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卓蘭·曼達尼(Zohran Mamdani)以解決紐約可負擔住房問題、提供免費巴士以及提高對富人的徵稅等主張，當選為紐約市市長。我們總說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難，這話一點不假。開始執政後，馬姆達尼馬上就面臨巧婦沒米下鍋的情況：根據馬姆達尼在1月底新聞發佈會上提供的資訊，他的前任留給他的巨大財政赤字，造成今明兩年的財政預算有個120億美元的缺口。馬姆達尼指責前州長安德魯·庫莫(Andrew Cuomo)在州資金分配上短斤缺兩，稱其“搾取本市資源”，造成至今仍未消除的失衡局面。但他將主要責任歸咎於前任埃瑞克·亞當斯(Eric Adams)，稱這筆赤字（將創2008年財政危機以來新高）源於亞當斯“蓄意低估預算”的決策。馬姆達尼發誓：“我們將以大膽的解決方案應對這場危機，這意味著要重塑州與市之間失衡的財政關係，也意味著現在正是向最富有的紐約人和最盈利的企業徵稅的時機。”在新政府的努力下，三周後馬姆達尼交出的兩年財政預算，已經將缺口縮小至54億美元。儘管市政府可通過多種途徑與州政府合作增加收入，但馬姆達尼堅稱自己僅有兩種選擇：提高市房產稅或說服紐約州長凱茜·霍楚爾(Kathy Hochul)對富人增稅。而他相信增稅是正確的選擇，提高市房產稅只能作為萬不得已的下下策。給富人增稅有民意支援馬姆達尼提議將年收入超百萬美元的約3.4萬戶家庭的市所得稅稅率從3.88%提高至5.88%。他還呼籲提高企業稅率。州參議院和州眾議院的民主黨領袖也希望提高富人的稅收，但他們的門檻設在家庭收入500萬美元以上。根據皮尤研究中心2025年3月的報告，美國成年人中大多數支援給大企業增稅，也支援給年收入超過40萬的家庭增稅，支援率分別為63%和58%（上圖）。根據錫耶納大學最近的一項民調顯示，約63%的紐約市居民支援對年收入至少100萬美元的人群增稅，54%的紐約州居民也支援這一計畫。所以，給富人增稅的做法順應民意。民主黨州長不支援給富人增稅但是，馬姆達尼增稅的方案在州長霍楚爾那裡遇到了巨大的阻力——霍楚爾今年要競選連任，她曾承諾紐約州居民不會加稅，她堅決拒絕在競選年收回承諾。而且，就是在民主黨政客中，霍楚爾也不是個例。目前，加州一個醫療工作者工會SEIU-UHW正趕在4月之前收集90萬個有效簽名，試圖將一個對資產超過10億美元的人徵收5%的一次性稅款提案列入11月的選票，讓加州選民公投。民主黨州長加文·紐森(Gavin Newsom)就是反對這個提案的，加州科技富豪一抓一大把，他長期以來一直擔心此舉會嚇跑科技界領袖。紐約市獨立預算辦公室資料顯示，百萬富翁群體僅佔納稅申報人的1%以下，卻承擔著全市約37%的個人所得稅。如果這些人都搬離紐約，豈不是反而減少了紐約的稅收嗎？總之，如果只是某個地方對富人提高徵稅，一個最普遍的反對理由就是這樣會把富人嚇跑，搬到收稅低的地方去。只是，這個聽起來似乎符合邏輯的說法並沒有事實支撐。不敢給富人增稅的理由站不住腳紐約州最近兩次針對高收入群體的實際增稅分別發生在2017和2021年。財政政策研究所（Fiscal Policy Institute，簡稱FPI）2023年12月的一個報告，對這兩次增稅進行了創新性的統計分析，揭示出高收入群體並未因增稅而顯著改變其遷移行為。1）2020年和2021年高收入人群遷出紐約的原因在於新冠疫情，而非稅收。2021年的確有大量富人離開紐約，但FPI的分析發現，這是因為疫情，而不是2021年的增稅。