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名102歲人瑞娶了68歲看護，然而婚後子女竟被拒於門外，家屬質疑看護趁老翁精神狀況不佳，帶他去結婚，以獲取老翁財產，不過戶政事務所人員有提到，老翁對答正常才受理登記。家屬前幾天在醫院上演搶人大戰。對此，恩典法律事務所創辦人蘇家宏律師就“子女提婚姻無效的訴訟”及“看護對家屬提出強制罪與傷害罪告訴”進行分析。蘇家宏在臉書粉專發文指出，家屬發現老翁名下7筆土地及8000萬保單（共計2億元資產）已悄悄過戶給看護，而在看護變成配偶，親情瞬間翻臉，這時“法律站在誰那邊？”如果子女想對父親與看護提出婚姻無效的訴訟，蘇家宏直言，子女並不是結婚的當事人，婚姻關係是專屬於結婚當事人的身份關係權利，除非夫或妻一方有爭執才可提出；需要等老翁百年後，子女才可提起確認婚姻無效之訴，也就是說必須要成為‘繼承人’時，才可以向法院提告處理。至於看護不讓子女探望老翁，蘇家宏認為，在法律上，父親可以不見兒子，兒子也可以不見父親。當事人決定不見就不見，“父親的配偶”就沒有惡意阻止的問題。但如果父子想相見，卻被“父親的配偶”阻止見面造成精神痛苦，此種行為能構成家庭暴力。但他分析，目前新聞顯示，該名看護已對家屬提出強制罪與傷害罪告訴，並聲請民事保護令，通常法院會傳訊父親，確認父親是不想見兒子，還是遭到惡意阻止，或是家屬是否有違背父親意願的行為，進而確認是否有核發保護令的必要。有網友就表示：平日應該對父親孝順關心。而不是發現財產被轉移了，然後再來爭家產。

現實世界資產(RWA)代幣化正在重塑全球金融市場,將傳統資產如房地產、債券、股權和商品轉化為可在區塊鏈上交易的數字代幣，，未來甚至可能重塑整個經濟形態。迪拜通過初步建立全面的監管框架,已成為全球RWA代幣化領域的領先司法管轄區之一。2022年,迪拜頒布了第4號法律《虛擬資產監管法》,設立了虛擬資產監管局(VARA),為虛擬資產的發行、分銷、交易和託管等活動提供了明確的法律基礎。2025年5月,VARA發佈了更新的《虛擬資產發行規則手冊》,明確將資產參考型虛擬資產(ARVAs)——即代幣化的現實世界資產——納入監管範疇。一、核心法律框架1.1 虛擬資產監管局(VARA)——阿聯大陸及自由區(DIFC（迪拜國際金融中心）除外)根據迪拜2022年第4號法律《虛擬資產監管法》，虛擬資產監管局(VARA)是迪拜虛擬資產的主要監管機構,負責監督迪拜大部分司法管轄區內虛擬資產的發行、分銷、交易、託管及相關活動。2025年5月規則手冊非常重要。VARA發佈的更新版《虛擬資產發行規則手冊》明確涵蓋了資產參考型虛擬資產(ARVAs),即代幣化現實世界資產的監管類別。該規則手冊的核心內容包括以下幾點。一是ARVAs的定義:包括代表對現實世界資產的直接或間接所有權的代幣,或對這些資產現金流的權利。這一定義涵蓋了廣泛的RWA代幣化形式,包括但不限於房地產代幣、債券和固定收益工具代幣、股權代幣、大宗商品代幣和藝術品和收藏品代幣。二是關於分類為第1類虛擬資產(VA)發行，ARVAs被歸類為第1類VA發行,這意味著發行前必須獲得完整的VARA許可證。這是最高等級的監管要求,反映了監管機構對RWA代幣化活動的重視。三是詳細要求，規則手冊詳細規定了許可類別、白皮書要求、風險披露和持續監督的具體內容。這不僅僅是沙盒或試點項目,而是全面且具有法律約束力的監管框架。四是監管權力，規則手冊定義了許可要求、披露制度、監督權力和對虛擬資產發行人的執法機制,包括在發現不合規時暫停發行的權力。1.2 迪拜金融服務管理局(DFSA)——DIFC自由區DIFC具有特殊地位。迪拜國際金融中心(DIFC)是迪拜的金融自由區,擁有獨立的法律和監管體系。在DIFC內,迪拜金融服務管理局(DFSA)負責監管金融服務和數位化投資產品,包括通過其"代幣化監管沙盒"計畫下的代幣化資產。DFSA監管的關鍵特點包括以下幾點。一是創新測試許可證(ITL)，DFSA為RWA代幣化項目提供沙盒環境,允許企業使用創新測試許可證測試代幣化商業模式,並獲得定製的合規支援。二是沙盒參與者範圍，參與者包括涉及發行、交易、持有或結算代幣化投資的企業,如股票、債券、伊斯蘭債券(sukuk)和基金的代幣化。三是過渡路徑，成功的沙盒參與者在展示了治理和風險控制能力後,可以過渡到完整的DFSA許可。四是框架獨特性，DFSA框架與VARA不同,專門針對DIFC的金融服務重點進行了定製。這為企業提供了選擇:根據業務性質選擇VARA或DFSA監管路徑。1.3 雙軌監管體系的意義迪拜的雙軌監管框架(VARA + DFSA)為RWA代幣化提供了靈活性。VARA路徑適合面向更廣泛市場的代幣化項目,覆蓋迪拜大陸和大部分自由區；而DFSA路徑適合希望在國際金融中心環境中營運的機構,特別是傳統金融機構希望測試代幣化業務模式這種雙軌制使迪拜在為RWA代幣化提供法律確定性和結構化創新方面領先於許多司法管轄區。二、許可和註冊要求2.1 VARA許可框架根據VARA 2025年規則手冊,RWA代幣化的許可要求如下:第1類VA發行許可(ARVAs/RWA代幣發行必需):強制性要求，即任何發行ARVAs或其他第1類代幣的實體都必須獲得VARA許可證。這是一項絕對要求,沒有豁免或簡化程序。一般要求，即發行人必須滿足關於誠信、治理和營運結構的一般要求,包括適當的公司治理結構、合格的管理團隊和董事會、充足的財務資源和有效的內部控制系統。白皮書和風險披露要求，即發行人必須製作正式的白皮書和風險披露聲明,這些檔案在資產的整個生命周期內都需要更新和維護。白皮書必須包含代幣化資產詳細描述、基礎資產的性質和價值、代幣持有人的權利和義務、風險因素、發行人資訊和技術架構和智能合約細節。持續監督，即VARA擁有廣泛的執法權力,包括在發現不合規時暫停發行的能力。這意味著許可不是一次性的,而是需要持續合規。2.2 其他VARA合規要求ARVAs發行人除初始許可外,還應承擔相關持續性義務。一是全面的白皮書和風險披露發佈要求，即必須公開發佈並定期更新白皮書和風險披露檔案,確保投資者始終獲得最新資訊。二是資本充足率和治理要求，即與VARA其他規則手冊(公司、合規和風險管理)保持一致,包括最低資本金要求、流動性管理、公司治理最佳實踐。三是監督和審計義務，包括檔案保留和報告義務,發行人必須保存完整的交易記錄、定期向VARA提交合規報告、接受VARA的現場和非現場檢查和委任外部審計師。2.3 DFSA沙盒和許可在DIFC內,代幣化項目遵循不同的路徑。在DIFC內的參與流程包括以下主要步驟。首先是意向表達，企業首先提交參與DFSA代幣化監管沙盒的意向表達；其次是創新測試許可證(ITL)階段，獲批後,在ITL下進行受控測試；三是過渡到完整許可，成功測試後可申請完整的DFSA許可。DIFC內具有沙盒優勢。沙盒參與允許在監管監督下進行受控測試,然後再進入完整市場。這為創新企業提供了"學習邊做"的機會,同時確保監管合規。三、反洗錢/瞭解客戶(AML/KYC)與合規義務3.1 AML/KYC框架要求VARA和DFSA許可都要求企業實施強大的反洗錢(AML)和瞭解客戶(KYC)框架,與阿聯聯邦AML法律和國際標準保持一致。一是身份驗證要求，即發行人和交易所必須採用AML/KYC程序,包括驗證投資者身份、監控交易活動、報告可疑活動和保存客戶盡職調查記錄。這些要求源於VARA許可要求中的一般AML義務和規則手冊中的具體規定。二是交易監控，即必須建立系統以即時監控異常交易模式、識別潛在的洗錢或恐怖融資活動、設定交易限額和異常警報、保存完整的交易審計追蹤。3.2 託管和客戶資產保護監管機構強制執行託管和客戶資產保護措施。首先是客戶資產隔離，即代幣化平台必須將客戶資產與自有資產分離,確保在平台破產或清算時客戶資產受到保護。二是儲備證明檢查，即平台必須能夠證明其持有的代幣與客戶權利相匹配,通過定期的儲備證明(Proof-of-Reserves)審計。三是合規報告，即監管機構還將AML/KYC作為VARA規則手冊下虛擬資產服務提供商(VASPs)更廣泛合規報告和風險管理義務的一部分執行。四、投資者參與(機構與零售)4.1 零售投資者參與迪拜的框架不禁止零售投資者參與RWA代幣化市場,但監管要求和行銷規則強調投資者保護，主要做好風險披露和行銷限制。風險披露要求發行人必須包括適當的風險免責聲明和披露,特別是在針對零售投資者時。披露內容應包括投資風險的詳細說明、流動性風險警告、技術風險(智能合約、區塊鏈)、監管和法律風險和市場風險。行銷限制，即對零售投資者的行銷材料必須清晰、公平且不具誤導性、包含所有重要風險因素、避免誇大收益或最小化風險、符合VARA的行銷和推廣規則。4.2 二級市場交易ARVAs的二級市場交易在持牌平台上是允許的,這些平台必須包括AML/KYC門檻以確保各類投資者的合規性。持牌平台要求，即只有獲得VARA許可的經紀商和交易所才能提供ARVAs的二級市場交易服務。投資者分類，即機構和高淨值投資者可能面臨額外的披露或適當性要求,具體取決於產品結構和許可類別,特別是在DFSA沙盒和DIFC制度內。五、常見商業和營運模式5.1 特殊目的載體(SPV)發行模式RWA代幣發行的普遍模式涉及SPV的模式。SPV結構設計如何與RWA發行相結合呢？主要通過以下幾個方面，即將現實世界資產(如房地產或債務)置入SPV內，SPV發行代表經濟權利的代幣，代幣通過持牌VARA平台發行，智能合約執行合規邏輯(如收入分配)。SPV在RWA發行中具有獨特法律優勢。