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師王丹指出，美國此前通過關稅和技術管制應對中國競爭，但效果有限，反而推動中國加速技術自主創新。美國可能會面臨第二次“中國產業衝擊”，這種衝擊曾經讓美國製造業的部分領域遭到嚴重削弱。資深中國科技分析師王丹（Dan Wang）表示，這一情況是否會發生，取決於政策制定者是否會重新思考他們的應對方式。第一次中國產業衝擊讓美國消費者享受到了低價商品，也提升了企業的盈利能力。但這種好處是有代價的，尤其是導致了成千上萬低技能製造業崗位的消失。同時，它也幫助中國轉型為更強大的競爭對手，進而加劇了當前中美關係的緊張。王丹指出，儘管川普政府的貿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為瞭解決這些損害，但美國需要採取不同的策略，否則可能會陷入更糟糕的境地。王丹七歲時從中國移民到加拿大，過去十年間，他曾在Gavekal Research擔任分析師，並在耶魯法學院蔡中曾中國中心擔任研究員，專注於分析中國的技術實力。在這個過程中，王丹——現為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員——憑藉對中國轉型的獨到見解，積累了不少關注者。在本月晚些時候即將出版的新書《Breakneck: China’s Quest to Engineer the Future》中，王先生提出了一個理解中國崛起為經濟強國、與美國日益激烈競爭以及其弱點所在的分析框架。Barron’s就中美競爭的下一個階段、對輝達等企業產生影響的出口限制，以及美國為何可能需要借鑑中國的經驗等話題採訪了王先生。以下為經過編輯的採訪內容。Barron’s：怎麼看待中美之間的競爭？王丹：美國試圖通過一系列法律手段來應對中國的崛起，最典型的就是川普第一任期內根據301條款發起的關稅措施，以及由商務部主導的技術出口管制，把中國公司列入一些以前沒人聽說過的黑名單。拜登政府也延續了這些做法。中國的回應不是找一群律師，而是讓更多工程師圍繞在自己身邊，大力提拔了很多來自軍工體系的人，包括那些負責火箭和航天項目的人員。中國對貿易戰和科技戰的應對方式，是建設更多的電力、製造能力和基礎設施。Barron’s：產能過剩和中國商品的湧入已經成為貿易摩擦的基礎。接下來會發生什麼？王丹：美國擅長在重要產業中搭建科學階梯，而中國則更擅長攀登這些階梯。比如，美國總是自豪地說貝爾實驗室在1954年發明了太陽能產業。但美國把太陽能更多地當作一個科學項目來看待，而中國則完全超越了他們。我們更應該關注規模和製造能力，而不僅僅是實驗室裡的設計。中國在航空領域較為薄弱，在半導體方面也有一定不足，但在幾乎所有其他製造領域，中國已經是或即將成為世界領先者。美國、日本和德國目前保有的高端製造業，比如醫療器械等高效生產領域，也將像最初“中國產業衝擊”中受到威脅的輕工業和鋼鐵生產一樣，面臨新的挑戰。Barron’s：政策制定者應該如何避免這種情況？王丹：關於關稅是否是正確的做法，其實可以有更充分的討論。我個人認為不是：自“解放日”以來的四個月裡，美國製造業就業崗位減少了4萬個。美國應該開展更有活力的討論，鼓勵並吸引中國企業到美國投資建廠。中國曾經這樣做過，邀請了蘋果、特斯拉以及其他1001家大型美國公司在本土生產商品，並培訓本地勞動力製造更好的iPhone或電動汽車。美國或許應該考慮邀請全球在電池領域的領軍企業，到密歇根州培訓本地勞動力。Barron’s：美國一直高度依賴出口限制，限制中國獲取技術，將其作為競爭中的一種工具。這種做法效果如何？王丹：當唐納德·川普首次開始使用出口管制時，這些措施其實相當零散。像華為這樣的中國公司，曾大量採購美國技術，尤其是半導體，因為華為很清楚中國本土的替代品還遠遠不如美國的產品。當美國政府切斷了他們的這一選擇後，華為被迫著手打造本土的中國技術生態系統。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國“斯普特尼克時刻”。從長遠來看，雖然不是現在，但未來我們會發現，出口管制實際上成為推動中國技術能力飛速提升的重要催化劑之一。川普政府最近放寬了部分限制，特別是允許輝達和AMD向中國出售H20晶片。這是一個明智的舉措嗎？美國政府要麼應該嘗試讓中國企業重新購買美國技術，從而讓他們重新依賴美國的技術體系，要麼就應該採取更為嚴厲的措施，徹底阻止華為繼續獲取相關裝置。到目前為止，由於多種原因，包括寬鬆的許可政策以及中國企業能夠通過灰色市場走私所需裝置，管控措施一直過於寬鬆。Barron’s：中國在半導體領域到底落後多少？王丹：目前來看，在各方面都嚴重落後。華為的AI晶片無論如何都比不上輝達；其半導體生產裝置也遠遠不及ASML的工具；而中國用來設計半導體的軟體工具也完全無法與美國的同類產品相比。中國在某些行業進行了大規模的投資。你怎麼看美國持有英特爾10%的股份？國有資本主義在中國可以說運作得相當成功，但中國的模式是以極大的耐心持有股份，在機器人、電動汽車等重點行業投入巨額資金，並且有較強的風險容忍度。而這些並不是美國當前的政治環境所具備的條件。美國實際上並沒有合適的政治文化來很好地管理企業。即使具備這樣的能力，也需要更高的失敗容忍度和更大的耐心來執行相關政策。Barron’s：這一切都發生在中國股市創下十年新高、經濟前景卻疲弱的背景下。這其中有什麼矛盾？王丹：早在2019年，中國的經濟前景就已經顯得不太樂觀，甚至在疫情之前就如此。自2023年以來，隨著房地產危機、債務問題以及長期的人口結構困擾，中國經濟表現一直平平甚至較差。與此同時，中國正在湧現出越來越多的科技巨頭。人工智慧、半導體、華為、網際網路公司——大多數領域的能力都在提升，儘管經濟形勢並不樂觀。中國這個“工程型國家”依然非常執著於技術上的領先地位。隨著他們不斷取得成功，這將進一步加速美國的去工業化。西方不能只是寄希望於人工智慧來解決所有問題，必須拿出更好的應對方案。Barron’s：你遇到的關於中國的最大誤解是什麼？王丹：最重要的是要如實看待中國——既看到優點，也看到缺點。過去近五十年來，中國的經濟增長令人驚嘆，但與此同時，過去十年裡的壓制卻變得更加嚴重。確實，經濟取得了增長，但也出現了新的、更複雜的壓制形式。 (Barrons巴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