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的意見》，對分類推進高校改革作出系統部署。檔案提出，強化人才供需適配機制，完善以國家戰略需求為牽引的學科專業設定調整機制和人才培養模式。

當前，人工智慧正在深刻改變經濟運行、社會分工、就業結構和大學教育，標準化、可編碼技能加速被替代，理解、共情、判斷和選擇等綜合能力愈發稀缺，大學人才培養已進入亟待改革的關鍵時期。改革須把重心從“傳授標準技能”轉向“發展綜合能力”，迫切需要重構專業與通識教育，完善大類培養、模組化課程等路徑；推動課堂從“講授知識”轉向“研究問題”，在紮根中國實踐中生成理論；深入連接社會實踐，吸納一線經驗與真實互動；並以教師轉變和制度供給形成可執行的中國方案。

從專業知識傳授走向綜合能力培養

人工智慧越是能夠替代標準化、可編碼的技能，記憶、背誦、演算、程式設計等“機能”就越容易被替代，大學教育就越要重視那些難以標準化的能力（如理解、共情、審美、溝通等“人能”）。未來真正稀缺的，不只是會使用技術的人，而是能夠理解社會、發現問題、溝通需求並能用不同知識解決問題的人。大學改革不能停留在增加幾門課程，而應重新回答一個根本問題：在人工智慧時代，我們究竟要培養什麼樣的人？

人工智慧正在迅速改變經濟運行、社會分工和就業結構。過去，大學通常按照相對穩定的職業分工設定專業，再按照專業要求向學生傳授知識和技能。AI時代這一模式正在受到挑戰。凡是程序明確、流程穩定、結果可以檢驗的工作，都可能被人工智慧部分乃至大幅替代。程序編寫、資料處理、資料檢索，甚至部分研究工作，都在發生變化。這並不意味著專業知識不再重要，而是意味著僅僅掌握專業知識已經遠遠不夠。人工智慧可以替代一項技能，卻很難替代一個人對複雜現實的完整理解。能夠發現問題、判斷需求、協調利益、理解倫理規則，並在不確定情境中作出選擇，這些綜合能力反而會變得更加重要。

因此，人工智慧帶給大學的真正挑戰，不是要不要多開一門人工智慧課程，而是大學的人才培養體系能否從“傳授標準技能”轉向“發展綜合能力”。

現代社會建立在高度分工之上。分工提高了效率，也使人的知識結構越來越專業化。一個學生進入大學以後，很快被劃入某個專業，按照規定的培養方案修讀課程。但在人工智慧時代，分工越細，標準化程度越高的技能，越容易被機器掌握。一個人的技能如果只能對應某項固定任務，他原有的優勢也可能迅速消失。

相反，那些看起來“不夠標準”的能力，正在變得更加珍貴。比如，怎樣把一個模糊的現實需求轉化為可以解決的問題；怎樣理解客戶沒有說清楚的要求；怎樣在技術、制度與人的感受之間作權衡；怎樣與不同專業背景的人合作；怎樣判斷一項技術可能產生的社會影響。這些能力很難通過一門課、一次考試來衡量，卻決定著一個人能否在變化中不斷創造新的價值。以程式設計師為例，人工智慧可以越來越高效地生成程式碼，但還不能自動完成全部工作。目前AI雖然能承擔一部分程式設計師的工作，但尚未完全能夠把客戶需求拆解成具體任務，仍然需要工程師來判斷那些問題應該交給技術，那些問題需要通過組織、制度或溝通來解決。技術發展裡的倫理、法律等問題更是不可能交給AI去判斷。越到高層次，決定一個人發展空間的越不是某項孤立技能，而是文理交融的綜合能力。

文科教育同樣面臨變化，文科所培養的理解、表達、判斷和解釋能力，本來具有難以標準化的特點。文科教育本應在人工智慧時代在大學裡大放光彩，為理工科學的綜合素質提升提供基礎，但如果文科教學只是重複抽象概念，脫離現實問題，不做調查研究，也不關心技術與產業正在發生什麼，不僅無法為大學的通識教育做貢獻，甚至自己本學科也會因脫離現實而被社會淘汰。

如果大學要培養學生面對變化的能力，就需要重新考慮專業教育的時間、強度和邊界。特別是在一些理工科專業中，課程和作業負擔過重，學生每天忙於完成規定任務，也缺少形成個人興趣的空間。通識課上，部分學生忙於專業課的作業，將人文教育和通識教育作為專業教育的調劑和點綴。另外，全體理工科老師的思想也需要轉變，人文社科的課程不再是上菜前的“豆腐乳”，而應當是主菜之一。