從上圖可以看出，疫情前的2017-2019年，工薪階層和中產階級離開紐約市的比例是富裕階層的4倍，說明2017年給富人增稅並沒有造成大量富人離開。2020-2021年疫情期間，富人大量離開，但疫情後的2022年，又開始趨向於疫情前的狀況。其實，普遍的遷移規律是：富人不太移動，生活比較掙扎的群體才經常移動。本來嘛，搬家多麻煩，如果有資源應付各種變故，誰願意搬家啊。只有經濟上相對脆弱的群體，才不得不因為家庭或工作變故而搬家。2）當高收入群體確實遷出紐約州時，他們更傾向於遷往其他相對高稅的州，而非低稅州。上圖左邊資料顯示，當紐約的高收入階層搬離紐約時，他們大部分去了康州(28%)，紐澤西(27%)和加州(22%)，這些都是高稅收州。只有很少一部分搬去佛羅里達(9%)，一個不徵收州個人所得稅，成為退休群體熱門選擇的州。上圖右邊資料則表明，收入越高，去低稅收州的比例越小。紐約市的億萬富翁、食品零售商約翰·卡茨馬蒂迪斯(John Catsimatidis)就是以富人都要搬走為理由反對馬姆達尼的稅收計畫，他說：“我認為這是個愚蠢的舉措。我們常開的一個玩笑是，紐約政客是佛羅里達州最棒的房地產經紀人——他們真的在嘲笑我們。”可是，資料告訴我們，這樣的說法才是笑話。只是，這個錯誤印象普遍存在於人們的腦中。事實上卡茨馬蒂迪斯自己也說他本人並沒有問題，“我的錢到死也用不完”。其實，搬去佛羅里達的大多是退休的人，因為退休的人已經不在乎當地的經濟情況和就業機會，只要稅收低就好。但這個群體是仍需要對退休金精打細算的家庭，與富人無關。3）儘管新冠疫情期間有部分百萬富翁離開，但紐約的百萬富翁人數仍顯著增長。雖然紐約在2020至2022年間流失了約2400戶百萬富翁家庭，但得益於強勁的經濟和不斷上漲的工資，同期紐約新增了1.75萬戶百萬富翁家庭。上面兩張圖分別是2017-2022年間紐約收入達到百萬的家庭數和2015-2021年間不同區間段家庭收入數目的分佈。可以看出，高收入家庭數一直在增長，而且是收入越高的區間增長速度越快。總之，新冠疫情期間高收入人群遷出紐約的現像是暫時的，主要由居家辦公和逃離擁擠的城市所驅動。各方面資料都沒有統計學上顯著的證據表明存在因避稅而遷出紐約的情況。這些資料還支援另外一個理論：打造強有力的經濟環境，提供可負擔住房，扶持年輕人，則會產生越來越多的新富人，極大地有利於稅收。而在紐約成長起來的百萬富翁，也是最不願意離開紐約的人。好玩的是，一貫的理論都認為地方性增稅會發生富人逃離，而且還能根據稅收的增長幅度預測富人逃離的程度。上圖分別是對紐約州2017年（左）和2021年增稅前後理論與實際富人搬離比例的比較。紅色虛線是理論估計的情況，藍色實體是實際發生的。可以看出，2017年增稅後，富人離開的幅度稍有增加，但遠不是理論預測的那樣。而2021年增稅後離開的富人反而大幅減少。只能說，事實證明那些看似符合邏輯的理論完全不靠譜。其實，道理很簡單：他們太有錢了，根本不會為了這點稅放棄自己熟悉、喜歡的環境。（類似不靠譜的理論不少，包括如果提高最低工資，就會造成失業率和物價上升等。而實際資料表明，在一定範圍內提高最低工資，對失業率和物價的影響小到可以忽略不計。）一群紐約富人：給我們加稅很多富人反對市長對富人增稅的方案，這是人之常情。但是，在紐約市也有那麼一群收入超過百萬的人對馬姆達尼的政策表示支援。他們成立了一個名為“愛國百萬富翁”的組織，致力於推動立法者改善工薪階層的生活，方法之一就是迫使富人繳納更多稅款。《紐約時報》3月11日的一個報導：“對富人增稅？