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川普發動的關稅戰已經成為全球關注焦點，資本市場的動盪幅度與速度與2020年疫情熔斷時候相比也不遑多讓，恐慌程度可見一斑。

關於關稅，從美國優先的角度，從上世紀大蕭條以來美國的關稅稅率總體一直處於下行的軌道中，直到川普上台以後，從第一任的部分關稅到近期的全面關稅，美國再一次走上了關稅稅率上升之路，這一次又有何影響？

本篇文章意在復盤美國歷史上的關稅：

上面這張圖來自美國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以及經濟史學家 Doug Irwin 的研究，展示了 1790-2015 年美國對進口商品的平均關稅稅率。圖中有兩條曲線：

黑線（Total Imports）：對所有進口商品計算出來的平均關稅稅率；

橙線（Dutiable Imports）：只針對需要徵稅的進口商品所計算出來的平均關稅稅率。

通常，“只對需要徵稅的商品”計算的關稅平均值（橙線）高於“對所有進口商品”得出的平均值（黑線），因為在“Total Imports”範圍裡，包括了許多免關稅或低關稅的商品，拉低了整體平均稅率。

1. 1790 年代至南北戰爭前（19 世紀上半葉）

可以看到圖中在 19 世紀初期至 1830 年前後，黑線與橙線都曾顯著飆升，一度達到 50%-60% 的區間，說明美國早期關稅政策非常高。這一時期美國剛建國不久，為了發展本土工業（特別是北方製造業）、籌集財政收入，政府普遍使用高關稅策略，如 1828 年著名的“Tariff of Abominations”。

2. 南北戰爭（1861-1865）與戰後時期

南北戰爭期間（1861 年的摩利爾關稅法案 Morrill Tariff 等），關稅稅率在高位震盪。戰後重建時期，聯邦政府依舊傾向高關稅支援北方工業化，而南方農業對高關稅長期持反對態度，這也導致了關稅水平屢有上下波動。

3.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戰間期（1920-1930 年代）

1920 年代初，美國再次試圖用較高關稅保護因戰爭而興起的國內農業和工業（如 1922 年的福特尼—麥坎伯關稅法）。到 1930 年的大蕭條初期，美國通過斯穆特-霍利關稅（Smoot-Hawley Tariff）進一步提高關稅，圖中橙線在 1930 年前後達到較高峰值。

4. 二戰後（1940 年代起）關稅急劇下降

自 1930 年代中後期的 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s Act（互惠貿易協定法）開啟，美國轉向降低關稅，促成了二戰後以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為核心的全球貿易自由化處理程序。這一趨勢在圖中極為明顯，黑線和橙線都在 1940 年代後急速下行並在 20 世紀下半葉及 21 世紀基本保持在個位數甚至更低的區間。

5. 1970-2015 年持續走低

尤其到 1970 年代之後，美國逐步簽署更多自由貿易協定，整體關稅在 2%-5% 左右徘徊；對某些商品豁免或零關稅範圍擴大，“Total Imports”（黑線）也相應更低。

關稅結構與兩條曲線的差異，“Dutiable Imports”（橙線）為什麼高？

這是因為只統計需要徵稅的商品後，樣本本身就多是“高關稅或受保護”的類別（例如歷史上美國注重保護的鋼鐵、紡織、汽車零部件等），故平均稅率更高。在圖中多個歷史階段（如 1820-1830 年、1870-1910 年、1920-1930 年），橙線都可升至 40%-50% 甚至更高，反映了美國針對特定戰略或政治敏感行業的大幅保護。

“Total Imports”（黑線）長期低於橙線

黑線包含了所有進口商品，其中很多商品要麼免關稅，要麼稅率極低。隨著時間推移，美國不斷擴大零關稅或低關稅的商品清單，尤其在二戰後大力促進自由貿易，所以整體平均關稅率就被大幅拉低。二戰後，美國對許多盟友國家、開發中國家給予優惠關稅乃至免稅待遇，因此黑線自 1950 年代後迅速下探至 10% 以下。

