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w Consent Can—and Cannot—Help Us Have Better Sex“同意”這一概念在法律上至關重要，但終究令人難以滿足。是否還有另一條出路？插畫：Michelle Mildenberg Lara1978年，格蕾塔·希巴德（Greta Hibbard）22歲，住在俄勒岡州鄉下。她有一個兩歲的女兒，一份最低工資的工作，還有一個失業的丈夫。後來她說，自己當時“靠花生醬三明治過日子”。她和丈夫約翰·賴德奧特（John Rideout）經常吵架；有時他會打她，或強迫她發生性關係。10月10日下午，他又一次這麼做了，希巴德逃到鄰居家。賴德奧特追過去，在公園裡將她逼到角落，強行帶回家。進屋後，她說，他朝她臉上猛擊數拳，扯下她的褲子。他們的小女兒在一旁目睹了全過程，哭著跑進臥室，而父親正在侵犯母親。從法律角度說，這可能構成強姦——在當時還是個全新的想法。直到上世紀70年代中期之前，美國大部分性行為並非由“同意”理論來規範，而是由“財產”邏輯支配：丈夫強姦妻子，就像闖入自家房子一樣，根本不可能被逮捕。1977年，俄勒岡州成為最早將婚內強姦定為非法的州之一，即便如此，一些政客仍認為該法只應適用於分居或正在離婚的夫妻。一位加州參議員一語道破主流態度：“如果你不能強姦自己的妻子，那你還能強姦誰？”希巴德本人也是剛得知自己有權拒絕與丈夫發生性關係。（她在一家婦女危機中心看到牆上貼著標語：“如果她說不，那就是強姦。”）事發前一晚，她和賴德奧特正與鄰居聊天，她提到了這項新法律。“我不信，”賴德奧特說。幾天後他被捕時，依然不信。隨後發生的“俄勒岡州訴賴德奧特案”（Oregon v. Rideout），成為美國歷史上首次有男子因強姦同居妻子而受審的案件，也成為對“同意應決定性行為合法性”這一理念的一次關鍵考驗。薩拉·溫曼（Sarah Weinman）在《未經同意：一場標誌性審判與數十年推動婚內強姦入罪的鬥爭》（Without Consent: A Landmark Trial and the Decades-Long Struggle to Make Spousal Rape a Crime，Ecco出版社）一書中重述了這個故事。溫曼以用真實犯罪手法書寫思想史著稱：她此前的著作分別聚焦於曾與《國家評論》創始人小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交好的連環殺手，以及據信啟發納博科夫創作《洛麗塔》的綁架案。即便題材沉重，她的文風依然輕快。例如，賴德奧特的審判充斥著種種荒謬：他的辯護律師大肆抹黑希巴德的性史——兩次墮胎、一段所謂的女同經歷，以及她曾指控賴德奧特同父異母的兄弟性侵（據溫曼所述，希巴德因遭到威脅而撤回指控）。就連檢察官也覺得賴德奧特“看起來是個好人”。“我不認為他該坐牢，”他對媒體說。當賴德奧特最終被判無罪時，法庭內爆發出掌聲。希巴德在審判後幾乎立刻與賴德奧特和好，但幾個月內便與他離婚。溫曼卻一路追蹤賴德奧特直至2017年——那一年，他再次因強姦受審。這次的受害者是謝拉·莫克斯利（Sheila Moxley）——一名熟人，勉強允許喝醉的賴德奧特在她修家具後睡在沙發上；以及特蕾莎·赫恩（Teresa Hern）——他長期斷斷續續交往的女友。兩名女性都在半夜被賴德奧特按住並強行發生性關係。辯護律師再次試圖將她們描繪成撒謊、設局勾引男人的蕩婦。但這一次，賴德奧特被全部罪名成立，最終判處25年監禁。“你是個壞人，”莫克斯利在聲明中讀道，“你是個邪惡的人。你是個怪物。”溫曼選擇以賴德奧特的兩次審判作為全書首尾，講述了一個“惡有惡報”的故事：在一個人的一生跨度中，社會終於認真對待強姦，並懲罰那些作惡者。這聽起來令人欣慰。但歷史的真實軌跡並非如此簡短，也遠未確定地朝向正義彎曲。今天，約十分之一的美國女性曾遭親密伴侶強姦——這一比例與80年代報告的資料大致相同。今年，川普政府甚至一度刪除了疾控中心（CDC）網站上關於親密伴侶暴力和性暴力的統計資料；頁面後經法院命令恢復，並附上免責聲明：“本頁面內容不代表現實。”唐納德·川普本人至少被24名女性指控性不當行為。他否認所有指控，包括其第一任妻子伊萬娜（Ivana）的證詞——她曾在宣誓下作證，稱川普將她摔在床上，扯下一撮頭髮，然後強行與她發生關係。她後來澄清，自己使用“強姦”一詞並非指“字面或刑事意義上的強姦”。在溫曼的後記中，她簡要提及終結強姦（無論是否婚內）仍是未竟之業。但她似乎默認，社會至少已在性行為規制的哲學基礎上達成共識。“年輕一代對這些問題要清晰得多，”溫曼寫道，“他們理解‘同意’必須由具備能力者‘自由且理智地’給出，任何低於完全同意的行為都應被視為強姦。”我認為，這種“清晰”並不存在。不僅川普、傑佛瑞·愛潑斯坦（Jeffrey Epstein）、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布羅克·特納（Brock Turner）、比爾·考斯比（Bill Cosby）、肖恩·庫姆斯（Sean Combs）、多米尼克·佩利科（Dominique Pelicot）及其眾多同夥似乎對“同意”頗有微詞，就連女權主義者自身也存在質疑。她們追問：“自由且理智”究竟意味著什麼？“完全同意”又包含那些要素？誰才真正具備同意的能力？我們又該如何處置強姦犯？對某些第二波女權主義者而言，一個生活在父權制下的女性“同意”與男性發生性關係，本身就是荒謬的。畢竟，我們不會認為農奴“同意”為封建領主勞作：農奴或許喜歡耕田，甚至愛戴主人，但她並非主動選擇務農，而是被僵化且常具暴力性的社會限制所困，無法追求其他可能。即使假設這種選擇是自由的——即使數十年艱苦卓絕的女權鬥爭已帶來某種解放，使女性不再類比於農奴——這種選擇又能否稱得上“理智”？有些女性覺得編織令人愉悅、安心，且彰顯女性氣質，但如果編織有10%的機率導致強姦，又有多少人會推薦朋友嘗試？這類爭論在70、80年代頗為活躍，由凱瑟琳·麥金農（Catharine MacKinnon）和安德莉亞·德沃金（Andrea Dworkin）等女權主義者提出——德沃金本人就曾遭丈夫毆打。如今，這種核心觀點（常被簡化為“所有異性性行為都是強姦”，儘管麥金農和德沃金從未確切寫下這句話）看似近乎荒誕。激進女權主義者不再指責異性戀女性“與敵人同床”。人們普遍接受：即使經濟上依賴丈夫，女性也能真正同意與其發生性關係。但隨之而來、卻較少被接受的推論是：她也可以同意與付費的陌生人發生性關係。許多女權主義者如今認為，若否認這一點，反而是將女性幼稚化、使其屈從於國家或道德主義，而非承認她對自己身體的主權。但第二波女權主義批判的核心——即在權力不平等關係中，表面的“同意”並不充分——仍在其他議題中延續。兒童便是顯例。詩人瑪麗·卡爾（Mary Karr）曾形容兒童是“三英呎高、身無分文、沒有工作、目不識丁”的群體。我們很容易對強迫或脅迫兒童發生性行為感到震驚。但如果是兒童自稱“想要”的性行為呢？兒童能同意與其他兒童發生性關係嗎？能同意與成年人發生嗎？一個19歲女孩能合法地與繼父發生她自認為充滿愛意且雙方同意的性關係嗎？那與繼母呢？學生能選擇與教授發生性關係嗎？僱員能與上司發生嗎？我們如何回答這些問題，取決於我們認為那些人過於輕信、脆弱或被剝削，以至於必須保護他們免受自身慾望的傷害。通常，我們更願意在短期內限制人的自主權。青春是最短暫的狀態：今天我們保護的孩子，長大後將成為需要保護他人免受其侵害的成年人。但有些人，從法律上講，永遠無法脫離“童年”狀態。2018年，羅格斯大學前倫理學教授安娜·斯塔布菲爾德（Anna Stubblefield）對一名患有腦癱、無法言語、由母親和兄弟監護的男子D.J.認罪，罪名是加重刑事性接觸。此案令其他倫理學者著迷，因為它似乎將“脅迫性同意”的辯論具象化了。斯塔布菲爾德曾與D.J.使用一種名為“輔助溝通”（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的技術——由健全者扶住非言語殘障人士的手臂，助其打字。D.J.在打字中表達對兩人性關係的喜悅：“我人生第一次感到活著。”這些話真的出自他本人嗎？像D.J.這樣的人，能同意發生性關係嗎？如果不能，他是否只能終身禁慾，或註定被強姦？對自由主義者而言，另一個難題是：即使在不存在明顯權力失衡的成年人之間，某些性行為是否也應被禁止？2001年的案例無法迴避：兩名德國男子在網上相識，約定其中一人割下自己的陰莖，兩人一同吃掉。在失血過程中，這名自願截肢者被拍下持續明確表示同意被殺死並肢解的畫面。