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秩序
【中東局勢】許勤華:美伊衝突加速“石油美元”瓦解與金融秩序重構丨能源引爆點01
2026年1月9日到15日,我應聯合國和國際可再生能署邀請參加聯合國SDG7 HLPF 高等級政治對話,那時的阿布扎比氣候宜人。在城裡有駕駛法拉利的中東貴胄們從你身邊經過,在城外有騎著駱駝盯著手機娛樂的年輕人朝著車窗裡的你微笑。但是,祥和的氛圍也散發著危機的氣息。我看到了阿布扎比許多武器彈藥的存放點,預感到了此地區的即將到來動盪,尤其是當乘坐的飛機飛越荷姆茲海峽上空時,那種心底的不安在不斷加劇,但我依然沒有想到戰爭會來的這麼突然。2月底以來,美國與伊朗在波斯灣地區的軍事對峙驟然升級,戰火蔓延至荷姆茲海峽及伊朗縱深地帶,特別是伊朗封鎖海峽後,原油運輸受挫,國際油價大幅上漲。更重要的是,本次衝擊的影響並非油價的大幅波動這麼簡單,衝突的本質是美國為維護已出現系統性裂痕的“石油美元”體系而發動的一場戰略自救。美國使用軍事手段,反映了其應對其金融主導地位根基動搖的深層焦慮,但這一過程也加速了全球金融秩序的重構。石油美元——美國全球主導權的“血管”要理解這場衝突的根源,我們必須首先分析“石油美元”體系,以及其對於美國而言意味著什麼。這一體系遠非一種簡單的國際貿易安排,它構成了美國全球主導優勢的“心血管系統”,為其輸送著維持權力優勢的關鍵血液。1971年8月15日,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宣佈關閉美元兌黃金的窗口,布列敦森林體系轟然倒塌。美元與黃金脫鉤後,理論上失去了其作為“世界貨幣”的硬通貨基礎。然而,美國迅速找到了新的“錨定物”——石油。1974年,美國與沙烏地阿拉伯達成了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秘密協議。根據該協議,沙烏地阿拉伯承諾將其石油出口全部以美元定價和結算,並將賺取的巨額“石油美元”投資於美國國債。作為交換,美國則為沙烏地阿拉伯提供軍事保護,並承諾保障沙烏地阿拉伯王室的安全。此後,這一模式被逐步推廣至歐佩克(OPEC)所有成員國。至此,石油美元體系得以正式確立。石油美元體系強化了美元作為全球結算貨幣的地位,並為美國建構了一個精妙且高效的“邏輯閉環”。任何需要進口石油的國家,無論其與美國關係如何,都必須首先獲得美元。這人為地為美元創造了源源不斷的國際需求,使其在全球外匯儲備、大宗商品計價和國際貿易結算中始終佔據主導地位。產油國出口石油賺取大量美元,但這些資金無法在國內完全消化。產油國通過主權財富基金等管道,大量投資於美國國債、股票和房地產。這筆巨額資金回流美國,壓低了美國的長期利率,為其天文數字般的財政赤字、龐大的軍費開支和民眾的高消費提供了低成本的融資。此外,這一體系使美國獲得“囂張的特權”,通過印鈔即可低成本獲取全球能源和商品,同時將通膨壓力和經濟調整成本轉嫁給其他國家。基於美元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核心地位,美國獲得了獨一無二的金融制裁能力。通過切斷他國與SWIFT系統的連接,凍結其海外資產,美國能夠對任何“不聽話”的國家實施精準打擊,而無需動用一兵一卒。聯準會資料顯示,截至2025年,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份額雖從世紀初的70%以上降至約58%,但仍舊遙遙領先。行業也普遍認為全球約80%的石油交易仍以美元結算。美國能源資訊署資料顯示,2023-2024年OPEC成員國的石油出口淨收入總額通常在5500億至8000億美元之間波動。IMF報告顯示,產油國通常將約40%-60%的石油收入通過購買美元資產進行回流,這意味著石油美元體系每年回流美國資本市場的資金規模高達數千億美元,無疑是美國財政融資的關鍵支柱。因此,對於美國而言,石油美元體系是美國國家利益的核心,是比任何單一軍事基地或盟友關係都更為重要的“核心資產”。任何試圖挑戰或繞開這一體系的行為,在美國看來,都無異於對其國家生存根基的威脅。這構成了理解美國對伊朗採取極端手段的根本前提。伊朗的非對稱反擊如果說美國是石油美元體系的“守成者”,那麼,被美國長期制裁的伊朗,則扮演了石油美元體系“顛覆者”的角色。在長期的生存壓力下,伊朗採取了一系列手段,其對石油美元的挑戰並非偶然,而是系統性、戰略性的全面突破,直擊美國金融主導權的核心。自1979年伊斯蘭革命以來,美國油氣企業被徹底驅逐出伊朗,伊朗的石油順差不再回流美國金融市場,導致全球石油美元循環中出現“堵點”。