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太陽能行業傳來一枚“重磅炸彈”。美國國際貿易法院近日作出一項關鍵判決，正式認定拜登政府於2022年6月實施的為期兩年的、暫停對從東南亞進口的太陽能電池和元件徵收關稅的措施（10414號公告）是非法的。這意味著，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CBP）可立即開始對在2022年6月6日至2024年6月6日暫停徵收期內從柬埔寨、馬來西亞、泰國和越南進口的太陽能電池和元件追繳巨額關稅。儘管這些產品名義上產自東南亞，但美國商務部早先的調查顯示，其中相當部分實際上是中國製造商為規避關稅而經東南亞轉口的產品。這場訴訟由 Auxin Solar Inc. 和 Concept Clean Energy Inc. 兩家美國製造商牽頭提起，直指拜登簽署的第10414號公告的合法性。原告方對這項禁令提出質疑，聲稱拜登的關稅暫停超出了其總統職權，且美國商務部實施關稅暫停措施的行為違法。原告聲稱，該禁令不公平地允許以低價出售的進口產品進入美國市場，損害了美國國內製造業。原告的勝利意味著美國政府必須撤銷此案中的所有關稅暫停措施，並對暫停期間進入美國的所有尚未清關的進口商品徵收關稅。支持者認為，追繳關稅可為美國財政部帶來收入，並為在與中國相關低價進口產品競爭中掙扎的美國太陽能製造商“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原告律師托馬斯·貝林（Thomas Beline）表示：“這是一個明確的勝利。人們在這段時間裡變得盲目而混亂，追求過低價格從來不是好主意。”根據支援此次訴訟的美國繁榮聯盟（Coalition for a Prosperous America）估計，此次追繳的關稅總額可能高達540億美元。該裁決對在此期間進口了大量低價（主要為中國製造）太陽能產品的開發商和進口商是一個沉重打擊。太陽能元件商可能面臨高達產品價值200%以上的追溯關稅。而這種追溯性關稅開創了一個令人不安的先例，給未來的貿易政策執行帶來了極大的不確定性。業內分析師指出，此次追繳關稅可能導致部分太陽能項目從盈利直接轉為虧損，尤其是一些簽訂了長期固定電價協議的項目。拜登政府當初實施關稅暫停徵收令，本質上是在“支援本土製造”和“推動能源轉型”兩個政策目標間作出的艱難取捨。一方面，政府希望保護國內製造業免受不公平競爭；另一方面，又需要確保足夠低廉的太陽能產品供應以實現其清潔能源目標。此次判決雖然表面上是法律層面的勝利，但實際上可能延緩美國的能源轉型處理程序。行業組織警告，關稅追繳可能導致太陽能項目開發速度放緩，進而影響美國2035年實現電力行業脫碳的目標。目前，暫停令案件的被告/辯護方可以向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提起上訴，請求在上訴期間暫停徵收關稅，或尋求政治途徑撤銷該裁決。據《太陽能雜誌》報導，這些被告/辯護方包括美國清潔能源協會、比亞迪公司、阿特斯太陽能公司、Invenergy Renewables、NextEra Energy Inc.、東方日昇太陽能科技公司、美國太陽能產業協會和天合光能公司。

當地時間4月21日，美國教育部宣佈，將於2025年5月5日正式恢復對聯邦學生貸款的追繳。這是自2020年3月新冠疫情以來，聯邦政府首次重新啟用全面的“違約催收”機制，包括工資扣押、退稅抵消和信用記錄處罰。530萬名已逾期借款人將被納入財政部的“追債名單”，一場事關數千萬中產家庭的財務重構，由此開始。這次恢復追繳，看似是財政收緊之下的政策收網，實則暴露了美國學生貸款體系的根本性質——它從不是一種教育補貼，而是一種政府主導的金融業務。聯邦政府作為放貸人，借的是利息，保的是償還，面對違約潮來襲，選擇的不是改革機制、減輕負擔，而是啟動催收程序，把借款人推向市場化的追債流程。這不只是出於“財政吃緊”，還是出於制度設計本身的邏輯延續：學生貸款從來不是“社會投資”，它只是另一種形式的國家債權。自2020年3月起，聯邦學生貸款的償還、計息和違約追繳機制被全面暫停，借款人無需還款、無需計息、也不受任何信用懲罰。這場“特殊赦免”原計畫為期六個月，最終卻因疫情持續、政策反覆而一拖再拖，最終持續持續多年。儘管還款與計息早在2023年秋季恢復，但催收機制至今仍未啟動。這一長達五年的執行凍結，堪稱美國高等教育財政政策史上前所未有的“寬容窗口”。但，寬限即將終結。