一些哲學家提出，或許我們不應被允許放棄未來的同意權——無論是通過同意嚴重身體傷害或死亡，還是簽訂剝奪長期自主權的契約。但如果橄欖球運動員能在場上同意互相毆打，為什麼我們不能在床上這麼做？如果我們想禁止人們為追求幻想而自我臣服，那就必須將極端BDSM關係和包含“侍奉”一詞的婚姻誓言都定為犯罪。因此，對“同意”的一種批評是：它過於寬容，忽視了脅迫或妄想可能製造出“同意”的假象。另一種批評則是：它過於嚴苛且具有懲罰性。數十年的法律改革擴大了法律上視為強姦的情形：強姦罪不再僅限於持械陌生人襲擊掙扎中的受害者（理想情況下還須是白人處女）。在大學校園，“不就是不”（no means no）的理念已被“是才是是”（yes means yes）取代——因為大量證據表明，許多人在恐懼中會僵住，無法開口說話。這一轉變的批評者擔憂：當雙方都爛醉如泥，或一方事後撤回同意時該如何處理。他們認為，降低強姦認定門檻會導致誤解被刑事化（或至少被訴訟化），從而抑制那種某些女權主義者本希望倡導的無憂無慮的性探索。“我想不出還有什麼比讓我們相信‘每個角落都有性侵’更能奴役女性了，”自稱女權主義者的勞拉·基普尼斯（Laura Kipnis）在2017年出版的《不受歡迎的示好》（Unwanted Advances）一書中寫道，該書探討“校園中的性偏執”。基普尼斯描述她母親笑著回憶大學教授繞著桌子追她、試圖親吻她的往事。她認為，如今鼓勵年輕女性將此類“愚蠢行為”視為“致殘性創傷”，實則固化了關於女性天真、純潔與無助的性別偏見。另一種解讀是：年輕女性已帶著一種相當“男性化”的權利意識，認定自己無需對冒犯者寬容微笑。但基普尼斯在更廣泛的意義上是對的：將我們的愛慾生活官僚化，並非通往解放之路。基普尼斯的書出版六個月後，《紐約客》和《紐約時報》的記者發表了十余項針對哈維·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的指控，引爆了主流#MeToo運動。隨後的披露浪潮清楚表明：性暴力何其普遍，受害者站出來又會承受何等損失。例如，作家莫伊拉·多尼根（Moira Donegan）在評論克里斯汀·布萊西·福特（Christine Blasey Ford）回憶錄時指出，福特人生的關鍵時刻並非如她所述——被一名17歲少年推倒在床上、跨坐在她身上、試圖撕扯她的衣服、摀住她尖叫的嘴，而他的朋友在一旁大笑；而是當社會（或至少國會）認定她是騙子，並讓那個壓制她的男孩成為最高法院大法官。對《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Title IX）和#MeToo運動的反彈，讓人誤以為此類行動對男性的主要影響只是暫時剝奪他們的游泳獎學金、出書合約或政治影響力。（安德魯·科莫失敗的市長競選就建立在選民會忘記司法部認定他曾性騷擾13名女性並對部分舉報者實施報復這一前提上。）但強姦也是刑事犯罪，許多人——往往是貧窮的非裔或拉丁裔男性——可能因此在監獄中度過數十年，有時甚至是冤獄：想想中央公園五人案（Central Park Five）。某些罪行的量刑差異令人震驚：被定罪的法定強姦案中，約五分之四的罪犯是原住民。一方面，很難主張強姦罪被過度調查，或受害者被過度採信。例如在芝加哥，2018至2023年間警方收到逾兩萬起性犯罪報案，僅有約300人入獄。另一方面，任何對強姦感到震驚的人都應極度警惕：將那怕多一個人送進監獄都令人不安，因為監獄中（尤其常由獄警實施的）性暴力極為普遍。州級和聯邦監獄中的男女報告被脅迫或強迫發生性關係的比例幾乎相同。這並非否認強姦與厭女症的關聯，而是指出：在某些情境下，受害者的角色可能被暴力地重新分配。正如女權主義者長期強調的：強姦偶爾關乎性，但始終關乎權力。如果說過去十年的爭論闡明了一件事，那就是：僅靠“同意”無法拯救我們。我們依然判斷力糟糕、溝通缺陷、沉迷於使人喪失行為能力的物質，並對女性懷有暴力化的色情蔑視。然而，我們又能轉向何處尋求規制？若讓一個道德說教的政府進入臥室，就可能失去避孕、同性戀或邊緣性行為等來之不易的自由。如今我們無法忽視的是：大學管理者大多是規避訴訟的機器。標籤轉瞬即逝；最惡劣的人仍自視為真正受害者，並繼續統治國家。監獄在強姦問題上毫無道德權威。正是在這種僵局中，一批新書應運而生：約瑟夫·菲舍爾（Joseph Fischel）的《去他的同意：邁向更佳的性正義政治》（Screw Consent: A Better Politics of Sexual Justice）、凱瑟琳·安吉爾（Katherine Angel）的《明天的性會再次美好：同意時代的女性與慾望》（Tomorrow Sex Will Be Good Again: Women and Desire in the Age of Consent）、瑪農·加西亞（Manon Garcia）的《同意的喜悅：良好性愛的哲學》（The Joy of Consent: A Philosophy of Good Sex）。這些書並非主要批判法律體系：它們普遍認同，如菲舍爾所言，同意是“性侵法律中現有最不壞的標準”。但它們擔憂：文化上對同意（尤其是“熱情同意”）的強調，已將性“劃分為‘棒極了’和‘強姦’兩類”（菲舍爾），忽視了女性慾望的複雜性（安吉爾），並強化了“性是女性給予男性的禮物”這一觀念，而非平等者共同享受之事（加西亞）。這一類型中最新且最有力的作品，是喬治城大學哲學與殘障研究教授奎爾·庫克拉（Quill Kukla）的《超越“是”：人人皆可享有的愉悅與自主》（Sex Beyond ‘Yes’: Pleasure and Agency for Everyone，諾頓出版社）。這部半手冊、半宣言式的作品提出了諸多切實可行的建議，教我們如何將“同意的性”轉化為“美好的性”——如何不僅學會接受與拒絕，還能學會邀請、警告、提問乃至命令。庫克拉是非二元性別者，對BDSM既有學術興趣也有個人體驗，有時會對“香草味”異性戀伴侶略帶居高臨下——認為他們“從未被迫反思自己的性實踐與慾望，因而可能缺乏發展這些技能的機會”。但書中探討的話題具有廣泛吸引力：例如，如何與患痴呆症的伴侶進行合乎倫理的性行為，或通過教導兒童使用“安全詞”來界定身體邊界，這種做法本身具有解放性。庫克拉抱怨：我們太少討論如何擁有美好的性，卻太多聚焦於如何避免糟糕的性。他們尖銳指出，“奪回黑夜”（Take Back the Night）等倡議適得其反——通過暗示女性在街頭面臨陌生人性侵高風險，反而加劇了她們對伴侶或熟人的依賴（而90%以上的強姦由後者實施）。他們認為，主流（有時甚至是女權主義）將男性身體視為骯髒且具威脅性的觀念，實則是一種強姦文化，因為它維持了“性是男性必須從女性身上搾取之物”的想法。讀者合上庫克拉的書時，可能會產生一種印象：強姦犯不過是尚未有機會培養“美好性愛所需複雜技能”的人。這聽上去或許天真，實則不然——美國司法部2000年一份報告發現，性侵犯罪最常見的年齡是14歲。任何倡導更好性愛的人，都必須首先相信：男孩與男性有能力改變。就性教育而言，《超越“是”》清晰直白；在一個更好的世界裡，它理應進入高中課堂。但庫克拉也承認，性教育並非萬能：“即便世上最擅長溝通的人，在性規範與法律極度嚴苛且具懲罰性的國家，或被困在監獄、醫院等毫無隱私、燈火通明的機構房間中，也無法擁有強大的性自主權。”庫克拉偏愛的術語“性自主”（sexual agency），與“性同意”的區別，恰如可步行社區與封閉小區之別。如果說同意是我們短暫解除他人“不得觸碰我們”義務的權利，那麼自主權則是我們在能自由追求慾望的條件下生活的權利。庫克拉將這種條件稱為美好性愛的“腳手架”（scaffolding）。例如，如果女生聯誼會成員跳舞、飲酒、與陌生人接吻的地方，不是由一群彼此宣誓效忠、且自身不乏性霸凌行為的男性營運的房子，她的“腳手架”就更穩固。如果寄養兒童擁有帶鎖的獨立臥室，他的“腳手架”就更完善。避孕措施和PrEP（暴露前預防用藥）可以成為更好性愛的腳手架，經濟獨立亦然。庫克拉提到“24小時公共交通”，讓人們“確信自己隨時能安全輕鬆地離開”。讀到此處，我想起賴德奧特對謝拉·莫克斯利的侵犯——當時他醉得無法騎車回家。如果門外就有公車站，莫克斯利是否就能更有底氣地趕走賴德奧特，鎖好門，安然睡過整夜？我的疑問令人不適——近乎責怪受害者。畢竟，賴德奧特強姦莫克斯利，並非因為他不願付計程車費，而是因為他根本不把她當作完整的人。庫克拉當然意識到此類案例，卻有意避開性別化分析，轉而聚焦促成糟糕性行為的物質現實。“腳手架”終究更像全民基本收入，而非賠償。無論如何，錢就是錢。我們不禁想像：如果格蕾塔·希巴德當年能獲得稍多一點“性自主權”的經濟支援，人生是否會不同？19歲懷孕時，她最初拒絕賴德奧特的求婚，認為他“不負責任”。但在靠福利獨自撫養嬰兒數月後，她改變了主意，接受了已參軍的賴德奧特。即便希巴德告訴父母賴德奧特開始踢打她，父親仍說她有義務維持婚姻，母親則拒絕資助離婚。希巴德身邊或許有怪物，但她無疑生活在一個怪物般的結構之中。 (邸報)

