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onstant BattleThe first excerpt from 107 Days卡瑪拉·哈里斯 著2025年9月10日 美國東部時間凌晨5點編者按：在卡瑪拉·哈里斯即將出版的新書《107天》中，她講述了自己那場倉促籌備、緊張激烈且異常短暫的總統競選歷程。這本書最大的驚喜或許在於，它本身就充滿了意外。上周我通讀全書時，本以為會看到律師式的嚴謹措辭與審慎表達——這樣的哈里斯確實存在，但書中還呈現了另一個哈里斯：直言不諱、洞察世事、熱情激昂，偶爾會說些粗話，還帶著幾分狡黠的幽默。正如你將在下文節選（以及這本極具新聞價值的書中各處）所見，她似乎已不再刻意克制自己。《107天》的故事始於2024年7月21日——就在這一天，喬·拜登在很晚的時候告知副總統（即作者本人）及全世界，他將退出總統競選。下文章節詳細記錄了7月24日發生的事件，以及哈里斯對那個政治時刻所具有的荒謬性與空前性的深刻觀察。《107天》將於9月23日由西蒙與舒斯特出版社出版。——傑弗裡·戈德堡當天日程表上的第一站早在數月前就已規劃妥當。此前在橢圓形辦公室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我們討論了助力非裔高管與企業家發展的相關工作，斯塔西·格蘭特博士當時邀請我在她所在的姐妹會Zeta Phi Beta年度大會上發表演講。此刻我身處印第安納波利斯，目光越過會議中心，看到場內坐滿了6000位氣場強大的女性——她們身著深藍色連衣裙與白色外套。我屬於另一個姐妹會——Alpha Kappa Alpha ，這是首個由非裔女性組成的希臘字母社團，1908年成立於霍華德大學。但在場的這些女性同樣是我的“姐妹”。我們同屬“神聖九社”（Divine Nine）——這是一組希臘字母社團的統稱，誕生於南方實行種族隔離法、北方普遍存在種族隔離現象的年代。1906年，W·E·B·杜波依斯與瑟古德·馬歇爾成為首個非裔男性兄弟會“阿爾法斐阿爾法”（成立於康奈爾大學）的早期成員。一個多世紀以來，“神聖九社”一直是非裔大學生群體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向一代又一代非裔男女大學生傳遞對卓越的追求與推崇、慈善精神，以及服務全人類的理念。在我的整個競選過程中，“神聖九社”的“家人們”始終給予我支援。那天，我很高興見到了斐貝塔西格瑪兄弟會的年輕主席克里斯·V·雷伊，以及德爾塔西格瑪西塔姐妹會備受尊敬的主席埃爾西·庫克-霍姆斯。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我始終認為，掌權者必須時常自問：“有那些人的聲音是我未曾聽到的？”並主動去尋找這些聲音。入主白宮時我就清楚，這座建築裡的人需要傾聽更廣泛群體的意見。本文節選自卡瑪拉·哈里斯的新書《107天》。作為副總統，喬·拜登曾賦予我多項職責，但有一項角色是我主動爭取的：為我們政黨所涵蓋的多元聯盟凝聚力量。我始終致力於走出白宮，確保沒有任何一個群體被忽視，尤其是那些過去常被視作“理所當然”的群體。非裔女性——民主黨最堅定、最可靠的選民群體，便是其中之一。印第安納波利斯的這場“大議會”，是我上任以來出席並演講的十余場“神聖九社”集會之一。