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川普與新當選的紐約市長馬姆達尼21日在白宮首次會面。兩人在隔空叫板數月後，態度均發生180度大轉彎，不僅沒有繼續互相攻擊，反而稱讚、恭維對方，甚至還幫對方解圍，場面之熱絡友好令不少觀察人士一臉困惑。變臉比翻書還快川普當天在白宮會見明年1月1日即將出任紐約市長的馬姆達尼，這是兩人首次碰面。閉門會談後，兩人在橢圓形辦公室回答媒體記者提問。川普坐在辦公桌前，馬姆達尼垂手站在他身旁。兩人有說有笑，還有肢體接觸。川普對這位年輕的後起之秀不吝讚美之詞，稱對方令人印象深刻。川普說：“我認為他可能會讓許多保守派大吃一驚……我們將幫助他，讓每個人實現夢想，讓紐約這座城市變得更強大、更安全。”川普說：“我們看法一致的地方比我想像的要多得多……他的一些想法也是我的想法，他幹得越好，我越高興。”馬姆達尼也“投桃報李”地表示，欣賞川普擱置分歧、謀求共識的做法。9月30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白宮，美國總統川普回答記者提問。新華社記者胡友松 攝同為紐約人，馬姆達尼與川普的出身和立場迥異。馬姆達尼是出生於烏干達的“90後”印度裔穆斯林，屬於民主黨“進步派”，競選紐約市長之前只是名不見經傳的紐約州議員。他自稱是“民主社會主義者”、“川普最壞的噩夢”，靠著“反川普”旗號和承諾更多社會福利贏得市長選舉。川普此前一直不希望馬姆達尼當選紐約市長，甚至暗示可能在馬姆達尼勝選後逮捕並驅逐他。為阻止馬姆達尼當選，川普曾在社交媒體上稱其為“反猶分子”，呼籲猶太人不要投票給他，同時號召共和黨選民投票給馬姆達尼的主要競爭對手、曾是民主黨人的科莫。他先前還威脅說，如果馬姆達尼當選，他“很可能”扣減“心愛的家鄉”的聯邦撥款。川普21日收回上述威脅：“我們不希望那樣的事情發生，我認為那種情況不會發生。”都是政治作秀？馬姆達尼曾稱川普為“暴君”，川普則稱對方是“極端左翼瘋子”。記者21日問及他們之前的這些評價，兩人似乎“一笑泯恩仇”。川普說：“別人跟我說過比‘暴君’更難聽的話。這沒有那麼侮辱人。我相信等我們共事後，他會改變他的想法。”有記者問馬姆達尼，他是否依然認為川普是“法西斯”。在馬姆達尼開口回答前，川普即解圍說：“沒事兒，你可以說‘是’”。他朝馬姆達尼一笑，用手拍拍後者的胳膊：“這樣說比解釋起來要簡單。”馬姆達尼將成為紐約歷史上首名穆斯林市長。有記者問川普他是否認為他身邊站著一名“聖戰主義者”，川普否定作答，稱馬姆達尼是一個“非常理性”的人。川普在首個總統任期後，把家從紐約搬到了佛羅里達州。有記者問他現在是否考慮搬回馬姆達尼治下的紐約，川普回答說：“是的，我會，尤其是在這次見面後。”11月4日，支持者在美國紐約慶祝馬姆達尼當選市長。新華社發（章正浩攝）川普與馬姆達尼的熱絡互動令不少政界人士和時事評論員一臉困惑。密歇根州民主黨籍眾議員拉希達·塔利布在社交媒體上寫道：“剛剛發生了什麼”。美聯社分析說，這次見面對川普和馬姆達尼來說都是一次重要的政治機會，雙方都想把握住。對馬姆達尼來說，這是他與美國最有權力的人碰面交流的好機會。對川普來說，這是他回應選民抱怨生活成本飆升的一次高調場合。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的民調顯示，65%的受訪者對川普政府執政10個月來的表現感到失望，認為政府在管理經濟、特別是應對通貨膨脹和高昂生活成本方面沒有達到預期。在本月初舉行的多場地方選舉中，川普代表的共和黨表現慘淡，民主黨大獲全勝。 (環球時報)

2025年11月4日，美國紐約市選出了自己的新市長，印度裔政客祖赫蘭·馬姆達尼。祖赫蘭·馬姆達尼今年才34歲，是紐約市歷史上最年輕的市長，而且得票率高達50.4%，直接過了半數，絕對碾壓，其他人的票加一起都沒他多。因此，這位紐約市的新市長直接上了時代周刊的封面。在馬姆達尼爆火的同時，還有一張馬姆達尼的“黑照”在網上流傳，照片顯示這位紐約市的新市長坐在高檔餐廳裡，卻野蠻的用手抓吃飯。很多不明就裡的人看了這張圖之後，認為這位紐約的新市長是一個野蠻落後的人。但實際上這張“黑照”是馬姆達尼自己故意拍攝放出去的，為了宣傳“印度的傳統文化”。這看起來瘋狂但實際上並不瘋狂，因為紐約市的白人佔比僅為31%，高達7成是有色族裔，高調宣傳展示自己和白人不同的文化傳統，對選舉有益無害。當然了，藉著馬姆達尼這次宣傳的東風，我們也真正瞭解了印度的手抓飯文化，和我們之前認為的並不一樣。在我們之前的印象中，印度人用手抓吃飯是因為貧窮愚昧，那些接受過教育和富裕起來的印度人肯定不會這麼做。但實際上恰恰相反，目前在印度富人階層是手抓吃飯的主力，窮人反而不怎麼手抓吃飯。印度曾經被英國統治了數百年，已經整個被英國文化給洗了一遍，在英國的殖民統治時期一切都是按照英國文化來的，手抓吃飯是絕對不可能被允許出現在正式場合的，英國人也絕對不會這麼吃，所以那個階段印度的富人都是遵循英國習俗用刀叉吃飯的，只有窮人才會吃手抓飯，然後慢慢的窮人也不手抓吃飯了。但手抓吃飯這個事在印度，不是一個簡單的飲食習慣問題，而是宗教問題。印度教的教義明確規定人的右手是潔淨的，能與神聖力量連結，用右手進食是對食物的尊重，而食物被認為是神的餽贈，因此用右手直接抓取食物送入嘴裡，是一種尊重和感恩神明的表達方式。《摩奴法典》等古籍明確記載，右手是潔淨的，用右手進食能建立人與神性的直接聯絡。而印度大陸屬於熱帶，常年比較炎熱，飲食也多為冷食，用手抓冷食吃會感覺非常涼爽。印度文化的大多數菜都被做成糊狀，這麼做的目的就是為了方便用手抓餅捲著吃，或是抓米飯拌著吃。基於以上宗教和傳統文化的傳承，印度父母從小就教育孩子用右手抓食物吃，這使得手抓吃飯成為印度人的社會特徵。它承載著家族和民族的記憶與傳統，一代又一代地傳承下來。印度擺脫英國殖民統治獨立建國後，首任總理尼赫魯更是多次公開手抓吃飯，為的就是“弘揚印度文化”。左一為尼赫魯所以手抓吃飯這個事情，在印度是被英國改掉之後，又被新成立的印度官方給硬生生改回來的。為了讓印度人能重新開始手抓吃飯，印度官方要求各路學者做出了各種“研究成果”。印度理工學院孟買分校發表的論文顯示，人類手部神經末梢能感知食物的精確溫度（45-50℃為最佳食用溫度）和質地，這是餐具無法實現的。印度富人特別青睞的"dum pukht"等傳統烹飪方式（慢火密封烹飪）的食物，通過手指可以精準判斷肉質鮮嫩程度。班加羅爾營養學家Dr. Shikha Sharma的研究表明，手部益生菌與食物接觸能形成獨特的微生物平衡。基於此，印度人重新開始大規模手抓吃飯，在日常生活和對外接待的過程中還是使用餐具的，但在婚禮和宗教場所這種“正式場合”一般都是手抓吃飯。上面這個流傳很廣的圖，看起來就很窮很落後，但其實並不是印度窮人的主要進食方式，因為這場所一看就不是吃飯用的，而是一個很典型的宗教場所，這種進食更類似於某種宗教儀式。在印度能日常手抓吃飯的，一般都是富人，而不是窮人。印度德里最貴餐廳"Indian Accent"（人均消費200美元以上）專門為高端客戶提供傳統手抓飯的尊享服務，侍者會指導客人如何用指尖感受藏紅花米飯的最佳食用狀態。而新德里高端餐廳"Bukhara"（連續多年入選亞洲50佳餐廳）更為極端，直接堅持不給客人提供任何餐具，只允許客人手抓吃飯，其招牌菜"Dal Bukhara"（手抓黑豆咖喱）單價高達3800盧比（約50美元），這家餐廳寧可提供“玫瑰水淨手”都要求客人必須手抓吃飯。而孟買金融區的高級餐吧甚至開發了"手抓飯社交禮儀課程"，學費高達10萬盧比/期。之所以會有這種課程，是因為在印度孟買的富豪私人俱樂部，能掌握熟練的手抓吃飯技巧是一種身份象徵，因為窮人一般不會。能優雅地用右手前三指（拇指、食指和中指）將米飯與咖喱精準送入口中而不弄髒其他手指，被視為“印度貴族”的標誌。塔塔集團前董事長拉坦·塔塔曾在採訪中表示："在印度頂尖企業的董事會午餐會上，不會手抓飯的人反而顯得格格不入。"而寶萊塢明星沙魯克·汗在自家的豪宅中專門設定了傳統"baithak"式（盤腿而坐）就餐區，這種刻意保留的"印度性"反而成為其國際形象的重要組成。印度真不是窮人在手抓吃飯，而是以富裕階層為主體，尤其是在婚禮、宗教儀式以及正式國內社交等場所，就連喝牛奶都是用手接著喝的。如果你覺得上面那個場景還不夠富，不能證明吃飯的人都是富人，那看下面這個，精緻的佈景就算在中國都算得上能一眼看出很是花錢了，就餐者全是印度高種姓，但就算這樣也依然是手抓吃飯，因為就是故意手抓吃飯的，不是買不起餐具。