這些紐約富豪都表示支援”律師克雷格·卡普蘭(Craig Kaplan)就是該組織的積極活動成員之一，他的活動目標之一是說服州長霍楚爾對像他這樣的紐約富人加稅。他說：“我無法想像收入如此之高的人會因為2萬美元的增稅而離開紐約。對我來說，這根本不算什麼。”根據新學院紐約市事務中心經濟與財政政策主任詹姆斯·帕羅特(James Parrott)的分析，在全美十大城市中，紐約市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最高。這也是“愛國百萬富翁”成員所強調的：當收入不平等加劇時，需要更多公共服務。“愛國百萬富翁”成員之一，作家安德魯·托比亞斯(Andrew Tobias)表示，只要“人人都得繳稅”，他很樂意多繳稅。他建議馬姆達尼想出一些新穎的辦法向富裕的紐約人表達謝意，比如，送一個帶著感謝信的果籃：“你今年賺了3800萬美元——這真是個美妙的煩惱。”我覺得最有意思的是托比亞斯對百萬富翁中“底層”表達的同情。他說，大多數富裕居民應該都能自如應對市長提議的增稅，但他對年收入僅略高於100萬美元且開銷巨大的家庭表示同情：“如果你在漢普頓有一處房產，還有三個孩子在私立學校上學，那恐怕很難維持生計，可能有人不得不做出一些犧牲。”這讓我想起在美國讀書時的一件事情。一天，我不知發了什麼神經在抱怨錢不夠花，導師就給了個忠告：“你放心吧，錢不夠花這件事是不需要擔心的，因為你永遠都不夠花。”我一下子大徹大悟：這不就是說要量入為出嗎？對收入不夠解決溫飽的人說量入為出太諷刺，也太殘忍。但對百萬富翁說不是一回事。紐約長島的漢普頓素有“美國最富庶地區之一”的美譽。能夠在那裡置房，孩子都上私校的家庭，一年多交幾萬稅真的只是一個“美妙的煩惱”——只要量入為出就行了。給富人增稅，紐約不帶頭誰帶頭？大概是1998年左右，著名女歌手、演員、導演和製片人芭芭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宣佈要過“簡單一些”的生活，要把當時擁有的7個房產中的5個出售，只留下分別是在洛杉磯和曼哈頓的兩處房產（那個留下的曼哈頓房產後來也於2025年售出）。她位於洛杉磯地區的Malibu compound是她的常年住宅。就是說，她唯一留下的第二房產是曼哈頓的一個（她當時有好幾個曼哈頓房產）。很多富人都是無論如何都要在曼哈頓保留一個房產，經常是，如果只選擇兩個房產，那就是紐約和倫敦，或者紐約和巴黎，等等。紐約的百老匯秀、博物館、美食和文化氛圍，都是世界頂尖水平的，這是一個別處無法替代的充滿特殊魅力的城市。而富人的商業、企業更是與當地和周邊環境有千絲萬縷的聯絡。不是說絕對不會有人因為增稅離開紐約，但一般來說，有足夠資源的富豪不會僅因為錢的原因離開。從另一個角度看，紐約是一個最有能力承受給富人增稅的負面效果的城市。看看現在一日比一日更嚴重的貧富差距，給富人增稅是一條必走之路，如果紐約不帶頭誰帶頭？現在，民意早就到位，紐約市長、州參議院和眾議院不僅意向明確還一再給州長施壓，就欠州長霍楚爾這個東風了。說實話，加州和紐約州長都反對給富人增稅，真正的原因是不是害怕富人搬走，非常存疑。作為政客，不可能不關心這方面的資料，要不為什麼市長和那些議員就沒有這個擔心呢？更可能的是，他們害怕失去自己的競選金主（更難聽的說法是被富人收買了）。“愛國百萬富翁”中的積極分子卡普蘭就為民主黨2024年競選籌款出了大力。但他也是積極為給富人增稅政策呼喊的人。為什麼霍楚爾就看不出這已經是大勢所趨呢？是的，她曾經承諾不增稅。只是，我不懂，在貧富差距如此巨大的時候，為什麼給富人增稅還會有問題。如果有不增稅的承諾，難道不應該理解為是不給普通老百姓增稅嗎？霍楚爾的稅表披露，她2024年的家庭收入近150萬美元。這不應該是她反對的理由吧？至於擔心今年的選舉，馬姆達尼能夠以壓倒性優勢贏，為什麼卻成為霍楚爾的負擔呢？不管霍楚爾反對給富人增稅的真正原因是什麼，希望她能夠重新思考，看清現在的局勢，拿出捨我其誰的勇氣，讓最有資源的紐約成為縮小貧富差距的榜樣。 (美國華人雜談)

