作，該機構與美國商會基金會合作，在全國各地的學校舉辦公民知識競賽。“無論你是六年級還是八年級學生，當你深入瞭解這些檔案，探討‘為什麼’的問題，並深入思考如何將這些原則付諸實踐時，就能產生深遠的影響。”該研究所堅定樂觀的主席大衛·鮑佈告訴我。但即便鮑布也承認問題的嚴重性：公民課教師害怕教授公民知識，擔心政府或家長——或者兩者都擔心。“教師們感到非常焦慮。我們經常看到這種情況。他們很難觸及那些有爭議的話題——那些他們想談且知道必須談的話題。這就是250周年之際的美國。”在審查制度和其他形式威脅的壓力下（川普政府今年迄今已解僱了美國國家檔案館館長和國會圖書館館長，並竭力迫使史密森尼學會服從其策展要求），一些組織決定完全不採取任何行動，彷彿他們可以假裝這個國家即將迎來建國250周年紀念日這件事根本不存在。“人們嚇壞了，”一位藝術博物館策展人告訴我，她不僅擔心展出什麼，還擔心標籤上該寫什麼。她說自己一直在問自己：“我是不是應該只把東西掛在牆上，然後寫上‘這件物品製作於該時期’？”還有一些組織則選擇“反慶祝”，轉而貶低這個周年紀念日——遵循妮可·漢納-瓊斯《1619項目》原版引言中的邏輯，該引言將美國革命描述為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漢納-瓊斯寫道：“殖民者決定宣佈脫離英國獨立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們想要保護奴隸制制度。”一些著名歷史學家公開反對這一說法，導致《紐約時報》發佈了部分更正（將“殖民者”改為“部分殖民者”）。例如，一群歷史學家計畫在一次學術會議上舉辦專題討論，探討“抹黑”革命是否比紀念它更好。即使是那些決定為250周年做點什麼的文化機構——從歷史建築到公立學區和大學——其投入似乎也遠不及200周年紀念時。200周年紀念之際，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舉辦了一場近7000平方英呎的大型展覽，聚焦本傑明·富蘭克林和托馬斯·傑斐遜；儘管評論家認為該展覽有些俗氣，但它後來成為了一場非常成功的巡迴展。而2026年，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計畫在美國館展出其館藏的32件作品；我的一位同事稱舉辦這場展覽實際上是“象徵性的靜默抗議”。一位沮喪的策展人告訴我，這樣適度的規模是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唯一能做的，因為“看看我們所處的這個時刻”。另一種選擇是試圖捕捉當下這個時刻。紐約公共圖書館200周年紀念展覽“美國理念”展出了《海灣聖詩》《獨立宣言》和《權利法案》，但明年該圖書館計畫讓遊客反思這個周年紀念日的意義，並將他們的答案存檔。上世紀70年代，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在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的慷慨資助下，推出了為期一年的周六上午三小時熱線節目“美國議題廣播論壇”。但鑑於川普政府大幅削減了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的資金、撤銷了對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的資助，並關閉了公共廣播公司，公共媒體很難再開展半個世紀前那樣雄心勃勃的項目。