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卓蘭·曼達尼(Zohran Mamdani)以解決紐約可負擔住房問題、提供免費巴士以及提高對富人的徵稅等主張，當選為紐約市市長。我們總說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難，這話一點不假。開始執政後，馬姆達尼馬上就面臨巧婦沒米下鍋的情況：根據馬姆達尼在1月底新聞發佈會上提供的資訊，他的前任留給他的巨大財政赤字，造成今明兩年的財政預算有個120億美元的缺口。馬姆達尼指責前州長安德魯·庫莫(Andrew Cuomo)在州資金分配上短斤缺兩，稱其“搾取本市資源”，造成至今仍未消除的失衡局面。但他將主要責任歸咎於前任埃瑞克·亞當斯(Eric Adams)，稱這筆赤字（將創2008年財政危機以來新高）源於亞當斯“蓄意低估預算”的決策。馬姆達尼發誓：“我們將以大膽的解決方案應對這場危機，這意味著要重塑州與市之間失衡的財政關係，也意味著現在正是向最富有的紐約人和最盈利的企業徵稅的時機。”在新政府的努力下，三周後馬姆達尼交出的兩年財政預算，已經將缺口縮小至54億美元。儘管市政府可通過多種途徑與州政府合作增加收入，但馬姆達尼堅稱自己僅有兩種選擇：提高市房產稅或說服紐約州長凱茜·霍楚爾(Kathy Hochul)對富人增稅。而他相信增稅是正確的選擇，提高市房產稅只能作為萬不得已的下下策。給富人增稅有民意支援馬姆達尼提議將年收入超百萬美元的約3.4萬戶家庭的市所得稅稅率從3.88%提高至5.88%。他還呼籲提高企業稅率。州參議院和州眾議院的民主黨領袖也希望提高富人的稅收，但他們的門檻設在家庭收入500萬美元以上。根據皮尤研究中心2025年3月的報告，美國成年人中大多數支援給大企業增稅，也支援給年收入超過40萬的家庭增稅，支援率分別為63%和58%（上圖）。根據錫耶納大學最近的一項民調顯示，約63%的紐約市居民支援對年收入至少100萬美元的人群增稅，54%的紐約州居民也支援這一計畫。所以，給富人增稅的做法順應民意。民主黨州長不支援給富人增稅但是，馬姆達尼增稅的方案在州長霍楚爾那裡遇到了巨大的阻力——霍楚爾今年要競選連任，她曾承諾紐約州居民不會加稅，她堅決拒絕在競選年收回承諾。而且，就是在民主黨政客中，霍楚爾也不是個例。目前，加州一個醫療工作者工會SEIU-UHW正趕在4月之前收集90萬個有效簽名，試圖將一個對資產超過10億美元的人徵收5%的一次性稅款提案列入11月的選票，讓加州選民公投。民主黨州長加文·紐森(Gavin Newsom)就是反對這個提案的，加州科技富豪一抓一大把，他長期以來一直擔心此舉會嚇跑科技界領袖。紐約市獨立預算辦公室資料顯示，百萬富翁群體僅佔納稅申報人的1%以下，卻承擔著全市約37%的個人所得稅。如果這些人都搬離紐約，豈不是反而減少了紐約的稅收嗎？總之，如果只是某個地方對富人提高徵稅，一個最普遍的反對理由就是這樣會把富人嚇跑，搬到收稅低的地方去。只是，這個聽起來似乎符合邏輯的說法並沒有事實支撐。不敢給富人增稅的理由站不住腳紐約州最近兩次針對高收入群體的實際增稅分別發生在2017和2021年。財政政策研究所（Fiscal Policy Institute，簡稱FPI）2023年12月的一個報告，對這兩次增稅進行了創新性的統計分析，揭示出高收入群體並未因增稅而顯著改變其遷移行為。1）2020年和2021年高收入人群遷出紐約的原因在於新冠疫情，而非稅收。2021年的確有大量富人離開紐約，但FPI的分析發現，這是因為疫情，而不是2021年的增稅。從上圖可以看出，疫情前的2017-2019年，工薪階層和中產階級離開紐約市的比例是富裕階層的4倍，說明2017年給富人增稅並沒有造成大量富人離開。