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餐店
澳洲“預製菜”,一年到底吃死多少人?
在快餐店裡嘬上一口肥宅快樂水,來上一大口炸雞腿,再看著Collins Street上熙熙攘攘的人群,是Elvis每天下班後的保留節目。作為一個每天奔波在墨爾本市中心的中年人,吃飯早已不再是吃飯,而是每天必須要完成的任務——一頓飯多少錢、能吃多飽、到下一頓之間的“續航”有多久,都是Elvis必須考慮的。如果說還有什麼必須考慮的指標,那就是價格和速度,而不是健康。Elvis告訴記者: “澳洲的食品安全全球數一數二,只要不買中國的進口零食,一般問題都不大,澳洲不可能出現預製菜和殭屍肉。”所謂預製菜和殭屍肉等近年來瘋狂刷爆中國網際網路的名詞,幾乎全部來自飽受詬病的中國食品行業——從2分鐘就能出菜的魚香肉絲,到冰凍了十年以上的“殭屍肉”,都成為了億萬家庭的盤中美食。但是在快捷、廉價、可口的飯菜背後,卻是健康的定時炸彈。那麼自然環境得天獨厚的澳大利亞,在健全法律的監督下,是否也存在預製菜呢?全球四大醫學期刊之一的《柳葉刀》於近日發表研究報告,報告顯示澳洲飲食中近一半來自高度超加工食品(Ultra Processed Food、或UPF),成為全球最高消費比例之一。那麼,什麼是高度超加工食品呢?高度超加工食品並不是預製菜,但在健康隱患上的危險程度絕對不容小覷。高度超加工食品,是指那些不是在廚房裡加工,而是在工廠裡重新製造出來的食品。我們生活中常見的包括:兒童喜愛的冷凍炸雞塊、冷凍披薩、兒童款加味酸奶(草莓、香蕉等口味)、早餐麥片、加工肉類(火腿、午餐肉、香腸等)、薯片和餅乾等等。這些看起來明明是食品,但其本質已經成為工業食品產品,並且都有一個共同點:都使用了大量的人工香精、甜味劑、穩定劑、乳化劑、色素、馬鈴薯粉等成分。這些成分本身並不是毒藥,但工業組合會讓食物 更好吃、更容易上癮、同時也更缺乏營養。而對於商家來說,能夠規模化並低價量產的商品帶來的好處顯然是更大的利潤空間和產品保質期。那麼問題來了:作為食品健康和食品衛生天花板的澳大利亞,怎麼會有如此大量的非健康食品呢?越來越多的此類食品發源地,正在從農場轉移到工業流程,從易拉罐和加入劑走進微波爐,到底對澳洲百姓的健康和社會造成什麼代價呢?首先,要知道澳洲為什麼會出現如此數量龐大的非健康食品,我們必須回到33年前,也就是第一版由澳洲國家健康與醫學研究委員會(NHMRC)發佈《澳洲飲食指南》的時候。這套指南,也就是我們在食品包裝上看到的星級評級指標,奠定了之後三十年裡澳洲飲食政策的基調,但其核心仍圍繞著那個年代的健康問題:油脂攝入、心血管疾病、酒精消費、傳統意義上的“均衡營養”。但是,在這三十多年的時間裡,食品工業發生了三場巨大的變化:第一,超加工食品的問世與普及——工業化食品早已從曾經簡單粗暴的“加鹽調味”的時代邁向了工業化食品時代,包括香精、乳化劑、增稠劑和穩定劑在內的配方,都沒有被包括在指南里。其次,“好看就是好吃”,也就是包裝行銷的崛起——三十三年前的國家健康與醫學研究委員會斷然不會想到,今天的超市裡琳瑯滿目的貨架,無論是皮卡丘的兒童酸奶,還是K-Pop Demon Hunter的薯片,每一款商品都在精準打擊消費者的軟肋,而且最重要的是,目標群體就是兒童。可謂“垃圾食品,從娃娃抓起”。第三,供應鏈的全球化——冷鏈系統、跨國食品集團和統一配方的經營模式洗刷了曾經的食品產業鏈。舉個例子,美國雀巢集團(Nestle)旗下的KitKat和Aero巧克力、Nuki麥芽糖飲料、Uncle Tobys燕麥和麥片產品……絕大多數都屬於高度超加工食品(UPF)。