兩條曲線在 19 世紀時差異相對較小

19 世紀大量進口商品都徵收關稅（免關稅的商品相對少），所以橙線與黑線相距有限，有時在 1830-1840 年代幾乎重合。隨著經濟結構多元化、自由貿易興起，不少非敏感性商品逐漸豁免關稅，兩條曲線間的差距拉大。

從歷史來看，有什麼啟示？

①關稅在美國經濟早期起到“財政+產業保護”雙重作用

19 世紀初期，美國聯邦政府缺乏成熟的稅收制度，關稅收入是最主要的財政來源；同時，這些高關稅對北方工業形成顯著保護，也助推了美國的工業化處理程序。這在圖中 1790-1860 年左右的高關稅水平中得到印證。

②戰爭、危機時期常出現關稅躍升

南北戰爭、世界大戰、大蕭條時期，美國會採取貿易保護手段，造成關稅的階段性飆升。然而在戰後恢復及全球化浪潮中，又會大幅下調關稅推動經濟復甦和國際貿易繁榮。

③現代自由貿易體系下關稅趨於低位

二戰後美國主導建立的 GATT/WTO 體系鼓勵各國削減關稅，形成穩定的多邊貿易規則。美國自身也從擴大外貿中受益（特別是高科技、金融、服務業等），故關稅持續走低。20 世紀下半葉起，美國主要運用更具針對性或靈活性的貿易手段（配額、反傾銷、智慧財產權保護等）來替代簡單的“普遍高關稅”。

④平均關稅低≠全面自由貿易

雖然圖表中美國平均關稅率在當代降至個位數，但並不意味著美國在所有領域都放棄了保護。一方面，美國對部分敏感行業（例如鋼鐵、汽車、農產品等）仍保留較高關稅或實行其他貿易壁壘；另一方面，各類非關稅壁壘（如技術標準、環保要求、補貼政策）也同樣起到隱形保護作用。

⑤反映經濟政策思路的轉變

19~20 世紀上半葉：美國依賴關稅獲得財政收入、扶持國內工業、滿足地方選民或行業利益需求。20 世紀中後期至今：美國政府更注重國際產業鏈、海外市場及服務業輸出，對外開放可提升美國跨國企業競爭力，關稅對財政收入也不再具有關鍵意義（聯邦政府主要依賴所得稅、增值稅或其他稅種）。

從這幅 1790-2015 年美國關稅水平演變圖 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國在 19 世紀與上世紀早期多次維持或反覆嘗試高關稅政策，直到二戰後才進入一個關稅持續走低的長期趨勢。這既體現了美國從“農業—製造業保護”逐步轉型到“全球化高科技與服務業龍頭”的發展路徑，也反映了國際貿易格局從保護主義向多邊自由貿易的演變過程。然而，低關稅並不等於零保護。在經濟和政治發生變化時（如 2017 年後某些貿易摩擦的再現），美國也會重新使用關稅及其他手段來維護特定產業或政治目標。未來關稅水平的波動，仍需放到全球經濟與國際關係的“大環境”中才能完整解讀。

附錄：美國歷史上的關稅復盤

一、美國獨立戰爭起源與建國後關稅政策的分野

獨立戰爭的關稅誘因

英國對北美殖民地徵收歧視性關稅、限制其自由貿易，成為激化矛盾的主要經濟因素之一。殖民者認為，既要承擔沉重稅負又無法在議會中擁有代表，違背了“無代表不納稅”的原則，最終演變成激烈對抗。

建國後兩大政治派系的分歧

聯邦黨（Federalist Party）代表北方工商製造業利益，主張使用高關稅、貿易保護和建設中央集權的財政金融體系（典型代表：首任財政部長漢密爾頓）。

民主共和黨（Democratic-Republican Party）代表南方種植園等農業利益，傾向低關稅，鼓勵用農產品出口交換廉價的工業製成品（典型代表：總統傑斐遜）。