包括風險隔離，即基礎資產與發行人其他資產隔離；清晰的法律結構，即代幣持有人權利明確；稅務最佳化，即可能在特定結構下實現稅務效率；破產保護，即SPV結構可提供額外的債權人保護。目前市場反饋的典型應用包括房地產項目代幣化、基礎設施項目融資、債券和固定收益產品以及私募股權和風險投資基金份額等。5.2 持牌交易和二級市場從監管環境的角度看，二級交易在VARA持牌的經紀商和交易所下獲得授權,為ARVAs在受監管環境中提供流動性。市場基礎設施包括持牌交易平台提供訂單匹配和結算服務、託管服務提供商確保資產安全、做市商提供流動性、清算和結算基礎設施確保交易最終性。但是對投資者准入有要求，包括所有參與者必須通過KYC/AML驗證，平台可能對不同投資者類別設定不同的准入門檻，交易限額可能根據投資者分類而有所不同。5.3 沙盒測試和創新路徑在DFSA沙盒模式下，則允許金融科技初創企業和傳統機構在獲得完全授權之前,在監管監督下測試RWA商業模式。沙盒也具有獨特優勢，包括降低初始合規成本、在受控環境中測試產品市場的契合度、獲得監管機構的直接指導、在過渡到完整許可前識別和解決合規問題。據公開資訊已經有一些成功案例，已有多家企業通過DFSA沙盒成功測試代幣化證券、房地產和基金產品,並過渡到完整營運許可。六、全球比較分析以下是迪拜與其他主要司法管轄區的RWA代幣化監管簡要對比。相對而言，迪拜的競爭優勢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明確的法律分類，VARA明確將ARVAs定義為監管類別,而許多司法管轄區仍在制定類似框架。二是雙軌系統，VARA(面向市場)和DFSA(面向DIFC)的結合提供了靈活性,企業可根據業務模式選擇最適合的監管路徑。三是成熟的執法框架，不僅有規則,還有明確的執法機制和監督權力。四是創新友好，DFSA沙盒為創新提供了結構化路徑,同時保持監管監督。五是國際認可，迪拜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增強了其監管框架的可信度。七、對企業的合規建議7.1 選擇合適的監管路徑VARA路徑適合面向更廣泛市場(阿聯大陸和大部分自由區)的項目，適合計畫大規模發行和二級市場交易的企業，同時需要完整的第1類許可證和持續合規。DFSA路徑則適合希望在DIFC營運的金融機構，適合初創企業希望通過沙盒測試商業模式，提供從測試到完整許可的清晰過渡路徑。7.2 許可申請準備關鍵步驟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業務計畫和可行性研究，主要是明確代幣化資產類型和目標市場、評估監管路徑(VARA vs DFSA)、制定詳細的業務計畫和財務預測。二是法律和技術架構，包括設計SPV結構(如適用)、開發或選擇智能合約平台、確保技術符合VARA技術標準。三是合規框架建設，包括建立AML/KYC程序、制定內部控制和風險管理政策、準備白皮書和風險披露檔案。四是資本和人力資源，包括確保滿足最低資本金要求、招聘或指定合格的管理團隊和合規官、建立適當的公司治理結構。7.3 持續合規管理營運階段的關鍵義務。一是定期報告，包括向VARA提交季度和年度合規報告、及時報告任何重大變化或事件、保持白皮書和風險披露的更新。二是審計和檢查，包括配合VARA的現場和非現場檢查、委任合格的外部審計師、進行定期的內部審計和風險評估。三是投資者溝通，包括維護透明的投資者關係、及時披露重要資訊、處理投資者投訴和查詢。四是技術和安全，包括定期審查和更新智能合約、維護網路安全措施、進行儲備證明和資產對帳。7.4 常見陷阱與規避陷阱一:低估許可時間和成本許可申請可能需要數月時間,涉及大量的檔案準備和與監管機構的溝通。企業應提前至少6-9個月開始準備，預留充足的法律和諮詢預算，考慮聘請熟悉VARA流程的本地顧問。陷阱二:白皮書和披露不充分監管機構對白皮書和風險披露的質量有很高要求。常見問題包括風險披露過於籠統或不完整、技術描述不清晰、代幣持有人權利模糊、缺乏對基礎資產的充分描述。陷阱三:AML/KYC實施不到位許多企業低估了建立符合監管標準的AML/KYC系統的複雜性。建議使用經過驗證的第三方KYC服務提供商、建立強大的交易監控系統、定期培訓員工識別可疑活動、保持詳細的盡職調查記錄。陷阱四:忽視持續合規獲得許可只是開始,持續合規同樣重要，包括建立合規日曆跟蹤所有報告截止日期、指定專職合規官負責監管關係、定期審查和更新內部政策、保持與監管機構的主動溝通迪拜通過VARA建立的RWA代幣化監管框架,是全球最具體和最全面的法律框架之一。通過明確將ARVAs歸類為第1類虛擬資產發行,並制定詳細的許可、披露和監督要求,迪拜為RWA代幣化提供了法律確定性和結構化的創新路徑。核心啟示。一是法律基礎堅實，VARA的ARVAs框架提供了明確的法律定義和監管類別,這在許多司法管轄區仍在發展中。二是許可是強制性的，發行人必須獲得第1類VARA許可證,提供完整披露,並遵守持續監督三是合規是全面的，AML/KYC、風險管理和客戶資產保護是許可和營運制度的組成部分四是市場准入開放，在受監管平台上允許代幣化資產的二級交易,為投資者提供流動性五是創新路徑清晰，DFSA沙盒為DIFC內的企業提供了補充的合規路徑,特別適合希望獲得DIFC金融許可的企業六是競爭地位領先，迪拜的雙框架(VARA + DFSA)使其在為現實世界資產代幣化提供法律確定性和結構化創新方面領先於許多司法管轄區對於有意在迪拜開展RWA代幣化業務的企業而言,成功的關鍵在於深入理解VARA和DFSA框架的差異和適用性；提前規劃許可申請,預留充足的時間和資源；建立全面的合規管理體系,不僅滿足初始許可要求,更要確保持續合規；利用迪拜的雙軌系統,選擇最適合業務模式的監管路徑；密切關注監管動態,因為框架仍在不斷完善和發展。隨著全球RWA代幣化市場的持續增長,迪拜憑藉其明確的法律框架、戰略性的地理位置和開放的商業環境,已成為該領域最具吸引力的司法管轄區之一。對於準備充分、合規意識強的企業而言,迪拜提供了將傳統資產代幣化並進入全球數位資產市場的理想平台。 (數字新財報)

導語RWA2026年1月，隨著中央政法工作會議的召開，“虛擬貨幣立法”正式躍升為國家治理的核心議題。這一決策不僅是對過去十年行政監管模式的全面升級，更是中國在數字經濟時代爭奪全球競爭新優勢的戰略舉措。通過制度創新和法治落地，中國正在由單一的風險防控邏輯邁向系統性、長效化的監管模式。01 立法背後：從風險防控到主動規則設計過去十年，中國對虛擬貨幣始終採取高壓監管態勢，以防控金融和社會風險為主導。從2013年的《關於防範比特幣風險的通知》到2021年的全面“挖礦禁令”，一系列行政政策為遏制虛擬貨幣投機炒作、防止系統性金融風險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隨著全球區塊鏈技術的快速滲透和虛擬貨幣犯罪現象的技術化、國際化，傳統行政監管模式逐漸顯露侷限性，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01 執法效力不足：行政命令雖能短期見效，但缺乏高位階法律支撐。在跨境追逃、證據認定、司法協作等關鍵領域，往往因缺乏明確法律依據使得執法難以展開，導致違法犯罪表現出日益隱蔽和複雜的特點。02 創新與監管失衡：以“一刀切”方式進行的禁令在切斷投機炒作，加大風險防控的同時，也可能對區塊鏈技術的合法研發和創新應用形成制約，國內技術發展與應用場景均被動滯後於國際競逐。03 國際規則博弈壓力：近年，歐盟《加密資產市場法案》(MiCA)、美國《負責任金融創新法案》等全球監管框架逐步建構，成為各國數字經濟治理的範例。相較之下，中國若繼續缺乏相關法律體系，不僅將削弱監管效率，也難以在國際數字金融規則制定中爭取更多話語權。本次會議明確提出“主動提出立法建議”，展示了政府治理邏輯的深刻轉變：從被動應對虛擬貨幣的潛在風險，轉向前瞻性地設計監管規則，以法治方式促進風險化解，同時釋放創新發展紅利。這一變革，也表明了中國數字經濟治理從基礎防控走向成熟化、精細化。02 立法前瞻：建構覆蓋全鏈條的法治治理架構面向未來虛擬貨幣的立法，將如何具體著眼於平衡監管與創新？綜合國際經驗和中國既往實踐，預計法律框架將包括以下幾個核心層面：核心在於對虛擬貨幣的基本法律定位展開明確，例如，確定其是否屬於可定義的“財產”，以及在何種條件下能夠受到法律保護。這將是解決民事糾紛、刑事追贓、稅收管理等系列問題的法律基礎，也直接影響普通投資者的權益保障。虛擬貨幣涉及的生態鏈條十分廣闊，包括發行、交易、兌換、託管、支付等多個環節。立法應明確各個領域的標準化流程和參與方的合規責任，從而建立具有穿透式監管效果的框架。立法將推動虛擬貨幣涉及的交易所、錢包供應商等平台落實“瞭解你的客戶”（KYC）要求，履行反洗錢（AML）和反恐融資（CFT）義務。同時，鼓勵各級監管機構利用區塊鏈溯源、巨量資料洞察和人工智慧分析等手段，全面提升治理科技化水平。針對此前日益猖獗的虛擬貨幣犯罪行為，立法將對詐騙、洗錢、非法融資、恐怖主義支援等行為設立更加嚴厲的刑罪及量刑標準，從而鞏固社會穩定和經濟安全。立法可能預留部分“創新窗口”，通過沙盒監管機制在可控範圍內支援區塊鏈技術的探索性研發。特定區域、領域內的試點，為虛擬貨幣技術的合規性落地提供試驗場。