那天我走上講台時，會場內瀰漫著一種全新的活力——一位非裔女性即將成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這與我們每個人都息息相關，在場的所有人都明白這意味著什麼：這段征程必將充滿喜悅，也必將伴隨艱辛。身處這樣一個房間，因共同的經歷，有些話無需多言。當你身處一個所有人都能看見你、支援你、理解你的環境時，會生出一種特殊的情感。那天房間裡的善意與關愛，穿透了我平日裡的“鎧甲”——而我離開這裡後，就必須重新披上它。當我開始談及將如何恢復《羅訴韋德案》所保障的權利時，全場爆發出最熱烈的掌聲。“當我成為總統時——”歡呼聲瞬間淹沒了我後半句話。那歡呼聲告訴我，他們能清晰地“看見”這一幕了——這是第一次。這件事可能實現，也理應實現。這並非因為我的性別或種族，而是儘管存在性別與種族的差異，它依然能夠實現。（圖片說明：卡瑪拉·哈里斯站在講台上微笑，身後是寫著“2024”的巨大橫幅 攝影：艾琳·沙夫 / 《紐約時報》/ Redux圖片社）我又想起了雪莉·奇澤姆——我常常會想起她，我知道在場的人也同樣想到了她。她是首位當選美國國會議員的非裔女性，也是首位角逐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女性。是她開闢了這條道路，而如今我正站在這條路上前行。離開印第安納波利斯後，我們飛往休斯頓，與應急管理部門工作人員會面，並聽取“貝里爾”颶風災後重建工作的簡報。這場一級颶風的風眼牆正面襲擊了休斯頓，導致電力線路中斷，在三位數（華氏度，約38攝氏度以上）的高溫天氣裡，許多弱勢群體陷入無空調、無水可用的困境。至少已有20人遇難，經濟損失高達數十億美元，具體數額仍在統計中。遺憾的是，這類簡報對我而言並不陌生。擔任地方檢察官時，我見證過卡特裡娜颶風後的慘狀；成為參議員後，我曾前往颶風“瑪麗亞”過後的波多黎各，也曾走訪過我家鄉那些被山火肆虐的社區。看到如此慘重的損失，看到人們站在耗盡一生心血與夢想建成的廢墟前，臉上寫滿疲憊，我的心就像被揪緊。更令人憤怒的是，一些“掠奪者”如蟑螂般蜂擁而至，哄抬物價、散佈謠言。但同樣讓我備受鼓舞的是，那些應急救援人員向著危險逆行，有時即便自家面臨風險，仍在幫助陌生人；還有無數普通人挺身而出，盡己所能提供援助：籌集洗漱用品、製作三明治、組織衣物捐贈活動。在我的人生中，我無數次看到：往往是那些擁有最少的人，給予最多。當我逐一與警察和應急工作人員握手致謝時，在每個人眼中，我都看到了“英雄”的模樣——他們響應使命的召喚，心懷對陌生人福祉的責任感。記者團中有人高聲提問，詢問拜登即將發表的演講相關事宜。當時休斯頓剛過下午5點，總統將於當晚晚些時候在橢圓形辦公室向全國發表講話。當晚我在酒店觀看了這場演講。演講本身很出色，拜登回顧了總統職位的歷史，並將自己置於這一歷史脈絡中定位。但正如我的團隊後來指出的，在這場11分鐘的演講裡，他直到將近第9分鐘才提到我。“我要感謝我們偉大的副總統卡瑪拉·哈里斯。她經驗豐富、堅韌果敢、能力出眾。她既是我出色的合作夥伴，也是我們國家的傑出領導者。”僅此而已。我是一個忠誠的人。在過去那幾個月裡，隨著恐慌情緒日益蔓延，我是否本應建議喬考慮不參加競選？或許是的。但美國民眾此前曾在同樣的對決中選擇了他，或許他有理由相信，民眾會再次選擇他。從某些角度來看，他或許是華盛頓最常被低估的人。在如何推動議程通過阻力重重的國會方面，他的策略往往是正確的。