這兩大路線衝突，奠定了此後美國關稅政策反覆搖擺的基調。

二、美國歷史上主要加征關稅的事件與影響

1. 1828 年“厭惡稅率” (Tariff of Abominations)

背景：保護北方工商業，針對羊毛、大麻、亞麻及其製成品大幅提高關稅。

結果：平均關稅率從 1790 年不到 15% 提高到 1830 年的 62%，達到歷史極值。北方工業獲益，但南方農業強烈不滿，南卡羅來納州甚至出現試圖分裂的傾向。為避免內部分裂，美國政府在此後逐步降低關稅，到 1859 年已降至 20% 以下。

啟示：高關稅政策雖在短期內保護了某些產業，卻也加深了地區矛盾，不得不在後續做出讓步。

2. 1861 年《摩利爾關稅法案》（Morrill Tariff）

簽署者：林肯總統上台後即簽署。

主要內容：平均關稅上調至 37.5%，並擴充徵稅範圍。

歷史大背景：法案生效數日後南北戰爭爆發，高關稅政策在戰時始終維持在 40%-50% 水平。

後果：戰爭加上高關稅，造成巨大經濟負擔。內戰期間的嚴重經濟蕭條與財政壓力，與高額關稅相伴生。

啟示：在國內衝突加劇之際，再度提高關稅成為戰爭經濟的一部分，然而也加深了內部經濟壓力。

3. 1922 年《福特尼—麥坎伯關稅法》（Fordney-McCumber Tariff）

背景：一戰結束後，歐洲農業與工業復甦，“戰時紅利”消失，美國國會為了保護國內農民利益而再次提高關稅。

實際效果：美國農民處境並未明顯改善；股市也未得到提振——道指在隨後一年下跌約 10%。

綜合評價：高關稅並未能阻擋國際經濟環境的整體變化，對國內農業的扶持作用有限。

啟示：關稅手段在戰後“供需再平衡”階段並不能解決農產品滯銷、價格下行等結構性問題。

4. 1930 年《斯姆特-霍利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

背景：大蕭條初期，胡佛總統希望通過大幅提高關稅（覆蓋 20000 多種商品）來保護美國本土就業和產業。

結果：引發其他國家強烈的報復性關稅，全球範圍內的貿易戰愈演愈烈；到 1931-1932 年，美國進出口額均下跌了 50% 以上，經濟蕭條繼續深化；1929-1934 年，世界貿易規模縮水 66%，道指下跌 65%。

綜合評價：高關稅措施在全球性經濟衰退環境下加速了保護主義蔓延，進一步打擊國際貿易，深度加劇了大蕭條。

啟示：在經濟危機時刻推行的關稅壁壘，只會加重全球性衰退，對本國經濟也造成嚴重反噬。

5. 1980 年代對日本的系列貿易限制

主要舉措：1981 年，迫使日本主動限制汽車出口；1983 年，對日本摩托車徵收 45% 重稅；1986 年，限制日本半導體對美出口價格；1987 年，對日本電視、電腦徵收 100% 關稅。

背景：美國在 1970-80 年代初遭遇“滯脹”，里根總統上台後在經濟政策上實行“減稅+強硬國防”，同時對日本實施強硬的貿易保護。

結果：美日貿易逆差並未顯著改善，反而在 1987 年達到 567 億美元的高峰；不過，美國國內實現了“無通膨的經濟增長”，股市也出現長達約 20 年的牛市。新一輪科技革命（個人電腦、半導體、軟體崛起）在里根時期蓬勃發展。

啟示：即使高關稅、貿易戰能在一定程度上減緩某些產業的競爭壓力，但未必能有效縮小貿易逆差，其宏觀影響也往往被其他因素（科技、貨幣政策、財政刺激）所掩蓋或放大。

6. 2017-2020 年川普時期關稅

政策特點：與里根類似的“減稅 + 強硬國防”組合；對主要貿易夥伴（尤其中國）實施更直接、更高烈度的關稅措施；宏觀經濟表現有類似 1983-1985 年“強美元、高赤字、高利率”風貌，但規模和持續度均弱於里根時期。