印度最富有的家族之一的安巴尼家族，在家族私人聚會時永遠使用手抓吃飯習俗，在接待親密好友的時候也只使用手抓飯習俗，如果安巴尼家族的成員在和你吃飯的時候使用刀叉或者其他餐具，那只能說明對方是把你當商務對象或者一般朋友看待的。印度自己的文章是這麼寫的：手抓飯不僅僅是一種飲食習慣，更是一種文化認同和情感連接的方式。無論身居海外的印度人用刀叉多麼熟練，回到故鄉的第一頓飯必定是母親親手做的手抓飯。指尖觸碰到熟悉的溫度與質感，漂泊的靈魂便有了歸屬感。在婚禮、宗教節日等重要場合，手抓飯更是絕對的主角，因為"用手分享的食物裡，有機器造不出的情感"所以手抓吃飯這種“落後野蠻”的方式，在印度不是越窮的人越這麼吃飯，而是越富的人越這麼吃飯，和常規的認知恰好反過來。這種習慣的傳承極其強大，以這次的紐約市長為例，雖然馬姆達尼是印度裔，但並非出生在印度，而是1991年出生在烏干達，甚至父母也只是印度裔而不是印度人。馬姆達尼沒有出生在印度，7歲就隨家人移居紐約，基本從來沒在印度生活過，但因為父母手抓吃飯的影響，所以馬姆達尼在成為了紐約的精英人士之後，依然保持手抓吃飯的傳統。當然，他們只在私人家庭聚會，婚禮或宗教儀式等場所這麼吃飯，手抓吃飯的時候必須很“隆重”，平時一般用刀叉吃飯。這就是“印度傳統”。在印度富人們放棄英式生活，重新開始手抓吃飯的時候，印度窮人們搞的是另一套“印度傳統”，也就是吃牛糞喝牛尿等，這個印度富人一般不玩，但印度窮人很喜歡這麼做。和這個一比，同樣是“堅守”印度傳統文化，你是不是覺得印度富人的手抓吃飯其實已經高雅多了。但有沒有一種可能，印度教的教義說的是不對的，人用右手直接手抓吃飯並不能和神明的神聖力量連結，反而是不健康不衛生的，就算用玫瑰水淨手也不能解決這個不衛生的問題。這都二十一世紀了，講點科學好不好。本來已經被基本消滅的落後習俗，在印度居然能由官方和富人重新帶頭搞起來，然後向中產和基層反向大規模擴散。和科學進步方向反著來，還引以為傲，這真的是一個神奇的國家。 (遠方青木)

紐約，全球資本主義之都。傳統印象裡，要當紐約市長，那得是地產商的座上賓，華爾街的盟友，資本主義代言人。現在，紐約的“話事人”變了。90後、非洲出生的印度裔穆斯林、川普“最壞的噩夢”、紐約百年來最年輕市長、“民主社會主義者”……新當選紐約市長的卓蘭‧曼達尼，滿身標籤都快趕上《權游》裡的“龍媽”了。卓蘭‧曼達尼（圖源：美媒）一馬姆達尼生於烏干達，7歲隨家人移居紐約，2018年入美國籍，2020年當選紐約州議員。他的父親是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母親是知名導演；進入政壇前，他的身份是“房屋止贖預防顧問”。在寸土寸金的紐約，買房讓不少人望而卻步。如逾期未還房貸，或拖欠水電費，還面臨房子被銀行收迴風險。馬姆達尼此前的工作，就是代表房主與銀行協商，他說是這段“每天與唯利是圖的銀行打交道的經歷”促使自己從政。去年10月，馬姆達尼宣佈參選紐約市長，起初民調支援率僅有1%。今年6月初選，他爆冷擊敗政治資本雄厚的紐約州前州長科莫；前後一年時間，他就從一名不起眼的議員，變成了美國第一大城市的“一把手”。馬姆達尼的政治主張，被一些人稱為“激進左翼”。比如，他強調提高市民生活的“可負擔性”。眼下，1/4的紐約人無法負擔住房、食品等基本生活所需，今年6月紐約市房租中位數突破4000美元，較去年同期上漲5.3%。他聲稱，要限制房東調價、新建經濟適用房、讓紐約公車永久免費、設立市營雜貨店、對富人加稅——每一條，都讓不那麼富有的市民被打動。初選時，馬姆達尼得到參議員桑德斯等左派人士支援。後來，他又獲前副總統哈里斯、紐約州州長霍楚爾、眾議院民主黨領袖傑佛瑞斯背書。本月初，歐巴馬也致電馬姆達尼，說願為其出謀劃策。有分析稱，一個“左翼進步派”能在民主黨建制派不支援、共和黨反對、兩黨多位金主阻擊的背景下獲勝，與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對資本主義制度產生信任危機有關。民調顯示，在18-29歲的美國人中，超6成稱“對社會主義抱有好感”。《華爾街日報》評論：“這是冷戰時期的幾代人無法想像的。”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安全與治理研究院副院長檀有志教授分析，年輕選民是馬姆達尼此次勝選的關鍵力量。這些選民在成長過程中經歷了金融危機、全球疫情、債務危機等，對當下美國政治體制持越來越深的懷疑態度，渴望更加激進的社會改革，更傾向於通過“大政府”解決社會問題。因此，他們選擇投票給馬姆達尼。二此前，為阻止馬姆達尼當選，川普一度放棄沒有勝算的共和黨候選人斯利瓦，鼓勵支持者投票給民主黨人科莫，甚至威脅要切斷給紐約的聯邦資金。他還痛批馬姆達尼，稱若其當選，“（紐約）這座偉大城市取得成功的可能性為零，甚至都會活不下去……將完全、徹底地陷入經濟和社會災難”。為何有這麼深的政治隔閡？檀有志認為，首先是二人政治理念對立：馬姆達尼自稱民主社會主義者，川普則代表右翼保守主義理念，馬姆達尼的許多主張直接挑戰以川普為首的大資本家利益。其次是政黨政治角力：紐約是川普老家，也是他商業帝國的大本營，馬姆達尼當選，對川普來說就是“後院失火”。還有政治威望對壘：競選時，馬姆達尼稱自己是川普“最壞的噩夢”，當選後更是喊話，要“向全美展示如何擊敗川普”。這些言論直接挑戰總統政治權威，川普當然不能忍。但話又說回來，勝選是一回事，治理是另外一回事；打動選民是一回事，兌現承諾則難得多。況且，若沒有白宮支援，新官也將面臨艱難考驗。過去12個月，美國總體消費價格上漲3%，紐約民眾因被日用品、住房掏空錢包而怨聲載道；在這座貧富差距巨大的城市裡，1%的人口把控全市44%的收入。要兌現競選承諾，對富人大幅加稅，首先面臨的可能就是富人和大企業撤出紐約，進而影響稅收基礎和公共服務的可持續性。在民主黨內部，多數建制派對馬姆達尼持觀望態度。該黨參議院領導人舒默至今未表態，許多中間派民主黨人擔心，馬姆達尼的“小勝”可能會使民主黨在2026年重新奪回參眾兩院時“大敗”，也害怕共和黨把馬姆達尼描繪成“激進左派”並加劇黨爭。但也有分析認為，過去民主黨長期走的是文化路線，在諸如性別、身份認同等議題上走太遠，對現實問題關注不足，丟掉了基層民眾基本盤；馬姆達尼的政治主張，未嘗不是民主黨未來政治改革的方向。在美媒眼中，馬姆達尼治下的紐約是喜是憂尚無從辨認，但此次選舉已然進一步凸顯了美國的政治分裂。CNN直言，包括紐約市長選舉在內的近期多場選舉，是美國國內分歧加劇、紅藍陣營敵對的“又一里程碑”。但顯然，馬姆達尼指出的那些“冰凍三尺”的老大難問題，可不是某任“流官”就能搞定。要改，那得是劇烈而深刻的巨變。 (俠客島)

在紐約市長競選中，民主黨提名者及領先候選人佐赫蘭·曼達尼的對手們正猛烈抨擊他同時隸屬於另一個政黨——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DSA）。他是否贊同DSA關於關閉監獄、將警察預算削減至零、停止因輕罪逮捕民眾的主張？儘管曼達尼試圖在不公開否定民主社會主義立場的前提下向政治中間靠攏，但他向記者強調自己的政綱與DSA存在差異。（插圖：佐赫蘭·曼達尼扮演道路指揮員手持停車指示牌的卡通形象）耐人尋味的是，他未曾言明的是：即便DSA自身也不再正式堅持這些極端立場。上月，該組織用一份簡潔的聲明替換了舊版黨綱——那份充斥著術語、如同強迫症烏托邦主義者制定的狂熱清單。新綱領提出了仍具激進色彩但更為務實的提案，既不再宏大無邊也不怪異瑣碎。夏威夷獨立主權、媒體及鋰離子電池生產公有化、“去商品化生存”等號召均已消失，甚至連終結“白人虛構特權”和“強制異性戀規範”的要求也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通過呼籲全民醫保和對富人徵稅，建構“繁榮的工人階級社區”和“為工人階級服務的經濟”。支援巴勒斯坦自由依然保留，但警察改革主張變為“非軍事化”而非“取消資金”。新綱領採用通俗英語撰寫，並以活潑圖示點綴簡短文字。問題似乎出在集體行動層面：社會主義者尚未及時更新網站以替換舊黨綱。“我們人員非常精簡，”DSA聯合主席梅根·羅默解釋道，“確實還沒處理此事。”她表示新計畫旨在提供更易傳播的組織工具，像手冊般可隨時遞給人——“即使給我琳達阿姨看，她也不會一直追問我這輩子到底在幹什麼”。