有句話怎麼說來著：“不靠譜的媽媽給不靠譜開門，不靠譜到家了！”，今天我要來說說，現在的法國，究竟能有多麼荒唐和不靠譜！這一陣子，全法國最火爆的新聞是：被人非法佔屋，結果被判刑罰款的居然是房主，而且還被警局告誡不許再接近她自己的房子。真的是太誇張，諷刺，原來“沒天理”，不僅可以是形容詞，也可以是事實！法國是個很各色的國家，在意識形態上，一直都高度不統一，各說各的理，但這次真的是犯了眾怒，所有人都在支援房主Karine Lellouche，強烈譴責政府。《巴黎人》在X上報導有一百一十萬的播放量，對法國來說，這流量是真的潑天的連Karine自己都說：“制度站在我的對立面，但人民站在我這一邊。”（“L’institution est contre moi mais les citoyens sont avec moi.”）誰承想，在有生之年，居然能看到幾千年來人類社會根基瓦解：不再保護財產私有制，這事兒其實一點也不可笑，細思極恐，背後嗖嗖的冷。這事是這樣的。房子是Karine父親的遺產，父親去世後，一直都空著。法國遺產稅很高，遺產程序也很複雜，不過，這不是今天的主題。總之，她只能把房子賣掉，用來付遺產稅。Karine被佔的房子當她找到一個願意購房的房產公司後，發現房子被佔了，而且有一段時間了，因為佔屋人還自己找電力公司拉了電線，安裝了上網的光纖，明擺著要長住。很多法國人都相信，在房屋被佔48小時內報警的話，警察就會直接介入驅逐。事實上，甚至連法國司法部都已正式確認：不存在任何一條法律規定“超過48小時就不能報警驅逐非法佔屋者”，無論是48小時之內還是更長時間，發現屋子被佔，你都需要報警，提交證明檔案，並等待結果。Karine趕緊報警，但沒用。因為佔屋者說，他來的時候，房門是開的，他沒使用暴力手段。此時，只有兩條路可選：A、向省長申請緊急驅逐。B、聘用律師，走正常法律程序驅逐，這樣的話，兩三四五年，都很常見。2023年7月23日法國全民議會通過新版反佔屋法向省長申請緊急驅逐，是法國2023年由當時的執政黨議員堯姆・卡斯巴裡安（Guillaume Kasbarian）牽頭，新修改過《La loi anti-squat》（《反佔屋法》）設定的，就是為了可以更快速地驅逐佔屋者。可問題是，無論是所謂48小時報警驅逐還是讓省長下令緊急驅逐，其中，最關鍵的點就是：被佔的房子是否為該房主的主要住宅(résidence principale)。“主要住宅”是個很法國的概念，在法國一個人可以擁有很多套房子，但每個人只能擁有一個“主要住宅”，因為主要住宅，在貸款購買還是售賣方面，會有一定的政府支援和減稅。雖然法國曾經出現過，出門度假回來自己住宅被佔了的情況，但那真的太少見了，絕大多數被佔的屋子，都是像Karine這樣，是很久沒有人去過的空屋子。既然被佔的不是主要住宅，就不屬於加急的範圍，同意還是拒絕，要看省長自己了。現在絕大多數佔屋者，都是沒有合法身份的偷渡或者流竄人員，為了逃避制裁，會有意帶著老人和孩子，省長下令驅逐之後，還需要再給他們安置。曾出現過佔屋者被驅逐，留下十幾個孩子變成無家可歸的人，孩子做錯了什麼？我刷到一個視訊，就是警察們把一窩十幾個佔屋者從一個被佔的房子驅逐出去之後，直接送酒店去了，這不僅是錢的問題，還有人員，地方，都是很令人頭疼的事。能想像麼，這是巴黎市政廳廣場除此，法國那種發了幾百個帳篷，組織偷渡人群去巴黎市政府門口示威幾個星期的“傻子”社會組織，是一把把遍地都有，如果在驅逐過程中出現任何問題，都會被抓住大做文章。這也是巴黎市政廳廣場省長雖然位高權重，也不過是在混口飯。所以，根據每個省，驅逐的力度相差很大。反對驅逐的人所以，Karine的請求被拒絕了，理由是無法證明佔屋者是使用暴力手段進入屋子。是否使用暴力入侵房子，這也是驅逐佔屋者一個複雜的錨點。因為佔屋人進入時，房主一定是不在場的，而以法國的水平，給這種空房子安監控的房主，基本也是沒有的，所以房主沒辦法證明這個佔屋的人，用暴力手段進入屋子。即使門鎖被換，門窗損壞，但也有可能是，有小偷來過，走的時候沒有關門呢？糾結暴力手段，因為法國的“佔屋者”，從法律的角度上來說，分成兩類：1，沒有租房合同，沒有約定，像Karine這種，被不認識的陌生人非法強佔；2，有租房合同或約定，但不支付租金，且到期不走的老賴。像Karine這種被陌生人非法強佔，雖然近年來數量有所上升，但還是少數，而在法國，租房不付租金的老賴，真的太多了。不能說每個月，但每年，我都能聽到身邊朋友遇到房客不付房租的事情。雖然都是佔屋不付錢，但從法律層面上來說，兩種的處理方式是不同的。後者因為有過合同或約定，就是擁有了“居住權”，處理起來更麻煩，只能去法院走司法程序。所以這也是警方一定要房主證明佔房者使用暴力手段的主要原因之一。因為出現問題之後，大多數佔屋者都會咬定說，房主同意讓我住，才把門打開的，或我每個月都給了現金的，可對警方來說，怎麼才能知道，房主和佔屋者之間，到底有沒有約定，是不是房主反悔了？總之，被省長拒絕之後，Karine十分崩潰，她覺得被國家拋棄了，要我說，這並不是“覺得”，而根本就是。而且當初她要賣房子是為了付遺產稅的，她真的等不了那麼久。這時有人在網路上聯絡她，說5000歐，我幫你把佔屋人搞走。明知道有風險，但Karine真的別無選擇，於是決定鋌而走險。這個中間人拿了5000歐，找了兩個流浪漢，一個人給了200歐，然後這兩個流浪漢去Karine的房子裡，跟佔屋人打了起來，是佔屋人報了警。後續就是Karine因“暴力共犯”被判刑罰款，還被禁止接近自己房子，而佔屋人繼續住在Karine的房子裡。其實，本來波爾多法院還曾建議判Karine3年監禁，罰5000歐的，但隨著這件事在社會上的發酵，最後判得比建議輕很多。對司法絕望，自己想辦法驅逐佔屋人，Karine可不是第一個，現在有越來越多的法國房主，明知犯法，但還是用自己的手段去處理佔屋的問題。這又怪誰呢？當政府和法律，不再能保護一個公民合法權利的時候，每個人就會用自己的辦法，去尋找公平，這是多麼可悲的事實。有個在馬賽的年輕人，不想連累朋友，就自己拿著手機支架，在全程錄影的情況下，把被佔屋門踹開，把佔屋人的東西都收了起來。重新換了鎖，在門上留了個條說：想要東西的話，給他打電話。當晚佔屋人跟他聯絡，表示要拿東西，並離開了他的房子。並不是繞過法律，自己解決就會有效，以惡打惡結果可能出現人身傷害，或者更難控制的場面。專門購買被佔房屋的房屋中介現在法國甚至衍生出了專門購買被佔房屋的房屋中介，很低的價格購買被佔的房子，或者走司法程序，或者想辦法把佔屋人趕出去，再把房子賣出去，從中獲利。我看到一個南法的十幾平的小房子，甚至只買了1000歐，因為對於房主來說，把被佔的房子買到，損失的金錢，但甩掉的是麻煩。畢竟房子被佔，對房主來說，損失的遠遠不只是房租。被佔的房子，基本都成了這樣子，為了避免引起不適，我就不放更多圖了比如已經有里昂的房主發現有人佔了她常年不用的車庫，用來製毒，總之，在房子被佔期間，裡面所有發生的問題，吸毒、賣淫、殺人、火災、水災……都是房主的責任。司法程序特別慢，基本上幾年走下來，即使拿回房子，整個房子也就爛掉了，否則呢，難道你還指望著佔屋人給打掃衛生，修修補補，購買保險麼？這也是Karine最後找到的辦法，她以降低了8萬歐元的代價，賣掉了那所充滿了她兒時記憶的房子。房子明明是自己的，可被人非法佔據，卻還要不回來，這件事真的是十分荒誕；房子明明是自己的，房客拒不付房租，也無法驅逐，這件事就是十二萬分離譜。對了，法國還有個冬季保護法則，即使司法程序走下來了，每年11月到第二年3月，也不能驅逐不付房租的房客，幸好對強行佔屋者，並不適用於這個法則。更可笑的是，現在連政府低租金住房（HLM）機構，都要在房子空了之後，做一系列的保護，防止被佔。即使作為政府機構，他們也無法申請保護。出現這個問題，主要原因是，法國法律的基礎，是保護財產私有制，但也保護生命權和居住權，當這些權利出現在面對面的時候，究竟那一個該優先，才是公平的呢？這就是一個法律漏洞。因為國家機器越龐大越複雜，越想要保護到每一個側面，結果盲目地保護了那些鑽系統的蛀蟲，這個邏輯說起來，真的是非常不合邏輯，可就很荒唐的存在。而我想說的是，就是因為生活在全世界最安全的國家，我們才能帶著這種“天方夜譚”的心態去看待這則新聞，認可的一定要轉發給家人朋友感同身受一下！這種不可思議，本身就是一種被保護的幸運。 (盧璐說)