伊朗也長期處於美國的制裁陰影之下,國際能源署(IEA)官方報告顯示2018年美國單方面退出伊核協議並重啟“極限施壓”後,伊朗的石油出口從2017年高峰期的每日約250萬桶銳減至2020年日均不足40萬桶。面對生存危機,伊朗只得奮力自救,而“去美元化”是其最有效,也最根本的突圍路徑。早在2010年代,伊朗就與主要貿易夥伴達成了使用歐元、人民幣、盧布和盧比進行交易的協議。2024年,沙烏地阿拉伯在能源結算多元化、地區外交自主等方面動作增多,反映出美沙傳統盟友關係的結構性調整。伊朗也抓住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發生微妙變化帶來的機遇,加速去美元化的處理程序,在石油貿易中減少使用美元,增加非美元貨幣的結算比例。同時,伊朗也正在探索多元化的跨境支付與金融合作路徑。在制裁背景下,其對替代性支付體系和新型金融基礎設施表現出一定關注。例如,由國際清算銀行與多國央行推動的“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mBridge)項目,旨在通過央行數字貨幣提升跨境支付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並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對傳統支付體系的依賴。衝突升級後,圍繞荷姆茲海峽這一全球能源運輸關鍵節點,伊朗在“通行權”與“結算權”兩個維度上探索反制措施。一方面,伊朗國內部分議員曾提出對過境船隻徵收費用的設想,反映出將地緣戰略位置轉化為經濟收益來源的意圖;另一方面,在石油出口及相關貿易中,伊朗擴大人民幣、盧布、迪拉姆等非美元貨幣的使用範圍。這顯現了一種新的趨勢:伊朗正通過將海峽控制權與結算體系相結合,逐步削弱美元在能源貿易與海上運輸體系中的主導地位。但是這種去美元化的演進路徑並非一次性制度替代,而更可能通過“局部試點—規則外溢—區域擴散”的方式漸進推進。荷姆茲海峽是全球能源供應的“大動脈”。全球約20%的石油和20%的液化天然氣需要經過這條最窄處僅33公里的海峽。伊朗通過部署大量導彈、無人機和快艇,具備了在短時間內封鎖該海峽的能力。戰爭風險導致通過荷姆茲海峽的原油運輸保險費率暴漲數倍,推高了全球油價,加劇了世界石油消費國的通膨壓力。但在實際衝突中,伊朗並未完全封鎖海峽,而是採取了更精細的策略:選擇性扣押與美英以等“敵對國”有關或涉嫌走私的油輪,並對未按要求報備資訊、未通過安全稽核的通行油輪實施威脅。這種“可控的不確定性”帶來了兩個嚴重後果:首先是戰爭風險導致通過荷姆茲海峽的原油運輸保險費率上漲數倍,推高了全球油價,加劇了美國等石油消費國的通膨壓力。更重要的是,當“物理通道”被武裝力量掌控時,以美元進行的“金融定價”就變得脆弱。交易商開始尋求繞過美元的直接易貨貿易或本幣結算,以規避因船隻被扣押而導致的美元計價交易無法履約的風險。然而伊朗也並非孤軍作戰。它與同樣遭受西方制裁的俄羅斯、朝鮮等國家形成“反美元聯盟”。這種聯盟並非正式的軍事同盟,而是一種深度繫結的金融與能源合作。伊朗與俄羅斯等國,已經形成了“石油/天然氣換工業製成品”的易貨貿易模式,這極大繞過了美元結算。伊朗與俄羅斯還在遭受金融制裁的應對經驗上進行了深入交流,共同探索如何在被切斷SWIFT連接後維持國際貿易,兩國央行實現了支付系統的部分對接。伊朗的存在和抵抗,極大地削弱了SWIFT制裁的威懾力。當越來越多的國家發現,被踢出SWIFT的伊朗依然能夠通過替代系統維持其經濟命脈時,SWIFT作為“金融核武器”的威力便開始遞減。“石油美元”保衛戰面對伊朗對石油美元體系的挑戰,美國政府的反應必然超越常規的外交斡旋和經濟制裁。在川普政府看來,當金融制裁的“軟刀子”割不動伊朗時,就必須亮出軍事打擊的“強硬手段”。這場軍事行動,其核心目的正是為了強行修復這套正在崩塌的石油美元體系。伊朗在意識形態與外交戰略上長期處於反美立場,其在中東地區支援了一系列反美力量,使其成為美國中東戰略中的核心對抗對象。這種政治對立進一步加劇了其在經濟與金融領域對石油美元體系的抵制,從而使伊朗問題具有明顯的“體系性衝突”特徵。此次衝突,美國的戰略目標清晰而直接,意圖通過一場有限但高強度的戰爭,重新確立對中東石油的絕對主導權,具體體現為掌握定價權、結算權與通道權。過去十年,美國頁岩油革命在能源領域實現了自給自足,但“定價權”的流失依然是美國的核心關切。長期以來,伊朗與沙烏地阿拉伯、俄羅斯在OPEC+框架下的默契減產行為,是油價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美國實際上試圖通過軍事手段強行打破現有平衡,在削弱伊朗石油出口能力的同時,迫使沙烏地阿拉伯等傳統盟友擴大石油產量,以此壓低油價,緩解國內通膨壓力,同時打擊俄羅斯等產油國的財政收入,最終讓油價重回由美國及其盟友主導的“舒適區間”。