該黨正揚帆起航，預期曼達尼可能當選帶來的順風——這將首次使一位民主社會主義者執掌美國最大城市、全球金融之都。儘管不斷增長，DSA成員規模仍較小，約7.8萬人。但用行銷術語說，其目標受眾極為龐大：蓋洛普本月民調顯示，三分之二民主黨人對社會主義持正面看法，而對資本主義有好感的不足半數。美聯社八月調查發現，僅五分之一民主黨人積極評價自身政黨；近三分之一人主動使用“軟弱”“低效”等形容詞。儘管屢被提及，但億萬富翁豪華地產商從民主黨——這個曾為工人階級帶來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的政黨——手中奪走多數工薪階層選民的故事依然令人震驚。共和黨人曾抨擊這些計畫是社會主義，但川普卻自稱是其守護者（儘管其簽署的預演算法案削減了醫療保險）。就經濟干預而言，曼達尼承諾開設少數市營雜貨店的方案與川普相比堪稱小巫見大巫。總統通過對美國鋼鐵、英特爾等公司實施公共管制，加上反覆無常的關稅和對風電等不受青睞行業的“斬首式”監管，開啟了共和黨總統前所未有的中央計畫模式。其右翼民粹主義催生了美國國家資本主義的新形態。社會主義正作為左翼的民粹主義替代方案崛起。年輕一代對蘇聯沒有記憶。事實上，與“MAGA”類似且不同於“民主黨”，“社會主義”一詞帶有顛覆性吸引力。“在美國自稱社會主義者的人——這在美國歷史上通常成立，當下尤其如此——明白會招致精英階層的責難，”喬治城大學歷史學家邁克爾·卡津指出，“這是一種表明局外人身份的方式，同時代表渴望建立以人民名義推翻精英的全新制度。”這一切引出一個問題：美國人談論“社會主義”時究竟指什麼？答案各異。正如佛蒙特州參議員伯尼·桑德斯和紐約州眾議員亞歷山德里婭·奧卡西奧-科爾特茲所倡導的，它更接近歐洲社會民主主義，側重於擴大福利國家而非將生產資料賦予工人。曼達尼的立場尚未明晰。在2023年DSA大會主題演講中，他將加入政黨的動機歸結為追求巴勒斯坦而非美國工人的權利：“巴勒斯坦解放鬥爭是我政治理念的核心，至今未變。”他還表示——因為這顯然是美國社會主義者或私立院校畢業生（或兼具兩者身份者）的典型表述——“若社會主義是我們的理論，DSA是我們的實踐，那麼委員會即是二者交匯之處，或用推特術語來說，這就是‘實踐’（praxis）。”但曼達尼作為政治家正在快速進化。他清楚意識到，作為市長，其政績將取決於清理街道的實踐而非解放巴勒斯坦。他援引一個世紀前成功治理密爾沃基市的“ sewer socialists（務實社會主義者）”先例。在9月6日布魯克林與桑德斯的市政廳會議上，他坦言必須應對“公共部門的低效與失敗”，以證明左翼人士值得被託付行政職權。“我們需要交出卓越答卷，”他強調。然而，要求他對DSA成員身份負責仍具合理性。該組織僅排除一類工作者：並非房東或避險基金億萬富翁，而是警察。作為可能派遣數千名警員冒生命風險執行任務的市長，他如何能屬於一個拒絕接納警察為成員的俱樂部？■ (硅步書)

據美國紐約市選舉委員會4日公佈的紐約市長初步選舉結果，現年34歲的紐約州眾議員祖赫蘭·馬姆達尼勝選。他將成為紐約歷史上首位穆斯林市長。屬於民主黨“進步派”的馬姆達尼是一名出生於烏干達的“90後”印度裔穆斯林。分析人士指出，馬姆達尼因其民生政策和特殊身份當選，反映出紐約民眾對生活現狀和民主黨建制派的不滿。馬姆達尼勝選讓近年來呈現頹勢的民主黨看到了希望，但其政策落地仍然面臨多重掣肘。11月4日，支持者在美國紐約一個投票站外手持候選人祖赫蘭·馬姆達尼的競選海報（手機拍攝）。新華社發（周煥新攝）“黑馬”脫穎而出馬姆達尼7歲隨家人移居紐約，此後在美國鮑登學院獲得非洲研究學士學位，2018年加入美國國籍。馬姆達尼曾擔任過房地產顧問，幫助紐約皇后區低收入家庭解決貸款危機、避免房屋被收回。他說，正是這段“每天與唯利是圖的銀行打交道的經歷”促使他從政。馬姆達尼2020年當選紐約州眾議員，此後兩次連任。今年6月，他在初選中爆冷擊敗政治資本雄厚的紐約州前州長安德魯·科莫，被提名為紐約市長民主黨候選人。科莫隨後以獨立候選人身份繼續參選，選舉由此呈現馬姆達尼、科莫以及共和黨候選人柯蒂斯·斯利瓦三人相爭的局面。馬姆達尼屬於民主黨“進步派”，初選時得到聯邦參議員伯尼·桑德斯等左派人士的鼎力支援，近期又獲前副總統哈里斯、紐約州州長霍楚爾和聯邦眾議院民主黨領袖傑弗裡斯背書。前總統歐巴馬11月1日致電馬姆達尼表示願為其出謀劃策。民主黨“大佬”出面增加了馬姆達尼勝選的砝碼，他的民意支援率一直領先。由於斯利瓦支援率較低，美國總統川普等共和黨人為阻止馬姆達尼勝選，轉而支援“溫和派民主黨人”科莫，並試圖勸退斯利瓦。久勸未果後，川普直接呼籲選民投票給科莫，但馬姆達尼最終仍以約9個百分點的優勢獲勝。勝選三大因素分析人士認為，馬姆達尼勝選主要有政策對路、背景加分、對手弱勢三大因素。首先，他的主張回應了紐約市民當前最迫切的需求。資料顯示，四分之一的紐約人無法負擔住房、食品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美國房地產網站“找房易”資料顯示，紐約市房租中位數6月突破4000美元，比去年同期上漲5.3%。馬姆達尼在競選中提出“提高生活可負擔性”方案，表示要解決生活成本飆升問題，主張對富人、大企業增稅，提出免費托育、免費公車、凍結房租、新建經濟適用房、開設公營食品雜貨店等。這些政策讓他獲得工薪階層和低收入群體的支援。11月4日，在美國紐約，行人經過候選人安德魯·科莫的競選海報。新華社發（章正浩攝）其次，馬姆達尼的年齡以及宗教、族裔背景也為他加分不少。他採取“無處不在”的競選策略，街頭互動與社交媒體動員相結合，獲得年輕群體好感。紐約市擁有全美最大的穆斯林群體，穆斯林人口達80萬。馬姆達尼本人是穆斯林，而且在以巴問題上明確支援巴勒斯坦，贏得了穆斯林群體支援。他還突出自己來自非洲和印度裔的身份，既迎合紐約市的多元化傳統，也提升了在少數族裔中的人氣。此外，馬姆達尼的主要對手科莫也存在短板。科莫沿襲傳統競選套路，指責馬姆達尼資歷尚淺、政策激進以及持所謂“反猶”立場，試圖尋求逆轉。但科莫此前在州長任內因性醜聞辭職，負面影響一直難以消除。同時，川普對科莫的支援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對中左翼選民的吸引力。執政面臨掣肘馬姆達尼當選紐約市長令民主黨人歡欣鼓舞。眾議院民主黨領袖傑弗裡斯4日在社交媒體上祝賀馬姆達尼勝選，稱“民主黨在全國多場選舉中決定性擊敗川普和共和黨人”“民主黨回來了”。6月24日，建築工人在美國紐約曼哈頓街頭工作。新華社記者劉亞南攝分析人士表示，民主黨或將在2026年中期選舉和2028年大選中複製馬姆達尼的“成功經驗”。紐約州民主黨前執行主任巴西爾·斯米克萊說，馬姆達尼勝選表明民主黨需要改革，並且更徹底地擺脫建制派路線。不過，馬姆達尼及其代表的“進步派”能否推動民主黨實現“中興”目前還難以判斷。分析人士認為，馬姆達尼的政策主張在落實層面將受到多方掣肘。他的“提高生活可負擔性”方案若落地需要上百億美元資金，有輿論認為他的增稅政策可能導致富人和大企業撤出紐約，進而影響稅收基礎和公共服務的可持續性。此外，川普政府此前已明確表示，如果馬姆達尼當選並推行其政策，聯邦政府將僅向紐約市提供“最低限度”的聯邦資金支援，並且在紐約市財政告急時不會出手相救。有分析指出，馬姆達尼如果無法落實民生政策，其個人和民主黨“進步派”的信譽都將受到打擊。此外，馬姆達尼可能面臨來自川普政府和共和黨的打壓。馬姆達尼主張強化紐約的“庇護城市”地位，即對非法移民採取較寬鬆的管控政策。川普對此威脅稱，如果馬姆達尼阻礙打擊非法移民措施，他將被逮捕。另據報導，已有共和黨人致函司法部，聲稱馬姆達尼在2018年申請入籍時隱瞞了其加入左翼政治團體的經歷，要求對此展開調查並將其驅逐出境。這些都會對馬姆達尼的執政前景帶來不確定性。 (新華國際頭條)