What Was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For?在美國籌備建國250周年慶典之際，許多美國人紛紛發問：人民是否真正當家作主？法律是否依然至高無上？本文即將刊登於2025 年 11 月 17 日的《紐約客》雜誌，印刷版標題為“Revolutionary Whiplash.”作者：吉爾·萊波雷（Jill Lepore）是《紐約客》的專職撰稿人，也是哈佛大學歷史學和法學教授。她的著作包括《最後期限》，該書榮獲美國筆會散文藝術獎。肯·伯恩斯的紀錄片《美國革命》講述了現代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如何在一場血腥而英勇的反暴政叛亂中誕生。這場叛亂既是內戰，也是全球戰爭。插圖：Keith Negley今年6月，佛蒙特州右下角一座磚砌小鎮的白色護牆板教堂外，一場“無君主”集會正在舉行。綠山居民們穿著雨衣，在珍珠灰色的天空下簇擁在一起。一些愛調侃的反君主制者戴著漢堡王的金色紙皇冠，而那些在著裝（甚至可以說在鱗翅目昆蟲模仿）上更為投入的人則打扮成橙黑相間的蝴蝶——這是美國唯一被允許存在的“君主”（註：英文中“monarch”既指君主，也指帝王蝶）。一位戴著彩虹桶帽的女士舉著標語牌，上面寫著“自1776年起拒絕君主”。在手制標語牌（硬紙板上用馬克筆書寫，用膠帶固定在木質庭院標尺上）的設計上，還存在著某種政治文學層面的“比創意”。“為我深愛的國家哭泣”很巧妙，但“讓奧威爾的作品回歸虛構”是否更勝一籌？亞伯拉罕·林肯的形象也出現在標語牌上，棕褐色調的面容神情凝重，上面寫著“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一張紅白藍三色印刷海報引用了托馬斯·潘恩《常識》中的名句：“在美國，法律就是國王！”無論有無“無君主”運動，美國革命250周年慶典都不可避免地成為一個契機，讓人們追問革命的意義、人民是否真正掌權以及法律是否依然至上。這場慶典於2025年4月19日在萊辛頓和康科德正式啟動——這一天是“響徹世界的槍聲”紀念日，標誌著戰爭的開始。清晨舉行了戰場重演活動，還有美味的蘋果酒甜甜圈。慶典將在2026年7月4日達到頂峰，這一天是《獨立宣言》簽署紀念日，全國各地將舉行煙花表演，還有熱狗、自行車比賽、綵球和鼓樂隊指揮等活動。從現在到那時，還將舉辦展覽、遊行、講座、野餐、抗議和集會，人們熱切希望並祈禱不再有政治暴力、不再有街頭流血、不再有槍聲響起。但在這一年裡，已經發生了多起政治暗殺事件，國民警衛隊被部署到美國多個城市，聯邦政府的蒙面特工將人們拖離街頭塞進無標識面包車——在這樣的背景下，和平慶典的前景似乎十分渺茫。這更可能是一個革命之年，而政治走向則尚不明朗。無論你對聯邦現狀持何種看法，或許都該謹慎對待自己的訴求。至於歷史——以及博物館、課堂、徒步旅行中所講述的美國革命故事，還有不可避免地，一旦行銷啟動後穀物包裝盒、高速公路廣告牌和汽水罐上呈現的版本——川普政府有自己的解讀，並希望這一解讀成為所有人的共識。但聯邦政府試圖掌控美國革命敘事的問題，早在唐納德·川普連任之前就已存在。美國250周年紀念委員會（一個協調慶典活動的兩黨機構，更廣為人知的名稱是“美國250”或“A250”）成立於2016年巴拉克·歐巴馬執政的最後一年。該委員會幾乎立刻陷入了內部紛爭，在之後的近十年裡，其職能失調嚴重阻礙了全國其他地區的籌備工作。這一點有據可查。拜登政府末期，A250與桑德拉·戴·奧康納創立的公民教育組織iCivics合作，調研全國各地計畫開展的活動。結果發現，這些活動甚至很難被發掘——正如iCivics的首席執行官告訴我的：“人們資金嚴重不足，到那時根本沒有任何成型的方案。”如今情況依然如此。今年夏天，A250與多家知名機構——包括iCivics、權利法案研究所、國家大教堂、“更完美”項目以及美國州立和地方歷史協會——的合作悄然終止。這個由國會設立的委員會，甚至難以維持表面上與白宮的獨立性。9月，川普任命的25歲前福克斯新聞製片人阿里爾·阿伯格爾（負責主持該委員會）在A250的官方照片牆帳號上發帖：“美國正在哀悼。上帝保佑查理·柯克。”幾天後，委員會以“嚴重且多次違反職權與信任”為由解僱了他。隨後政府停擺，導致國家檔案館閉館，其“美國故事”特展的10月開幕計畫被迫推遲；史密森尼學會的美國國家歷史博物館也閉館，其定於明年3月推出的“追尋生命、自由與幸福”特展可能同樣延期。而且這兩家機構與其他所有與聯邦政府有牽連的博物館一樣，都受到白宮專橫要求的束縛；州政府“照我說的做”式的壓力也日益普遍。美國革命慶典迄今為止如此敷衍了事，原因不乏其人。許多地方在2020年就開始籌備250周年紀念活動——當時正值《1619項目》（該項目本身也是為了紀念一個周年）推出後，喬治·弗洛伊德事件引發的社會運動期間；因此他們的計畫傾向於種族正義方向。但在2024年川普獲勝後，他們卻被要求轉向相反方向。一項早期行政命令譴責國內“分裂性、以種族為中心的意識形態影響”，並呼籲“恢復美國歷史的真相與理性”。在這一命令下，政府試圖規定美國故事的內容以及誰有權講述它。現在，許多聯邦資金的發放要求必須頌揚美國的偉大、軍事英勇和例外論。對此，一些地方、州和國家層面的組織乾脆拒絕申請這類資金。美國州立和地方歷史協會主席約翰·迪希特爾告訴我，有人對他說：“這筆錢是有污點的，無論如何我都不能接受。”還有一些組織則進行了反抗。今年4月，數字機會工作組終止了對各州人文委員會的所有國家人文基金會撥款後，俄勒岡人文委員會聯合州人文委員會聯合會起訴聯邦政府，稱資金被非法撤銷。俄勒岡委員會正利用其縮減後的國家人文基金會資金，舉辦一系列社區對話活動——尤其在農村公共圖書館——試圖以“超越250周年”為主題，搭建跨越全國政治分歧的橋樑。這是其中一個較好的案例。另一個案例是權利法案研究所的工作，該機構與美國商會基金會合作，在全國各地的學校舉辦公民知識競賽。“無論你是六年級還是八年級學生，當你深入瞭解這些檔案，探討‘為什麼’的問題，並深入思考如何將這些原則付諸實踐時，就能產生深遠的影響。”該研究所堅定樂觀的主席大衛·鮑佈告訴我。但即便鮑布也承認問題的嚴重性：公民課教師害怕教授公民知識，擔心政府或家長——或者兩者都擔心。“教師們感到非常焦慮。我們經常看到這種情況。他們很難觸及那些有爭議的話題——那些他們想談且知道必須談的話題。這就是250周年之際的美國。”在審查制度和其他形式威脅的壓力下（川普政府今年迄今已解僱了美國國家檔案館館長和國會圖書館館長，並竭力迫使史密森尼學會服從其策展要求），一些組織決定完全不採取任何行動，彷彿他們可以假裝這個國家即將迎來建國250周年紀念日這件事根本不存在。“人們嚇壞了，”一位藝術博物館策展人告訴我，她不僅擔心展出什麼，還擔心標籤上該寫什麼。她說自己一直在問自己：“我是不是應該只把東西掛在牆上，然後寫上‘這件物品製作於該時期’？”還有一些組織則選擇“反慶祝”，轉而貶低這個周年紀念日——遵循妮可·漢納-瓊斯《1619項目》原版引言中的邏輯，該引言將美國革命描述為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漢納-瓊斯寫道：“殖民者決定宣佈脫離英國獨立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們想要保護奴隸制制度。”一些著名歷史學家公開反對這一說法，導致《紐約時報》發佈了部分更正（將“殖民者”改為“部分殖民者”）。例如，一群歷史學家計畫在一次學術會議上舉辦專題討論，探討“抹黑”革命是否比紀念它更好。即使是那些決定為250周年做點什麼的文化機構——從歷史建築到公立學區和大學——其投入似乎也遠不及200周年紀念時。200周年紀念之際，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舉辦了一場近7000平方英呎的大型展覽，聚焦本傑明·富蘭克林和托馬斯·傑斐遜；儘管評論家認為該展覽有些俗氣，但它後來成為了一場非常成功的巡迴展。而2026年，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計畫在美國館展出其館藏的32件作品；我的一位同事稱舉辦這場展覽實際上是“象徵性的靜默抗議”。一位沮喪的策展人告訴我，這樣適度的規模是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唯一能做的，因為“看看我們所處的這個時刻”。另一種選擇是試圖捕捉當下這個時刻。紐約公共圖書館200周年紀念展覽“美國理念”展出了《海灣聖詩》《獨立宣言》和《權利法案》，但明年該圖書館計畫讓遊客反思這個周年紀念日的意義，並將他們的答案存檔。