“史詩怒火”行動也是美國向全球所有能源貿易商發出最嚴厲的警告:任何繞開美元與伊朗進行的石油貿易,都將面臨美國軍事力量的直接干預。這無疑是“殺一儆百”,意在阻止其他國家效仿伊朗的“去美元化”行為。軍事行動是對伊朗“海峽封鎖”威脅的直接回應,旨在用武力重新打通這條被伊朗武裝力量“軟封鎖”的全球能源通道。然而,此次美國的軍事決策存在一個嚴重的戰略誤判:它認為憑藉壓倒性的軍事優勢,可以速戰速決,通過摧毀伊朗的關鍵軍事設施和石油基礎設施,迫使其政權更迭或投降。但伊朗展現出的“不對稱戰爭”能力和地區的複雜局勢,使這場戰爭迅速演變為一場消耗戰。美國試圖通過戰爭鞏固金融主導優勢的邏輯思維,在實戰中暴露了其固有的脆弱性。“後石油美元”時代的到來這場美國意圖鞏固全球結構性權力的戰爭,最終卻產生了深刻的“反作用”。它非但沒有修復石油美元體系,反而成為其加速瓦解的催化劑,開啟了“後石油美元”時代的序幕。戰爭爆發後,全球主要的石油進口國,深刻認識到將能源安全完全繫於一條受美國控制的、以美元結算的供應鏈上是極其危險的。多元化的能源供應管道也是國家安全和發展的必需品。為確保能源供應的穩定性,各國被迫加速尋求多元化的支付管道。印度與俄羅斯的結算機制被覆制到與伊朗的貿易中,中國與沙烏地阿拉伯等海灣國家的人民幣結算談判處理程序也大大加快。此次衝突還為去美元結算提供了絕佳的試驗場。在荷姆茲海峽的緊張局勢下,石油貿易開始進行數位人民幣試點結算。因其交易效率高、可規避美元制裁,未來將成為越來越多石油貿易的現實選擇。美國濫用美元主導優勢進行金融制裁,以及主動挑起戰爭的行為,也嚴重動搖了其傳統盟友的信心。歐盟長期以來試圖建立獨立的支付系統(如INSTEX),但因規模有限而進展緩慢。此次衝突讓歐洲國家意識到,它們在美國主導的金融體系面前同樣脆弱。歐盟宣佈將加速推進“數字歐元”並擴大INSTEX的使用範圍,將其從人道主義物資擴展到更廣泛的能源貿易。除了美國的傳統盟友,金磚國家(BRICS)也舉行了特別金融峰會,重點討論擴大本幣結算和建立金磚共同支付系統的具體方案。沙烏地阿拉伯、阿聯等美國傳統盟友也在公開場合表達了對參與多元貨幣體系的興趣。一個多極化的、由多個相互競爭的支付系統構成的全球金融新格局,正加速從設想走向現實。石油美元體系的終結,大機率不會以瞬間崩塌的形式發生,而是一個“漸變+突變”的過程。此次美伊衝突,很可能就是這個過程中的一個“突變點”。在未來,美元仍將是全球最重要的貨幣之一,但其在能源貿易中的壟斷地位將被打破。全球可能會形成一個“一超多強”的貨幣格局——美元、歐元、人民幣等貨幣在能源貿易中形成競爭與合作的關係。結語此次美伊衝突表面上是關於核不擴散與地區主導權的較量,但透過“美元-石油”的棱鏡,我們能看到一場關於全球金融秩序主導權的深層博弈。美國發動這場戰爭的根本動因,是其對石油美元體系“生存危機”的應激反應。它試圖通過軍事手段,強行逆轉“去美元化”的歷史潮流,重新確立美元在能源貿易中的壟斷地位。然而,歷史發展有其自身的邏輯。在高度互聯的21世紀,試圖通過軍事手段來維持一個已經過時的單極金融體系,其結果必然是“按下葫蘆浮起瓢”。然而這場戰爭最終暴露了美國工具箱的有限性——當金融制裁失效時,軍事打擊不僅無法解決問題,反而會加速問題的惡化。它向世界傳遞了一個清晰的訊號:過度依賴由單一國家意志主導的貨幣體系,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戰略風險。從長遠來看,2026年的美伊衝突,很可能被將來的歷史學家視為“石油美元”體系由盛轉衰的一個關鍵節點。這次事件非但沒有成功捍衛美元舊秩序,反而為一種更加多元、更具韌性的新型全球金融秩序的誕生,清除了最後的障礙。未來的世界,將是一個多種貨幣、多種結算系統並存的多極化時代,而美國將不得不學會在這個它不再能完全主導的新體系中生存。 (騰訊財經)
幣圈試圖重塑新金融秩序
7月初,在風光旖旎的戛納海灘舉辦的一場發佈會上,Robinhood平台首席執行官親自發佈上線了一款名為“OpenAI代幣”(OpenAI Token)的交易產品,旨在為普通投資者提供一種“參與OpenAI成長紅利”的投資管道。這款代幣的推出迅速引發市場熱議,尤其在社交媒體和散戶投資社群中掀起討論熱潮。然而,OpenAI官方在第一時間發佈聲明,明確指出:“OpenAI沒有發行任何代幣,任何以OpenAI名義發行的代幣均與本公司無關,亦不代表OpenAI的任何股權、權益或資產所有權。”這一聲明不僅沒有平息市場爭議,反而進一步發酵。特斯拉CEO埃隆·馬斯克在社交媒體上發文評論:“Your 'equity' is fake”(你們的“股權”是假的),一語雙關:既調侃了OpenAI本身在公益與商業化之間的身份爭議,也暗諷了這場代幣風波的虛妄。