編者按：據路透社報導，截至美國東部時間11月4日晚上9點43分，34歲的民主黨候選人、民主社會主義者佐蘭·馬姆達尼（Zohran Mamdani）以預計60.16%的得票率擊敗前紐約州州長安德魯·庫默（Andrew Cuomo），贏得紐約市長選舉，即將成為紐約市歷史上首位穆斯林、印度裔以及最年輕的市長。不同於民主黨傳統的政治人物，馬姆達尼是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的核心組織、新左翼力量民主社會主義者陣線（DSA）成員，他本人極具“草根”特徵，善用社交媒體，在年輕選民中有很強號召力。他在競選期間高呼提高紐約市最富人群與企業的稅率、凍結穩定租金房的租金水平、擴大政府補貼住房建設，以及提高最低時薪，以制度性改革回應選民痛點。美國進步派運動精神領袖、佛蒙特州參議員伯尼·桑德斯公開力挺馬姆達尼，稱其有潛力成為“共和黨的噩夢”以及“挑戰寡頭統治的訊號”。而美國總統川普則在社交媒體上抨擊他是“百分之百的瘋子”，並稱其為“共產主義者”，甚至威脅若其當選將削減對紐約市的聯邦撥款。有分析認為，馬姆達尼的崛起，折射出民主黨內部的“左右之爭”的天平開始傾斜。面對通膨高企、貧富差距擴大及勞工權益等議題正日益成為選民關注焦點。民主黨高層仍未直面其在身份認同與政治方向上的深刻危機。馬姆達尼的出現，恰好代表了民主黨左翼人士尋找的政治家，或將成為民主黨轉向的契機——從建制到草根、從中間路線向左翼。IPP特約研究員、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孟維瞻分析指出，美國民主黨正處於一次歷史性的意識形態轉折點。以紐約新任市長佐蘭·馬姆達尼為代表的左翼力量迅速崛起，標誌著黨內“向左轉”的趨勢已成大勢。這場代際與路線之爭不僅將重塑民主黨，也可能改變美國的政治結構與對外戰略：極左與極右輪流執政、國內政治極化加劇，將使美國更加內顧內耗，從而削弱其對外擴張與對華強硬姿態，為中國在未來博弈中贏得戰略空間。今年紐約市的市長選舉出現了歷史性一幕：來自民主黨左翼陣營的佐蘭·馬姆達尼（Zohran Mamdani）在初選中擊敗了前州長安德魯·庫默等建制派大佬，一路高歌猛進，最終成功當選紐約市市長。這場勝利表明民主黨基層對傳統建制派的不滿正達到新高點，相反對激進進步路線的支援在擴大。蓋洛普調查顯示，2024年超過一半（55%）的民主黨人自認持自由派/進步立場，創下歷史新高。有分析機構甚至預測，到2028年之前民主黨選民對左翼路線的認同將超過對中間溫和路線的支援。民主黨內部“向左轉”已成為不可忽視的趨勢。紐約市長候選人佐蘭·馬姆達尼在布魯克林舉行的選舉之夜活動中被宣佈獲勝，馬姆達尼以預計60.16的得票率，確認贏得紐約市長選舉。圖源：法新社紐約這座美國金融中心如今將由一位“民主社會主義者”執掌，無疑具有標誌性意義。正如評論所指出，馬姆達尼對社會主義的坦率擁抱並未嚇跑選民，反而成為他的吸引力之一。一位年輕的布魯克林選民感嘆紐約對工薪階層已變得難以居住，認為“民主社會主義者能以其他政治人物沒有的方式替工人階級發聲”。馬姆達尼的崛起對應出民主黨基層觀念的劇變：幾十年前美國人談“社會主義”色變，而如今越來越多選民，尤其是年輕一代，將其視為可以認真考慮的選項。卡托研究所的民調結果發現，62%的30歲以下美國人表示他們對社會主義持“好感”。圖源：美國革命共產黨近年來多項民調也印證了這一點——比如一項YouGov民調發現，全體美國人中有43%對“社會主義”持正面看法，而在18-29歲的年輕人中這一比例高達62%。民主黨正經歷思想路線上的一場代際更迭，建制溫和派的號召力式微，主張激進改革的左翼聲音日益壯大。激進左翼VS身份議題：馬姆達尼式“階級鬥爭”路線馬姆達尼所代表的民主黨左翼和傳統建制派在關注重點上形成鮮明反差。馬姆達尼式的左翼更強調階級不平等和經濟正義，帶有一種鬥爭性和“革命性”色彩。他的競選綱領集中在降低工薪族生活成本、凍結房租、開設公營食品雜貨店等議題，突出階級利益對立。這種以“階級鬥爭”為底色的激進進步路線，給予在高房租、低工資壓力下掙扎的普通民眾以希望，正是馬姆達尼迅速走紅的原因之一。反觀民主黨建制派，近年的關注點往往集中在一些像征性或文化議題上，而忽視了選民更關切的民生經濟問題。例如，前眾議長南希·佩洛西等建制派領導人近年來投入大量政治資本推動跨性別權利立法，包括支援在全國範圍內保障未成年人的變性醫護和手術權益。不可否認，維護少數群體權利固然重要，但在許多選民眼中，這類議題相較就業、醫療、住房等切身問題顯得“不親民”。不少評論指出，民主黨“遠離餐桌議題，沉迷抽象文化議題”，正是近年來失去部分基層選民支援的一大原因。多項民調顯示， 民主黨聚焦性別意識和墮胎等議題，已與工薪階層選民脫節。 圖源：路透社相形之下，馬姆達尼和他背後的民主黨左翼把政治話語重新拉回“經濟公平”與“階級正義”軌道上來。他們批評建制派在對抗川普主義時策略失當：既沒有真正改善工薪階層福祉，也未能有效應對貧富懸殊和資本貪婪。這股左翼力量主張以更大膽的政府干預矯正不平等，那怕意味著向富人和大公司開刀。相反，民主黨建制派所熱衷的許多議題只是“隔靴搔癢”，無法觸及權力和財富分配的根本。馬姆達尼等民主黨左翼身上帶有某種“革命精神”，這股精神激勵他們號召人民“撕毀舊遊戲規則”、通過選舉鬥爭和群眾運動實現對政府權力的重新分配。馬姆達尼呼籲凍結房租、提供免費公車等措施，這一提議在紐約五大行政區的年輕人中引起了強烈反響。圖源：Wikimedia Commons民主黨2024大選慘敗後的反思2024年總統大選中民主黨遭遇重挫，這理應促使黨內各派系痛定思痛。然而遺憾的是，民主黨建制派在敗選後並沒有進行深刻反省。相反，黨全國委員會（DNC）對選舉失敗的官方檢討報告一拖再拖，甚至據傳還準備迴避拜登高齡和哈里斯弱勢等“敏感”問題。整個春季民主黨高層為人事爭鬥所困，對路線糾偏的重大議題則語焉不詳，令人懷疑建制派是否真正意識到自身戰略的失敗。與此同時，民主黨左翼陣營倒是迅速提出了一套明確綱領，試圖填補建制派反思缺位所留下的真空。他們認為，2024年的失敗根源在於民主黨未能提供令選民信服的進步願景，過於謹慎妥協反倒丟掉了關鍵選票。左翼人士在各種場合呼籲民主黨大刀闊斧地轉向“自信且不打折扣的進步議程”。這種進步路線固然引發爭議，但至少它代表了一種清晰方向。更重要的是，左翼還制定了相對具體的政策藍圖。例如，民主社會主義者陣線（DSA）在2025年大會通過決議，準備在2028年總統大選中推出自己的候選人，甚至不惜考慮建立獨立的社會主義政黨。他們提出草擬一份“民主社會主義總統施政綱領”，描繪若掌權將如何通過行政手段在住房、醫療、減貧等領域推進革命性變革。年輕一代與工薪階層對主流兩黨在經濟不平等、租房保障、醫療負擔等方面的不滿上升，而DSA提供了一個“更左”“激進改革”選項。圖源：CNN雖然這些主張聽起來激進，但的確為民主黨未來指明了一條可能的破局之路。相比之下，建制派領袖們除了相互指責和微調選舉策略外，很少提出新的政策思維。種種跡象表明，如果民主黨建制派不迅速調整，左翼將在未來黨內話語權競爭中佔據更大上風。佩洛西時代終結與建制派困境民主黨建制派走到今日困境，離不開內部權力結構的桎梏。以南希·佩洛西為代表的老一代黨魁長期壟斷領導職位近20年，造成了新生代難以上升的局面。佩洛西2003年出任眾議院少數黨領袖，2007年成為首位女性議長，直到2022年底才卸任黨團領袖職務。佩洛西兩度擔任眾議院議長，主導了民主黨在眾議院的立法與戰略方向，被視為黨內“建制派核心人物”之一。圖源：Getty Imagies她的強勢領導固然保證了黨內紀律和法案推動力，但也被批評為“一人當政”導致青黃不接：許多有抱負的中生代民主黨議員在她的陰影下難以出頭。這種“天花板”效應使民主黨建制派在2020年代後繼乏人，拿不出有號召力的新領袖來應對共和黨的強勁挑戰。佩洛西本人卸任後依然在眾院保有相當影響力。然而，她和建制派高層似乎未能提出吸引新世代選民的創新議程。相反，他們往往還是抱守舊有議題不放。佩洛西甚至認真考慮推動未成年人變性手術合法化等激進社會政策，以期提高民主黨在年輕選民中的支援度。然而這類舉措在更廣泛選民中反響不佳，被批評為“黔驢技窮”之舉。在經濟、治安等重大關切上乏善可陳的建制派，卻把有限政治資本押注在具爭議的文化議題上，難免引來質疑和諷刺。隨著佩洛西等人逐步淡出舞台，民主黨建制派正面臨青黃不接的真空。上一代領袖的遲暮與新一代領袖的缺位，讓民主黨在2024年的大選中失去了凝聚力和鮮明形象。正如一份智庫報告所警告的，民主黨“形象老化、方向漂移，亟需徹底變革”。佩洛西在2022年中期選舉後主動讓賢，新一代的哈基姆·傑弗裡斯接過眾院少數黨領袖。但民主黨只是在寄希望於川普未來犯重大錯誤，從而使得民主黨有再次執政的機會，而不是自己提出新的綱領來奪回執政地位。哈基姆·傑弗裡斯（Hakeem Jeffries）的政治立場總體偏向溫和進步派，主張在延續民主黨建制派政策框架的基礎上，回應年輕選民與少數族裔的訴求。圖源：AP左傾化大勢所趨：唯有激進方能抗衡激進無論建制派情願與否，民主黨整體左傾化似已成為大勢所趨，而且這一趨勢很可能在未來數年加速。