一種可行的改革方向，是進一步推進大類培養和非專業培養。低年級學生先建立較為寬廣的知識基礎，在對不同學科有所瞭解之後，再作專業選擇。到了大三、大四，可以形成兩條相互平行的發展路徑：一部分學生進一步強化專業訓練，往科研方向發展，另一部分形成複合型知識結構，面向社會就業。從事專業的學生可以有更多的專業內容學習，非專業的學生更多的涉獵通識教育。但提高通識教育的比例，不能簡單理解為增加課時和學分。通識教育的關鍵在於拓展知識範圍、建立基本的問題意識，並讓學生學會在不同知識之間建立聯絡。學校可以按照人文、社會、自然、工程、藝術等不同類型提出基本要求，同時增加短課程、模組化課程和靈活課程，讓學生自主拼接學習方案。

從“講授知識”轉向“研究問題”

知識和原理仍然重要，如果缺少基本理論，學生面對複雜現象時只能停留在經驗和感受層面，但原理不能代替對現實的研究。如果教師只講一個宏大的理論框架，不關心現實發生了什麼，不研究具體問題，學生得到的就只是可以複述的概念，而不是理解世界的方法。

通識課程不應只是介紹抽象結論，也不宜把現成教材從頭講到尾。不應機械進行政策講解，以檔案解讀檔案，而是應該研究基層治理、黨的建設、公共服務、企業發展等具體實踐，再通過調查走訪、案例討論和課堂辯論，分析制度是怎樣運行的。中國的發展包含大量經驗、故事和具體問題，這些實踐往往是碎片化的，需要學者把它們整理、解釋並上升為具有自主性的知識。所謂紮根中國大地，並不是先提出一個無所不包的大框架，再讓現實去適應框架；而是從重大問題出發，在中國實踐中尋找材料、檢驗理論、形成概念。在這樣的課堂中，教師不只是知識的傳遞者，也應當是問題的提出者、材料的組織者和討論的引導者。

一門好的課程，既要讓學生知道“是什麼”，也要追問“為什麼”；既要講清已經形成的知識，也要讓學生看到知識是怎樣從問題中產生的。課堂因此不再只是完成教學任務的場所，也可以成為科研問題和接觸社會的起點。但是大學裡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科研與教學脫節的現象。大學的核心要務是培養人才，教師的研究和晉陞受到論文評價的推動，卻未必適合進入本科課堂，本科教學成效對人才評價和晉陞的影響也不夠；有些研究重視發表、重視定量分析，卻不關心企業、政府和社會真正面對的問題。改變這種狀況，需要把教學與研究重新連接起來，將有現實價值的研究成果帶回課堂。

通識教育需要更多來自實踐一線的參與。校友、企業家、政府工作人員和專業人士，都可以成為大學課程的重要內容提供者。設立名家講堂、校友通識課，不只是請成功人士介紹個人經歷，更重要的是讓他們把所做的前沿事情講清楚：問題從那裡來，需求如何發現，失敗怎樣發生，技術如何受到制度和倫理的約束。

在人工智慧高度發展的時代，人與人的接觸仍然重要，特別是具有高頻、跨界和具有隨機性的互動，往往能夠產生新問題、新合作和新知識。這也是一些高科技企業重新回到城市中心的重要原因。城市中心人與人的互動更加頻繁，大城市創造了更多人與人高頻、跨界和具有隨機性的互動場景，大學生們應該更珍惜機會參與到人與人的互動中。人工智慧越發展，我們越需要研究互動本身，理解需求如何形成、規則如何建立、倫理邊界如何確定。

形成AI時代大學教育變革的中國方案

課程改革最終要由教師完成，沒有教師觀念的轉變，再完整的培養方案也可能停留在檔案上。通識教育尤其需要資深教師參與，不能把通識課看成專業課之外的附屬任務，也不能把它完全交給缺乏經驗的年輕教師。相反，每一位教師都應當承擔一定的通識教育責任，思考自己的專業知識怎樣被不同專業的學生理解，怎樣回應更廣泛的社會問題。

對於文科教師而言，還應承擔知識普及和公共表達的職責。學術研究有自己的專業語言，但通識教育要求教師轉換話語，把複雜知識講清楚。能否讓非專業學生理解，並不意味著降低學術標準，恰恰反映了教師是否真正理解自己所研究的問題。

學校則需要為開課提供製度支援。新的通識課可以通過集體備課、同行討論和學生反饋不斷完善，課程質量及其社會反響也應進入教師評價。考評教師，不能只看發表了多少論文，還應看他的工作與學生、政府、企業及社會需求發生了怎樣的聯絡。學校層面應該積極開展人工智慧時代大學教育的討論和研究，在充分討論的基礎上形成方案，討論不能只有意見，學校和院系層面還要形成可執行的辦法；改革方案再通過學報筆談、專題研討等方式，將經驗轉化為公共知識。