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的一位發言人告訴我，其250周年紀念相關議程“仍處於規劃階段”。如今，一年的時間就像一輩子那麼漫長。2024年，費城的《獨立宣言》紀念館——一座200周年紀念時期重建的建築，傑斐遜曾在此撰寫《獨立宣言》——安裝了藝術家索尼婭·克拉克的作品《蒙蒂塞洛的後裔》，這部作品淒美而具有煽動性。克拉克在建築窗戶後面安裝了大型視訊監視器，面向街道外側，這樣路人就能看到傑斐遜所奴役之人的後裔（包括他與薩莉·海明斯所生的後裔）的影像和照片中的雙眼。《獨立宣言》紀念館隸屬於獨立國家歷史公園；在新政權下，國家公園管理局的任何景點都不允許展出任何審視美國歷史上自由與奴隸制關係、或原住民部落與聯邦政府關係的核心展品，因為這樣做現在被視為宣揚“腐蝕性意識形態”。總統官邸遺址建於華盛頓在費城居住期間的官邸地基之上，該遺址被要求審查描述九名曾作為華盛頓財產居住在那裡的人的展板——依據政府的要求，任何“不當貶低美國過去或現在民眾”的展品都必須移除。按照這一邏輯，指出華盛頓擁有奴隸就是貶低他，而假裝這九個人從未存在過，卻不會損害他們的記憶。（在網上，公民們一直在存檔那些註定要被銷毀的標語，相關標籤為“拯救我們的標語”。）博物館和其他機構面臨的障礙，使得許多機構已經推出或即將推出極具思想深度的250周年紀念展覽和活動，這一點尤其令人印象深刻。本月，科羅拉多州歷史學會將推出一個由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資助的展覽“塑造我們的時刻”，展出標誌美國歷史轉折點的文物，包括尼克松的錄音機、格蘭特和李在阿波馬托克斯簽署投降書時使用的墨水瓶、在墨西哥印刷的首批《瓜達盧佩-伊達爾戈條約》副本之一，以及1969年阿波羅11號帶回地球的一些月球岩石。科羅拉多州歷史學會充滿活力的首席創意官傑森·漢森告訴我，他認為250周年紀念是“一代人僅有一次的機會，去探討作為美國人意味著什麼，以及我們未來想要成為什麼樣的國家”。他還認為，在最初的13個殖民地（他稱之為“創始13州”）之外，人們對250周年紀念的態度更容易保持樂觀。“我們已經準備好接受這樣一種美國歷史——它並不總是說‘這件事的意義是這樣的’，”漢森告訴我，“這個國家正在就事件的意義展開爭論。”他願意參與其中。他同樣對該州紀念國家生日的計畫感到興奮——這也是科羅拉多州建州150周年。該計畫將組織團隊攀登該州的“14ers”（指海拔超過1.4萬英呎的山脈）。（事實證明，爬山是慶祝250周年的絕佳方式。“攀登山脈，發現美國”是傑斐遜的山頂故居蒙蒂塞洛使用的250周年紀念口號，該故居將推出一個新的歷史與公民中心。）回到大西洋沿岸，另一個早期令人驚豔的展覽是“《獨立宣言》的旅程”，該展覽於10月18日在費城美國革命博物館開幕，追溯了《獨立宣言》中的思想跨越數世紀、橫跨各大洲的傳播歷程。“我們一直在講述革命的故事，”該展覽的策展人菲利普·米德告訴我（米德曾是我的博士生，需要說明的是，我與這個話題的關聯緊密得就像信紙與信封）。他說：“你知道人們對故事的說法嗎？只有兩種情節：要麼是陌生人來到小鎮，要麼是一個人踏上旅程。我們在這裡講述的就是這兩個故事。