原因很簡單：只有更鮮明、更激進的進步綱領，民主黨才有望擊敗以川普為代表的右派民粹主義。許多民主黨人痛定思痛後認識到：“以左制右”或許是唯一出路。左翼的高能動員能力和明確鬥爭矛頭，正好可以凝聚那些對現狀失望的選民——包括工人階級、有色人種青年等流失的民主黨基本盤。具體來說，一方面民主黨選民結構在變化。白人中產階層日益傾向共和黨，而年輕進步選民、少數族裔選民在民主黨內比重提升。這些群體對經濟不公、社會正義等議題反響強烈，自然推動黨綱左移。蓋洛普的長期跟蹤資料顯示，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民主黨人自認“自由派”（即左翼）者比例從25%攀升至2022年的54%。左翼思想已從黨內少數派變成多數共識。這樣的民意土壤上，要求民主黨更激進改革的呼聲只會越來越高。這在紐約這樣的深藍大都市首先爆發，未來幾年我們或將在更多州和全國層面看到類似趨勢。從長期來看，自蓋洛普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定期追蹤各黨派群體的意識形態取向以來，民主黨人總體上變得更加自由派。1994年時，認同自己為“自由派”的民主黨人佔比為25%；到2010年，這一比例上升至40%，並在2017年達到50%。圖源：Gallup另一方面，川普主義的突飛猛進也“倒逼”民主黨向左轉以求一搏。若民主黨大膽舉起階級平等、全民醫保、財富重分配的大旗，反而可能激發“以激進對激進”的對決氣勢。只有為選民提供經濟機會，解決公平分配問題，才可以贏回中間選民。哈里斯的轉身與2028年左翼希望之星在民主黨內部左轉呼聲高漲之際，前副總統卡瑪拉·哈里斯的動向尤其引人注目。2024年大選中作為民主黨提名人選的哈里斯遭遇失敗後，並未選擇銷聲匿跡，反而迅速出版了競選回憶錄，對黨內高層的失誤進行了罕見的公開批評。人們驚訝於哈里斯公然“揭家醜”的舉動，也意識到她與黨內建制派的關係可能正決裂。哈里斯此舉被普遍解讀為一種“破釜沉舟”的自我定位。若哈里斯2028年再度競選總統，她極有可能以更左翼、更異軍突起的面貌出現。目前民主黨內雖然湧現出一些知名左翼人物（如亞歷山大·奧卡西奧-科爾特斯等），但在全國範圍內擁有廣泛知名度和支援基礎的左翼領袖仍屈指可數。而哈里斯作為前副總統，知名度無疑是足夠的，如果她徹底轉型為左翼旗手，或許正好填補這一空缺。哈里斯有望成為民主黨左翼進軍白宮的一枚重要棋子。除了哈里斯外，一些原本不太顯眼的政壇人物也因立場靠左而獲得新的關注。其中最突出的是明尼蘇達州州長提姆·沃爾茲（Tim Walz）。沃爾茲在州內推行了一系列大膽的進步政策，被譽為“中西部的平民主義者”。在2024年，哈里斯甚至選擇沃爾茲作為競選搭檔，有人稱讚沃爾茲擁有全美最激進進步的執政紀錄之一。雖然沃爾茲相對低調溫和，但不可否認，他證明了激進政策在實際執政中可以取得成功，這正是左翼需要的信心案例。2024年8月6日，卡瑪拉·哈里斯和她新選定的副總統競選搭檔、明尼蘇達州州長提姆·沃爾茲。相比之下，加州州長紐森則顯得有些迷失方向。紐森原本以進步立場聞名，但近年來他的政治定位飄忽不定：一方面高調推進加州的進步議程，另一方面又開播播客與右翼人物對談，批評民主黨品牌“有毒”並拋出一些迎合保守派的論調。例如，他在個人播客中突然表態反對變性女性參加女子體育競賽、棄用“Latinx”等激進用語，甚至邀請史蒂夫·班農等極右翼人士對話。這些舉動令民主黨人困惑不已——有人驚呼“紐森到底怎麼了？”。紐森本人否認是在“變色”，但承認民主黨形象存在嚴重問題，如精英化、自以為是等，需要努力改變。無論紐森的真實盤算如何，他目前左右搖擺、不夠堅定的形象使他很難成為多數人擁戴的對象。總的來看，民主黨全面左傾只是時間問題。2028年的民主黨總統初選，極可能是一場建制溫和派與進步左翼的殊死較量。如果建制派再度推舉類似拜登、希拉里的中道路線人選，不僅難以戰勝共和黨，更可能引發部分選民被迫投川普。未來三年，美國政壇或將看到民主黨經歷“破繭成蝶”的左翼重塑——這既是大勢所趨，也是民主黨自救以求勝選的必然選擇。民主黨左翼力量的上升將會如何影響中國？民主黨左翼崛起不僅將重塑美國內政版圖，對中美關係和中國利益也會產生深遠影響。從總體上看，美國政治的極化（無論極右還是極左上台）都可能使美國政府更加內顧內耗，從而一定程度上緩解對華壓力。極右翼和極左翼雖然在理念上南轅北轍，但有一點頗為相似：他們大多對全球干涉和對外“輸出民主”興趣不大，更傾向把精力用於國內議程。比如，在人權問題上，美國左翼政客固然會批評中國的人權狀況，但不太願意將人權作為對華全面對抗的工具。相反，傳統建制派常常高舉人權的旗幟，推動各種遏華舉措。可以預見，若民主黨左翼在未來掌權，他們不會特別關注中國事務，因為左翼更關注的是美國自身的社會經濟改革。事實上，無論極右還是極左，在對華態度上往往都沒有建制精英那麼強硬。極右翼的“美國優先”派主要不滿的是全球化導致美國吃虧，他們關心的是貿易赤字和製造業回流，而不是在意識形態上戰勝中國。極左翼方面，他們奉行的反戰立場使其傾向於對華批評但不敵視。伯尼·桑德斯等進步派領導人多次警告不要開啟新冷戰，認為美國應通過自身努力解決國內問題、與中國開展合作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挑戰，而非陷入零和對抗。桑德斯直言，華盛頓如今把美中關係看成你死我活的經濟軍事鬥爭，這是危險的共識，應當避免將兩個大國拖入冷戰僵局。桑德斯近期表示，若馬姆達尼贏得紐約市長選舉，將成為“挑戰寡頭統治的訊號”。哈里斯和沃爾茲在去年的總統選舉中，對華態度和拜登相比明顯溫和。此外，23位國會進步派眾議員在反對眾議院“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時發表的聲明所說：“美國完全可以增強自身競爭力，而不必發動一場新的冷戰”。更進一步，當民主黨左翼或共和黨極右輪流執政、彼此在國內鬥得難解難分時，中國議題在美國政治中的重要性可能下降。可以想見，未來極右和極左輪流執政，每一屆政府都忙於推翻前任政策、清洗官僚體系，那麼美國政府恐怕無暇騰出太多精力來一致對付中國。右翼執政時，他們忙於清洗“深層政府”，需要穩定軍隊和情報體系，不敢貿然對外擴張；左翼執政時，他們又要清洗右翼留下來的新的“深層政府”，同時與國內資本勢力做鬥爭，以及推行社會福利改革等宏大議程，對中國的優先順序自然也會降低。目前川普正在對官僚體系進行大清洗。而一旦四年後左翼執政，又會將前任安插的保守派官員清除，再換上進步人士，以致經驗豐富的中立公務員越來越少。這種行政系統的劇烈震盪，可能導致美國對外交往政策搖擺不定甚至無法有效執行。對中國來說，需要警惕這種局面可能帶來的不確定性：一個內部分裂、政策朝令夕改的美國，可能時而釋放善意、時而又因國內政治需要採取敵視行動。中國必須做好應對美國政策極端化和反覆性的準備。面對美國政治的新變化，中國宜採取冷靜務實、廣交朋友的策略。中國可以嘗試尋求“求同存異”的交流。左翼政客關注社會公正、減貧和平等，這些領域正是中國所取得巨大成就並願意分享經驗的地方。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就曾稱讚“幫助8億人脫貧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成就”。這些經驗如果通過合適途徑介紹給美國左翼人士，或許能增進他們對中國發展模式的理解，找到共同語言。同樣，中國在清潔新領域的巨大投入也可成為雙方合作的話題。中國已成為全球可再生能源的領軍者，而美國進步派非常重視氣候行動，雙方在這一領域存在天然的合作利益。最後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左右兩翼在國會投中的一些“交叉聯盟”現象為中國提供了啟示。近年來，關於中國的強硬法案並非總是一邊倒通過，時常有進步派民主黨人和自由派共和黨人聯手投票反對。例如，2023年國會討論全面封禁TikTok應用時，就形成了蘭德·保羅參議員（共和黨極右翼）與AOC、賈馬爾·鮑曼眾議員（民主黨極左翼）共同反對的奇景。他們都認為直接禁TikTok違反言論自由，是政府過度之舉。這一“意外聯盟”成功阻止了快速禁令的通過。又如，一些涉華制裁或敵對法案，往往也只有建制派堅決支援，而極左和極右基於各自理由投下反對票或棄權票。總之，美國民主黨左翼力量的上升和整個政治光譜的極化，對中國來說既是挑戰也是機遇。挑戰在於美國政策可能更加難測，國內政治服務於外交的情況增多，中美關係中的意識形態爭議或有新形式表現。機遇在於，美國內部分歧可在一定程度上牽制對華強硬路線，為中國爭取相對緩和的外部環境。面對一個可能大幅左傾的民主黨和愈發兩極撕裂的美國，中國更須秉持戰略定力和靈活策略，在變局中尋新機，在競爭中謀共贏。 (IPP評論)