03 行業與個人的應對之策隨著虛擬貨幣治理從行政管理過渡至法治化，未來國家將逐步完善法律框架和合規標準，這將深遠影響行業企業和個人投資者。如何正確應對這一變革值得深思。對於虛擬貨幣行業從業者，未來的變革既是挑戰也是機遇。在“合規為先”成為行業發展主旋律的大背景下，企業需要盡快啟動自查與合規準備：梳理業務模式：及時審視當前與監管要求不符的業務，制定調整計畫。強化內部治理：升級內部風險控制體系，增設反洗錢及知情披露機制。參與政策制定：主動通過行業協會或官方管道，為立法建言獻策，有助於爭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合規化治理將“洗牌”現有市場，但也為有實力、有遠見的企業提供了脫穎而出的發展契機。此外，區塊鏈行業的健康發展將為技術底層的創新研髮帶來更大支援，並推動國內數字經濟向更高水平邁進。對於普通投資者來說，在法律正式明確之前，堅持“遠離炒作、理性學習”是最佳選擇：避免投機陷阱：目前全球虛擬貨幣市場仍存在泡沫與灰色地帶，在監管不到位的情況下，中小投資者容易陷入資金騙局。學習數位資產基礎知識：隨著區塊鏈和數位資產法律框架的建立，未來合規投資管道將逐步開放。因此，提前理解虛擬貨幣和數位資產的運作方式，將幫助投資者在未來市場成熟時更理性地參與。04 中國在數字經濟新時代的全球定位虛擬貨幣立法不僅是一國監管手段的革新，更是國際經濟格局中爭奪話語權的重要環節。在全球主要國家加強虛擬貨幣法律規制、推動跨國協作的背景下，中國的立法實踐將成為提升數字經濟領域競爭力的重要抓手。通過制定公平、透明、高效的法律制度，中國有望參與乃至主導全球數字金融規則的治理體系，增強國際影響力。與此同時，法律的落地也將為全球虛擬貨幣生態注入更多技術規範和安全保障，有助於推動數字經濟朝著更加健康、穩定的方向發展。虛擬貨幣立法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治理升級，這不僅是中國數字經濟治理現代化的重要體現，也是參與國際規則設計和競爭的先手棋。對於整個社會而言，這場法律變遷將深刻影響未來的技術創新和金融生態。站在時代變革的起點，我們需要以智慧和理性迎接立法帶來的全新機遇，攜手建構一個更加安全、開放、規範的數字經濟生態系統。 (國英珩宇生態)

世界首富埃隆·馬斯克起訴微軟和OpenAI一案有了最新進展，該案即將進入審判階段，這意味著微軟與OpenAI將不可避免的和馬斯克對簿公堂。2024年3月，馬斯克首次在加州對OpenAI及其CEO薩姆·奧爾特曼等人提起訴訟，指控他們違反了他在2015年幫助建立這家人工智慧（AI）研究公司時訂立的合同協議。同年8月，馬斯克對OpenAI提起的訴訟升級，他指控OpenAI與微軟合謀，試圖壟斷生成式AI市場，並通過非法手段排擠競爭對手。當地時間周四（1月15日），加州聯邦法官伊馮娜·岡薩雷斯·羅杰斯（Yvonne Gonzalez Rogers）駁回了OpenAI和微軟要求撤銷馬斯克相關指控的請求，並下令案件進入陪審團審理，審判預計將於4月下旬開始。在裁決中，岡薩雷斯·羅杰斯拒絕駁回馬斯克關於OpenAI違反其作為慈善信託運作承諾的指控。她寫道，儘管證據尚不明確，但馬斯克主張，他對OpenAI的捐助“具有明確的慈善目的，並且附帶了兩個基本條件，OpenAI必須保持開源，並且必須繼續作為非營利組織存在——這些目的與OpenAI的章程和使命是一致的”。法官還拒絕駁回馬斯克提出的欺詐指控，並援引了OpenAI聯合創始人格雷格·布羅克曼（Greg Brockman）2017年的電子郵件和私人筆記。布羅克曼在當年9月的一封郵件中告訴馬斯克，他“希望繼續保持OpenAI的非營利結構”。不過，法官也駁回了馬斯克關於微軟“不當得利”的主張。她表示，要成立該指控，馬斯克至少需要與微軟之間存在某種“准合同關係”。馬斯克於2015年與奧特曼等人共同創立了 OpenAI，並於2023年創辦了自己的AI公司。OpenAI在一份聲明中表示：“馬斯克先生的訴訟毫無根據，只是他持續騷擾行為的一部分，我們期待在庭審中證明這一點。我們仍將專注於賦能OpenAI基金會，該基金會已經是史上資源最為充足的非營利組織之一。”OpenAI已在去年11月完成了重組，作為最大股東的微軟獲得了27%的股權。OpenAI重組旨在更好地吸引投資，該公司據稱正在推進首次公開募股（IPO）。OpenAI在去年10月完成了一輪二級股份交易，估值5000億美元，市場傳言其目標是在股市上市時實現1兆美元的估值。 (財聯社AI daily)

How Consent Can—and Cannot—Help Us Have Better Sex“同意”這一概念在法律上至關重要，但終究令人難以滿足。是否還有另一條出路？插畫：Michelle Mildenberg Lara1978年，格蕾塔·希巴德（Greta Hibbard）22歲，住在俄勒岡州鄉下。她有一個兩歲的女兒，一份最低工資的工作，還有一個失業的丈夫。後來她說，自己當時“靠花生醬三明治過日子”。她和丈夫約翰·賴德奧特（John Rideout）經常吵架；有時他會打她，或強迫她發生性關係。10月10日下午，他又一次這麼做了，希巴德逃到鄰居家。賴德奧特追過去，在公園裡將她逼到角落，強行帶回家。進屋後，她說，他朝她臉上猛擊數拳，扯下她的褲子。他們的小女兒在一旁目睹了全過程，哭著跑進臥室，而父親正在侵犯母親。從法律角度說，這可能構成強姦——在當時還是個全新的想法。直到上世紀70年代中期之前，美國大部分性行為並非由“同意”理論來規範，而是由“財產”邏輯支配：丈夫強姦妻子，就像闖入自家房子一樣，根本不可能被逮捕。1977年，俄勒岡州成為最早將婚內強姦定為非法的州之一，即便如此，一些政客仍認為該法只應適用於分居或正在離婚的夫妻。一位加州參議員一語道破主流態度：“如果你不能強姦自己的妻子，那你還能強姦誰？”希巴德本人也是剛得知自己有權拒絕與丈夫發生性關係。（她在一家婦女危機中心看到牆上貼著標語：“如果她說不，那就是強姦。”）事發前一晚，她和賴德奧特正與鄰居聊天，她提到了這項新法律。“我不信，”賴德奧特說。幾天後他被捕時，依然不信。隨後發生的“俄勒岡州訴賴德奧特案”（Oregon v. Rideout），成為美國歷史上首次有男子因強姦同居妻子而受審的案件，也成為對“同意應決定性行為合法性”這一理念的一次關鍵考驗。薩拉·溫曼（Sarah Weinman）在《未經同意：一場標誌性審判與數十年推動婚內強姦入罪的鬥爭》（Without Consent: A Landmark Trial and the Decades-Long Struggle to Make Spousal Rape a Crime，Ecco出版社）一書中重述了這個故事。溫曼以用真實犯罪手法書寫思想史著稱：她此前的著作分別聚焦於曾與《國家評論》創始人小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交好的連環殺手，以及據信啟發納博科夫創作《洛麗塔》的綁架案。即便題材沉重，她的文風依然輕快。例如，賴德奧特的審判充斥著種種荒謬：他的辯護律師大肆抹黑希巴德的性史——兩次墮胎、一段所謂的女同經歷，以及她曾指控賴德奧特同父異母的兄弟性侵（據溫曼所述，希巴德因遭到威脅而撤回指控）。就連檢察官也覺得賴德奧特“看起來是個好人”。“我不認為他該坐牢，”他對媒體說。當賴德奧特最終被判無罪時，法庭內爆發出掌聲。希巴德在審判後幾乎立刻與賴德奧特和好，但幾個月內便與他離婚。溫曼卻一路追蹤賴德奧特直至2017年——那一年，他再次因強姦受審。這次的受害者是謝拉·莫克斯利（Sheila Moxley）——一名熟人，勉強允許喝醉的賴德奧特在她修家具後睡在沙發上；以及特蕾莎·赫恩（Teresa Hern）——他長期斷斷續續交往的女友。兩名女性都在半夜被賴德奧特按住並強行發生性關係。辯護律師再次試圖將她們描繪成撒謊、設局勾引男人的蕩婦。但這一次，賴德奧特被全部罪名成立，最終判處25年監禁。“你是個壞人，”莫克斯利在聲明中讀道，“你是個邪惡的人。你是個怪物。”溫曼選擇以賴德奧特的兩次審判作為全書首尾，講述了一個“惡有惡報”的故事：在一個人的一生跨度中，社會終於認真對待強姦，並懲罰那些作惡者。這聽起來令人欣慰。但歷史的真實軌跡並非如此簡短，也遠未確定地朝向正義彎曲。今天，約十分之一的美國女性曾遭親密伴侶強姦——這一比例與80年代報告的資料大致相同。今年，川普政府甚至一度刪除了疾控中心（CDC）網站上關於親密伴侶暴力和性暴力的統計資料；頁面後經法院命令恢復，並附上免責聲明：“本頁面內容不代表現實。”唐納德·川普本人至少被24名女性指控性不當行為。他否認所有指控，包括其第一任妻子伊萬娜（Ivana）的證詞——她曾在宣誓下作證，稱川普將她摔在床上，扯下一撮頭髮，然後強行與她發生關係。她後來澄清，自己使用“強姦”一詞並非指“字面或刑事意義上的強姦”。在溫曼的後記中，她簡要提及終結強姦（無論是否婚內）仍是未竟之業。但她似乎默認，社會至少已在性行為規制的哲學基礎上達成共識。“年輕一代對這些問題要清晰得多，”溫曼寫道，“他們理解‘同意’必須由具備能力者‘自由且理智地’給出，任何低於完全同意的行為都應被視為強姦。”我認為，這種“清晰”並不存在。不僅川普、傑佛瑞·愛潑斯坦（Jeffrey Epstein）、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布羅克·特納（Brock Turner）、比爾·考斯比（Bill Cosby）、肖恩·庫姆斯（Sean Combs）、多米尼克·佩利科（Dominique Pelicot）及其眾多同夥似乎對“同意”頗有微詞，就連女權主義者自身也存在質疑。