2020-2021年疫情期間，富人大量離開，但疫情後的2022年，又開始趨向於疫情前的狀況。其實，普遍的遷移規律是：富人不太移動，生活比較掙扎的群體才經常移動。本來嘛，搬家多麻煩，如果有資源應付各種變故，誰願意搬家啊。只有經濟上相對脆弱的群體，才不得不因為家庭或工作變故而搬家。2）當高收入群體確實遷出紐約州時，他們更傾向於遷往其他相對高稅的州，而非低稅州。上圖左邊資料顯示，當紐約的高收入階層搬離紐約時，他們大部分去了康州(28%)，紐澤西(27%)和加州(22%)，這些都是高稅收州。只有很少一部分搬去佛羅里達(9%)，一個不徵收州個人所得稅，成為退休群體熱門選擇的州。上圖右邊資料則表明，收入越高，去低稅收州的比例越小。紐約市的億萬富翁、食品零售商約翰·卡茨馬蒂迪斯(John Catsimatidis)就是以富人都要搬走為理由反對馬姆達尼的稅收計畫，他說：“我認為這是個愚蠢的舉措。我們常開的一個玩笑是，紐約政客是佛羅里達州最棒的房地產經紀人——他們真的在嘲笑我們。”可是，資料告訴我們，這樣的說法才是笑話。只是，這個錯誤印象普遍存在於人們的腦中。事實上卡茨馬蒂迪斯自己也說他本人並沒有問題，“我的錢到死也用不完”。其實，搬去佛羅里達的大多是退休的人，因為退休的人已經不在乎當地的經濟情況和就業機會，只要稅收低就好。但這個群體是仍需要對退休金精打細算的家庭，與富人無關。3）儘管新冠疫情期間有部分百萬富翁離開，但紐約的百萬富翁人數仍顯著增長。雖然紐約在2020至2022年間流失了約2400戶百萬富翁家庭，但得益於強勁的經濟和不斷上漲的工資，同期紐約新增了1.75萬戶百萬富翁家庭。上面兩張圖分別是2017-2022年間紐約收入達到百萬的家庭數和2015-2021年間不同區間段家庭收入數目的分佈。可以看出，高收入家庭數一直在增長，而且是收入越高的區間增長速度越快。總之，新冠疫情期間高收入人群遷出紐約的現像是暫時的，主要由居家辦公和逃離擁擠的城市所驅動。各方面資料都沒有統計學上顯著的證據表明存在因避稅而遷出紐約的情況。這些資料還支援另外一個理論：打造強有力的經濟環境，提供可負擔住房，扶持年輕人，則會產生越來越多的新富人，極大地有利於稅收。而在紐約成長起來的百萬富翁，也是最不願意離開紐約的人。好玩的是，一貫的理論都認為地方性增稅會發生富人逃離，而且還能根據稅收的增長幅度預測富人逃離的程度。上圖分別是對紐約州2017年（左）和2021年增稅前後理論與實際富人搬離比例的比較。紅色虛線是理論估計的情況，藍色實體是實際發生的。可以看出，2017年增稅後，富人離開的幅度稍有增加，但遠不是理論預測的那樣。而2021年增稅後離開的富人反而大幅減少。只能說，事實證明那些看似符合邏輯的理論完全不靠譜。其實，道理很簡單：他們太有錢了，根本不會為了這點稅放棄自己熟悉、喜歡的環境。（類似不靠譜的理論不少，包括如果提高最低工資，就會造成失業率和物價上升等。而實際資料表明，在一定範圍內提高最低工資，對失業率和物價的影響小到可以忽略不計。）一群紐約富人：給我們加稅很多富人反對市長對富人增稅的方案，這是人之常情。但是，在紐約市也有那麼一群收入超過百萬的人對馬姆達尼的政策表示支援。他們成立了一個名為“愛國百萬富翁”的組織，致力於推動立法者改善工薪階層的生活，方法之一就是迫使富人繳納更多稅款。《紐約時報》3月11日的一個報導：“對富人增稅？這些紐約富豪都表示支援”律師克雷格·卡普蘭(Craig Kaplan)就是該組織的積極活動成員之一，他的活動目標之一是說服州長霍楚爾對像他這樣的紐約富人加稅。他說：“我無法想像收入如此之高的人會因為2萬美元的增稅而離開紐約。對我來說，這根本不算什麼。”