人工智慧時代的大學教育改革，不能照搬其他國家的課程體系。不同國家的社會制度、產業結構和教育傳統並不相同，中國大學必須從自身實踐出發，回答自己的問題。未來的大學教育，應當既有專業的深度，也有通識的寬度；既講基本原理，也研究現實問題；既重視技術效率，也討論規則、倫理與人的需求；既紮根中國實踐，也保持開放的世界眼光。人工智慧可以提供答案，卻不能代替人提出真正重要的問題，這正是人工智慧時代大學教育必須承擔的責任。在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過程中，中國應提出適應人工智慧時代的通識教育方案。(21世紀經濟報導)

半個月內，德國兩大頂尖機構相繼落子深圳。

4月18日，“馬克斯·普朗克-中國科學院合成生物化學聯合研究中心”在深圳揭牌。

這是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科學促進學會設立的首個合成生物國際聯合研究中心，將合力建構跨層級人才聯合培養機制，探索穩定的制度化合作框架，將聯合中心建成國際科學家協同創新的開放實驗室。

緊隨其後，4月29日，“深圳市南山區漢希卡德智能感測應用技術研究院”落地。

這是粵港澳大灣區首個中德合作的智能感測研究院，將建設MEMS中試平台、設計開發中心、應用技術研究中心、人才培訓中心、測試標定中心及企業孵化加速中心，助力企業實現MEMS產品“做得出、做得好、賣得掉”。

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競爭更加聚焦基礎前沿領域，原創性顛覆性創新的重要性日益凸顯。

此次落地深圳的兩大國際機構，正是聚焦更細分、更深入的領域，推動基礎研究向“深水區”邁進。

一季度，深圳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投資同比大增173.8%；實際使用外資約170億元，同比增長超47%；新設外商投資企業超2700家，同比增長超15%；新增合同外資超250億元，同比增長超53%。

為何不論是頂尖機構還是外資，都紛紛湧入深圳？

正如馬普學會主席帕特里克•克拉默所言，國際合作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把互補的專業知識結合在一起，讓雙方都能受益。“深圳有著世界上最好的研究機構之一，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很高興與深圳合作更多。”

德國馬普學會實地考察深圳合成生物研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

首要，是深圳雄厚的產業基礎和清晰的頂層設計。

資料顯示，近三年全國新增的合成生物企業中，有40%集聚在深圳；深圳感測器相關企業已超2000家，年總產值突破500億元，成為全國乃至全球感測器產業的重要增長極。

政策層面上，深圳持續“加碼”合成生物、智能感測器等產業叢集。

合成生物領域，今年4月，出台《深圳市推動合成生物創新引領生物製造產業高品質發展若干措施》，建立完善規模超100億元的產業引導基金體系，支援合成生物、細胞與基因、生物醫藥、醫療器械、新材料等“20+8”產業基金開展生物製造項目投資等。

智能感測器領域，深圳開放多個應用場景，以“揭榜掛帥”方式支援消費電子、汽車電子等領域應用場景示範，推動感測器技術從單一功能向系統級整合演進。

其次，是深圳強勁的國際人才吸引力。

目前，深圳擁有外資研發中心超200個，研發人員超3萬人。

2025年，1050名深圳科學家和學者入選全球前2%頂尖科學家榜單；3位深圳青年學者上榜MIT“35歲以下科技創新35人”亞太區名單；全職院士超百人，全市高層次人才達2.8萬人。

譬如，菲爾茲獎得主數學家埃菲·傑曼諾夫加盟南方科技大學，知名結構生物學家顏寧在深圳創立全新機制的醫學科學院。

更關鍵的是，深圳不僅“引才”，更“愛才”。

實施頂尖科學家“全權負責制”，賦予他們更大的技術路線決定權、經費支配權和資源調度權。對具有成長為戰略科學家潛力的傑出人才，給予最高2000萬元的長期穩定經費支援。

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三十三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11月將在深圳舉辦。

在此契機下，今年以來多國對深圳投資、科研合作顯著升溫。

1至3月，深圳來自APEC成員經濟體的實際使用外資規模超160億元，美國悟譜的智能裝置研發中心、韓國未來集團的軟體中心、日本朗玩集團的中國區總部紛紛落地深圳。

來自瑞典的海克斯康全球測量裝備及感測器智造產業園在深圳龍華開工，將帶動產業鏈上下游協同創新，助力建構大灣區高端智造數位化生態創新示範中心。

從合成生物中心到智能感測研究院，深圳在半個月內接連迎來兩所德國頂尖機構，並非偶然。這背後是深圳深耕產業生態、制度創新與人才戰略的成果。

全球科技競爭進入“深水區”，深圳以開放的姿態迎接更多機遇，成為更多國際頂尖科研力量的“落子首選”，APEC會議的舉辦，將進一步放大這種“虹吸效應”。    (深視新聞)