她們追問：“自由且理智”究竟意味著什麼？“完全同意”又包含那些要素？誰才真正具備同意的能力？我們又該如何處置強姦犯？對某些第二波女權主義者而言，一個生活在父權制下的女性“同意”與男性發生性關係，本身就是荒謬的。畢竟，我們不會認為農奴“同意”為封建領主勞作：農奴或許喜歡耕田，甚至愛戴主人，但她並非主動選擇務農，而是被僵化且常具暴力性的社會限制所困，無法追求其他可能。即使假設這種選擇是自由的——即使數十年艱苦卓絕的女權鬥爭已帶來某種解放，使女性不再類比於農奴——這種選擇又能否稱得上“理智”？有些女性覺得編織令人愉悅、安心，且彰顯女性氣質，但如果編織有10%的機率導致強姦，又有多少人會推薦朋友嘗試？這類爭論在70、80年代頗為活躍，由凱瑟琳·麥金農（Catharine MacKinnon）和安德莉亞·德沃金（Andrea Dworkin）等女權主義者提出——德沃金本人就曾遭丈夫毆打。如今，這種核心觀點（常被簡化為“所有異性性行為都是強姦”，儘管麥金農和德沃金從未確切寫下這句話）看似近乎荒誕。激進女權主義者不再指責異性戀女性“與敵人同床”。人們普遍接受：即使經濟上依賴丈夫，女性也能真正同意與其發生性關係。但隨之而來、卻較少被接受的推論是：她也可以同意與付費的陌生人發生性關係。許多女權主義者如今認為，若否認這一點，反而是將女性幼稚化、使其屈從於國家或道德主義，而非承認她對自己身體的主權。但第二波女權主義批判的核心——即在權力不平等關係中，表面的“同意”並不充分——仍在其他議題中延續。兒童便是顯例。詩人瑪麗·卡爾（Mary Karr）曾形容兒童是“三英呎高、身無分文、沒有工作、目不識丁”的群體。我們很容易對強迫或脅迫兒童發生性行為感到震驚。但如果是兒童自稱“想要”的性行為呢？兒童能同意與其他兒童發生性關係嗎？能同意與成年人發生嗎？一個19歲女孩能合法地與繼父發生她自認為充滿愛意且雙方同意的性關係嗎？那與繼母呢？學生能選擇與教授發生性關係嗎？僱員能與上司發生嗎？我們如何回答這些問題，取決於我們認為那些人過於輕信、脆弱或被剝削，以至於必須保護他們免受自身慾望的傷害。通常，我們更願意在短期內限制人的自主權。青春是最短暫的狀態：今天我們保護的孩子，長大後將成為需要保護他人免受其侵害的成年人。但有些人，從法律上講，永遠無法脫離“童年”狀態。2018年，羅格斯大學前倫理學教授安娜·斯塔布菲爾德（Anna Stubblefield）對一名患有腦癱、無法言語、由母親和兄弟監護的男子D.J.認罪，罪名是加重刑事性接觸。此案令其他倫理學者著迷，因為它似乎將“脅迫性同意”的辯論具象化了。斯塔布菲爾德曾與D.J.使用一種名為“輔助溝通”（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的技術——由健全者扶住非言語殘障人士的手臂，助其打字。D.J.在打字中表達對兩人性關係的喜悅：“我人生第一次感到活著。”這些話真的出自他本人嗎？像D.J.這樣的人，能同意發生性關係嗎？如果不能，他是否只能終身禁慾，或註定被強姦？對自由主義者而言，另一個難題是：即使在不存在明顯權力失衡的成年人之間，某些性行為是否也應被禁止？2001年的案例無法迴避：兩名德國男子在網上相識，約定其中一人割下自己的陰莖，兩人一同吃掉。在失血過程中，這名自願截肢者被拍下持續明確表示同意被殺死並肢解的畫面。一些哲學家提出，或許我們不應被允許放棄未來的同意權——無論是通過同意嚴重身體傷害或死亡，還是簽訂剝奪長期自主權的契約。但如果橄欖球運動員能在場上同意互相毆打，為什麼我們不能在床上這麼做？如果我們想禁止人們為追求幻想而自我臣服，那就必須將極端BDSM關係和包含“侍奉”一詞的婚姻誓言都定為犯罪。因此，對“同意”的一種批評是：它過於寬容，忽視了脅迫或妄想可能製造出“同意”的假象。另一種批評則是：它過於嚴苛且具有懲罰性。數十年的法律改革擴大了法律上視為強姦的情形：強姦罪不再僅限於持械陌生人襲擊掙扎中的受害者（理想情況下還須是白人處女）。在大學校園，“不就是不”（no means no）的理念已被“是才是是”（yes means yes）取代——因為大量證據表明，許多人在恐懼中會僵住，無法開口說話。這一轉變的批評者擔憂：當雙方都爛醉如泥，或一方事後撤回同意時該如何處理。他們認為，降低強姦認定門檻會導致誤解被刑事化（或至少被訴訟化），從而抑制那種某些女權主義者本希望倡導的無憂無慮的性探索。“我想不出還有什麼比讓我們相信‘每個角落都有性侵’更能奴役女性了，”自稱女權主義者的勞拉·基普尼斯（Laura Kipnis）在2017年出版的《不受歡迎的示好》（Unwanted Advances）一書中寫道，該書探討“校園中的性偏執”。基普尼斯描述她母親笑著回憶大學教授繞著桌子追她、試圖親吻她的往事。她認為，如今鼓勵年輕女性將此類“愚蠢行為”視為“致殘性創傷”，實則固化了關於女性天真、純潔與無助的性別偏見。另一種解讀是：年輕女性已帶著一種相當“男性化”的權利意識，認定自己無需對冒犯者寬容微笑。但基普尼斯在更廣泛的意義上是對的：將我們的愛慾生活官僚化，並非通往解放之路。基普尼斯的書出版六個月後，《紐約客》和《紐約時報》的記者發表了十余項針對哈維·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的指控，引爆了主流#MeToo運動。隨後的披露浪潮清楚表明：性暴力何其普遍，受害者站出來又會承受何等損失。例如，作家莫伊拉·多尼根（Moira Donegan）在評論克里斯汀·布萊西·福特（Christine Blasey Ford）回憶錄時指出，福特人生的關鍵時刻並非如她所述——被一名17歲少年推倒在床上、跨坐在她身上、試圖撕扯她的衣服、摀住她尖叫的嘴，而他的朋友在一旁大笑；而是當社會（或至少國會）認定她是騙子，並讓那個壓制她的男孩成為最高法院大法官。對《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Title IX）和#MeToo運動的反彈，讓人誤以為此類行動對男性的主要影響只是暫時剝奪他們的游泳獎學金、出書合約或政治影響力。（安德魯·科莫失敗的市長競選就建立在選民會忘記司法部認定他曾性騷擾13名女性並對部分舉報者實施報復這一前提上。）但強姦也是刑事犯罪，許多人——往往是貧窮的非裔或拉丁裔男性——可能因此在監獄中度過數十年，有時甚至是冤獄：想想中央公園五人案（Central Park Five）。某些罪行的量刑差異令人震驚：被定罪的法定強姦案中，約五分之四的罪犯是原住民。一方面，很難主張強姦罪被過度調查，或受害者被過度採信。例如在芝加哥，2018至2023年間警方收到逾兩萬起性犯罪報案，僅有約300人入獄。另一方面，任何對強姦感到震驚的人都應極度警惕：將那怕多一個人送進監獄都令人不安，因為監獄中（尤其常由獄警實施的）性暴力極為普遍。州級和聯邦監獄中的男女報告被脅迫或強迫發生性關係的比例幾乎相同。這並非否認強姦與厭女症的關聯，而是指出：在某些情境下，受害者的角色可能被暴力地重新分配。正如女權主義者長期強調的：強姦偶爾關乎性，但始終關乎權力。如果說過去十年的爭論闡明了一件事，那就是：僅靠“同意”無法拯救我們。我們依然判斷力糟糕、溝通缺陷、沉迷於使人喪失行為能力的物質，並對女性懷有暴力化的色情蔑視。然而，我們又能轉向何處尋求規制？若讓一個道德說教的政府進入臥室，就可能失去避孕、同性戀或邊緣性行為等來之不易的自由。如今我們無法忽視的是：大學管理者大多是規避訴訟的機器。標籤轉瞬即逝；最惡劣的人仍自視為真正受害者，並繼續統治國家。監獄在強姦問題上毫無道德權威。正是在這種僵局中，一批新書應運而生：約瑟夫·菲舍爾（Joseph Fischel）的《去他的同意：邁向更佳的性正義政治》（Screw Consent: A Better Politics of Sexual Justice）、凱瑟琳·安吉爾（Katherine Angel）的《明天的性會再次美好：同意時代的女性與慾望》（Tomorrow Sex Will Be Good Again: Women and Desire in the Age of Consent）、瑪農·加西亞（Manon Garcia）的《同意的喜悅：良好性愛的哲學》（The Joy of Consent: A Philosophy of Good Sex）。這些書並非主要批判法律體系：它們普遍認同，如菲舍爾所言，同意是“性侵法律中現有最不壞的標準”。但它們擔憂：文化上對同意（尤其是“熱情同意”）的強調，已將性“劃分為‘棒極了’和‘強姦’兩類”（菲舍爾），忽視了女性慾望的複雜性（安吉爾），並強化了“性是女性給予男性的禮物”這一觀念，而非平等者共同享受之事（加西亞）。這一類型中最新且最有力的作品，是喬治城大學哲學與殘障研究教授奎爾·庫克拉（Quill Kukla）的《超越“是”：人人皆可享有的愉悅與自主》（Sex Beyond ‘Yes’: Pleasure and Agency for Everyone，諾頓出版社）。這部半手冊、半宣言式的作品提出了諸多切實可行的建議，教我們如何將“同意的性”轉化為“美好的性”——如何不僅學會接受與拒絕，還能學會邀請、警告、提問乃至命令。