上世紀70年代，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在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的慷慨資助下，推出了為期一年的周六上午三小時熱線節目“美國議題廣播論壇”。但鑑於川普政府大幅削減了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的資金、撤銷了對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的資助，並關閉了公共廣播公司，公共媒體很難再開展半個世紀前那樣雄心勃勃的項目。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的一位發言人告訴我，其250周年紀念相關議程“仍處於規劃階段”。如今，一年的時間就像一輩子那麼漫長。2024年，費城的《獨立宣言》紀念館——一座200周年紀念時期重建的建築，傑斐遜曾在此撰寫《獨立宣言》——安裝了藝術家索尼婭·克拉克的作品《蒙蒂塞洛的後裔》，這部作品淒美而具有煽動性。克拉克在建築窗戶後面安裝了大型視訊監視器，面向街道外側，這樣路人就能看到傑斐遜所奴役之人的後裔（包括他與薩莉·海明斯所生的後裔）的影像和照片中的雙眼。《獨立宣言》紀念館隸屬於獨立國家歷史公園；在新政權下，國家公園管理局的任何景點都不允許展出任何審視美國歷史上自由與奴隸制關係、或原住民部落與聯邦政府關係的核心展品，因為這樣做現在被視為宣揚“腐蝕性意識形態”。總統官邸遺址建於華盛頓在費城居住期間的官邸地基之上，該遺址被要求審查描述九名曾作為華盛頓財產居住在那裡的人的展板——依據政府的要求，任何“不當貶低美國過去或現在民眾”的展品都必須移除。按照這一邏輯，指出華盛頓擁有奴隸就是貶低他，而假裝這九個人從未存在過，卻不會損害他們的記憶。（在網上，公民們一直在存檔那些註定要被銷毀的標語，相關標籤為“拯救我們的標語”。）博物館和其他機構面臨的障礙，使得許多機構已經推出或即將推出極具思想深度的250周年紀念展覽和活動，這一點尤其令人印象深刻。本月，科羅拉多州歷史學會將推出一個由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資助的展覽“塑造我們的時刻”，展出標誌美國歷史轉折點的文物，包括尼克松的錄音機、格蘭特和李在阿波馬托克斯簽署投降書時使用的墨水瓶、在墨西哥印刷的首批《瓜達盧佩-伊達爾戈條約》副本之一，以及1969年阿波羅11號帶回地球的一些月球岩石。科羅拉多州歷史學會充滿活力的首席創意官傑森·漢森告訴我，他認為250周年紀念是“一代人僅有一次的機會，去探討作為美國人意味著什麼，以及我們未來想要成為什麼樣的國家”。他還認為，在最初的13個殖民地（他稱之為“創始13州”）之外，人們對250周年紀念的態度更容易保持樂觀。“我們已經準備好接受這樣一種美國歷史——它並不總是說‘這件事的意義是這樣的’，”漢森告訴我，“這個國家正在就事件的意義展開爭論。”他願意參與其中。他同樣對該州紀念國家生日的計畫感到興奮——這也是科羅拉多州建州150周年。該計畫將組織團隊攀登該州的“14ers”（指海拔超過1.4萬英呎的山脈）。（事實證明，爬山是慶祝250周年的絕佳方式。“攀登山脈，發現美國”是傑斐遜的山頂故居蒙蒂塞洛使用的250周年紀念口號，該故居將推出一個新的歷史與公民中心。）回到大西洋沿岸，另一個早期令人驚豔的展覽是“《獨立宣言》的旅程”，該展覽於10月18日在費城美國革命博物館開幕，追溯了《獨立宣言》中的思想跨越數世紀、橫跨各大洲的傳播歷程。“我們一直在講述革命的故事，”該展覽的策展人菲利普·米德告訴我（米德曾是我的博士生，需要說明的是，我與這個話題的關聯緊密得就像信紙與信封）。他說：“你知道人們對故事的說法嗎？只有兩種情節：要麼是陌生人來到小鎮，要麼是一個人踏上旅程。我們在這裡講述的就是這兩個故事。《獨立宣言》來到小鎮，《獨立宣言》踏上旅程。”展覽以序幕開篇，展出了兩件借來的文物：據信傑斐遜撰寫《獨立宣言》時所坐的木質溫莎椅（借自美國哲學會），以及小馬丁·路德·金撰寫《伯明翰監獄來信》時所坐的生鏽金屬監獄長椅（借自伯明翰民權研究所）。《獨立宣言》來到小鎮，《獨立宣言》踏上旅程。我的非正式調查顯示，東海岸各州對即將到來的周年紀念壓力最大。與創始13州相比，美國其他地區則更為平靜。堪薩斯城正準備在明年夏天迎接約65萬名世界盃賽事遊客；7月4日，該市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國家博物館和紀念館將在“星條旗野餐”後點亮其217英呎高的自由紀念塔。亞利桑那州計畫推出一個巡迴博物館，將該州最珍貴的歷史文物帶到其所有15個縣，在公園、學校、圖書館和市政中心展出。該州的A250委員會（托霍諾奧德姆部落領袖弗隆·何塞擔任副主席）還借此機會講述原住民與西部的故事，並頌揚亞利桑那州的戶外資源，包括觀鳥和釣魚活動。“我們有‘自由行動遊行’，這是一場退伍軍人和軍人沿亞利桑那小徑的接力活動，”該委員會的執行董事告訴我，“路線從墨西哥延伸到猶他州。人們可以報名參加，在一年的時間裡完成。你可以步行、騎自行車、跑步或騎馬。”在山上揮汗跋涉——而不是思考約翰·伯戈因將軍在薩拉托加戰役中如何低估美國軍隊的實力——似乎是紀念250周年的絕佳方式，尤其是正如“我們創造”組織的負責人卡羅琳·克利巴諾夫告訴我的：“Z世代根本不關心這個時刻。”她正帶頭推動所有相關活動的“年輕化”，想辦法讓年輕人參與她所謂的“青年250”計畫的籌備，並利用這個周年紀念日談論未來而非過去250年的歷史。“讓這一切聚焦未來而非過去”也是薩拉·詹克斯的建議。薩拉·詹克斯是一名顧問，為全國各地的組織提供服務，幫助它們規劃250周年紀念活動。這裡的想法似乎是展望未來，因為過去具有分裂性，而現在則更糟。在美國這場危機之際，肯·伯恩斯的六集、十二小時PBS紀錄片《美國革命》問世，該片部分資金來自現已解散的公共廣播公司。這部紀錄片由伯恩斯及其長期合作夥伴薩拉·博斯坦和大衛·P·施密特執導，傑佛瑞·C·沃德編劇，具有伯恩斯1990年成名作《內戰》（時長11.5小時）的宏大格局、哀傷基調與肅穆氛圍。《內戰》不僅為他贏得了“美國頂尖紀錄片歷史學家”的當之無愧的聲譽，還確立了電視上呈現歷史的一種風格——這種風格被廣泛（且往往拙劣地）模仿，以至於如今既無處不在又令人厭倦。《美國革命》的驚人之處在於，它將長期以來被稱為“肯·伯恩斯效應”的拍攝手法運用到了更為尖銳的目的上——這一點在他2017年與林恩·諾維克聯合執導的深刻嚴肅的《越南戰爭》中就已顯現，該片不像《內戰》那樣朦朧，而是像刺刀一樣尖銳。這部新紀錄片是伯恩斯工作室推出的最佳作品，而且我懷疑也是最難製作的一部。《美國革命》之所以如此獨特和新穎，既不在於其劇本（沃德也為《內戰》和《越南戰爭》撰寫了劇本），也不在於其風格。影片中有悠揚憂鬱的18世紀風格音樂，還有演技精湛的演員朗讀18世紀信件中簡潔動人的片段：曼迪·帕廷金為本傑明·富蘭克林配音，大衛·奧伊羅為奧勞達·伊奎亞諾配音，克萊爾·丹尼斯為阿比蓋爾·亞當斯配音。與《內戰》中的馬修·佈雷迪照片不同，《美國革命》聚焦於18世紀的油畫肖像，以及檔案館、圖書館和博物館收藏的一千多張靜態影像（想必其中許多由於資金削減和政府審查，在2026年將無法展出）。影片熟悉的視覺語言包括緩慢掃過這些影像，交替呈現一百多幅戰場動畫地圖、美國風景的精美鏡頭（石牆、玉米地、篝火），以及無名重演者行軍、裝填步槍、發射大炮、月光下騎馬、在松木地板房間裡紡紗梳毛、在河岸洗衣擰衣的場景。影片中不乏泥濘的靴子和搖曳的燭光。相反，《美國革命》的獨特之處在於它忠實於最優秀、最複雜的學術研究——這些研究深刻、具有挑戰性且極具吸引力，尤其是作為思想史研究。川普政府不會“恢復美國歷史的真相與理性”，但這部紀錄片做到了。（伯恩斯很少公開表明政治立場，但自2016年以來一直公開反對川普，當時他稱川普屬於那種“在任何時代、任何地方都會出現的人”。）在他早期的作品中，伯恩斯往往依賴通俗歷史學家的敘事方式，結果好壞參半。大衛·麥卡洛為《內戰》擔任旁白，該片主要以謝爾比·富特的視角展開；而《棒球》（1994年）中最令人難忘的評論嘉賓是桃瑞絲·科恩斯·古德溫。許多學術歷史存在學究氣，且幾乎刻意脫離現實，但許多通俗歷史卻未能帶來任何新資訊，也未能讓觀眾直面任何困難或令人不安的事情（或者用川普的話說，任何“不當貶低”的內容）。《美國革命》借鑑了一些優秀通俗歷史學家的觀點，包括記者裡克·阿特金森，他深入淺出地解讀了一場又一場戰役。