【導讀】最近，一則新聞引發美國政治震盪：34歲的民主黨候選人、民主社會主義者佐蘭·馬姆達尼（Zohran Mamdani）贏得了紐約市長選舉。他不是民主黨建制派和自由派，而是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的核心組織、新左翼力量民主社會主義者陣線（DSA）成員。美國總統川普曾多次表示不希望馬姆達尼當選紐約市長，而馬姆達尼也在競選中稱自己是川普“最壞的噩夢”。這位紐約新市長的“社會主義“主張對於美國政治會有什麼影響？作者認為，馬姆達尼的崛起對應出民主黨基層觀念的劇變。民主黨“遠離餐桌議題，沉迷抽象文化議題”，正是近年來失去部分基層選民支援的一大原因。馬姆達尼和他背後的民主黨左翼把政治話語重新拉回“經濟公平”與“階級正義”軌道上來，正是他獲勝的關鍵。這場勝利表明民主黨基層對傳統建制派的不滿正達到新高點，相反對激進進步路線的支援在擴大。因此，作者判斷，民主黨整體左傾化似已成為大勢所趨，而且這一趨勢很可能在未來數年加速。因為民主黨已經意識到，只有更鮮明、更激進的進步綱領，才有望擊敗以川普為代表的右派民粹主義。這一變化將如何影響中美關係？作者指出，美國政治的極化（無論極右還是極左上台）都可能使美國政府更加內顧內耗，從而一定程度上緩解對華壓力。中國要警惕這種局面可能帶來的不確定性：一個內部分裂、政策朝令夕改的美國，可能時而釋放善意、時而又因國內政治需要採取敵視行動。中國必須做好應對美國政策極端化和反覆性的準備。馬姆達尼當選紐約市長，他會讓美國走向“社會主義”嗎？今年紐約市的市長選舉出現了歷史性一幕：來自民主黨左翼陣營的佐蘭·馬姆達尼（Zohran Mamdani）在初選中擊敗了前州長安德魯·庫默等建制派大佬，一路高歌猛進，最終成功當選紐約市市長。這場勝利表明民主黨基層對傳統建制派的不滿正達到新高點，相反對激進進步路線的支援在擴大。蓋洛普調查顯示，2024年超過一半（55%）的民主黨人自認持自由派/進步立場，創下歷史新高。有分析機構甚至預測，到2028年之前民主黨選民對左翼路線的認同將超過對中間溫和路線的支援。民主黨內部“向左轉”已成為不可忽視的趨勢。紐約這座美國金融中心如今將由一位“民主社會主義者”執掌，無疑具有標誌性意義。正如評論所指出，馬姆達尼對社會主義的坦率擁抱並未嚇跑選民，反而成為他的吸引力之一。一位年輕的布魯克林選民感嘆紐約對工薪階層已變得難以居住，認為“民主社會主義者能以其他政治人物沒有的方式替工人階級發聲”。馬姆達尼的崛起對應出民主黨基層觀念的劇變：幾十年前美國人談“社會主義”色變，而如今越來越多選民，尤其是年輕一代，將其視為可以認真考慮的選項。近年來多項民調也印證了這一點——比如一項YouGov民調發現，全體美國人中有43%對“社會主義”持正面看法，而在18-29歲的年輕人中這一比例高達62%。民主黨正經歷思想路線上的一場代際更迭，建制溫和派的號召力式微，主張激進改革的左翼聲音日益壯大。激進左翼VS身份議題：馬姆達尼式“階級鬥爭”路線馬姆達尼所代表的民主黨左翼和傳統建制派在關注重點上形成鮮明反差。馬姆達尼式的左翼更強調階級不平等和經濟正義，帶有一種鬥爭性和“革命性”色彩。他的競選綱領集中在降低工薪族生活成本、凍結房租、開設公營食品雜貨店等議題，突出階級利益對立。這種以“階級鬥爭”為底色的激進進步路線，給予在高房租、低工資壓力下掙扎的普通民眾以希望，正是馬姆達尼迅速走紅的原因之一。反觀民主黨建制派，近年的關注點往往集中在一些像征性或文化議題上，而忽視了選民更關切的民生經濟問題。例如，前眾議長南希·佩洛西等建制派領導人近年來投入大量政治資本推動跨性別權利立法，包括支援在全國範圍內保障未成年人的變性醫護和手術權益。不可否認，維護少數群體權利固然重要，但在許多選民眼中，這類議題相較就業、醫療、住房等切身問題顯得“不親民”。不少評論指出，民主黨“遠離餐桌議題，沉迷抽象文化議題”，正是近年來失去部分基層選民支援的一大原因。相形之下，馬姆達尼和他背後的民主黨左翼把政治話語重新拉回“經濟公平”與“階級正義”軌道上來。他們批評建制派在對抗川普主義時策略失當：既沒有真正改善工薪階層福祉，也未能有效應對貧富懸殊和資本貪婪。這股左翼力量主張以更大膽的政府干預矯正不平等，那怕意味著向富人和大公司開刀。相反，民主黨建制派所熱衷的許多議題只是“隔靴搔癢”，無法觸及權力和財富分配的根本。馬姆達尼等民主黨左翼身上帶有某種“革命精神”，這股精神激勵他們號召人民“撕毀舊遊戲規則”、通過選舉鬥爭和群眾運動實現對政府權力的重新分配。民主黨2024大選慘敗後的反思2024年總統大選中民主黨遭遇重挫，這理應促使黨內各派系痛定思痛。然而遺憾的是，民主黨建制派在敗選後並沒有進行深刻反省。相反，黨全國委員會（DNC）對選舉失敗的官方檢討報告一拖再拖，甚至據傳還準備迴避拜登高齡和哈里斯弱勢等“敏感”問題。整個春季民主黨高層為人事爭鬥所困，對路線糾偏的重大議題則語焉不詳，令人懷疑建制派是否真正意識到自身戰略的失敗。與此同時，民主黨左翼陣營倒是迅速提出了一套明確綱領，試圖填補建制派反思缺位所留下的真空。他們認為，2024年的失敗根源在於民主黨未能提供令選民信服的進步願景，過於謹慎妥協反倒丟掉了關鍵選票。左翼人士在各種場合呼籲民主黨大刀闊斧地轉向“自信且不打折扣的進步議程”。這種進步路線固然引發爭議，但至少它代表了一種清晰方向。更重要的是，左翼還制定了相對具體的政策藍圖。例如，民主社會主義者陣線（DSA）在2025年大會通過決議，準備在2028年總統大選中推出自己的候選人，甚至不惜考慮建立獨立的社會主義政黨。他們提出草擬一份“民主社會主義總統施政綱領”，描繪若掌權將如何通過行政手段在住房、醫療、減貧等領域推進革命性變革。雖然這些主張聽起來激進，但的確為民主黨未來指明了一條可能的破局之路。相比之下，建制派領袖們除了相互指責和微調選舉策略外，很少提出新的政策思維。種種跡象表明，如果民主黨建制派不迅速調整，左翼將在未來黨內話語權競爭中佔據更大上風。佩洛西時代終結與建制派困境民主黨建制派走到今日困境，離不開內部權力結構的桎梏。以南希·佩洛西為代表的老一代黨魁長期壟斷領導職位近20年，造成了新生代難以上升的局面。佩洛西2003年出任眾議院少數黨領袖，2007年成為首位女性議長，直到2022年底才卸任黨團領袖職務。她的強勢領導固然保證了黨內紀律和法案推動力，但也被批評為“一人當政”導致青黃不接：許多有抱負的中生代民主黨議員在她的陰影下難以出頭。這種“天花板”效應使民主黨建制派在2020年代後繼乏人，拿不出有號召力的新領袖來應對共和黨的強勁挑戰。佩洛西本人卸任後依然在眾院保有相當影響力。然而，她和建制派高層似乎未能提出吸引新世代選民的創新議程。相反，他們往往還是抱守舊有議題不放。佩洛西甚至認真考慮推動未成年人變性手術合法化等激進社會政策，以期提高民主黨在年輕選民中的支援度。然而這類舉措在更廣泛選民中反響不佳，被批評為“黔驢技窮”之舉。在經濟、治安等重大關切上乏善可陳的建制派，卻把有限政治資本押注在具爭議的文化議題上，難免引來質疑和諷刺。隨著佩洛西等人逐步淡出舞台，民主黨建制派正面臨青黃不接的真空。上一代領袖的遲暮與新一代領袖的缺位，讓民主黨在2024年的大選中失去了凝聚力和鮮明形象。正如一份智庫報告所警告的，民主黨“形象老化、方向漂移，亟需徹底變革”。佩洛西在2022年中期選舉後主動讓賢，新一代的哈基姆·傑弗裡斯接過眾院少數黨領袖。但民主黨只是在寄希望於川普未來犯重大錯誤，從而使得民主黨有再次執政的機會，而不是自己提出新的綱領來奪回執政地位。左傾化大勢所趨：唯有激進方能抗衡激進無論建制派情願與否，民主黨整體左傾化似已成為大勢所趨，而且這一趨勢很可能在未來數年加速。原因很簡單：只有更鮮明、更激進的進步綱領，民主黨才有望擊敗以川普為代表的右派民粹主義。許多民主黨人痛定思痛後認識到：“以左制右”或許是唯一出路。左翼的高能動員能力和明確鬥爭矛頭，正好可以凝聚那些對現狀失望的選民——包括工人階級、有色人種青年等流失的民主黨基本盤。具體來說，一方面民主黨選民結構在變化。白人中產階層日益傾向共和黨，而年輕進步選民、少數族裔選民在民主黨內比重提升。