當地時間1月1日凌晨，紐約市政廳地鐵站裡燈火通明。34歲的曼達尼一手撫著《古蘭經》，完成了宣誓。這一刻，紐約市史無前例地迎來了首位穆斯林市長、首位南亞裔市長，還打破了自1892年以來的最年輕市長紀錄。這場在百年老地鐵裡的就職儀式，本身就像一個隱喻：美國政壇的舊軌道，正在被新生代強行改道。這個擊敗65歲現任市長、67歲前州長的“政壇黑馬”，出生於烏干達的印度裔家庭。父親是哈佛學者，母親是電影製片人，聽起來自帶精英光環。但真正讓他逆襲的，從來不是這些。從競選策略到施政主張，曼達尼的每一步都不按常理出牌，卻偏偏踩中了美國社會最敏感的神經。不按套路出牌的競選策略美國政壇向來是“老人俱樂部”，候選人拼資歷、拼人脈、拼財團背書。但曼達尼的出現，直接撕碎了這套虛偽的規則——他的競選團隊號稱有十萬志願者，清一色的年輕人。主戰場不在華爾街的晚宴上，而在TikTok、Instagram和X平台的資訊流裡。一條他在街頭跟小販討價還價聊攤位費的視訊，在X平台狂攬1900萬次播放。比對手們所有競選廣告的總流量加起來還多。政治分析師早就點破關鍵：誰能讓Z世代走出家門投票，誰就能拿下紐約。這群1997年後出生的年輕人，既不關心老政客們的政治遺產，也不吃身份政治的套路。他們每天刷著社交媒體，滿腦子都是“房租怎麼降”“工資怎麼漲”“生活怎麼不那麼難”。曼達尼精準拿捏了這種心態。不搞空洞的政治口號，不玩複雜的意識形態博弈，而是用年輕人聽得懂的語言，講他們最關心的話題。據稱，曼達尼的競選資金75%來自100美元以內的小額捐款。沒有華爾街財團的大額背書，沒有遊說集團的暗中支援，卻硬生生靠草根力量碾壓了“金主爸爸”們支援的對手。這背後是美國政治生態的深刻變化：普通民眾對資本操控的政壇早已厭倦。而社交媒體打破了傳統精英的話語權壟斷，讓“小人物”的聲音也能形成燎原之勢。野心勃勃的施政計畫按照民主黨的常規劇本，一個穆斯林、印度裔、移民背景的候選人，本該主打“族群融合”“宗教自由”這類文化議題，靠身份認同拉攏特定選民。但曼達尼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他雖然批評過以色列政府的加薩政策，卻從不在競選主戰場糾結這些國際議題。用他的話說：“我要當的是紐約市長，不是聯合國秘書長，天天談國際問題，能讓紐約的房租降下來嗎？”這句話戳中了紐約人的心聲。如今的紐約，房租中位數每月高達3600美元，是全美前50大城市平均值的兩倍多。汽車保險、育嬰服務、醫療費用貴得離譜，民調顯示只有三分之一的紐約居民對生活質量感到滿意。這座號稱“全球資本主義中心”的城市，正在變成“富人的天堂，窮人的地獄”。在這種背景下，曼達尼的競選綱領簡直是“精準投喂”。凍結部分公寓租金、新建更多經濟適用房、提供免費公車、免費嬰幼兒保育服務，甚至承諾2030年前將最低工資提高到每小時30美元。這些主張聽起來相當“左”，甚至被共和黨罵作“社會主義”，但卻精準擊中了紐約人的生存焦慮。對掙紮在生活線上的普通民眾來說，所謂的“意識形態”“身份認同”都是虛的。能讓房租降一點、工資漲一點、日子好過一點，才是最實在的投票理由。