接下來的問題就非常直接了:如此大量的高度超加工食品,對澳洲百姓和醫療體系的成本是多少呢?澳洲糖尿病協會(Diabetes Australia)最新估算顯示,全澳每年在糖尿病相關的治療上就需花費約91億澳元,而澳大利亞健康與福利研究院(AIHW)的調查則顯示,澳洲肥胖和超重人口造成的直接和間接成本僅在2019年就達到了390億澳元,並預計將在2030年飆升至620億澳元。換句話說,超加工食品在填滿商家口袋的同時,正在悄悄蛀垮一個國家的健康積蓄,而這筆巨大的,不斷積累的帳單,已經在醫院裡靜靜等候無數的澳洲家庭。那麼,澳洲政府應該怎麼做呢?最簡單的辦法,就是立刻更新1992年的《澳洲飲食指南》,因為這套指南在所有食品包裝上的星級評級,對於消費者來說是最直觀、最有效的——當你看到一個高度超加工食品只有0.5顆星的時候,你還會買嗎?第二個辦法,就是從法律角度真正介入食品市場的資訊透明度,比如將星級評級法律化,強制每個食品廠商加入該評級系統,並要求清晰披露加入劑含量和食品加工等級。還有一點,就是五花八門的兒童食品包裝——作為一個國家的未來,兒童的飲食健康必須成為重中之重。吃什麼食品,是個人選擇。但是有沒有選擇吃好的食品,卻是一個社會的選擇。 (澳洲財經見聞)
Forbes福布斯—炸薯條、刷廁所:14位億萬富豪的第一份工作
不管是麥當勞(McDonald's),還是Wendy's,早年在快餐店打工的經歷給予人的遠不止一份薪水。傑夫貝佐斯(Jeff Bezos)1982年高中年鑑照片,攝於麥當勞打工期間。如今他回望那段歲月時表示:「按時到崗,做事可靠,即便是最小的任務也要引以為傲,只要你用心觀察,每件事中都有值得學習的道理。」圖片來源:COURTESY JEFF BEZOS原文標題:《炸薯條的億萬富豪:那些從速食連鎖店起步的超成功企業家》1980年夏天,16歲的瘦高個兒少年傑夫·貝佐斯走進邁阿密一家麥當勞,填寫求職申請表,獲得了人生第一份工作。 「我父親年輕時也在麥當勞工作過,這有點像是一種成年禮,」貝佐斯說。身為後廚成員,他每天要打300顆雞蛋、翻烤肉餅,還要打掃浴室。當一個五加侖(約19公升)的番茄醬分裝桶灑得到處都是時,清理工作也落在了他頭上。他回憶道,「我當時是店裡等級最低的員工。」這段經歷和他後來在威尼斯花兩千萬美元辦婚禮,或飛上太空的生活天差地別,但仍教給了他一些寶貴經驗。“沒有那個工作是跌份的,”61歲的貝索斯補充道,人們應該“早點養成努力的習慣,不要等到坐上'重要'崗位時,才開始努力工作。”在「金​​拱門」下的歲月,也讓貝佐斯對系統運作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領悟到精簡營運與專注客戶的重要性。“十幾歲的時候我就明白,周到的設計是防止一切崩潰的關鍵,”他說,“在麥當勞,如果某個環節出問題,你會立刻察覺到,這讓我堅信流程很重要,好的系統能幫助任何人取得非凡的成果。”離開麥當勞後,貝佐斯將這些經驗應用到亞馬遜( Amazon)的建設中,把其打造成美國最大的電商公司,員工超100萬人,物流網路遍佈全球125個國家和地區。「亞馬遜是需求驅動型組織,」亞馬遜雲端科技(AWS)資料中心規劃與交付部門的馬修戴維斯( Matthew Davis)表示。「當麥當勞打工時,貝佐斯將需求拆解為具體要素——300個漢堡需要300個面包、300塊肉餅、300片起司。我們在亞馬遜同樣如此,如果客戶需要特定規模的算力,我們就會計算需要多少機架、建多少個資料中心。這種邏輯直接源自快餐業:你需要什麼?貝佐斯只是「快餐業出身的億萬富豪」群體中最知名的一位——這個群體規模不大,卻極具說服力,他們都是在快餐店的螢光燈下學習了第一堂「企業課」。