2025年5月5日，美國教育部將正式恢復追繳程序，530萬名逾期超過360天的借款人將被納入財政部的“國庫抵消計畫”（Treasury Offset Program），工資、聯邦退稅、社保福利等將成為首批可被扣押的還款來源。而這530萬人只是冰山一角。根據官方資料，美國現有4270萬名聯邦學生貸款借款人，總債務規模超過1.6兆美元。當前，只有38%的人恢復了正常還款，其餘借款人要麼處於寬限期、延期期，要麼已經進入逾期狀態。另有400萬人處於91至180天的“高風險拖欠區間”，還有近190萬人因系統停擺至今無法恢復還款流程。圖源：美國教育部官網在如此龐大的違約潮背後，不只是帳單太高，而是整套學生貸款機制已經變成了“違約製造機”。五年來，政策朝令夕改、減免計畫反覆跳票、還款系統故障頻出，借款人不是逃避責任，而是被困在一個連“怎麼還”“去那還”都說不清的迷宮裡。學生借款人聯邦官員警告稱，如果逾期趨勢持續擴散，幾個月內將可能有近1000萬人陷入違約狀態，屆時近四分之一的聯邦學生貸款都將正式違約，對國家信貸體系構成系統性風險。學生借款人保護中心執行主任邁克·皮爾斯則直言，這一政策恢復“既殘忍又多餘”，不僅難以解決違約問題，還將“進一步加劇全國工薪家庭的經濟混亂”。教育部還將授權擔保機構，對聯邦家庭教育貸款（FFELP）下的違約帳戶展開非自願催收，與財政部協調實施行政扣款。借款人將在未來兩周內收到聯邦學生援助辦公室（FSA）發出的郵件通知，被要求盡快聯絡違約解決小組，參與還款計畫、重組貸款或申請收入驅動型還款。2023 年 2 月 28 日，美國華盛頓最高法院門前，一塊呼籲減免學生貸款債務的標語面對服務系統失靈與還款路徑混亂，FSA承諾將推出簡化流程，包括增強版IDR計畫、AI助手Aiden、還款模擬器、延長服務時間等工具，以幫助借款人恢復還款節奏。但政府也明確表態：這不再是“協商期”，而是還款秩序的重建。大規模減免不再是選項，制度的主旋律已從“緩一緩”切換為“清一清”。學生貸款的制度設計雖然以“擴大入學機會”為名，但自始至終並非無償援助，而是政府主導的債務機制。隨著體系逐漸市場化，它早已偏離了公共資助的初衷。過去十年，大學學費大幅攀升：私立大學平均學費上漲超過36%，而美國人平均工資同期僅上漲2.1%；聯邦與州財政對高等教育撥款逐年縮減，學費成本全面轉嫁給家庭；同期，貸款利率卻持續維持高位，聯邦學生貸款利率常年在5%以上，私人貸款甚至高達15%。這使得借款人不僅在“還學費”，更在為系統冗餘、行政成本、奢華校園建設和教育排名工程買單。金融機構、大學本身、評級公司和貸款服務商在這個過程中皆有利可圖，而真正承擔風險的是借款人本人及其家庭。更嚴重的是，借款並不能確保“教育回報”。大量畢業生並未獲得足以支撐償還貸款的薪資，尤其在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等領域，貸款與就業回報嚴重錯配。一紙學位並未改變命運，卻帶來長達數十年的債務繫結。當前的學生貸款違約危機，並非發生在最貧困人群中，而是集中爆發在被認為“負擔得起大學”的中產階級。資料顯示：在收入中位數為6萬美元的家庭中，違約率顯著高於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中產家庭不夠窮，拿不到獎學金；也不夠富，負擔不起全額學費；他們以為自己通過貸款能提供更好教育，卻換來一紙信用套索。統計顯示，美國有超過720萬名50歲以上成年人仍在償還學生貸款。他們既是為自己借貸的第一代大學生，也是為下一代借款的父母。貸款成為一種代際轉移債務，甚至在退休後仍要從養老金中扣除還款。在制度意義上，這種現象標誌著“教育階層躍升功能”的退化：美國大學，已經從通往中產的階梯，變成了困住中產的債務陷阱。美國教育部此番重啟追繳，被包裝為“保護納稅人”，但實質上，它無視了整個學生貸款系統結構性失衡的問題。財政需要追債，中產無力還款，政策頻繁反轉，服務系統故障頻發——這不是一場簡單的“違約處理”，而是一場圍繞高教、財政、階層和信貸之間深層矛盾的爆發。從理性視角看，真正的解決方案不是靠追繳或減免一邊壓制另一邊，而是重建一個基於真實支付能力、可持續成本評估、合理財政責任劃分的學生資助體系。否則，這場債務危機不會被償還解決，只會隨著時間沉澱、規模擴張，最終演變為整個國家中產信貸基礎的系統性動搖。美國學生貸款，不再是“教育問題”，而是一個關於制度代價的警示。只不過，這份代價，從來不是制度自己來付的。是18歲的年輕人簽下的第一張貸款協議，替整個教育體系買單。知識改變命運？或許吧，只是先要從還債開始。 (北美留學生觀察)