曼達尼的成功，本質上是對美國“身份政治”的一次反叛。多年來，美國兩黨熱衷於炒作種族、宗教、性別等議題，把民眾分成一個個對立的陣營，卻對貧富分化、民生困境視而不見。而曼達尼用“階級政治”替代“身份政治”，用民生議題替代文化戰”，讓選民從為立場投票回歸到為生活投票。這種轉變，不僅讓他贏了選舉，更可能為美國政治提供一條新的出路。“理想照進現實”的殘酷考驗宣誓就職後，曼達尼毫不避諱地自稱“民主社會主義者”，其施政計畫堪稱野心勃勃。凍結租金、免費公車、免費保育、提高最低工資，每一項都需要巨額資金支援。他的解決方案相當直接，向富人徵稅。跟紐約州政府協調提高企業稅，對年收入超過100萬美元的人群額外加征2%的稅收。這種“劫富濟貧”的思路，在美國堪稱反傳統，卻也切中了民眾對貧富分化的不滿。有趣的是，在改革這件事上，曼達尼和川普居然呈現出一種殊途同歸的奇妙默契。川普覺得政府花錢太多、效率太低，需要“小政府”改革；曼達尼覺得政府該管的事做得太少，需要“大政府”兜底。兩人一個代表右翼民粹，一個代表左翼激進，但都抓住了美國民眾對現狀的不滿，只不過開出的藥方截然不同。但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紐約市長被稱為“美國第二難當的職務”，僅次於總統。這座城市有850萬常住人口，GDP超過2.3兆美元，佔全美經濟總量的9%，單獨拿出來能排全球第八。但市長的權力卻相當有限：雖然手握1160億美元的年度預算，卻無權徵收所得稅，這項權力掌握在州政府手中。更棘手的是，紐約市1%的最富裕人口貢獻了超過40%的個人所得稅。一旦加稅力度過大，這些人完全可以搬到稅負更低的州，到時候不僅稅收沒增加，反而可能導致財政收入銳減。此外，曼達尼的政策還面臨著多重阻力：川普政府已經威脅要凍結聯邦撥款，共和黨罵他是“共產主義者”。民主黨內的建制派對他也充滿不信任，參議院領袖舒默對他態度謹慎，前任市長在選戰中甚至倒向了他的對手。華爾街的金融資本、猶太遊說集團也可能因為他的政策立場而反撲。這場政治實驗能否成功，不僅取決於他的執政能力，更取決於他能否在激進改革與政治現實之間找到平衡點。曼達尼的崛起，早已超越了一場地方選舉的意義。《時代》雜誌和《經濟學人》把他的形象印上封面，川普專門在白宮接見這位民主黨新星。社交媒體上掀起關於“美式社會主義”的大討論——這個34歲的年輕市長，已經成為美國政壇的“風向標”。他的勝利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Z世代選民改變了選舉基本盤；高昂的生活成本激發了民眾對改革的渴望；社交媒體打破了傳統政治的話語權壟斷，而民主黨建制派的腐敗和無能，則為新人提供了絕佳的機會。紐約是美國政治的能量“放大器”，這裡的每一個政治動向，都可能影響全國乃至全球的格局。曼達尼的執政表現，不僅將決定紐約的未來，更可能影響2026年中期選舉和2028年總統大選的走向。《經濟學人》評論稱，他的計畫與川普政府直接介入企業經營的措施，都體現了某種“美式國家資本主義”特徵。這或許意味著，無論美國政壇是向左轉還是向右轉，民眾對變革的渴望都已不可阻擋。34歲的曼達尼站在百年老地鐵的站台上，身後是美國政壇的舊秩序，面前是充滿未知的新征程。他能否兌現承諾，把紐約從富人俱樂部變回普通人的家園？能否在重重阻力下，為美國政治探索出一條新路徑？現在下結論還為時過早。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場由年輕人主導、以民生為核心、挑戰傳統秩序的政治革命，已經為美國政壇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震動。而那些守著舊規則、抱著舊思維的老玩家，遲早會被時代的列車甩在身後。 (有理兒有面)