這一事件迅速成為全球金融、科技與加密資產領域的熱門話題,引發了關於代幣化資產、金融共識、品牌權屬與投資者保護的一系列深度討論。01 代幣化的邏輯與市場訴求:共識經濟的崛起Robinhood此次推出的“OpenAI代幣”,本質上是一種“共識資產”的嘗試:通過代幣的形式讓普通投資者能夠基於對OpenAI未來價值的判斷進行交易。這一嘗試切中了當下投資市場的三大痛點:首先,優質資產的可參與性低:OpenAI、SpaceX等頂級科技企業尚未公開上市,普通投資者難以分享其成長紅利。其次,投資門檻高、管道封閉,傳統私募股權、風險投資的高門檻使得普通散戶無法進入。最後,投資者對創新資產的需求激增:加密貨幣、NFT、Meme股等另類資產近年來的爆發式增長,體現了投資者對新敘事、新資產類別的強烈需求。在以上背景下,Robinhood試圖以代幣化交易的方式,打破傳統金融體系的封閉性,為廣大散戶提供一個基於市場共識的投資新管道。但一石激起千層浪,Robinhood的發佈,卻在Web3領域和傳統金融領域引來了截然不同的反響。從Web3的視角來看,這種模式在技術與市場層面完全具備其合理性:區塊鏈技術提供了去中心化、可追溯、全球化交易的基礎設施;代幣可以實現碎片化投資,降低參與門檻;市場認知通過社交網路與社區共識快速傳播,放大資產價值。然而,這種金融創新背後也暴露出深刻的認知裂變。因為傳統金融體系強調“權屬—價值”一一對應關係,即資產價值必須以明確的法律權屬、實體資產作為支撐。然而,在加密金融與Web3世界,資產價值的決定因素越來越傾向於“認知—共識”:例如,比特幣的價值源自於對稀缺性的共識,而非任何實體資產;NFT的價格由社群文化、藝術敘事、身份象徵等軟性價值驅動;Meme幣背後的投機心理與社交傳播成為短期價格爆發的主要動力。Robinhood代幣事件本質上也是這種“認知資產”邏輯在主流金融平台上的一次實踐——它突破了傳統“股權—權益—價值”路徑,直接通過市場交易機制建構價值認知。這種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金融市場去權威化、去中心化的發展方向,但同時也面臨嚴重的法律與道德爭議。02 監管困境與法律挑戰:舊世界規則的滯後Robinhood發佈會所引發的爭議,實際上也再一次暴露出全球金融監管體系在應對新型資產時的困境,現有證券法、金融法對代幣資產定義模糊,缺乏適配性;投資者保護機制無法覆蓋“共識驅動型”資產風險;品牌權屬與數位資產之間的法律銜接尚未明確。目前來看,全球範圍內尚未形成成熟共識,美國、歐盟、中國在監管態度、措施、標準方面差異巨大。這種“監管真空”直接催生了Robinhood等平台敢於率先試水的市場空間。目前,傳統監管機構面臨三種選擇:一類是堅決打壓此類創新,防範金融風險,但卻可能錯失新興產業發展機遇;二是放任市場自發演化,可能導致投資者損失、金融泡沫及系統性風險;三是制定專門的數位資產監管框架,平衡創新與安全。03 投資者行為變遷:從權利投資到認知投資從投資者視角看,Robinhood代幣受到歡迎並非偶然,而是反映了當代投資行為的深刻變化:近年來,年輕投資者群體崛起,他們更習慣於數位資產、更重視社群影響、更接受風險,社交媒體成為投資決策重要資訊源,敘事和流量正在重構金融行為。年輕的投資者們更關注“參與感”與“成長預期”,而非單純的現金流與分紅。這直接導致了“認知資產”在市場上逐漸走向主流,越來越多的投資者願意為某種認同、某種故事、某種願景買單,而不僅僅是購買一份股東權利或固定收益。Robinhood的此次發佈會,更像是一次破局,展望未來,金融市場很可能進入“權屬資產+認知資產”互相融合的新格局:首先,權屬資產(股票、債券、房地產等)將繼續承擔財富安全與價值穩定功能,認知資產(代幣、NFT、IP Token、粉絲經濟Token)提供高風險、高彈性、高參與度的增量市場,對於投資者來說,他們將根據風險偏好、認知水平、資訊管道等自主選擇資產配置路徑。在這種格局下,Robinhood式的創新並非曇花一現,而是新金融秩序的一部分。而要讓這種新模式健康發展,仍需在以下幾方面取得突破:首先,法律和監管體系創新,定義和規範數位資產邊界;其次,投資者教育提升,普及風險意識和認知資產原理;最後,品牌方、平台方、技術方形成良性生態,避免濫用與欺詐。總而言之,Robinhood“OpenAI代幣”事件的意義,遠遠超越了個案層面。它所揭示的,是金融價值體系正在轉型,從權屬邏輯向認知邏輯遷移,金融參與結構正在改變,從精英式參與向大眾化開放演進,法律與監管體系正被迫面對新的技術範式和價值觀體系。真正的挑戰,不是如何否定創新,而是如何以包容、審慎、智慧的態度,為這一進化處理程序設定合理的邊界與支撐。價值正在重塑,規則亟待更新。 (騰訊財經)
誰掌控穩定幣,誰就掌控未來金融秩序?