或許這一次，他的判斷也同樣正確。而且在白宮所有人中，我是最不適合提議他退選的人。我清楚，如果我建議他不要參選，在他看來，這極可能被視為極度自私的行為。他會將其看作赤裸裸的野心，甚至是惡毒的不忠——即便我唯一的初衷只是“別讓對手贏”。“這是喬和吉爾（拜登的妻子）的決定。”我們所有人都這樣說，像一句咒語，彷彿都被催眠了。這是出於風度，還是魯莽？回想起來，我認為是後者。當時的風險實在太高了。這樣的選擇不應由個人的自尊心或野心決定，它本應超越個人決策的範疇。許多人試圖編造一種說法，稱白宮存在巨大陰謀，刻意隱瞞喬·拜登的健康問題。但以下是我親身經歷的真相：喬·拜登是一個睿智的人，擁有豐富的經驗和堅定的信念，完全能夠履行總統職責。即便在他狀態最差的日子裡，他的學識深度、判斷力，以及同情心，也遠勝於唐納德·川普狀態最好的時候。但81歲的喬確實容易疲憊，而身體與言語上的磕絆，正是他年齡的體現。那場災難性的辯論恰好在他連續兩次歐洲之行，以及飛往西海岸參加好萊塢籌款活動之後舉行，這並非巧合。我不認為他當時是“喪失能力”——如果我真這麼認為，我一定會說出來。儘管我忠於拜登總統，但我更忠於我的國家。我非常清楚自己處境微妙。有個說法是，每位離任的白宮辦公廳主任都會告訴新任辦公廳主任“第一條規則”：盯緊副總統。由於我在2019年黨內初選辯論中曾就“校車接送學生（促進種族融合）”議題抨擊過拜登，入主白宮時，我面臨著我們律師所說的“可反駁的推定”——我必須一次次證明自己的忠誠。當福克斯新聞對我百般攻擊，從我的笑聲、語氣，到我20多歲時的約會對象，甚至聲稱我是“靠多元化平權（DEI）才獲得職位”時，白宮幾乎從未用我的真實履歷進行反駁：我曾兩次當選地方檢察官，擔任過美國第二大司法部門的最高負責人，代表著全美八分之一人口的參議員。我的辦公廳主任洛林·沃爾斯不得不頻繁為我爭取活動中的角色：“她不能像盆花一樣站在那裡。給她兩分鐘發言時間，讓她介紹總統。”白宮有龐大的公關團隊，卡琳·讓-皮埃爾每天都會在新聞發佈廳主持簡報會。但要讓他們正面評價我的工作，或是為我駁斥不實攻擊，幾乎是不可能的。舉個例子：2021年，在我們簽署《美英澳三邊安全夥伴關係協定》（AUKUS）後，美法關係陷入緊張，我奉命前往法國愛麗舍宮，協助修復兩國關係。此前澳大利亞已同意從法國購買潛艇，但在美英澳新協定下，澳大利亞撕毀了與法國的合同，轉而選擇由美英提供核潛艇。這一事件引發了美法之間的巨大摩擦。在與埃馬紐埃爾·馬克宏的會談中，我與他聚焦兩國在多個領域的合作——如太空探索、氣候變化、跨大西洋安全、網路安全、薩赫勒地區事務及印太地區戰略——從而緩和了緊張氣氛。那次訪問期間，我還受邀參觀了著名的巴斯德研究所。我的母親曾在這裡從事與乳腺癌相關的信使核糖核酸（mRNA）研究。在與研究所科學家的非正式交流中，我提到，我希望政客們能更嚴格地遵循科學方法：先檢驗假設，再根據結果調整方案，而不是一上來就拿出所謂的“計畫”，彷彿自己早已掌握了所有答案。我說“計畫”一詞時，特意加重了語氣，並比了個引號的手勢。結果福克斯新聞、《紐約郵報》和Newsmax瞬間炸開了鍋，聲稱我“假裝說法國口音”。這完全是無稽之談，但白宮似乎樂於看到關於我“失態”的報導，蓋過我在緩和外交關係上取得的重大進展。更糟的是，我常常發現，總統的團隊還在為那些針對我的負面言論火上澆油。其中一個流傳甚廣且難以消除的說法是：在我上任第一年，我的辦公室“混亂無序”，員工流失率異常之高。