就在剛剛，比亞迪在深圳總部舉行了30億教育慈善基金啟動儀式，創始人王傳福與來自全國35所高校代表以及28所科技館、博物館共同啟動了比亞迪30億教育慈善基金捐贈。

這一件事或許在業內沒有掀起多大的波瀾，但在海外卻引起了不少人的關注。

美國車評人麥克約翰森感慨：中國電動車快速崛起的背後，彰顯了中國對人才的重視。比亞迪為首的中國車企放著暴利的利潤不要，反而連年加大力度投入研發，不斷招聘應屆生，不斷擴大研發團隊，這意味著中國車企要徹底與西方車企“決鬥”！

事實上，美國車評人感慨萬千的背後，並非空穴來風。

今天比亞迪捐資30億教育慈善資金的背後，就是要助力中國科教戰略。

因為在汽車行業，很長一段時間我們都是跟在西方背後，甚至受盡西方的嘲諷：就算給中國人圖紙，也造不出來發動機。

但今天不一樣了，在新能源賽道上，中國車企一馬當先，比亞迪站在了世界的舞台上。

這背後的依靠，正是比亞迪這麼多年來堅持科技創新，而比亞迪科技創新的底氣，正是來自王傳福的堅持不懈。

正如王傳福所說的：如果沒有科教興國戰略，就不會有今天的比亞迪，更不會有中國新能源汽車的今天。

所以王傳福今天要做的，就是繼續擴大“科教興國”戰略，利用自己“力所能及”的能力，助推中國科教事業。

事實上，一個國家，只要擁有足夠多重視人才、尊重人才的企業，那這個國家的科技發展，必定能夠蓬勃發展。

其實，關於人才培養，一直以來都是王傳福的“重要戰略”。

他曾說過：人才是比亞迪最寶貴的財富。就算財富沒了，廠房沒了，只要人才還在，那就一定能夠東山再起。

而值得一提的是，比亞迪從1997年開始至今，從未中斷過應屆大學生的招聘。

可能很多人認為王傳福很愚蠢，為何要花大價錢去招聘一幫沒有“實戰經驗”的大學生？

但在王傳福看來，應屆大學生是一家企業能否成功的關鍵。

因為一家企業只有擁有完整的人才培養體系，實現從學校到社會的“教育能力”，那這家企業必定能夠走在行業的頂峰。

因此，這也是比亞迪的成功之處。

近兩三年來，比亞迪招收應屆大學生數量已經超過5萬人，今年的碩士、博士佔比更是高達70%，研發人才接近80%。

可能還有很多人不知道，從2017年開始，比亞迪就設立了博士後創新實踐基地，開啟了博士後人才培養，落實“教育接力”新篇章。

在過去的7年時間裡，比亞迪在深圳、重慶、西安建立了“三站四基地”，累計培養了超過1600名博士後。

目前比亞迪博士後在站人數接近1400人，在站規模全國第一，出站留存率高達100%，所以比亞迪能夠連年推出自主研發創新的技術，這背後離不開這龐大的“人才培養體系”。

更有資料表明，比亞迪超過一半的高管和技術骨幹都是從應屆大學生培養而來的。

由此可見，比亞迪科技創新的底氣，正是來自於王傳福敢於培養應屆大學生！

回過頭來，王傳福寧願“放棄”高額利潤，寧願冒著“得罪”同行的風險，也要不留餘力地培養大學生，也要不斷加大投入研發費用。

這背後目的很簡單，那就是要造出讓全世界都驚豔的中國汽車，讓西方國家明白，中國人不僅能造車，而且能造出好車！

在過去，或許中國依靠人口紅利成為了世界工廠。

現如今，經過中國教育幾十年的發展，顯然從人口大國變成了人才強國。

中國工業發展就是很好的呈現，我們早已經擺脫了“大而不精”的世界工廠頭銜，開始向“智造強國”邁進。

今天新能源汽車發展，就是中國工業飛速發展的很好呈現。

通過一代代工程師的技術創新，掌握了新能源時代的核心技術和產業鏈，讓中國徹底打破了西方的壟斷，實現了從汽車大國走向汽車強國的夢想。

今天比亞迪捐資30億教育慈善基金，不僅僅是中國汽車行業的好消息，更是吹響了中國越來越多人重視科教事業的號角。

也希望未來會有更多企業像比亞迪、華為、大疆這些企業一樣，不留餘力投入研發成本，不斷培養人才。 (講者普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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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時代，大學教育應及時調整

外資激增47%、半月內兩大國際頂級機構落子，它們為何扎堆湧入深圳？

沒想到王傳福有這麼大魄力，冒著“得罪”同行的風險，也要幹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