經濟與股市：美國標普 500 在川普任期內上漲 68%，年均漲幅約 14%；科技股表現依然亮眼，但“高赤字+貿易逆差”格局並未實質改善。

啟示：高關稅在短期有助於轉移國內選民的注意力、保護部分傳統產業，但對長期貿易失衡的改善較為有限。

整體評價與規律總結

①關稅的核心目標：維護國內利益，無論是早期對北方工業的保護，或二戰後對農業和製造業的扶持，再到冷戰時期針對日本的遏制，關稅政策始終服務於美國國內經濟和政治需求。它往往與時代背景、地緣政治、內政需求緊密關聯。

②政策效果因時代與配套措施而異

成功案例：里根時期（1980s）大循環之所以被認為在宏觀層面取得“成功”，主要由於減稅、科技革命、強勢美元政策等多方共振，並非關稅一項所能支撐。

失敗或負面案例：斯穆特-霍利法案在大蕭條背景下進一步惡化貿易環境；1922 年法案未能挽救農民困境；對日本徵收關稅也未改變美日貿易逆差的根本走向。

② 高關稅常伴隨全球反制與貿易衝突

每次美國實施高關稅後，都會引發全球或雙邊層面的報復性措施。從歷史經驗看，這些報復往往對美國經濟自身造成傷害，尤其在全球經濟衰退時期，保護主義會雪上加霜。

③ 對股市與就業的影響具不確定性

有時高關稅保護了部分行業，但並不一定能帶來整體就業和股市的向好，相反，在供應鏈全球化的現代經濟中，關稅可能抬升製造成本、打擊出口、引發報復性關稅，負面影響更為複雜。

④ 政治博弈與民意考量的重要性

歷史上，多次關稅法案的推出或提升都與國內政治氛圍、選舉考量緊密相關。高關稅措施常被包裝為“捍衛國家利益”的手段，對選民或特定遊說團體有短期吸引力。

啟示：關稅政策的多元思維是應有之義

① 需求時代背景、地緣政治、配套政策的綜合評估

單純依靠關稅保護並不能根本解決貿易逆差或產業結構問題；若能與科技創新、財政貨幣政策、外交手段相配合，方可在宏觀層面體現更強的政策效力。

②謹慎看待“貿易保護主義”的副作用

美國多次實施高關稅後遭到他國反制，對出口造成損害；在全球經濟高度融合的當下，更需權衡報復性關稅對本國企業乃至消費者的間接影響。

③ 避免“經濟衰退+高關稅”組合下的惡性循環

大蕭條時期以及其他衰退期的案例顯示，高關稅會引發貿易萎縮、加深蕭條；當經濟下行時，盲目加稅往往進一步破壞全球市場，歷史證明效果非常負面。

④ 更長期視角：產業升級與競爭力提升

回顧成功的美國經濟擴張階段（如 20 世紀末至 21 世紀初 IT 產業崛起），真正起關鍵作用的是產業創新和科技突破，而非高關稅保護；關稅只能在短期給少數產業“喘息之機”，難以替代持續的科技與制度優勢。

五、結論

• 高關稅在美國歷史上屢次出現，大都出於維護特定時期國內利益或應對對外競爭的需要。
• 實際效果取決於當時的整體經濟環境、科技與產業創新水平、國際形勢以及政策配合，並不單獨由關稅本身決定。
• 對全球經濟和貿易體系而言，高關稅往往引發連鎖反應，可能導致報復性關稅、世界貿易萎縮甚至金融市場動盪。

整體來看，“美國通過關稅保護自身利益”的傳統或許會一再上演，但歷史經驗表明，高關稅政策若與宏觀環境或內外政策失配，常常帶來更大的代價或事與願違的結果。

最終總結：

美國加征關稅並非一招“靈丹妙藥”，既可能在短期保護國內少數行業，也可能在長期帶來廣泛經濟負面影響。站在歷史規律與綜合背景的角度，對關稅政策的效果需要具體環境下的多維審視。