根據《富比士》統計,至少有14位億萬富豪早期曾在快餐連鎖打工,他們通常拿著最低工資,長時間煎炸食物、刷洗衛生間、清理垃圾。其中包括:幣安(Binance)創始人趙長鵬(CZ),他曾在麥當勞烤肉餅,之後在溫哥華的雪佛龍(Chevron)上夜班;托德·格雷夫斯(Todd Graves),他曾在雞柳專連鎖店Guthrie's0,後自立特亞科納科技(SastianGastian),他曾在漢堡王的烤肉崗工作。事實上,正是在流水線對面,西米亞特科夫斯基遇到了未來Klarna的聯合創始人尼可拉斯·阿達貝斯( Niklas Adalberth)。在拉斯·韋納(Russ Weiner)創建Rockstar Energy能量飲料前幾年,他曾在加州一家Wendy’s門店打工,時薪3.5美元,負責炸物區和免下車點餐窗口。當時15歲的他因羞於被人看到穿著Wendy’s制服,就穿便服搭公車去上班,還對朋友謊稱自己在體育用品店工作,到了店裡才換衣服。他現在對這種行為有些後悔。「永遠不要因為工作而覺得丟臉,」他說。在Wendy’s經歷的另一件事也讓他深受觸動:有一次結​​帳的時候,一位顧客說不用找零錢了,讓他留著。「雖然只有大概1.5美元,但1986年最低時薪才3.5美元,」韋納回憶道。他堅持認為,這一刻影響了他對金錢的看法,以及如今給員工的薪資標準。創投馬克史蒂文斯(MarkStevens)曾投資輝達(Nvidia)和領英(LinkedIn)等明星公司,他把自己「拚命三郎」的心態歸功於在加州卡爾弗城樸素的成長經歷。16歲時,他在Jack in the Box快餐店炸洋蔥圈和薯條,時薪2.5美元。他說,這份工作讓他早早領悟一些重要啟示:“它讓你學會了庫存與細節管理。”在成為全球第十富豪的許多年前,黃仁勳(Jensen Huang)從台灣移民美國,15歲便在俄勒岡州一家Denny’s餐廳打工,每天「拼了小命」刷盤子、收拾餐桌、打掃廁所(「有些畫面讓你終身難忘」)。後來,他升任服務員,負責點單、上菜、不斷為客人倒咖啡。黃仁勳坦言這份工作幫助他克服了羞怯,後來他常與技術圈的夥伴在矽谷的一家Denny’s餐廳聚會。1993年,正是在這家店裡,他與共同創辦人就著咖啡,對著塑封菜單萌生出創業想法,想要研發一款能夠在個人電腦上實現逼真3D圖形的晶片,並將公司命名為輝達。雖然黃仁勳、貝佐斯等人在遠離速食業的領域功成名就,但也有人選擇留在餐飲業,同樣成就了財富傳奇。當Jersey Mike's Subs背後的億萬富豪創始人彼得·坎克羅(PeterCancro)得知,自己14歲起便兼職的那家位於新澤西州波因特普萊森(Point Pleasant)的三明治小店要出售時,他決定賭一把。那時他才17歲,甚至還沒到可以切冷凍肉片的法定年齡(根據美國聯邦勞動法,必須滿18歲才能從事此項操作)。於是在接下來的一周,坎克羅逃課四處奔走,尋找願意幫他出資買下餐廳的投資人。在聯繫了一些家族朋友後,他最終說服了自己以前的一位橄欖球教練——當地海洋縣國民銀行(Ocean County National Bank)的副總裁羅德•史密斯(RodSmith),以10%的利率借給他12.5萬美元。如今,這家店發展成擁有3000多家門市的連鎖品牌,還以80億美元的價格將多數股權賣給了黑石集團( Blackstone)。這場少年時期的賭注,最終為他帶來了巨額回報。彼得·坎克羅14時起就在波因特普萊森的Mike's Submarines快餐店做三明治。三年後他買下該店,最終將其發展為擁有超3000家門市的全美連鎖Jersey Mike’s。但創業之路並不總是一帆風順,尤其是在早年的冬天,能賣出500份已是幸運。「我會打電話給姐姐凱西(Cathy)說:'我想把店賣了,回大學讀書,'」坎克羅回憶道,「但這種念頭只是一閃而過。」