庫克拉是非二元性別者，對BDSM既有學術興趣也有個人體驗，有時會對“香草味”異性戀伴侶略帶居高臨下——認為他們“從未被迫反思自己的性實踐與慾望，因而可能缺乏發展這些技能的機會”。但書中探討的話題具有廣泛吸引力：例如，如何與患痴呆症的伴侶進行合乎倫理的性行為，或通過教導兒童使用“安全詞”來界定身體邊界，這種做法本身具有解放性。庫克拉抱怨：我們太少討論如何擁有美好的性，卻太多聚焦於如何避免糟糕的性。他們尖銳指出，“奪回黑夜”（Take Back the Night）等倡議適得其反——通過暗示女性在街頭面臨陌生人性侵高風險，反而加劇了她們對伴侶或熟人的依賴（而90%以上的強姦由後者實施）。他們認為，主流（有時甚至是女權主義）將男性身體視為骯髒且具威脅性的觀念，實則是一種強姦文化，因為它維持了“性是男性必須從女性身上搾取之物”的想法。讀者合上庫克拉的書時，可能會產生一種印象：強姦犯不過是尚未有機會培養“美好性愛所需複雜技能”的人。這聽上去或許天真，實則不然——美國司法部2000年一份報告發現，性侵犯罪最常見的年齡是14歲。任何倡導更好性愛的人，都必須首先相信：男孩與男性有能力改變。就性教育而言，《超越“是”》清晰直白；在一個更好的世界裡，它理應進入高中課堂。但庫克拉也承認，性教育並非萬能：“即便世上最擅長溝通的人，在性規範與法律極度嚴苛且具懲罰性的國家，或被困在監獄、醫院等毫無隱私、燈火通明的機構房間中，也無法擁有強大的性自主權。”庫克拉偏愛的術語“性自主”（sexual agency），與“性同意”的區別，恰如可步行社區與封閉小區之別。如果說同意是我們短暫解除他人“不得觸碰我們”義務的權利，那麼自主權則是我們在能自由追求慾望的條件下生活的權利。庫克拉將這種條件稱為美好性愛的“腳手架”（scaffolding）。例如，如果女生聯誼會成員跳舞、飲酒、與陌生人接吻的地方，不是由一群彼此宣誓效忠、且自身不乏性霸凌行為的男性營運的房子，她的“腳手架”就更穩固。如果寄養兒童擁有帶鎖的獨立臥室，他的“腳手架”就更完善。避孕措施和PrEP（暴露前預防用藥）可以成為更好性愛的腳手架，經濟獨立亦然。庫克拉提到“24小時公共交通”，讓人們“確信自己隨時能安全輕鬆地離開”。讀到此處，我想起賴德奧特對謝拉·莫克斯利的侵犯——當時他醉得無法騎車回家。如果門外就有公車站，莫克斯利是否就能更有底氣地趕走賴德奧特，鎖好門，安然睡過整夜？我的疑問令人不適——近乎責怪受害者。畢竟，賴德奧特強姦莫克斯利，並非因為他不願付計程車費，而是因為他根本不把她當作完整的人。庫克拉當然意識到此類案例，卻有意避開性別化分析，轉而聚焦促成糟糕性行為的物質現實。“腳手架”終究更像全民基本收入，而非賠償。無論如何，錢就是錢。我們不禁想像：如果格蕾塔·希巴德當年能獲得稍多一點“性自主權”的經濟支援，人生是否會不同？19歲懷孕時，她最初拒絕賴德奧特的求婚，認為他“不負責任”。但在靠福利獨自撫養嬰兒數月後，她改變了主意，接受了已參軍的賴德奧特。即便希巴德告訴父母賴德奧特開始踢打她，父親仍說她有義務維持婚姻，母親則拒絕資助離婚。希巴德身邊或許有怪物，但她無疑生活在一個怪物般的結構之中。 (邸報)

有句話怎麼說來著：“不靠譜的媽媽給不靠譜開門，不靠譜到家了！”，今天我要來說說，現在的法國，究竟能有多麼荒唐和不靠譜！這一陣子，全法國最火爆的新聞是：被人非法佔屋，結果被判刑罰款的居然是房主，而且還被警局告誡不許再接近她自己的房子。真的是太誇張，諷刺，原來“沒天理”，不僅可以是形容詞，也可以是事實！法國是個很各色的國家，在意識形態上，一直都高度不統一，各說各的理，但這次真的是犯了眾怒，所有人都在支援房主Karine Lellouche，強烈譴責政府。《巴黎人》在X上報導有一百一十萬的播放量，對法國來說，這流量是真的潑天的連Karine自己都說：“制度站在我的對立面，但人民站在我這一邊。”（“L’institution est contre moi mais les citoyens sont avec moi.”）誰承想，在有生之年，居然能看到幾千年來人類社會根基瓦解：不再保護財產私有制，這事兒其實一點也不可笑，細思極恐，背後嗖嗖的冷。這事是這樣的。房子是Karine父親的遺產，父親去世後，一直都空著。法國遺產稅很高，遺產程序也很複雜，不過，這不是今天的主題。總之，她只能把房子賣掉，用來付遺產稅。Karine被佔的房子當她找到一個願意購房的房產公司後，發現房子被佔了，而且有一段時間了，因為佔屋人還自己找電力公司拉了電線，安裝了上網的光纖，明擺著要長住。很多法國人都相信，在房屋被佔48小時內報警的話，警察就會直接介入驅逐。事實上，甚至連法國司法部都已正式確認：不存在任何一條法律規定“超過48小時就不能報警驅逐非法佔屋者”，無論是48小時之內還是更長時間，發現屋子被佔，你都需要報警，提交證明檔案，並等待結果。Karine趕緊報警，但沒用。因為佔屋者說，他來的時候，房門是開的，他沒使用暴力手段。此時，只有兩條路可選：A、向省長申請緊急驅逐。B、聘用律師，走正常法律程序驅逐，這樣的話，兩三四五年，都很常見。2023年7月23日法國全民議會通過新版反佔屋法向省長申請緊急驅逐，是法國2023年由當時的執政黨議員堯姆・卡斯巴裡安（Guillaume Kasbarian）牽頭，新修改過《La loi anti-squat》（《反佔屋法》）設定的，就是為了可以更快速地驅逐佔屋者。可問題是，無論是所謂48小時報警驅逐還是讓省長下令緊急驅逐，其中，最關鍵的點就是：被佔的房子是否為該房主的主要住宅(résidence principale)。“主要住宅”是個很法國的概念，在法國一個人可以擁有很多套房子，但每個人只能擁有一個“主要住宅”，因為主要住宅，在貸款購買還是售賣方面，會有一定的政府支援和減稅。雖然法國曾經出現過，出門度假回來自己住宅被佔了的情況，但那真的太少見了，絕大多數被佔的屋子，都是像Karine這樣，是很久沒有人去過的空屋子。既然被佔的不是主要住宅，就不屬於加急的範圍，同意還是拒絕，要看省長自己了。現在絕大多數佔屋者，都是沒有合法身份的偷渡或者流竄人員，為了逃避制裁，會有意帶著老人和孩子，省長下令驅逐之後，還需要再給他們安置。曾出現過佔屋者被驅逐，留下十幾個孩子變成無家可歸的人，孩子做錯了什麼？我刷到一個視訊，就是警察們把一窩十幾個佔屋者從一個被佔的房子驅逐出去之後，直接送酒店去了，這不僅是錢的問題，還有人員，地方，都是很令人頭疼的事。能想像麼，這是巴黎市政廳廣場除此，法國那種發了幾百個帳篷，組織偷渡人群去巴黎市政府門口示威幾個星期的“傻子”社會組織，是一把把遍地都有，如果在驅逐過程中出現任何問題，都會被抓住大做文章。這也是巴黎市政廳廣場省長雖然位高權重，也不過是在混口飯。所以，根據每個省，驅逐的力度相差很大。反對驅逐的人所以，Karine的請求被拒絕了，理由是無法證明佔屋者是使用暴力手段進入屋子。是否使用暴力入侵房子，這也是驅逐佔屋者一個複雜的錨點。因為佔屋人進入時，房主一定是不在場的，而以法國的水平，給這種空房子安監控的房主，基本也是沒有的，所以房主沒辦法證明這個佔屋的人，用暴力手段進入屋子。即使門鎖被換，門窗損壞，但也有可能是，有小偷來過，走的時候沒有關門呢？糾結暴力手段，因為法國的“佔屋者”，從法律的角度上來說，分成兩類：1，沒有租房合同，沒有約定，像Karine這種，被不認識的陌生人非法強佔；2，有租房合同或約定，但不支付租金，且到期不走的老賴。像Karine這種被陌生人非法強佔，雖然近年來數量有所上升，但還是少數，而在法國，租房不付租金的老賴，真的太多了。不能說每個月，但每年，我都能聽到身邊朋友遇到房客不付房租的事情。雖然都是佔屋不付錢，但從法律層面上來說，兩種的處理方式是不同的。後者因為有過合同或約定，就是擁有了“居住權”，處理起來更麻煩，只能去法院走司法程序。所以這也是警方一定要房主證明佔房者使用暴力手段的主要原因之一。因為出現問題之後，大多數佔屋者都會咬定說，房主同意讓我住，才把門打開的，或我每個月都給了現金的，可對警方來說，怎麼才能知道，房主和佔屋者之間，到底有沒有約定，是不是房主反悔了？總之，被省長拒絕之後，Karine十分崩潰，她覺得被國家拋棄了，要我說，這並不是“覺得”，而根本就是。而且當初她要賣房子是為了付遺產稅的，她真的等不了那麼久。這時有人在網路上聯絡她，說5000歐，我幫你把佔屋人搞走。明知道有風險，但Karine真的別無選擇，於是決定鋌而走險。這個中間人拿了5000歐，找了兩個流浪漢，一個人給了200歐，然後這兩個流浪漢去Karine的房子裡，跟佔屋人打了起來，是佔屋人報了警。後續就是Karine因“暴力共犯”被判刑罰款，還被禁止接近自己房子，而佔屋人繼續住在Karine的房子裡。其實，本來波爾多法院還曾建議判Karine3年監禁，罰5000歐的，但隨著這件事在社會上的發酵，最後判得比建議輕很多。對司法絕望，自己想辦法驅逐佔屋人，Karine可不是第一個，現在有越來越多的法國房主，明知犯法，但還是用自己的手段去處理佔屋的問題。這又怪誰呢？當政府和法律，不再能保護一個公民合法權利的時候，每個人就會用自己的辦法，去尋找公平，這是多麼可悲的事實。有個在馬賽的年輕人，不想連累朋友，就自己拿著手機支架，在全程錄影的情況下，把被佔屋門踹開，把佔屋人的東西都收了起來。重新換了鎖，在門上留了個條說：想要東西的話，給他打電話。當晚佔屋人跟他聯絡，表示要拿東西，並離開了他的房子。並不是繞過法律，自己解決就會有效，以惡打惡結果可能出現人身傷害，或者更難控制的場面。