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10日，美國政府宣佈對中國輸美商品徵收“對等關稅”的稅率進一步提高至125%。美國政府掀起最新一輪“關稅大戰”始於該國總統川普本月2日簽署的所謂“對等關稅”行政令，該行政令宣佈對貿易夥伴加征10%的“最低基準關稅”，並對某些國家徵收更高關稅。

據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此前公佈的關稅計算公式，美國政府設定對各國最新關稅的“依據”，是美國與該國的商品貿易逆差除以從該國進口的總額。這意味著美國直接把貿易逆差本身定性為“不公平貿易”的證據，並試圖通過提高關稅來“糾正”這一現象。

當美方對華加征畸高關稅之際，這一政策再度引發了各界對貿易逆差的討論：貿易逆差的本質究竟是什麼？究竟誰該為美國的貿易逆差“負責”？貿易逆差是否真如美國政府所言，是外國“佔美國便宜”的證據？

被誤讀的貿易逆差

貿易逆差這一概念，指的是一國進口的商品和服務總額超過出口總額。現任美國政府將美國同其他國家的貿易逆差解讀為“外國佔美國便宜”，並試圖通過關稅手段強行“平衡”貿易。不過，事實上，貿易逆差並非源於某些國家的“不公平競爭”，而是美元特權地位與美國自身經濟結構轉型的必然產物。

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特殊地位，是導致美國貿易逆差長期存在的關鍵因素之一。新聞網站“對話”在一篇文章中分析認為，從跨國企業到普通家庭，全球經濟活動對美元及其計價資產（包括現金、國債、公司債）的需求與日俱增。這種需求使聯準會能夠向海外增發貨幣，美國政府和企業得以低成本融資，這些都最終轉化為美國民眾的超額消費與投資能力。

“我們用美元和金融資產換得德國的機械、蘇格蘭的威士忌、中國的智慧型手機和墨西哥鋼材——現在卻將逆差歸咎於貿易夥伴，這就好比責怪銀行為我們提供低息貸款。”文章這樣形容稱。

分析認為，美國自身的經濟結構轉型進一步放大了逆差。據CNN報導，涵蓋零售餐飲、軟體通訊、物流運輸、文娛傳媒、教育醫療及專業服務的服務業，自1939年大蕭條時期就佔據美國私營部門非農就業57%的份額，如今這一比例更已攀升至84%，與此相對的是，製造業在美國GDP中的佔比持續下降。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貿易學院學者譚婭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分析稱，這一趨勢源於多方面因素，包括金融、科技和房地產等高端服務業的快速發展吸引了大量資本和人才，導致製造業投資減少；全球化處理程序中，製造業外包至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國家；金融資本的逐利性推動企業將生產環節外包，加劇了製造業的空心化；自動化和技術進步也減少了對製造業勞動力的需求。諸多因素共同導致美國製造業出口下降，進口增加，擴大了貿易逆差。

“美國的貿易逆差很大程度上是其國內政策的產物，而非外國‘不公平貿易’的結果。”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世界經濟與發展研究所研究員姜躍春告訴《環球時報》記者，美國同其他國家出現巨額貿易逆差有複雜的內外背景：一方面，美國本土產業“空心化”，使其對最終產品的剛性需求旺盛，但這並非強買強賣；另一方面，美國對中國等部分國家不斷實行“冷戰思維”式“出口限制”，導致其高附加價值產品不能按需流入一些“順差”國家。此外，美元作為世界貨幣，需要通過大量購買他國產品，向世界各國釋放美元的流動性，從而確保美國的核心地位。

美國長期從貿易逆差中受益

“貿易逆差可能是經濟出現問題的徵兆，但對美國而言，情況恰恰相反。美國實際上受益於貿易逆差。”德國經濟學家呂迪格·巴赫曼近日在德國電信-線上新聞網站刊登的一篇專訪中說。傳統認知將貿易逆差簡單等同於“入不敷出”，川普政府也將貿易逆差描繪成“經濟失敗”的象徵。但他們卻刻意忽視了這樣一個關鍵事實：美國正是現行體系的最大受益者。

