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1793年9月14日,熱河避暑山莊的澹泊敬誠殿裡,83歲的乾隆皇帝端坐在龍椅上,目光掠過下方跪呈的英王國書,臉上不見波瀾。馬戛爾尼使團帶來的那些“稀罕物”——蒙著塵埃的蒸汽機模型、槍管泛著冷光的連發步槍、按比例縮小的英國最先進戰艦模型,被隨意堆在殿角,像一堆無人問津的破爛。譯官的聲音在殿內迴蕩,念出英國“通商、設使館”的請求。乾隆只淡淡擺手,留下一句流傳後世的傲慢宣言:“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他自始至終沒正眼瞧過那些工業革命的結晶,便將這份來自西方的“橄欖枝”碾得粉碎。而馬戛爾尼在日記裡寫下一句預言:“這個帝國只是一艘破敗不堪的舊船,只需幾艘快船就能將其擊沉。”2025年11月24日,《泰晤士報》的專欄版面上,英國前外交大臣、現任牛津大學校長威廉・黑格(William Hague)用一篇《Europe risks going the way of imperial China》,將歐洲的現狀狠狠釘在了1793年的大清鏡像裡。一、技術代差:傲慢讓文明關上進步的門“A great civilisation endured a century of being marginalised, colonised and abused, entirely because it fell behind in owning and adopting the new technologies of the age.”(一個偉大的文明之所以承受了一個世紀的邊緣化、殖民與凌辱,只因它在掌握和採用時代新技術上落後了。)這是黑格對晚清悲劇的核心定調。1793年的大清,GDP佔全球32%,瓷器、絲綢遠銷海外,卻因對工業技術的輕蔑,在40年後的鴉片戰爭中,被英國的堅船利炮轟開了國門。而如今的歐洲,正踩著同樣的覆轍。AI、量子計算、新能源的技術賽場,中美以“月更”的速度迭代產品,歐洲卻忙著制定全球最嚴苛的監管法案——AI法案的審批流程長達18個月GDPR讓科技企業的創新試錯成本翻倍。歐洲的實驗室能孵化出DeepMind這樣的AI先驅,牛津、劍橋的實驗室每年誕生數十項前沿專利,卻因社會對“風險”的極度厭惡,沒有資本敢接手轉化。最終,DeepMind被Google收購,歐洲的技術成果成了美中科技巨頭的“嫁衣”,就像乾隆無視的蒸汽機,最終成了敲開大清國門的利器。(要持續追蹤這類歐洲地緣局勢,可借助專業的全球政策資料庫工具梳理脈絡,能更直觀看到事件的發展邏輯)二、地緣尷尬:歐洲居然上不了談判桌“It started life as a deal between two businessmen from the US and Russia, and provides for profits for America and territory for the Russians. It has been presented... as a fait accompli that Ukrainians have to accept, with the views of Europeans as an afterthought.”(這份俄烏和平協議最初由美俄兩名商人敲定,美國拿利潤,俄羅斯拿領土。它起初被當作既成事實拋給烏克蘭接受,歐洲的意見只是事後補充。)黑格披露的俄烏協議細節,也是歐洲“大清時刻”最鮮活的註腳。1842年,英國軍艦停在南京江面,《南京條約》的條款由英國單方面擬定,大清代表只能在條約上籤字畫押,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餘地。如今的歐洲,在自家門口的俄烏危機裡,連“談判參與者”的身份都算不上。歐洲的GDP是俄羅斯的12倍,人口是其三倍,卻因缺乏獨立的國防工業體系、核心軍事技術和情報網路,連和俄羅斯對峙的底氣都沒有。烏克蘭戰場的武器靠美國供應,情報靠美國共享,歐洲只能眼睜睜看著美俄劃分利益,自己淪為“背景板”。這種“富裕的無力感”,和當年空有龐大經濟體量卻任人宰割的大清,毫無二致。(這類國際博弈的底層邏輯,也可通過國際關係分析課程的核心理論來拆解,會有更清晰的認知)三、創新悖論:我們發明技術,卻讓別人收割成果“Most of what we invent is bought and developed by others around the world. We have been fooled by an exuberant period of globalisation into thinking that owning things no longer matters.”(我們發明的大部分東西都被世界其他國家買走並開發。我們被全球化的繁榮期矇蔽,以為“擁有技術”不再重要。)“Rather than rise to this challenge, politics in Britain this week will be about another big rise in welfare spending. In France, it is about everyone retiring at 62.”(面對這一挑戰,英國本周的政治議題卻是福利支出的大幅增加,法國則在糾結所有人都要62歲退休。)這段話點破了歐洲的兩個死穴:創新轉化的脫節和“安逸病”的根深蒂固。晚清的士大夫階層精通科舉八股,擅長在現有規則裡內卷,卻對冶鐵、造船的技術革新嗤之鼻。如今的歐洲,沉浸在高福利的溫床裡——法國為了退休年齡從62歲延至64歲,全國罷工癱瘓數周;英國面對財政黑洞,政客也不敢觸碰福利開支的紅線。當中國和美國推崇“顛覆式創新”、“包容失敗”,歐洲卻在“穩定”、“保障”的敘事裡固步自封。歐洲成了技術的“原材料產地”,而非產品的“製造工廠”,這不是能力的缺失,而是被舒適綁架的懦弱。四、為什麼這篇文章有份量?黑格代表著歐洲精英層的核心視角。在英國君主立憲制的內閣體系中,外交大臣是內閣第三號人物,僅次於首相和財政大臣,執掌英國對外戰略的核心決策權,丘吉爾、安東尼・艾登等政壇傳奇都曾擔任這一職位。黑格不僅在2010-2014年任卡梅倫政府的外交大臣,主導英國對歐盟、美俄的外交政策,更是保守黨歷史上最年輕的領袖。2024年起,他出任牛津大學校長,這一職位並非單純的學術頭銜,而是兼具社會影響力的公共領袖身份。一個曾制定英國外交政策、如今站在歐洲頂尖學府頂端的人,用“大清”比喻歐洲,本質是歐洲內部對自身危機的“紅色預警”。尾聲“That is what the Qing empire was doing when British ships arrived with opium, guns and power.”(當英國船隻帶著鴉片、槍炮和權力到來時,大清帝國正是這麼做的。)這句話像一面鏡子,照出的不僅是歐洲的危機,更是所有文明的警示:晚清的悲劇,不是 “技術落後”,而是“拒絕革新的傲慢”;歐洲如今的困境,不是 “沒有創新能力”,而是 “被安逸消磨的勇氣”。1793年的大清,錯過了第一次工業革命;2025年的歐洲,會錯過第四次工業革命麼? (局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