2025年5月,穩定幣成為全球金融舞台的焦點:美國、歐盟、香港幾乎同步通過穩定幣監管法案,開啟了一場新的數字貨幣規則重塑戰。穩定幣,過去在幣圈只是個低調的“工具幣”,如今卻變成中美博弈、貨幣霸權重構的核心武器。這篇文章,我們將通俗地講清楚:穩定幣到底是什麼,為何叫“演算法美元”?它和比特幣、法幣有什麼關係?美國為何要立法推行穩定幣?是不是放棄SWIFT系統了?各國可以發行自己的穩定幣嗎?誰決定它是否被接受?中國在香港發穩定幣,是想突破外匯管制?普通人如何使用穩定幣,未來有那些投資、支付場景?一、什麼是穩定幣?為什麼被稱為“演算法美元”?穩定幣(Stablecoin)是一種錨定現實資產(如美元、歐元、黃金等)的數字代幣,常見於區塊鏈上流通。它旨在提供“價格穩定性”,成為加密貨幣世界的“穩定支付媒介”。穩定幣,完全存在於區塊鏈上,它是一種數位資產:沒有實體紙幣,不能在銀行ATM取出來,只能在支援的“錢包”或“交易所”中流通。你可以把它理解為“數位化、加密版的美元”,只能在數字世界裡使用。最主流的穩定幣包括:USDT(Tether):錨定美元,由Tether公司發行,廣泛用於交易所買幣USDC:由美國公司Circle發行,監管更透明DAI:由使用者用加密資產抵押生成,去中心化它們被稱為“演算法美元”,是因為它們依靠智能合約機制和資產儲備系統,自動發行和回收,從而維持錨定價格。雖然聽起來像美元,但它們並不由聯準會發行,這正是它的敏感所在。二、穩定幣和比特幣、法幣的關係是什麼?比特幣是“數字黃金”,稀缺但波動劇烈,不適合支付;穩定幣是“數字美元”,價值穩定,是虛擬資產市場的主要結算工具;法幣是國家信用背書的貨幣,穩定幣是其數字鏡像(比如USDT是數字美元的影子)。穩定幣和比特幣是互補關係,穩定幣通常用於買賣比特幣(得到馬江博老師的解釋我覺得很生動,穩定幣好像遊戲廳的遊戲幣,比特幣就是遊戲廳裡的投資項目);更重要的是:穩定幣+比特幣,建構了一個去銀行化、去SWIFT化的“全球數字金融替代系統”。三、各國為何紛紛立法監管穩定幣?短短兩周時間內,三地動作頻頻:5月11日:歐盟通過《加密資產市場監管法案(MiCA)》5月19日:美國通過《GENIUS法案》,首次正式定義並監管穩定幣5月21日:香港通過《穩定幣條例(草案)》,8月1日生效背後原因絕非巧合,而是三個方向的國家利益推動:✅ 美國:強化數字美元霸權,替代SWIFT的後備方案USDC、USDT流通90%基於美元錨定推出GENIUS法案,是要把“美元穩定幣”納入監管、強化美元的全球控制力✅ 香港:中國數位資產實驗田,維持金融中心地位推動數字港元、人民幣跨境錢包提供“受控開放”的穩定幣試點環境✅ 歐盟:統一標準、保護消費者通過MiCA統一27國加密監管標準穩定幣需儲備100%、資訊披露透明四、穩定幣繞開SWIFT,美國是在放棄金融制裁權嗎?很多人疑問:“既然穩定幣能繞過SWIFT,美國還推它幹什麼?”答案是:美國不是放棄SWIFT,而是用穩定幣建構下一代美元系統。雖然穩定幣技術上可繞開SWIFT進行轉帳,但主流穩定幣如USDC、USDT仍受美國公司控制,美國可以凍結地址要求KYC審查通過法規要求對接美債、美元儲備也就是說,美國正是要利用穩定幣“讓美元數位化,並繼續掌控它”。五、誰決定某個穩定幣是否“被接受”?各國都能發穩定幣,但要被廣泛使用,要看兩個關鍵點:1. 信用背書:誰發的?能不能兌付?監管透明嗎?USDC背後是美資公司Circle + 監管審計某些小國或機構發的穩定幣,沒人願意用2. 網路效應:在那些平台能用?能換那些幣?有沒有流動性?USDT支援幾百個交易所和錢包你可以用USDT買比特幣,也可以換成XSGD(新加坡元穩定幣)所以最終決定穩定幣是否“被接受”的,是:信用 + 使用者 + 交易網路,而不是“能不能發”。如果你要進入合法金融體系、掛鉤美元,那美國的法律就會說了算。六、那中國為什麼要在香港推動穩定幣,而不是直接開放數位人民幣?因為中國實行資本管制,限制人民幣自由兌換。數位人民幣(e-CNY)屬於法幣範疇,不能自由跨境流通為避免資金外流,e-CNY當前限制在境內和少量跨境試點使用但香港不同:是自由金融港,無資本管制可以試驗數位人民幣錢包(如中銀香港試點)支援錨定港幣的穩定幣(如HKDC)所以,中國實際上是:用香港作為“數位人民幣+穩定幣”的國際實驗場,在不突破外匯控制的前提下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七、穩定幣如何在現實生活中使用?普通人能幹啥?你現在就可以:用USDT/USDC在交易所買比特幣或以太坊用穩定幣參與DeFi投資(年化收益6~10%)在支援的電商或錢包中購物消費(部分國家如阿根廷、委內瑞拉很流行)在自由職業平台收款(如Fiverr、Upwork等)未來5~10年,穩定幣可能出現在:微信/支付寶中:付款選項中加入USDC、數字港元出境旅遊:掃碼支付,無需換匯跨境投資:用人民幣穩定幣投美股、買港股基金它將成為“人民幣走出去”和“普通人全球化資產配置”的重要橋樑。結語:穩定幣,是中美金融戰的一塊關鍵籌碼穩定幣早已不是“幣圈小工具”,而是全球金融霸權博弈的橋頭堡:誰控制穩定幣,誰就控制了數字貨幣時代的支付中樞美國希望用合規穩定幣輸出數字美元影響力中國則用香港發幣 + 數位人民幣推進國際化,守住金融安全底線歐洲走自己技術標準路線,強調保護和透明對我們普通人而言,理解這些,就是在理解未來金融世界的底層邏輯。 (湖野慢行與光同塵)