從美國長期關稅演變的視角來看，“美國歷史關稅復盤”最關鍵的啟示在於：關稅政策的具體成效從來不是單向度的，它往往取決於當時的時代背景、地緣政治、國內產業結構、宏觀經濟政策以及國際大環境。也就是說，高關稅本身並非萬能良藥，過度依賴關稅在錯誤時機或不恰當環境下實行，往往會帶來副作用甚至“事與願違”。以下幾個要點最為重要：

1. 高關稅若與經濟衰退/蕭條疊加，代價往往更大

歷史案例，1930 年斯穆特-霍利法案（大蕭條初期）不僅未能提振美國經濟，反而引發他國報復關稅，導致世界貿易規模大幅萎縮，經濟衰退全面加深。

即使保護了部分國內產業，在全球需求萎縮時，高關稅無異於“飲鴆止渴”，最後本國就業和對外出口也受到嚴重打擊。

核心教訓：當宏觀經濟處於脆弱或下行階段，推行高關稅只會加劇危機，“以鄰為壑”的保護手段會加速全球貿易下滑，最終造成本國經濟反噬。

2. 高關稅短期或能保護少數產業，但並非根本解決方案

1828 年“Tariff of Abominations” 的確在短期幫助北方製造業，但卻激化南北方矛盾；20 世紀 80 年代美國對日本的貿易限制，對汽車、半導體等行業提供了暫時緩衝，但並沒有徹底改變美日之間的貿易失衡格局。

核心教訓在於，關稅在“短期”可以給部分受衝擊產業爭取調整和升級的時間，但若沒有產業創新、產品升級以及更全面的宏觀改革，長期仍難以從根本上解決競爭力不足、貿易逆差等結構性問題。

3. 關稅政策效果的好壞與“配套措施”與“經濟周期”密切相關

里根時期（1980s）美國同時實施“減稅 + 強勢美元 + 科技創新”組合拳，雖然也對日本採取高關稅、貿易限制，但真正拉動美國經濟與股市繁榮的核心是內部科技革命（PC、軟體、半導體創新）與財政貨幣政策的協同。

與之對比，1920-1930 年代一次次提高關稅，卻與內需不足、投機泡沫以及全球市場萎縮疊加，最終導致經濟繼續深陷衰退。

關稅並不單獨發揮作用；它與財政金融環境、產業政策和技術創新是否同步至關重要。所謂“高關稅自救”若與整體經濟、外交、技術環境不匹配，最終就可能是“負效果”。

4. 貿易保護常伴隨報復性關稅，全球經濟“多輸”

1930 年斯穆特-霍利關稅釀成全球性“關稅戰”，各國競相築壁壘，世界貿易額暴跌，蕭條進一步惡化。當代貿易爭端中，美歐互征關稅、美國與其他貿易夥伴互相打擊，也往往導致下游產業和消費者成本上漲，出口企業喪失市場。

在當今的世界經濟高度一體化，“你來我往”的關稅對抗只會導致貿易鏈斷裂、成本上升、通膨壓力或需求萎縮。最終各方都難以獨善其身。

5. 真正的長期競爭力來自“科技、制度與市場開放”

二戰後美國持續降低關稅，並通過 GATT/WTO 推行自由貿易體系，同時借助其在科技研發、金融服務、跨國企業方面的優勢，引領全球經濟數十年。

20 世紀下半葉至今，美國關稅總體處於低位，它依靠的是科技、品牌、金融霸權和全面市場開放來抓住全球機遇，而非依賴高關稅。

高關稅可以在非常初級的發展階段或特定政治環境下，為財政和特定產業提供一時之利；但要實現國家整體財富和長期競爭力的提升，必須靠持續技術創新、制度最佳化和全球市場佈局。