但伯恩斯及其團隊更多依賴學者的見解，包括弗裡德里克·貝爾、內德·布萊克霍克、克里斯托弗·L·布朗、凱瑟琳·杜瓦爾和艾倫·泰勒。這些學者出現在螢幕上，不僅是為了敘述發生了什麼（或者說不僅僅是為了敘述），更是為瞭解釋其意義。他們的觀點尖銳有力。“美國革命賦予美國的是一個真正的起源時刻，這是世界上許多其他國家所沒有的，”瑪雅·亞薩諾夫在紀錄片中說道。她接著表示，其結果是美國人“將這些特定年份、特定人物賦予了遠超任何事件和任何人所能承載的意義”。（亞薩諾夫和影片中另外四位主要講述者——文森特·布朗、菲利普·德洛里亞、安妮特·戈登-裡德和簡·卡門斯基——都是我的朋友和同事。就像信紙與信封般緊密相關。）“如果有人想要一個清晰整潔、能明確告訴你誰是好人誰是壞人的國家起源故事，”文森特·布朗說，“美國革命並不是這樣的故事。”《美國革命》所講述的，是現代世界最重要思想的誕生歷程——這些思想在一場血腥而英勇的反暴政叛亂中備受爭議。這場叛亂既是內戰，也是全球戰爭，其關於自由與奴隸制、征服與獨立的理念，將英國士兵與美國民兵、德拉瓦外交官與塞內卡戰士、德國僱傭兵與法國水手、阿坎男性與伊博女性、邊遠地區的拓荒者與城市女性、自由人與非自由人、富人與窮人的命運交織在一起。這是一幅畫卷，部分類似勃魯蓋爾的作品，部分類似戈雅的作品，一場政治旋轉木馬，一個擁擠、動盪、令人恐懼的故事。它講述的一系列事件，融合了勇敢與背叛、兇猛與折磨、野心與恐懼，然而正如卡門斯基所指出的，這一系列事件被一個單一的核心思想維繫著——可能性，一種行走在刀刃邊緣的感覺：“每一方的每個人，包括那些甚至不被允許擁有自身所有權的人，都感受到了值得為之奮鬥的可能性。”縱觀歷史，人類一直被暴君和軍隊統治，毫無自主權可言。美國人為自主統治的自由而戰，而且更為奇蹟的是，他們贏了。即便在康沃利斯在約克鎮投降後，喬治三世國王仍對議會表示，他仍決心“讓我在美國那些誤入歧途的臣民恢復往日的幸福繁榮狀態——這種狀態源於他們對法律的恰當服從”。但議會投票決定放棄美國。正如面帶狡黠微笑的英國著名軍事歷史學家斯蒂芬·康威在這部PBS紀錄片激動人心的最後一集中所說：“美國革命改變了世界。”這部紀錄片的成就在於，它既尊重了建國時期革命理想的尊嚴與意義，以及所有為之奮鬥者的犧牲，同時也毫不避諱地展現了這場戰爭的殘酷與代價——尤其是對女性、非裔美國人和原住民部落而言，他們被剝奪了革命所承諾的平等、自由和主權。那場失敗的革命，是川普政府不願讓美國人知曉和哀悼的；那場成功的革命，是美國一些機構決心忽視的。或許這是一種慰藉，或許是一種虛假的安慰，但《美國革命》也提醒我們，這種分歧在18世紀也同樣存在。當時在許多觀察者看來，美國人種類繁多，很難相信他們能組成一個統一的民族。歷史上似乎沒有任何一支軍隊比大陸軍更衣衫襤褸、成分混雜、來源多元、語言各異——有富人和窮人，有受過教育的人和文盲，有少年和老人，有熟練工和非熟練工，他們出生於世界各地，說著幾十種語言，信仰不同的神或不信神。很難相信他們能團結一致，只為一個理念而戰。正如一位黑森軍官在戰爭結束時在日記中寫道：“一百年前，誰會想到，從這群烏合之眾中會崛起一個敢於反抗國王的民族？”今年的一個悲劇——誠然，與美國其他正在發生的糟糕事情相比，這只是一個小悲劇——是250周年紀念將錯失一個契機：在這個迫切需要辯論這些理念並直面其影響的時刻，去深入探討美國革命的意義以及這個國家建立所基於的原則。無論好壞，“無君主”運動及其反對者，正是這場辯論現在發生的地方。將革命重演作為政治戲劇，並非什麼新鮮事。自獨立戰爭結束以來，美國人就經常穿著三角帽和馬褲，堅稱自己而非政治對手才是革命的繼承者。左翼是如此——從女權主義者到民權活動家；右翼也是如此——一直到歐巴馬第一任期內興起的茶黨，他們既抗議銀行救助計畫，也反對《平價醫療法案》。當一個國家的建國檔案對不言自明的真理和不可剝奪的權利做出普世性宣稱時，就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任何人都可以利用這些宣稱，而圍繞它們的爭論正是美國政治的運作方式。但《獨立宣言》也是一份分離主義檔案，它將革命確立為一項權利。誕生於革命的國家，往往也會在革命中消亡。在這一點上，美國能存續如此之久，實屬罕見。那個建國時刻和這段漫長歷史——歷史學家們喜歡稱之為“未完成的革命”——至少每隔五十年左右就需要被審視和爭論。人民是否依然是自己的統治者？法律是否依然是國王？上個月，多達七百萬美國人聚集在一起，參加了另一場“無君主”抗議活動——國會共和黨人稱之為“仇恨美國集會”。總統在“真相社交”平台上發佈了一段人工智慧生成的視訊：視訊中的他戴著金皇冠，穿著空軍跳傘服，坐在一架側面印有“川普國王”字樣的戰鬥機上，飛越一個普通的市中心，向“無君主”抗議者傾瀉糞便。我回到了佛蒙特州右下角的那座小鎮。一位戴著綠色帽子的男子舉著一塊硬紙板標語，上面寫著“楓糖漿製造者支援理性”。大學二年級學生薑戈·格雷絲穿著藍色牛津襯衫，站在木質涼亭裡發言，呼籲尋找共同點和理性。我沒有製作標語，我是來報導的。但如果我製作了，我不會引用《常識》，而是引用潘恩1776年不太知名的小冊子《美國危機》。戰爭開始後，身為大陸軍志願者的潘恩譴責了那些繼續效忠於喬治國王的保皇黨人。“讓他們叫我反叛者吧，我毫不在意，”潘恩寫道，“但如果我違背自己的靈魂，宣誓效忠於一個酗酒、愚蠢、固執、無用、野蠻的人，我將遭受魔鬼般的痛苦。”如果空間允許，我會把這句話印在帽子上——不過我已經有一頂更好的帽子了。這頂帽子是二十年前我在聖保羅的明尼蘇達州歷史中心買的，那時候這個國家還沒有陷入一片混亂。帽子是黑色的，有點破舊，帽簷已經磨損，上面寫著“歷史至關重要”。 (邸報)

近日，中國電商平台Shein在巴黎BHV開設了第一家商店，法國消費者監管機構DGCCRF發現在網站上出售兒童X玩偶和A類武器（砍刀和指節銅套）。11月5日，法國經濟與財政部宣佈，“根據總理的指示，政府將啟動暫停Shein的程序，在必要的時間內，該平台必須向政府證明其所有產品符合我們的法律法規。”法國經濟、財政、工業主權、能源和數字部長羅蘭·萊斯庫爾（Roland Lescure）威脅稱，如果該平台再次違規，將禁止該平台進入法國市場。在法國政府發動攻勢後，Shein馬上宣佈在全球範圍內禁止在其平台上銷售所有X玩偶。同時表示，將永久封禁所有與非法銷售此類兒童玩偶相關的賣家帳戶，並對其平台實施更嚴格的管控措施。Shein行政總裁唐偉表示，這些內容來自第三方賣家，但其本人願意承擔責任。由此，關於希音的審查機制，再次遭到詬病。Shein法國對外關係總監昆汀·魯法特稱：“ 我們客戶的安全和我們市場 （提供第三方賣家產品的市場）的完整性是我們的首要任務，公司希望 “盡快與法國當局進行對話。”shein歐洲首店2025年10月，Shein宣佈將與法國零售地產營運商Sociétédes Grands Magasins（簡稱：SGM）合作，擬在SGM旗下的BHV Marais百貨開設全球首家永久性門店。Shein想要進一步拓展歐洲市場並不意外，也並不激進。經過幾年的耕耘，Shein受到當地許多消費者的追捧，已經成法國第二大時尚電商平台。根據法國專業消費期刊《LSA》的資料，Shein在法國2023年的銷售額超過了H&M、Primark甚至Kiabi，僅低於西班牙Inditex集團旗下的Zara。據悉，Shein準備在巴黎的BHV Marais百貨大樓六層開設全球首家永久性實體店，店舖面積達1000m2，原定於11月開業。之後，Shein還計畫在第戎、蘭斯、格勒諾布林、昂熱和利摩日等五個法國城市的Lafayette百貨內開設更多店中店。遭遇全面抵制然而，這場合作卻引爆了法國政、商、民界的強烈抵制，加上法國推進的法案以及歐盟層面的貿易政策，正匯聚成一股合力，讓Shein的歐洲業務陷入了一場多戰線的危機。首先是政界的表態，以巴黎市長Anne Hidalgo、前法國環境轉型部長Christophe Bechu為首，對Shein發表譴責。Hidalgo直言此舉違背巴黎推動生態和社會責任商業的目標，Béchu則站在法國推動的“超快時尚法案”前沿，該法案計畫對Shein等品牌單件商品最高徵收10歐元生態罰金。其次是BHV的工會BHV Intersyndicale，他們認為Shein的電商模式會對百貨的生存構成威脅，擔心傳統零售業的崗位流失。工會組織罷工行動，舉行集會和新聞發佈會。再者是法國成衣協會等行業協會，以及與Shein存在競爭的歐洲時尚品牌。他們認為這是不公平競爭，希望維護法國時尚產業的品質、可持續性。目前多個品牌宣佈撤出BHV以示抗議。最後是公眾與部分活動團體，這部分群體格外關注環境污染，常常譴責惡劣的勞工條件。他們發起線上請願，徵集數萬個簽名，將Shein的入駐稱為“對巴黎氣候和社會承諾的侮辱”。 (進出口經理人)