這些群體對經濟不公、社會正義等議題反響強烈，自然推動黨綱左移。蓋洛普的長期跟蹤資料顯示，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民主黨人自認“自由派”（即左翼）者比例從25%攀升至2022年的54%。左翼思想已從黨內少數派變成多數共識。這樣的民意土壤上，要求民主黨更激進改革的呼聲只會越來越高。這在紐約這樣的深藍大都市首先爆發，未來幾年我們或將在更多州和全國層面看到類似趨勢。從長期來看，自蓋洛普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定期追蹤各黨派群體的意識形態取向以來，民主黨人總體上變得更加自由派。1994年時，認同自己為“自由派”的民主黨人佔比為25%；到2010年，這一比例上升至40%，並在2017年達到50%。圖源：Gallup另一方面，川普主義的突飛猛進也“倒逼”民主黨向左轉以求一搏。若民主黨大膽舉起階級平等、全民醫保、財富重分配的大旗，反而可能激發“以激進對激進”的對決氣勢。只有為選民提供經濟機會，解決公平分配問題，才可以贏回中間選民。哈里斯的轉身與2028年左翼希望之星在民主黨內部左轉呼聲高漲之際，前副總統卡瑪拉·哈里斯的動向尤其引人注目。2024年大選中作為民主黨提名人選的哈里斯遭遇失敗後，並未選擇銷聲匿跡，反而迅速出版了競選回憶錄，對黨內高層的失誤進行了罕見的公開批評。人們驚訝於哈里斯公然“揭家醜”的舉動，也意識到她與黨內建制派的關係可能正決裂。哈里斯此舉被普遍解讀為一種“破釜沉舟”的自我定位。若哈里斯2028年再度競選總統，她極有可能以更左翼、更異軍突起的面貌出現。目前民主黨內雖然湧現出一些知名左翼人物（如亞歷山大·奧卡西奧-科爾特斯等），但在全國範圍內擁有廣泛知名度和支援基礎的左翼領袖仍屈指可數。而哈里斯作為前副總統，知名度無疑是足夠的，如果她徹底轉型為左翼旗手，或許正好填補這一空缺。哈里斯有望成為民主黨左翼進軍白宮的一枚重要棋子。除了哈里斯外，一些原本不太顯眼的政壇人物也因立場靠左而獲得新的關注。其中最突出的是明尼蘇達州州長提姆·沃爾茲（Tim Walz）。沃爾茲在州內推行了一系列大膽的進步政策，被譽為“中西部的平民主義者”。在2024年，哈里斯甚至選擇沃爾茲作為競選搭檔，有人稱讚沃爾茲擁有全美最激進進步的執政紀錄之一。雖然沃爾茲相對低調溫和，但不可否認，他證明了激進政策在實際執政中可以取得成功，這正是左翼需要的信心案例。相比之下，加州州長紐森則顯得有些迷失方向。紐森原本以進步立場聞名，但近年來他的政治定位飄忽不定：一方面高調推進加州的進步議程，另一方面又開播播客與右翼人物對談，批評民主黨品牌“有毒”並拋出一些迎合保守派的論調。例如，他在個人播客中突然表態反對變性女性參加女子體育競賽、棄用“Latinx”等激進用語，甚至邀請史蒂夫·班農等極右翼人士對話。這些舉動令民主黨人困惑不已——有人驚呼“紐森到底怎麼了？”。紐森本人否認是在“變色”，但承認民主黨形象存在嚴重問題，如精英化、自以為是等，需要努力改變。無論紐森的真實盤算如何，他目前左右搖擺、不夠堅定的形象使他很難成為多數人擁戴的對象。總的來看，民主黨全面左傾只是時間問題。2028年的民主黨總統初選，極可能是一場建制溫和派與進步左翼的殊死較量。如果建制派再度推舉類似拜登、希拉里的中道路線人選，不僅難以戰勝共和黨，更可能引發部分選民被迫投川普。未來三年，美國政壇或將看到民主黨經歷“破繭成蝶”的左翼重塑——這既是大勢所趨，也是民主黨自救以求勝選的必然選擇。民主黨左翼力量的上升將會如何影響中國？民主黨左翼崛起不僅將重塑美國內政版圖，對中美關係和中國利益也會產生深遠影響。從總體上看，美國政治的極化（無論極右還是極左上台）都可能使美國政府更加內顧內耗，從而一定程度上緩解對華壓力。極右翼和極左翼雖然在理念上南轅北轍，但有一點頗為相似：他們大多對全球干涉和對外“輸出民主”興趣不大，更傾向把精力用於國內議程。比如，在人權問題上，美國左翼政客固然會批評中國的人權狀況，但不太願意將人權作為對華全面對抗的工具。相反，傳統建制派常常高舉人權的旗幟，推動各種遏華舉措。可以預見，若民主黨左翼在未來掌權，他們不會特別關注中國事務，因為左翼更關注的是美國自身的社會經濟改革。事實上，無論極右還是極左，在對華態度上往往都沒有建制精英那麼強硬。極右翼的“美國優先”派主要不滿的是全球化導致美國吃虧，他們關心的是貿易赤字和製造業回流，而不是在意識形態上戰勝中國。極左翼方面，他們奉行的反戰立場使其傾向於對華批評但不敵視。伯尼·桑德斯等進步派領導人多次警告不要開啟新冷戰，認為美國應通過自身努力解決國內問題、與中國開展合作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挑戰，而非陷入零和對抗。桑德斯直言，華盛頓如今把美中關係看成你死我活的經濟軍事鬥爭，這是危險的共識，應當避免將兩個大國拖入冷戰僵局。哈里斯和沃爾茲在去年的總統選舉中，對華態度和拜登相比明顯溫和。此外，23位國會進步派眾議員在反對眾議院“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時發表的聲明所說：“美國完全可以增強自身競爭力，而不必發動一場新的冷戰”。更進一步，當民主黨左翼或共和黨極右輪流執政、彼此在國內鬥得難解難分時，中國議題在美國政治中的重要性可能下降。可以想見，未來極右和極左輪流執政，每一屆政府都忙於推翻前任政策、清洗官僚體系，那麼美國政府恐怕無暇騰出太多精力來一致對付中國。右翼執政時，他們忙於清洗“深層政府”，需要穩定軍隊和情報體系，不敢貿然對外擴張；左翼執政時，他們又要清洗右翼留下來的新的“深層政府”，同時與國內資本勢力做鬥爭，以及推行社會福利改革等宏大議程，對中國的優先順序自然也會降低。目前川普正在對官僚體系進行大清洗。而一旦四年後左翼執政，又會將前任安插的保守派官員清除，再換上進步人士，以致經驗豐富的中立公務員越來越少。這種行政系統的劇烈震盪，可能導致美國對外交往政策搖擺不定甚至無法有效執行。對中國來說，需要警惕這種局面可能帶來的不確定性：一個內部分裂、政策朝令夕改的美國，可能時而釋放善意、時而又因國內政治需要採取敵視行動。中國必須做好應對美國政策極端化和反覆性的準備。面對美國政治的新變化，中國宜採取冷靜務實、廣交朋友的策略。中國可以嘗試尋求“求同存異”的交流。左翼政客關注社會公正、減貧和平等，這些領域正是中國所取得巨大成就並願意分享經驗的地方。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就曾稱讚“幫助8億人脫貧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成就”。這些經驗如果通過合適途徑介紹給美國左翼人士，或許能增進他們對中國發展模式的理解，找到共同語言。同樣，中國在清潔新領域的巨大投入也可成為雙方合作的話題。中國已成為全球可再生能源的領軍者，而美國進步派非常重視氣候行動，雙方在這一領域存在天然的合作利益。最後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左右兩翼在國會投中的一些“交叉聯盟”現象為中國提供了啟示。近年來，關於中國的強硬法案並非總是一邊倒通過，時常有進步派民主黨人和自由派共和黨人聯手投票反對。例如，2023年國會討論全面封禁TikTok應用時，就形成了蘭德·保羅參議員（共和黨極右翼）與AOC、賈馬爾·鮑曼眾議員（民主黨極左翼）共同反對的奇景。他們都認為直接禁TikTok違反言論自由，是政府過度之舉。這一“意外聯盟”成功阻止了快速禁令的通過。又如，一些涉華制裁或敵對法案，往往也只有建制派堅決支援，而極左和極右基於各自理由投下反對票或棄權票。總之，美國民主黨左翼力量的上升和整個政治光譜的極化，對中國來說既是挑戰也是機遇。挑戰在於美國政策可能更加難測，國內政治服務於外交的情況增多，中美關係中的意識形態爭議或有新形式表現。機遇在於，美國內部分歧可在一定程度上牽制對華強硬路線，為中國爭取相對緩和的外部環境。面對一個可能大幅左傾的民主黨和愈發兩極撕裂的美國，中國更須秉持戰略定力和靈活策略，在變局中尋新機，在競爭中謀共贏。 (文化縱橫)