《獨立宣言》來到小鎮，《獨立宣言》踏上旅程。”展覽以序幕開篇，展出了兩件借來的文物：據信傑斐遜撰寫《獨立宣言》時所坐的木質溫莎椅（借自美國哲學會），以及小馬丁·路德·金撰寫《伯明翰監獄來信》時所坐的生鏽金屬監獄長椅（借自伯明翰民權研究所）。《獨立宣言》來到小鎮，《獨立宣言》踏上旅程。我的非正式調查顯示，東海岸各州對即將到來的周年紀念壓力最大。與創始13州相比，美國其他地區則更為平靜。堪薩斯城正準備在明年夏天迎接約65萬名世界盃賽事遊客；7月4日，該市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國家博物館和紀念館將在“星條旗野餐”後點亮其217英呎高的自由紀念塔。亞利桑那州計畫推出一個巡迴博物館，將該州最珍貴的歷史文物帶到其所有15個縣，在公園、學校、圖書館和市政中心展出。該州的A250委員會（托霍諾奧德姆部落領袖弗隆·何塞擔任副主席）還借此機會講述原住民與西部的故事，並頌揚亞利桑那州的戶外資源，包括觀鳥和釣魚活動。“我們有‘自由行動遊行’，這是一場退伍軍人和軍人沿亞利桑那小徑的接力活動，”該委員會的執行董事告訴我，“路線從墨西哥延伸到猶他州。人們可以報名參加，在一年的時間裡完成。你可以步行、騎自行車、跑步或騎馬。”在山上揮汗跋涉——而不是思考約翰·伯戈因將軍在薩拉托加戰役中如何低估美國軍隊的實力——似乎是紀念250周年的絕佳方式，尤其是正如“我們創造”組織的負責人卡羅琳·克利巴諾夫告訴我的：“Z世代根本不關心這個時刻。”她正帶頭推動所有相關活動的“年輕化”，想辦法讓年輕人參與她所謂的“青年250”計畫的籌備，並利用這個周年紀念日談論未來而非過去250年的歷史。“讓這一切聚焦未來而非過去”也是薩拉·詹克斯的建議。薩拉·詹克斯是一名顧問，為全國各地的組織提供服務，幫助它們規劃250周年紀念活動。這裡的想法似乎是展望未來，因為過去具有分裂性，而現在則更糟。在美國這場危機之際，肯·伯恩斯的六集、十二小時PBS紀錄片《美國革命》問世，該片部分資金來自現已解散的公共廣播公司。這部紀錄片由伯恩斯及其長期合作夥伴薩拉·博斯坦和大衛·P·施密特執導，傑佛瑞·C·沃德編劇，具有伯恩斯1990年成名作《內戰》（時長11.5小時）的宏大格局、哀傷基調與肅穆氛圍。《內戰》不僅為他贏得了“美國頂尖紀錄片歷史學家”的當之無愧的聲譽，還確立了電視上呈現歷史的一種風格——這種風格被廣泛（且往往拙劣地）模仿，以至於如今既無處不在又令人厭倦。《美國革命》的驚人之處在於，它將長期以來被稱為“肯·伯恩斯效應”的拍攝手法運用到了更為尖銳的目的上——這一點在他2017年與林恩·諾維克聯合執導的深刻嚴肅的《越南戰爭》中就已顯現，該片不像《內戰》那樣朦朧，而是像刺刀一樣尖銳。這部新紀錄片是伯恩斯工作室推出的最佳作品，而且我懷疑也是最難製作的一部。《美國革命》之所以如此獨特和新穎，既不在於其劇本（沃德也為《內戰》和《越南戰爭》撰寫了劇本），也不在於其風格。影片中有悠揚憂鬱的18世紀風格音樂，還有演技精湛的演員朗讀18世紀信件中簡潔動人的片段：曼迪·帕廷金為本傑明·富蘭克林配音，大衛·奧伊羅為奧勞達·伊奎亞諾配音，克萊爾·丹尼斯為阿比蓋爾·亞當斯配音。與《內戰》中的馬修·佈雷迪照片不同，《美國革命》聚焦於18世紀的油畫肖像，以及檔案館、圖書館和博物館收藏的一千多張靜態影像（想必其中許多由於資金削減和政府審查，在2026年將無法展出）。