據德新社9月23日報導，美國總統川普23日猛烈抨擊電視節目主持人吉米·基梅爾重返美國廣播公司（ABC），並暗示可能對該公司採取法律行動。報導稱，川普在他的“真實社交”網站上寫道：“我不敢相信ABC假新聞恢復了吉米·基梅爾的職位。”他指責這名深夜節目主持人是民主黨人的“臂膀”，並稱這是非法的競選資助，但沒有提供證據。川普說：“我覺得我們要用這件事對ABC‘開刀’了。”他補充說，自己上次起訴該公司時獲得了數百萬美元賠償，按目前情況來看，賠償金額可能更大。上周，ABC宣佈“在可預見的未來”停播基梅爾的脫口秀節目，因為他對9月初保守派活動人士查理·柯克遭致命襲擊案發表不當評論。基梅爾在節目中暗示，嫌犯泰勒·魯濱遜可能與川普的“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有關。川普稱讚基梅爾被停職是“美國的好消息”，並敦促各大電視台撤換其他電視主持人，包括塞思·邁耶斯和吉米·法倫，他們經常譏諷共和黨人，用喜劇性的諷刺來揭露政治謊言。 (參考消息)

圍繞TikTok的禁令與交易風波暫時塵埃落定。中美雙方已在馬德里談判中首次將TikTok列入議程並達成框架性共識，但交易細節，尤其是演算法控制權仍未明朗。據新華社報導，9月19日晚，國家主席習近平同美國總統川普通電話，強調中方在TikTok問題上的立場是清楚的，中國政府尊重企業意願，樂見企業在符合市場規則基礎上做好商業談判，達成符合中國法律法規、利益平衡的解決方案，希望美方為中國企業到美國投資提供開放、公平、非歧視的營商環境。9月20日凌晨，字節跳動發佈公告稱，字節跳動將按照中國法律要求推進相關工作，讓TikTok美國公司繼續服務好廣大美國使用者。此前，中美在馬德里舉行第四輪經貿談判，當地時間9月15日，雙方首次在TikTok問題上達成基本框架共識。川普政府已四次延長禁令執行寬限期，最新一次推遲至2025年12月16日，這家短影片巨頭在美國市場暫時安全。TikTok是字節跳動目前營收增長表現最好的業務，也是目前全球營收規模第四大的社交應用，僅次於Facebook、Instagram和YouTube。據媒體報導，2024年，以TikTok為主的海外業務收入同比增長63%，佔字節總收入的約四分之一。TikTok 2024年營收為230億美元，同比增長約43%。自從進入美國市場以來，TikTok一路命運多舛：從最初因資料安全和內容監管遭遇審查，到被要求剝離美國業務的談判壓力，再到近期中美雙方達成基本框架共識，TikTok具體交易方案、演算法歸屬仍懸而未決。01 那些是能確定的？此次TikTok交易案中，最大的確定性是TikTok接下來在美國市場可以繼續營運下去，暫時不會出現關停危機。馬德里會談結束後，中美雙方都有明確表態。當地時間9月15日晚間，據新華社消息，中國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代表兼副部長李成鋼說，本次會談，雙方圍繞TikTok及中方有關關切進行了坦誠、深入交流，就以合作方式妥善解決TikTok相關問題，減少投資障礙，促進有關經貿合作等達成了基本框架共識。同一天，美國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表示，TikTok的所有權將轉交至美國公司。貝森特強調，雙方不會談論這筆交易的商業條款，這是兩個私營公司之間的交易。此次關於TikTok的談判並不順利。貝森特提到，中國團隊在談判期間提出了“強硬的要求”。且這筆交易案後續可能還將面臨各種實際操作問題。此前，今年4月，在美國總統川普第二次延長寬限期的次日凌晨，字節跳動發佈公告稱，字節跳動公司尚在與美政府商談之中，未達成任何協議，雙方在很多關鍵問題上仍存分歧。按照中國法律規定，任何協議均須經有關審查程序。TikTok風波中還有一個確定的“贏家”——甲骨文公司。2020年，甲骨文成為TikTok的技術提供商，提供雲和資料庫服務，TikTok在美國市場的月活躍使用者數超過1.5億，直接給甲骨文帶來了龐大的業務量。過去的半個月（9月5日—9月20日），甲骨文股價翻了一倍，市值從約4000億美元上漲至最新的8771億美元。從2020年起，甲骨文就有意收購TikTok，當時川普政府首次以國家安全為由向TikTok施壓，隨後掀起將TikTok美國業務與沃爾瑪、微軟、Twitter、黑石等公司接盤的討論和談判，相關出售計畫在執政交接中被擱置延後。2022年8月，字節跳動制定了“德克薩斯計畫”（ProjectTexas)，將所有美國使用者的資料儲存到甲骨文的資料中心裡，接受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CFIUS）定期審計等。現在還無法確定甲骨文是否是TikTok美國業務的收購方之一，但接下來甲骨文依然是TikTok美國的雲與資料服務商。02 仍有許多不確定TikTok交易案中最受關注的是兩個核心問題，一是買方是誰，二是演算法控制權歸屬。截至目前，這兩點依然沒有定論。一方面，買方結構、具體協議、誰拿多少股份、是否政府有直接或間接控股、監督或任命董事會成員等仍然未公開確認。另一方面，演算法控制權作為TikTok等“字節跳動系”產品崛起的關鍵，也難以被“賣斷”。根據字節的公告，後續的推進將按照中國法律要求。2020年8月，中國商務部和科技部調整了《中國禁止出口限製出口技術目錄》，將“基於資料分析的個性化資訊推送服務技術”和“人工智慧互動介面技術”劃入出口管制範圍。據此，TikTok如果出售相關技術，需要得到中國商務部門的審批許可。與此同時，美國也在加碼“安全審查”。2024年的《保護美國人免受外國對手控制應用程式的侵害法案》（PAFACA，下稱“法案”）將TikTok列為“外國對手”控制的應用程式，首次衍生出TikTok“不賣就禁”的概念。今年1月，該法案經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裁定不違憲。判決書寫道：“總統還必須進一步認定，該類應用程式的美國業務與任何由外國對手控制的前關聯實體無關，包括內容推薦演算法營運方面的合作、資料共享達成的協議。”截至目前，仍未有任何一方披露TikTok交易案框架的具體細節。除了這兩點關鍵的不確定性，TikTok在美國和全球市場的後續營運也存在一些不確定性。美國市場的交易案是否會對其他主要市場帶來影響；如果TikTok美國業務的所有權歸屬於美國公司，美國版應用和其他地區的應用能否互動，目前也不確定。此外，川普本人也是一種不確定，他在TikTok的交易談判中多次出現態度轉變。TikTok封禁和交易是由川普在其第一任總統任期內發起。早在第一次禁令風波時，川普態度多變就已經展現。2020年9月19日，川普稱已批准美國公司甲骨文、沃爾瑪與TikTok的合作協議。9月21日，他突然改口，稱如果字節跳動仍會控制TikTok的話，就不會允許甲骨文和字節跳動的交易。2024年3月，川普第一次對TikTok事件有了公開的態度變化。他聲稱擔心TikTok禁令只會讓Facebook變得更加強大，並表示TikTok也有很多年輕人喜歡。競選期間，他主動進駐TikTok，並多次以保護市場競爭為由反對禁令、“挽救TikTok”。2025年，從川普上台前夕開始，他的真實意圖展現得越來越明顯。1月17日，國際貿易律師、GSC Potomac合夥人蔣兆康告訴《財經》，結合川普的私下表態，美國的法律圈人士基本都認為，他是想通過延長禁令，最終將TikTok賣給他選擇的買家們。03 身處其中的人反覆與不確定性成為常態。歷經多輪延期後，TikTok生態內的各方也逐漸集體“脫敏”：公司員工靜待最終方案，商家們照常做買賣，一些TikTok創作者則在政策影響下定期“遷徙”至另一個社交內容平台小紅書，來表示自己對政策的不滿。一位字節跳動的技術人員向《財經》回憶，在今年1月TikTok首次禁令即將生效前夕，公司內部曾一度高度緊張。他透露，當時國內的技術團隊都在加班加點，為可能出現的關停做準備，因為“大家還看不清形勢”。然而，隨著川普政府宣佈延期，內部的緊張情緒逐漸緩和。該技術人員認為，從後續一系列變化來看，川普政府的目的並非真正關停TikTok，而是為了在股權交易中獲得更多利益。因此，他表示，團隊之後便不再過多為新消息緊張，而是等待最終方案的落地。一位TikTok北美員工曾在今年1月禁令風波中擔心被解僱。她告訴《財經》，截至昨日（9月19日），內部沒有任何裁員消息和通知。比起關注平台命運，TikTok商家們更關心自己的生意。