翻越常識之牆:想像“後美元霸權”的金融秩序
無疑,這個世界看起來古老且眼熟,又因新的科學和治理技術而陌生。人類歷史上有很多年沒什麼大事,它們的和平和繁榮只為當世之人知曉,構成了史書上不為人察覺的空白;而也有短短一瞬,一切都發生了,這一瞬變得很長、很厚。經過了這一瞬人們便發覺,在空白期的常識和信仰,實際上輕如鴻毛——歷史不曾有過終結,也不曾提供永恆的樣板,它只是處於永恆的動盪中。我想,我們已經越來越接近這樣一瞬間的開始。而在這樣的環境裡,我想,第一應該做的是“珍惜你的信任”,基於歷史經驗或者某個機構的能動性,終歸是不可靠的;第二是依靠“第一性”的歷史邏輯,不要過度依賴短期的現象和情緒和做出判斷;第三是打開想像:既敢於想像一些艱難的、不可思議的情況;也敢於想像一些樂觀的未來,畢竟,信念永遠是行動、改變世界的第一動力。(題圖:穿牆之雲,André Kertész)撲面而來的“大變局”敘事,一時間讓大宏觀、大歷史成為金融市場上的顯學。最近,各路聲音對貨幣變遷的回眸、對美元體系的撻伐,且不說深刻與否,至少足夠密集。使人不得不承認:金融市場確實是敘事的製造機。才半年以前,有關“美國例外”的種種迷思還在全球瀰漫,至今一看,已恍如隔世。不過,敘事的動聽和傳播性是一回事,合理性則是另一回事。後者考驗的是細節勾稽的嚴密,也即所謂“框架”,這最能體現一個人的“宏觀功底”。我們往往發現,許多盛行的結論在框架上並不嚴密,很容易落入以偏概全、過度聯絡、滑坡謬誤等等陷阱,因而不難理解,不少嚴肅的宏觀研究者對宏大敘事,反而抱著直覺性的警惕。但如今,事情已經起了變化,我們越來越感到“(把資料和邏輯)拆的越細越好”的技藝,並不是宏觀唯一的維度,甚至有時候也會一葉障目。既然宏觀多少還算是一門“屠龍術”,那麼適度的想像力仍然是必要的——“打破邊界,想點大事”。所以,我們不妨來認真地聊聊:“美元霸權”的退潮將如何發生,又將影響我們熟知的世界?是誰創造了“美國例外”和“美元霸權”的神話?沒必要羞於承認,是全球市場幾乎每一位金融從業者。無論你是否直接參與了美股的長期牛市,只要你接受了它的敘事,便已身在其中。其中不僅有對美國經濟和市場的直接認知,更有我們非常熟悉的一些“常識”,比如:宏觀政策“各司其職”: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相互獨立,又服務於逆周期的目標;宏觀經濟向“樣板”收斂:經濟增長的結構會向消費和服務驅動轉型,而經濟增速和利率水平會向某個中長期中樞收斂;資產價格的“均值回歸”:匯率會向利率平價收斂、期貨價格會向現貨價格收斂、風險溢價和收益率曲線會向歷史均值收斂……這些“常識”的表象可謂大相逕庭,為什麼說他們都和美元霸權相關呢?需要看到,它們都基於同一個基準假設,即“低波動率”:政策的波動率應該下降(來自明確的承諾和約束)、經濟增速的波動率應該下降(消費比投資要更少“脈衝”)、資產的波動率應該下降(總有流動性的提供者出現)……然而,波動率實際上並不具有“自動穩定”屬性,反而是自我強化的:低波動時流動性充裕,而流動性充裕又創造了低波動,反之亦然。類似的,政策和經濟增長也遠非“自動穩定”——毋寧說,在人類漫長的歷史中,二者陷入惡性循環屢見不鮮。那麼,當我們將“波動率的自我穩定”當作一種常識,實際上就是默認接受了一種“外來的權力”將提供流動性兜底,而“美元霸權”的貨幣權力,就是這一系統性權力的關鍵側面。需要看到,美元作為一種貨幣霸權相當特殊:它是人類在告別金本位、擁抱信用貨幣後的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貨幣霸權。也因而,“美元霸權”的運作既有美元作為一種主權貨幣的特殊性,也有信用貨幣機制下的普遍性。派生貨幣的“信用”和美元本身的“信譽”,這兩個概念雖然有相當的差異,但我們發現又很難互相剝離。“低波動率”邏輯最終實現閉環,正依靠這一權力體系的“信譽”所創造的流動性和宏觀穩定。但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這一信譽本身面臨巨大的挑戰。