專門購買被佔房屋的房屋中介現在法國甚至衍生出了專門購買被佔房屋的房屋中介，很低的價格購買被佔的房子，或者走司法程序，或者想辦法把佔屋人趕出去，再把房子賣出去，從中獲利。我看到一個南法的十幾平的小房子，甚至只買了1000歐，因為對於房主來說，把被佔的房子買到，損失的金錢，但甩掉的是麻煩。畢竟房子被佔，對房主來說，損失的遠遠不只是房租。被佔的房子，基本都成了這樣子，為了避免引起不適，我就不放更多圖了比如已經有里昂的房主發現有人佔了她常年不用的車庫，用來製毒，總之，在房子被佔期間，裡面所有發生的問題，吸毒、賣淫、殺人、火災、水災……都是房主的責任。司法程序特別慢，基本上幾年走下來，即使拿回房子，整個房子也就爛掉了，否則呢，難道你還指望著佔屋人給打掃衛生，修修補補，購買保險麼？這也是Karine最後找到的辦法，她以降低了8萬歐元的代價，賣掉了那所充滿了她兒時記憶的房子。房子明明是自己的，可被人非法佔據，卻還要不回來，這件事真的是十分荒誕；房子明明是自己的，房客拒不付房租，也無法驅逐，這件事就是十二萬分離譜。對了，法國還有個冬季保護法則，即使司法程序走下來了，每年11月到第二年3月，也不能驅逐不付房租的房客，幸好對強行佔屋者，並不適用於這個法則。更可笑的是，現在連政府低租金住房（HLM）機構，都要在房子空了之後，做一系列的保護，防止被佔。即使作為政府機構，他們也無法申請保護。出現這個問題，主要原因是，法國法律的基礎，是保護財產私有制，但也保護生命權和居住權，當這些權利出現在面對面的時候，究竟那一個該優先，才是公平的呢？這就是一個法律漏洞。因為國家機器越龐大越複雜，越想要保護到每一個側面，結果盲目地保護了那些鑽系統的蛀蟲，這個邏輯說起來，真的是非常不合邏輯，可就很荒唐的存在。而我想說的是，就是因為生活在全世界最安全的國家，我們才能帶著這種“天方夜譚”的心態去看待這則新聞，認可的一定要轉發給家人朋友感同身受一下！這種不可思議，本身就是一種被保護的幸運。 (盧璐說)

What Was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For?在美國籌備建國250周年慶典之際，許多美國人紛紛發問：人民是否真正當家作主？法律是否依然至高無上？本文即將刊登於2025 年 11 月 17 日的《紐約客》雜誌，印刷版標題為“Revolutionary Whiplash.”作者：吉爾·萊波雷（Jill Lepore）是《紐約客》的專職撰稿人，也是哈佛大學歷史學和法學教授。她的著作包括《最後期限》，該書榮獲美國筆會散文藝術獎。肯·伯恩斯的紀錄片《美國革命》講述了現代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如何在一場血腥而英勇的反暴政叛亂中誕生。這場叛亂既是內戰，也是全球戰爭。插圖：Keith Negley今年6月，佛蒙特州右下角一座磚砌小鎮的白色護牆板教堂外，一場“無君主”集會正在舉行。綠山居民們穿著雨衣，在珍珠灰色的天空下簇擁在一起。一些愛調侃的反君主制者戴著漢堡王的金色紙皇冠，而那些在著裝（甚至可以說在鱗翅目昆蟲模仿）上更為投入的人則打扮成橙黑相間的蝴蝶——這是美國唯一被允許存在的“君主”（註：英文中“monarch”既指君主，也指帝王蝶）。一位戴著彩虹桶帽的女士舉著標語牌，上面寫著“自1776年起拒絕君主”。在手制標語牌（硬紙板上用馬克筆書寫，用膠帶固定在木質庭院標尺上）的設計上，還存在著某種政治文學層面的“比創意”。“為我深愛的國家哭泣”很巧妙，但“讓奧威爾的作品回歸虛構”是否更勝一籌？亞伯拉罕·林肯的形象也出現在標語牌上，棕褐色調的面容神情凝重，上面寫著“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一張紅白藍三色印刷海報引用了托馬斯·潘恩《常識》中的名句：“在美國，法律就是國王！”無論有無“無君主”運動，美國革命250周年慶典都不可避免地成為一個契機，讓人們追問革命的意義、人民是否真正掌權以及法律是否依然至上。這場慶典於2025年4月19日在萊辛頓和康科德正式啟動——這一天是“響徹世界的槍聲”紀念日，標誌著戰爭的開始。清晨舉行了戰場重演活動，還有美味的蘋果酒甜甜圈。慶典將在2026年7月4日達到頂峰，這一天是《獨立宣言》簽署紀念日，全國各地將舉行煙花表演，還有熱狗、自行車比賽、綵球和鼓樂隊指揮等活動。從現在到那時，還將舉辦展覽、遊行、講座、野餐、抗議和集會，人們熱切希望並祈禱不再有政治暴力、不再有街頭流血、不再有槍聲響起。但在這一年裡，已經發生了多起政治暗殺事件，國民警衛隊被部署到美國多個城市，聯邦政府的蒙面特工將人們拖離街頭塞進無標識面包車——在這樣的背景下，和平慶典的前景似乎十分渺茫。這更可能是一個革命之年，而政治走向則尚不明朗。無論你對聯邦現狀持何種看法，或許都該謹慎對待自己的訴求。至於歷史——以及博物館、課堂、徒步旅行中所講述的美國革命故事，還有不可避免地，一旦行銷啟動後穀物包裝盒、高速公路廣告牌和汽水罐上呈現的版本——川普政府有自己的解讀，並希望這一解讀成為所有人的共識。但聯邦政府試圖掌控美國革命敘事的問題，早在唐納德·川普連任之前就已存在。美國250周年紀念委員會（一個協調慶典活動的兩黨機構，更廣為人知的名稱是“美國250”或“A250”）成立於2016年巴拉克·歐巴馬執政的最後一年。該委員會幾乎立刻陷入了內部紛爭，在之後的近十年裡，其職能失調嚴重阻礙了全國其他地區的籌備工作。這一點有據可查。拜登政府末期，A250與桑德拉·戴·奧康納創立的公民教育組織iCivics合作，調研全國各地計畫開展的活動。結果發現，這些活動甚至很難被發掘——正如iCivics的首席執行官告訴我的：“人們資金嚴重不足，到那時根本沒有任何成型的方案。”如今情況依然如此。今年夏天，A250與多家知名機構——包括iCivics、權利法案研究所、國家大教堂、“更完美”項目以及美國州立和地方歷史協會——的合作悄然終止。這個由國會設立的委員會，甚至難以維持表面上與白宮的獨立性。9月，川普任命的25歲前福克斯新聞製片人阿里爾·阿伯格爾（負責主持該委員會）在A250的官方照片牆帳號上發帖：“美國正在哀悼。上帝保佑查理·柯克。”幾天後，委員會以“嚴重且多次違反職權與信任”為由解僱了他。隨後政府停擺，導致國家檔案館閉館，其“美國故事”特展的10月開幕計畫被迫推遲；史密森尼學會的美國國家歷史博物館也閉館，其定於明年3月推出的“追尋生命、自由與幸福”特展可能同樣延期。而且這兩家機構與其他所有與聯邦政府有牽連的博物館一樣，都受到白宮專橫要求的束縛；州政府“照我說的做”式的壓力也日益普遍。美國革命慶典迄今為止如此敷衍了事，原因不乏其人。許多地方在2020年就開始籌備250周年紀念活動——當時正值《1619項目》（該項目本身也是為了紀念一個周年）推出後，喬治·弗洛伊德事件引發的社會運動期間；因此他們的計畫傾向於種族正義方向。但在2024年川普獲勝後，他們卻被要求轉向相反方向。一項早期行政命令譴責國內“分裂性、以種族為中心的意識形態影響”，並呼籲“恢復美國歷史的真相與理性”。在這一命令下，政府試圖規定美國故事的內容以及誰有權講述它。現在，許多聯邦資金的發放要求必須頌揚美國的偉大、軍事英勇和例外論。對此，一些地方、州和國家層面的組織乾脆拒絕申請這類資金。美國州立和地方歷史協會主席約翰·迪希特爾告訴我，有人對他說：“這筆錢是有污點的，無論如何我都不能接受。”還有一些組織則進行了反抗。今年4月，數字機會工作組終止了對各州人文委員會的所有國家人文基金會撥款後，俄勒岡人文委員會聯合州人文委員會聯合會起訴聯邦政府，稱資金被非法撤銷。俄勒岡委員會正利用其縮減後的國家人文基金會資金，舉辦一系列社區對話活動——尤其在農村公共圖書館——試圖以“超越250周年”為主題，搭建跨越全國政治分歧的橋樑。這是其中一個較好的案例。另一個案例是權利法案研究所的工作，該機構與美國商會基金會合作，在全國各地的學校舉辦公民知識競賽。“無論你是六年級還是八年級學生，當你深入瞭解這些檔案，探討‘為什麼’的問題，並深入思考如何將這些原則付諸實踐時，就能產生深遠的影響。”該研究所堅定樂觀的主席大衛·鮑佈告訴我。但即便鮑布也承認問題的嚴重性：公民課教師害怕教授公民知識，擔心政府或家長——或者兩者都擔心。“教師們感到非常焦慮。我們經常看到這種情況。他們很難觸及那些有爭議的話題——那些他們想談且知道必須談的話題。這就是250周年之際的美國。”在審查制度和其他形式威脅的壓力下（川普政府今年迄今已解僱了美國國家檔案館館長和國會圖書館館長，並竭力迫使史密森尼學會服從其策展要求），一些組織決定完全不採取任何行動，彷彿他們可以假裝這個國家即將迎來建國250周年紀念日這件事根本不存在。“人們嚇壞了，”一位藝術博物館策展人告訴我，她不僅擔心展出什麼，還擔心標籤上該寫什麼。她說自己一直在問自己：“我是不是應該只把東西掛在牆上，然後寫上‘這件物品製作於該時期’？”還有一些組織則選擇“反慶祝”，轉而貶低這個周年紀念日——遵循妮可·漢納-瓊斯《1619項目》原版引言中的邏輯，該引言將美國革命描述為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漢納-瓊斯寫道：“殖民者決定宣佈脫離英國獨立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們想要保護奴隸制制度。”