他們迎來一年中最繁忙的時段，忙著籌備美國年度購物大促節“黑色星期五”。“就是演戲一樣。”TikTok美區商家柳勳說，“連著幾輪延期，每一次都像重複的劇情，看多了也就習慣了，反正也不影響我們的生意。”多名TikTok商家告訴《財經》，這種高層的資本博弈並沒有對平台流量、機製造成實質性影響，也不會干擾到日常業務。面對平台高層反覆的變動，商家們的心態已經從最初的焦慮轉向淡定。對跨境商家而言，今年的“黑色星期五”大促格外重要。“年底這波不搶，今年等於白幹”，柳勳正忙著跑供應鏈，關注促銷前期的流量波動，他感覺今年的生意不如去年好做。今年TikTok美區商家經歷的變動不止一件。衝擊更大的是年初以來的中美貿易戰，兩國互征的關稅一度高達三位數，到5月才迎來緩衝期，這讓許多TikTok商家從美區轉戰到日區、歐區。此外，TikTok投流機制也發生改變，平台取消了手動廣告，改用演算法來推薦商品（GMV Max計畫），引起了不少爭議，商家們行銷自主權減少，競爭壓力更大。北美TikTok品牌行銷機構印象出海創始人周麗珊告訴《財經》，年初1月TikTok首次禁令風波下，一些商家暫緩了合作，後續有的恢復正常，有的受限於資金鏈等問題難有突破。禁令風波考驗著TikTok商家的管道和資金能力。柳勳在北美TikTok做了四年多，表示TikTok只是拓量管道之一，如果平台不穩定，他會把這部分預算轉移到Instagram、YouTube和Facebook等其他社交媒體平台。在他看來，TikTok即使未來分拆為獨立營運，只要不出現客戶、流量的大量流失，就沒問題。動盪下，不少商家也在謀求戰略轉型。周麗珊發現，今年上半年，越來越多的北美TikTok商家不滿足只做線上電商，開始尋求線下本土化的行銷方式，以打造品牌影響力。他們正在佈局實體商超管道，或通過線下品牌活動來觸達美國本土消費者。當平台拉鋸戰不斷拉長，TikTok創作者也反覆在各個平台上“遷徙”。美國田納西州的蘇珊關注了1萬個TikTok創作者。蘇珊告訴《財經》，從去年開始，TikTok就不斷湧起尋找替代平台的討論，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冒出一個新的應用軟體，創作者們先後嘗試使用Bluesky、Lemon8、小紅書等平台，大部分TikTok創作者選擇同步在YouTube Shorts等大平台更新。今年年初，在TikTok首次禁令生效之際，大量TikTok使用者湧入中國社交內容平台小紅書，被稱為“TikTok難民潮”。此後，TikTok禁令生效期不斷延後，每當有新變化，一些TikTok創作者也會回流至小紅書，來表示自己對政策的不滿。TikTok創作者Kendall Kipper在平台擁有38萬粉絲。她在1月註冊了小紅書帳號，分享自家小貓和日常生活，發佈了四十多條視訊，隨後停更三個月。最近一周，TikTok協議的交易細節遭到連續披露報導，她重新回到小紅書，調侃“很多美國人又要回來了”，她擔心TikTok未來被收購後，平台的內容導向可能會受影響。 (財經雜誌)

在現代社會中，許多消費者在日常生活中經常會與「定型化契約」打交道，從申辦手機門號、加入健身房會員、購買保險，到線上訂閱服務等，這類契約無處不在，雖然定型化契約提供了便利與效率，但也潛藏不少法律風險，了解定型化契約的使用時機、法律規範與注意事項，有助於保障自身權益，避免落入不公平條款的陷阱。一、定型化契約的使用時機定型化契約主要用於大量、重複、標準化的交易關係，常見於下列情境：通訊業者的手機門號合約銀行開戶及信用卡合約健身房或補習班入會合約這些場合通常涉及龐大用戶數，若每一份契約都逐條協議，將導致行政成本過高、效率低落，因此業者多以定型化方式訂定契約條款。二、消費者應注意的事項詳細閱讀條款：尤其是違約金、終止契約的方式、費用計算等條款。確認關鍵資訊：如契約期間、自動續約條件、取消方式與手續費。保存書面資料：如簽署的合約書、收據、電子紀錄，以利日後維權。三、定型化契約何時可主張無效？掌握4大法律原則保障自己！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若定型化契約的內容違反法律的強制規定或禁止規定，則該部分條款即屬無效，例如契約中約定「消費者不得要求退費」即可能違反《消保法》相關規定，屬於無效條款。違反平等互惠原則：若契約條款對雙方的權利義務分配嚴重不對等，例如企業能隨時終止契約、變更價格，卻限制消費者終止權或解約權，這樣的不平等設計，會被視為違反平等原則，可能被判定無效。違反誠信原則：誠信原則要求契約雙方應以誠實信用原則進行交易。如果企業利用資訊不對等、複雜條款或刻意隱藏不利內容，即可能構成違反誠信原則，導致該條款無效。小心霸王條款！常見無效條款類型減輕或免除企業責任：例如「本公司不負任何損害賠償責任」，可能違反公平交易法或消保法。限制消費者申訴或訴訟權利：如「不得提出申訴」、「僅限指定法院起訴」等條款。自動續約且不告知：未在合理時間內提醒消費者即自動續約，可能被認為侵害權益。定型化契約雖是現代交易不可或缺的一環，但背後涉及的法律責任與風險亦不容忽視，無論是消費者或企業，皆應對其內容有所認識與尊重，才能建立公平、安全的交易環境。

在澳大利亚复杂的司法体系中，当面临刑事指控时，选择一位经验丰富的法律代表往往能决定案件的最终走向。本文将带您了解知名法律专家Jenny Xu的执业理念，并探讨何时需要寻求专业刑事律师的帮助，以及刑事法律顾问在案件不同阶段的关键作用。认识刑事辩护专家Jenny Xu专业背景与执业理念Jenny Xu作为悉尼知名的刑事辩护专家，以其精湛的法律技巧和丰富的法庭经验而备受尊重。她的执业特点包括：精通澳大利亚各州刑事法律体系擅长跨文化沟通（特别服务华语客户）坚持"无罪推定"的辩护原则注重保护客户隐私与尊严代表性案件领域商业犯罪（诈骗、洗钱、税务违法）暴力犯罪（袭击、家庭暴力）毒品犯罪（持有、贩卖）交通犯罪（危险驾驶致人死亡）青少年犯罪刑事律师的关键作用当您或家人面临刑事指控时，专业刑事律师能提供以下不可替代的帮助：1. 案件初期干预陪同警方问讯（防止自证其罪）申请保释（准备强有力的保释方案）收集早期证据（监控录像、证人陈述）2. 法律程序指导解释指控的法律构成要件分析可能的刑罚范围评估控方证据的强弱3. 法庭辩护策略准备法律论点（Legal Argument）交叉询问（Cross-examination）控方证人呈递品格证据（Character Evidence）刑事法律顾问的全程支持在复杂的刑事案件中，刑事法律顾问往往在以下环节发挥关键作用：1. 审前阶段案件策略规划专家证人协调（如法医、心理专家）辩诉交易评估2. 审判阶段陪审团选择建议开庭陈述准备量刑听证准备3. 判后阶段上诉方案制定监狱待遇咨询犯罪记录消除建议选择刑事辩护律师的5大标准基于Jenny Xu团队的成功经验，我们建议从以下维度评估律师：评估维度关键指标专业资质执业年限、胜诉记录、专业认证领域经验同类案件处理数量、熟悉当地司法惯例沟通能力语言能力、案情解释清晰度、响应速度策略思维多方案准备、风险预判能力费用透明明确计费方式、无隐藏收费华人常见刑事法律误区在Jenny Xu处理的众多案件中，发现华人群体常存在以下误解：❌ "只要认罪就能从轻发落"→ 认罪时机和方式影响量刑幅度，需专业指导❌ "警方没告知权利所以证据无效"→ 澳大利亚证据排除规则复杂，需具体分析❌ "保释被拒就没办法了"→ 可向更高法院申请复核，需准备更强有力的保释方案常见问题解答Q1：被警方带走问话时应该立即联系律师吗？绝对必要。根据澳大利亚法律，您有权在警方问讯前联系律师。早期法律介入可能避免错误供述或不当指控。Jenny Xu团队提供24小时紧急法律协助。Q2：刑事律师和刑事法律顾问有什么区别？刑事律师主要处理法庭辩护和日常法律程序，而刑事法律顾问更侧重案件整体策略和专家资源整合。复杂案件往往需要两者协同工作。Q3：不懂英语会影响我的刑事辩护吗？不会。澳大利亚法院必须提供合格翻译，且专业如Jenny Xu这样的双语律师能确保您完全理解每个法律环节，避免文化误解导致的不利后果。结语面对刑事指控，早期的专业法律干预常常能改变案件走向。无论是选择经验丰富的刑事律师进行法庭辩护，还是借助刑事法律顾问制定整体策略，获得如Jenny Xu这样资深专家的帮助，都将大大提升维护自身权益的可能性。记住，在澳大利亚司法体系中，获得公平审判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而专业的法律代表是确保这一权利得以实现的关键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