長久維持的信譽往往是“非人格化”的,它內嵌在制度裡,成為了“合法性”。在原初的時候,制度往往建立於強制甚至暴力之上,但又使自己在後續的大部分時候免於使用強制或暴力,這一過程中的關鍵,是對被統治者形成“內化威懾”的規訓:我們默契地認為,這些制度在運行的結果上踐行了公共利益,而挑戰它們,將使包括挑戰者在內的所有人受損。美元霸權也是如此:儘管“石油美元”以及更早前的一系列貨幣安排確實具有一定的強制色彩,但直到如今,其霸權的廣度已然超越了這些安排,其邊界,根本上取決於信譽的邊界。然而,信譽的邊界只是一個“想像”的概念,在實際中,它往往是模糊的。對制度的批評和否定時刻存在,有些甚至相當深刻,但這不代表制度馬上就面臨不安全。在大多數時候,制度的好處直接、明確、集中,壞處卻間接、模糊、分散。比如一直以來,都有很多聲音批判“美元潮汐”對各國的反覆收割,誠然如此,但同樣不可否認,許多經濟體都從這個貨幣霸權中獲得了好處:信用溢價的下降、貿易的擴張、資本的流動、工業化的處理程序等等。美元是一種重要的基礎設施,對全球化、分工和全球金融市場穩定起著關鍵作用——霸權總需要提供這些公共品,而這也使得集體意識傾向於接受“內化威懾”的邏輯結果,甚至拒絕“戒斷”的痛苦。而一個潛在的推論是:其信譽的消失不會是一個線性的過程,而往往需要一場“擠兌”。因而,讓“不信任”覺醒成為主流共識的“催化劑”很重要:就像那個寓言裡的老爺爺,當被別人問到睡覺時該把鬍子放在被子裡還是被子外,他就睡不著了。而這個催化劑會來自何方呢?我們不妨猜想:一方面是來自“主權貨幣”層面,它根植於制度的破壞。比如,政治是要“裝”的,要遵循儀式、體現程序的合法性,比如紀要、備忘錄和紅頭檔案雖然古板,但終究不能被社交媒體和群聊所取代。歸根到底,美元霸權很大程度上來自對美國政治制度作為一種自稱“最不壞的制度”的底層信任,如果這一套制度本身被“祛魅”,或更直接點,作為美元流動性最終提供者的聯準會被捲入白宮的破壞性議程之中,進而無法在“明面上”保持於政治利益之外,那麼美元及其金融體系也自然難以保持信任。而另一方面則來自“信用貨幣”體系層面。在此,我們又能發現兩個相互交織的問題:一是財政和債務的可持續性,二是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我們上文提到,“常識”認為財政和貨幣的相互獨立,最集中表現的就是,經典的宏觀分析中,我們有一張“政府的(資產負債)表”,也有一張“央行的(資產負債)表”。為什麼二者不能合併?基礎貨幣不能成為政府的負債呢?學理上既有反對者,也有支持者。不過說到底,這兩張表都只是金融市場的“心理帳戶”,在這裡,“市場審美”構成了一道防火牆:只要多數市場參與者把貨幣決策作為一個技術問題(而不是政治問題),只要財政和貨幣當局願意表現出“表面上”的負責制、劃定債務衡量的標尺、以及展現出追求平衡的努力,那麼市場就能夠接受“可持續”的敘事,進而繼續接受央行的流動性,並為財政的融資買單;而反之,一旦這種“表面功夫”坍塌,央行的“無限子彈”甚至在幾個瞬間可以等同於“非法”,比如2022年英國的財政信任驟然演化成貨幣危機,展現了一場經典的“突然停止”。類似的事情其實在新興市場經常發生,但近些年,火勢開始向發達市場蔓延,這顯然不是一個好的徵兆。不過,最近一系列的動盪,已然指向了美元霸權的危機嗎?至少目前,答案是否定的。幣值是貨幣危機的最直接表徵,一方面是匯率這個外部幣值,另一方面則是通膨這個內部幣值。歷史的最具聲名的案例便是魏瑪德國——對外劇烈地貶值,對內劇烈的通膨。在此背後,是外債的巨大壓力、不可逆轉的資本外流不可逆轉,失去主導權的央行。至少目前,美元指數從高點10%的下跌,尚不足以表徵一場禮崩樂壞,而美國通膨的絕對水平也不支援這一場景。不過,潛在的風險點隱隱可見:通膨在疫情之後打破了長期穩態,進而有潛在的擴散性(而不是收斂)。那麼,理論上“一次性”的關稅是否又會成為一個催化劑?我們已經看到一些早期的證據:消費者調查的通膨預期在擴散,通膨的“寬度”也在提升。但目前仍難以下確切的判斷,還有待繼續觀察。我理解,很多人對宏觀研究印象往往是:洋洋灑灑說了一堆,但是落到最後,都是“不確定”、“再看看”,這很沒意思。所以,不妨我們在這裡大膽地更進一步,嘗試探討:如果美元霸權果真退潮,我們將面臨一個怎樣的世界?很多人都將這視為其競爭者的機會,此話不假。但也需要意識到,美元霸權和信用貨幣體系的一體兩面屬性,美元這一側的崩潰,不會伴隨著信用貨幣那一側的完好無損。在“美麗新世界”之前,一段風雨如晦的動盪期無疑不可避免——在一個缺乏信任的世界裡,首先到來的將是更頻繁的流動性問題和波動率的中樞上升,這意味著在“進攻”或“建構”之前,最關鍵的是“防禦”:對於資本市場,要做好“均值回歸”和“套利交易”失效的準備,歷史的錨定或許無法提供確定性,極端的衝擊可能進一步極端;而在宏觀上,必須考慮流動性衝擊甚至“突然停止”的宏觀後果,經濟可能隨時面臨“(有效)貨幣供應不足”的環境。