影片熟悉的視覺語言包括緩慢掃過這些影像，交替呈現一百多幅戰場動畫地圖、美國風景的精美鏡頭（石牆、玉米地、篝火），以及無名重演者行軍、裝填步槍、發射大炮、月光下騎馬、在松木地板房間裡紡紗梳毛、在河岸洗衣擰衣的場景。影片中不乏泥濘的靴子和搖曳的燭光。相反，《美國革命》的獨特之處在於它忠實於最優秀、最複雜的學術研究——這些研究深刻、具有挑戰性且極具吸引力，尤其是作為思想史研究。川普政府不會“恢復美國歷史的真相與理性”，但這部紀錄片做到了。（伯恩斯很少公開表明政治立場，但自2016年以來一直公開反對川普，當時他稱川普屬於那種“在任何時代、任何地方都會出現的人”。）在他早期的作品中，伯恩斯往往依賴通俗歷史學家的敘事方式，結果好壞參半。大衛·麥卡洛為《內戰》擔任旁白，該片主要以謝爾比·富特的視角展開；而《棒球》（1994年）中最令人難忘的評論嘉賓是桃瑞絲·科恩斯·古德溫。許多學術歷史存在學究氣，且幾乎刻意脫離現實，但許多通俗歷史卻未能帶來任何新資訊，也未能讓觀眾直面任何困難或令人不安的事情（或者用川普的話說，任何“不當貶低”的內容）。《美國革命》借鑑了一些優秀通俗歷史學家的觀點，包括記者裡克·阿特金森，他深入淺出地解讀了一場又一場戰役。但伯恩斯及其團隊更多依賴學者的見解，包括弗裡德里克·貝爾、內德·布萊克霍克、克里斯托弗·L·布朗、凱瑟琳·杜瓦爾和艾倫·泰勒。這些學者出現在螢幕上，不僅是為了敘述發生了什麼（或者說不僅僅是為了敘述），更是為瞭解釋其意義。他們的觀點尖銳有力。“美國革命賦予美國的是一個真正的起源時刻，這是世界上許多其他國家所沒有的，”瑪雅·亞薩諾夫在紀錄片中說道。她接著表示，其結果是美國人“將這些特定年份、特定人物賦予了遠超任何事件和任何人所能承載的意義”。（亞薩諾夫和影片中另外四位主要講述者——文森特·布朗、菲利普·德洛里亞、安妮特·戈登-裡德和簡·卡門斯基——都是我的朋友和同事。就像信紙與信封般緊密相關。）“如果有人想要一個清晰整潔、能明確告訴你誰是好人誰是壞人的國家起源故事，”文森特·布朗說，“美國革命並不是這樣的故事。”《美國革命》所講述的，是現代世界最重要思想的誕生歷程——這些思想在一場血腥而英勇的反暴政叛亂中備受爭議。這場叛亂既是內戰，也是全球戰爭，其關於自由與奴隸制、征服與獨立的理念，將英國士兵與美國民兵、德拉瓦外交官與塞內卡戰士、德國僱傭兵與法國水手、阿坎男性與伊博女性、邊遠地區的拓荒者與城市女性、自由人與非自由人、富人與窮人的命運交織在一起。這是一幅畫卷，部分類似勃魯蓋爾的作品，部分類似戈雅的作品，一場政治旋轉木馬，一個擁擠、動盪、令人恐懼的故事。它講述的一系列事件，融合了勇敢與背叛、兇猛與折磨、野心與恐懼，然而正如卡門斯基所指出的，這一系列事件被一個單一的核心思想維繫著——可能性，一種行走在刀刃邊緣的感覺：“每一方的每個人，包括那些甚至不被允許擁有自身所有權的人，都感受到了值得為之奮鬥的可能性。”縱觀歷史，人類一直被暴君和軍隊統治，毫無自主權可言。美國人為自主統治的自由而戰，而且更為奇蹟的是，他們贏了。即便在康沃利斯在約克鎮投降後，喬治三世國王仍對議會表示，他仍決心“讓我在美國那些誤入歧途的臣民恢復往日的幸福繁榮狀態——這種狀態源於他們對法律的恰當服從”。但議會投票決定放棄美國。正如面帶狡黠微笑的英國著名軍事歷史學家斯蒂芬·康威在這部PBS紀錄片激動人心的最後一集中所說：“美國革命改變了世界。”這部紀錄片的成就在於，它既尊重了建國時期革命理想的尊嚴與意義，以及所有為之奮鬥者的犧牲，同時也毫不避諱地展現了這場戰爭的殘酷與代價——尤其是對女性、非裔美國人和原住民部落而言，他們被剝奪了革命所承諾的平等、自由和主權。