事實很簡單：許多加入新一屆白宮政府的工作人員此前從未有過此類工作經歷。這份工作獨一無二，即便一個人在之前的崗位上再優秀，也未必能勝任這種高壓、24小時連軸轉的工作。還有些人發現，這份工作薪水不高，對家庭造成巨大壓力，還徹底剝奪了正常生活，因此選擇離開。我不會強留那些無法勝任工作的人——這對他們不公平，對國家也沒有好處。（圖片說明：黑白照片中，卡瑪拉·哈里斯行走在白宮內，特勤局人員在背景中注視著她 攝影：蒂爾尼·L·克羅斯 / 彭博社 / 蓋蒂圖片社）事實上，任何一屆白宮政府上任第一年都存在員工流動的情況。而我的團隊成員作為“首位女性副總統”的工作人員，還面臨著另一重挑戰：對抗性別刻板印象——這是一場永不停歇的戰鬥，足以讓人身心俱疲。我是首位擁有專屬記者團的副總統，他們會追蹤報導我的每一次公開活動。在我之前，副總統與第一夫人一樣，只有“補充記者團”，僅在重要活動時才會有報導。正因這種持續的關注，那些以往對副總統而言無關緊要的事情，如今都被頻繁報導和審視。而當報導內容不公或失即時，總統的核心團隊似乎毫不在意。事實上，他們似乎認為，應該再“打壓”我一下。“副總統應當負責處理非法移民問題。”從2021年3月起，我的任務是解決導致瓜地馬拉、宏都拉斯和薩爾瓦多民眾背井離鄉的根本困境。由於我此前曾起訴過來自“中美洲北部三角”地區的販毒集團和人販子，我對該地區及其問題有著深入瞭解，也清楚需要通過那些投資和干預措施，逐步減少非法移民、助力地區穩定，讓當地民眾能在自己的社區擁有更安全的未來。大多數人並不想離開家鄉。他們不想離開祖母、教堂、朋友，也不想離開自己的語言和文化。當他們最終選擇離開時，通常只有兩個原因：要麼是生命受到威脅，要麼是無法維持生計。該地區大部分是農村，農民日益受到洪水、乾旱等氣候災害的衝擊。如果在自己的土地上無法再種植糧食，又沒有其他謀生手段，人們就只能離開——他們別無選擇。而資源匱乏的地方，腐敗與黑幫勢力便會滋生。當共和黨人將我的職責歪曲為“邊境負責人”時，白宮公關團隊中沒有任何人幫我有效反駁，向公眾解釋我的真實任務，也沒有任何人宣傳我所取得的進展。我為該地區爭取到了私營企業52億美元的新投資承諾，其中近10億美元已成功落地——這要歸功於萬事達卡、微軟、雀巢咖啡等積極參與的合作夥伴。我與該地區各國領導人舉行了多次雙邊會談，尤其是與瓜地馬拉總統亞歷杭德羅·賈馬泰，以及後來的繼任者貝爾納多·阿雷瓦洛。我多次與賈馬泰通話，明確表示我期望瓜地馬拉舉行自由公正的選舉；我還派國家安全顧問菲爾·戈登親自前往當地，強化這一立場；在選舉結果公佈後，我公開表示支援阿雷瓦洛。我還會見了在薩爾瓦多、瓜地馬拉和宏都拉斯致力於打擊腐敗、維護人權的活動團體。內閣成員也提供了支援：農業部部長湯姆·維爾薩克呼叫資源，培訓當地農民掌握最新的增產技術。在共同關注的邊境問題上，我與墨西哥總統安德烈斯·曼努埃爾·洛佩斯·奧夫拉多爾，以及後來的繼任者克勞迪婭·申鮑姆保持著密切合作。我為該地區爭取的投資，成為與各國政府談判的籌碼，推動他們打擊猖獗的腐敗。我對這些國家的領導人說：“如果不採取切實行動打擊腐敗，這些美國企業是不會投資的。”在我的推動下，這些投資幫助當地社區接入網際網路，讓民眾進入正規金融體系，創造了就業機會與發展可能。在我推動新增企業落地、提升地區穩定性的地方，資料證明這些努力是有效的：我們的投資創造了7萬個新就業崗位，培訓項目覆蓋了100多萬人，為250萬此前沒有銀行帳戶的人提供了銀行服務和信貸管道。