而既然挑戰是屬於每一方的,那麼下一個問題自然是:如果美元最終走下霸權,那麼美元會更強還更弱?不必懷疑,第一直覺的答案是弱。我們已經看到很多資金逃向非美、低息甚至零息的安全資產,美元的避險比例成為最近最熱門討論話題,歐元、日元和黃金已經相當擁擠……這些頭寸有短期的合理性,但拉長來看,它們或許只是對“美元退潮”的短期情緒化的反映。只要匯率還在相對的自由浮動的領域,這個問題便可以轉化為:美國對非美的相對優勢是增大還是減少?答案並不確切。一方面,這是一場脆弱性的較量,歷史經驗顯示,在秩序重構的處理程序中,邊緣往往塌陷得比核心更快,累積的脆弱性將更快爆發;而另一方面,這會變成一場“逐底競爭”的遊戲:就像世界在20世紀30年代面臨“不得不放棄金本位”的考驗時,誰把歷史包袱丟得越快,就越早感受到貶值的好處;而誰堅持著歷史包袱,自然有短期更強的信譽,但也必須承受貨幣高估的代價——對一種古老的安全的渴望,可能反而會創造不安全。無論如何,資本管制這一選項的誘惑力會越來越大,而被學理的“應然性”包裹很重的自由浮動,也是一種危機時被迫的選擇。那麼,另一種古老的安全信仰,黃金是否可能很有機遇呢?這是一個包裹了太多迷思的物品。很多人說,黃金的機會不是顯而易見嗎?它是一種古老的信仰、天然的貨幣、諾亞方舟……無法反駁,確實如此。但就我自己而言,無法輕易地預言黃金的長期圖景,就像我無法站在2009年去預言加密貨幣的未來:它的巨大成功離不開一連串的時運,甚至需要它作為一個挑戰者和美元體系的深度融合(通過穩定幣的底層儲備),這並非僅憑信仰可以預見的。人們關於黃金的共識會有限度嗎?我相信是有的。黃金或許能像一艘小舟,在信用貨幣的潰退中留住一部分無處可去的價值,這可能足以使它的價格繼續走向深空。但對於宏觀世界來說,“金本位”本身是沒有意義的:縱使這種天然通縮的貨幣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解決信任的問題、貯存的問題、甚至可交易的問題,但最終無法匹配這個已經見過金融加速器的年代——它解決不了發展的問題。而到最終,或許也解決不了信任的問題。只要你相信貨幣仍應該有主權,那麼它的定價便應該體現這個主權者創造的價值、帶來的進步、治理的能力,而不是它囤積的金屬。這也意味著,擊潰“美元霸權”最終需要“建構”和“重塑信任”:我們有更具實際的、負責制的方法,來兼顧逆周期的必要、經濟效率和制度信任的多方平衡。而另一個迷思是,商品是否可能很有機會?不少海外的“宏觀大師”認為,出於安全考慮,不少國家都會囤積資源,所以應該做多商品,甚至前些年有主張以商品作為“貨幣本位”者。這一邏輯僅具有狹窄的正確性。且不說供給端的諸多變數(比如原油),僅僅考慮需求端,這般理解也似乎過於簡單:大量的囤積行為必然面臨經濟性的約束,而庫存作為投資的一種形式,也必然會形成某種意義上的“擠出”,進而反作用到需求,一個只有安全需求而擠出了經濟需求的世界,恐怕不會對商品太過於友好。而更進一步來說,假設你作為一個國家的領袖,打算在當前環境下為“最壞的情況”做些準備,那麼最基礎的假設一定是一場持久戰——而儲備,無論它能維持30天、50天、100天,都只能帶來虛假的安全感,絕不是可以無限且無度的。人類的戰爭史已經表明:相比起儲備的多寡,最重要的對資源和航路的直接控制,而這些歸根到底,都只能建立於武力和冒險之上,這一點對大國尤為成立。不過無論如何,貿易還會存在,就像日月星辰會一直存在下去,只是政治的色彩會更明顯。這可能只是回歸歷史的引力:在人類漫長的過去,貿易和政治本就密不可分,一個輪子本來就要被發明許多遍。只是現代以來,我們更習慣用全球化、自由貿易、經濟效率等等視角來宏觀地理解貿易,而略去了具體的貿易談判中的政治性,以及自由貿易本身內嵌的政治意圖。所以最終,我們將要討論的一個“政治顯性化”的經濟世界,這樣一個世界中,機會在那裡呢?不妨如此推論:“騎牆派”的國家將會有機會,它們將成為貿易中轉的節點,甚至可能發揮“小國牽動大國”的角色;貿易商和冒險家將會有機會,對技術和新東西的嚮往、以及對基本品的渴望,永遠是人類的剛需,而打破貿易的藩籬將越來越具有技巧性、並且有利可圖;“東印度公司”將會有機會,跨國公司將越來越直接地承擔了大國的利益和力量投射,它們甚至可能擁有一定意義上的領土和“治權”,不僅在於真實世界,也在數字的邊疆;社交媒體將會有機會,內容和流量最容易跨過被封鎖的邊界,也最容易塑造一種敘事,它們將成為權力的戰場。 (青野有枯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