周五，卓蘭·曼達尼走進白宮，成功化解了總統唐納德·川普的戒心，所受到的禮遇，甚至比他今年早些時候在民主黨內部一些有權勢角落中得到的還要熱情。兩人這次會面，構成了一場地道的、美式風格濃厚的政治超現實體驗。提出會面請求的是曼達尼。競選期間，川普曾稱他為“共產主義者”，並威脅要出動國民警衛隊進駐紐約市。結果不但沒有劍拔弩張，川普反而對這位紐約市新當選市長大加讚賞。眼前這一幕，生動展現了曼達尼敏銳的政治直覺以及在必要時也能俘獲政敵好感的本領。這一點，他與總統倒頗相似。「我會替你說話。」川普說著，為曼達尼選擇搭飛機而不是火車前往華盛頓辯護。總統稱曼達尼是個「理性的人」。在橢圓形辦公室裡，這位民主社會主義派的當選市長與這位立場反動的總統，開始談論他們在多少事情上「看法一致」：多建住房、降低犯罪率，還有他們對紐約市的共同熱愛。 「這次會面甚至讓我自己都很意外。」川普說，「我預計自己將來會是幫他，而不是為難他。我會給他很大的幫助，因為我希望紐約市變得偉大。」曼達尼站在總統身旁，面帶微笑。在勝選後的幾天裡，34歲的曼達尼又一次給目瞪口呆的建制派送上驚訝。他用一系列鮮明的動作，展現出極強的政治精明和實用主義氣質。他在政治上的提前佈局表明，曼達尼習慣於承擔巨大風險，願意與政治對手結盟，也願意在他認為有利於推動宏大施政目標時讓最忠誠的支持者失望。光是看看他所做的這項選擇，就足以說明問題。這項選擇在周五還受到了川普的公開稱讚。曼達尼決定延聘現任紐約市警察局長傑西卡·蒂施留任。蒂施是一名中間派，反對紐約州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保釋改革法，她整體的治安治理思路，比曼達尼基本盤中的許多選民更靠右翼。 「她是我家裡一些人的好朋友。」川普這樣評價蒂施。在蒂施任內，紐約市整體犯罪率大致呈下降趨勢。她尤其受到商界領袖以及市內其他建制派人物的歡迎，這些人中有不少都在為她「續任」奔走呼籲。現在看來，歷任紐約市長給予警察局在很大程度上獨立於市長辦公室運作的傳統，很可能將在他任期內得以延續。在紐約本地，曼達尼已經開始在國會選舉中扮演複雜角色。一方面，他在暗中勸說紐約市主計長布萊德·蘭德挑戰紐約州第十國會選區民主黨現任眾議員丹·戈德曼。另一方面，他則公開勸阻市議員奇·奧塞參選後者所在城市另一端的席位。奧塞同樣是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組織成員，原本有可能挑戰現任眾議院少數黨領袖哈基姆·傑佛瑞斯，爭奪其在布魯克林的議席。無論曼達尼打算為紐約帶來怎樣的變革，至少目前，看起來激怒眾議院民主黨領導層並不在他的優先事項清單之上。選舉後的第二天，曼達尼告訴全民眾，他的過渡團隊將主要由歷屆市府中走出來的老將組成。五名任命人選當中，有四人曾在其他市長手下供職。真正引人注意的，反而是「他們不是什麼人」。他們不是外人，不是二十出頭的年輕人，也不是擁有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組織資歷的「運動派」。這些人正是對紐約政治運作極為熟悉，或是善於精心打理城市官僚體系的人。唯一的例外是莉娜汗。她曾在喬·拜登總統任內擔任聯邦貿易委員會主席。在聯邦貿易委員會期間，汗以積極對亞馬遜、臉書母公司「Meta」等巨頭發起反壟斷訴訟而聞名，她的名字在許多商界領袖當中引起的更多是憤怒而非讚許。