關稅對財政收入的重要性在現代美國已經大大下降，美國政府收入主要來自所得稅、消費稅及其他稅收；對外輸出高科技、服務、金融和文化成為關鍵增長引擎。

6. 關稅在政治中的地位：短期“討好選民”的工具

無論是 19 世紀南北方利益紛爭，還是 20 世紀里根對日本、21 世紀川普對華關稅，都與“國內政治訴求”密切相關——滿足特定選民（如傳統製造業工人、農民）的情緒和利益訴求。

在大選周期或政治壓力下，政府往往傾向把加征關稅作為“看得見”的強硬姿態。關稅時常被用作政治談判籌碼或向選民表態的工具，卻未必符合長期經濟規律。

歷史上數次關稅飆升都表現出“政治驅動”色彩，而經濟後果卻往往在政策目標達成前就顯現出負面衝擊。

結論：歷史關稅復盤的“真正重要”啟示

①高關稅是“雙刃劍”

短期可能保護若干產業、滿足選民政治訴求，但易導致國際對抗升級、全球市場萎縮，最終反噬本國經濟。

②能否成功在於“配套宏觀政策”和“產業升級”

經濟環境好、創新活力充沛、國際金融地位穩固時，高關稅負面效果可能被部分消化（如里根時代）。若經濟脆弱、內需不振或遭遇全球蕭條時（如 1930 年代），高關稅往往成為雪上加霜的破壞性因素。

③全球化時代，全面高關稅保護“難以為繼”

二戰後美國主導多邊貿易體系，推行自由貿易並從中受益。高關稅不再像 19 世紀那樣是其主要財政收入來源和國家競爭方式；也越來越受到 WTO 等多邊規則的限制和報復性措施的掣肘。

④ 真正的長期競爭力靠科技、制度與全球市場整合

復盤美國崛起：從 20 世紀下半葉的科技革命，到新世紀資訊經濟時代，美國靠制度優勢、技術創新與全球市場深度結合，奠定超級大國地位。關稅僅是“臨時擋板”，並不能替代企業創新、金融服務輸出和人才培養等根本驅動力。

簡言之，美國在 200 多年歷史中多次利用關稅進行產業保護與政治操作，但經濟與金融體系的成功更多依靠內在的創新驅動和對外開放。高關稅在錯誤時機或缺乏配套下反而會破壞國內外經濟關係，造成嚴重反噬。

“美國歷史關稅復盤，真正重要的”就是認識到：只有在恰當的宏觀環境與政策配合下，關稅才可能發揮一時之效；若企圖用關稅去替代產業升級與國際合作，則往往導致貿易戰、全球蕭條和經濟實力受損——歷史幾度證明，高關稅從來不是經濟與國力持續躍升的根本支撐。

所以，如果美國當前經濟很好，又有AI革命，加征關稅的後續影響與科技革命的影響誰大或才是是關鍵。

在判斷“美國當前如果經濟形勢強勁，且處於新一輪 AI 科技革命的起點，那麼加征關稅與科技革命這兩種因素那個對美國未來影響更大”時，核心在於：科技革命能夠帶來更長期、深層次的經濟結構升級與生產力提升；而關稅政策更多隻能在短期、局部領域改變貿易與產業分配格局。因此，從長期與全域來看，AI 科技革命的影響大機率會遠超“關稅調整”的影響。

1. 時間維度：科技革命具備長期動能，關稅影響偏短期

AI 科技革命本質上是一種通用技術（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的興起，可能深刻改變各行各業的生產方式、就業形態及全球產業鏈佈局。

其爆發可能會持續 5~10 年乃至更長時間，不僅影響 GDP 增長，更可能改變國家在全球價值鏈的地位。

關稅調整屬於政策手段，影響往往聚焦在進口成本、產業保護、貿易結構等方面。短期可以帶來價格波動、供應鏈調整、進出口資料變化，但長期能否“保護本土”或“降低逆差”還需看其他宏觀因素（如創新、內需、國際競爭），很難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支撐。