根據新學院紐約市事務中心經濟與財政政策主任詹姆斯·帕羅特(James Parrott)的分析，在全美十大城市中，紐約市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最高。這也是“愛國百萬富翁”成員所強調的：當收入不平等加劇時，需要更多公共服務。“愛國百萬富翁”成員之一，作家安德魯·托比亞斯(Andrew Tobias)表示，只要“人人都得繳稅”，他很樂意多繳稅。他建議馬姆達尼想出一些新穎的辦法向富裕的紐約人表達謝意，比如，送一個帶著感謝信的果籃：“你今年賺了3800萬美元——這真是個美妙的煩惱。”我覺得最有意思的是托比亞斯對百萬富翁中“底層”表達的同情。他說，大多數富裕居民應該都能自如應對市長提議的增稅，但他對年收入僅略高於100萬美元且開銷巨大的家庭表示同情：“如果你在漢普頓有一處房產，還有三個孩子在私立學校上學，那恐怕很難維持生計，可能有人不得不做出一些犧牲。”這讓我想起在美國讀書時的一件事情。一天，我不知發了什麼神經在抱怨錢不夠花，導師就給了個忠告：“你放心吧，錢不夠花這件事是不需要擔心的，因為你永遠都不夠花。”我一下子大徹大悟：這不就是說要量入為出嗎？對收入不夠解決溫飽的人說量入為出太諷刺，也太殘忍。但對百萬富翁說不是一回事。紐約長島的漢普頓素有“美國最富庶地區之一”的美譽。能夠在那裡置房，孩子都上私校的家庭，一年多交幾萬稅真的只是一個“美妙的煩惱”——只要量入為出就行了。給富人增稅，紐約不帶頭誰帶頭？大概是1998年左右，著名女歌手、演員、導演和製片人芭芭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宣佈要過“簡單一些”的生活，要把當時擁有的7個房產中的5個出售，只留下分別是在洛杉磯和曼哈頓的兩處房產（那個留下的曼哈頓房產後來也於2025年售出）。她位於洛杉磯地區的Malibu compound是她的常年住宅。就是說，她唯一留下的第二房產是曼哈頓的一個（她當時有好幾個曼哈頓房產）。很多富人都是無論如何都要在曼哈頓保留一個房產，經常是，如果只選擇兩個房產，那就是紐約和倫敦，或者紐約和巴黎，等等。紐約的百老匯秀、博物館、美食和文化氛圍，都是世界頂尖水平的，這是一個別處無法替代的充滿特殊魅力的城市。而富人的商業、企業更是與當地和周邊環境有千絲萬縷的聯絡。不是說絕對不會有人因為增稅離開紐約，但一般來說，有足夠資源的富豪不會僅因為錢的原因離開。從另一個角度看，紐約是一個最有能力承受給富人增稅的負面效果的城市。看看現在一日比一日更嚴重的貧富差距，給富人增稅是一條必走之路，如果紐約不帶頭誰帶頭？現在，民意早就到位，紐約市長、州參議院和眾議院不僅意向明確還一再給州長施壓，就欠州長霍楚爾這個東風了。說實話，加州和紐約州長都反對給富人增稅，真正的原因是不是害怕富人搬走，非常存疑。作為政客，不可能不關心這方面的資料，要不為什麼市長和那些議員就沒有這個擔心呢？更可能的是，他們害怕失去自己的競選金主（更難聽的說法是被富人收買了）。“愛國百萬富翁”中的積極分子卡普蘭就為民主黨2024年競選籌款出了大力。但他也是積極為給富人增稅政策呼喊的人。為什麼霍楚爾就看不出這已經是大勢所趨呢？是的，她曾經承諾不增稅。只是，我不懂，在貧富差距如此巨大的時候，為什麼給富人增稅還會有問題。如果有不增稅的承諾，難道不應該理解為是不給普通老百姓增稅嗎？霍楚爾的稅表披露，她2024年的家庭收入近150萬美元。這不應該是她反對的理由吧？至於擔心今年的選舉，馬姆達尼能夠以壓倒性優勢贏，為什麼卻成為霍楚爾的負擔呢？不管霍楚爾反對給富人增稅的真正原因是什麼，希望她能夠重新思考，看清現在的局勢，拿出捨我其誰的勇氣，讓最有資源的紐約成為縮小貧富差距的榜樣。 (美國華人雜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