11月10日，曼達尼任命迪恩·弗萊亨出任第一副市長。弗萊亨絕算不上市府裡的「新面孔」。早在卡特政府時期，他就已投入公共服務。這位一心撲在公共事業上的老臣，對政府運作有著極為深厚的理解。他曾在比爾·白思豪任內擔任第一副市長，負責領導市預算辦公室，並參與推動紐約市普及學前教育。他是個極具份量的任命對象。在一個高層幕僚和工作人員中有相當多人剛過三十歲的團隊裡，多幾位這樣的老將或許正合適用。這些年輕人對城市政府的記憶並不長。 「重要的是要確保在『變革型領導』與『交易型領導』之間找到合適的平衡。」曾在2013年擔任白思豪過渡團隊負責人之一的珍妮佛瓊斯奧斯汀對我說。曼達尼先生團隊的年齡構成持續衝擊著體制，甚至令許多早已習慣與通常年過五旬的候選人及高級助手共事的千禧世代民主黨策略師感到震驚。 「我需要一本Z世代字典才能度過這一天，」他的過渡團隊發言人莫妮卡·克萊因告訴我。她自己也不過36歲。克萊恩介紹，自11月4日選舉以來，已經有超過62,000人申請加入曼達尼市政府工作，申請者的平均年齡是28歲。這或許不僅反映大眾對曼達尼其人的興趣，也某種程度上摺射出他那部分選民所承受的現實壓力20十至24歲美國人的失業率超過9%。擺在曼達尼面前的許多挑戰之一，是如何讓從左翼到溫和中間派的各路人馬都盡量滿意。儘管他主動向川普“伸出橄欖枝”，並作出了一系列類似動作，但目前還沒有跡象表明，曼達尼打算從他那套立場鮮明的左翼施政綱領中後退。而且，他的所有任命也並非都屬於傳統路徑。他的辦公室主任兼最親密助手艾爾·比斯高德－丘奇在意識形態上與曼達尼高度一致，同樣是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組織成員，年齡也與他一樣，是34歲。曼達尼當選市長的第二天，從上東區那些驚慌失措的角落，到布魯克林的進步派聚居社區，整個紐約市其實都拿不準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在接下來的幾天裡，曼達尼不斷努力向自身基本盤之外的人群建立關係，同時也明確釋放訊號，表明他打算充分享受「圈內人」資源的好處。只要是為了兌現他對紐約市和勞工階級所許下的那些宏大且令人振奮的承諾，挑戰正統的做法對這位市長來說或許會十分奏效。 （一半杯）

紐約，全球資本主義之都。傳統印象裡，要當紐約市長，那得是地產商的座上賓，華爾街的盟友，資本主義代言人。現在，紐約的“話事人”變了。90後、非洲出生的印度裔穆斯林、川普“最壞的噩夢”、紐約百年來最年輕市長、“民主社會主義者”……新當選紐約市長的卓蘭‧曼達尼，滿身標籤都快趕上《權游》裡的“龍媽”了。卓蘭‧曼達尼（圖源：美媒）一馬姆達尼生於烏干達，7歲隨家人移居紐約，2018年入美國籍，2020年當選紐約州議員。他的父親是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母親是知名導演；進入政壇前，他的身份是“房屋止贖預防顧問”。在寸土寸金的紐約，買房讓不少人望而卻步。如逾期未還房貸，或拖欠水電費，還面臨房子被銀行收迴風險。馬姆達尼此前的工作，就是代表房主與銀行協商，他說是這段“每天與唯利是圖的銀行打交道的經歷”促使自己從政。去年10月，馬姆達尼宣佈參選紐約市長，起初民調支援率僅有1%。今年6月初選，他爆冷擊敗政治資本雄厚的紐約州前州長科莫；前後一年時間，他就從一名不起眼的議員，變成了美國第一大城市的“一把手”。馬姆達尼的政治主張，被一些人稱為“激進左翼”。比如，他強調提高市民生活的“可負擔性”。