一些著名歷史學家公開反對這一說法，導致《紐約時報》發佈了部分更正（將“殖民者”改為“部分殖民者”）。例如，一群歷史學家計畫在一次學術會議上舉辦專題討論，探討“抹黑”革命是否比紀念它更好。即使是那些決定為250周年做點什麼的文化機構——從歷史建築到公立學區和大學——其投入似乎也遠不及200周年紀念時。200周年紀念之際，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舉辦了一場近7000平方英呎的大型展覽，聚焦本傑明·富蘭克林和托馬斯·傑斐遜；儘管評論家認為該展覽有些俗氣，但它後來成為了一場非常成功的巡迴展。而2026年，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計畫在美國館展出其館藏的32件作品；我的一位同事稱舉辦這場展覽實際上是“象徵性的靜默抗議”。一位沮喪的策展人告訴我，這樣適度的規模是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唯一能做的，因為“看看我們所處的這個時刻”。另一種選擇是試圖捕捉當下這個時刻。紐約公共圖書館200周年紀念展覽“美國理念”展出了《海灣聖詩》《獨立宣言》和《權利法案》，但明年該圖書館計畫讓遊客反思這個周年紀念日的意義，並將他們的答案存檔。上世紀70年代，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在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的慷慨資助下，推出了為期一年的周六上午三小時熱線節目“美國議題廣播論壇”。但鑑於川普政府大幅削減了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的資金、撤銷了對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的資助，並關閉了公共廣播公司，公共媒體很難再開展半個世紀前那樣雄心勃勃的項目。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的一位發言人告訴我，其250周年紀念相關議程“仍處於規劃階段”。如今，一年的時間就像一輩子那麼漫長。2024年，費城的《獨立宣言》紀念館——一座200周年紀念時期重建的建築，傑斐遜曾在此撰寫《獨立宣言》——安裝了藝術家索尼婭·克拉克的作品《蒙蒂塞洛的後裔》，這部作品淒美而具有煽動性。克拉克在建築窗戶後面安裝了大型視訊監視器，面向街道外側，這樣路人就能看到傑斐遜所奴役之人的後裔（包括他與薩莉·海明斯所生的後裔）的影像和照片中的雙眼。《獨立宣言》紀念館隸屬於獨立國家歷史公園；在新政權下，國家公園管理局的任何景點都不允許展出任何審視美國歷史上自由與奴隸制關係、或原住民部落與聯邦政府關係的核心展品，因為這樣做現在被視為宣揚“腐蝕性意識形態”。總統官邸遺址建於華盛頓在費城居住期間的官邸地基之上，該遺址被要求審查描述九名曾作為華盛頓財產居住在那裡的人的展板——依據政府的要求，任何“不當貶低美國過去或現在民眾”的展品都必須移除。按照這一邏輯，指出華盛頓擁有奴隸就是貶低他，而假裝這九個人從未存在過，卻不會損害他們的記憶。（在網上，公民們一直在存檔那些註定要被銷毀的標語，相關標籤為“拯救我們的標語”。）博物館和其他機構面臨的障礙，使得許多機構已經推出或即將推出極具思想深度的250周年紀念展覽和活動，這一點尤其令人印象深刻。本月，科羅拉多州歷史學會將推出一個由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資助的展覽“塑造我們的時刻”，展出標誌美國歷史轉折點的文物，包括尼克松的錄音機、格蘭特和李在阿波馬托克斯簽署投降書時使用的墨水瓶、在墨西哥印刷的首批《瓜達盧佩-伊達爾戈條約》副本之一，以及1969年阿波羅11號帶回地球的一些月球岩石。科羅拉多州歷史學會充滿活力的首席創意官傑森·漢森告訴我，他認為250周年紀念是“一代人僅有一次的機會，去探討作為美國人意味著什麼，以及我們未來想要成為什麼樣的國家”。他還認為，在最初的13個殖民地（他稱之為“創始13州”）之外，人們對250周年紀念的態度更容易保持樂觀。“我們已經準備好接受這樣一種美國歷史——它並不總是說‘這件事的意義是這樣的’，”漢森告訴我，“這個國家正在就事件的意義展開爭論。”他願意參與其中。他同樣對該州紀念國家生日的計畫感到興奮——這也是科羅拉多州建州150周年。該計畫將組織團隊攀登該州的“14ers”（指海拔超過1.4萬英呎的山脈）。（事實證明，爬山是慶祝250周年的絕佳方式。“攀登山脈，發現美國”是傑斐遜的山頂故居蒙蒂塞洛使用的250周年紀念口號，該故居將推出一個新的歷史與公民中心。）回到大西洋沿岸，另一個早期令人驚豔的展覽是“《獨立宣言》的旅程”，該展覽於10月18日在費城美國革命博物館開幕，追溯了《獨立宣言》中的思想跨越數世紀、橫跨各大洲的傳播歷程。“我們一直在講述革命的故事，”該展覽的策展人菲利普·米德告訴我（米德曾是我的博士生，需要說明的是，我與這個話題的關聯緊密得就像信紙與信封）。他說：“你知道人們對故事的說法嗎？只有兩種情節：要麼是陌生人來到小鎮，要麼是一個人踏上旅程。我們在這裡講述的就是這兩個故事。《獨立宣言》來到小鎮，《獨立宣言》踏上旅程。”展覽以序幕開篇，展出了兩件借來的文物：據信傑斐遜撰寫《獨立宣言》時所坐的木質溫莎椅（借自美國哲學會），以及小馬丁·路德·金撰寫《伯明翰監獄來信》時所坐的生鏽金屬監獄長椅（借自伯明翰民權研究所）。《獨立宣言》來到小鎮，《獨立宣言》踏上旅程。我的非正式調查顯示，東海岸各州對即將到來的周年紀念壓力最大。與創始13州相比，美國其他地區則更為平靜。堪薩斯城正準備在明年夏天迎接約65萬名世界盃賽事遊客；7月4日，該市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國家博物館和紀念館將在“星條旗野餐”後點亮其217英呎高的自由紀念塔。亞利桑那州計畫推出一個巡迴博物館，將該州最珍貴的歷史文物帶到其所有15個縣，在公園、學校、圖書館和市政中心展出。該州的A250委員會（托霍諾奧德姆部落領袖弗隆·何塞擔任副主席）還借此機會講述原住民與西部的故事，並頌揚亞利桑那州的戶外資源，包括觀鳥和釣魚活動。“我們有‘自由行動遊行’，這是一場退伍軍人和軍人沿亞利桑那小徑的接力活動，”該委員會的執行董事告訴我，“路線從墨西哥延伸到猶他州。人們可以報名參加，在一年的時間裡完成。你可以步行、騎自行車、跑步或騎馬。”在山上揮汗跋涉——而不是思考約翰·伯戈因將軍在薩拉托加戰役中如何低估美國軍隊的實力——似乎是紀念250周年的絕佳方式，尤其是正如“我們創造”組織的負責人卡羅琳·克利巴諾夫告訴我的：“Z世代根本不關心這個時刻。”她正帶頭推動所有相關活動的“年輕化”，想辦法讓年輕人參與她所謂的“青年250”計畫的籌備，並利用這個周年紀念日談論未來而非過去250年的歷史。“讓這一切聚焦未來而非過去”也是薩拉·詹克斯的建議。薩拉·詹克斯是一名顧問，為全國各地的組織提供服務，幫助它們規劃250周年紀念活動。這裡的想法似乎是展望未來，因為過去具有分裂性，而現在則更糟。在美國這場危機之際，肯·伯恩斯的六集、十二小時PBS紀錄片《美國革命》問世，該片部分資金來自現已解散的公共廣播公司。這部紀錄片由伯恩斯及其長期合作夥伴薩拉·博斯坦和大衛·P·施密特執導，傑佛瑞·C·沃德編劇，具有伯恩斯1990年成名作《內戰》（時長11.5小時）的宏大格局、哀傷基調與肅穆氛圍。《內戰》不僅為他贏得了“美國頂尖紀錄片歷史學家”的當之無愧的聲譽，還確立了電視上呈現歷史的一種風格——這種風格被廣泛（且往往拙劣地）模仿，以至於如今既無處不在又令人厭倦。《美國革命》的驚人之處在於，它將長期以來被稱為“肯·伯恩斯效應”的拍攝手法運用到了更為尖銳的目的上——這一點在他2017年與林恩·諾維克聯合執導的深刻嚴肅的《越南戰爭》中就已顯現，該片不像《內戰》那樣朦朧，而是像刺刀一樣尖銳。這部新紀錄片是伯恩斯工作室推出的最佳作品，而且我懷疑也是最難製作的一部。《美國革命》之所以如此獨特和新穎，既不在於其劇本（沃德也為《內戰》和《越南戰爭》撰寫了劇本），也不在於其風格。影片中有悠揚憂鬱的18世紀風格音樂，還有演技精湛的演員朗讀18世紀信件中簡潔動人的片段：曼迪·帕廷金為本傑明·富蘭克林配音，大衛·奧伊羅為奧勞達·伊奎亞諾配音，克萊爾·丹尼斯為阿比蓋爾·亞當斯配音。與《內戰》中的馬修·佈雷迪照片不同，《美國革命》聚焦於18世紀的油畫肖像，以及檔案館、圖書館和博物館收藏的一千多張靜態影像（想必其中許多由於資金削減和政府審查，在2026年將無法展出）。影片熟悉的視覺語言包括緩慢掃過這些影像，交替呈現一百多幅戰場動畫地圖、美國風景的精美鏡頭（石牆、玉米地、篝火），以及無名重演者行軍、裝填步槍、發射大炮、月光下騎馬、在松木地板房間裡紡紗梳毛、在河岸洗衣擰衣的場景。影片中不乏泥濘的靴子和搖曳的燭光。相反，《美國革命》的獨特之處在於它忠實於最優秀、最複雜的學術研究——這些研究深刻、具有挑戰性且極具吸引力，尤其是作為思想史研究。川普政府不會“恢復美國歷史的真相與理性”，但這部紀錄片做到了。（伯恩斯很少公開表明政治立場，但自2016年以來一直公開反對川普，當時他稱川普屬於那種“在任何時代、任何地方都會出現的人”。）