那場失敗的革命，是川普政府不願讓美國人知曉和哀悼的；那場成功的革命，是美國一些機構決心忽視的。或許這是一種慰藉，或許是一種虛假的安慰，但《美國革命》也提醒我們，這種分歧在18世紀也同樣存在。當時在許多觀察者看來，美國人種類繁多，很難相信他們能組成一個統一的民族。歷史上似乎沒有任何一支軍隊比大陸軍更衣衫襤褸、成分混雜、來源多元、語言各異——有富人和窮人，有受過教育的人和文盲，有少年和老人，有熟練工和非熟練工，他們出生於世界各地，說著幾十種語言，信仰不同的神或不信神。很難相信他們能團結一致，只為一個理念而戰。正如一位黑森軍官在戰爭結束時在日記中寫道：“一百年前，誰會想到，從這群烏合之眾中會崛起一個敢於反抗國王的民族？”今年的一個悲劇——誠然，與美國其他正在發生的糟糕事情相比，這只是一個小悲劇——是250周年紀念將錯失一個契機：在這個迫切需要辯論這些理念並直面其影響的時刻，去深入探討美國革命的意義以及這個國家建立所基於的原則。無論好壞，“無君主”運動及其反對者，正是這場辯論現在發生的地方。將革命重演作為政治戲劇，並非什麼新鮮事。自獨立戰爭結束以來，美國人就經常穿著三角帽和馬褲，堅稱自己而非政治對手才是革命的繼承者。左翼是如此——從女權主義者到民權活動家；右翼也是如此——一直到歐巴馬第一任期內興起的茶黨，他們既抗議銀行救助計畫，也反對《平價醫療法案》。當一個國家的建國檔案對不言自明的真理和不可剝奪的權利做出普世性宣稱時，就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任何人都可以利用這些宣稱，而圍繞它們的爭論正是美國政治的運作方式。但《獨立宣言》也是一份分離主義檔案，它將革命確立為一項權利。誕生於革命的國家，往往也會在革命中消亡。在這一點上，美國能存續如此之久，實屬罕見。那個建國時刻和這段漫長歷史——歷史學家們喜歡稱之為“未完成的革命”——至少每隔五十年左右就需要被審視和爭論。人民是否依然是自己的統治者？法律是否依然是國王？上個月，多達七百萬美國人聚集在一起，參加了另一場“無君主”抗議活動——國會共和黨人稱之為“仇恨美國集會”。總統在“真相社交”平台上發佈了一段人工智慧生成的視訊：視訊中的他戴著金皇冠，穿著空軍跳傘服，坐在一架側面印有“川普國王”字樣的戰鬥機上，飛越一個普通的市中心，向“無君主”抗議者傾瀉糞便。我回到了佛蒙特州右下角的那座小鎮。一位戴著綠色帽子的男子舉著一塊硬紙板標語，上面寫著“楓糖漿製造者支援理性”。大學二年級學生薑戈·格雷絲穿著藍色牛津襯衫，站在木質涼亭裡發言，呼籲尋找共同點和理性。我沒有製作標語，我是來報導的。但如果我製作了，我不會引用《常識》，而是引用潘恩1776年不太知名的小冊子《美國危機》。戰爭開始後，身為大陸軍志願者的潘恩譴責了那些繼續效忠於喬治國王的保皇黨人。“讓他們叫我反叛者吧，我毫不在意，”潘恩寫道，“但如果我違背自己的靈魂，宣誓效忠於一個酗酒、愚蠢、固執、無用、野蠻的人，我將遭受魔鬼般的痛苦。”如果空間允許，我會把這句話印在帽子上——不過我已經有一頂更好的帽子了。這頂帽子是二十年前我在聖保羅的明尼蘇達州歷史中心買的，那時候這個國家還沒有陷入一片混亂。帽子是黑色的，有點破舊，帽簷已經磨損，上面寫著“歷史至關重要”。 (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