這些人選擇留在了家鄉。我希望將這些好消息公之於眾，但白宮工作人員卻一直拖延：“還不是時候，我們需要更多資料。”最終，這些成果從未被報導過。相反，我卻要為邊境管控鬆散承擔責任——而這一問題，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政府，都始終未能解決。即便川普政府實施了極端殘忍的“家庭分離”政策，也未能阻止絕望的人們逃離家園。在這個黨派對立空前嚴重、合作幾乎不可能的時代，這一問題迫切需要兩黨共同應對。總統身邊沒有任何人提議：“給她一個能做出成績的任務吧。”隨後，《多布斯訴傑克遜婦女健康組織案》的判決出台了（註：美國最高法院此判決推翻了《羅訴韋德案》，取消了憲法對墮胎權的保護）。這是一個重大議題，但總統並未尋求在這一問題上發揮領導作用。喬在談論生殖權利時，始終無法契合當時局勢的嚴重性，於是他將這一領導權交給了我。我發起了全國巡迴活動，在紅州（共和黨佔優州）和藍州（民主黨佔優州）同樣凝聚起民眾的不滿情緒。除了大型公開活動，我還組織了圓桌會議——最初只有10到12位州議員參加，我為他們對接司法部或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的資源。很快，倡導者們開始參與進來，接著是醫療服務提供者，然後是受限制性法律影響的家庭。這些會議的參與者最終達到了數百人，形成了一個全國性的聯盟。所有這些努力扭轉了“我們註定要在中期選舉中慘敗”的說法。正是憑藉在這一議題上的努力，我們打破了歷史慣例。（自1934年以來，總統所在政黨在中期選舉中平均失去28個眾議院席位和4個參議院席位，而我們僅失去了9個眾議院席位，並保住了參議院的控制權。）當時，喬在“年齡問題”上的民調表現已經很糟糕——約75%的選民認為他年紀太大，無法勝任總統一職。隨後，由於外界認為他對以色列總理本雅明·納坦雅胡在加薩地帶的行動“無限制支援”，他的支援率進一步下滑。當民調顯示我的支援率不斷上升時，他身邊的人並不喜歡這種日益明顯的對比。在阿拉巴馬州塞爾瑪市的“血腥星期日”紀念活動上——當年民權示威者穿過埃德蒙·佩特斯橋後遭到襲擊和毆打——我就加薩的人道主義危機發表了一篇有力的演講。當時，絕望的民眾在爭搶食品卡車時遭到槍擊，我講述了當地家庭淪落到吃樹葉或動物飼料、孕婦在幾乎沒有醫療護理的情況下早產、兒童因營養不良和脫水死亡的慘狀。我重申了對以色列安全的堅定支援，呼籲哈馬斯釋放人質並接受當時正在商議的停火協議，同時也呼籲以色列允許更多援助進入加薩。這篇演講事先經過了白宮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稽核與批准，卻在網路上迅速傳播，而白宮西翼對此感到不滿。顯然，我因為“演講太成功”而受到了指責。他們的想法是零和博弈：如果她大放異彩，他就會黯然失色。他們中沒有人明白，我的出色表現其實也會讓他受益。考慮到人們對他年齡的擔憂，我作為副總統能有目共睹的成功至關重要——這既能證明他選擇我的判斷力，也能讓民眾放心：萬一發生意外，國家能得到妥善治理。我的成功對他而言同樣重要。但他的團隊對此毫無察覺。本文節選自卡瑪拉·哈里斯的新書《107天》。 (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