一場關於選舉公正性的風暴，往往始於最不起眼的火花。這一次，火種來自社交平台X的一則帖子，由其所有者、那位來自南非、常駐德州的億萬富翁埃隆·馬斯克親自點燃。他言辭鑿鑿地宣稱：“紐約市的選票表格就是個騙局！”這條資訊迅速引爆了輿論場，其指控具體而尖銳：投票無需身份證明；有候選人的名字竟出現了兩次；而前州長安德魯·科莫的名字則被孤零零地置於選票的右下角末端。在一個備受關注的選舉季，這樣的指控無異於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彈。加密貨幣博彩平台Polymarket迅速跟進，將其描述為“突發”新聞，而平台上的使用者則陷入一種近乎歇斯底里的狂熱，紛紛譴責這是“骯髒政治”與“瘋狂”之舉。在這片由演算法驅動的喧囂之中，一種深刻的張力浮現出來：一位憑藉其全球影響力而擁有巨大話語權的外部觀察者，對一個具有深厚地方歷史根基的選舉制度發起了猛烈抨擊。他的指控簡單、直接，充滿了陰謀論的暗示，完美契合了社交媒體傳播的邏輯。然而，在這場由外部視角與地方現實激烈碰撞而引發的輿論風暴背後，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悄然浮現：這張引發軒然大波的選票，究竟是一個精心設計的騙局，還是一種我們尚未理解的、複雜的民主實踐？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暫時遮蔽數字世界的噪音，深入探究紐約州法律的紙頁與政治實踐的肌理。事實的真相遠比一條推文要複雜，也遠沒有那麼聳人聽聞。馬斯克所指的“騙局”，實際上是紐約州一項完全合法的選舉制度，其正式名稱為“融合投票”（fusion voting）或“選舉融合”（electoral fusion）。這項制度雖然在美國大部分地區已不多見，但在紐約州卻根深蒂固，並被普遍運用。它允許一位候選人同時代表多個政黨出現在同一張選票上，以此擁抱一種與社交媒體的二元邏輯截然不同的政治細微性。聯合提名並不允許同一選民給同一候選人投“多票”。選民只能在一個票線下為該候選人投一次票。因此，選民會在民主黨和勞動家庭黨的欄目下都看到佐蘭·馬姆達尼的名字，也會在共和黨和“保護動物黨”的欄目下看到柯蒂斯·斯利瓦的身影。這種設計並非為了混淆視聽或製造舞弊，恰恰相反，它為選民提供了一種更具層次感的政治表達方式。“融合投票”的機制，正如哥倫比亞法學院教授理查德·布裡福特所解釋的那樣，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它使得主要政黨的候選人有機會吸引那些通常不會投票給他們的選民。例如，一位對民主黨綱領有所保留但認同勞動家庭黨理念的選民，可以通過在後者黨派線上投票來支援馬姆達尼，同時表達對該第三方政黨的認可。對於像勞動家庭黨這樣的第三方政黨而言，這一制度更是其生存的命脈。根據紐約州法律，它們必須在州長或總統選舉中獲得大約13萬張選票，才能保住未來出現在選票上的資格。然而，馬斯克的指控並未止步於候選人名字的重複，他同樣將矛頭對準了選票上看似中立的排序規則和由來已久的身份核查程序，而這些技術性細節，同樣承載著其自身的邏輯與歷史。至於馬斯克提出的另外兩個指控，同樣源於對地方規則的誤解。紐約州選舉委員會發言人凱瑟琳·麥格拉思解釋道，選票上官方政黨的順序，並非任意安排，而是一份公開的政治權力分類帳，其位置直接反映了各黨在上次州長選舉中的表現。而像科莫這樣的獨立候選人，其順序則由提交提名申請的時間戳先後決定。科莫之所以排在第八位，是因為他的“為戰鬥與奉獻”黨在五個獨立黨派中第四個提交了申請。至於無需身份證明的指責，則反映了紐約州現行的選舉法規。這些看似枯燥的技術性規定背後，隱藏著紐約州政治舞台上更加洶湧的權力暗流，其核心正是一場圍繞著勞動家庭黨的生存之戰，而這場戰鬥的主角，恰恰是安德魯·科莫本人。這場關於規則的爭議，最核心的案例莫過於前州長安德魯·科莫與勞動家庭黨之間曠日持久的鬥爭。2019年，正是時任州長的科莫本人支援修改了投票法規，設立了那個嚴苛的“13萬票”門檻。此舉被廣泛視為一次精準的政治打擊，意圖削弱甚至根除這個在政治上日益與他分道揚鑣的進步派政黨。這場鬥爭的個人色彩，因一個關鍵事實而變得尤為濃厚：科莫此次是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選，原因正是在六月的民主黨初選中，他敗給了勞動家庭黨所支援的佐蘭·馬姆達尼。曾經的盟友變成了必須拔除的眼中釘，而選舉法規則成了他手中最趁手的武器，這讓每一次融合投票的實踐都充滿了對抗的意味，也催生了這場鬥爭中最深刻的反諷。科莫試圖用規則扼殺勞動家庭黨的行為，反而激發了該黨派支持者更強的凝聚力。像馬姆達尼那樣在勞動家庭黨線上為自己投票的象徵性舉動，正是在這種高壓背景下對科莫政治圖謀的公開反抗。更具諷刺意味的是，科莫本人恰恰是“融合投票”制度的熟練使用者和長期受益者。就在2018年競選州長時，他的名字曾出現在多達四條不同的黨派線上，以此來最大化地爭取不同光譜的選票。這種實用主義的態度，揭示了政治人物在規則面前的靈活性，也從側面印證了“融合投票”在紐約政治生態中的普遍性與複雜性。這種做法絕非孤例，更不是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即便是前總統唐納德·川普和前副總統卡瑪拉·哈里斯，在紐約州的選票上也曾同時出現在多條黨派線上。當這種跨越黨派、被政治光譜兩端的重量級人物普遍運用的選舉工具，被一位局外人輕易地貼上“騙局”的標籤時，這暴露的或許不僅僅是對地方規則的無知，更是我們這個時代資訊傳播方式的深層病灶。一個根深蒂固、運作多年的常規選舉實踐，為何會在今天如此輕易地被誤解和攻擊？馬斯克關於“無需身份證明”的指控，反映了對紐約州選舉安全措施的誤解。雖然州法律禁止投票站工作人員向選民索要身份證明，但這並不意味著選舉缺乏保障。在登記階段，選民必須提供嚴格的身份資訊，例如紐約州駕照號碼或社會安全號碼，並宣誓所提供資訊的真實性。紐約州的選民資格法律要求投票人必須：是美國公民。年滿18周歲。在選舉前至少30天內，是所在州、縣、市或村莊的居民。未因重罪判決而在監獄服刑。未被法院裁定精神失常。未在其他任何州、縣或市聲稱擁有投票權（即未在別處登記投票）。在投票現場，簽名核對是主要的身份驗證手段。 根據《紐約州憲法》第二條第七款，所有選民在投票時都必須提供他們的簽名作為身份證明的一種方式。投票站工作人員會通過將選民的簽名與官方記錄進行比對，來確認選民的身份。此外，多重保障機制確保了選舉的公正性：電子投票名冊： 縣選舉委員會（負責地方選舉）使用電子投票名冊在投票點登記選民。這些名冊會即時更新選民投票情況，確保選民在同一選舉中無法在另一投票點重複簽到。處理特殊情況： 紐約州選舉委員會發言人凱瑟琳·麥格拉思）指出，如果有人在登記時未能滿足身份驗證要求，他們需要在投票現場出示有效身份證明。如果選民已申請郵寄選票，則不能在投票機上進行現場投票，必須填寫臨時選票。選舉後，縣選舉委員會將進行審計，確保所有臨時選票的投票人都沒有重複投票。懲罰措施： 麥格拉思強調，冒充他人並偽造簽名投票屬於重罪。由於選舉委員會保留了個人的永久化參與選舉記錄，“事後被發現的機率極高”，這也是美國選民舞弊相關犯罪證據極少的原因。如果有人沒有登記投票，他們將被拒絕。這最終將我們的思緒拉回了風暴的起點，那條在社交媒體上被無限放大的帖子。在一個資訊高度碎片化、情緒化傳播主導輿論的時代，一個擁有巨大話語權的公眾人物，其未經核實的言論能夠對公眾認知造成何等嚴重的扭曲，這起事件提供了一個完美的註腳。正如美國的跨黨派非營利機構，專注於提升選舉技術的安全性與可核驗性組織“Verified Voting”的政策與策略總監馬克·林德曼那句帶有嘲諷意味的評論所言：“簡而言之，科莫只被提名了一次，所以只出現一次；他之所以排位靠後，是因為沒有任何法定政黨提名他。想必埃隆·馬斯克手下肯定有人可以幫他查證這些事。”這句看似輕描淡寫的話，卻點明了問題的荒謬性：在一個資訊唾手可得的時代，求證的責任似乎被輕易地拋棄了，取而代之的是情緒的宣洩和陰謀的想像。紐約州“融合投票”的案例，最終成為一個時代的隱喻。它告訴我們，一個地方性的、有著複雜歷史和精妙政治邏輯的選舉制度，是如何在外部觀察者簡單化的凝視下，被輕易地誤讀、曲解，並最終貼上“騙局”的標籤。當簡化的風暴衝擊著制度的現實，我們捍衛的便不僅僅是一套繁瑣的規則，而是對公共事務進行審慎判斷的能力本身——這種能力，一旦在社交媒體的洪流中被侵蝕，民主的根基也將隨之動搖。 (一半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