在他早期的作品中，伯恩斯往往依賴通俗歷史學家的敘事方式，結果好壞參半。大衛·麥卡洛為《內戰》擔任旁白，該片主要以謝爾比·富特的視角展開；而《棒球》（1994年）中最令人難忘的評論嘉賓是桃瑞絲·科恩斯·古德溫。許多學術歷史存在學究氣，且幾乎刻意脫離現實，但許多通俗歷史卻未能帶來任何新資訊，也未能讓觀眾直面任何困難或令人不安的事情（或者用川普的話說，任何“不當貶低”的內容）。《美國革命》借鑑了一些優秀通俗歷史學家的觀點，包括記者裡克·阿特金森，他深入淺出地解讀了一場又一場戰役。但伯恩斯及其團隊更多依賴學者的見解，包括弗裡德里克·貝爾、內德·布萊克霍克、克里斯托弗·L·布朗、凱瑟琳·杜瓦爾和艾倫·泰勒。這些學者出現在螢幕上，不僅是為了敘述發生了什麼（或者說不僅僅是為了敘述），更是為瞭解釋其意義。他們的觀點尖銳有力。“美國革命賦予美國的是一個真正的起源時刻，這是世界上許多其他國家所沒有的，”瑪雅·亞薩諾夫在紀錄片中說道。她接著表示，其結果是美國人“將這些特定年份、特定人物賦予了遠超任何事件和任何人所能承載的意義”。（亞薩諾夫和影片中另外四位主要講述者——文森特·布朗、菲利普·德洛里亞、安妮特·戈登-裡德和簡·卡門斯基——都是我的朋友和同事。就像信紙與信封般緊密相關。）“如果有人想要一個清晰整潔、能明確告訴你誰是好人誰是壞人的國家起源故事，”文森特·布朗說，“美國革命並不是這樣的故事。”《美國革命》所講述的，是現代世界最重要思想的誕生歷程——這些思想在一場血腥而英勇的反暴政叛亂中備受爭議。這場叛亂既是內戰，也是全球戰爭，其關於自由與奴隸制、征服與獨立的理念，將英國士兵與美國民兵、德拉瓦外交官與塞內卡戰士、德國僱傭兵與法國水手、阿坎男性與伊博女性、邊遠地區的拓荒者與城市女性、自由人與非自由人、富人與窮人的命運交織在一起。這是一幅畫卷，部分類似勃魯蓋爾的作品，部分類似戈雅的作品，一場政治旋轉木馬，一個擁擠、動盪、令人恐懼的故事。它講述的一系列事件，融合了勇敢與背叛、兇猛與折磨、野心與恐懼，然而正如卡門斯基所指出的，這一系列事件被一個單一的核心思想維繫著——可能性，一種行走在刀刃邊緣的感覺：“每一方的每個人，包括那些甚至不被允許擁有自身所有權的人，都感受到了值得為之奮鬥的可能性。”縱觀歷史，人類一直被暴君和軍隊統治，毫無自主權可言。美國人為自主統治的自由而戰，而且更為奇蹟的是，他們贏了。即便在康沃利斯在約克鎮投降後，喬治三世國王仍對議會表示，他仍決心“讓我在美國那些誤入歧途的臣民恢復往日的幸福繁榮狀態——這種狀態源於他們對法律的恰當服從”。但議會投票決定放棄美國。正如面帶狡黠微笑的英國著名軍事歷史學家斯蒂芬·康威在這部PBS紀錄片激動人心的最後一集中所說：“美國革命改變了世界。”這部紀錄片的成就在於，它既尊重了建國時期革命理想的尊嚴與意義，以及所有為之奮鬥者的犧牲，同時也毫不避諱地展現了這場戰爭的殘酷與代價——尤其是對女性、非裔美國人和原住民部落而言，他們被剝奪了革命所承諾的平等、自由和主權。那場失敗的革命，是川普政府不願讓美國人知曉和哀悼的；那場成功的革命，是美國一些機構決心忽視的。或許這是一種慰藉，或許是一種虛假的安慰，但《美國革命》也提醒我們，這種分歧在18世紀也同樣存在。當時在許多觀察者看來，美國人種類繁多，很難相信他們能組成一個統一的民族。歷史上似乎沒有任何一支軍隊比大陸軍更衣衫襤褸、成分混雜、來源多元、語言各異——有富人和窮人，有受過教育的人和文盲，有少年和老人，有熟練工和非熟練工，他們出生於世界各地，說著幾十種語言，信仰不同的神或不信神。很難相信他們能團結一致，只為一個理念而戰。正如一位黑森軍官在戰爭結束時在日記中寫道：“一百年前，誰會想到，從這群烏合之眾中會崛起一個敢於反抗國王的民族？”今年的一個悲劇——誠然，與美國其他正在發生的糟糕事情相比，這只是一個小悲劇——是250周年紀念將錯失一個契機：在這個迫切需要辯論這些理念並直面其影響的時刻，去深入探討美國革命的意義以及這個國家建立所基於的原則。無論好壞，“無君主”運動及其反對者，正是這場辯論現在發生的地方。將革命重演作為政治戲劇，並非什麼新鮮事。自獨立戰爭結束以來，美國人就經常穿著三角帽和馬褲，堅稱自己而非政治對手才是革命的繼承者。左翼是如此——從女權主義者到民權活動家；右翼也是如此——一直到歐巴馬第一任期內興起的茶黨，他們既抗議銀行救助計畫，也反對《平價醫療法案》。當一個國家的建國檔案對不言自明的真理和不可剝奪的權利做出普世性宣稱時，就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任何人都可以利用這些宣稱，而圍繞它們的爭論正是美國政治的運作方式。但《獨立宣言》也是一份分離主義檔案，它將革命確立為一項權利。誕生於革命的國家，往往也會在革命中消亡。在這一點上，美國能存續如此之久，實屬罕見。那個建國時刻和這段漫長歷史——歷史學家們喜歡稱之為“未完成的革命”——至少每隔五十年左右就需要被審視和爭論。人民是否依然是自己的統治者？法律是否依然是國王？上個月，多達七百萬美國人聚集在一起，參加了另一場“無君主”抗議活動——國會共和黨人稱之為“仇恨美國集會”。總統在“真相社交”平台上發佈了一段人工智慧生成的視訊：視訊中的他戴著金皇冠，穿著空軍跳傘服，坐在一架側面印有“川普國王”字樣的戰鬥機上，飛越一個普通的市中心，向“無君主”抗議者傾瀉糞便。我回到了佛蒙特州右下角的那座小鎮。一位戴著綠色帽子的男子舉著一塊硬紙板標語，上面寫著“楓糖漿製造者支援理性”。大學二年級學生薑戈·格雷絲穿著藍色牛津襯衫，站在木質涼亭裡發言，呼籲尋找共同點和理性。我沒有製作標語，我是來報導的。但如果我製作了，我不會引用《常識》，而是引用潘恩1776年不太知名的小冊子《美國危機》。戰爭開始後，身為大陸軍志願者的潘恩譴責了那些繼續效忠於喬治國王的保皇黨人。“讓他們叫我反叛者吧，我毫不在意，”潘恩寫道，“但如果我違背自己的靈魂，宣誓效忠於一個酗酒、愚蠢、固執、無用、野蠻的人，我將遭受魔鬼般的痛苦。”如果空間允許，我會把這句話印在帽子上——不過我已經有一頂更好的帽子了。這頂帽子是二十年前我在聖保羅的明尼蘇達州歷史中心買的，那時候這個國家還沒有陷入一片混亂。帽子是黑色的，有點破舊，帽簷已經磨損，上面寫著“歷史至關重要”。 (邸報)

近日，中國電商平台Shein在巴黎BHV開設了第一家商店，法國消費者監管機構DGCCRF發現在網站上出售兒童X玩偶和A類武器（砍刀和指節銅套）。11月5日，法國經濟與財政部宣佈，“根據總理的指示，政府將啟動暫停Shein的程序，在必要的時間內，該平台必須向政府證明其所有產品符合我們的法律法規。”法國經濟、財政、工業主權、能源和數字部長羅蘭·萊斯庫爾（Roland Lescure）威脅稱，如果該平台再次違規，將禁止該平台進入法國市場。在法國政府發動攻勢後，Shein馬上宣佈在全球範圍內禁止在其平台上銷售所有X玩偶。同時表示，將永久封禁所有與非法銷售此類兒童玩偶相關的賣家帳戶，並對其平台實施更嚴格的管控措施。Shein行政總裁唐偉表示，這些內容來自第三方賣家，但其本人願意承擔責任。由此，關於希音的審查機制，再次遭到詬病。Shein法國對外關係總監昆汀·魯法特稱：“ 我們客戶的安全和我們市場 （提供第三方賣家產品的市場）的完整性是我們的首要任務，公司希望 “盡快與法國當局進行對話。”shein歐洲首店2025年10月，Shein宣佈將與法國零售地產營運商Sociétédes Grands Magasins（簡稱：SGM）合作，擬在SGM旗下的BHV Marais百貨開設全球首家永久性門店。Shein想要進一步拓展歐洲市場並不意外，也並不激進。經過幾年的耕耘，Shein受到當地許多消費者的追捧，已經成法國第二大時尚電商平台。根據法國專業消費期刊《LSA》的資料，Shein在法國2023年的銷售額超過了H&M、Primark甚至Kiabi，僅低於西班牙Inditex集團旗下的Zara。據悉，Shein準備在巴黎的BHV Marais百貨大樓六層開設全球首家永久性實體店，店舖面積達1000m2，原定於11月開業。之後，Shein還計畫在第戎、蘭斯、格勒諾布林、昂熱和利摩日等五個法國城市的Lafayette百貨內開設更多店中店。遭遇全面抵制然而，這場合作卻引爆了法國政、商、民界的強烈抵制，加上法國推進的法案以及歐盟層面的貿易政策，正匯聚成一股合力，讓Shein的歐洲業務陷入了一場多戰線的危機。首先是政界的表態，以巴黎市長Anne Hidalgo、前法國環境轉型部長Christophe Bechu為首，對Shein發表譴責。Hidalgo直言此舉違背巴黎推動生態和社會責任商業的目標，Béchu則站在法國推動的“超快時尚法案”前沿，該法案計畫對Shein等品牌單件商品最高徵收10歐元生態罰金。其次是BHV的工會BHV Intersyndicale，他們認為Shein的電商模式會對百貨的生存構成威脅，擔心傳統零售業的崗位流失。工會組織罷工行動，舉行集會和新聞發佈會。再者是法國成衣協會等行業協會，以及與Shein存在競爭的歐洲時尚品牌。他們認為這是不公平競爭，希望維護法國時尚產業的品質、可持續性。目前多個品牌宣佈撤出BHV以示抗議。最後是公眾與部分活動團體，這部分群體格外關注環境污染，常常譴責惡劣的勞工條件。他們發起線上請願，徵集數萬個簽名，將Shein的入駐稱為“對巴黎氣候和社會承諾的侮辱”。 (進出口經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