眼下，1/4的紐約人無法負擔住房、食品等基本生活所需，今年6月紐約市房租中位數突破4000美元，較去年同期上漲5.3%。他聲稱，要限制房東調價、新建經濟適用房、讓紐約公車永久免費、設立市營雜貨店、對富人加稅——每一條，都讓不那麼富有的市民被打動。初選時，馬姆達尼得到參議員桑德斯等左派人士支援。後來，他又獲前副總統哈里斯、紐約州州長霍楚爾、眾議院民主黨領袖傑佛瑞斯背書。本月初，歐巴馬也致電馬姆達尼，說願為其出謀劃策。有分析稱，一個“左翼進步派”能在民主黨建制派不支援、共和黨反對、兩黨多位金主阻擊的背景下獲勝，與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對資本主義制度產生信任危機有關。民調顯示，在18-29歲的美國人中，超6成稱“對社會主義抱有好感”。《華爾街日報》評論：“這是冷戰時期的幾代人無法想像的。”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安全與治理研究院副院長檀有志教授分析，年輕選民是馬姆達尼此次勝選的關鍵力量。這些選民在成長過程中經歷了金融危機、全球疫情、債務危機等，對當下美國政治體制持越來越深的懷疑態度，渴望更加激進的社會改革，更傾向於通過“大政府”解決社會問題。因此，他們選擇投票給馬姆達尼。二此前，為阻止馬姆達尼當選，川普一度放棄沒有勝算的共和黨候選人斯利瓦，鼓勵支持者投票給民主黨人科莫，甚至威脅要切斷給紐約的聯邦資金。他還痛批馬姆達尼，稱若其當選，“（紐約）這座偉大城市取得成功的可能性為零，甚至都會活不下去……將完全、徹底地陷入經濟和社會災難”。為何有這麼深的政治隔閡？檀有志認為，首先是二人政治理念對立：馬姆達尼自稱民主社會主義者，川普則代表右翼保守主義理念，馬姆達尼的許多主張直接挑戰以川普為首的大資本家利益。其次是政黨政治角力：紐約是川普老家，也是他商業帝國的大本營，馬姆達尼當選，對川普來說就是“後院失火”。還有政治威望對壘：競選時，馬姆達尼稱自己是川普“最壞的噩夢”，當選後更是喊話，要“向全美展示如何擊敗川普”。這些言論直接挑戰總統政治權威，川普當然不能忍。但話又說回來，勝選是一回事，治理是另外一回事；打動選民是一回事，兌現承諾則難得多。況且，若沒有白宮支援，新官也將面臨艱難考驗。過去12個月，美國總體消費價格上漲3%，紐約民眾因被日用品、住房掏空錢包而怨聲載道；在這座貧富差距巨大的城市裡，1%的人口把控全市44%的收入。要兌現競選承諾，對富人大幅加稅，首先面臨的可能就是富人和大企業撤出紐約，進而影響稅收基礎和公共服務的可持續性。在民主黨內部，多數建制派對馬姆達尼持觀望態度。該黨參議院領導人舒默至今未表態，許多中間派民主黨人擔心，馬姆達尼的“小勝”可能會使民主黨在2026年重新奪回參眾兩院時“大敗”，也害怕共和黨把馬姆達尼描繪成“激進左派”並加劇黨爭。但也有分析認為，過去民主黨長期走的是文化路線，在諸如性別、身份認同等議題上走太遠，對現實問題關注不足，丟掉了基層民眾基本盤；馬姆達尼的政治主張，未嘗不是民主黨未來政治改革的方向。在美媒眼中，馬姆達尼治下的紐約是喜是憂尚無從辨認，但此次選舉已然進一步凸顯了美國的政治分裂。CNN直言，包括紐約市長選舉在內的近期多場選舉，是美國國內分歧加劇、紅藍陣營敵對的“又一里程碑”。但顯然，馬姆達尼指出的那些“冰凍三尺”的老大難問題，可不是某任“流官”就能搞定。要改，那得是劇烈而深刻的巨變。 (俠客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