圖片來源:JERSEY MIKE'SJERSEY MIKE'S史蒂夫·埃爾斯(SteveElls)曾在美國烹飪學院( Culinary Institute of America)接受培訓,並在高級餐廳擔任副廚師長,但最終還是從舊金山的墨西哥捲餅小店獲得了創業靈感。這一切始於1993年,為了籌集資金實現自己開設高級餐廳的夢想,他在丹佛大學(University of Denver)附近做了一個副業項目,這便是Chipotle 的雛形。如今,該品牌已發展成擁有3,800家門市的餐飲巨頭,每年賣出超10億份捲餅。出生於中國大陸的程正昌(AndrewCherng)從堪薩斯貝克大學(Baker University)畢業後,先幫表親經營中餐館,1972年又與父親在加州帕薩迪納開設小型堂食餐廳聚豐園(Panda Inn)。妻子蔣佩琪(Peggy)擁有電機工程博士學位,曾在3M參與早期人臉辨識項目,那段時間她利用夜晚和周末的時間在店裡幫忙,招呼食客。這為他們的快餐連鎖品牌熊貓快餐(Panda Express)打下了基礎。1983年,他和妻子在加州格倫代爾的購物中心美食廣場推出了首家門市。在擴張業務的過程中,蔣佩琪的工程背景為他們帶來了巨大優勢,她不僅客製化了銷售和分析軟體,還規範了營運流程,並實施了一套管理培訓課程,用來培養5萬名員工。而程正昌則帶來了另一種只有親身實踐才能學到的經驗。他回憶道:「有很多個夜晚,店裡沒有客人,一單生意也沒有。」 這教會了他必須靈活應變。他補充說:「如果某件事行不通,就要改變。我以前不喜歡打折,但後來我開始領悟到中國那句'薄利多銷'的智慧,就是要靠小利潤實現大銷量。目標就是找到一個讓顧客覺得物超所值的價格點,而這最終能帶來更多銷量。」四十多年過去,熊貓家快餐店已擁有2300億美元,年收入接近60億美元。熊貓快餐聯合創始人程正昌在前身聚豐園的餐位前。該餐廳位於加州帕薩迪納,當時每月租金只有1,300美元。他說:「那時我們午餐銷售非常困難,於是我開始推出團體午餐,每人只收5美元,份量給的很足,如果看到客人的餐盤空了,還會額外加一道菜。」程正昌回憶道,「這是迫於情勢想出來的策略。」圖片來源: PANDA EXPRESSPANDA EXPRESS回憶道,「這是迫於情勢想出來的策略。」圖片來源:PANDA EXPRESS並非每位億萬富豪在回味早期的艱辛歲月時心中都滿是溫情。沙希德汗(ShahidKhan)現在是傑克遜維爾美洲虎隊(Jacksonville Jaguars)老闆,16歲時從巴基斯坦來到伊利諾伊州香檳( Champaign),口袋裡只有500美元。他早年的一份工作是在一家賣披薩的夫妻店送外賣——他說那家店就是個「火坑」。他印象最深刻的是顧客對他的惡劣態度──他們對他出言不遜,還從不給小費。他表示,“辱罵、訓斥、虐待——這些我都不認同。有人比我更成功,比如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或埃隆·馬斯克(Elon Musk),這種嚴厲的管理方式對他們可能有效,但那不是我的風格。”不過所有億萬富豪在一件事上達成了共識:他們都願意僱用有速食業工作經驗的人。風投家史蒂文斯表示,“快餐行業節奏快,你需要時刻保持警覺。你會真正懂得尊重按小時計薪的勞動者。這份工作非常不容易,要求很高,還得整天站著。你會真正懂得尊重按小時計薪的勞動者。這份工作非常不容易,要求很高,還得整天站著。你拿不到太高的薪水,但能學會堅韌,而這種品質會伴隨你一生。” (Forbes福布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