“美國的貿易逆差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全球經濟地位和美元主導地位的體現。”譚婭表示，美元的國際需求使美國能夠通過發行美元來滿足全球對其貨幣的需求，從而維持貿易逆差。這種機制使美國能夠以較低的成本融資，促進了其經濟增長。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2023年底對美國自1950年以來參與國際貿易獲得的回報進行分析後認為，自1950年開始，隨著全球運輸和通訊等基礎設施建設大幅改善，美國在參與國際貿易的過程中獲益良多，2022年，美國GDP增加了2.6兆美元，名義GDP增長高達近10%。

值得關注的是，《紐約時報》報導稱，此次川普政府只計算了商品貿易存在的逆差，並沒有考慮服務貿易。雙邊貿易既包括商品貿易，也包括服務貿易。服務貿易包括科技、媒體、金融、運輸和旅遊等領域。

以2024年為例。美國商務部公佈的資料顯示，2024年，美國的貿易逆差達到了1.21兆美元。然而，這一資料掩蓋了資本帳戶與金融帳戶的巨額盈餘。《經濟學人》稱，美國服務出口總額高達1.1兆美元，服務貿易順差達2950億美元，接近歷史最高水平。此外，2024年，美國企業海外利潤高達6320億美元，若按標普500指數平均市盈率估算，這些利潤對應的海外資產價值更是高達16.4兆美元。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教授裡卡多·豪斯曼提到，美國通過資本帳戶的順差，輕鬆覆蓋了經常帳戶的逆差。這種結構性優勢使美國能夠長期“透支消費”而不引發經濟危機。

美國消費者也在國際貿易中享受到了物美價廉的產品，“中國製造”早已成為美國家庭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對等關稅”4月9日生效之前，美國消費者開始囤積商品，他們擔心一旦關稅生效，美國的零售品價格將快速上漲。路透社據智庫機構估算，川普的新關稅將在未來十年內讓美國民眾損失3.1兆美元。

“用貿易逆差衡量貿易關係質量，是一個錯誤”

“用貿易逆差衡量貿易關係質量，是一個錯誤。”《紐約時報》在9日的一篇報導中寫道。美國以雙邊貿易逆差為由，對近60個貿易夥伴加征懲罰性關稅，但經濟學家普遍認為，這一邏輯存在根本性缺陷。美國的逆差是由財政政策與資本流動驅動，與商品需求無關。若關稅真能縮減逆差，更可能意味著美國的經濟活力受到打擊，或投資者對美國的信心出現了動搖。

譚婭認為，美國貿易逆差的背後是全球化下的國際合作與共贏分工。美國通過專注於研發、設計和品牌營運等高附加值環節，將生產製造外包至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國家，實現全球資源的最佳化組態。這一分工模式使美國消費者能夠享受價格低廉的商品，同時開發中國家也通過承接製造業獲得了經濟增長的機會。

姜躍春對《環球時報》進一步分析稱，過去幾十年，隨著全球產業的多輪轉移，國際間按“比較優勢”形成了國際分工，世界各國在這一分工體系中各得其所，基本實現了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國際貿易體系。美國作為發達國家陣營中的代表，他們希望將科技、金融等高附加值產業留在本國，而將中低端製造業轉移至開發中國家，這樣的分工體系既符合產業資本發展的內在規律，也是實現企業利潤最大化的自然選擇。

他認為，不過，所謂國際分工並非是一成不變的，它在一定的歷史條件有存在的合理性，但隨著各國實力對比和經濟規模的變化，各經濟體在全球產業分工中的角色和位置也不斷調整、變化，這也符合經濟發展的基本邏輯。任何國家都不可能通過徵收關稅強大自己，拿關稅當武器、懲罰貿易對象國更是拙劣之舉。2018年中美貿易戰更已經表明，關稅戰不僅無法縮減逆差，反而會推高本國通膨。 (環球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