2. 經濟性質：科技創新創造新價值，關稅只在既有蛋糕上再分配

AI 科技革命有助於催生新產業、新商業模式、大量知識密集型就業崗位，帶來增量的經濟價值與社會福利提升。若美國繼續保持領先地位，能在軟體、硬體、資料服務、晶片、雲端運算等方面取得全球壟斷或准壟斷收益，極大鞏固美國在金融、科技、網路等領域的霸主地位。

關稅壁壘更多是對既有的全球供應鏈和貿易格局進行“二次分配”：通過提高他國商品進口成本，短期“擠出”部分外部競爭，或讓本土廠商享受價格優勢、增加關稅收入。本質並不擴大全球經濟蛋糕，更可能引發貿易報復或導致供應鏈效率下降，從而限制長期增量。

3. 內在經濟邏輯：科技驅動 vs. 政策驅動

科技驅動：內生增長動力，AI 代表了生產函數的躍升——讓勞動與資本效率大幅提高，產生正向的“溢出效應”（如新產業、新技術平台、人才需求）。這種內生增長模式歷來是美國維持經濟活力和全球領先的關鍵。

政策驅動：受經濟周期制約，關稅通常隨政治周期或選舉周期調節，而貿易摩擦的負面後果有可能在後續經濟放緩時被放大（如供應鏈脫鉤、他國報復，導致更大代價）。關稅若引發通膨壓力或產業鏈重構，在經濟“順風”時或許能暫時消化，但一旦經濟周期轉弱，負面影響會更明顯。

4. 現實經驗：高科技浪潮對美國歷史地位的影響

20 世紀末 IT 革命，里根及其後多屆總統時期，美國對外實施過若干關稅壁壘（如對日本、歐盟等國家的汽車、鋼鐵、半導體等），但真正讓美國經濟在 20 世紀末-21 世紀初騰飛的核心還是電腦、網際網路、軟體這些技術紅利。

這段時期美股大牛市、網際網路巨頭崛起（微軟、Google、亞馬遜等），對美國 GDP 貢獻遠大於關稅手段。對日關稅在“結構性逆差”問題上並無長期明顯改善，美國依然保持對日本大額逆差，但並不妨礙美國整體經濟因科技紅利而大幅領先。

21 世紀頭十年後的智慧型手機浪潮，美國蘋果、Google、Qualcomm 等企業通過技術和商業模式創新在全球範圍獲得超額收益；關稅在此期間更像邊緣化、針對少數行業的保護措施，並沒有改變美國在高端製造、軟體生態上的龍頭地位。

5. 可能的短期變數：通膨、地緣衝突、供應鏈重構

雖然從長期看 AI 科技革命會帶來巨大紅利，但短期貿易摩擦、供應鏈中斷、關稅引發的局部通膨或國際政治衝突，仍會在金融市場上帶來較大波動。

可能出現的情形：美國經濟本已強勁，再疊加高關稅，短期內消費者或下游企業可能面臨通膨壓力，或部分行業被貿易戰牽連。然而，如果 AI 革命的盈利前景足夠強烈，資本市場可能更關注“創新科技”投資機會，而對關稅消息的短期衝擊逐漸淡化。

科技革命（如當前以大模型、雲端運算、晶片產業為核心的 AI 浪潮）在長期、深層層面上，對美國經濟增長與全球地位的促進作用遠大於關稅帶來的貿易保護或收入效應。

關稅可能在短期影響國際貿易流向與產業鏈佈局，但其帶來的正面效益多半有限，還常伴隨供應鏈效率損失和國際報復，因此更像是“一時取巧”的政治/經濟工具。

AI 科技革命能創造全新價值增量，讓美國企業和資本市場從全球分工、技術專利與平台優勢中獲得持續紅利，帶來更多長期結構性利多。

因此，若美國經濟已在向好軌道，再加上 AI 技術的長遠增值前景，關稅對經濟格局的影響相較而言只是“短期擾動”；而AI 革命則像下一次工業革命那樣決定著美國未來數十年的經濟競爭力。 (貝葉斯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